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實在聽煩了老婆的念叨，就開著新車去兜風。夜幕下的哈拉雷活力四射，酒吧和賭場內外聚滿了消磨夜色的黑人。這個城市的人民好像沒什麼煩惱似的，不論是年輕小夥子還是耄耋老人，都可以為了酒精、舞蹈和紙牌熬紅了眼。他一路開過去，路過鞋廠和剛裝修完的中餐館時，打開車窗，讓晚風灌進來，心中似乎一下子被填得滿滿當當，彷彿這座美麗的小城裡有他創建起來的王國。他把車停在一家酒吧門口，徑直走了進去，將厚厚的一沓鈔票丟進酒保懷裡，用英文嚷道：「今晚的單我都買了！」一時間歡呼四起，男人紛紛舉起杯子簇擁到他身邊，女人則扭動著肥大的屁股貼在他身側。他捉過一瓶冰鎮啤酒，揚起脖子一口氣喝乾，綿密的啤酒泡沫從他嘴角流下來，浸濕了胸前的領帶。那一刻，俗艷的燈光在他頭頂閃爍著，他真的變成國王了。一位黑人男子碰了碰他的酒杯，勾著他的肩膀說道：「哥們兒，你是辛巴威兄弟。」他迷迷糊糊地回應著：「我是辛巴威兄弟，辛巴威萬歲。」

之後幾天，楚老闆一有時間就在網上瀏覽國內新聞，看時下最熱的偶像劇，聽一些連我都不知道的年輕歌手。他甚至找小麗幫他惡補口語，「在非洲待了太久，說英語都是本地味兒了，不如國內年輕人說得漂亮啊，聽說現在的孩子還挺在乎口音的。」

我們都沒帶傘。舅舅由一位黑人保姆攙著，走在最前面。楚老闆拄著手杖，緊隨其後，皮鞋「嗒嗒嗒」踩進小水坑裡，西褲上掛了兩排泥巴。走到停車場時，楚老闆接起電話，「嗯」「啊」幾聲后，他用中文說著「知道了」，便掛斷了電話。我看見他的臉色變得蒼白黯淡，眉眼裡生出疲憊的神情，雨水從頭髮里滲出來，滑過額頭和鼻樑，一直流進嘴裏。

他這些年也回國過幾次，大多是談生意，談完后就匆匆離開。正經八百的探親僅有兩次，第一次是在父親去世時，第二次是在母親去世時。兄弟姐妹自然待他是熱絡的，兒子對他的態度也談不上冷淡，但他隱約感到，這些親人的熱情里藏著一股子客氣。這客氣讓他難受，讓他覺得自己跟他們特生分。於是他便盡量不回國了，再想念也不回去。那份客氣，可比鄉愁傷人多了。

之後的幾天，楚老闆每天都在餐館留到很晚，讓我陪他看些國內的選秀節目，我對綜藝向來不感興趣，加上心裏一直在惦記寫生的事，便有一搭沒一搭地回答他的問題。楚老闆倒是格外認真，用鋼筆在小本子上記筆記，寫策劃案，藍黑色的墨水總是不小心弄髒了袖口。我注意到，他那支鋼筆竟然是「英雄」牌的。

咚。咚。咚。

卧室在二樓，我們沿著樓梯走上去，偌大的書架嵌在牆壁里，上面毫無章法地堆滿了來自中國的工藝品，有青花瓷，有玉器，有紫砂壺，還有一些仿製技術拙劣的線裝書。它們雖然擺放凌亂，卻纖塵不染，陽光照在書架上，白瓷和玉器在牆上反射出白亮的光斑。

「呂總，你們建築行業在非洲這片廣闊天地大有可為啊。我敬您一杯，以後有能幫上忙的地方，一定記得我。」

男人姓楚，來辛巴威二十多年了，已經五十歲，但皮膚乾淨，髮絲茂密，還儼然是個壯年人的樣子。他在哈拉雷擁有一間中餐館、一家賭場和一個專門服務中國遊客的旅行社，是名副其實的富人。

那時正值辛巴威熱季，城中紫薇花開得異常絢爛，從哈拉雷機場去往市區的路上，兩邊似有高高的火苗在跳動。在北京看花的機會很少，如今滿眼都是奼紫嫣紅，不禁身心飄忽，彷彿藏區的人一到平原就難免醉氧一樣。我找一處車少人少的地方坐定，將畫夾立在大腿上畫起速寫，肚子餓了就從背包里拿出豆乾充饑。正入神時，身後一人突然用中文問道：「能給我一塊嘗嘗嗎？」

我越想越怕，越怕就越胡思亂想，額角的冷汗流下來弄得臉頰癢酥酥的，卻也不敢伸手去擦。腳步聲逐漸逼近，不緊不慢，不慌不忙。我屏住呼吸，握緊了手中的美工刀。

所幸妻子身體素質不錯，胎位正常，分娩過程中沒出什麼岔子。楚老闆坐在產婦床邊，把肉乎乎的小嬰兒抱進懷裡，不知道為什麼，眼裡空空的，心裏也空空的。

楚老闆坐在這些人中間，好像一下子走了神，筷子戳到米飯里半天沒吃上一口。他的眼睛晶亮晶亮的，一如我在受洗儀式上見到的那樣。送走客人後，楚老闆把小麗叫到身邊，興奮得雙手在胸前亂舞，「小麗，你說我拍個電影怎麼樣？就在咱們哈拉雷拍，以你和John的愛情故事為原型來創作，保准又獵奇又感人！正好我跟電視台的人挺熟，到時候找他們策劃一個選秀節目，先海選出一批小演員看看，現在國內選秀不是很火嗎？」小麗笑了笑，眼神卻閃躲到了一旁，她輕輕地說：「老楚，你得給自己找個伴兒了。」

我踏進玄關，一股沉香的氣味裊裊迎了出來，再環視四周，心頭微微一震。這棟典型的歐式洋樓，內里卻被楚老闆填滿了中國元素。牆上的水墨畫一幅挨著一幅，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密集得幾乎令人產生壓迫感rｅａd.9９ｃsｗ.cｏｍ。但大多算不上佳作，不過是90年代國內尋常百姓家用來裝飾牆壁的廉價仿製品罷了，有俗艷過頭的牡丹爭艷圖，有動作千篇一律的駿馬圖，甚至還有古板的財神爺畫像。這些畫懸在我的頭頂，在地上投下深淺不一的影子。

除此之外，我們對楚老闆的私生活一無所知。我們不知道他結沒結婚，有沒有孩子，甚至不知道在國內他是否還有親人聯繫著。他每天都忙得四腳朝天，神采飛揚，有那麼幾次，旁人有意無意問起他的家人，他都是熟練地岔開話題，滔滔不絕講起了他在非洲的創業史。我猜這樣充滿激|情的生意人，大概無暇嚮往沖淡平和的家庭生活吧，婚姻之於他來講，說不定也是累贅。直到有一天，他興沖沖地跟我們說，他在國內讀大學的兒子放寒假了，打算來非洲看他。我和小麗驚得鬆掉了下巴，這才知道原來他曾結過婚，還有一個那麼大的兒子。

牧師念起經文，一手捧聖經，一手沾了聖水往舅舅的額頭上灑去。教堂內一片肅靜，窗外的陽光一點點隱去，沒多久外面傳來了淅瀝瀝的雨聲。明明天氣還熱，雨季卻提前來了。我愣愣地站在一旁觀看點水禮，雙手老老實實地垂到身側，再看楚老闆，他的眼睛亮亮的，仿若雲層中似有若無的光。

涼風在一座座石雕擺件中穿梭來去，猛一抬頭，才發現紫薇花已凋謝了大半。不知不覺，我來到這個國家已經一個月了。

結束非洲的旅行后，我回國找了份工作，一邊賺錢一邊苦練畫藝，想著有朝一日定要再辦一場真正的個展。就這樣，日子在忙碌中度過，我的髮際線也向後移了幾公分。起初我和還楚老闆保持著郵件聯絡，得知他又開了一家華人超市，「楚人酒家」也要去尚比亞開分店了，但最終我們還是在時間的海洋里消散。直到五年後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他的一封郵件，楚老闆竟然再婚了！他在郵件中寫到，他皈依了基督教，受洗成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新婚妻子就是在教會認識的，是本地姑娘，比他小十幾歲。

「你知道我這條腿是怎麼瘸的嗎？」他突然把腳架在茶几上。。

他變得更加繁忙了，做火了中餐館的生意后，馬上又開了一間小賭場。他偶爾和兒子通一次電話，每次都要仔仔細細算好時差，把手頭的工作全部安排出去后，再找一個僻靜的地方和兒子說話。但總是說著說著就突然冷了場，電話兩頭都是一陣令人焦慮的沉默。兒子年紀越長，這個冷場的時間就變得越長。漸漸地，他連電話也不怎麼打了，有時心血來潮寫封越洋信件，也不過是「好好學習，聽你媽話」之類的老生常談。

楚老闆躺在一張梨木大床上，被子一直蓋到下巴，臉頰凹陷，像是被直接削去了兩團肉。我扶他坐起來，遞了杯熱茶給他，手放到胸前保證道：「你放心，我回國后也不會忘了你。你如果來北京，我請你吃全豆腐宴。」楚老闆笑了笑，頭髮垂到眼睛上，「唉，小鄭，我還欠你一場畫展呢。」

公園過於簡陋，無人修剪的草木野蠻生長著。草地上隨意擺著大大小小的石雕，有人物，有動物，有抽象派，也有寫實派。石雕藝人們穿著粗布工作服，各自佔據公園一角打磨原石。這裏大概聚集了十幾名手工藝人，年輕的僅二十歲，最老的已經六十多歲了，在徵得了老者的同意后，我坐在樹下，調整好位置，畫起了刻石雕的老人。怎知鉛筆一落到紙上就不聽使喚，每一筆下去，畫的不是眼前人，根根線條勾勒的全是已故的父親。手指的關節，頭髮的弧度，皮膚的紋理，衣服的褶皺……我一路畫上去，那些微小細節在我的記憶中變得格外清晰起來。最後鉛筆停留在人物的臉上，我畫了畫眼睛，感覺不大對勁兒，便用橡皮擦掉了，又畫了鼻子，還是覺得彆扭。再去記憶里尋找，在成堆清晰可感的細節里，父親的臉竟然變得如此模糊，模糊得好像是混進一桶水裡的一滴顏料。我久久地盯著這幅沒有五官的肖像，最終扣上了畫夾。

儘管哈拉雷是首都，當時的醫療條件也絕不敢恭維。所謂的生產室，不過是一個連氧氣和消毒裝置都沒有的狹窄房間。楚老闆的妻子躺在床上，五官痛得擠到一起，汗水透過衣服打濕了身下的床單。醫生護士們手忙腳亂地分工協作，兩人負責固定她的雙腿，一人負責握住她的手，剩下一人負責用英文喊「加油」。

我從沒想過，像我這樣一個窮鬼，居然能和土豪成為朋友，還是住在非洲的中國土豪。

小麗開車載著我一路從機場往市郊駛去，我這才得知楚老闆患了急性胃出血，目前已沒什麼大礙，剛剛出院回家休養。三十多分鐘后，車停在了郊區的一棟別墅前，院子不大，種滿了我叫不上名字的熱帶植物，白色小洋樓在一片翠綠的掩映下，靜謐而雅緻。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楚老闆家，進門前難免有些猶豫，「他不是不讓別人來他家嗎？現在能進去了？」小麗推著我一直往裡走，「都這時候了，沒那麼多規矩了。」

當晚在餐館吃飯時，小麗的老公John也在。他身高少說有一米九，臉龐方方正正，一叢小臟辮朝九*九*藏*書四面八方支棱著。John本名不是John，是他本民族的一個名字，寫出來是很長一串字母，發音時彷彿有隻松鼠在嘴巴里跳動。別說其他人，就連小麗都叫不出他的本名，因此他逢人便只用英文名來介紹自己了。John在瀋陽留學多年，一口東北話驚艷四方，聽我無意中說起在美術館與印度人的偶遇時，他眼前一亮，「我叔叔生前在辛巴威是著名畫家，美術館里現在還在展出他的作品呢。」我問他叔叔叫什麼，他又報出了一串發音奇特的名字，我滿頭霧水，自是無從知曉哪幅畫是叔叔的傑作了。楚老闆沉吟半晌，猛地拍了下我的肩膀，「我認識一些美術館的人，說不定真能幫你在這兒辦成一場畫展！」他和John把我的速寫翻得嘩啦作響，發出起起伏伏的驚嘆。對於這些話，我自是沒往心裏去的，且不說他們辛巴威人夸人不打草稿，最重要的是，美術館再小也是國家美術館，我們不能這麼看不起人家啊。

「走吧！整個辛巴威，流水的華人，鐵打的我！都走吧，把我自己擱這兒挺好！」他用鋁合金手杖敲著桌子，臉漲得通紅，等罵夠了就扭過頭去不再睬人。

楚老闆雖常邀請中國人來餐廳大快朵頤，但久而久之我發現，他從未邀請誰去過他家裡，連跟在他身邊這麼多年的小麗，也不曾知道他家裡的模樣。有那麼幾次他喝醉了酒，朋友將他一路攙扶回家，結果離家還剩幾百米時他猛然清醒過來，拼了命也要自己走回去。還有一次楚老闆急著去機場接一夥商務考察團，偏偏公文包落在了家中，他寧可連闖三個紅燈，再逆行一整條街趕回家中取，也決不肯讓當時就在附近的小麗幫忙送來。小麗說除了他家中的兩個保姆，就只有楚老闆的舅舅去過他家了。

中餐館叫「楚人酒家」，共三層，裝修老氣，牆壁泛黃，想必有些年頭了。我們在一個小包間坐下，和我們一起的，還有一位叫小麗的中國女孩。她大概二三十歲，皮膚晒成了淺棕色，寬大的連衣裙下，小腹微微隆起。楚老闆說，小麗主要幫他打理賭場的生意，已經跟了他五六年了，她出國前在新東方當老師，與辛巴威留學生John相愛后，就辭掉了工作，為愛情遠走他鄉，如今就快生寶寶了。

在哈拉雷機場，我與在這裏結識的朋友們一一惜別，直到過了安檢口才敢紅了眼眶。海關人員把我的行李翻得亂七八糟，我只好把箱子拖到人少的地方，重新規整一番。然而我把箱子和背包里裡外外翻了個遍，都沒能找到我在石雕公園為父親畫下的那張無臉肖像。是昨天開「畫展」時被風颳走了嗎？還是楚老闆偷偷藏了起來？我無從知曉。

酒足飯飽后，我摸著圓滾滾的肚皮，站在窗邊打著長長的飽嗝，窗子正對著餐館前的小院，鳳凰花和鱷梨樹生得繁榮滋茂。陽光明晃晃地從雲中垂下來，地上搖晃著輪廓不清的影子。這一刻，我心生依戀，當下決定放棄之後的行程，在辛巴威多住上一些時日。但囊中羞澀，只好嬉皮笑臉地問楚老闆，能不能讓我在他的店裡打些零工換旅費，邊問邊把包里剩下的豆乾全推到了他面前。楚老闆把豆乾撥拉到公文包里，爽快答應下來，還讓我晚上睡到二樓最大包間的沙發上。該包間可容納二十人，平日很少用到，沙發拉開后就是一張單人床，真是十分奢侈了。至於工資，和店裡其他夥計一樣，每天結算一次。

我終於沒能在辛巴威國家美術館辦一場自己的展覽，但是離開的前一天，楚老闆和John聯繫了一個不知名的小公園，把我的畫作用不幹膠和大頭針固定到了樹榦上。那天氣溫又降了幾度，行人大多行色匆匆，只有三兩個閑人駐足觀望。後來起風了，樹葉不耐煩地抖了又抖，我們又手忙腳亂地趕在下雨前把畫收了起來。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個畫展，真是狼狽極了。

第一次見到楚老闆的舅舅，是在他的受洗儀式上。這位老人七十多歲了，高高瘦瘦，後背挺得筆直，頭髮梳理得一絲不亂。他身子很虛弱，不時用手帕捂住嘴咳嗽，但說起話來惜字如金，鏗鏘有力，一雙漆黑的眼睛煥發神采。楚老闆站在舅舅身邊，目光始終收斂著，身體好像憑空縮減了一號。舅舅瘦長的手指握住楚老闆的一隻手腕，嘆道：「老了，要給自己找個歸宿。」

這一晚，我、小麗和John一直陪在楚老闆身邊，窗外的雨下個不停，滿屋子瀰漫著一股甜絲絲的潮氣。楚老闆握著小麗的手，說起話來又輕又慢，「小麗啊，整個辛巴威，我就只有你一個可依賴的人了。」小麗回頭望了一眼John，嘴角抖了抖，兩隻手從楚老闆的大手中抽出，又轉而握住了楚老闆的，最終還是開口道：「老楚，我預產期快到了，想回國生。生完孩子后，我和John就不回來了。他在中國的工作簽證也辦好了，以後孩子有我媽幫忙帶，國內的教育也好一些。」

接到小麗的電話時，我耳邊全是瀑布撞擊山崖的轟鳴聲，只模模糊糊地聽到她說楚老闆病了，希望我出境前再見他一面。我退掉酒店，換成當日下午的航班，又回到了哈拉雷。

郵件附了一張他和妻子的合影，照片上他們身九_九_藏_書穿紅色唐裝，並排坐在楚老闆家中的梨木床上。女人皮膚黝黑勻亮，兩排白牙齊齊整整，稀疏蜷曲的頭髮柔順地貼在頭皮上。楚老闆的頭髮依舊梳得紋絲不亂，兩鬢的白髮也染回了黑色，他摟著妻子的肩膀，笑得牙齦都露了出來，但眉梢嘴角卻找不見一絲皺紋。

小麗的這句話在我看來意味深長，但楚老闆顯然沒往心裏去，第二天他就忙著找電視台的人商量選秀的事了。與此同時，我開始籌備去維多利亞大瀑布寫生。

楚老闆一到辛巴威就去鞋廠上班，每天忙得昏天黑地，逐漸疏忽了妻子的感受。妻子沒有熟人朋友談心，心中難免憋悶，再加上不會英文，看不懂當地電視和報紙，便更是百無聊賴。她起先只是嘮叨幾句，懷孕后得了抑鬱症，脾氣就變得越發陰鬱暴躁。她整日念叨著想回國，想回娘家，楚老闆只得安慰她：「現在事業發展得這麼好，再委屈你等等，等賺了錢，咱們風風光光地回去。」

「對對，現在有點錢的都投資拍電影了，要不呂總，咱哥倆也湊點錢，投個電影玩玩兒？」

「吱嘎——」門開了，燈隨之亮了起來，楚老闆斜倚門框，仍穿著白天的那套灰色西服。他把一瓶五糧液拿到眼前晃了晃，「你還沒睡吧？陪我喝兩盅。」

楚老闆不只對我熱情，對所有來哈拉雷的中國人都熱情洋溢。但凡忙得過來，他都會親自給中國旅遊團當導遊，細心講解，忙前忙后。他永遠精力充沛，工作時的那份激|情連二十幾歲的年輕人都望塵莫及，儘管跛著一隻腳，但他拄著那根細細的鋁合金拐杖，手舞足蹈，左挪右拐，倒也十分輕巧靈敏。晚上回到中餐館后，若看到哪個包間里有外派的中國員工在辦生日宴，他一定會慷慨地送酒送菜，再和他們喝上幾杯。他曾訓練店裡的服務生用中文唱「祝你生日快樂」，但毫無中文基礎的本地人發音古怪，場面一度冰冷尷尬，便只好作罷了。楚老闆非常熱愛辛巴威，言談之間總是喜歡將「我們辛巴威」幾個字掛在嘴邊，彷彿除了一身黃皮膚外，每一個毛孔里都盛滿了非洲大陸的氣息。「我們辛巴威的冰淇淋可好吃了，你們一定要嘗嘗！」「我們辛巴威人非常淳樸友好，大家儘管放一百個心！」「我們第一夫人年輕時那叫一個漂亮，老總統真是有眼光啊。」

楚老闆畢竟是楚老闆，兒子去日本的事讓他失意了一陣子，但他立馬打起精神投入到工作中，並嗅到了新的商機。

楚老闆猛地甩開小麗的手，這一甩，好像傷了元氣似的，劇烈地咳嗽起來，邊咳邊吼道：「你們一個個白眼狼！當初你非要來這兒，是我幫你辦的工作簽證，是我發工資養活你！咳咳，現在你說走就走！」斥完小麗，他突然又轉頭看向我，「你也要走了是不是？」我支支吾吾道：「我簽證馬上就要到期了。」

我在瀑布城住了很多天，白天去景點拍照取景，晚上回酒店再對著照片臨摹。由於是雨季，瀑布水量極大，磅礴的水流從百米之高流瀉下來，山谷轟鳴。不知是否是出於維護生態的考慮，懸崖邊竟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石頭濕漉漉滑膩膩的，觀賞得忘情時，雙腳就慢慢探到了懸崖邊緣，腳底一打滑，驚出一身冷汗。再往下望去，巨大的水柱直衝向谷底，碎成滿山滿谷的銀白水花。

我發現，楚老闆又年輕回來了。

楚老闆從始至終不發一言，他走到棺材前，從兜里掏出牛角梳子，手指哆嗦著，一下一下把頭髮梳理得乾乾淨淨，最後把梳子輕輕擱在棺木上，又退回到人群里。我是從這一刻起，才覺得楚老闆不再年輕了。他兩鬢的白髮像是一夜之間冒出來的，細細的皺紋從額角蜿蜒到鼻翼，脖子上的皮膚鬆鬆垮垮，彷彿一身的活力都被瀉走了。

待所有人離開后，我鎖好收銀櫃，依次關掉房間的燈，回到大包間準備睡覺。剛剛躺下，樓下就隱約傳來了沉悶的腳步聲。

楚老闆給員工發薪水的場面相當有趣，餐館打烊后，他就站在正門口，手裡拿著一摞現金，每離開一位員工，便遞一張鈔票到人家手上。付完錢，還不忘拍著員工的肩膀鼓勵道：「明天一定要來工作哦！」我說為啥要搞得這麼麻煩，像國內那樣每月結一次月薪不就得了。楚老闆嘆了口氣，咬牙說道：「你以為我想這麼麻煩嗎？還不是因為非洲人太隨性了！要是一口氣給他們發一個月的薪水，保准他們一個晚上就在酒吧和賭場里花個精光，連第二天上班的公交錢都掏不出來了！我發日薪，這點錢能保證他們每天的生活，又不至於讓他們去娛樂場所裝闊氣，這樣便都來給我乖乖上班了。」

舅舅是肺癌去世的，這位了不起的老人自知生命無多時，選擇在晚年皈依了基督教。葬禮是典型的基督徒葬禮，就在他受洗的那個教堂舉行，棕紅色棺木上擺滿了各色鮮花，細如蠶絲的雨落下來，花朵更顯嬌艷。然而放眼遠望，墓園裡一片蒼翠，哈拉雷的花已經全部凋謝了。

我從未懷疑過楚老闆做事的決心與行動力，但選秀乃至整個電影計劃還是夭折了。他接到舅舅去世的消息時，臉色陡然變得蒼白，雙手不聽使喚地發抖，那根纖細的鋁合金手杖也隨之顫著，碰到地面時發出不規則的聲read.99csw.com響。他連西裝外套也沒穿，跌跌撞撞地跑出了門。

我從包里掏出一大把豆乾遞過去，他倒也不客氣，全都接了過去丟進公文包里，隨後拿出一個，小口小口地咀嚼。他眼睛半眯著，腮幫子有節奏地運動，直到吃完最後一口，才依依不捨地將包裝袋丟進了垃圾桶。我饒有興趣地打量他吃東西的模樣，乾脆收起畫紙，與他攀談起來。

這一天，楚老闆果然沒有出現在餐館，晚上打烊時，我從收銀台里數出一疊現金，站在門口給下班的員工發工錢。我隨口問一個年輕服務生：「你們怎麼不騎自行車呢？哈拉雷交通多貴啊。」他沖我一笑，兩排潔白的牙齒在月光下亮閃閃的，「有買自行車的錢不如喝酒。」

「林總真是太客氣了，要我說最有可為的是你們影視行業啊。這幾年中國的電影市場多火，我們這些老古董眼紅還來不及呢！」

自打兒子出生后，妻子念叨得更厲害了。她說這破地兒有什麼好，要不是老娘運氣旺搞不好就一屍兩命了。她說自己媽媽一直盼著抱孫子，結果現在孫子出生了老人家一眼都沒看到。她說這鬼地方連豆腐都沒有，想吃個蔥燒豆腐比吃皇帝的御膳還難。

也許這個所謂的舅舅，就是楚老闆在辛巴威唯一的親人。他時常去舅舅那裡喝茶，去之前務必要換好筆挺西服，挑一方真絲手帕小心折好塞進上衣口袋，然後從兜里掏出一把玲瓏剔透的牛角梳，對著鏡子將頭髮理得紋絲不亂。一切準備就緒后，再從柜子里翻出一包上好鐵觀音，親自驅車拜訪。「他舅舅肯定是個特別嚴肅的人。」目送楚老闆離開后，我趴在收銀台上和小麗閑聊。「楚老闆非常敬重這個舅舅，若沒有舅舅，他絕不會過上今天的生活。」聽小麗講，楚老闆年輕時在一家國有木材廠上班，是名普通工人，有天上班時被滾落下來的原木砸到了腿，從此就留下了殘疾。工作是做不成了，木材廠也只給一點工傷補貼，他心一橫，乾脆帶著全部家當來到辛巴威，投靠了當時在哈拉雷投資建鞋廠的舅舅。那時辛巴威剛獨立十幾年，政局穩定，貿易開放，對投資者來說簡直是塊肥肉。楚老闆來了后，先是在舅舅的鞋廠幫忙，等賺了一些錢后就壯著膽子離開鞋廠，開起了餐館和賭場。除了辛巴威前些年的大通脹讓人有點頭疼，楚老闆的生意一直順風順水。近幾年到非洲旅遊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了，他又抓住商機，創辦了一家旅行社。小麗也是這個時候嫁到非洲來，成為了他的員工。

楚老闆不是沒動過回國的心思，他也想念兄弟姐妹，想念街坊朋友，想念家裡的蔥燒豆腐。只不過在辛巴威待的時間越久，他就越恐懼回國這件事，有時候閉上眼回想在國內的日子，腦海中就突然冒出一具掛在樹杈上的女屍，明明一點風都沒有，那屍體卻在頭頂晃來晃去。月光照在屍體上，臉是慘白慘白的，舌頭卻是紫黑紫黑的。他嚇壞了，拼了命想逃跑，但周圍全是壘砌好的原木堆，粗大的木頭從四面八方滾落下來，他無論如何都跑不掉。

我暗自苦笑，如果能辦一場畫展，哪怕是在這樣小的美術館里，也會心滿意足吧。今年生活極為不順，年初父親病危，我的飛機因為大雪被困在機場十幾個小時，錯過了見父親最後一面的機會。回北京不久后，苦撐了三年的美術工作室也終於關了門。緊接著，女朋友和一個開奧迪的哥們兒好上了，連分手都是用微信通知我的。我躲在出租屋的廁所里抽了三天煙，青色的煙霧扭動著浮到半空，嗆出了一臉的鼻涕眼淚。我退掉了房子，家裡的東西能賣的就賣，不能賣的就扔掉，然後帶著很少的行李，以衣索比亞為起點，一路向南晃蕩到了辛巴威。用文藝青年的話講，這叫自我放逐；用我的話來說，這叫窮途末路，聽天由命吧。

我從未見他如此緊張過，那副謹小慎微又興高采烈的模樣，讓我想起了自己的父親。我不由得心裏一酸，趁著餐館不忙，便背著畫夾去查龐古石雕公園散心。

他的兒子是在半夜出生的，比預產期早了一個禮拜。那天晚上，妻子從睡夢中疼醒，一腳一腳踹到楚老闆身上。楚老闆給急診室打完電話就載著她直往醫院駛去，一路上腳踩著油門幾乎未曾鬆開。然而到了醫院，上上下下不見一個大夫，只有值班的小護士和保安手足無措地望著他們。在妻子撕心裂肺的哭喊中等了一個鐘頭，幾個醫生才匆匆趕到，他們沒穿白大褂，沒戴消毒手套，直接用擔架把妻子推進了生產室。

我哪裡還睡得著，困意早被嚇到了九霄雲外，便去廚房找了兩個小白瓷杯，把酒滿滿地倒上。楚老闆拿起一杯一飲而盡，也不逼著我喝，拽過酒瓶又給自己滿上。「我兒子不來了，改主意去日本了。日本有啥好玩兒的，跟中國關係又不好，我們辛巴威跟中國關係才叫好呢……」他拉開了話匣子，喝酒後語速比平時還要快上一倍，茂密的頭髮由於疏於打理正胡亂招搖著。

第二天，我坐飛機去了瀑布城，小麗開車送我去的機場。我說楚老闆貌似受了不小的打擊，留他一個人沒事嗎。小麗反問我：「你覺得老楚那樣一個人，會有事嗎？」

我倒抽一口冷氣，下意識地握住了面前的酒杯。這個晚上，楚老闆跟我講了一個很長很長的故事，直到酒瓶見了ｒｅaｄ•99cｓｗ•cｏｍ底，天邊亮起一層微光，他才倒在沙發上沉沉睡去。那根細細的鋁合金手杖就安靜地立在門后，反射著窗外柔和的太陽。

「你們打車回餐館吧，我有點事，不過去了。」楚老闆沖我們擺擺手，身體跌進車內，「砰」的一聲關上了車門。

我回過頭，身邊早已圍了三三兩兩的閑人。離我最近的是位中國男子，約莫四十歲，烏黑的頭髮一絲不亂地往腦後梳著。他拄著一根細細的鋁合金手杖，走路時右腳一跛一跛的。

才三個人，后廚卻準備了豐盛的菜肴，穿著唐裝的黑人服務生忙裡忙外，把一張圓桌擺得滿滿當當。這裏的中餐做得極為地道，我吃得滿嘴流油，楚老闆卻好像沒什麼胃口似的，只顧低頭嚼著我給他的豆乾，花花綠綠的小包裝袋在白瓷碟子里堆成一座小山。「你是不知道啊，豆製品在非洲奢侈得很，這邊不產大豆，有些中國人自帶大豆和豆腐機過來，但做出的東西供不應求。」楚老闆愈發細嚼慢咽起來，舌尖仔細掃過每一道牙縫，「這麼多年了，真是做夢都饞麻婆豆腐啊。」

兒子長到四歲時，妻子終於停止了念叨，她跟楚老闆提出離婚，帶著兒子回了國。楚老闆倒也沒多做挽留，給了妻子一大筆錢，將他們一直送過了海關。

「聽小麗說，是在木材廠上班時被木頭砸的。」

大概見我也是中國人，且模樣實在落魄，楚老闆便邀我去中餐館共進午餐。我大方答應，收拾好東西，上了他的黑色小轎車。在非洲旅行的日子，我省吃儉用，瘦成了一根麻桿，頭髮老長也捨不得去理髮店修剪，索性在腦後紮成馬尾，也算有個街頭畫家的模樣。如今有大款請我吃飯，而且是中餐，何樂而不為呢？畢竟貧窮將我逼成了厚臉皮。

我「騰」地坐直了身體，心臟怦怦直跳，手慢慢探到包里去摸削鉛筆的刀——這是房間里唯一的武器。來者何人？是賊嗎？按理說哈拉雷治安不錯，何況我已鎖好了全部門窗。難道是排華分子？最近趕上辛巴威大選，街頭偶有鬧事的，如果真想搞個大新聞，綁架我這種手無縛雞之力的外國遊客真是最好不過。

楚老闆養傷三個月，原來的工作是做不成了，木材廠就發了他一筆工傷補貼，給他換了個閑職。但他說什麼也不肯再邁進廠子一步，出門辦事如要路過木材廠就一定繞著走。遠在非洲創業的舅舅就在這時給他們家寄了一封越洋信，說是生意做得不錯，只是缺少可信賴的人手，若他們之中有人願意來幫忙，真是最好不過。楚老闆的幾個兄弟姐妹都在國企上班，雖然工資不高，但下崗潮后還能留在原職，基本就算是鐵飯碗了。非洲太遠，語言又不通，聽說傳染病還泛濫，誰願意放棄安穩的生活跑那麼遠找刺|激呢？那封信被壓在了電視下面，很快就被大家遺忘了。但是楚老闆沒忘，他反反覆復琢磨了好久，又找來介紹非洲的書報研究，越想越興奮，終於一拍大腿，辭了工作，帶著新婚妻子遠赴辛巴威投靠了舅舅。

我通常中午在餐館幫忙，下午沒什麼客人時就背著畫夾在市裡閑逛，等到太陽落山，估摸餐館里的人多起來，再趕回去幫著點菜收錢。那些日子，我常去辛巴威國家美術館轉悠，雖叫國家美術館，卻僅兩層樓高，分成五六個展廳，遠比不上北京那些大氣磅礴的博物館。但展館鬧中取靜，裝修也算雅緻，一樓展出一些大家之作的複製品，二樓則是一些本土畫家的畫作。有一天我帶著速寫本在美術館里找靈感，恰好遇到二樓正中的展廳在籌備新的展覽，一位印度男子正跟著工作人員忙前忙后。見到我這張亞洲面孔時，他停下手裡的工作，走到我面前彬彬有禮地問道：「請問你知道甘地嗎？」他二三十歲，身材矮矮胖胖，頭髮軟塌塌地貼在腦門上，兩撇小鬍子往外翹著，像極了好萊塢喜劇里的配角演員。我操著磕磕絆絆的英文說：「知道啊，他在中國也很有名。」印度人一下高興起來，遞給我一張名片，說他是來自印度的畫家，正打算在這裏舉辦甘地主題的個展，如果我有空的話請一定來看。他指著我手裡的速寫本問道：「你也是來這裏辦展的藝術家嗎？」我臉一下紅了起來。

那晚餐館接待了一個來非考察的中國團隊，據說是某省商務廳派來的。楚老闆大擺宴席，甚至把偷帶出國準備留給自己解饞的東北大米都拿了出來（注：中國不允許出口大米，只能偷偷夾帶）。席間觥籌交錯，全桌人喝得滿面潮|紅，半真半假地稱兄道弟起來。

「你只說對了一半。」楚老闆踢掉皮鞋，盤腿坐到沙發上，拿起酒杯呷了一口，「92年的時候，不少員工下崗了。那段時間，廠子里裡外外不得安生，有拉橫幅喊冤的，有跑大門口靜坐的，還有抱著孩子到廠長辦公室鬧的。有天晚上我值夜班，隱約感覺外面有動靜，就打著手電筒出去看，轉了一圈沒發現什麼，就往回走。但我越琢磨越覺得不對勁兒，總感覺有雙眼睛一直盯著我。我慢慢抬起頭，用手電筒往上一照，差點尿了褲子！你猜我看到了什麼？一個不久前下崗的女同事，就吊在院里的老樹上，眼睛爆出來，舌頭伸得老長！我嚇得喊都喊不出來，連滾帶爬往外跑，誰知道有堆原木沒碼紮實，我靠在上面喘粗氣時，最上頭那根木頭滾了下來，正正好好砸在我的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