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漆器廠
師父又說，「你先去做一段時間，到時如果有什麼問題，你再來找我」。
他以為自己會變成一個設計師的。高中畢業他去學了設計，後來在北京找了工作。然而他發現設計和他想象的並不一樣，有時自己辛苦做了一個項目，每個人都說好，但老闆和客戶一句話就推翻了。凌晨兩點，他發覺疲憊是他對自我的唯一觸覺。
做了一年多，老闆的生意蕭條了。他對小周說，「你另找人吧。」
1993年，漂泊的周師傅回家了。
「我從沒有想過我居然還能做大漆，我感覺很幸運。」
種棉花的時候，他並沒有拿到什麼工資。老闆來的時候也沒什麼本錢，他說，等棉花種出來了以後大家分。過了八個月，棉花終於長出來了。大夥興高采烈地把棉花送上車。棉花被收購了。老闆說，拿到的錢里，得扣掉你們的生活費、伙食費，之前都是我墊著的。周師傅回家時，幾乎沒拿到什麼錢。他覺得自己白乾了。
「我不干涉他，他願意做什麼做什麼哇。」周師傅說，「但是我們那個年紀，下了班都得回家做家務的。」
「算是？」
在最後幾天，我才見到周師傅。阿申那陣子胳膊上長了疹子，去了醫院，車間里只剩周師傅孤身一人，他正把黑漆塗到杯胎子上。他的肘抬得很高，使得動作看起來粗獷。
在鋼廠里，爸爸負責在鋼材從機器里吐出來的瞬間，牽著它。有一天，機器出了毛病，鋼材直接飛了出來。它劃過爸爸的肚皮，爸爸的皮肉都翻了起來，血粘在滾燙的鋼鐵上。他沒法再做活了。
「你知道的，化工廠多嘛。」
「至少沒有東一哈西一哈的。就在那兒幹了十多年。」
「村裡好多人都涌去成都，我們就想向外發展。要找個大城市啊？就去了昆明。」
漆器廠是在1954年成立的，到了1974年，改建了新樓，就是現在這棟。漆器廠六十來年的生命是跌宕起伏的—它曾在九十年代達到頂峰，那時廠里有兩三百號人，整天熱熱鬧鬧的。而後漆器廠一夜崩塌，扯進官司，屢屢陷入停產。再後來，它奇迹般又活過來，只是元氣大傷。2008年地震的時候，天花板的粉末紛紛而下，電燈搖來晃去。人們都擔心這座快四十歲的老廠房要塌了，可質檢員在表格上打上一個個勾，又揚長而去。
也是在93年，他結婚了。他二十一歲，妻子是一個村裡的人。
阿申和如斯商量好了，要做丁克家庭。他們還沒有告訴父母，打算先拖著。
「幫著他們。咋說呢？其實就是打工那樣子。」
「出去闖！如果連社會都融入不了，那還不如留在家裡！」
如今他成為了嗎？很難說。他和父親所期待的自己南轅北轍，但也可以說是殊途同歸。他2011年5月來到成都，今年已經五個年頭過去了。
「你曉得啥子是配菜嗎？就是點了菜，廚師負責炒。我們看了那個單單就要給他們準備好原材料。比如宮保雞丁，就要雞脯肉切成丁丁，花生粒、蔥蔥切成丁丁，萵筍也要切成丁丁。都要馬上準備好。」
「你是彭州人的話，和如斯是老鄉嗎？」我問周師傅。如斯是阿申的妻子，在三樓的大師工作室，有時也下到阿申和周師傅的漆工二組來散散心。
「這個做了久了。」周師傅放下手下的刷子，看著天花板數數，「哦喲，這個做了很幾年！八年。」
「所以我們就失業了。也算不上失業，我們本來就是臨時工嘛。」
阿申知道，其實爸爸希望他留下的。爸爸希望他能繼承自己的修理手藝。哥哥已經遠走高飛了，他希望至少有一個兒子能留在他身邊。可他不善於表達，說不出。
「算是吧。」周師傅靦腆笑笑，「我們隔了一多里路。小時候還是比較保守，認識歸認識，不可能在一起玩。大了，鄰居就介紹。見了一面，覺得可以，就成了朋友關係了。有了更深一層的交往。」
爸爸最開始是農民，攢了些小錢，和幾個兄弟一起去東北投資開了鋼廠。後來，大環境不好，鋼價一直跌。廠賠錢，黃了。爸爸虧了錢，只好去唐山的鋼廠里打工，就像如今那些無處可去的中年工人。他們呼吸著骯髒的空氣，催促年輕人們遠走他鄉。
1
「我盼望著中國漆器什麼時候也能像國足一樣出線一把。九九藏書」他說。
在西安，二十歲的小周在飯館里配菜。
做漆傢具的手藝很快消失了。聚氨酯漆便宜，做起來也簡單。人們蜂擁進這個行業，大多數的人都一學就會。周師傅和身邊人的活越來越少，到最後沒了工資，只好離開。十六歲的時候他還以為大漆的傢具可以做一輩子。
「這個太方便啦。因為我們整天就待在電話亭里。」
「這是個老廠，很老很老了。」阿申告訴我。具體有多老，他也不清楚。總之，比他的年紀更大。他是90年出生的。他知道，廠的年紀比他還要大很多。
「我希望這個廠越來越好。」他說，「因為我想得到保障。因為我想長久的，一直一直在這裏做下去。」
許多時候，阿申的敘述都有戳穿時間把戲的力量，而他自己卻對這種超越性渾然不覺。你會覺得，也許誠實的人都有這種品質，只是由於他們的數量稀少而顯得難能可貴。此刻，木板上的漆碗在阿申的描述下彷彿真的有了生命，你想象它們褐紅的皮膚漸漸暗淡下去，然後有朝一日又閃亮起來，如同宇宙坍縮又膨脹。到了那個時候，它的皮膚通透，它的血管發光。在紅色的鏡子里，你看到自己的臉龐，看到自己臉龐里的鏡子。你看到虛妄的現實。你看到永恆的表面。你看到無限的自我和鏡像。
阿申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對漆器這麼著迷。他的手一動起來，漆器彷彿就成了他的孩子，有了生命。他說，用的砂紙，磨的力道，甚至磨漆的心情，都會影響漆器最後的樣子。所以，即使到了周末，他也時常來廠里加班加點。他的妻子叫如斯，也在廠里做漆器，到了周日，就隨他一起過來，搬一個板凳，坐在他身邊，給他打打下手。有時阿申會想起唐山的爸爸媽媽，童年的鋼廠煙囪，公路邊爸爸的修理鋪子。他想起鋪子里的鐵皮牆壁，石棉瓦蓋的屋頂，冬天爸爸嘴邊吞吐的冷氣。爸爸的雙手在周圍村子是出了名的靈巧，他總能讓廢棄的農用車煥然一新。阿申知道自己的雙手也擁有相似的天賦，但他從未想過他要去的地方是一個遙遠的西部城市。他將遠走他鄉，他將繼承一門古老手藝，他將去到成都漆器廠。
他開始了一段漫長的流浪生活。他尚且年輕，生命充滿可能，但命運擺出的選擇偶然又有限，他彷彿只能隨波逐流。偶爾有人在水流里淘到金子，其他人大都順著水勢飛流直下。
「也算是穩定了。」
「你是什麼樣的人，就會做出什麼樣的漆器。」他告訴我。
一段時間以後，他有答案了。他也不必再和師父說什麼，一切都不言自明。
成都漆器廠老了，但還活著。如今它藏在寬窄巷子旁的民居里，它的窗口爬滿藤蔓，它的牆上銹跡斑斑。四十年前它是附近最高的樓，三層，可以睥睨整個成都。那時新樓剛剛蓋好，廠里張燈結綵。樓頂上掛了「成都漆器」四個大紅字，鞭炮聲中人人都覺得它會欣欣向榮。
阿申怔住了，半天沒說話。
「關鍵，看你有沒有那個心。」師父回答他。
工廠給他安排了一個師傅，阿申。阿申比他小快二十歲，但穩重得不像個年輕人。周師傅來廠里的時候，阿申通常已經到了。他不說一句話，也可以安然自得地幹活。阿申的妻子如斯常會下樓找他們聊天。裝飾車間的雲淇沒活的時候也會過來散心。她二十多歲，長著一雙娃娃臉。她總回憶起周師傅碰漆長漆痱子的日子。她說，「哇噻，你沒看到啊，周師傅長的那個漆痱子，兩隻手腫得像豬爪一樣！」
周師傅去了新疆，就開始播種。早上四五點鐘他就要起床，太陽已經出來了，晚上十一點過了，太陽還掛在樹枝上。在短暫的黑夜裡，他總是無法入睡。新疆的天太熱了，讓他沒法適應。他想起二十歲西安餐館里的日子，那時是寒冷讓他措手不及。他覺得還是四川好。然而好多年過去了，他仍是一個異鄉人。
90年出生的阿申，有一張75年的臉。他的腦門挺大的，下面的輪廓卻縮回去，像一門三角盾牌。他留著淺淺的絡腮胡，頭髮基本都剃光了，剩下的和鬍鬚連在一起。我見到他的那天，他戴著口罩，因為之前體檢出有些肺粘連，要阻隔車間里的灰塵。「你猜我多少歲？二十六？嘿！被你猜中了。人家都說我長得太快！」
小周做了半年，心氣正九_九_藏_書旺，很快就做到沒意思了。他覺得自己不適合做這一行，還是懷念之前做大漆的日子。可是已經沒人做大漆了，人們都在做聚氨酯漆，誰還擠得進去？他覺得西安的冬天好冷，溫度比四川低好多。他不想長待了。
這年他二十一歲。他已經去過許多地方，卻仍對世界充滿不安全感。在成都城裡，他找到一個管理公用電話亭的臨時工作。這是一份電信公司外包的閑工，整個成都市，只有十多個人在管理電話亭。小周一個人要管六十幾個電話亭，縱橫幾條街。他負責清潔衛生，檢驗故障。每天他穿梭在電話亭與電話亭間，如同他往日的漂泊一樣—世界無限寬廣，他卻只留寸土容身。
「看不出。」我安慰他。
是在成都，他發現漆器是個多麼美的東西。有次他負責漆器的胎底設計，來成都出差。交接圖紙的時候，器型問題要找做木胎的去溝通對接。他走進工廠，看到安靜做工的老師傅和學徒們，突然發現，原來漆器是這麼有趣的手藝！
如今爸爸媽媽兩個人留守在老家的村莊里。唐山市裡嚷嚷著要整治污染，許多農用車都被淘汰了。世道也變了—現在的人不愛修東西，舊了的就扔掉。爸爸的鋪子上，生意越來越清淡。有時，爸爸在門口踱來踱去，看國道上的卡車呼嘯而過。
周師傅打電話不要錢，因為存了許多IC卡。這些IC卡，都是電話亭里的人忘在裏面的。周師傅和他的夥伴們把卡取出來，收集進口袋，這是他們為數不多的愛好之一。他們的出租屋裡擺滿了各式各樣的IC卡，像是孩子們吃零食收集的偶像圖片，他們珍惜它，彷彿代表某種特殊回憶和特權。
印刷廠倒閉后，周師傅又去了外面的廠做包裝盒。過了一年，廠搬走了，他又下崗。為何他總是那個被犧牲的人？為何總是他倒在塵土飛揚的車轍里？
爸爸並沒有就此清閑下來。他動了腦筋，自己運來舊配件，去改造氣動的翻斗車。改造完了，再自己運出去賣。爸爸的雙手從來都忙個不停，但一直不喜歡說話。以前他抽煙，一直抽，不管什麼時候都在抽。後來媽媽生了一場大病，爸爸下決心把煙戒了。媽媽托姨媽去城裡給爸爸帶了好些糖塊，她說，你忍不住了就含著。
「從小就認識嗎？」
「我想做漆器。」一天，他對漆器設計的師父說。
在公用電話亭的日子里，他時常想念彭州的妻子和孩子。妻子在家務農的，那時候農村很少有電話，傳呼機卻風靡每戶人家。有時，妻子有事要找他，便傳呼一個給他，他收到便明白，立刻去電話亭打回給她。
他開始有了興趣。不久，他和老闆說，「我想學漆器」。老闆不同意。阿申不管，上班照樣做設計，下班了，或者周末，就去學漆器。
「做什麼呢？」
「會覺得生活動蕩嗎？」
阿申告訴我，「漆器有一點很神奇的地方：無論哪一道工序出了差錯，在後面都是可以補的。比如木頭胎子出了裂縫，漆工就可以在下道工序里填上漆灰，塗上一層一層的漆后一點也看不出來，完美無缺。然後你買回家，放了一年，發現原來木頭裂縫那裡看起來居然有些塌陷了。可是你摸上去，完全是平的。沒有任何問題」。由此，阿申總結出一條人生道理：「人心不也是這樣嗎？你做了件錯事，沒有人知道，誰也看不出來。你總能想辦法掩蓋。但它總會留下印記的。它從一開始就在那裡了，從未走開。」
阿申告訴我，他已經定好了將來的研究方向：他要做一色漆的漆器。他說，裝飾再好，底子不好都是白搭。一色漆就是底子。
95年他們有了一個兒子。如今，兒子也開始談戀愛了。他並沒有讀大學，而是去了雙流高速收費站做收費員。女朋友是兒子的中學同學。他們每天下了班就出去玩，經常是一起去網吧。
「當時好像在深思，腦子裡卻是一片空白。」後來，阿申告訴我。
爸爸打井攢了錢，終於開起一個小鋪子。那是一間用鐵皮圍起來的小屋子，上面用石棉瓦蓋住。冬天，唐山冷得很。阿申記得，風會不停地從鐵皮間漏進來，爸爸呼出的氣都快結成冰。爸爸在這棚戶般的小鋪子里堅持了八年，直到又蓋起像樣的房子。
「哈，她在西門，我在東門。她在縣城裡頭，我在縣城外頭。」
2000年周師傅去了新疆ｒｅad•９9ｃｓw.ｃｏm，種棉花。他聽朋友說，新疆種棉花好來錢喔，一年能掙好幾十萬！
「有熟悉的感覺嗎？」
3
阿申是我在漆器廠里見到的第一個漆工。他待的車間叫漆工二組，一般有三個人，但今天只有阿申一個：周師傅看病去了；胡姐不知為什麼不來，聽說也不會來了—李廠長說，她懷孕了，她自己也不知道。
小周隨著老闆去了昆明。老闆在服裝城邊上租了一個出租房，買來海綿，做成墊肩，再拿去服裝城裡賣。小周不是出去吆喝的人，而是在出租屋裡做墊肩的。為了進出貨方便，出租屋一般都在底樓。老闆租的是單間，有的有窗戶，大部分沒有。屋裡沒有傢具，沒有裝修過，暗無天日。老闆買來固定尺寸的海綿，他們就用燒紅的電鎢絲把它們切成小塊，然後再做成墊肩。他們總是很精準，進去多少海綿，第二天就吐出多少墊肩。沒有傢具的房間像是一台簡潔、永不止歇的車床。
我見到阿申的時候，他正在用砂紙磨著漆碗，並不用力，但頻率快得很。磨了一陣以後，他把砂紙在水裡浸一下，甩干，繼續磨。「漆器中最基本的就是打磨，最基本也最重要，」他說，「刷漆、打磨。做漆器就是這樣重複的工序堆積起來。」
節選自孫中倫新書《回來》。
2
他去了雲南。
他的同伴們大多都離開了。他們或因喜愛、或因做活而前來，後來發現，喜愛無非彈指一瞬，而工資也低得可憐，故而年輕人來來往往，少有人真的留下。廠里的工作桌空了又空，只有阿申還坐著磨碗。有時，他把這裏當成自己的工作室。他想象自己像他崇拜的日本漆器大師柴田是真一樣，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天地里做出最精緻的器物來。
4
阿申有一個哥哥，如今在北京做飛機票銷售。小時候，他們常在爸爸的鋪子里晃悠。爸爸是一名修理工，農村裡各式各樣的車子和機械都是他來修。阿申並不喜歡修東西，但是看著爸爸的鉗子和螺絲刀，耳濡目染，喜歡上精準的工業設計。
漆器廠如今仍用大漆做原料，所以成本居高不下。三樓的余師傅和他的胖兒子負責制漆，他們祖孫三代都在漆器廠里。爺爺余書雲是上一輩里有名的制漆大師，好多年前就過世了。如今余師傅接過他的衣缽，常在制漆間里擺個小音箱，放紅色歌曲。胖兒子因此總和他鬧不開心，常常戴上耳機負氣出走。
「現代的社會啊，物品流通得太快啦！往往漆器剛做出來，別人就要買走。所以，為了呈現最後的亮度，就得用機器拋光。但那個光澤和漆器沉澱以後的光澤是不一樣的。很刺眼，但不潤。」阿申告訴我。他終於磨完了漆，把漆碗都放在木板上。「漆器是個很好玩的東西。它剛出來的時候，漆色會越來越暗，但暗到一個程度之後，就越來越亮，潤度也越來越高。你越是把玩，它就越是亮。到最後，它亮成鏡子一樣。然後，它會永恆地亮下去。」
「我十六歲開始做漆，學都沒上完，做到二十歲，受到衝擊。」周師傅說，「我們的那個大漆，被那個新出來的聚氨酯漆衝擊了。它又便宜又亮，亮得像蛋清一樣。我們的大漆沒得做了。」
「很多人不喜歡日本，因為他們侵略過我們嘛。」他說，「但我接觸漆器以後，了解了他們的匠人精神，對他們有了欽佩。他們就是，一色漆的漆器如果五個月可以做完，他們就會用十個月把它做到最好！」
阿申也知道，媽媽支持他出去闖。媽媽是個獨立的女人。年輕時，她從承德嫁來唐山，作為一個異鄉人，很早就學會了察言觀色，但內心裡總有自己的主意。從小，媽媽就告訴阿申和哥哥：
「還是不要像這個。」我勸告他。
「哇，五年了！」阿申說，彷彿自己從沒有想過時間，「來成都五年，就代表做漆器已經五年了。」
「不會，我是個沒有追求的人，覺得有個活干，我就滿足了。」
「掙啥子錢嘛。真能掙，不都過去了。」
「和老婆一起嗎？」
周師傅是漆器廠里最老的學徒，今年四十四歲了。關於他為什麼四十四歲還願意做學徒，廠里沒人說得清。人們九*九*藏*書都說，只知道他年紀很大。周師傅的個子不高，肚子稍稍發福。他通常只說彭州話，說起話來靦腆羞澀，說不下去的時候，就低下頭去自己笑。
「聚氨酯的那個『氨』，好像有個耳朵旁。」周師傅提醒我。
「所以現在漆器成了我的小孩了，雖然這說起來有些誇張。」阿申說，「但現在除了家人，最在乎的就是這些漆器。其實我也想有錢，也羡慕那些每個月能掙五千、一萬的人。但做了漆器以後，感覺這個想法不是那麼重要了。如果能養活家人，我想把漆器一直做下去。」
兒子五年級來到成都上學，妻子在他去新疆時就開始在成都做家政。到了2014年工廠倒閉，已經沒有人叫周師傅小周了。「周師傅」是他常聽見的名字。如果你仔細回想，會發現這個稱號來得是那麼突然。是什麼讓他對此習以為常，像一個老朋友身後的呼喊？
「有想過不幹嗎？」
八年以後，周師傅電話亭的工作丟了。這本來是電信公司一個小領導承包的活，後來，公司里的大領導把它承包給廣告公司。廣告公司想要亭子，因為亭子是玻璃做的，裏面可以貼廣告。
「還好，還好，沒有我想象得嚴重。」周師傅說，「因為幾十年前做漆的時候，我也長。那時又腫又癢，我以為這次會更凶，其實還好。就手指上長了水泡，不癢。我之前還以為全身都會長滿。」
如今漆器廠仍不可思議地活著，如同任何一個活過自己期待的老人。轟轟烈烈俱成往事，它的呼吸躲在老城中央。它的器官仍正常運轉，甚至出產的漆器也還源源不斷，只是廠房老了，人也稀零，只有屋頂下的「成都漆器」四個字仍趾高氣揚。如今老人們在路邊乘涼，女人從隔壁屋頂探頭晾上白色被單。兩鬢斑白的保安從保安室里走出來，懶洋洋地問你，「喂，幹啥子？」他的眼皮耷拉著，手中的保溫茶杯是灰黃的，新泡的茶葉在水中上下翻滾。
阿申最佩服爸爸的一點是，他一開始也就只是在工地上隨著雜七雜八的人學了點電焊，修些小零件，只能在鋪子里修修輪胎。過了些日子，爸爸不知去哪裡弄到了有關機械的書，憑著自己認得的那些零星漢字，一頁一頁地翻。晚上，阿申要睡覺了，他總能看到爸爸坐在炕邊，一邊燒著火，一邊翻書。到了後來，他能修農用車的電機，卡車的水泵了。再後來，他什麼都會修了。阿申想，有朝一日，他也要成為爸爸這樣的人。
周師傅是去年十月份來的，如今，七個多月了。其實，他和漆器早有緣分。他的第一份工作便和漆有關，是去傢具廠里學塗漆。那時他十六歲，只是一個毛頭小子。別人做好的傢具送來，他們一群夥計便給傢具上漆。刷漆是一門手藝，要和師傅學的。那時的漆，都是大漆，從漆樹上來。做這些大漆，很有講究。許多老師傅，刷漆就刷了一輩子。然而在這個時代里，他們沒有這個福分了。
「你知道大漆怎麼來的嗎？大漆是漆樹上來的。漆樹產漆，它的性狀就是會分泌乳液狀的液體。人呢，就要把樹切開一個傷口，用樹葉墊在那裡接漆。現在，人們都用漏鬥了。他們把木桶放在漏斗下面接著，接好以後，用報紙封好，隔絕空氣。」阿申告訴我。說到興起處，他直起身子，把自己比作漆樹，用手掌在胸前切開一道口子，彷彿那乳白色的漆隨即就可以順勢而下。
1990年，阿申出生在河北唐山。唐山的城裡遍布煤礦和鋼廠，裏面的工人大都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二十幾歲的，不願意做那些行當，總喜歡去外面闖蕩。環境污染的排行榜上，唐山常年名列第一，有一次屈居第二，鎮上居然掛起了喜樂的橫幅。阿申住在家裡的時候，黑色的皮鞋穿出門，回來就變成灰色的了。
「掙到了嗎？」
「那時不是，是幫別人一起做。」
在成都阿申遇到了現在的妻子如斯。如斯是成都邊上的彭州人，他們是在學漆器的時候認識的。去年十月他們結婚了。「結婚以後我胖了二十斤，」阿申說，「即使結婚忙著張羅，還是胖了起來。你看不出吧！我肉都藏在肚子上。」
周師傅回來了。他約莫三十歲，是小說里某個冒險家出場的年紀。但他不想再出去了，不想再出四川。接下來的生活，是簡歷上一行字可以概括的—2001至2014，在成都的中國電信印read.99csw.com刷廠，印刷工，印發票。
「我出了四川，去過西安，到過雲南、北京、新疆。其實也就這麼多了。」周師傅說。
「所以啊，我的想法是，你得對來年的時尚有預判，」阿申嘀咕著，「就是你要先把它做好了，晾在那兒，第二年等它自己發光以後，再拿去賣。」
「師傅，累了吧，我來！你告訴我，怎麼做？」
「其實原來很喜歡小孩子，」他說，「但是現在看各種各樣的環境問題，疫苗之類的，我和如斯達成共識，還是不要小孩了。我們廠有個阿姨的小孩就趕上了那批疫苗，孩子發高燒，好幾天才退。我還聽說對智商也會有影響。」
「有啊，我一聽說又是做漆的，就感覺很舒服。因為是自己做過的，不需要現學，就覺得沒有壓力，感覺自己做得到。」
然而兩個孩子就快要上學了，誰來養家呢？養好傷以後，爸爸打定主意跟著村上的打井隊東奔西跑，學新手藝。人家師傅不肯教他，因為他不是徒弟。他就在旁邊看著，等到師傅做累了，便衝上去說：
周師傅四十四歲了。他讓我猜，從我的直觀來看，他多大年紀。他把肚子挺直，露出笑臉。牙齒黃了。他的皮膚黝黑、油亮，像是汽油稀釋過的黑漆。你想象那個二十多年前的少年，少些皺紋，多些汗漬。老師傅教他們給傢具塗漆，他以為自己也最終會成為老師傅。那時漂泊還未開始，更未結束。而如今在大漆里他嗅到過去的味道，嗅到隱秘的苦澀和藕斷絲連的人生。
時代已經變了。好多廠開始用化學漆，如今它像曾經的聚氨酯一樣風靡南北。雕圖案也不用再找厲害的師傅，直接用絲網印刷就好了。漆器被擺上淘寶貨架，人人皆可擁有，不再是「王侯將相」的專屬物。
「只有孤獨，才能讓人做出最極致的東西。」阿申告訴我，「柴田是真做的是最極致最極致的漆器，別人想恢復都恢復不了。現在他死了，再也沒有人能趕上他了。」
「沒有沒有。我刷這個漆，感覺到很舒服，很親切。」周師傅說，「我跟你說了，一二十年前做的東西，如今又重新來做了，我覺得很容易上手，也很順暢，所以也不會想要放棄。」
「可是我不願意用化學漆。我用化學漆做，就像在做塑料一樣。」阿申說，「有一次貨急，我用了化學漆。它的光好刺眼，直接反射到我眼睛里，而且摸起來，也沒有大漆那種柔和的感覺。我心情很差，雖然最後還是交貨了，但是我想，之後再也不要用化學漆了。」
阿申去學漆器了。學的過程里，同伴來來往往，然而最終都選擇離開。他有時感到困惑：這個行業是不是不行啦？手藝是不是快失傳了？他也理解朋友的苦衷，他們無非是礙於枯燥和工資不高。那麼他自己呢？他一直想著師父的話，他有那個心嗎？
這一年他還是二十歲，發生了許多事，時間卻仍過得很慢。他在雲南是做西裝墊肩的。彭州的農村裡，有幾十戶人家都在做墊肩，全球分工的浪潮里，這塊特別的棉花莫名其妙地落在他們手中。
「那我就只好走咯。」周師傅說，「不久，北京一個老鄉找到我了。我就又去幫他。還是在出租屋裡，還是一樣的活。做了半年，生意不好，又不做了。」
「你覺得你的選擇是對的，就去做吧！」爸爸媽媽聽了阿申的決定，擺擺手說。
已經許多年過去了，如今周師傅不再覺得時間過得很慢。他想起漂泊過的許多地方，但是記憶是黯淡的、貧瘠的。無論在廚房，還是在出租屋裡，他都看不到窗戶。他的漂泊是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其餘的壯闊景色則由他人共饗。而無論是在現在，還是在從前，他都總想起十六歲時刷大漆的日子。大漆的味道濃烈，他的手上長滿漆痱子。那時的日子很好。今後怕是沒有那樣的好日子。
「去漆器廠吧。」一個原先的工友勸他。工友在漆器廠的門面鋪子里看店，他聽周師傅講過小時候刷大漆的經歷，想他感興趣。周師傅答應了。選擇是偶然而被動的，但他在這無常里尋到某種線索，彷彿是命運補償。已經二十多年過去了。兜兜轉轉二十多年，他又回來做漆。
「所以，不要去新疆種棉花。」周師傅告誡我。你可以感覺到，他刷漆的手明顯開始用力了。他的臉微微漲紅，彷彿已經消失的委屈重又湧上心頭。他重複了一遍，「千萬不要去新疆種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