吃棗的老虎
「八一五」降服，滿街都是日本人擺的地攤。這些日本人當初打算移民，對四鄰的中國人謙遜有禮，像沉默的蛇一樣難以捉摸。他們落力地生孩子，如今丟得到處都是。此時我母親剛剛出生，姥姥也想去撿一個，姥爺那幾天和他那伙偷大米的朋友滿街橫行，像摔跤的一樣敞胸露懷，「養日本人？你去撿，我把他摔死！」他們看準哪個日本人的攤上的瓶罐多，過去圍住，幾腳搗個稀巴爛。
後來他迷上了釣魚，釣魚是好事兒。那時的松花江魚極多，江輪上常見一人高的狗魚棒子在水面倒立。他周六下班背上皮兜子就走，禮拜天半夜，帶著一身腥味開門進來，把皮兜子蹾到地上，抹完手臉，鑽進已鋪好的被褥睡覺，留姥姥和我母親收拾。她們逐漸盼望那皮兜子能輕一點兒，回回少說十來斤，多的時候上百條，鯰魚、草根、鯽魚、鰱子，最討厭的是二三寸來長的嘎牙子和板黃，扎手，困勁兒上來了，不知道是還在收拾魚還是夢見收拾魚。再捅開爐子，把成案板的魚推進鐵鍋，一直咕嘟到連湯帶天都發白。這一大鍋，上頓下頓，連左鄰右舍，一起吃到禮拜三。
他青壯時最看不上老年人，嘲笑他爹尿頻、邋遢和老朽的氣味兒。姥姥給他洗成盆的襯褲，「如今你一樣沒落下，還不如他」，他就把目光、聽力和注意一切都朝向電視，「老虎沒牙了」。這樣的衰老之後，又經過十年的更加衰老，在無法維繫自理時，終於連自尊也卸下，忘凈了一切人事，別人聽到他的年紀，都用讚美的語氣說「這個歲數，可是什麼都經歷過了」。
他帶回家的錢沒準數，姥姥要憂鬱地盤算開銷，在家時她沒管過家，一到哈爾濱，馬上學會了經營窮日子。他倆的衣服乾乾淨淨，補丁都藏在暗處。對她而言，最好的局勢是月月剩下五毛，有這五毛，就像窗戶上糊的那一層高麗紙，擋不了寒氣，但落個寬慰。姥爺貼補家用的辦法是偷。鄰居大多是鄉親投奔鄉親，重血脈和名聲，看不上偷雞摸狗的閑人，可拿日本軍列上的東西，不算道德有虧。他本來就賊大胆，和另外幾個接應著，爬上靠站的火車偷大米和煤，撅樹杈做彈弓，打日本人的軍鴿吃。她看著膽戰心驚，他只覺得是遊戲。在懷我大舅時，姥爺終於讓日本人抓去了。
姥爺眼裡，他爺爺是條漢子，他回鄉那年爺爺正當花甲，話在胸膛里迴音，嗡嗡地響，張飛似的斑白鬍子。他爺爺和他爹是同一張臉，一個用刀刻，一個使面捏。在哈爾濱時，他爹竟沒說過，他爺爺是義和拳的師兄，起過神壇，帶四鄉拳民攻佔過教堂，拆過鐵路、拔過電線杆。二毛子跑得快，女人和孩子跑得慢，他爺九-九-藏-書爺分不清教堂的尖頂圓頂和上頭的鬼子架，直憋屈：一路上沒見洋人，沒剁到幾個人，一把推開手軟的徒弟，把女人和孩子搡進坑去。坑下，小孩兒哭叫說娘啊俺的眼迷了，他娘閉眼答道，兒你忍忍，忍忍就上天國了。再向前，他們和敗下來的隊伍匯合，說已被殺慘了，血流成河，回家去吧。他回到家，把還沒錛口的環刀掛進祠堂，等著再一次去活埋那媽了個巴子的天國。我姥爺聽完這些直打寒戰，帶著落草入夥的快意。那刀把末端的紅綢子飄蕩於他的少年。
姥爺體格沒長成，也不肯賣苦力。他當年本可不回老家，他爹在盟兄弟的礦上給他找了個記賬的活兒，他一直指責他爹為回關里娶娘們，欲把前房兒子送下煤井以絕後患。他去電車上搖鈴賣票，電車從南崗秋林商場下來，繞過制高點大轉盤上的木頭教堂，穿過首飾匣子般秀氣的火車站，從地段街進到道里的富人區里——他過去就在那兒住，看見不由得傷感——隔一站是花叢密密匝匝的公園，隔一站是褐色石頭的銀行大樓，一路叮叮噹噹地走到江畔停下，調換個方向，用推著的車頭來拉，向回開，一路的景觀和乘客皆很體面。他早起換上制服和帽子，斜挎著皮兜子和票夾，跨過地包的陽溝、垃圾山，聽到車輪子碾著鐵軌，利索地在腳蹬板上跳上跳下，來來回回于這些景緻之間，已經心滿意足了。他是這條線上最漂亮幹練的小夥子，報站的聲音像是唱歌。
在姥姥聽來，她丈夫所嚮往的均是噩夢：那地方的道是石頭鋪的，道上跑著不用牛馬拉的車，女人穿露大腿的裙子或大開衩的旗袍，和洋人一起滿街走，有幾十個喇嘛台，還有「皇上」。最怕人的是，日本兵都在那頭。可不由分說，她就被這個十五歲的男人帶了去。
她還要防備陰險的蝎子，它們悄悄順著背陰處鑽到炕上來，蜇得人哭爹喊娘，有的能毒死一條壯漢。入了冬，天還沒黑，她們被餓著肚子趕到炕上硬睡，炕洞里冰涼，身上搭著薄薄一層夾棉，朦朧中數著在房頂上跑來跑去的八路和遠處稀稀落落的槍聲。她見過日本兵，八路走了，他們准來，由漢奸引著進村，翻不到糧食，漢奸就教他們到磨盤壓著的乾井下去找，他們蹲在灶台上往鍋里拉屎，用壓箱底的新褲子擦屁股。日本人走了，八路又回來。這些在白日里無影無蹤的人，為了方便而拆了她家的牆，揭了全村的瓦，發明出一套複雜的敲門聲，還勒死吃掉了她那條叫「喜子」的狗。那狗沒吃過肉，沒吃飽過，像她一樣。有柴燒的冬夜和沒柴燒的冬夜交替，直到她長過十七，被兩隻嗩吶和幾顆眼淚
九_九_藏_書送著，翻過崗子去。春夏釣魚，秋冬射獵。他那桿雙筒獵槍是東歐進口的，棗紅木托沉重油亮，兩側鑲著漂亮的白銅雕花，像童話里的。平日槍托套著皮套鎖在大衣櫃里，槍管和罐頭瓶里的鐵砂子、炒過的火藥放在床下。這槍當年比一輛永久貴，是全家幾年的積蓄，姥姥那麼軟和的性子也暴怒了，磨叨了一年，此時，姥爺像聾了一樣，溫柔地擦槍。他隨意跳上列北去或西去的慢車，去打大興安嶺的野兔、狍子，三江平原的野鴨子，還獵過小野豬——長出獠牙的家豬。「你姥爺一輩子糟蹋了那麼多性命，怎麼沒遭什麼報應。」我姥姥說，她晾曬過成百上千張兔子皮、狍子皮，並沒派過什麼用場。斬獲多時，我媽領著成群的朋友回家吃熏兔子。他打獵打到六十幾歲，眼睛被雪晃得落下毛病。年三十晚上，裝上空彈，背上子彈帶，向著星空放幾槍。九○年，派出所把他的槍「暫時保管」了，留下張收條，他從此就老了一截。
他在段上年年看到因下月台被碾成幾截的屍體，雖然告誡家裡人不許在車站上亂鑽，但他們這些男人總愛賣弄危險，在汽笛響時橫跨鐵軌，站在編組的車頭前面賣單兒。他也說不清那次怎麼一個沒把住，就從車頭前的擋板上出溜下去的，怎麼就居然沒軋死他。一瞬間，四十節車廂的陰影壓在他的頭頂和背後。幸好他整個身子都完整地落在兩道鐵軌之間，他總算熟悉車底構造，本能地偏著頭使勁貼緊地面，手臂夾緊體側，腦子裡過著白茫茫的念頭。他一輩子沒服過誰，貼著後腦勺的轟隆聲終於給了他教訓。火車過去，他緩慢地逐個活動手腳尖，都沒事兒，爬起來看看四周，臊眉耷眼地出了站。他去肉鋪割了一斤前槽，回家包餃子，祭奠一下在車底下嚇丟了的半條小命兒。這件事，事隔多年，他才好意思講。
對我姥姥來說，活著是無始無終的溪流，過去既不值得記憶，也不值得自豪或羞恥。她的童年在盛產暴民和香油的河北鄉下，慘烈蒼涼，孤注一擲，旱時黃土板結，澇時顆粒無收，春季沒種的，冬季沒燒的，只有棗子還中吃。她照看家中幾代的孩子，給他們在睡前翻來覆去地講同一個故事：一頭虎如何慢條斯理地從腳趾開始吃掉一個婦人，還用婦人的嗓音與那家女兒說話。中風以後，她認不出我們了，可眼睛還是亮的，整天盯著窗台上的君子蘭。我六七歲時，她用出奇的嚴肅對我說：「你記著，你姥姥的小名叫小梅。」作為特殊的寵愛和信賴，她把通向少女時代的唯一咒語傳給了我。隔壁那間屋子裡，枯坐著那個跟她過了七十六年的男人，他倆都忘了彼此還活著。
如果向七十年前的那個小伙兒描述他日後如何整天垂著頭坐在沙發里打瞌睡，靠著運氣和一根塑料管子尿尿，他一定會憤慨地賭咒決不活成這個樣子。所以我至此閉嘴，把他送回他的好日子里去。
姥姥的爺爺是縣內名士，在鎮上的生意只剩了家點心鋪，只能在年根兒底下發給姑娘們一包石子兒似的爐果核桃酥，後來，連管賬的都懶得敷衍這空殼一樣的東家。她家的男人，連她妹妹，就剩下當游擊隊這條路，因為同村的仇家已投靠了另一頭。那幾間破瓦寒窯的屋子，耗子在房樑上熱鬧地打架，偶爾有條吃得肥胖的蛇吧嗒一聲掉下來，迷迷糊糊地趴在地上半天不動。蛇是神物，只能等它自己爬開，得罪了它，它會翻過來逼你數它肚子上的腳。她親眼看過蛇是有腳的，比蜈蚣還多。
我姥爺民國十五年生在哈爾濱，坐穿城而過的有軌摩電，看道外園子里的電影，吃俄羅斯列巴和烏克蘭紅腸，腸里摻了一半牛肉一半豬肉，經過熏煮，大蒜味兒刺鼻，上癮以後，一輩子都想，又和日本鄰居學會了喝味噌湯。在他跨在車沿子上，被沙塵拍打著一路向獻縣西城鄉張花村走時，只見越走越窮困稀落，「滿洲國」有三江匯聚的黑土原，這裏更平，望過去黃漠漫漫，連樹都沒幾棵。他爹在中東鐵路上做技工，會好幾種老毛子的土話，掙出來在「關里家」（他們這麼叫故鄉）看很大的一筆錢。日本子打退了老毛子，溥儀「登基」，新死了媳婦，幾件事湊在一起，他爹決定歸根了。這個高人一頭的漢子，鞋賽兩條旱船，性子卻軟，從來不生孤憤的怨氣，不理睬他的氣惱，正滿意地看著前程。
本文選自賈行家新書《塵土》。
起初以為他心浮愛俏，跟個女人跑了。地包這地方，年輕男人成年累月熬著見不到頭的窮日子，易於扔下九*九*藏*書幾張嘴，跟個萍水相逢的女人去圖一時快活。有的幾年後悶聲悶氣地回來，對著已經挺大的兒女和老了許多的女人，哭鬧一場，接著過下去，旁人還說是好事，好比薛平貴王寶釧。有的漂泊到自己都不知身在何處，突然染一場暴病，在荒村野店裡躺幾天，連餓帶凍，像荷葉上的蛤蟆撲騰一下翻進水裡，就在世上永久消失了。得到他是被抓進憲兵隊的信兒，姥姥不再瞎猜，又想來那年的火車跑得是何其快，那麼快的火車從老家跑到這裏也要三天兩宿。送信人又說，並不是為了什麼正經事兒，有幾個人在電車上照相，他跟著湊熱鬧，沒承想裡頭有一個共產黨。到她下地有點兒吃力的時候，他自己回來了，又白又瘦，原來根根直立的濃密頭髮成了斑禿，她上下仔細看了幾遍，冒出一句：「你在裡頭吃得咋樣啊？」我大舅生下來只有四斤，被隨便取個小名叫「小崽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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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母親那年，姥爺不到二十歲，日子雖不輕鬆，但不耽誤學會各種各樣的嗜好。先是學抽煙，鐵路福利不錯，貨運段給會抽的每月發兩條，不抽白不抽，他也憋著咳嗽叼著棵煙人前人後地晃，很快就落實了兩條煙的待遇，但煙癮很快突破了定額。還愛跳舞，下班回家，先卸下姥姥給續的厚棉褲，挖一指頭雪花膏細細地抹臉，買不起毛褲，數九寒天套兩條單褲，蹬上供在桌子底下的單皮鞋，往江上俱樂部去趕第一支曲子，姥姥只能小聲嘟囔「凍死你個兔羔子」。高興時，領著全家坐出租馬車去看戲、照相。他有過一宿輸光一個月工資的光榮，之後訕不搭個三五天，姥姥就晝夜縫活兒、編麻繩、鉸鞋墊兒，好歹撐到手裡重新結餘五毛錢。輸過了那次，他不再打撲克了——改玩麻將，關里家帶東南西北風數番的玩法，他鄙視東北的「窮和」，牌風很順，打得也小，他正積極入黨，認為黨員不該玩得太大。我姥姥就感謝黨，若沒有黨，他不定作出什麼禍來。
姥爺在鐵路上浸透了浪漫，鐵軌通向任何一個方向，呼嘯過田野、小城鎮、許多困守無望的生活，可以肆意地看，略不停留。他去哪兒都不用查時刻表，坐在家裡等到別人在檢票口排起長隊時，才不緊不慢地放下杯子出門，從火車站黃色的圍牆上找到個小門，打個招呼進去，在車輪快要動起來時才上車，好像早到片刻，就會褻瀆與鐵道的默契。
此外，各種正經活計，他也一看就會，沒拜師學過木匠，借來錛鑿斧鋸九_九_藏_書，就打了一屋子的傢具。他在外是個嚴肅本分、信譽很好的人，毛病是不卑而亢，對弱者慷慨無度，總被聰明人的幾句奉承話支使。他自信憑著自己可以堂堂正正地掙得和守住這輩子所需的一切，他從地包搬到崗上的磚房用了六年，驢車上拉著四口人和一冬天的煤，那是俄國人造的有壁爐和水龍頭的房子，有兩層籬笆牆的院子。他從平房搬到樓房又用了六年，那是全哈爾濱最早的宿舍樓，在二十年裡都招人妒忌。造反派要他騰出一間時，他提著菜刀站在門檻上，指點當先一個：「來來，你進來一步來說話。」他不買權勢的賬，也看不起生意人，只崇敬讀書有學問的，一心一意地奉行自己理解中的文明：講理，不說髒話，不幹慫事，自豪於他這樣的脾氣一輩子沒打過老婆。姥姥只是撇嘴「他也就是沒打唄」。他八十幾歲時，我問他是否那天覺悟到真要殺人，他的臉色再度發白，點了一下頭。
哈爾濱沿江勢而建，不順南北，沒有中軸，被鐵路切作三段，成個「品」字。火車進城最先到「三棵樹」，沿途泥草房和墳地不絕，其間有熱鬧的市集和妓院煙館，五方雜處，因為操賤業的多，悲劇慘禍多，最為生動，這鐵道以外之地即是「地獄」。姥爺六歲那年，松花江水決口，半個城市為澤國，窪處的房頂冒幾個泡就陷進旋渦，房頂的呼喊聲便消失在白煙里，上街要划船，只有南面高崗一帶安然無恙，避難崗遂有了「天堂」之稱。南崗是日光城，在夏天的白夜裡光怪陸離，流亡白俄最後的高貴，猶太人的聰慧，均傾注其間。崗上有馳名遠東的商場、教堂和戲院，崗上街巷蜿蜒，便道上排著石頭花壇、木頭長椅、帶彩色玻璃罩的路燈，每個拐彎上都有八面玲瓏的洋樓，木柵欄障子抵著馬路內側，柵欄后是盛怒的花，均被日本人佔據。「品」字上頭的那個「口」是道里的埠頭北至江沿兒，姥爺五歲那年，省主席馬佔山在此處的鐵路橋頭與日本人絕望血戰，斃敵二百，傷敵一千，為自己贏下美名。此地因為既轄有中國大街和江堤柳岸，又有叫作「地包」的貧民區，成為苦笑著的人間——他們投奔的就是這裏。地包沿火車道一鋪十幾里，住的都是窮人，最闊的是拉車的、扛大包的，吃得起烙餅卷豬頭肉。住戶大多是山東和直隸人，也有窮俄國人。房子，矮的是他倆住的窩棚，一半修在地下，叫地窨子，地面上半人多高，到了冬天省柴火；高的是關里家式樣的帶脊瓦房，最闊的是房東那種紅磚灰瓦的三合院，房東正是西城鄉人，他們認作叔。姥姥到這裏，看著雞籠一樣的棚戶心裏既發滿，聽到全是鄉音又踏實，雖然擔心著火，也不想再踏出去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