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岈關
父親現在彷彿又坐在我們身邊，他那緊鎖了多年的眉頭舒展開了，笑容滿面。我和三哥都不約而同地注視著他——他臉上的表情現在已不再是一個失敗者，也不是一個晚年痴獃木訥的老人，而是一個重情重義的男人。
這時，徐菊梅、老八叔，還有徐明祥和「徐浮安」，都來送我們。一見面，徐明祥他們三個人，就開始掏口袋，接著全都掏出了錢。徐明祥說，我們商量了，你的錢，我們不能要，還給你吧。
三哥說，我們去大別山。你忘了，咱爹死前是有話的，要咱們把他的骨灰埋在老家。
我三哥見黃主任說起吃來沒完沒了，特別反感，剛才臉上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冷若冰霜。我三哥來時為什麼不想找當地官員，他跟我說，就怕吃飯，他對吃飯厭煩透了。
枝岈關為什麼能搞起來紅色旅遊，是因為過去這裏鬧革命很紅火，驚天動地呀乖乖，這麼跟你說吧，解放后一九五五年授銜，枝蚜關在這裏出了一百多個將軍，那可都是開國將軍呀。這地界是真正的紅色老區，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算算有八十多年了吧，當時這地方是紅四方面軍的誕生地，最初是紅一方面軍在這裏活動，副軍長就是後來的開國元帥徐向前，後來紅一方面軍併到了紅四方面軍。當時蔣介石的衛立煌部隊在這一帶和紅軍打仗，他們對紅軍可凶著呢。
徐明祥用手指著報紙上他自己的名字，非常認真地對我三哥說，這本上的文章都是我寫的，文章里的故事可全是真實的，假了，人家報紙是不給發表的。
徐浮安講，黃芽兒雖說長在貧寒人家，但她長相俊俏，所以媒婆踏破門，但她父母死守著當年指腹為親的諾言，都給推掉了，單等著徐小孩來迎娶。後來鄭財主看上了她，黃芽兒才就此沒有了退路。
又過了一會兒，徐浮安像是喝多了，他從吊鍋里夾上一塊肉，像一個耳朵的形狀。他舉著「耳朵」說，要說仇恨，紅和白仇恨大著呢，解不開又能怎的？就說這「耳朵」吧。
我問，找老宅做什麼？
三哥和我走不了啦。
我猶豫著說，那個老家人可能叫徐浮安吧？三哥點著頭說，沒錯，就叫徐浮安。
我想起父親，想起我們的小時候，想象著父親的故鄉，想象著父親年輕時在故鄉的情景。我沒話找話地問他為什麼不帶司機，三哥只是哼了一聲，沒說話。以前三哥的話不是這樣少，可自從辦起公司，有了別墅有了車，話就越來越少了，而且隨著資產的擴大，話還越說越簡單，有時很複雜的一件事，他就說幾個字，讓人很不好琢磨。跟他在一起，特別累，腦子累，心也累。
黃主任他們走後，三哥想出去，但卻再也出不了屋了。枝岈關鎮政府的官員們，像文化科、旅遊科，還有許多科的領導，走馬燈一樣，從他的房間進進出出。我心裏猜出來，鎮上的人肯定知道了三哥的身份。
父親是一九一三年生人，死時八十七歲。對於父親的歷史，我們兄弟幾人略知一些。父親是個老革命，年輕的時候，在他的家鄉大別山區參加過赤衛軍，後來又成為了解放軍。曾在當地剿過匪，解放後進城，最輝煌的時候曾任解放軍某部後勤部部長。父親和我母親的關係很冷淡，我們長大后才一點點兒知曉，原來他們的結合是上級領導安撐的。父親出身農民，沒上過學，母親是在省城的一個茶商家庭長大的，讀過初中；父親性格暴烈魯莽，母親性情溫順安靜。還有一點，父親不愛說話，不僅不和我們說；在我們的印象里，好像從來也沒有見過他和母親安靜地坐在那裡說會兒話。無論從哪個方面看，他們倆一點都不般配，而且彼此彷彿相隔著很遠。
沒想這件事被當地一個國民黨的聯防司令知道了，立刻派人騎著大馬來枝蚜關，和徐仁易聯繫，極盡奉承，還送來了兩支大槍作為見面禮。國民黨司令來送禮，徐仁易立刻在枝岈關一帶出了大名，連鄭財主都高看他幾眼。後來國民黨方面還暗示有改編的意思，但徐仁易沒同意，他存著野心呢，他想讓自己的隊伍再壯大，將來好有更高的砝碼。其實這個時候團練上的事全由徐仁易一個人說了算，鄭財主反倒要看徐仁易的臉色過日子。
三哥說，爹這一輩子可是出生入死，當年是鄭財主那樣的人把爹的幸福給毀了；後來，解放了，他又栽在女人腳下。
一路上，「徐浮安」低著頭，不怎麼說話，顯得有些不好意思。老八叔則在不斷地和徐菊梅解釋著什麼。徐明祥倒沒什麼，很自然地過渡到導遊的角色，他指著身邊的各種樹木，不斷地給我三哥介紹，哪是國家一級保護的銀屢梅，哪是二級保護的領春木、連香樹、蘭果樹，還教我三哥識別哪是白馬鼠尾草，哪是天女花，講得頭頭是道。
我三哥不耐煩聽他解釋，擺手示意徐明祥接著往下講。
三哥說，誰騙我？是我先騙了爹，騙了枝岈關！接著抓住了我的手，說，這次來，我不是也騙了你嗎！
當時六個人的團練，在徐仁易的帶領下，沒出一年就發展到二十多人，後來鄭財主聽從徐仁易的建議，又花高價買了一條當時響噹噹的槍「漢陽造」。那會兒枝岈關的團練在大別山一帶實力很強，徐仁易信奉槍杆子總有理，槍比筆管用，也不知道他這想法是怎麼轉變的。反正後來他愛槍如命，為了搞槍，不擇手段，除了鼓動鄭財主買槍外，他還帶人搞槍。團練里好多的槍，都是他帶人在山路上搞埋伏，從掉隊的紅軍傷兵手裡搶下的，搶下槍后，他就把紅軍傷兵用槍托子砸暈扔到山下。扔完后，他還不馬上離開，他要站在崖邊，用手攏住耳朵，側耳聽一聽，直到聽到落地的聲響，他才撣撣衣服離開。
老八叔朝我三哥挑起大拇指，乖乖，你爹是個英雄呀，老人家現在還……
徐明祥眨眨眼睛，想了想，問道，那先生您想怎麼聽呢？
徐菊梅還說我父親徐勝利去招待所看她和她的堂舅，當他見到那隻銀腳鐲時，雙手哆嗦著一把抓過來，緊緊攥進了手裡，像孩子一樣把手貼在心口處，然後就開始落淚。徐菊梅說，老人只是落淚，一句話也不說。既不問過去的事，也沒有問黃芽兒死後的情況。他只是無聲地哭，一直哭，也不擦眼淚，就那麼任淚水一直流著。
三哥問我，你說咱爹，那時也是不到二十歲呀，就帶兵打仗了，面對刀槍，那麼男子漢，你說當年要是咱們倆，能像爹那樣嗎？
我和三哥又把骨灰盒拿上來。
後來我們才知道，原來皖西民間傳說，準備埋骨灰時，如果骨灰被風吹得紛紛揚揚，表示死人發怒，要懲罰活著的人，懲罰那些做過錯事和違心事的人。
有一天夜裡，已經當了赤衛軍隊長的徐小孩，帶人襲擊了小保隊，殺死了三個小保隊員，把那一筐的耳朵搶走了，後來聽說埋在了山上，還在埋的地方種了松樹。那時候大別山一帶只有少量的紅軍，大部隊都去北邊打仗了，留下來的打仗的都是紅軍傷兵和赤衛軍，而且赤衛軍戰士大部分都是十七八歲，有的只有十四五歲。怎麼說呢？就是一群孩子，再加上槍支不好，彈藥不足，所以只能打游擊。徐小孩帶著人，一天都沒停過和白軍、小保隊打仗。那時候一到晚上總能聽到槍聲，小保隊的人也被打死不少。他們怕徐小孩，可就是抓不住他。
車在疾駛，我和三哥正奔向父親的家鄉，我不知道，該到哪裡去找那個叫枝岈關的小山鄉，因為我們兄弟四人，都沒有回過老家，父親進城后，也一次沒有回去過。三哥準備將父親葬在什麼地方呢？他是否早已選好了墓地？
三哥在前面走著說，明白什麼東西最重了吧？我的臉紅了一下，三哥真是太可怕了，腦袋後面都長著眼睛。
我和三哥聽到這些，都立刻聯想到父親死前為什麼要決定把骨灰葬到家鄉大別山，還有他生前與我母親感情不和，以及他那兩次的情感風波，這一切難道真的和這個山間美人黃芽兒有關？
徐明祥說，這個人在哪裡？
徐明祥對徐浮安說，你知道多少，就都講出來。不著急，慢慢講。
徐明祥樂起來，這樣吧，你明天給我半天的時間，我保證能找到。
我三哥問他們，是不是這麼多年來一直住在枝岈關。兩個人說是的，從沒有離開過，而且他們的父輩也都沒有離開過枝蚜關。他們還說，無論是小保隊白軍的後代，還是赤衛軍紅軍的後代，從來都沒有離開過，往哪裡走，都是大山，出不去的。
事情總是突然會發生一些變化，就像我想不到自己會來枝岈關一樣。
徐明祥長相和年齡倒也相差不多，瘦臉，鬍鬚颳得很乾凈，白襯衣，牛仔褲，說普通話，地方口音不重。粗看他，倒像鄉村教師，但細一打量，又總覺得有哪兒不對勁兒，可也說不出來不對勁兒的地方。
徐明祥愣了一下，坐下來，很平靜地說，是該殺，後來給殺了。
我三哥立刻說，那也好，那您就再給我講一講我爹過去的事吧。
當天晚上，已經是十一點了，我和三哥正準備睡覺，突然有人敲門。隔著房門一問，回應者是個女性，聽聲音還很年輕。我和三哥都面面相覷。我心想，這麼晚了誰還能來找我們呢，何況還是千個陌生的女人。
黃主任整了整領帶說，革命的後代，理應好好招待的。接著要準備中午請我們吃飯，要我三哥嘗嘗皖西邊草的白鵝，有二十斤重呀，還有用木棒敲石頭被震暈捉住的沙錐魚，還有被杜甫讚美為「白小」的古膾賤魚，還有全身銀白的瓦蝦。
在通向主峰的山路上，山陡，但是風景太美了，沒有多少人工的痕迹，一草一木，都非常天然。尤其看到松樹時，我三哥總要停下腳步，用手拍拍樹榦，然後仰起頭，看著大樹，不住地點著頭，嘴裏還喃喃自語著。我知道，他不定是在猜想，哪棵樹是爹當年為了紀念死去的赤衛軍戰士種下的。
屋裡特別壓抑，一時間誰都不說話了。
三哥在前面走，我跟在他後面，悄悄地把那個小皮包的拉鏈拉開一點，這一看嚇我一跳，裏面是一整捆的錢，都是百元的，還沒拆封。我在心裏算了一下，應該有十萬塊錢吧。他帶那麼多的現金幹什麼，不就是埋一個骨灰盒和立一個碑嗎，哪用得著這麼多錢？難道三哥想為父親造一個豪華墓地？這可是父親生前最厭惡的。我想，父親的亡靈也是絕不會同意三哥這樣做的。
徐菊梅對我三哥說，關於你爹的好多事，我都是聽我姥姥說的。我姥姥說起你爹時，就像小女孩一樣，臉紅紅的，眼睛里裝滿了幸福。可當我問她解放初剿匪時徐小孩就在枝岈關，兩個人是有機會見面的，可為什麼就沒有見面呢？我姥姥只是抹眼淚，什麼也不說。
現在他在不斷地質問自己，他臉上是汗，聲音顫抖。
三哥說，我覺得咱爹想回老家，肯定是惦記老宅呀，我想就在老宅那裡給他建墳立碑。我感到不解，說爹的心思你是怎麼知道的？三哥眼睛閃了一下，沒有接我的話，卻說快吃吧，我們還要趕路。
我三哥問徐明祥，枝蚜關有幾所小學？
八月桂花遍地開
我三哥讓徐明祥不要講得太宏觀，要講微觀，要講土生土生的枝岈關人當時鬧革命的事，說越具體越好。徐明祥認真地說，啥事得有個開頭呀，下面就講具體的。我研究枝蚜關紅色史十幾年了，書上有的我知道，那書上沒有的我也全知道，您想聽啥，我就講啥。
徐明祥、「徐浮安」還有老八叔，堅持要把錢還給我三哥。三哥想了想說，這樣吧，你們真想給我，那就聽我的吧。他們連聲說行呀。
三哥將墓碑上的落葉摘掉，然後，三哥和我將兩束現摘的鮮花放在墓前。
徐菊梅說，姥姥是戴著一隻銀腳鐲躺進棺木里的。臨終前，姥姥拿出那隻藏了幾十年的腳鐲，讓我們交還給徐小孩，姥姥說到了地下，活著的時候身體缺少的部件會自己長出來的，她要在地下等著徐小孩把那隻鐲子再給她戴在那隻腳上。
我三哥更糊塗，現在不讓進，中午就讓進了？
3
在開往憧憬已久的大別山區的路上，聽著這些過去耳熟能詳的紅軍老歌，我心裏有種與此行此景特別吻合的感覺。我不知道三哥此時此刻，是不是也和我有同樣的感觸。
我三哥說想見一見。但徐浮安卻望向徐明祥，徐明祥打岔，然後說起別的事，說要給我三哥唱當地情歌。
徐明祥見我和三哥愣神兒，以為是懷疑他的能力，他立刻從書包里拿出一個大本子，小心地打開，一篇篇地翻給我三哥看。我湊上前去，原來是剪報本，上面都是徐明祥在報紙上發表的小文章，從標題上就能看出來，都是關於大別山的革命故事。
吊鍋，就是從房頂上下垂一個竹竿，竹竿下端有一個特別怪巧的機關，把吊鍋掛上去，手一按那個機關，就可以將吊鍋上下調整。桌面上有一個火盆，正好對著吊鍋。
這幾天，三哥經常蹦出一句「乖乖」來，說得特別自然，好像「乖乖」竟成了他的口頭語。儘管三哥沒有說出什麼事，但我也能猜出來他做了什麼。他還有一樣東西沒有帶走，留在了枝岈關，那就是三哥的小皮包，那個曾在他心目中最沉最重的東西。
徐明祥漲紅了臉，說，我一定答應你，不為別的，也算為我的老爹爹贖罪吧。
三哥非讓那些年輕人在墓前把頭上戴的遮陽帽摘掉，把煙滅了。他大聲地說，紅色游不是來看山水的，你們懂嗎？你們知道為了鬧革命，這大別山死了多少人嗎？當年那些紅軍犧牲時，比你們還小呢！他們還都是孩子，你們懂嗎？
我拍三哥的馬屁說，三哥你知識蠻豐富，歷史底子不薄呀。
老八叔過來，握著我三哥的手說，我們都知道了，你和你爹一個樣，你像你爹，是個大好人。
我三哥急忙把她讓進屋來，問她有什麼事情。
三哥笑起來，你就在這屋裡給我講講吧。
在大廳里轉了一圈，三哥就走向服務台。前台服務員是一個長相非常淳樸的小姑娘，扎著城市裡已經非常少見的小辮子，眼睛像泉水一樣清澈。三哥和小姑娘搭訕了兩句，接著就非常隨意地問她到哪裡去找導遊。小姑娘說，旅行社呀，這裡有好多呢。三哥問那些導遊多大年齡？小姑娘說都是二十多歲。三哥又問有沒有歲數大一點兒的，知識豐富，能講的，他可以多給錢。小姑娘搖搖頭說沒有。三哥微笑著道謝，招呼我去外面轉轉，當我們快走到大門時，小姑娘又追了出來，她說她有一個表哥，歲數大，學問也特別大，不過是個業餘導遊。三哥挺有興趣地隨她回到前台，讓小姑娘詳細說一說。
中午，車在一家路邊飯店停了下來。大概開長途車的緣故，下車后，三哥活動了好半天。我這才發現，他比兩年前又胖了許多，尤其是肚子，又大了一圈。
三哥又說，也不能怪他們，我像他們這麼大不也是不理解爹嗎？天天跟爹頂著幹嗎？
我三哥攔住他的話頭，擺擺手說，一家人不說兩家話。
我三哥問徐浮安，你奶奶黃芽兒還活著嗎？徐浮安說八年前就死了。我和三哥都一愣，問徐浮安去省城，是否是在他奶奶去世之後，徐浮安想了想，說是的。我三哥再問，
九九藏書你家中還有其他年歲大的長輩嗎？我三哥說，是不是枝岈關的小學校窮，你才去的外面？
還好，還有時間。
我疑惑起來，難道去枝岈關，他真的就只是為了安葬父親的亡靈？
三哥說，身體胖，爬不了山，不想亂轉，想先聽景。
後來三哥突然大哭起來。他哭得傷心、委屈、憤怒，接著他坐了起來，我看見他的大白胖身子，就像一個四處漏水的巨大的水桶，嘩嘩地往下流，流得渾身都是淚。
三哥說你姥姥影響了我父親一生，如果我不去看看她，也不能了卻我父親的心愿——儘管父親從來沒說過，可是我知道他一生中最想見到的，但是卻再沒見到的就是這個女人。
那天直到天擦黑了，徐明祥才完成了他的講述。在徐明祥接錢道謝正要朝外走時，我三哥叫住他，認真地對他說，今天晚上回去，好好查一查那個火暴脾氣的赤衛軍叫什麼名字，接著又很隨意地說，還有一件事，我向你打聽一個人，你認識一個叫徐浮安的人嗎？
我三哥擺著手，我沒時間等你。三哥又說，找到這個徐浮安，我會重謝你的。
三哥抱住骨灰盒，小心謹慎地放到坑裡。就在要埋時，他說想再看一眼父親，我說那就看一眼吧，我也想看看。
徐明祥說，他們是他們，我們是我們。
徐明祥眼睛里似乎還藏著好多的疑問，但他不再多問，看得出他是真心想掙我三哥的錢，所以目的很明確地講了起來。他不愧是教小學語文的老師，口才的確很好，講得輕重緩急，繪聲繪色。我和三哥也聽得認真，隨著徐明祥「乖乖」的不斷冒出，我三哥看他的眼神也溫和起來。
老八叔說，有一次兩個游擊隊員受傷在山腳歇息，膽小而又貪財的山民報告了徐仁易，被徐仁易指派的人抓住了，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後來關押在鄭財主的大院里，徐小孩帶人營救，沒有成功，他本人也被抓了。當時鄭財主沒在村裡，到省城看病去了。徐仁易叫人把徐小孩捆成肉粽子，就在準備第二天要活埋時，又是黃芽兒在夜裡，用酒把看守的士兵灌醉，把徐小孩放走了。黃芽兒又救了徐小孩一命。徐仁易發現是黃芽兒放走了徐小孩，大怒。這時鄭財主也回來了，也是惱羞成怒，用皮鞭把黃芽兒抽得傷痕纍纍，還逼問她第一次是不是也是她放走的徐小孩。黃芽兒勇敢地承認了，痛罵鄭財主奪了她的身子，但奪不走她的心。她的心是永遠向著徐小孩的，她永遠是徐小孩的人。鄭財主妒火中燒；後來徐仁易竟用大砍刀砍掉了黃芽兒的右腳！
後院里掌上了松明火把，鄭財主坐在屋裡的太師椅上，屋門大開，黃芽兒坐在旁邊的一個凳子上，旁邊站著兩個丫環，死命按著新過門的臉色慘白的三太太。徐小孩被吊在院里的一棵桂花樹上，剝光了衣服，小保隊的人用槍托，家僕們用木棒，一頓狂打。徐小孩掙扎著，不住口地罵，淡黃色的花葉像雨一樣地落下來，落在徐小孩的身上、地上。當時已是深秋季節，滿院子里都飄著桂花的香氣。徐小孩流出的血，很快就凝結在身上，在火把映照下，徐小孩彷彿一塊懸吊著的黑紅色的琥珀。無論黃芽兒怎麼哀求放人，鄭財主紋絲不動；黃芽兒下跪、磕頭，額頭磕出了血，鄭財主眼睛都不屑一掃；最後黃芽兒哭得昏死了過去，他才叫人停住毒打。鄭財主叫人把血肉模糊的徐小孩架到一間雜物房，派人看守，說轉天一早送給國軍領賞。
三哥把骨灰盒放到石頭上，又把我喊到他身邊，然後我們折了兩個樹枝，我跟著三哥刨大石頭下面的土。眾人見狀也都明白了，有找石頭的，有找樹枝的，一起蹲下來挖坑。人多力量大，不大一會兒工夫，一個一米多深的坑就挖好了。
三哥不說話，直著眼睛。看得出他真的很疲憊，兩個肩膀垂下來，彷彿那裡壓著很多人的身軀與很多層的高樓。
我三哥說，我是問你。
第二天一早，我就帶著那個信封去找他，他在公司。他的公司在鬧市裡，是一棟高層寫字樓。我在他的辦公室見到了他，我以單位事多為借口，告訴他我去不了。三哥聽罷，連頭都沒抬，說，我已經跟你們領導打好了招呼，給你請了七天假。放心吧，工資和獎金，包括你的年終獎，你們單位一分錢都不會少你的。三哥說完，沖我一笑，我相信三哥的話是真的，我也相信他有這個能量。
那幫年輕人被這場面鎮住了，他們也摘下帽子，彎下腰，鞠了三個躬。
三哥用手揪著自己的頭髮，發誓一樣地說，我一定要為枝岈關人做點兒事！為了爹，為了黃芽兒，也為了這片土地。真的，做生意這麼多年，什麼都見過了，什麼都難以打動我了，可以說我的心都長了一層厚厚的硬繭了，眼睛也他媽的不會流淚了——現在，是大別山、是枝岈關讓我變了……
花枝招展的女服務員挑著竹門帘子，往裡讓客，飯店老闆也過來招呼我們，熱情得過火。飯菜上來時，隔著窗戶，我看見外面有好幾個人在圍著我三哥的車看，還指指點點的。我說三哥你不該開這麼好的車出遠門，太扎眼了。三哥沒有回頭，喝著玉米面粥，笑著對我說，你心挺細的，吃著飯還拿眼照應著車，機靈，好呀。接著又說這頭茬兒的玉米粥就是香，他吸溜一下又是一大口。看三哥喝得那麼香，我也忍不住端起了粥碗，但是粥還沒有進到嘴裏，三哥突然抬頭問我，你還記得八年前老家來人的事嗎？
我把這些情況對三哥講了，三哥嗯了一聲，誇我的腦子好使，記憶力不錯。
我三哥擺著手，又抬腕看看表，說今天雖然已經下午了，就按一天算，你先講一段我聽聽。
我們到枝岈關時已是上午十一點多了，車子開過書有「走進第一清白地，游觀無二碧凈天」的簇新的石牌樓，人就逐漸多了起來。街道上人來人往的，哪裡還有一點兒昔日困苦的痕迹？因為正是旅遊季節，所以到處都是遊客，起起伏伏的道路兩邊布滿大大小小的飯店，還有賣旅遊紀念品的小商店。看得出那些店鋪建蓋的時間並不長，二層樓的店門個個嶄新明亮，紅磚碧瓦，顏色艷麗。
三哥說，是呀，聽。說心裡話，這些歌兒很好聽的。
徐菊梅接著說，只有我知道你爹後來的名字，所以你要相信我的話。
大別山人喜歡唱歌，有山歌、茶歌、秧歌、牧歌、門歌，還有幾千種小調，人們在勞作的時候，累了就相互對歌兒。比如採茶的時候，有女人在東山上唱：三月摘茶茶樹青，奴在屋裡綉手巾。兩頭繡的茶三朵，中間繡的採茶人。西山上立刻就會有小夥子應：四月摘茶茶成堆，賣茶進城把茶背。翻山越嶺走得快，心兒還在緊緊催。
這時候一群年輕人正好從這裏路過，望著石碑說，現在怎麼還有這東西，誰看呀，還擋路。
徐明樣張大無辜的眼睛說，不糊塗又怎麼辦？難道還要把我老爹爹從墳里拉出來給你們認個錯？
我三哥捻滅煙，又問，你講的是真的嗎？
徐仁易帶著他的小保隊，配合國民黨部隊，四處抓紅軍和赤衛軍，手段極其殘暴。一次伏擊中，小保隊抓住了一個送信的赤衛軍，那赤衛軍是個十六歲的娃子，長得又干又瘦，看上去也就十二三歲的樣子。小保隊竟用拇指粗的麻繩捆了，渾身上下麻繩一道挨著一道，捆得密密實實的。從遠處看，那娃子就像一根大麻繩一樣，只露一個腦袋瓜，小娃子像鵝似的拚命向上伸著脖子，臉憋得黑青黑青的。他仰著頭，嘴巴向天上張著，樣子嚇死人。小保隊押著這個只有十六歲的小赤衛軍遊街，那小娃子喘不上氣，根本走不了路，他們就用大棒子打他的後背。打一下，小娃子就往前蹦一下，脖子再往上挺一挺，藉機喘口氣，然後停下來，等著大棒子再砸下來。只有藉著大棒子的砸力，小娃子才能喘氣。就這樣打一下，喘口氣，硬是走了好幾條街。最後一棒子打下去時，那小娃子的脖子再沒有挺起來，頭垂著，躺在地上一動不動了。
我三哥攔住他說，誰說不出去了，我是說不爬山，你要是哪點兒講得打動了我，我還是要去看看的。
徐明祥喝口水，接著說，其實我老爹爹後來出名，還不是因為搶槍殺人擴大團練隊伍，是因為和赤衛軍打仗，或者說，是和一個人打仗。
徐小孩就是我父親！這是我父親當年的名字。後來參加了解放軍，解放後進了城他才改的名字，叫徐勝利。我三哥沒有說徐小孩改名字的事，而是繼續稱謂徐小孩。看得出，徐浮安和徐明祥只知道「徐小孩」，不知道「徐勝利」。
走一段，在一個山路的轉角處，見到了一座烈士墓，墓碑不高，已經很舊了，碑文的字跡已經有些模糊，看得出是很早以前修建的。
下午，我們一行人向著枝岈關東面的最高峰白馬尖爬去，白馬尖是大別山區的第一高峰。三哥親自背裝著父親骨灰的大皮包，氣喘吁吁，他誰也不讓背，就要自己背。他渾身流著汗，但他走得最快，好像體格一下子健壯起來。
我們爺爺奶奶的情況，研究紅色史的徐明祥肯定知道，那個「徐浮安」也會知道，還有那個裝作七十歲的老八叔，他們不會不知道，但是他們都沒有說。他們不是像他們講得那樣，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他們還是有所顧慮的，他們還是害怕的。害怕我和三哥會對他們做出什麼衝動的行為。
徐浮安的飯店不大，倒也十分乾淨。他老婆非常熱情地迎出來，她個子不高，但非常結實，她把我們讓到一張及至膝蓋的圓桌前，圓桌四周有幾個小圓凳。我三哥肚子大，瞅著小圓凳直皺眉頭。徐浮安說，今天吃吊鍋，這是大別山一帶最獨特的風味了。我三哥坐下來，試了試，也還可以。
我三哥說，既然知道，那現在就走吧，去看老宅。
我坐在他旁邊，無所事事，打開音響，沒想到三哥買的光碟竟然是那些紅軍時期流傳在大別山區的老歌兒。
我坐在車上，不知為什麼，突然就想起了許多過去的事情，可能是因為父親就「坐」在我身邊的原因吧。
接著，徐浮安說了一件事，把我和我三哥都說驚了。他說他奶奶是他老爹爹的第三房太太，姓徐，叫徐黃芽，但是後來村上人都叫她黃芽兒，出嫁時只有十五歲，而當初黃芽兒爹媽給她定的娃娃親就是徐小孩。
我們小的時候，父親經常打我們，我們都忍著不敢吭聲。但是，三哥不，他像狗一樣叫，一次次地往爹身上沖，所以父親對三哥下手最狠，碗口粗的笤帚能打成天女散花。父親一天不打三哥，似乎吃飯都吃不香。三哥和父親一直是針尖對麥芒，兩個人就像仇人似的，母親活著的時候常說他們是前世的冤家。有一次母親帶著我們去逛廟會，三哥偷著找人算命，那算命的說三哥和父親屬相相剋，五行不和，如不分開生活，必有一人被另一人剋死。當時三哥聽后，臉色慘白。也就是從那以後，三哥凡是做重大決定以前，都要算上一卦。深信父子相剋之說的三哥，中學還沒畢業，就離開了家，四處闖蕩，後來他就做起了生意，拚命賺錢。從那以後，他和父親的關係更緊張了。一個是老革命，一個是拜金主義者，二人水火不容，平時難得一見，但一見面倆人就吵。父親七十歲時，壽席上三哥送父親的壽禮是一個存摺，有一萬元錢。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一萬元是一個天文數字，那是三哥十多年風裡雨里掙下的所有的錢。其實三哥送父親摺子的用意，只是想告訴父親，您看，我沒走歪路，我成功了。我把我掙的錢都給您，我是孝順的兒子，我心裏是有您這個父親的。也不知道當時父親是怎麼想的，他暴怒了，一下子站起來，當著眾人面，把摺子撕得粉碎，然後扔到三哥臉上，一字一頓地吼叫，你這是在抽我嘴巴，我就是餓死，也不會沾你一分錢！錢算個屎，老子不稀罕。你給我滾，我沒你這個視財如命的兒子，只要我還有口氣，就不許你再進我的門！
我們一直是這樣認為的，也一直以為母親也是這樣想的，但母親去世前與我們的一次談話，卻讓我們重新審視母親與父親的關係，同時也對父親的經歷有了更大的疑問。
張燈又結綵呀
紅軍大部隊北上后，還有一部分紅軍留下來，組織山民，成立赤衛軍，所以當時大別山一帶形勢特別複雜，有白軍、赤衛軍、團練，還有土匪。最初團練還屬於地方的，沒有政治傾向，誰也不靠，可是到後來形勢就變了，開始轉向白軍，和赤衛軍對著干。
徐浮安說，聽我奶奶講，徐小孩站在山上朝天喊，不把那些割耳朵的惡魔們全殺光，他永遠不會放下槍。
父親這輩子毀就毀在女人身上！
我問他為什麼。
父親去世六年了，骨灰盒上父親的照片，還和他生前一樣，沒有一點兒變化，他微仰著頭，頭髮很短很硬，緊閉著嘴唇，瘦削的臉龐上沒有一絲笑容，目光冷峻而嚴肅，像刀子一樣。父親生前我們兄弟四個都怕他，幾乎不敢抬頭和他說話，這麼多年過去了，他的模樣我都有些模糊，或者說，在父親活著的時候，我就從未留意過父親的相貌。
三哥打開盒子，誰也沒有想到，這時候突然颳起一股風，太大了，骨灰竟被吹起來，像灰色的雨一樣飄飛。父親死前已經很瘦小了，沒有肉，都是骨頭；但是沒有想到他的骨灰卻是那樣多，他的骨頭比肉多，骨灰把我們眼前的視線都給遮蔽了。這時天空也莫名其妙地暗下來，剛才還是太陽高照，現在卻陰沉得嚇人。
徐明祥帶著幾分得意，說徐仁易是他的老爹爹呀。
哭完，三哥終於告訴了我他來枝岈關的真正原因。
我和三哥住進了位於半山坡上的一家三星級賓館。賓館特別大，裝修也很講究，根本想不到在這大山窩裡還有這麼氣派的賓館。儘管枝岈關現在已改製為鎮了，但空氣中瀰漫的還是大山的氣味兒，還有山鄉的氣息。推開窗戶，只見外面都是綠樹青草，吸一口，清新中帶著甜味。一隻喜鵲嘎嘎叫著，從窗前飛過，還有許多鳥兒在樹枝上跳躍唱歌。我特別興奮，問三哥下一步做什麼。三哥無心觀光，看了我一眼，讓我跟他走。
老八叔說，現在不能去。我三哥大惑不解。老八叔解釋說，你爹過去的宅子，現在是小學校，孩子們放假了，鎖著門，不讓進。
下午還不到兩點，一個高個男子挎著一個劣質黑皮書包，一頭大汗地敲門來了。他自報家門叫徐明祥。我三哥讓他坐下來，請他抽煙他不抽。他看了一眼我三哥的軟中華，又不住地上下打量我三哥，然後又看我。我三哥一邊點煙，也—邊打量觀察他。
三哥說，那你就掰著手指算算，小欺負，一件一千，大欺負，一件一萬，咱哥倆今天結清了吧。儘管三哥還是沒有離開錢字，但我還是從愉悅的氛圍里感覺到了溫暖，畢竟我們是親弟兄。看得出三哥的情緒不錯，他用筷子攪著粥碗說，我們這次去，第一件事就是要先找到徐浮安，然後通過他，再找到爹的老宅。
日本人不敢來，但是好多國民黨的大官都跑到枝岈關來了，都到這裏避難來了。大官們一來，枝蚜關熱鬧了。不長時間，這個原本不大的山村，又來了許多山
read.99csw.com裡人從沒有見過的人，比如燙著爆炸頭穿旗袍的女人，戴墨鏡拿紙扇的販賣鴉片的人，還有販賣槍支彈藥的人，把小山區攪得烏煙瘴氣。三哥說，就憑你們剛才那不恭的話，不恭的行為！
黃芽兒遠近一帶美得出了名，她唱歌兒好聽，舞跳得好看，而她的名字，更是代表了對女孩的一種讚美。黃芽兒本是一道很有名的茶葉，源於唐朝，到了明清兩朝，已經列為貢品，是一道齒頰留香、甘澤潤喉的千年名茶。
老八叔嘿嘿一笑，我有個熟人，他中午在，咱們中午去。
徐浮安說聽他奶奶講，那一籮筐的耳朵就放在小保隊的大院里，嚇人呀。沒人敢湊前，就連餓極了的野狗都遠遠地躲著那籮筐，不敢靠過去。隔著那筐百步以內，就是把牲畜們往前趕，它們也絕不往前再邁一步。
我也是第一次看見三哥哭成了這個樣子。
接著徐菊梅又說出了我們的爺爺奶奶的情況。
我三哥說，那是你們應該得的，收起來吧。
徐浮安朝徐明祥點點頭，然後開始講起來。他說他的老爹爹就是當年團練的創辦人鄭財主，我三哥很疑惑，說那你為什麼姓徐，他說解放后老爹爹被鎮壓，他改了奶奶的姓。
我三哥問，那你想要說什麼，想要做什麼？
那天面對著墓碑，三哥似乎有許多話要說，但我們能說什麼呢？我們的心裏都只有深深的愧疚。我和三哥在墓前深深地鞠了三個躬——向這個從未謀面的女性，向這個至死都依然愛著我父親的女性。
那一戰打傷了兩個赤衛軍戰士。
我悄悄問三哥，你做了什麼事呀？
三哥喝了口茶，直截了當地問老八叔，是否認識當年一個叫徐小孩的赤衛軍，後來當了解放軍，還在此地剿過匪。老八叔立刻說，他小的時候親跟見過大名鼎鼎的徐小孩。我三哥直來直去，說他就是當年那個徐小孩的兒子，是來找老宅的。
我三哥很客氣地給他們讓座，問他們是何人。那年輕人畢恭畢敬地介紹穿西裝的人，說這是他們枝岈關鎮的辦公室黃主任。我三哥很隨和很客氣地說來此沒有公事，純粹私事，沒想驚動政府，不好意思添麻煩。
後來徐菊梅說，我知道你們這次來，是要找你家老宅，可你們也不想一想，幾十年了，怎麼可能還有呢？知道你家老宅的老人們都沒了，再說你爹那個時候又不是大戶，窮人家的房子哪裡有什麼根基呀。
我們兄弟四人跪在母親遺體前，痛哭流涕，我們都沒有想到，母親與我們的那次談話，竟成為了在她生命最後時刻的遺囑。在她生命快要終結的時候，她一點兒都沒有想到自己，想到的還是父親——那個讓她擔驚受怕了一輩子、沒有給她帶來一點兒快樂的男人。
徐浮安在帶她去省城找我父親徐勝利的路上，曾給她講了當時黃芽兒被砍腳的情景。當時氣極敗壞的鄭財主閉著眼舉著大刀就要向黃芽兒的腳砍，說是一輩子也讓她走不了路，離不開鄭家大院，幫不了那個赤匪。儘管他舉起了刀，但還是下不了手，畢竟黃芽兒給他生了兩個女兒。徐仁易見狀，讓人把鄭財主攙到了前院，隨後他舉起來大砍刀，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就揮了下去。刀下落的力量太大了，黃芽兒的腳和腳鐲都飛了起來，但是黃芽兒沒有去看她的腳，而是像只鷹一樣，身子一躍而起，一下子抓住了那隻腳鐲，她雙手緊抓著腳鐲，還沒有落到地上，人就疼昏了過去。後來，鄭財主知道了那副腳鐲的來歷，就逼著她扔掉。但是黃芽兒發誓，要是敢動她的腳鐲，她就立刻撞死。可能鄭財主見黃芽兒已經沒有了一隻腳，動了側隱之心，對這件事也就沒再過問。
裝著父親骨灰的大皮包就放在我的旁邊，一動不動。父親現在非常安靜，就像是睡著了一樣。我想他要是醒著的話，肯定會大吼一聲跳下車去，他是絕對不會安靜地坐在這裏的。當年三哥買的第一輛車是桑塔納，父親看不慣，拒絕坐他的車。父親離休前，有一輛專車「上海」，但他很少坐，其實家與單位離得不是很近。一般情況下，沒有急事，父親就走著去上班。父親說過，他就是看不慣那種顯擺的人。我把一隻手搭在皮包上，好像要讓父親睡得踏實，又好像倚在了父親的身上，嗅到了父親身上那濃烈的煙草味兒，那一會兒眼前全是父親的身影，父親好像就真的坐在我身旁。
我三哥一上來就在桌面上放下一千塊錢。徐浮安愣住了，表情有些激動，連說用不了這麼多，您給得太多了。徐明祥也有些吃驚，但他還是比徐浮安老練，他看了一眼徐浮安，似乎是要他接受。徐浮安拿起錢，小心地放進衣袋裡，又用手按了按，這才連說謝謝。這場景被我看見了，覺得他們倆之間好像有什麼秘密。我三哥抽著煙，興奮著，好像根本沒有注意到他們之間的小動作。
自從父母去世以後，我和三哥有兩年沒見了。我跟他無論是性格、做事方式，還有彼此的生活，都懸殊太大。所以我對他一向是少有往來，敬而遠之。
我不知道三哥為什麼在六年後會突然想起這件事，我不好問他，畢竟他是哥哥，大我十歲。但我猜想耽擱了這麼長的時間他才想起來辦這件事，其主要原因，就是他恨父親。一定是這樣的。
三哥好像太累了，他仰躺在床上，聲音很遠地說，咱爹過去不容易呀！赤衛軍，不就是兒童團嗎？都是一群孩子呀！再看現在的孩子，唉！過了工會兒，他又說，其實我是真想聽他們多給咱講一講爹過去的事情，我聽不夠呀。
徐菊梅沉默片刻，點頭答應了。
我三哥對徐明祥說，這麼說你爺爺不就是個土匪嗎？徐明祥不承認，說他老爹爹可是一個人物哩，最初人是好的，團練守衛的可是村裡的安全，只是後來他人變壞了，但那屬於歷史的局限。
告別老八叔和徐明祥他們，我們連忙奔去機場，是那位黃主任送我們，還有一位司機，開的是我三哥的賓士。車剛開，坐在副駕駛位子上的黃主任就回過頭，對我三哥說，我給鎮長和書記打了電話。他們一再叮囑我，一定要……
吊鍋里放著山雞、野蘑、山豬肉，還有說不上來的各種山珍海味，味道奇香無比。我們喝的是米酒；徐浮安說是自家釀造的，喝一口，果然味道不俗。徐明祥和徐浮安不斷地向我三哥和我敬酒。我三哥酒量很大，喝了不少，他們倆也喝了不少。於是酒桌上特別熱鬧，徐明祥和徐浮安的話也比剛才明顯地增多。
徐菊梅還說，當年姥姥被砍掉腳時，她堂舅徐浮安就在現場。
徐小孩的隊伍和徐仁易的隊伍經常交火，雙方都恨不能一下子打敗對方，但還是游擊隊勢單力薄。徐仁易靠著槍多錢多人多，再加上心狠手辣，老百姓們怕他們恨他們，但又不敢得罪他們。對游擊隊，他們同情，不敢明面幫，背地裡也不敢幫，因為一旦被徐仁易他們知道，那是要殺人的。所以游擊隊當時特別艱難。
我打開信封，裏面是一萬塊錢，我明白他肯定是有事求我。三哥就是這麼個人，什麼事情都喜歡用錢來解決，親兄弟也是如此。
我三哥不由得點了點頭。
那個時候，經常有拿槍的土匪出沒，到四村八舍搶糧搶姑娘，禍害山民。村裡就有人挑頭，要組織人拿槍保衛村子，後來村村就有了武裝。這些地方武裝叫團練。枝蚜關的團練，是村裡一個叫鄭財主的人辦起來的。最初只有自造的兩條土槍，是打散彈的，響聲大，但是沒多大威力，嚇唬人的。後來又有了一條槍，叫「湖北條子」，是鄭財主花錢從湖北那邊買來的。這點你們知道吧，枝蚜關正好在安徽和湖北的邊界處，翻過山，那邊就是湖北了。其實最初團練的宗旨挺好的，就是「保家治安」，當時只有六個人，領頭的叫徐仁易。
三哥命令我們都上車坐著去，或是到別處待會兒，他想一個人在校園裡走一走。徐明祥和老八叔立刻躲到邊上，然後兩個人小聲地說著什麼。我倚在車上，遠遠地看著三哥。我看見三哥肥胖的身體在無人的土操場上來回地走，時而低著頭，時而仰著頭，彷彿一個石碾在乎整著操場。離著老遠看他，我才突然發現，其實在我們兄弟四人中，五官和性格最像父親的就是三哥。以前就像，現在更像。三哥和父親彼此相恨，可他卻最像父親。要是他再瘦下來，就是活脫脫的父親了……三哥在操場上走著，偶爾貓下腰，專註地看著腳下的土地。我想他可能在尋找我家的老宅，可是這麼大的一塊地，他怎麼能認出哪塊是呢？
徐菊梅嘆口氣，他們那代人就是這樣，把什麼都埋在心裏。
我三哥說，要是在省城的話，我就不問你了，這個人也是枝岈關人。
三哥不請自來，肯定是有很重要很急迫的事，不然他也不會這樣唐突登門，事先竟連電話都不打。他是一個很忙碌的人，他的手機使用率也很高，以前我們兄弟幾個相聚，就很少見他消停過，他總是沒完沒了地接電話，沒完沒了地到外面去應酬。
鮮紅的旗幟豎呀豎起來
徐明祥說，就這一所。
然後，三哥長出一口氣，帶著我們繼續爬山。可是沒爬幾步，三哥就突然停下來對我說，我知道剛才那樣做，對死去的那些紅軍戰士不恭。可是我沒辦法呀，我只有給他們錢，才能讓他們對烈士折一回腰。
徐明祥笑起來，那好吧，就聽您的。
這時，徐明祥又插話說，他昨天晚上查了一些老幹部寫的回憶錄，那個火暴脾氣的人，他查出來了，就是當年大名鼎鼎的徐小孩。又解釋說，這個人他是知道的，不知為什麼昨天死活就想不起來叫什麼名字了。
枝岈關的夏季，晚上涼風習習，風中帶著澀澀的青草香味兒。不知道從哪裡傳來山泉流淌的聲音，不大不小，彷彿有誰在遠處彈著古箏。點點燈光在樹木縫隙中閃爍著，夜晚顯得魅惑和詭異起來。許多遊客走在山坡路上，有的在散步，有的在欣賞山中夜景。他們穿著鮮艷而時尚的衣服，在夜晚的大別山，倒也特別吻合，好像沒有一點隔閡。那一刻，我突然又想起了父親，我不知道三哥想沒想，反正我來到枝岈關，看見什麼場景，都立刻會聯想起彼時父親在做著什麼。
徐明祥眨眨眼睛，反問我三哥，你和他認識？
那你爺爺該殺！
我看見三哥輕舒一口氣，看來時間倒是對得上，接著又問徐浮安去省城見誰。徐浮安說，是個老革命，在省城是個官。
三哥很激動地說，爹要是活著，我就讓他打，怎麼打，我都不跑；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跑。
過去父親曾講，解放前，枝岈關是一個有著一百多戶人家的大山村，雖說山清水秀，但人多田少，戰事多，匪患多，所以特別貧窮。山裡人常年只有一身衣服，放進棉花，就當棉襖穿，天熱了，把棉花抽出來，又變成了單衣。
說來也難以置信，三哥這些年來，還從沒有來過我家。打開門，看到他，雖然他的腳步聲早就通知了我，但我心裏還是一愣。我把他讓進門，剛想和他寒暄幾句，他就打斷我的話，直截了當而且還是用命令的口吻，讓我明天上午跟他出一趟遠門。他說著把一個厚厚的信封放在茶几上，我知道信封里一定是錢。看著厚厚的信封，我知道數目不小，但我看都不看，只是問他去哪兒，做什麼。他很不耐煩，一邊朝外走一邊說我現在有事，忙咱明天路上再說。說完，跟我妻子象徵性地點了點頭，算是打了招呼，然後頭也不回地揚長而去。他這個人做事歷來就是這樣，可我總是不明白他為什麼這樣蠻橫，還總是這樣毋庸置疑和霸道。
三哥開著他的賓士車在高速公路上疾馳，向著父親的故鄉——大別山區一個叫枝岈關的小山鄉駛去。一路上，他專註地開著車，很少跟我說話。三哥把車開得非常平穩。我知道他經常獨自開車出去辦事，一個人開車出去，那肯定是辦重要的事情。多一雙眼睛，就多一張嘴，多一張嘴，就多一份麻煩。我三哥總是有辦不完的重要的事情。
三哥當時就傻了，鐵青著臉，一聲不吭地跑了出去。從那以後，直到父親去世前，三哥再沒和父親見過一次面。
我三哥說他現在不想聽什麼歌，就是想讓他們找一找上歲數的老人，他要當面問一些問題。兩個人對一下眼神兒，說不認識。看我三哥不高興了，才勉強答應了。說是明天要帶一個叫老八叔的來，他是萬事通，全知道。三哥問他們為什麼不早說，徐明祥吭哧著，借酒裝醉也不解釋，仍舉杯勸酒。我三哥掉下臉說，不喝了，累了，回賓館，明天再說。
三哥對我說，這裏風光太好了，就讓爹在這裏天天看著大別山，看著枝岈關，也看著他想念的人。
徐明祥的一句「乖乖呀」把我和三哥都說愣了。父親生前在特別高興的時候也常會脫口說一句「乖乖呀」，那腔調、那語氣和徐明祥的一模一樣。儘管那會兒父親很少高興，說得也很少，但這大別山人的口頭語「乖乖呀」，還是給我們留下特別深刻的記憶。
那首《八月桂花遍地開》現在輕輕地飄蕩在我們耳邊。來時我們就聽了一路，可在此時再聽，讓我和三哥百感交集。我和三哥都凝視著窗外的大別山，看著眼前遠去的枝岈關，沉默無語。我想我和三哥，對父輩們留下的歷史迴響——哪怕當年一片樹葉掉落的天籟，一聲久遠的槍響，一句痛快酣暢的詈罵，一支抒發內心的小曲，都應以一顆敬畏之心專註聆聽。
父親去世前的確是這樣交代的。他離世后，我們兄弟四個為此曾開過一次會，但是大家都不說話。遷葬需要花費一筆不小的開銷。最後三哥說，還是我來吧。其實大家也是這麼想的，就他有錢，他不出頭誰出頭？但三哥應下這事後，就再也沒有了下文，他天天忙著掙錢，天天忙著蓋樓，大概早把父親的遺囑給忘了個一乾二淨。
接著，他做出了讓所有人——也包括我——都沒有想到的一個舉動。他給那些年輕人每人發一張百元人民幣，叫那群年輕人在烈士墓前摘掉帽子集體三鞠躬。
我們還隱約地知道，在他們婚後不久，有文工團來慰問演出，父親著迷地看上了一個唱歌的年輕漂亮的女文工團員，非要和我母親離婚。我母親為了臉面，沒有答應，還通過組織找那個女的談話，沒想到那個女文工團員根本就不願意，完全是我父親一廂情願。脾氣暴烈的父親覺得像打敗仗一樣丟了人，找到那女的，拔出手槍威逼那女的表態，逼著人家要嫁給他。在女文工團員的尖叫聲中，父親的槍被眾人當場奪下。事後，鬧得沸沸揚揚，父親被處分、降職，和我母親的關係也更加淡漠。大約過了一年多，父親突然對一個新人伍的女電話兵又有了好感，又嚷著要與我母親離婚，這次我母親特別爽快地就同意了。沒想到，人家那個女電話兵早有了心上人，不甘心的父親就把那個女電話兵找來談話，大吼一通，把那個女電話兵嚇得大病了一場。當時影響特別不好，上級首長發了脾氣，要不是看在我父親戰功卓著，身上還有四塊彈片沒有取出來，大概早就把他送上了軍事法庭。後來，父親因此再次受到處分與降級。這兩次事件，對父親影響很大，導致後來父親ｒｅａｄ.9９ｃｓｗ•ｃom情緒變化無常，經常無緣由地發火，而且脾氣越來越壞，使得他與上下級的關係都處得一團糟，天天嚷著要去朝鮮前線打仗。父親沒有多少文化，不打仗了他就不適應，本來在後勤領導崗位上就有些吃力，再加上屢次犯生活上的錯誤，被一再降級，後來乾脆就被轉業到了地方。離休前，他只是一家中型企業的黨委書記，後來這家企業倒閉了，父親每月只能靠一千多塊錢的退休金生活，連醫藥費都無處報銷。晚年的父親，沉悶、痴獃、乖戾，經常幾天不說一句話，一說話就是吵，除了我母親之外，家裡其他人從不主動和他說話。
我三哥跪了下來，我也跪下來。年歲最大的老八叔，一直愣在旁邊，這時也啊了一聲，突然撲通跪在地上。其他人也都紛紛腿一軟，雙膝著地——老八叔大叫，我們錯了，錯了，錯了！
回到賓館，我對三哥說這兩個人好像在耍鬼把戲。三哥說他早看出來了，那個徐浮安肯定是假的，是個冒牌貨，什麼事一說到具體的時間和具體的事，他總要想一會兒，怕說錯了。可不管徐浮安是真是假，只要能幫我們找到老宅就行，他們不就是為了錢嗎？給他們。
我三哥面色平靜地讓徐浮安講一講在省城見到徐小孩后的具體情況，還有找徐小孩有什麼事情。可徐浮安卻猶豫說，好多年了，記不清楚了。我三哥說你年紀不大，忘性倒不小。徐浮安趕緊補充說當時是一個親戚領他去的，但那個親戚已經死了。
最後這句話，把三哥和我都嚇得一激靈。我三哥問她，你又怎麼能證明你說的話就是真的？徐菊梅說信不信，由你們，那幾個人給你們說的事，是真的，因為徐小孩的事情，老一輩枝岈關的人都知道，年輕的也聽老輩人說過。那是一個英雄，在大別山地區誰不知道呀？但是他們誰又知道徐小孩後來改叫了徐勝利？
徐明祥雙眼閃亮，他問我三哥是第一次來枝岈關嗎？準備玩幾天？還介紹說他安排的旅遊路線和別的導遊不一樣，有文化味兒。
那群半大小子們，一下子把我三哥圍住，但看我三哥那身塊，又不敢動手。徐菊梅他們趕快跑過來拉開。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有我知道。我知道三哥在想什麼。
當時我們一家剛吃完飯，我正要抽煙，心裏就撲通了一下——我聽見樓道里有他的腳步聲。那是他獨特的腳步聲，即使再過多少年，我也能一下子聽出來。三哥走路歷來很重，腳步動靜很大。這些年來他的體重一直在一百公斤左右，是個純粹的大塊頭，一般人很難有他那樣驕橫霸道的體形。
正如我三哥所預料的那樣，徐明祥聽我三哥說后，沒有一點兒驚訝的表情，那樣子真的已經在他的掌控和預料之中。
我弄不清他的用意，看著他，然後打開皮包，我當即就愣住了，原來竟是父親的骨灰盒。我小心地拿出來，放在桌子上。黑紅色的骨灰盒，擦得一塵不染，閃著幽暗的亮光。好多年都沒有給父親掃墓了，但是這骨灰盒我們兄弟四個都是再熟悉不過，因為當年是我們一起挑選的，要的是最貴的紫檀木。
我三哥忙問那個火暴脾氣的人叫什麼，徐明祥想了想，說他記著呢，但又特別著急地說，怎麼就一下子卡殼忘了呢？我三哥讓他回去好好查一查，一定要把這個人的名字查出來。徐明祥答應肯定能查出來。
大別山人也喜歡跳舞，有十把小扇舞、十二月梳舞、打五扇舞，還有一種舞蹈最奇特，叫鴿鶇理窩舞。鴿鶇俗稱秧雞，是棲在秧田裡的一種候鳥，它叫聲清脆，農民們都把它的叫聲，看作是豐收的兆頭。這種舞蹈跳起來，就像鳥兒飛翔一樣。
徐菊梅進屋后，還沒落座就說，你們見到的徐浮安和老八叔，都是冒牌貨，是假的。那個老八叔還不到六十歲，根本不是七十歲。還有那個徐浮安，更是冒充的了，是徐明祥找來的替身。真正的徐浮安早病死了，現在要是活著的話，該是六十歲了。
我三哥用手指點著徐明祥，徐明祥不敢吭一聲。我不知道是我三哥的身塊嚇住他，還是他的賓士車和手裡大把的錢。反正接下來，我看見徐明祥就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笑著一張臉，迎著我三哥。我從心裏看不起他，我知道，就為了從我三哥手裡拿到更多的好處，他可能什麼都能忍受。但我心裏閃過一個念頭，這麼些年他心裏難道就真的對上輩人的殺殺砍砍都不記仇了？無所謂了？心眼兒這張篩子大得能過石子？
關於歷史的講述，時間總是過得飛快，很快就到了傍晚。我三哥說要請他們吃飯，邊吃邊談，為了抓緊時間，吃完飯後，再到賓館繼續。見徐浮安瞅徐明祥，我三哥就笑著對徐明祥說，錢一人一份，二百塊錢一分不會少。徐浮安不好意思咧嘴笑，小聲地說，不是那個意思。
那天回來后，三哥夜裡一直坐在窗前，他在抽悶煙。我說該睡了，明天還有事呢。三哥看著我，長嘆一口氣，說蓋那座大樓，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明明知道地基不好，為什麼非要蓋呢，那是要天塌地陷的呀！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根本睡不著。我三哥也是發獃，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抽煙，一根兒接一根兒，屋裡嗆得睜不開眼睛。
我三哥充滿了疑惑，徐小孩受了那麼重的傷，而黃芽兒又是一個瘦弱單薄的十五歲女孩，她是怎麼把徐小孩救走的呢？
原來，三哥動用了幾億資金，建造市裡一座最高的樓。可是工程啟動之初，地基下陷。他一方面與監理公司找建築工程院專業人員測查原因，一方面拿錢「疏通」各職權部門，想讓工程不停工；同時他還找了一位新加坡的占卜高手卜算陰陽。那位占卜師推算出，三哥只有將去世六年的父親的骨灰重新安葬在故鄉老宅的地基下，在上面再立一座石碑，同時石碑四周不能有遮擋物，這樣他所謀求的事才能成功。對卜算深信不疑的三哥，於是帶我前來大別山。三哥是人在大別山，心其實還是在惦記著他那座樓，於是那天三哥開了手機，往公司打了電話，得知那座地基不穩的樓，政府方面開始出面干預了，已經停工。於是，他這才決定要提前回去。
黃主任正熱情地說著，見我三哥臉色不對，就停住話頭，轉而特別關心地告誡我三哥，不要輕信陌生人，這地方自打開放搞旅遊，社會很複雜，還是要相信政府。
我三哥還是不明白，上輩人那麼大的仇恨，赤衛軍和小保隊打得如此慘烈，難道對後代的人就沒有一點兒影響嗎？
那天晚上，徐菊梅待到很晚，我們之間好像沒有一點兒陌生感，似乎很早就熟悉一樣。我們說了很多的話，但始終沒有離開過去，沒有離開枝岈關，也沒有離開大別山。
老八叔告訴我們，抗日期間，日本人佔領了省緘，也到過大別山的其他一些山區，但是沒有來過枝岈關；因為這裏離著省城太遠了，而且地勢險峻，全是山路，到處都是茂密的樹林，日本人不敢來。
我三哥問，那徐小孩呢，他面對著這樣的殘暴，做什麼了？
叫什麼？
三哥喘著氣，雙手叉著腰，四處看，問怎麼看不見馬頭。徐明祥說，咱們現在站著的地方，就是馬頭。
中午的時候，我三哥開著他的賓士車，在老八叔和徐明祥的帶領下，去那所小學校。
我三哥說，已經去世多年了。
我沿著自己的思緒繼續回憶著，我記得那個叫徐浮安的人來過之後，父親就開始煩躁不安，看上去心事重重的，總是嚷著要回老家去。要不是當時那會兒父親身體不好，說不定我就陪他去了。
徐小孩參加赤衛軍，尤其是在當了隊長，為了給犧牲的赤衛軍戰士報仇，帶人打死了小保隊的人以後，徐仁易就以「紅匪」之名，一把大火燒了徐小孩的家，把徐小孩的爹媽還有哥哥和嫂子全家綁了，放在一個大竹簍里，沉了潭。一共四口人，全被活活地淹死了。徐小孩知道后，大病了一場，閉著眼，躺在山上的草窩棚里，不吃不喝，發高燒好多天；後來眼看人就不行了，墳坑都挖好了。可是就在一個大雨的早晨，他卻突然退燒了，自己晃晃悠悠地站了起來，他靠著大樹，硬是舉起了槍。
徐明祥站起來解釋，是真的，當時就是這樣子。
我和三哥都無法想象父親落淚時是什麼樣子，因為我們從沒有看到父親落過淚。父親也是一個有感情的人，但他一輩子沒有表達過溫情，他表達的都是憤怒，他把溫情埋在了心底。其實母親去世后，父親也是一個人獨坐在屋裡，兩天沒有吃飯。想必在那獨坐的兩天里，他也為母親哭過，只是我們都沒有看見。是的，在那一年裡，黃芽兒和我母親相繼去世，現在推算，大約前後也就相差兩三個月吧。現在想起來，從那以後，直到父親去世，在那兩年的時間里，應該說父親是變了一個人似的。他很少暴怒了，只是一句話不說，好像沒有了嘴。本來父親身體還是不錯的，後來就每況愈下，他的死應該也和鬱悶有關吧，也和黃芽兒與我母親的離去有關吧。
徐小孩聽到了消息從外村趕回來時，黃芽兒已經上了鄭財主的花轎。
第二天下午，還差五分兩點時，徐明祥果然領來一個看上去像是三十多歲的人，介紹說此人就是徐浮安。
可是徐浮安沒有出現，他是應該來的，可是他沒有來。我三哥也沒有問，他只是例行地招呼老八叔人座，然後讓我沏茶，擺出一副恭請老八叔的架勢。
我三哥又逼問一句，我爹和你爺爺勢不兩立，你說咱倆怎麼辦吧？
那群年輕人，像看怪物一樣瞅著我三哥。我三哥讓他們給烈士墓鞠躬，他們不幹。領頭的那個小夥子，對我三哥說，你是幹什麼的，你有什麼資格指揮我們，有病！
徐浮安又講起來。當年大部紅軍離開大別山以後，當地反動武裝特別猖獗。小保隊和白軍對赤衛軍和留下來的紅軍特別兇狠，當時放出狂言，割下紅軍和赤衛軍的一隻耳朵，賞大洋兩塊。聽說不到半年，光是枝岈關的小保隊，就有了一籮筐的耳朵。
我三哥沉著臉，說他很累，不想吃飯，也不想聊天，就想睡覺。
過了一會兒，他突然對我說，時間來不及了，最晚後天我們就得回去。我心裏一沉，連忙問發生了什麼事？三哥搖搖頭；手一揮，說反正是麻煩的事。接著好像是對我說，又像對他自己講，明天把一切都挑明吧，也沒必要再瞞著了，那個徐明祥鬼精著呢，他現在什麼都明白。
我不住地點頭。那一會兒，我不敢看三哥的眼睛。
我三哥假裝斥責我，但是都沒站起來。我發現他是讚賞我的舉動的，假如我要是打了徐明祥，他可能更高興。我看出來，三哥比我還生氣，他不過是在壓著火罷了。但他還是要教訓一下徐明祥。他說，你沒有辦法選擇你爺爺，可是你應該有辦法選擇你自己。我看著你說你爺爺時那興奮的樣子，我就來氣，從心裏來氣。
我三哥轉臉對徐明祥特別激動地說，你爺爺夠狠的，要是遇上了我，我非得把你爺爺殺了！
我看見三哥愣坐在那裡，一句話不說了，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看得出徐明祥很高興，他搓著手說，乖乖呀，遇上奇人了。您想聽什麼我就講什麼，保您滿意。不是說大話，這枝岈關上下百年的事都在我肚子里裝著呢。
望著窗外，我看見遠處的一處工地，那裡正在建大樓，我想也許這樓就是三哥建的。三哥搞了多年的房地產，市裡好幾個商貿大樓都是他蓋的。最近他正在蓋的那座全市最高的五十多層的大樓，好像投了好幾個億，報紙上有過整版的介紹。三哥在我們這個城市名氣很大，是政協委員。我看見他大多是在電視和報紙上，我曾不止一次地在電視訪談節目里，看見他大談特談如何發展城市經濟。
黃主任眼睛閃爍了一下，什麼也不做，就是吃飯，聊聊天。
我三哥問她當年去省城找我父親，到底有什麼事。徐菊梅說是通知一聲姥姥去世的消息，另外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去送一隻銀腳鐲。這是她姥姥臨死前唯一的請求。
我氣憤至極，站起來，端起手裡的茶水潑向徐明祥。茶水潑了他一臉一身，徐明祥只是愣了一下，但很快就笑了。他擦著臉，跟我三哥說，我不和你弟弟鬥氣，他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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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想說什麼，但是沒說出來，也可能不知道該說什麼吧。
打開門一看，是一個年輕女人。大約二十多歲的樣子，個子不高，身材很瘦，舉止得體，目光沉靜，一點兒都不像是一個山村裡的人。她自報姓名，說她叫徐菊梅。我三哥說不認識。她說，你是不認識我，可我認識你，你是徐勝利的兒子。我和三哥都吃驚不小。這是我們來到枝岈關這兩天來，第一個說出我父親第二個名字的人。徐明祥他們都知道我父親叫徐小孩，但是都不知道後來改叫徐勝利。
徐小孩已經昏死過去了，看守他的兩個家僕，料他也不會跑走，就把門別上，呼呼地睡起了大覺。但是第二天，徐小孩不見了。他是怎麼跑走的？院門緊鎖，石牆有兩人多高，沒有人幫助他，他肯定自己跑不了。鄭財主懷疑是黃芽兒在其中做了手腳，因為那個大院里只有黃芽兒有救人的可能，但是黃芽兒死不承認。鄭財主也找不著證據，因為那天晚上鄭財主睡得很沉。白天又是婚禮，晚上又是忙著設計抓捕徐小孩，他早已是心神俱累，再加上終於如願得到黃芽兒，夜晚在新房又不惜體力地狠要黃芽兒，所以他是太累了，那晚就是有人把他抬出屋他都醒不了，他怎麼也想不起來黃芽兒後半夜是否出過屋。再加上新婚的鄭財主正寵著黃芽兒，對黃芽兒也沒有什麼辦法，最後只好嚇唬說，一旦要是查實是她放走了赤匪，絕輕饒不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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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問我見沒見到過那隻銀腳鐲。我說沒見過，一次都沒見過。
光輝燦爛建設新世界
我說，那就多待幾天吧，哥，什麼事非要提前回去不可，多待兩天吧。我也是想多知道一點兒咱爹的事，以後恐怕很難有機會了。你說呢？
那幫年輕人說我三哥沒事找事，不可思議。我三哥衝動地說，今天你們就得鞠躬！
徐明祥說，是呀，我也這麼想呀。
三哥說，你們把錢捐給枝蚜關小學吧。接著，又對徐明祥說，我希望新的枝蚜關小學建好后，你能回來教書。
三哥哦了一聲，說好好好。接著就坐在一塊大石頭上，一言不發，望著遠方。這是一片向著東方的開闊地，前方沒有任何阻擋，只有湛藍的天和飄動著的白雲，彷彿仙境一般。
徐明祥說，在另一個鎮的小學。
我三哥不住地點頭。他那和藹溫順的樣子，我從來沒有見過。
徐明祥也說，當時就連傷病員抓著了也要殺掉。殺掉前，還要挖眼睛、掏心。有一次，在一塊水稻田裡，一下子就砍死了十幾個紅軍傷病員，把稻田裡的水都染紅了。後來聽老輩人說，那塊稻田裡長出來的稻子，都是紅顏色的。白軍還曾經抓住過女紅軍，有十幾個人，每人都一百大洋賣到了城裡窯子，有的是幾個人糟蹋一個。那些女紅軍年歲都不大read.99csw.com呀，還都是女娃子。
黃主任說，大別山人都喜愛桂花，桂花是紅軍花，因為它的種子是紅色的。秋天桂花開的時候，大別山可漂亮了。
我琢磨著三哥，他現在那麼忙，為什麼要抽時間親自為父親骨灰的遷葬而忙碌呢？這件事他完全可以出錢讓我和大哥二哥去辦的，這才是他的風格。過去家裡無論什麼事，只要是需要他出面的，他都喜歡用錢來替代他，不管小事還是大事。有一次母親生病住院，我們商定要哥兒四個輪流值班看護，他不去，他說他忙，實在抽不出空。他特彆強調，他最近正在做一個項目，如果他不在，公司的損失就會很慘重。我們兄弟三個很不以為然，大哥二哥對我說，他嚇唬誰呀，好像沒他地球都不轉了？扯淡！但三哥不理會他們，他只是出錢，一下子出了很多的錢，讓我們兄弟三個也不好再說什麼，尤其是大哥和二哥，更是無話可說。
徐明祥說，絕對沒問題。臨走時，他又停在門口，問我三哥那個徐浮安多大歲數，這樣他找得更容易些。三哥看著我，我也不知道那個人多大年齡，我就按自己的猜想，說現在應該三十多歲吧。三哥說，是，也就是這年歲。徐明祥聽了，點點頭。
徐菊梅感慨地說，大別山不像別的地方，那才真叫殘酷呀。就在那個巴掌大的地方，打得血肉橫飛呀！
徐浮安說，怎麼救走的，誰也不知道。但肯定就是她救的，是她後來自己說的。可是細節她從來不對別人說。過去的事也沒人問了，誰還對那些陳芝麻爛穀子的事感興趣？
三哥又問他去過省城嗎，他馬上說去過去過，不過時間很早了。我三哥又問他，大約是哪年。他想了想說，好像是八年前吧。
我看看他那張被我潑過的臉，心裏想不可能！他現在也許是恨死我們哥倆兒了，這恨可能是雙重的——他既恨我們是徐小孩的後代，又恨我們比他有地位也有錢，只是他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敢流露出來而已。
後來團練又和赤衛軍打了一仗，但是沒想到這次被不怕死的赤衛軍打敗了。團練死了好幾個人，還丟了好幾條槍，赤衛軍準備乘勝前進，把反動團練全部殲滅。可是徐仁易計謀多，他帶人把剩下的槍都埋了起來，讓他的人分散躲走，伺機東山再起。聯防司令得知這件事後，藉機再次派人來，準備扶植他。這次徐仁易同意了，並且答應把團練改為小保隊，接受國軍指揮。後來國民黨支援了一部分槍支彈藥還有錢，這樣重新拉起的隊伍比原來人還要多，從那以後徐仁易就開始死心塌地與赤衛軍對著干，發誓要消滅「紅匪」。這時蔣介石也開始了對紅軍的第一次反革命「圍剿」，革命陷於低潮。
徐浮安又瞅徐明祥，這時我三哥已經走出了屋門。我看見徐明樣用眼色示意徐浮安，他們倆這才一起走出去。徐浮安總是看徐明祥眼色行事，我感覺這裏面有事，但又一時猜不出是什麼事。
面對這座很不起眼的墓，我們三個人都沉默著。這樣普通的墳塋，在這裏很多，可是面對這個女人驚天地泣鬼神的過去，我和三哥卻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她為了我們的父親付出了一切——營救過父親兩次，還失去了一隻腳。可是她得到了什麼呢？
我待不住，一個人去外面轉悠。中午回來時，三哥通知我，他已經給徐明祥、「徐浮安」、老八叔，還有徐菊梅，都打電話了，下午他要爬山，讓他們陪著。我問他為什麼？三哥說，我知道父親的骨灰應該埋在哪裡了。
我三哥沒說話，在校園操場上走。徐明祥湊上來說，您那車的兩個車軲轆，都比這學校值錢。老八叔聽了，「乖乖」了一聲，我說咋跟坐船一樣呢，原來這值錢呀！
父親發怒了。在他的家鄉發怒了。父親是有脾氣的一個剛烈男人。活著時是這樣，就是他死了這麼多年，遇見他看不慣的事看不慣的人還會照樣發怒的。這就是父親，就是死了，也沒改變他的脾氣。在下山的路上，徐明祥與「徐浮安」、老八叔先走步，我和三哥還有徐菊梅邊走邊看山景。快到山下，三哥坐下來，他突然對徐菊梅說，你能不能帶我們去看黃芽兒的墓？
門衛和老八叔打著招呼，拉開大門，放我們的車進去。下車前，三哥給了徐明祥和老八叔一人二百，說這是一會兒讓他們倆吃飯的錢。兩個人雙手拿了，相互瞅瞅，連說謝謝。三哥站在校園中央，四處看著。學校的操場不小，很破舊，全是土地。周邊的教室看上去得有很多年歷史了，屋頂上長滿了蒿草，風吹草動，寂靜無聲。整個校園像是刮一陣風就能吹散了一樣，到處瀰漫著嗆鼻子的土味兒。
我三哥哦了一聲。大別山人管爺爺叫「老爹爹」，這種稱謂，很早以前我們就聽父親說過。徐明祥繼續講述，但語氣里分明帶著幾分誇耀。他說，我老爹爹當時三十多歲，在做團練的頭兒以前，做過村裡的私塾先生，是個有文化的人，頭腦可聰明哩，還寫得一手好字，是顏體的。那時候一到過年他就給人寫春聯，寫過不少的春聯，誰求他，他就給誰寫，沒架子。但是他長相凶，嚇人，又總是繃著臉，沒有笑模樣，所以四鄰八村的娃娃沒有不怕他的。那會兒，村裡誰家小娃子不聽話，只要一說再鬧徐先生來了，小娃子立刻就乖了。乖乖，我老爹爹可有本事了。
我三哥瞪大眼睛，吃驚地讓她說說關於那隻銀腳鐲的事。
我三哥立刻問，是誰，快說呀。
我三哥想了想，好吧，明天給你半天的時間，下午你還是兩點到，把那個徐浮安帶來。
接著三哥報了價兒，你不是導遊一天三十塊錢嗎，我三倍給你，九十塊錢，這樣吧，湊個整數，一百塊錢。清楚了吧？既然紅色游嘛，你就給我講講大別山，不，講枝岈關的紅色故事，我可要聽真實的故事。
看得出我三哥想快點兒把他們打發走，他直截了當地說，你們找我，需要我做什麼吧？
我知道他內心痛苦，但又無法勸他什麼，只好岔開話題，可是他卻執拗地偏要說。他說了很多，包括工程的前前後後，如何做了手腳，如何打通各種關節。
我三哥問桂樹在哪裡，紅軍那首歌兒，就是唱的桂花。徐明祥笑起來說，歌兒里唱的是「八月桂花遍地開」，現在是夏天，要等到秋天桂花才開呢。接著徐明祥指著不遠處的山坡說，那一片都是桂樹，開花的時候，滿山遍野的香味，把人都能香醉了。
當我們終於大汗淋漓地爬到最高峰的時候，半個馬的形狀完全呈現在眼前，遠遠地望去，綿延幾十里。
我們又重新上山，黃芽兒的墓在後山上，掩映在一片松樹林中。她的墓碑不高，是一塊紋路清晰的青色條石，石質很好，一點兒也沒有乾澀風枯的跡象，相反倒有一種濕潤的感覺。松樹林很安靜，陽光經過茂密枝葉的過濾，非常細碎地照在墓碑上，有一種特別柔和溫暖的感覺。
可是這一次——我覺得肯定有問題。
這的確是一個驚人的消息。儘管遲來了幾十年，但是，久遠的父親似乎已經開始朝我們走來，父親過去的經歷開始凸現在我們眼前。
吃完晚飯，三哥說他開了一天的車太累了，要早休息。回到房間洗完澡后，他頭一挨枕頭，就響起了鼾聲。我卻睡不著，百無聊賴中拿起了三哥的手機，這是最新款的諾基亞手機，我發現是處在關機狀態。我這才猛然想起，難怪這一路上三哥沒有接聽過一次電話呢，原來一出門他就把手機關掉了。我知道他在蓋全市最高的一幢樓，這是他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為這個樓，他忙裡忙外，眼下也一定有很多事情需要他拍板處理，可他現在偏偏卻把手機關了，主動把自己與外界完全隔絕，這顯然不合乎他的邏輯，他可是歷來都把生意放在第一位的。
一九四八年，解放軍打下枝岈關后，大部隊開走，只留下六個人，一個排長，五個戰士，發動群眾，維護剛剛建立的革命政權。那時候徐仁易上了山，又變成了土匪，群眾怕土匪，怕徐仁易。他們殺人不眨眼呀！由於當時解放軍的力量太弱了，徐仁易下山襲擊，打死了三個戰士，排長和兩名戰士被抓。重又奪回枝岈關生殺大權的徐仁易，把男女老少召集起來開大會，當著鄉親們的面，把三個解放軍綁到地邊上槍殺了。每個解放軍的身上都挨了幾十槍，人都給打爛了；後來血水流到地里，原本剛成形的玉米一夜間齊刷刷地爆出了穗兒，像頂著紅纓帽的戰士似的怒視著天，一片火紅呀。到了晚上，有人就聽到玉米地里傳出殺呀殺呀的喊聲。後來大別山一帶傳說這是紅軍顯靈了。不久又從村裡傳出來，說解放軍是神軍，徐仁易那幫匪徒早晚得讓解放軍給消滅了。
我有些得意，說，三哥，小時候你那些欺負我的事我可也都記著呢。
我三哥緊緊握了握徐明祥和老八叔的手。
三哥輕車熟路地把車開進一個大院子里，下車后我才發現，這是一家賓館的後院。我抱著裝有父親骨灰的皮包，三哥又喊住我，打開後備箱，讓我把箱里的另一個小皮包也背上，剛一上肩，我就覺得那個小包特別重，我問他是什麼。他眉毛一挑，你想呀，什麼東西最重？
這時的徐小孩已經參加了共產黨，當了游擊隊的隊長。
老八叔對我三哥說，我比你虛長了幾歲，你可要原諒我們呀。
後來徐菊梅臨走時，像個長輩一樣，對我和三哥說，你們這次來，是來看你們的老宅，說明你們是孝子；凡是孝子，都是好人。可就是別被壞人騙了。現在好多人都鑽在錢眼兒里了，人心變了，要防著點呀。不管咋說，你們的爹和我姥姥……後來徐菊梅說不下去了，扭過身，推開門，什麼也不說，快步離去。
母親還分析說，父親當初看上的那兩個女人，年齡、相貌、性格，甚至身高都一模一樣。這又是為什麼呢？這裏面肯定有事情。後來母親大概覺得在兒子們面前說這些，有些不太合適，就趕緊閉上了嘴，然後嘆了口氣，說，你們的父親這一輩子太委屈了，叫我們好好待他。
三哥笑著說，什麼歷史不歷史的，你忘了，我是搞房地產的，凡是跟磚頭有關係的，我都有興趣。接著，三哥又意味深長地說，這句成語在生意場上也很有警示作用呀！
徐菊梅說，我就是想，讓你不要受騙，我看不下你們被別人騙。還有，因為……因為，我們倆有關係。
果不其然，轉過年來，徐小孩隨劉鄧大軍某部回到家鄉剿匪，很快匪徒們死的死抓的抓，最後已經光桿一個人的徐仁易躲到山洞兩個多月不敢下山。在這期間，徐小孩始終不下山，帶著戰士們，晝夜尋找。後來他固執地讓所有人都下山，他要一個人留在山上，他放出話，一定要單槍匹馬把徐仁易抓到。那時已經是冬天了，枝蚜關下起了大雪，多年沒有見過的大雪，山路全部被封，根本上不去山，山下的人就著急，可是又沒有辦法。山大呀，上哪兒找去，只有等著。
黃芽兒的婚禮，是當時枝蚜關十幾年以來最熱鬧的一場婚禮。四吹——笙、簫、笛、管，四打——抬鑼、大鑼、大鑔、鼓，全都用上了，還從縣城請來了一個「倒七戲」(也就是後來的廬劇)的戲班，演了三天的大戲。
我三哥說，秋天我會過來的，我要看看桂花。
三哥又說，我想為爹做點兒事。至於怎麼做，我在想。
沒有辦法，只好依他了。我問他要去哪裡，去做什麼？三哥笑了一聲，用手指著我說，知道你為什麼混到現在還是個大頭兵嗎？就是你的問題太多。要想往上升呀，就得少問這麼多的為什麼。告訴你，你現在應該是少問多做。說完他從另一間屋裡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個黑色的皮包，輕輕放在桌上。他肅立在一側，說你打開看看吧。
徐明祥趕緊湊上來勸我三哥不要生氣，緊著介紹說，這座山的最高峰，叫白馬峰，海拔一千多米，由馬頭、馬鞍、馬背和馬尾構成。
那些年輕人拿到錢后，都愣住了。我三哥也不看他們，他自己率先鞠躬，他鞠得嚴肅莊重，盡量地彎腰，彎到不能再彎的地步。我們也跟著一起三鞠躬——鞠躬，徐菊梅高聲喊道；二鞠躬，她的聲音拉得很高；三鞠躬，所有的人都聽到了她聲音里有了一絲哭腔。
最初，鄭財主託人說媒，黃芽兒的爹娘當然不想讓女兒去給一個大了三十多歲的男人做三房。日子再苦，也不能委屈了女兒，於是婉轉地回絕了鄭財主。鄭財主對黃芽兒喜歡得不得了，非娶不可，他威脅黃芽兒的爹娘，如果把黃芽兒嫁給當了赤衛軍的徐小孩，她就是「紅匪」的匪婆，到時，要把他們一家拉出去槍斃了。黃芽兒的爹娘連驚帶嚇，一齊病倒了，躺在床上起不來。鄭財主見機，又掏腰包給黃芽兒的爹娘治病，最後軟硬兼施，終於把黃芽兒娶進了門。
三哥自語著，這個老頭呀，把它藏哪兒去了呢？他怎麼什麼事都能裝在心裏不講呢？他到底要講給誰呀？
老八叔說，你家老宅我知道。
我三哥聽著，一句話不說，他一口接一口地抽他的軟中華，當徐明祥歇口氣喝水時，我三哥冷著眼，突然對他說，他們怎麼能下得去手呀，那不就是一個孩子嗎？
黃主任說，好好好，到時候您再來具體細談。
我三哥仔仔細細地看著這個人，我也在旁邊打量此人。徐浮安身材不高，不胖不瘦，外表好像顯得有些木訥，但又透著幾分山裡人的機靈，說話時喜歡看人的臉色。我三哥問他一些個人的情況，他說眼下開一個小飯館，以前是種地的。
徐明祥低頭不說話。
風越刮越大，眾人都嚇傻了。
我三哥又問，蓋賓館哪來的錢？再說這鎮上好多新房呀，怎麼就不能把小學校翻蓋一下？
我不解地問，這麼急呀，車怎麼辦？
來到枝蚜關的這兩天里，我發現三哥像是變了一個人，變得傻了，變得沒有了主意，變得很衝動，一點兒都不像我原來那個很有頭腦很有主見很沉穩的三哥了。來枝岈關前我心中的疑問，重又出現，三哥這次來，真的就僅是為了尋找爹的老宅嗎？還有，他要在老宅的地下安葬父親的骨灰，還要建墳，還要立碑，可這是學校的操場，在這裏安葬父親，眼下看來，顯然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
母親早父親兩年去世。她在醫院住了半年，有一天，她把我們兄弟四人都叫到她的病床前，沉吟了好長時間。她突然說，她有一件事永遠放不下，就是我們和父親的關係。接著，她在沒有任何前提之下，逼著我們每個人發誓，要保證讓父親平安順心地度過一個晚年。當時母親說，你們的爹脾氣是不好，可他畢竟是你們的爹呀！你們要是看不起他，我絕不答應。想當年，他在老區也是響噹噹的人物，提起他，沒有人不知道的。這些年他心裏苦啊，我走以後，你們一定要照顧好他。別看他外表是個粗人，可心思細著呢，什麼事都愛往心裏裝。他苦了自己一輩子，他日子過得並不舒心啊。
談判開始時，赤衛軍的後生有理有節地拿出了證據，沒犯態度。徐仁易沒理了，但是仗著自己人多槍多，開始耍賴胡攪。讀書人要是耍賴，那就更厲害；他說赤衛軍算個原，是紅匪，憑啥來談判，說他只需用一半的人馬就能把赤衛軍打個稀巴爛。赤衛軍的後生一下子就惱了，躥上前狠狠九-九-藏-書地打了徐仁易一個耳光，說他講話不算數，不是人。徐仁易大怒，叫手下人把那後生捆了，直打得皮開肉綻才放人，然後還沒完沒了，為了給部下爭面子，他瞅了一個機會，領著人帶槍打了赤衛軍。
下一步，他該怎麼辦？
下午，三哥對我說，這兩天來，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覺得過去對不住爹，真是對不住。
徐浮安說，叫徐小孩。
黃主任有些不太高興，但還是微笑著，他拿出一張名片，說下午再聯繫。臨走時又鄭重其事地說，鎮長到縣裡開會去了，明天下午就會回來；鎮長已經叮囑了，一定要見一見，不能怠慢了革命功臣的後代。
小姑娘說她表哥叫徐明祥，是小學教師，四十歲了，寫過許多文章，都發表在報紙上，特別有學問，現在學校放暑假了，他就出來兼做導遊。見我三哥不說話，小姑娘強調說她表哥是有導遊證的，不是黑導。小姑娘還說，她表哥特別能講，口才好極了，枝岈關上下百年，有記載的，沒記載的，他全能講呢。我三哥笑起來，小姑娘你很有經濟頭腦呀，不讓活計從眼前溜掉，好吧，讓你表哥現在就來吧。我三哥做事特別急。小姑娘打了電話，說她表哥正在帶團。三哥等不了，說讓他馬上過來，出三倍的錢雇他。小姑娘對著電話說了，那位表哥顯然很感興趣，也不知道在話筒那邊說了什麼，小姑娘不住地嗯啊著，點著頭，然後舉著話筒問我三哥，下午行不行？我三哥說下午兩點不到，我就找別人。小姑娘連忙說，您別找別人，他下午一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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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祥擺開架勢說，後來紅軍北上轉移了，枝岈關一帶的形勢一下子就變複雜了。
我們兄弟四人，私下裡都看不起父親，認為他是一個事業和家庭都不成功的人，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遇上事只知道吼，要麼就舉巴掌打人，沒有一點兒涵養，尤其他犯的是生活上的錯誤，這就讓我們更看不起他。我想母親大概跟我們想的一樣，只不過她沒有說出來而已。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對外人都很少提及父親，他那「光彩」的革命經歷，讓我們蒙羞，而且他自己也從不說他早年的革命經歷。是呀，他還說什麼呢？當初他的警衛員，後來都當上了軍長，他還有什麼臉面講他自己？
正說著，我抬頭一看，不遠處一座古城已經矗立在前面。正是黃昏時分，落日下的壽縣古城顯得像童話一樣遼遠，令人充滿遐想。車開進縣城，我發現三哥的話就多了起來，他告訴我，壽縣原是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的一個小城，現在環繞四周的古城牆，是南宋時期的，已有八百多年的歷史。城磚一點兒都沒爛，結實著呢，是真正的宋磚。三哥還說，淝水大戰知道吧？就發生在這裏南面的八公山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這句成語，就是從這兒出來的。
老八叔在說徐仁易這些「壞話」的時候，徐明祥坐在旁邊坦然地聽著，沒有一點兒不自然。
吃完飯，我們稍作停歇就立刻趕路。平坦的高速路，車輛不多，三哥把車子開得飛快。
在與我們談話的十天後，母親在醫院咽下最後一口氣。我記得母親死時雙手沒有伸開，也沒有拳上，而是半張著，好像要去抓住什麼，但又沒有抓住一副失望無奈的樣子。
我也陷入思索，無法想象出那個過去了六十多年的大山中深秋的夜晚，兩個年輕男女，不，是兩個孩子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
汽車駛進城裡，路況立時變得很差。不寬的街道上，汽車、自行車、三輪車和行人，擠得嚴嚴實實，根本開不起來，車子就像跳探戈一樣，三步一停，五步一扭身。我問三哥，怎麼這麼多人呀，是不是下班的緣故？三哥用帶有幾分嘲諷的語氣說，你成天坐辦公室，真是坐傻了，現在的縣城呀，比城市還擁擠。那些鄉里、鎮里有點兒錢的人，還有那些鄉里鎮里當官的，都在縣城裡買房子。怎麼辦？開發商們就蓋吧，人越來越多，房子越蓋越擠。要是到了公休日，就這麼跟你說吧，你夜裡三點起來，在大街上走一走，還都是人呢，整個一座不夜城。別看這麼個巴掌大的地方，比大上海還繁華。
徐明祥說，那些賓館商店都是招商引資的錢，小學校怎麼招商呀？再說遊客來，誰看學校呀，不過最近聽說鎮上在研究蓋新學校的事，可那是領導的事。
徐浮安說，就是有仇恨的話，又能怎樣？喝的都是山上流下來的水，我家澆完田他家澆，都在一條路上走著，過去的就過去吧，再找尋過去，就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才不犯那個傻呢。
老八叔哎了一聲，對我三哥說，你是英雄的後代呀。乖乖。
黃芽兒出身貧寒，小時候又黑又瘦，極不顯眼，長到十二三歲的時候，就像換了一個人，皮膚白，眉眼俏，身段兒美，成了遠近聞名的漂亮的姑娘，而且還能歌善舞。
我被三哥一下子問愣了。三哥讓我再仔細想想。我端著粥碗想了好一會兒才記起來，母親去世前曾經和我們說起過，有一個從枝岈關來的人找過父親，來人叫徐浮安。至於徐浮安長什麼樣子，多大歲數，為什麼來找父親，母親一概不知。因為父親沒有告訴她。那個徐浮安來找父親那天，母親沒在家，父親是在外邊招待的。
說到這裏，徐明祥停頓下來，問，你們知道徐仁易是誰嗎？
徐明祥愣了一下，禁不住說，他幹了三年的兼職導遊，第一次遇到不看景、願意窩在賓館里聽景的遊客。
老八叔很客氣，他坐下，寒喧屍番后，不時把目光在我與三哥身上掃來掃去。
我和三哥都糊塗了，讓她快說清楚，；到底是什麼關係。
徐明祥無所謂，並且笑起來。他說，枝岈關的人，上輩人殺殺砍砍的，那是他們的事。後輩人現在生活在一起，沒人記仇。你是大地方的人，咋比我們還小心眼呢？
三哥可是真細緻，他就是這樣，在做任何一件事之前，他肯定要對這件事有一番深入地研究。回趟老家，他也要提前預熱一下，熟悉一下，找到一種感覺。
過了一會兒，我三哥把頭仰在後面。閉著眼，好像在自言自語，乖乖呀，我不了解他們呀！我不知道三哥說的他們，指的是誰，是父親和母親，還是黃芽兒與枝岈關？這一趟，一心只問生意事的三哥沒有料到他居然會在幾天的時間里走進了父親的過去，走進了他的歷史深處，甚至走進了他隱秘的情感與內心——從此父子兩人，在這陰陽兩個世界里身心貼近。
我發火了，說，這不是心眼大小的問題，什麼事都應該有個說法，起碼不該這樣糊塗。
徐明祥很精明，沒有追問原因，說，那就好辦了，只要是這裏的人，我就肯定能找到。不過你得給我時間。
三哥說，乖乖呀，你問得太多了。
來的時候，父親還和我們「坐」在一起，我能感到他的身架；他的呼吸和他緊鎖的眉頭。現在他終於回來了，儘管現在我和三哥都覺得身旁有一種空蕩蕩的感覺，可父親現在回到了他的枝岈關，回到了他的黃芽兒的身邊，我和三哥總算如釋重負。此刻，車裡有一股溫暖的氣息包裹著我們，這溫暖好像是三雙手在撫慰著我們——一雙是父親的，一雙是母親的，還有一雙是黃芽兒的。
我三哥突然一把抓住說這話的年輕人，問他剛才說什麼。
大約二十多天以後，徐仁易還就真被徐小孩一個人抓住了。他一個人愣是把徐仁易捆起來，麻繩一道挨著一道，徐仁易被捆得密密實實的，只露著一張臉。徐小孩在後面拿槍押著。人們當時都認不出來徐小孩了，他瘦了許多，一臉的鬍鬚，頭髮亂成了雞窩，臉上都是血道子，血凝結在臉上，身上的棉襖都翻出了花，腿也一瘸一拐的。要知道徐仁易比徐小孩高半頭，而且也壯實，徐小孩是怎麼把他制服的呢？這一切他沒有向別人說過，別人問他，他也不說，誰問都不說。
我說，這不好比吧。
後來把徐仁易押到省城，公判后槍斃了。徐小孩儘管立了功，但是也受到了批評，犯了自由主義作風。後來徐小孩隨部隊緊急開拔走了。臨走時，徐小孩和黃芽兒都沒有見一面。從那以後，徐小孩沒有再回過枝岈關，兩個人也就再也沒有機會見面了。
我三哥問他，是在這兒教書嗎？
車裡特別安靜，我不知道三哥在想什麼。但我猜想，三哥肯定已經有了辦法，他不是那種瞎撞亂闖的人，這件事他大概早就有了安排。我又扭過頭，看了一眼身旁的那個皮包，心裏又紛亂起來。
就在婚禮當天的後半夜，當參加婚宴的人散去后，徐小孩就和許多電影里的情節一樣，腰別著鋒利的牛角尖刀，翻牆跳進了鄭家，想一刀結果鄭財主，救出黃芽兒。但是狡猾的鄭財主早有防備，他暗中布置好了人，徐小孩剛翻過院牆，就被鄭家的家僕和兩個扛「漢陽造」的小保隊的人抓住了。
那時共產黨的游擊隊真是太不容易了。他們打日本，國民黨軍隊打他們，他們是腹背兩面受敵。這時徐仁易已當上了國民黨的上校團長，帶著二百多人的隊伍，專和共產黨游擊隊作對。
這時，三哥小心地打開皮包。眾人都把眼睛瞅過來，都想看一眼我三哥誰也不讓碰的皮包里，到底裝的什麼東西。當我三哥拿出來，他們都驚住了，誰也沒想到會是骨灰盒，都獃獃地看著。他們這才知道我三哥來這裏原來是來安葬父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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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三哥突然改變了計劃，準備馬上坐飛機回去。
是這樣呀。我三哥沉吟著，沒有繼續往下追問。
徐菊梅又說，給姥姥下葬那天，天氣特別好，陽光明媚。那不是一個下葬的日子，倒像是一場婚禮，一個人的婚禮，一個女人的獨自的婚禮。黃芽兒一生受苦，但她一點兒都不後悔，相信支撐她這一信念的是與父親有關，跟大別山有關，跟革命有關。是這樣的，肯定是這樣的。
很少嘆氣的三哥又嘆了一口氣，沒有再說什麼。我發現他非常感慨，同時也發現，現在三哥想要更多了解父親的心情，與他想要快點兒找到父親老宅的心情是一樣的。
其實枝岈關的團練和赤衛軍開仗，起因就是因為一頭牛和一個人。那一年枝岈關西口有兩戶人家，為了一頭走失的牛打了起來，恰巧這兩戶人家，各有人在赤衛軍和團練，兩家人都有靠山，誰都不服軟。於是徐仁易放出話來，要赤衛軍的人過來談判。當時赤衛軍方面出來一個人，是個年輕後生，也是枝蚜關人，這後生天不怕地不怕，脾氣又火暴，在當地也是出了名的。
那天晚上，我三哥沒有吃晚飯，他說特別累，想睡覺，他早早地就躺下了。晚上我醒來去衛生間，見三哥不斷地在床上翻身。我沒有打擾他。我知道人往往越累的時候，卻越不容易睡著——看來三哥是累著了。
三哥說完，徑直朝餐廳走。我聽了挺高興，他要是為我「規劃」還能錯得了？看來這次跟他出來還是有收穫的。想到這，我下意識地腳步加快，立刻跟上了他。
轉天上午，徐明祥果然把老八叔帶來了。他介紹著身旁的老人說老八叔已經七十歲了，過去的事情特別清楚，有什麼就問他吧。我和三哥看著這個老八叔，他個子不高，臉特別黑，頭髮已經花白，眼泡又紅又腫；但他神態舉止很沉穩，沒有山裡人的膽怯，一看就是一個很有閱歷與身份的人。
過了一會兒，三哥把手機打開，打了一個電話。三哥打電話，喜歡直著身子，而且面容嚴肅，像一個正在指揮打仗的首長一樣。他不說話，只是聽對方說，只是嗯嗯著聽，好半天才放下電話，然後又關掉手機。
老八叔說再早前的事，他都是聽說，可抗日期間的事，那可都是他親眼所見。他就講一講他親眼所見的事。
三哥說，不是不好比，是不敢比！你說爹他怎麼從來不跟咱們說這些事呢？大別山，枝蚜關，我們應該早來呀。
年輕的徐菊梅，說起話來成熟得像個中年女人。徐菊梅的姥姥就是當年的黃芽兒。黃芽兒共生了兩個女兒。徐菊梅的母親是黃芽兒最小的女兒。原來當年徐浮安到省城找我父親，不是一個人去的，還帶著當時十幾歲的徐菊梅。徐浮安是徐菊梅的堂舅。他們是在黃芽兒去世后不久去的省城，應該說那次行動是執行她姥姥黃芽兒的遺囑。
傍晚，三哥開著他的黑色賓士來了——兩年來他幾乎從我們兄弟三人的眼皮底下消失了，而且消失得無蹤無影。儘管同在一個城市，可是他從來不主動跟我們聯繫，尤其是父親去世以後，我們兄弟之間更是少有往來。
原來那隻銀腳鐲是我父親當年送給黃芽兒的，也算是一個定情物，黃芽兒一直戴著。從我父親送她那天起，就一直沒有摘下過。後來只剩下一隻腳的黃芽兒，一直把另一隻銀腳鐲藏在身上。黃芽兒把那副銀腳鐲看得比她的性命還重要。
我問他，怎麼好聽？
屋裡有一會兒特別安靜，誰也不說話。
徐浮安用手指著徐明祥說，你的老爹爹太壞了，當年總是坑我們家的錢。徐明祥又說徐浮安，沒有我家老爹爹，你家老爹爹的家財早讓土匪搶了。兩個人都不斷地指責對方，語氣強硬，但卻面帶笑容。
武歆，男，1962年出生。1983年開始發表作品，已發表小說、散文約三百多萬字。著有長篇小說《樹雨》等4部，中短篇小說集《諾言》，散文集《習慣塵囂》等。近年以中短篇小說創作為主。2004年獲天津市青年作家創作獎提名獎。現在天津作協文學院從事專業創作，中國作協會員。
轉天一大早，有一穿西裝、扎領帶的像是領導的人，在一年輕人的陪伴下，來到我們房間。一見我們就先誠懇地承認錯誤，說是對大別山做出重大貢獻的老紅軍的後代來枝岈關，政府招待不周，還請原諒。
母親又猶豫著說，有些事你們可能也知道，那兩個女人的事……你爹他絕不是一個胡搞的人，他正派著呢，我了解他。我想這裏面肯定有事呀，我為這件事生他的氣，是因為我們在一起生活了大半輩子，他就是不跟我解釋，你可以跟我說呀！過後我也想通了，我想你們的爹大概怕我聽了心裏不受用吧，也可能他珍惜那件事，不願和我說罷了。
又走了一下午，天快黑時，三哥告訴我，今晚我們住壽縣，不遠了，馬上就到。
我三哥一揮手，走，吃飯去，然後回過身，對徐浮安說，就到你家開的那個飯館去，給我們吃點兒當地風味。
我以為三哥會直問父親老宅的事情，但他沒有。他好像要繼續驗證什麼，讓徐浮安講一講他所知道的事情。我發現，在我三哥和徐浮安對話的時候，徐明祥始終注意觀察我三哥的表情，他似乎看出了什麼。
我說三哥你現在也聽紅軍歌曲？
離開前台，我三哥自言自語，經濟大潮洗刷人呀。我問他說誰呢，三哥唉了一聲，沒言語。我又問三哥不是找徐浮安嗎，怎麼找起了導遊？三哥扭頭看我，老弟，你真得出來好好鍛煉了，你還不如那個小姑娘聰明。這樣吧，回去以後，你聽我安排，你得換個地方了。三哥又說，我就你這麼一個弟弟，我得替你規劃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