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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拍的不是慰安婦,而是高貴的中國人

《二十二》拍的不是慰安婦,而是高貴的中國人

作者:別人的佩佩
這位前輩事後回想,幸虧當時他還沒有孩子,否則他絕對沒有勇氣問出那些問題。而這個老人,一開始平靜得出奇,其實是巨大悲傷裹挾下的堅忍。
起重機吊起一塊鋼筋,露出了一個穿著護士服的身體。營救人員把護士的頭和四肢挖出來,開始清理面部。老頭也圍過去看,看了一眼,掉頭走了。
僅憑這些,《二十二》就值得我們進電影院去觀看。我們從不缺乏對英雄的崇拜,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平凡人承受苦難的那種了不起。
一個打動我的鏡頭,是老婆婆李愛蓮喂貓。她照顧著五隻野貓,做好飯先給貓吃,貓不吃的她才吃。在她的照料下,有隻母貓懷孕了,她對鄰居說:「那個(貓)有貓娃子了,你看那個肚子,鼓鼓的。」她滿臉笑意。
《戰狼2》50億票房的貢獻者們,有一些是經歷過戰爭的老兵,最多的還是軍迷和沒經歷過戰爭的90後年輕人。相信我(因為我就坐在人群里),當熒幕上的吳京在海外喊著愛國口號時,民族主義的荷爾蒙充滿了整個朝陽大悅城的放映廳。
記者前輩上去問他:這是你女兒嗎?老頭說:是。又問:你怎麼知道的?老頭指著鼻子:「我女兒這兒有顆痣,我看到了。」
就是在那些克制的鏡頭下面,我看到了什麼叫做「高貴」。
不代表他們不痛,只是因為他們高貴。
戰爭結束后,她把自己的名字改為毛銀梅,因為「我跟毛主席姓,毛主席愛我們,我也愛他。」她在用這種方式表達自己的身份認同。
如果我們自己都試圖遺忘自己的歷史,為之感到羞恥,還有什麼立場喊著「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呢?https://read.99csw.com
如果不是有字幕提醒,不會有任何人認出,片中的22個老婆婆曾經是「慰安婦」。絕大多數的日常里,她們跟所有的老人無異。
但《二十二》依然很打動我。主角是22位被強制充當日軍「慰安婦」的老婆婆。鏡頭記錄她們的平淡日常,還有她們對過去的回顧,沒有揭瘡疤,沒有刻意煽情,異常克制。
記者再問他:你們最後見面是什麼時候?他說了一長串:五一回來了一個下午。最後一次打電話是5月8號她媽媽生日,她打電話祝媽媽生日快樂。告訴她媽媽,她買了禮物,下次帶回家。她媽媽問是什麼禮物啊?她說,我不告訴你,等你看到就知道了。
賈樟柯說,中國人高貴的地方,就是可以用平靜的方式,講述這樣重大的事情。
這些老人,如今只剩下八位,但她們不該被遺忘。
當不得不問到她們「慰安婦」的那段經歷,日本人屠城的往事,導演將鏡頭轉向天空、月亮,讓採訪對象的臉從最殘酷的經歷中隱去。
我今天終於去電影院看了《二十二》。電影謝幕時,我心情有點複雜。
比如這次力薦《二十二》的馮小剛。幾年前他拍的《唐山大地震》,鏡頭裡的徐帆就時刻處於情緒爆發的狀態,任何時候,想哭就能哭,想笑就能笑。
一些市民也說,「慰安婦」是個恥辱。
講這些時,他的臉上是很安詳的。就像《二十二》中的慰安婦那樣,平靜地生活著,只是有時會想起戰爭帶來的恐懼。

毛銀梅老人的房間,老人原名朴車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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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樣重要的是,這些老人們承受苦難時抱有的態度。
賈樟柯拍攝電影《海上傳奇》時,說他最感動的,是上官雲珠的兒子韋然講述故事的方式:家國興亡和個人悲劇,他都非常平靜地訴說。
我的一位記者前輩給我講過一個故事:512大地震之後兩天,他到都江堰採訪。都江堰中醫院粉碎性倒塌。廢墟上站著一個穿便裝的、50多歲的農民,他的女兒在這兒做護士。
大部分時候,導演也是這麼處理的:他不厭其煩地拍攝老人們躺在床上扇扇子、在樹下納涼、養雞、喂貓、做飯、看《西遊記》、和小孩玩耍。好像尋常的日子里,從未有不尋常的事發生。
一個老兵後來回憶:「我還是一下雨,就做夢。夢見我的戰友,我們還在打鬼子,到處是炮聲和戰火。有時醒來,發現只是外面在放鞭炮。」
而《二十二》里,冰涼平靜的鏡頭下,曾經被迫成為「慰安婦」的老婆婆們,都在痛恨日本人,但也都在告訴我們,希望這個這個世界不要再有戰爭了。

「我拍的不是慰安婦,而是人」

這些生活化的鏡頭,讓我們了解這些老人的日常,知道她們是活生生的,扎在瑣碎生活中的平常老人。導演郭柯說,「我拍的不是慰安婦,而是人」,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在苦難面前堅忍和克制,不代表苦難本身是可恥的。
首先,我為自己並不能時刻保持專註感到一絲羞愧。我得承認,電影有點悶,開場不久,我聽到觀眾席有哭泣的聲音,與此同時,也有觀眾,大概忍受不了毫無波瀾的劇情,接二連三地離場。
但,不是這樣的。在真實生活中,中國人面對苦難時,往往不是這樣的。
海九九藏書南阿婆林愛蘭是被解放軍從慰安所里救出來的,她後來加入了紅色娘子軍,開始親手斬殺敵人。年逾90的她,家裡至今還放著各種刀具,她年輕時砍過「鬼子」,如果有小偷進來,她也照砍。

儘力不崩潰,繼續活下去

電影最後的字幕,是陳林桃老婆婆的一句話:「希望中國和日本一直友好,不要再打仗,因為一旦打仗,會有很多人死去的。」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可以稱之為民族性格的品質,但我知道,很多中國人面對苦難時,就是這樣的:在巨大的悲傷下,儘力不讓自己崩潰,用平靜的方式處理悲劇,繼續活下去。比如保姆縱火案后,林爸爸面對鏡頭,平靜地接受採訪,隱忍地分析事件,理智地維權。
感謝這部紀錄片,讓我認識這群高貴可愛的老婆婆。

王志鳳、符美菊、李美金老人
大部分的老人接受採訪時都很平靜。其中一位甚至略帶自嘲地說:「這麼大年紀,有什麼說頭啊,過去了就過去了。」
請記住這些名字,她們是:陳林桃、張先兔、李秀梅、駢煥英、郝菊香、趙蘭英、任蘭娥、何玉珍、劉風孩、曹黑毛、李風雲、毛銀梅、陳亞扁、黃玉鳳、黃有良、陳連村、符美菊、王志鳳、李美金、王玉開、林愛蘭、符桂英、李愛蓮、韋紹蘭、劉改連、張改香。
我還被韋紹蘭老人的這句話打動:「這個世界紅紅火火的,吃野東西也要留出命來看。」
最典型的例子是,2016年底,上海虹口一家叫「海乃家」的慰安所舊址被拆除。在普通民眾和read.99csw.com相關機構眼中,「慰安婦」是個恥辱的話題。虹口區文物遺址史料館的館長當時說,在學校里有這麼一棟房子,對學生影響不好。
相比之下,我們的民眾和史料館館長差得太遠。
說到這兒,老頭突然蹲下,大哭起來:「她買了什麼我再也不知道了。」
說這些話的時候,老頭非常克制平靜,就像在曠野上,看到太陽在下山。
朴車順還記得年輕時在韓國的歲月,還會唱《阿里郎》《白桔梗》,這兩首韓國民歌彷彿是她的民族身份證,象徵著她被迫成為「慰安婦」之前的無憂歲月。
但歷史的證據註定無法抹去。韋紹蘭老婆婆就因為這段「慰安婦」的經歷,懷上了日本人的孩子。她的兒子羅善學已經70歲了,因為是日本人的「種」,沒有人願意嫁,他至今未婚,小時候,他的弟弟甚至想殺了他這個「日本種」。
《二十二》上映之前,描寫家國苦難的電影,主旋律通常是宏大敘事和直抒胸臆,這給我們一種錯覺,好像中國人向來是善於直接表達自己感情的,是用大悲大慟的方式消解苦難的。
可惜的是,堅忍和克制這種面對苦難的崇高品質,很多時候被誤解了。很痛心,有些人選擇譴責的,是苦難本身甚至苦難的受害人。
二十二位中的朴車順身份特殊,她是韓國人,戰亂時逃到了中國。時過境遷,她改了名字,說著湖北方言,直到有記者來採訪,當地人才知道她的韓國身份。
還是這位前輩,跟我講了另一個故事。他到雲南採訪經歷松山抗戰的滇西老兵。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共有3次整個聯隊被殲滅,其中一起就是在松山。我軍死亡7763人,日軍死亡3000餘人。九_九_藏_書抗戰勝利后,那些老兵就在滇西紮下了根。
你很容易發現導演的溫柔和克制,他盡量從側面去拍攝這些老婆婆,用一個又一個瑣碎的故事拼湊那些苦難的過往,多問她們開心的往事。
截至今日,上映五天的《二十二》票房達到7800萬,完全超出了導演「過600萬就滿足」的預期。《戰狼2》的票房則將突破50億大關。這兩部完全迥異的影片代表了國人對戰爭的兩種思維。

日本志願者米田麻衣,我覺得她很美
經歷過災難、戰爭,見識過人性之惡,倖存的「慰安婦」們顯露出的,卻是克制、隱忍、寬宥、希望,也就是人性中真正可以被稱作「高貴」的那部分品質。
在對待「慰安婦」問題最堅決的韓國,孩子們很小就會被組織學習相關歷史。《二十二》里有個來自日本的志願者米田麻衣。她2008年加入「中國人戰爭受害者索賠要求支持協會」的組織,每隔一兩個星期就會前往陵水、保亭等地看望阿婆們,與她們生活在一起。她們死去,她痛哭。
我想,拍慣了《唐山大地震》《集結號》和《1942》這類「大」電影的馮導,很有可能,是被與宏大敘事相反的,更細膩克制的表達方式吸引,才力推《二十二》這部「小」電影吧。
當然這都是表象。你看老婆婆們接受採訪的畫面,會發現,真正的痛苦和苦難,往往是無法直接訴說的。

對苦難堅忍和克制,不代表苦難本身可恥

我想起《二十二》電影一開始,是一個韓國攝影師在講述。他一直在關心毛銀梅老婆婆的生活,還給她帶來了韓國音樂和地圖。他還在韓國發起為毛婆婆籌款修繕房子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