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車子駛到監獄大門前，小李晃了兩下大燈，兩扇漆黑的大鐵門慢慢開啟。伏爾加汽車一直開進監獄深處，在一排平房前停了下來。「到了，我們下去吧。」趙幹部推開車門，喊了我一聲。

趙幹部嚴肅地扭頭望著我，「問得很好，我們不能草率地得出結論，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唯物辯證主義工作方法。事實上，語言專家舉了幾個例子，比如有一天北京下起大雨，五十州關男無意中說出了『落水』這個詞。普通話說『下雨』，廣州話說『落雨』，唯有陽江話會說成『落水』，這是確鑿無疑的證據。」

「知道了。」女犯人抿了抿嘴，繼續說道，「第三隻防空氣球被昆明飛行大隊釋放出去，這一次氣球上附帶了秘文消息，還有一枚計時準確、上足了發條的懷錶。氣球同樣在野貓山上空消失，兩個多小時后，在東京千代田區被日本軍警發現。這一次軍統的特務沒能接近氣球殘骸，只傳回了幾張遠距離拍攝的照片，照片上顯示了正確的秘文信息和懷錶的讀數，懷錶還在走動，只是慢了兩個小時零十一分鐘。試驗成功了，儘管無法解釋這兩段丟失的時間（七分鐘和兩小時零十一分鐘），但通過這個隱秘的通道向東京輸送物品是切實可行的。氣球第一次與第三次出現的地點都在千代田區，作為日本東京的政治核心，這裏遍布著天皇皇居、日本國會、最高裁判所、中央省廳等目標，無疑是最好的打擊對象。

「他說的是帶著南方口音的普通話。這種口音、闊別已久的外號和他頸上那飛鳥形狀的青色胎記一下子喚醒了我的記憶，但我無論如何沒辦法相信眼前的日本商人竟是二十多年前犧牲的中國飛行員，我那早夭的異姓兄長。『五十州先生，您……您認識陳大哥嗎？』當時我這樣問道。

「什麼？」我不禁驚呼出聲。

我們都下了車。我四處張望一下，這裏似乎是整個監獄的中心地帶，放眼望去，能看到四棟三層高的樓房分佈在四個角落，青磚坡頂的小樓房形狀各不相同，建築考究，看起來並不像監獄，倒像首長住的高級樓房。

女犯人說到這裏，端起茶杯潤了潤嘴唇。屋裡突然靜了下來，我後背傳來一陣又一陣陰冷，60瓦燈泡的光芒，也在這匪夷所思的往事中顯得鬼氣森森。

「這就是你口中所說的陳大哥，第一個死掉的國民黨飛行員的陣亡通知書！」趙幹部吼了一聲，將那張紙丟到我面前。我藉著60瓦燈泡的亮度仔細看著，紙上打著油墨格子，格子里用工整的小楷寫著：

「怎麼了？」趙幹部瞧了我一眼。

犯人剛說兩句話，趙幹部就將其打斷：「閉嘴！不準說出你父母的名字！這件事發生的具體時間是什麼時候？」

「八封陣亡通知書，八份遺物，八條青年抗日誌士的生命……」女犯人垂下眼帘，聲音變得微弱下去。

124號犯人有點奇怪地望著我們，「我不知道正確與否，當時陳大哥就是這麼說的。他接下來說：『傳令兵不讓我們和中隊長彙報，直接領著我們到了空軍司令部。委員長正在裏面等著，他是個很嚴厲的人，但說出的話很和藹。他發了幾張油印紙給我們，上面寫著一些坐標、高度，下面印著一張地圖。那是距離昆明三十公里的一處山區，我們都看懂了地圖，只是不明白要幹什麼。委員長接著作出一場激動人心的演講，宣布我們八人將執行絕密任務，從今天起脫離第七飛行大隊二十中隊的編製，直接由特別委員會管理。我們八人將配備最新型的飛機，依次執行任務，任務時間不確定，但最近的一次，將在六月份。我們抽籤決定了順序，執行首次任務的將是我。我們都很緊張激動，委員長拉著我們的手，感謝我們為了中華的未來不惜犧牲生命瀝血奮戰，我們也都喊出響亮的口號，表明決心。』

女犯人皺了皺眉頭，像是對煙氣有點不滿，但她還是開口了：「1964年8月，我正在……」

我等了很久，幾乎凍僵。小李終於出現，開著那輛黑色伏爾加轎車將我送回大學，一路上他一句話都沒有說，看起來跟初見面時那個靦腆的小伙兒一點都不一樣。

這話緩解了我內心的緊張，但同時也增加了我內心的疑惑，「審問犯人為什麼需要一位歷史教師在場？……哦，趙同志，是不是審問對象是一位戰犯？」話說了半截，我突然一拍腦袋，德勝門外功德林監獄以前關押的就是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戰爭犯，我自然而然產生這樣的聯想。

我們分別在沙發上坐下，肖大姐給我沏上龍井茶，端著暖壺出去了，我奇怪地望向老嚴，看到他正把一封蓋著紅圖章的介紹信對摺之後塞進信封，小心翼翼地壓在辦公桌的玻璃板底下。

我猶豫道：「是的，這段歷史是真實的，但我不明白……」

「黃大哥就是在那個凄風冷雨的夜裡拉起小提琴奏出《聖母頌》的提琴手，他的死亡通知書在我們舉家遷至四川李庄之後才送來，是八位學員中第三個傳來噩耗的——他竟也活著！我驚喜不已地跳起來，卻立刻又感到突如其來的恐懼：黃大哥與陳大哥年紀相當，如果活到今天，也應該是五十歲的人了，但為何他看起來會如此年輕？我的眼光在兩個男人身上來回移動，不由自主攥緊了衣角。

趙幹部一不留神又叫出了犯人的名字，但我旁聽到現在都沒搞明白她究竟是做什麼工作的。姓趙的傢伙是個大嗓門，聲音嗡嗡地在空蕩蕩的審訊室里回蕩，小李推開門看了一眼，確認我們都安然無恙后又將門帶上。

當時那種環境之下，不由得我不捉起筆，在保密協議最後簽下自己的名字，那時想得也簡單，不管是苦差還是美差，出趟門散散心總比待在系裡聽別人吵嘴強，再說不就是去昌平嘛，一天就打個來回了。

「沒、沒事。有點熱……」我把額頭的冷汗當做熱汗，順勢脫掉了身上的夾襖。

後來我計算了一下，飛行員出現在日本的時間分別是1942年、1945年、1951年、1959年、1970年、1984年、2002年，如果以1940年為基準點的話，他們耗費在野貓山—東京橋上的時間分別是2年、5年、11年、19年、30年、44年、62年。我不是數學家，不過這個數列是有規律的，如果沒算錯的話，下一架飛機，也是最後一架飛機，由當年最閃耀的王牌飛行員林耀上校駕駛的第八架霍克3型戰鬥機將在2025年出現在日本東京。

車子開得穩當，暖氣又開得足，沒用多久，我就抱著公文包睡了過去，等再醒來的時候外面已經一片漆黑。我是被顛醒的。路況明顯變差了，伏爾加轎車射出兩道昏黃的光，照亮前方坑窪不平、彎彎曲曲的柏油路，我感覺車子似乎是在上坡，發動機嗡嗡地吼著，速度卻快不起來。這天月光星光都不明朗，窗外樹影婆娑，看不清走到了什麼地方，車裡除了發動機運轉聲和暖氣的呼呼風聲之外一點動靜都沒有，小李的側臉映著儀錶板的燈光，綠油油的有點嚇人。

就此住筆。

124號犯人舔舔嘴唇，開始小聲說著什麼。「大聲點！」趙幹部又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煙灰缸彈起老高。他馬上扭頭對我說：「對不起，對於某些人來說，不這樣他們就不知道配合。」

「從頭開始！」趙幹部一拍桌子大聲喝道，把我嚇了一跳。

「『別怕，小得螺。』陳大哥安撫我道，『我活著，他也活著，只是差了幾歲年紀，其中緣故，我現在就說給你聽。1939年5月份，日本鬼子的飛機在昆明城上空飛來飛去，我們沒有足夠的飛機和燃油與他們對抗，只能像老鼠一樣縮在洞里等空襲警報過去。突然，傳令兵過來點我們八人前往司令部報道，當時肯定不知道是什麼事哩，但委員長的傳召可是千載難逢的事情，除了在畫片上，我們還沒親眼見過這位大人物哩。』」

「8月9日，星期日。」趙幹部糾正道。

女犯人的故事似乎有點不著重點，但趙幹部很耐心地聽著，打斷的次數也逐漸變少。這裏沒有需要我驗證的地方，1938年的昆明基本上是安全的，直到10月份日軍攻陷武漢，開始利用武漢機場起飛的軍用飛機轟炸昆明市區。

趙幹部從鼻孔哼出一口氣：「嗤，中央航校……國民黨的航校！什麼中央航校……」

「我、我看不清……」女犯人低聲說。

沒想到趙幹部說得真准，幾分鐘后，伏爾加轎車轉過一個彎，面前豁然開朗，隱隱約約能看出這是一個口袋般的地形，除了車子駛進來的一條柏油路之外，其他三個方向都被崇山峻岭包裹著，三座山峰像把老虎鉗將一片黑壓壓的建築夾在中央。隨著車子駛近，建築物高聳的外牆和鐵絲網變得清晰起來，四隻探照燈來回掃射，圍牆四角都有高高的崗樓——這分明是一座監獄！

「124號。」趙幹部清了清嗓子，拿鋼筆尖戳著信紙，朗聲說道：「124號犯人，這次提審是你的一個機會，我們請來了專家，以幫助你認清當前的形勢，徹底交代一切罪行。現在悔過尚且不晚，難道你還要執迷不悟下去嗎？」

「是他。」犯人立刻承認道。

「陳大哥慢慢搖了搖頭，端起冷掉的咖啡喝了一口，苦笑道：『事情說來話長，不能簡單用生與死來概括，容我慢慢講給你聽。不過在講故事之前，有一個人你一定要見一見，可不要過分激動，小得螺。』

他們的車停在校門口，是一輛成色特別好的黑色伏爾加汽車，這種車子我們俗稱「金鹿」，是當時最氣派的汽車之一。自從蘇聯專家全部撤回國之後，保養良好的伏爾加汽車越來越少見，街上跑的都是上海鳳凰牌小轎車和仿造伏爾加的東方紅牌小轎車，看起來拼拼湊湊不像樣子。小李別看是個娃娃兵，開車開得相當不錯，轎車從和平門外新華街出發，平平穩穩駛著，沒用一會兒就出了北京城。

趙幹部點點頭，「不用緊張，只是配合而已，審訊是由我們來完成的。」

「『因為你是我們唯一信任的人，唯一能夠託付的人——唯一愛過的人。』他們回答。」

「陳大哥臉上有點迷茫的神色，接著說：『我穿過霧氣，飛機有一些震動，但儀錶參數完全正常。我感覺飛了有一分鐘的樣子，一飛出那團霧，我立刻覺得四周明亮了不少，風的味道改變了。你知道，風是有味道的，小得螺，昆明的風與東京的風，完全就不是一個味道。我低頭一看，下面是很多小屋子、溝渠和稻田，許多種田的人停下手裡的活兒，抬起頭望著我，還發出歡呼的聲音。我立刻就知道，我到了日本了，中國人聽到飛機聲躲都來不及，哪裡還敢站著看？我立刻觀察參照物，拿出東京附近的地圖來比對，卻怎麼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花了好久才在另一張地圖上發現，我出來的地方根本不在東京，而在千葉縣的山區，那裡距離東京千代田有上百公里的距hｔtｐs://reａｄ.99csｗ•cｏm離哩！』

「隨後空軍要求軍統局傳回氣球的詳細情報——就像你們看到的那樣——東京氣球的編號與昆明丟失的氣球是一致的。一枚氣球，在二十四小時內飛越接近四千公里的距離，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證據確確實實擺在眼前，這讓空軍主官傷透了腦筋。最終他們決定在類似的天氣條件下再次放飛氣球，並派遣戰鬥機加以跟蹤，這次同樣颳起大風，隨風飄蕩的氣球一直向東北方飛去，飄出四十多公里后，墜落在一座名為『野貓山』的山谷中。戰鬥機飛行員親眼目睹氣球在墜落的中途突然消失，就像空氣中有一張無形的嘴巴將其吞噬進去，他不明白看到什麼事情，在地圖上標記了這個地點之後立刻返航。

到如今我還能清楚記得那一天的日期：1965年12月4日。因為幾天前，《人民日報》轉載了姚文元在《文匯報》上發表的名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這篇文章不僅在中文系引起激烈討論，在我們歷史系內部也引起了針鋒相對的兩種觀點，辯論無時無刻不在發生，就連教研室走廊上都站滿了大聲爭辯的教師，這種環境讓人很難專心致志地批改作業。

「『誰能想到會有這麼大的偏差？我立刻加速向東京飛去，不知為什麼，巡邏的日本飛機開始出現，為了躲避日本戰機我飛得很低，但這樣就格外耗費燃油。本來油量就不足，在距離東京二十公里的地方，燃油完全燒光了，我被迫在一處山坳里迫降下來。我的本意是與戰機一同毀滅，以血殉國，可燃燒彈爆炸的氣浪將我拋了出去，暈在地上，聽到爆炸聲趕來的村人把我當做日本人救了回去。醒了之後，他們喂我吃、給我穿，說著我聽不懂的話，我只能假裝腦部受傷失去語言能力，暫且在那個小村裡住了下來。出發前，為了避免計劃敗露，我們的飛機除去了一切番號和鋼印，我身上穿的也是普通的便裝，沒有攜帶什麼身份證明。他們沒有懷疑我的身份，日子一久，我學會了日語，就以戰爭移民的身份苟活在東京近郊的小山村。』說到這段日子，陳大哥顯得非常慚愧，『我知道我膽小、該死，可那不光因為我惜命，而是另有緣由。』他咽了口口水，臉上出現恐懼的表情，『——我發現，我出現的那天，已經是1942年！』」

我低頭再次觀察照片，事實上很難分辨這樣一位老人的年紀，說五十歲可以，說六七十歲也沒問題。「為何能斷定是陽江話呢？僅憑隻言片語，沒準只是巧合呢？比如一位朋友告訴我，用上海話說『葡萄』這個詞的時候，發音和日語中的『葡萄』（ぶどう）一模一樣。」我想了想，開口問道。

趙幹部坐在前排，一路上都不說一句話。小李不時從鏡子里瞅我一眼，彷彿有心說話又不敢說。我自己悶在後排，心裏有點隱隱約約的不安，也有點後悔臨行前不去趟廁所，不過面上還是顯得淡定，假裝望著外面枝葉全無的枯樹一棵棵地掠過。

女犯人輕呼一聲：「啊，你說得對。陳大哥也是這樣說的：『美國的飛機沒有轟炸天皇皇居，因為廣播里一直在播放天皇安然無恙的消息，我開始隨著人流向外逃跑，可這時，我看到了一架老式雙翼飛機孤零零地飛向起火的方向，那種機型既不屬於日本，也不屬於美國，而分明是當年我們的霍克3飛機！我立刻知道，那是從野貓山飛來的下一位飛行員，沒想到在我之後三年方才出現。我大聲喊叫，揮舞衣服，可天上的人哪能看到地上的人呢，飛機在風裡搖搖晃晃，迎著漫天的火光徑直飛向東京城中心的方向，最終被火的龍捲吞沒，再也看不到了。』

「是的，說完這些話之後，我們抱頭痛哭一場，陳大哥與黃大哥就離開了中國，此後我再沒見過他們——當然，在監獄里見到外人的機會也不多。」女犯人抬起頭，帶點諷刺地說。

「聽到這裏，我實在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與恐懼：『啊，那不是他起飛之後已足足過去五年多？黃大哥，你是第三個出發的對嗎？你是什麼時候到日本的？』

翌年，廣播里傳來一位因賣國罪行而被判刑的梁姓高級工程師得到平反、開釋出獄的消息。

如此如此。

「是的，看來是這樣。」我只能順著他回答道。

124號犯人語聲幽幽：「1941年，剛剛從航校第十期畢業的三舅，我媽媽的三弟，與八名青年一樣犧牲在碧空。我媽媽悲痛欲絕，寫下這首詩悼念三舅，也同時悼念那些親愛的青年軍官，詩句是這樣的：

「快到了。」姓趙的幹部突然開口說了句話，嚇得我汗毛全豎了起來。「是嗎，快到了就好。」我敷衍應道，心裏不斷盤算著這是走到了什麼荒山野嶺。

到2002年，網上有一則流言引起了我的注意：日本東京航展召開盛大的飛行表演，十三架舊式雙翼飛機編隊通過城市上空，讓全城市民得以大飽眼福——十三，這真是個好數字。要我猜，第十三架飛機應該要比其他飛機新一點才對吧。

第二天，嚴主任很驚奇地發現我出現在教研室內，但他知道有保密協議在，什麼話都沒有問。

「他們的眼中像多年前一樣發著光。『小得螺，』他們又說，『我們將這件事告訴你，是怕如果我們遇到什麼意外，這件事就會永遠被歷史忘記。所以答應我們，當有一天，一封來自日本的訃告寄到你面前的時候，你要拋下一切立刻飛往那個國家，繼續我們未完成的使命！』

「『是，也不是，小得螺。』他們說道，『我們現在以日本人的身份活著，但骨子裡，我們還是流著炎黃之血的中國人啊！日本畢竟不是家鄉，現在紅色旗幟飄揚在北京，我們朝思暮想著回到這塊土地。但我們不能。不知何時，我們八人中的下一位就會駕著雙翼戰機出現在東京的藍天里，如果他如我般懦弱，或者如黃棟權般敏感，會放棄襲擊日本天皇皇居的使命，那麼自然最好，但下一位執行任務的是我們之中最剛烈的飛行員李從權，他必定會按照命令，向天皇皇居投下來自二十年前的、卻嶄新無比的燃燒彈！儘管我們對日本懷著深刻的仇恨，但在和平年代，這樣做不啻重新發動一場戰爭，那樣，我們將成為歷史的罪人！我們必須找到辦法，隨時準備告知下一位飛行員現在的國際局勢，阻止他做出錯事。但同時，如果中國與日本的戰爭再次開始的話，即使是一架二十年前的老式飛機，也能成為插向日本心髒的一柄利劍！』

「我非常奇怪，不由問：『究竟是什麼任務？到山區里做什麼？』

「你是說……這個日本人，是已經陣亡二十五年的國民黨飛行員？」我震驚道。

「這樣的通知書我還有很多。」趙幹部拍拍那個牛皮紙檔案袋，顯得有些許得意，「那麼這段事實基本上清楚了，張老師，你也挺清楚了吧，這一個段落應該沒有什麼疑問。」

不要對他們妄加判斷，無論結局怎樣，從駕機駛入通道的那一刻起，他們就成為了抗日戰爭史上最勇敢的英雄。即使是陳桂民、後來的日本商人五十州關男，他不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繼續奮鬥著嗎？難道你們沒有發現，他名字就來源於李賀《南園十三首》那動人心魄的詩句嗎？

燈光照著女犯人的臉，監獄里暖氣很熱，她的囚服里只穿著件厚毛衣，沒有穿外套，臉上卻也見了汗。她大約四十歲左右年紀，頭髮理得短短的，身形消瘦，面色蒼白，兩頰有點凹陷，顯得一雙黑眼睛出奇的大。她給人的第一印象並不像一名囚犯，當然更不像十惡不赦的戰犯，她身上有一股濃濃的書卷氣，如果穿上得體的衣服，更接近大學校園裡的女教師形象。

聽到這裏，我突然「啊」的一聲叫出口，筆尖噗地把信紙戳出一個洞來。我剛才的分析完全錯誤了，犯人轉述的對話中提到的「從重慶飛來」的委員長應該就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本人！1937年底國民政府遷都重慶，1939年5月1日，蔣介石剛剛在重慶發表了著名的南昌督戰令，限令五天之內攻克南昌城。從時間上來看，他在五月份偷偷飛往昆明是有可能的，但究竟什麼機密任務能令國民黨「委座」冒著戰火親臨空軍基地，親自接見八名年輕的空軍軍官？昆明郊區的山區中到底藏著什麼樣的秘密？

當你們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大概已經去世了，希望我在突然離世的時候，襪子上不要有破洞，那是我這輩子最害怕的事情之一。不知為什麼，破洞總是自然而然地出現在腳後跟部位。這麼長的一封信，不知你們是否有耐心從頭看到尾，看完了之後，你們或許又會罵我，因為這是個沒頭沒尾的半吊子故事。

「吃完飯再走吧，食堂現成的熱乎乎的飯。」老嚴都從抽屜里掏出飯票了，聞言可憐巴巴地瞅著對方。

此後我的人生與這段故事再無干涉，十年動蕩的日子之後，我娶妻生子，慢慢變老。

我們對話的過程中，女犯人一直低著頭沒有說話，也沒有針對日本人的身份做出辯解。這時趙幹部突然一拍桌子，「事實還不夠清楚嗎？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你就與國民黨反動派過從密切，這些人無恥地出賣了國家和民族，偽裝飛機失事製造死亡的假象，投敵賣國取得了日本人的身份，如今利用你們不可告人的關係重新取得聯繫，想利用你的職務之便向外傳遞機密情報！我們已經完全掌握到你勾結外國的犯罪事實，不要再負隅頑抗了，交代全部犯罪內容，不要在錯誤的路線上越走越遠，梁犯！」

炸毀天皇皇居，刺殺日本首腦！誰能想到充滿屈辱的抗日戰爭史中曾經出現過這樣瘋狂的計劃，女犯人說出的話讓我心潮澎湃，渾身上下不由自主泛起戰慄。我端起茶杯大口喝水，以此掩飾自己的失態，趙幹部吸著捲煙，似乎有點出神。

聽到「校長」兩個字，趙幹部向我投來疑惑的眼光，我裝作沒有察覺，用茶缸掩著臉默不作聲。

寫完這一封長信，我的心中終於得到解脫。八位飛行員的故事是我此生三個最大的包袱之一，放下沉重包袱的感覺非常美好，帶著較輕的包袱走入墳墓，也變得沒那麼困難了。如果你們能在外人弔唁前換好我的襪子，那麼我就僅餘一個包袱——但那沒什麼，在那瘋狂的時代湮滅于隱秘監獄中的人，絕不止124號一人吧，她只是生錯了時代。對，她應當活在那個烽煙繚亂、但人心赤誠的時代。

趙幹部嘿嘿冷笑，「那你更應該明白人民民主專政的定義，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什麼是對抗性的矛盾？那是只有採取外部衝突形式才能解決的矛盾。你既然不願回到人民的行列里來，那麼我們對專政對象也絕不留情！」

相片是一個頭髮斑白的亞洲人的半身照，大約五十歲左右年紀，動作拘謹，臉上帶著日本人特有的謙遜笑容。九-九-藏-書「你瞧吧，張老師。」趙幹部將相片丟在我面前，正好與二十五年前陳桂民的陣亡通知書擺在一處。我左右一瞧，立刻就發現了他的用意，通知書中對陣亡者的描述是「方臉，頸部有胎記，左側犬齒」，而相片中的日本人雖然略有發福，但國字臉、犬牙和脖頸上的青色胎記清晰可辨。

124號犯人說道：「1964年8月9日，我在北京飯店的一間客房中與五十州關男先生會面。由於談話的內容可能涉及國家機密，幾位陪同人員在外屋等候，我們關上屋門，在套間的內室對坐交談。我將產品資料擺放在咖啡桌上，但五十州先生用他的禮帽蓋住了那幾張銅版紙，彎下身子湊近我說：『你認不出我了嗎，小得螺？』

站在旁邊的小李同志臉紅紅地接過一根捲煙，就著老嚴手裡的火柴點了，吸了一口，捂著嘴咳嗽兩聲。姓趙的幹部輕輕把老嚴的手一推，自己從上衣兜里掏出一個鋁箔紙包的煙盒，倒出一根帶過濾嘴的香煙叼在嘴上。「這件事的保密等級比較高，我們不能多說，你同意的話，請簽署這份保密協議，到了那裡之後就明白了。」他沒急著點燃香煙，先從身旁的人造革挎包里掏出一摞紙來攤在茶几上，又摸出一支鋼筆，摘下筆帽遞給我。

「目標的選擇是經過詳細論證的，國民黨高層認為中國作為被侵略的一方，必須以極端手段展示自己的力量。」

「是的。黃大哥說：『委員長沒有細說，很快便離開了，校長走進來繼續說明情況……』」

趙幹部立刻叫停道：「等一下。張老師，她說的話中有什麼漏洞沒有？」

「他們兩人對視一眼，陳大哥點點頭，由黃大哥代為回答道：『小得螺，如今告訴你也沒關係了，這次我們回國與你見面，不僅是想與故人重逢，也想讓這件事流傳出去，讓世人知曉，畢竟我們已經獨個兒承擔太久了。那山裡……藏著一個天大的秘密，為了這個秘密，委員長不惜冒著危險從重慶飛來。』」

「國民黨高層對此事非常重視，就像張老師說的那樣——是張老師對嗎？好的，謝謝你——他們很早以前就在規劃突襲日本東京，可限於轟炸機的匱乏與航程的局限，投入全部精力也只能發動不痛不癢的傳單攻勢。野貓山—東京橋的發現給了他們新的希望，1939年，華夏大地在日軍鐵蹄下呻|吟的存亡之刻，對東京的一次轟炸定能大幅度提升民族自信心，對戰局造成不可估量的正面影響。

「說到這當口，陳大哥停頓了一下，黃大哥站在他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沒事的，都過去了，桂民。』看起來兩個人差了許多年紀，可依舊用著舊日的稱呼，這種感覺非常奇怪。

幸虧趙幹部拾起了話茬：「對！這也是我們的猜測，陳桂民死於1939年6月，當時是24歲，他活到今天的話應當是50歲，與照片上的日本人吻合。我找當時負責接待外賓的幾位同志談過話了，他說五十州關男無意中曾說過幾句中國話——準確地說，是廣東話。這個日本人很警覺地立即否認自己會說粵語，但再狡猾的狐狸也鬥不過好獵人，他的一舉一動都被記錄了下來，研究廣東話的同志分析錄音帶后指出，此人說的是粵語的一個分支：陽江話。」

「謝謝你，張老師。」姓趙的幹部收起協議和鋼筆，再次站起來跟我握手，我也趕忙站起來拉住他的手，心裏還想這個趙幹部看起來冷冰冰的，做人還挺熱情。誰知他轉臉對嚴主任說：「那麼我們現在就動身了，晚飯在那邊解決吧，趁著天沒黑，還有一截山路要爬。」

「說吧。」趙幹部吸了一口煙，把煙頭掐滅在煙灰缸里，重新拿起鋼筆。

「我們乘坐長途汽車一路向西前進，為了躲避日本人的轟炸，汽車在白天休息，于夜間開動，斷斷續續走了幾天，終於進入貴州省境內。那是一個貴州、湖南交界處的小縣城，車子拋錨了，爸爸媽媽帶著我們下車步行進城找地方投宿。沿街的所有旅館都擠滿了逃難的人，沒有一個空的床鋪，天氣下著雨，我們又凍又累，爸爸的背病發作了，幾乎無法行走，而媽媽長久以來的肺病也讓她更加虛弱。在幾乎絕望的時候，我們突然聽到有小提琴的樂聲響起，在那樣冷雨凄風的夜裡，在那樣潦倒破敗的街巷，居然聽到優雅活潑的小提琴世界名曲，這感覺非常美好，美好到不太真實。我現在猶然記得，那是威爾海姆改編自舒伯特的小提琴名曲《聖母頌》。」隨著她的敘述，女犯人臉上漸漸露出懷念的神往表情，像是溫暖悠揚的小提琴曲再次響起在耳邊。

「我沒有犯罪。」女犯人終於開口了，聲音相當平靜，「我無數次重申過這一點，但你們只用無理取鬧的方式一次次逼供，誘導我寫下子虛烏有的證言。我沒有賣國，我沒有背叛祖國和人民，我沒有泄露任何機密情報，我無愧於我的崗位，也無愧於黨和國家的信任！如果你們只是想將一個無辜的女人長久地關在監牢中，那恭喜，你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但若有萬分之一的機會讓你們嚴重匱乏的良心偶然發現，肯聽我說出事實的真相，那麼我已經做好再次陳述事實的準備——就像之前我多次做過的那樣。」

「他說著話，站起來打開了衛生間的門。一個黑頭髮的男人走了出來，他大約三四十歲年紀，身材筆挺，眼神發亮，笑容和煦，既英俊又文雅。這次我卻直接認出了他，『黃大哥！』我不敢相信地捂住嘴巴。

124號犯人道：「是的，8月9日星期日。我乘坐公共汽車到達了工作單位，在會客室中見到了那個日本人。他的名字可以說嗎？」

趙幹部「砰」地一拍桌子，但這次他將憤怒壓抑住了，緊緊閉著嘴巴，額頭的一條青筋忽隱忽現。「張老師，」他突然扭頭盯著我，陰沉沉的眼光看得我很不舒服，「接下來就需要你來協助我了。」

「什麼？」我禁不住上下打量那個被銬在椅子上的女人。

「從頭開始？」女犯人無奈地擺擺頭，「這已經是多少次了？為何要一遍一遍聽你們自己都不相信的話？」

「這個計劃並沒有正式命名，野貓山—東京橋的存在是極度保密的，知情人只有寥寥幾位國民黨高層與昆明飛行大隊的幾位飛行員，當時的局勢不容縝密部署。空軍方面選定了第七飛行大隊第二十中隊的八名優秀年輕軍官參与計劃，他們，也就是我的八位大哥，憑著一腔熱血，勇敢地攬下了這充滿未知危險、九死一生的轟炸任務。他們的目標很簡單：駕駛經過改裝的霍克3型戰鬥機轟炸日本昭和天皇皇居。霍克3型飛機是昆明空軍基地當時最先進的機型，雖然載彈量遠比不上轟炸機，但拆除副油箱、掛滿凝固汽油彈之後，這些僅保留了數十公里續航能力的飛機也能成為非常可怕的對地武器。突然出現在千代田區空域的戰鬥機不可能遭到敵機攔截，這些勇敢的飛行員根本不曾考慮脫離或返航，唯一要做的，就是對照地圖找到皇居的方位，向這個戰爭罪犯的宅邸狠狠投下中國上億軍民的怒火。

趙幹部臉上露出一個陰惻惻的笑，這是我第一次見他臉上流露出某種表情。「對於你這種反革命分子，寬容才是罪行。不要再花言巧語了，現在從頭開始交代吧。」

我點頭肯定道：「那是1945年3月10日，美軍的B29轟炸機向東京投下兩千噸燃燒彈，造成舉世聞名的東京大火。但當時麥克阿瑟將軍認為日本已經是強弩之末，為了避免天皇駕崩激起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轟炸機專門避開了日本天皇皇居。」

女犯人慢慢抬起頭，直視趙幹部的眼睛，說：「夜間十點鐘，我已經上床就寢了，你們就這樣將我從床上拖下來進行審問，這難道不是某種罪行嗎？」

我艱難地開口，語聲艱澀得像粗糙粉筆劃過黑板：「你是說，氣球掉進昆明野貓山上方的那個洞口，七分鐘之後就在東京荒川區出現？」

「是的，我這就走，趙有財同志。」不知為何，我也情不自禁地使用了剛剛得知的全名，這個名字像箭頭一樣鋒利，將「幹部」這一詞築起的威嚴牆壁轟然穿透。

「噓，不該問的別問。」小李好心地沖我做了個別說話的手勢。

一些問題得到了解答。1970年，在報紙的邊角出現這樣一則消息：日本東京一架用於表演的老式雙翼飛機不幸墜毀，幾間民房被毀，所幸無人傷亡。

「這裏關的都是什麼人啊？」走進樓門，發現長長的過道鋪著深色木頭地板，每隔一段就有一盞電燈照亮，牆壁塗成藍色，顯得又乾淨又氣派。我心頭的疑惑更甚，不禁問道。

我想了想，答道：「我想不是的，應該指的是中華民國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當時還沒有空軍總司令這個職位，掌握空軍作戰指揮權的前敵總指揮毛邦初與負責全國空軍事務的周至柔是空軍的實際指揮者，兩人分屬不同派系，互相多有傾軋。周當時在昆明統帥空軍大隊，兼任中央航校校長，不過這些學員的叫法是錯誤的，航空委員會的委員長由蔣介石本人兼任，周至柔應該被稱為『校長』或『主任』，我不知這算是個紕漏，還是當時一種通行的稱呼方法。」

趙幹部的額頭有些汗水，他從衣兜里掏出一方手帕擦拭了一下，將手帕疊好收起，掐滅煙頭，說：「這就是你要交代的嗎，124號。」

趙幹部沒有插話。女犯人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說：「他們說的轟炸東京也是這種戰略的一部分，但並非由東海飛去，而是從昆明的山區直接飛到東京上空。他們說，科學人員發現了一個神奇的裂口，從那個裂口進入，就可以在東京出現。而他們的目標也並非軍事基地，而是日本天皇皇宮。」

「我查了，查了！」趙幹部突然拉開抽屜，取出另一個檔案袋「啪」地拍在桌上。他打開牛皮紙袋，抽出一個泛黃的舊式信封，信封里是幾頁邊緣殘缺的信紙，看格式像是國民黨時期機關往來的公函。「這就是你所說的證據！我從檔案館中調出的有關資料，同樣是一派胡言！這是國民黨反動派在窮途末路的時候發瘋寫下的！張老師，你來評判一下。」他將信紙推了過來，同時視線不自覺地迴避那幾張薄紙，像是上面寫著什麼挑戰他人生觀價值觀的東西。

沒說幾句話，房門打開了，小李和另外一名衛兵押著一名犯人走了進來，犯人身穿深灰色勞動布囚服，頭上罩著個棉布口袋，似乎是為免他認清監獄地形而做的預防措施。兩人將犯人拉到屋子當中，摁倒在扶手椅上，「咔嚓咔嚓」用手銬將犯人與椅子銬在一起，接著掀去了遮臉的布袋。

我滿頭霧水接過香煙，從兜里掏出火柴點著，「我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出差倒是沒事兒，可究竟去做什麼呢？難道是抗日遺迹的恢復性重建？要說出現場也輪不到我啊……」

我謹慎地點點頭，說：「那麼，要我做的是找出她話里的漏洞，證明她即將說出的事情全部是謊言，對嗎？」

「是，能聽懂……」女犯人嘴角溢出血沫，帶著屈辱低聲回答道。

1984年，在歷史系大辦公室的黑白電視上我看到一條新聞：日本大通株式會社的巨型充氣飛艇由於事故迫降在一棟大樓樓頂，事故原因不明，社長五十州關男親自向民眾道歉。

「那時昆明航校的設備非常落後，只有幾架東ｈttps://reaｄ•99cｓｗ.cｏm拼西湊的破爛道格拉斯教練機，學員因飛機失事而死亡的幾率很高，幾乎每周都有事故發生。到1938年底，八名青年終於以第七期學員的身份從航校畢業，他們的父母、家人都在淪陷區，於是邀請我爸爸和媽媽作為名譽家長出席畢業典禮，爸爸在典禮上自豪地致辭，我們一齊觀看了教練機的飛行表演。那時，每個人都很快樂，他們興奮於終于成為合格的空軍軍官，可以為抗日事業出力了；我們的快樂在於多了一群活潑健康的親人，在那時的中國，還有什麼比親人團聚更快樂的事情呢？……但很快，日本人對昆明的空襲開始了，他們被編入飛行大隊，開始駕著老舊的道格拉斯飛機和霍克飛機對抗日本人的新型戰鬥機。」女犯人說到這裏，神情顯得有點黯然。

「那不是最終目的，不過你可以這樣理解。」趙幹部扭動身體擺出一個舒適的坐姿，雙手不安定地敲著桌子，冷冷開口道：「開始吧。」

「每次審訊進行到這裏，124號犯人都會用一套準備好的說辭來混淆事實，她嘴裏的話非常離奇，就連最下作的小說家也編不出來，居然以為我們會相信！」趙幹部用腳從桌子底下勾出痰盂，「咳——噗！」狠狠一口濃痰吐了進去，「我們使用了公安部最新研製的高精尖設備：微電子測謊儀對她進行了探測，也找來醫院的精神科專家對她進行過評估，得出的結論是精神完全正常，也並沒有說謊。等一下你就會覺得好笑了，張老師……她竟然真的相信那一套亂七八糟的玩意兒！」

門關上了，「繼續。」趙幹部又點了根煙，說。

「空襲的話……」趙幹部聽到這裏做了個暫停的手勢，轉向我尋求解釋。

「嘖，你瞧瞧。」趙幹部攤開手，顯得有點得意洋洋。

「沒、沒問題。」我那時候腦中就一個念頭：要去的地方可千萬別讓換拖鞋，我的兩隻襪子後跟都破了大洞，千不怕萬不怕，就怕脫鞋。

女犯人順從地提高了音量，開始敘述一段往事，由於趙幹部不斷在任何他認為存在疑點的地方打斷陳述，導致這段自述變得支離破碎，很不容易理出頭緒，我盡量將她的話完整地轉述出來。

「那就行，下面講講1964年8月份發生的事情吧。」趙幹部沒有給我發問的機會，擺擺手示意犯人繼續。時間跨度一下子從41年跳到64年，我的腦子完全沒轉過彎來，心中的疑惑已經升高到了頂點。但現在可不是問問題的好時機，我從衣兜里摸出半根捲煙——系主任老嚴發給我的煙只抽了半根就被我掐滅收了起來，此刻正好派上用場——從煙灰缸里拿起火柴盒，徵詢地看了趙幹部一眼。黑臉男人不置可否地掏出鋁箔紙煙盒，拿過火柴盒給自己點了一根過濾嘴香煙。我一看，也坦然點上了香煙。我們兩人吞雲吐霧，不一會兒就弄得審訊室里霧氣昭昭，連燈光都顯得昏暗了。

「並不是。不過……有相近之處。」趙幹部沉吟了一下，回答道。

「是的，1938年末昆明開始遭到日軍空襲，中方……不，國民黨反動派的戰鬥機又少又老舊，根本無法與日本鬼子對抗。」我立刻說出早準備好的回答。

「『得螺』是昆明方言中『陀螺』的意思，在昆明居住的那段日子，八位空軍學校學員看我喜歡穿著花裙子轉圈，就為我起了這個外號。二十多年來我早已忘記這個字眼，沒想到竟由一位日本客商的口中說出來，當時我嚇了一跳，失手碰灑了杯中的咖啡。『你果然忘記我了，小得螺。』五十州先生並沒有惋惜他那被咖啡弄污的禮帽，而是很惆悵地望著我，眼神中有一種奇怪的失望之色，『也難怪，都過去這麼多年了，我老了，你也早不是小女孩了。』

故事開始得那樣纏綿，又結束得那樣突然。我所看到的滿天星光里，會不會下一秒就有二十年前的英靈出現？

趙幹部抬起眉毛瞟了我一眼，咳嗽一聲，說：「繼續交代吧。」

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抗日戰爭史是我的研究方向，多少次我在宿舍清冷的燭光下掩卷而泣，為祖國備受侵略而悲傷；又有多少次我怒而長歌，恨不能投筆從戎，為國捐軀！女犯人講述的往事對我來說無疑是顛覆性的，我不由屏住呼吸，等待她繼續講述，但同時我也很清楚，這個計劃顯然未能奏效，天皇皇居至今屹立不倒，就算在1945年的東京大轟炸中也安然無恙。

那天剛上完下午第二節課，我回到教研室收拾東西準備回宿舍，剛走出主樓樓門，還沒打開自行車鎖，一名學生就小跑著出來叫住了我，說系主任在到處找我，看樣子還挺著急。我對當時任歷史系主任的老嚴還是比較頭疼的，我們之間許多觀點並不合拍，偏偏他還對我青眼有加，總喜歡叫我去他的辦公室沏上熱茶擺龍門陣。既然被學生叫住，我只能揣起鑰匙，夾著公文包轉回系裡，敲開了二樓最東頭主任辦公室的門。這一次會面，本以為是又一次話不投機的清談，誰知道最終竟顛覆了我的整個人生觀，以至於在其後的幾十年裡我都無法走出這一天留下的陰影。

女犯人點點頭，繼續說道：「沒過多久，一封陣亡通知書就寄到了我的家中，那是一位姓陳的大哥，他是一個愛講故事、愛開玩笑的廣東人，總是喜歡講與日本人在空中纏鬥的離奇經歷，沒想到他真的在與日本戰機的對戰中墜地身亡。原來八位青年都將自己的通信地址留為我家的地址，把我的爸爸和媽媽當成了親生爹娘。沒等我們從悲痛中走出來，第二封陣亡通知書就到達了，那是一位姓葉的大哥，個子瘦長，不善言談，他曾兩次在教練機的墜機事故中生還，摔掉了南洋華僑與各界同胞集資購買的飛機，他的心情非常沉痛，發誓絕不再跳傘逃生；後來在一次警戒飛行中他的飛機發生嚴重故障，機長命令他跳傘，但他沒有服從，還想挽救那架珍貴的戰鬥機，硬是同飛機一起墜地，機毀人亡。

這時女犯人開口道：「藍色氣球是一切的開始。他們對我說，有一天，日軍在日本東京中心護城河附近撿到一個墜落的藍色軍用氣球，不知是從何處飛來的，日本國內沒有使用類似型號的記錄。軍統局的特務注意到這一情況，將信息傳至國內，空軍系統大吃一驚，因為那枚氣球正是英國援助中國的十五枚防空氣球之一。這種掛著金屬絲的大型氣球是一種防禦俯衝轟炸機的對空武器，一天前剛剛在昆明基地進行試飛，試飛時颳起大風，一枚氣球扯斷金屬線飄向山區，消失在崇山峻岭間，沒想到竟在遙遠的日本東京出現了。

「我沒有說謊。」犯人執著地強調著，「當時的軍隊內部確實掌握了這一信息，如果你查閱當時的機密檔案的話，一定可以……」

「給她也倒一杯水。」趙幹部指一指犯人，小李找個搪瓷缸子倒了一缸滾燙的開水端過去，一把塞進女犯人手裡。「……謝謝。」124號犯人很有禮貌地說道。小李從鼻孔里冷冷地哼了一聲。

「……你是說，這名叫做陳桂民的空軍飛行員並沒有死於墜機事故，而是秘密潛逃至日本，當了一所大企業的經理，然後再回國來找這位……」我的話說了半截，發現不知該用哪個詞來代指眼前的女人，叫「同志」顯然不妥，叫「小姐」是萬萬不能，直呼「犯人」又顯得不尊敬，不由一時語塞。

女犯人垂下眼帘，緩緩平復略有急促的呼吸，我看不清她的眼中是否有淚光閃動，可我的茶水確實在泛起漣漪。她說的話在我心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鳴，不知為什麼，我毫無保留地相信了她說的話，即使那聽起來荒誕無比。「趙同志。」我沉吟一下，低下頭開口道，「……我沒發現什麼漏洞，對不起。」

趙幹部突然沖我一笑，這意義不明的笑容讓我覺得有點毛骨悚然，「聽好，張老師，她要說到關鍵的部分了。」

趙幹部拉開寫字檯抽屜，從裏面拿出一個牛皮紙檔案袋，繞開封口線，抽出一張裱糊過的泛黃紙張，向犯人示意，「你看看這是什麼？」

趙幹部猛地站了起來，眼神閃爍不定，黑臉上布滿汗珠。我不知這時該做些什麼好，剛拉開摺疊椅站起，趙幹部就大吼一聲：「你出去！張老師，謝謝！小李會送你回去！別忘記你簽署的保密協議！」

「陳大哥說著，從懷中摸出一個小藥盒，吞了一粒葯下去。黃大哥接著說道：『駕駛那架飛機的，就是我們八人之中言語最少、性子最直的葉鵬飛，他在桂民出發的一個月之後駕機出擊，卻在1945年才到達日本。他沒能完成任務，是因為火災旋風而失速墜毀，犧牲在那場大火中。』

這時趙幹部突然「呼」地站了起來，帶著一陣風大踏步走到犯人身前，「啪！」響亮的耳光聲將我驚呆了。女犯人腦袋歪在一邊，頭髮散亂地貼在額頭，臉上慢慢浮現一個血紅的掌印，「讓你說重點！聽不懂我說的話是嗎？」

女犯人抬頭望著燈泡里明亮的鎢絲，表情寧靜地開始陳述。我拿著鋼筆在信紙上寫下一個「1964年」。事實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或許只是想裝作記錄什麼，以緩解屋裡緊張而神秘的氣氛吧。

「黃大哥苦笑道：『是的，我於1940年初第三個駕機起飛，穿過迷霧的短短一下子，卻花了我十一年時間。我出現在東京的時候已經是1951年。駕駛著飛機在城市上空飛行，我覺得眼前的一切都與想象中不同，地圖失去了作用，東京的樣子完全改變了，空氣清明，街巷安靜，但整個城市籠罩著破敗而低沉的氣氛，我在一棟建築上看到了「審判戰爭犯」的橫幅。當時我突然明白，原來戰爭已經結束了！我在一個無人的農場迫降下來，憑藉我當年自學的日語詢問當地居民，才知道戰爭早已結束了六年之久，如今的日本只是個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的戰敗國。我的存在突然變得毫無意義，一個駕機飛來宣洩仇恨的軍人，在和平年代又該如何存身呢？』

趙幹部瞪了犯人一眼，「繼續！」

敲門聲響起，小李提著暖壺走進來，給我們一人沏了杯濃濃的釅茶。抿了一口茶水，才發覺自己早已口乾舌燥，身體有些疲憊。趙幹部的手錶顯示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個半小時。

正在這時，趙幹部突然喝止了犯人的陳述，「停一下！張老師，這個委員長是說反動派頭子蔣介石嗎？」

「『多年以來，一看到什麼表演老式飛機迫降的消息，我就趕緊過去看看，沒想到真的見到了故人。』陳大哥插話道，『我一眼就認出了黃棟權，可棟權卻認不出我，這也難怪，他還是二十歲風華正茂的青年，而我卻成了近四十歲的中年人，因為生活艱辛，連頭髮也開始變白了。花了老大的工夫，才與故友相認，我說服他隨著我在日本暫且存身，我們成了年紀懸殊的同齡兄弟。』

老嚴開了門，笑呵呵地讓我進屋，我一看就覺得氣氛不對，屋裡有客人。辦公室的肖大姐正提著暖壺給客人倒茶，白瓷杯里漾起碧綠的茶香，那是主任輕易不肯拿出來的上好龍井。兩個陌生的同志一坐一站，站著的是個小年輕，穿著沒有軍銜的嶄新軍裝，樣子顯得有點拘束，手碰一碰茶杯的柄又趕緊挪開，看上去不好httｐｓ://ｒead.9９cｓw•cｏm意思端起來喝；坐著的是個三四十歲的幹部，皮膚黝黑，穿著風紀扣扣得嚴嚴實實的灰色幹部服，頭髮梳得一絲不苟，不知道是來自哪個機關。

匆匆奉白，信長且亂，見諒。

「我猶記得那座屋左近是鄰村『瓦窯村』，這村以燒陶器聞名，一條水渠蚰蜒綿長，長堤上種著鬱鬱蔥蔥的桉樹。周末的黃昏，我會在長堤上等待結束作訓的大哥哥們結伴走來，他們穿著筆挺制服的樣子令人著迷，不光在我眼裡，在聯合大學女學生的眼裡，他們也是最時髦的一群青年。」

「放心，張老師，這次需要你幫助的地方，就是在提審一位犯人的時候利用你的歷史知識找出其供詞中的疑點，但要注意，不要問任何問題。同時，犯人是受過高等教育、潛伏非常深的階級敵人，千萬不要被他的語言蠱惑。」趙幹部並不回頭，坐在前面沉聲說道。

「這是好事，小張。」老嚴靠在辦公桌上吐著煙圈，「好事。」

老嚴從抽屜里拿出一聽馬口鐵罐裝的紅雙喜捲煙，取出煙來發給大家，「抽煙抽煙。這位趙同志是從昌平過來的，路上跑了整整一下午。小張啊，我已經給你開好假條了，你吃過晚飯就隨著趙同志去昌平辦事，兩天、三天回來都不打緊，你的課我讓別人先代著，工資照發，每天一元五角錢的伙食補助，你看呢？」

「我的心情非常複雜，但隨著時間流逝，我心中的驚訝和懷疑逐漸消解，最終放下了警戒。我花了整整十分鐘與他談論昆明郊外的往事，對我記憶中已經模糊的微小細節他都能娓娓道來。有些事，是只有陳大哥本人才可能知道的。我終於確認，這位五十州關男先生，就是二十多年前死於空難的空軍學校第七期學員陳桂民大哥，『陳大哥，你是怎麼從飛機失事中倖存的？又為何換了日本名字？你一直生活在日本嗎？為何不回國呢？』一旦消除懷疑，被埋藏多年的情感就迸發而出，我驚喜地反握住他的手，連珠問道。

「張老師，這次到師大來請求你們協助，不能說是政治任務，但確實與一宗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事件有關。我們急需一位熟知近代日軍侵華戰爭史的人參與到工作當中，嚴主任介紹了你，是肯定你的能力與政治水平，有為祖國和人民付出的立場和覺悟。」姓趙的幹部嘴裏說著場面話，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我，看得我心裏有點兒發毛。

「其實你也相信我說的故事了，只是不願去接受你相信這個事實。」女犯人突然開口道，「不然你不會去檔案館調出那份國民黨公函，也不會找一位大學歷史系教師來驗證我敘述的真實性。現在終於打算使用暴力了嗎？那隻能代表你輸了，只能用暴力來掩飾內心的虛弱了。你動搖了，你輸了……趙有財。」

「當然，當然。」我咽了口唾液，無意識地在紙上畫了幾條波浪線。

我鎮定一下心情，展平信紙慢慢讀起來。改用簡化字已經有些年頭，雖然歷史系教師免不了要在故紙堆中流連，可看慣了簡體字，再看繁體字多少有點不習慣。這封公函的發信機關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也就是後世俗稱的軍統局的前身，是當時中華民國的主要情報機關。收信方是中華民國航空委員會（昆明航校）周至柔（少將）。我的手指拂過顯眼的「絕密」二字，心跳不由得加快起來。信中寫道：

「這次氣球在距離東京城中心較遠的荒川區出現，有幾個當地人目擊了藍色氣球突然出現在無雲的晴空並墜落在地的景象，氣球從國內消失、在日本出現的時間間隔只有短短七分鐘。情報得到確認。毫無疑問，昆明東北郊外的野貓山上空有一個連接中國與日本的神秘隧道，只要穿過這裏，遙遠的時間與空間距離就不復存在，日本東京其實近在咫尺。」

「黃大哥道：『我們處理掉了戰鬥機，在東京安頓下來。我多少次想要尋死，而桂民教導我說，我們是被國家、被世界、被時間遺忘的人，中國也已經是新的中國，在這個星球上沒有人還會記得我們的存在，但只要有一位飛行員還沒有來到日本，我們就有活下去的理由，必須忍辱負重、繼續等待！』

「我們最終到達了昆明。父母親在研究機關與聯合大學謀到了職位，我們的生活逐漸安定下來。很快，我們同八位航校學員再次見面。這些人都來自浙江、江蘇、福建地區，家鄉大多已經淪陷，山高水遠，獨居異鄉，訓練枯燥無味，生活寂寞。『德國教官會拿鞭子抽人的。』他們說。他們每周休息時都會到我們家做客，三五成群地過來聚會，那是他們最歡愉的時光。那時我父母在昆明市郊龍頭村借來一塊地皮，請人修築了三間土坯小屋，這座屋成了他們的『避難所』，談笑間能暫時忘卻思鄉之苦與亡國之痛吧。

趙幹部帶我們登上樓梯，樓梯和扶手同樣是光滑的木頭製成的，我不認識木頭的種類，但看起來絕非便宜貨色，應該是柚木、胡桃木之類的名貴木種。每層的樓梯口都有衛兵守衛，他們無一例外地向趙幹部立正行禮，姓趙的依然只是擺擺手，顯得有點傲慢。第三層只有五個房間，我們沿著走廊走到盡頭，打開一扇紅色木門，走進一個有點空曠的屋子。這間屋子四壁同樣漆成藍色，窗戶上蓋著厚厚的深藍色窗帘，一盞60瓦燈泡將屋裡照得雪亮，屋子正中間孤零零擺著一把扶手椅，靠門放著兩張寫字檯、幾把摺疊椅，寫字檯上有檯燈、墨水瓶、筆記本、煙灰缸和茶杯。

信中提到了一個藍色防空氣球的事情，除此之外沒什麼特別。我小心翼翼折好信紙交還趙幹部，「公函本身沒什麼問題，可是沒頭沒尾的，相當不明白。」

那座監獄、姓趙的幹部和有姓無名的女犯人，再也沒有出現在我的生命中，她還有許多話沒有說，這個故事也並不完整，我還想聽到更多關於八位飛行員的事情，野貓山—東京隧道現在還存在嗎？國民黨空軍飛行大隊將一位又一位青年軍官送入隧道，卻遲遲不見他們在東京出現，不曾感到費解嗎？陳桂民出現后是否受到了軍統的注意？是1942年以後這些飛蛾撲火般的老式飛機已經失去了價值，還是國民黨高層選擇將這段瘋狂的歷史遺忘？陳桂民與黃棟權後來是否在日本懷揣使命堅強地生活下去？如果124號犯人不曾出獄，一旦這兩位飛行員故去，又由誰來擔起這份奇詭的重擔？

「我是一名共產黨員。」犯人說完這一句，就不再說話。

「這位是趙……同志，身後站著的是小李。這位呢，是我們歷史系中國近代史專業的講師張老師，他對中日戰爭這段歷史相當有研究，應該能配合你們的工作。」老嚴熱情地介紹道。

「是……陳大哥的陣亡通知書……」女犯人順從地說道。

「小李，你們出去吧。」趙幹部揪下鋼筆帽，眯起眼睛望著對面坐著的中年女人。

不用多說，這是一間審訊室。

她所說的話我聽不太懂，趙幹部看來也缺乏相關知識，可不同於我的尷尬，他反而理直氣壯地伸手指著女囚犯罵道：「124號！老實交代你的特務問題！不要避重就輕！你要認清現在的局勢！」

「是的。」女犯人低下頭，「我們循聲找到一家旅館，叫開了門，原來拉小提琴的竟是一群空軍航校的年輕學員。他們是杭州筧橋中央航空學校的學員，因日軍攻陷杭州，航校被迫搬遷至昆明，學員們自行搭車趕往雲南，半路在此投宿，竟因提琴聲與我們巧遇。他們好心地騰出一間房間，讓我們得以避開風雨，吃到熱乎乎的食物，好好休息一夜。在這患難的時期，我的父母與這些年輕活潑的青年成了好朋友。第二天，他們就率先開拔，我母親卻發起高燒來，足足休息了幾天之後才得以繼續趕路。」

「『那天美國的飛機布滿天空，東京變成了一片火海，我所在的郊區小鎮並沒有遭到破壞，但所有人都哭著逃走，因為火勢已經越來越大，眼看就要燒過來了。我獃獃地站著，看天邊的火變成了一個龍捲，呼呼地把東京燒成平地。』」

我腦中浮現出一段資料，立時伸手叫停，「轟炸日本嗎？這個我倒知道。國民黨早在1936年就制訂計劃準備轟炸日本佐世保、橫須賀基地及東京、大阪等城市，但隨後在對日作戰中折損了所有的大型轟炸機，計劃被迫叫停。到1938年，外國援助的馬丁139型轟炸機來到中國，1938年5月份，兩架轟炸機從漢口起飛，轟炸了長崎、福岡等日本城市，但由於航程過長，炸彈艙都被改造成了油箱，中國轟炸機最終沒能投下炸彈，只是撒下了幾百萬份傳單。儘管如此，這也是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唯一一次轟炸日本本土的壯舉。那些傳單上寫著『爾國侵略中國，罪惡深重。爾再不遜，則百萬傳單將變為千噸炸彈，爾再戒之。』確實是令中國軍民揚眉吐氣的一幕！」

小李沖了進來，我夾起公文包走向門外。響亮的耳光聲響起，女犯人倒在地上，臉上多出一隻穿著軍用膠鞋的腳。

我用心聽著這段故事，一時間無法做出判斷，也就沒有出聲。

124號犯人睜大眼睛看了一會兒，「是陣亡通知書。」

「你仍然否定你的一切賣國行為嗎？你知道負隅頑抗、拒不交代問題的下場嗎？還是寧肯用這種神話般的故事來掩蓋裡通外國、出賣我國關鍵技術情報的事實嗎？」趙幹部冷冷地說。

「1937年11月底，日機第一次侵襲長沙小吳門和火車站等處，造成300餘人死傷，其後斷斷續續進行轟炸。長沙作為戰略要衝，一直是日軍的重要突擊目標之一。要說冬天的話，應該是37年底、38年初的樣子吧。」我想了想，說道。

這驚世駭俗的言語讓我呆住了，久久不能出聲。趙幹部帶著一副「早知如此」的神情瞟我一眼，「瞧瞧，我第一次聽到這些屁話的時候也是這副模樣。現在是什麼時代了？是二十世紀中葉了，是科學的時代了！你說的這些根本就不符合科學理論！一派胡言！」

可就像信的開頭我說過的那樣，這段歷史不應該與我一起被裝進骨灰盒，希望你們以自己的學識、智慧和人格做出判斷，決定是否將這段歷史公之於眾。但無論如何，請別在2025年之前作出決定，這是屬於八位年輕軍官的戰鬥，對他們來說，戰鬥還未曾結束，他們還將全力履行數十年前的報國使命，猶如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日本上空……

「別說這些！說重點！」趙幹部吼道，「繼續說！」

趙幹部抿著嘴巴，端起茶缸喝了一口茶，茶水流經喉結的「咕咚」聲在寂靜的室內顯得非常響亮。

「出去！」姓趙的男人解開了風紀扣，露出通紅的粗壯脖頸，兇惡地咆哮著。

女犯人點點頭，說：「是的，就像我之前多次重申的那樣，這並非我的臆造，而是中國抗日戰爭中一段極少人知的秘史。實際上從科學的角度來說，這種現象是有可能的，如果你們接受過高等物理學的訓練，那麼一定知道相對論描述過這種連接兩個時空的狹窄隧道九*九*藏*書，它被稱作|愛因斯坦—羅森橋。儘管未曾在任何實驗中證實其存在性，但野貓山—東京橋在1939年確實曾經存在，我毫不懷疑這一點。」

「這時兩位大哥齊齊嘆了一口氣。『到1959年，果然又有一架霍克3型飛機出現，但這次通道的出口在山區，飛機剛駛出就迎面撞上山峰，摔得粉碎。等軍警到達時，飛機已經被燃燒彈徹底燒成灰燼。就這樣，我們失去了一位闊別已久的兄弟——而對他來說，是出師未捷的剎那而已吧。』

我抹去鼻尖的汗水，穩定一下情緒，說道：「不不，我只是感到驚奇……偏離一百公里的空間，消失兩年多的時間，這些我不懂。她提到東京上空有戰鬥機在巡邏，那可能是因為1942年4月18日美國杜立德將軍駕駛B25轟炸機對日本進行長途奔襲轟炸、日軍方面提高警惕性的關係，這次突如其來的轟炸讓日軍領悟到日本本土並不是絕對安全的，但大部分的日本平民還沒有意識到戰局正開始改變方向。她的描述基本上是合理的。」

「啊哈！」趙幹部亢奮地雙手一拍桌面，像只盯住獵物的大蛤蟆似的趴在寫字檯上望著犯人，「瞧瞧，專家同志一下子就發現問題了！你還想繼續說下去嗎？那隻會讓你的馬腳越露越多！」

「陳大哥說：『我只是在霧氣中飛了片刻，怎麼時間就過了兩年多？我嚇壞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同時我也想到，其他人預定在我之後飛入野貓山入口，他們會在什麼時候出來？我天天在等待他們的消息，可是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沒有任何跡象出現。直到1945年的一天。那時我正在一間食堂做工，已經有了一個日本名字，做著不起眼的工作，不敢再想以前的事情。我每天在噩夢裡驚醒，聽到有人在罵我漢奸、賣國賊，可我必須活下去，因為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太不尋常了，我必須在這個異鄉等待同僚們出現，問問他們到底是怎麼回事。』

從落款來看，寫信人是國民黨諜報系統的重要人物毛人鳳，他信中所稱「局座」應當是軍統局長戴笠。毛人鳳寫信的口氣相當恭謹，雖然當時周至柔只是區區少將，但蔣介石設定空軍軍銜高出陸軍兩級，因此周至柔實際上擁有陸軍二級上將軍銜，用「軍座」一詞也不算過分。

「那年冬天，日本人的飛機來到了長沙城，四處投下炸彈，爸爸媽媽帶著哥哥和我離開長沙，前往昆明避難。我爸爸……」

「他們八人都留下遺書，深知自己將一去不回，卻毫無畏懼，坦然步上征途。陳大哥是第一個出發的。1964年的北京飯店裡，頭髮花白的陳大哥這樣說道：『那天日落的時候，日本人的飛機丟光了炸彈，終於返航了。我喝下一碗壯行酒，摔碎酒碗，與同僚和長官揮手告別，登上了我的霍克3型飛機。這架飛機的性能很好，雖然陪伴我只有短短三個月，但我已經熟知她的脾氣，她也用最好的狀態奉承著我。航線早已經背熟，我從機場起飛后一直向東北方低飛，時刻注意日本飛機的動向。沒一會兒，便到了野貓山上空。太陽西了，能見度很差，我比照航線圖，發覺前面就是那個什麼橋的入口了，可眼睛看不到什麼異狀，山間起了一些霧，我想稍微升高一些，穿過那團霧氣之後再掉頭回來尋找入口。可是……』

「『校長說我們即將執行的任務，是世界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我們將用血肉之軀，創下中華民族雄壯不屈的光輝未來——我們將駕著飛機飛往日本，對東京的戰略目標展開突襲。』」女犯人抿了一口開水，說道。

「『飛機並沒有失事。』陳大哥嘆了口氣，眼神望著照在地毯上的陽光，『那只是一個障眼法，小得螺。你們全家、我所有的同僚與朋友、甚至德國飛行教官都被蒙在鼓裡，我與七名同僚加入了一次絕密的任務，這次任務是由委員長直接指派給我們的，就連飛行大隊的指揮官都無權干涉我們的行動。』

趙幹部大踏步走回寫字檯后坐了下來，猶自呼哧呼哧喘著氣，黑臉上漾起憤怒的紅暈，他突然扭頭沖我說：「別被她的話所迷惑！她的身份不像你想象的那樣簡單——實際上，她與日本人有著密切的關係！」

「不許說出工作場所和工作內容！」趙幹部及時喝止了她的陳述。

「坐。」趙幹部拉開一把摺疊椅，示意我坐在寫字檯後面，「隔壁房間有專人負責記錄，你不必記下他說的每一句話，但別忘記你的任務，你要負責挑出他陳述中的漏洞，戳穿他道貌岸然的假面目！這裡有紙和筆，還有什麼需要的話儘管對我說。」

「張老師你好，我姓趙。」這人臉黑沉沉的一絲笑容都沒有，介紹中也沒有單位和身份頭銜。

我知道這樣一封信完全在你們的意料之外。當你們在一位終身碌碌無為的歷史教師的遺物中發現如此一個泛黃的信封時，一定會以為那是我與某位友人之間咬文嚼字的通信，或是寫給你們過世太早的母親、沒來得及寄出的情書，再不然，便是我留給你們淡而無味的隻言片語，就像過去二十幾年裡我每日所說的那些安身立命的迂腐道理。然而這不是。這封信關於一段往事，一段我原本希望永遠封存在記憶中的往事，可當接到確診通知書的那一天，我突然感到非常恐懼，害怕生命太早消逝，這段往事將隨著我一起化為飛灰。我下定決心，寫下這封信，將它夾在《中國抗日戰爭全史》第一冊的扉頁，如果你們中有人同我一樣對歷史略感興趣——哪怕只是因為整理我的遺物也好——打開我的書櫥，這本書就在書櫥第一層最顯眼的位置等待你們翻閱。看完這封信之後，你們會獲知一段無人知曉的歷史，一段中日戰爭史中埋藏極深、意義重大的秘史。到那時，希望你們以自己的學識、智慧和人格做出判斷，決定是否將這段歷史公之於眾，這個選擇已經困擾我接近四十年，如今我終於可以卸下重擔了，這是死亡能夠給予我的最好安慰。

這裏沒什麼照明設施，趙幹部擰亮一把手電筒，帶著我深一腳淺一腳向其中一棟樓房走去，這棟樓外牆漆塗的編號是「204—丁」。樓門前兩名荷槍實彈的衛兵「啪」地對趙幹部立正行禮，小李立刻立正還禮，姓趙的卻只擺擺手，示意他們打開樓門。

「五十州關男先生說對我們企業生產的某種產品很感興趣，希望能詳細了解一下情況。由於我對該產品比較了解——當然，並非直接負責——並且五十州先生指定由一位女性為他講解，所以在參觀工作單位之後第二天，我帶著樣品到達他位於北京飯店的套房進行商務洽談。沒想到，在那裡他並沒有談商品進出口事宜，而是說起了抗日戰爭時期的往事。他說他認識我，對我非常熟悉，此生能夠再見到我一面，簡直是奇迹之中的奇迹。」女犯人平靜地敘述道。

「誰的？」趙幹部厲聲道。

「後來，1940年冬天，我們居家從昆明遷往四川宜賓李庄，但青年軍官們的陣亡通知書還是一封接一封寄來。當年在旅館中拉著動聽小提琴的黃姓大哥同樣犧牲在日本人的槍口下，他擊落了一架敵機，在追擊另一架敵機時被敵人擊中，遺體與飛機一起摔得粉碎，以至於無法妥善收斂。終於，最後一封陣亡通知書出現在郵遞員手中，爸爸與媽媽的悲痛無以復加，他們一遍遍翻看這些青年人的照片、日記和信件，為消逝在天空中的英魂暗自垂淚。

我莫名其妙地走過去，伸出右手跟站起來的幹部相握。

「『你是說，其他七位大哥也都沒有死？』我驚喜地叫道。

樓道里燈光明亮，這座監獄溫暖如春。我加快腳步，跨出裝潢考究的204—丁字型大小小樓，在冰冷的空氣中做了一個長長的深呼吸，讓灌入肺部的冷空氣平復我的情緒，然後緩緩抬起頭，仰望靜謐無比的山區夜空。

「他們的眼圈紅了，我的眼圈也紅了，『陳大哥，黃大哥，誰能知道你們經歷了這樣的事情呢？你們這次回國，為的就是把這件事告訴我嗎？』我拉住他們的手問道。

「『為什麼是我，陳大哥，黃大哥？』我震驚地問道。

我聽著樸實而動人的詩句，一時間覺得有點恍惚。抗日戰爭史是一段迷霧籠罩的歷史，但無論如何，這些為抗日而犧牲的青年，面目似乎漸漸清晰……

我沒想到犯人居然是一個女人，但很快意識到這是某種性別歧視——女性既然能頂半邊天，為什麼不能成為階級敵人？我也學著趙幹部的樣子摘下鋼筆帽，在信紙上試了試水，墨水還挺足。

「……我記不清了。」女犯人皺起眉頭。

趙幹部一點不領情地回絕道：「下次吧，下次。張老師，也不用收拾什麼行李，順利的話明天就能送你回來，咱們這就出發，沒問題吧？」

「我仍然不太明白，趙同志，不過我盡量配合，盡量配合。」我把公文包擺在大腿上，看看桌上的鋼筆和信紙，信紙印著「公安部預審局」字樣，紅紅的宋體字讓我心裏有點發慌。

當時的我並不知道這就是後來聞名天下的秦城監獄，只感覺有點毛骨悚然。監獄這種東西就算白天看也顯得鬼氣森森，小的時候我住家在北京德勝門外，距離功德林監獄不遠，那座由寺廟改建的老監獄給我童年留下了不少恐怖的陰影。「趙同志……我們到監獄做什麼？」我聲音發抖地問道，腦中快速反思著近期自己的作品、言論和行為，如果這是一次秘密逮捕的話，那麼老嚴確實串通警察演了一場好戲。

「知道了。」女犯人考慮了一會兒，似乎在斟酌措辭，「1964年8月10號或者11號，我記得那天應該是個星期天，我正在家中一邊聽廣播，一邊縫補丈夫的長褲，突然接到……上級的通知，要我去一趟……工作單位。」

「我只是個小講師而已，說不上有什麼能力，不過能幫得上忙的話還是很樂意的。」我順著他的話答道，眼神又飄向老嚴，示意他趕緊把前因後果說清楚了。

我草草掃了一眼紙上密密麻麻的小字，沒看太明白，就看見最上面的框框里寫著「等級：絕密」，末尾公章蓋的是「公安部預審局」。這個單位我從沒聽說過，不由得抬起頭重新打量一下對面的幹部，姓趙的似乎習慣別人盯著他的眼光，眼神木木的，一點反應都沒有。

「『我就是陳大哥啊，小得螺！』他臉上浮現狂喜之色，我從沒在一個人的臉上看到過那麼喜悅的神采，在這一刻坐在咖啡桌對面的不再是個白髮蒼蒼的日本客商，而是一個激動的、雀躍的、喜極而泣的中國青年。『我等這一刻等了好多年了，小得螺！這下得好好跟你聊聊！』他揉揉發紅的眼睛，捉住我的手，笑著流著淚同我說話。

「我見到了來自日本大通株式會社的社長五十州關男先生，和我國有關部門的陪同人員。他是跟隨到北京參加友誼賽的日本乒乓球代表隊一起來到中國的，他的公司是日本乒乓球隊的主要贊助商，因此得到了特批。實際上在1962年廖承志同志與日本方面簽署民間貿易備忘錄的時候，五十州先生就曾申請赴華開展商業活動，不過當時沒有得到通過，直至64年才來到中國。」犯人說道。

「梁犯！」趙幹部突然大喝一聲，他立刻發覺不小心叫出了犯人的姓氏，警覺地瞅了我一眼，改口道：「124號！減少描述，陳述事實！」

趙幹部突然從檔案袋裡抽出一張黑白相片，高高舉起來，「是不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