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上刻著乾隆皇帝從公元1775年到1798年這23年間用同一題目寫的《林下戲題》六首詩。

一部《四庫全書》，千秋功罪，如何評說？

這就是歷史的結論。

但是，到了康熙年間，政局已經穩定，特別是平定了三藩的叛亂，清政府似乎就改變了主意，更多的用籠絡、禮遇、開博學鴻詞科對待漢族士大夫、實行新的知識分子政策了。實行這個政策，看來是有決心的，因為皇帝本人就開始學漢字、做漢詩。先不說他字寫得如何，詩做得好壞，這種做法，總是符合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利益，因而是正確的。一個少數民族的領袖人物，對被他用武力征服的大民族先進的文化，比本民族悠遠和豐富得多的文化，不是採取排斥、歧視以至消滅的政策，而是學習、消化、繼承，為我所用。從這一點上說，愛新覺羅·玄燁表現了一個偉大政治家的卓越膽識，遠遠超過了蒙古族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對知識分子的歧視和迫害，「七優、八娼、九儒、十丐」，文人的地位在娼妓之下，僅僅比乞丐高一等。這自然是對付漢族文人，若是蒙古族知識分子，那必定是官吏，不在此列了。

漫步山莊的正宮和山區湖邊，常常見到康熙和乾隆的「御制詩」，有的由翰林們恭敬地繕抄貼在殿內牆上，有的將他們的親題字跡鐫刻在石碑上豎立道旁。這兩位皇帝在避暑山庄做的詩著實不少，稱得上是多產作者。僅是康熙題的三十六景，乾隆題的三十六景和山莊其他風景詩，即有一百八十余首，至於別的題目如乾隆的《綠毯八韻》、《林下戲題》等等，還未計算在內。

魯迅先生有褒有貶，有肯定也有批判。《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們，那五百多位為之淌過汗水、流過血淚，在文字波濤中經歷過浮沉的學者們，倘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他也說：「乾隆纂修四庫全書，是頌之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於內廷，還頒之於文風頗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作者裏面也曾經有過很有骨氣的人。」

幾乎同文字獄齊步前進，康、雍、乾三朝集中一批文臣學士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從乾隆38年到47年（1773～1782）花了整整十年工夫，編纂完成。清政府網羅了來自全國的五百多位文人學士參与其事，分別擔任總纂官、總閱官、編纂、校勘、提調、繕書等等職務，其中包括戴震、姚鼐、紀昀、任大椿、王念孫、陸錫熊、費墀等知名學者。成書後，先是繕抄四部，後來又為江浙士子繕抄三部，藏之於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和杭州的文瀾閣。

清晨的松雲峽，寂無人影，鳥鳴上下，一陣松風吹過，更顯得幽靜深邃。一路行來，我在一塊不太顯眼的卧碑前停下腳步，細細端詳。

書樓東側的碑石上，刻著乾降所撰《文津閣記》，點明此閣同北京紫禁城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和瀋陽的文溯閣一樣，是為了珍藏《四庫全書》而建。二百年，風雨侵蝕，碑身和碑座都已有所損壞，有的字跡也已漶漫不可識別了。

乾隆、嘉慶以後，直到民國時期，朝野上九*九*藏*書下，無不歌功頌德，譽為曠世偉業。弘曆本人在敘述他下令編纂的目的時就宣稱：「余搜四庫之書，非徒博古文之名，蓋如張子（即宋學者張載）所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胥於是乎系。」《大清一統志》上描寫它「琅函瓊冊，輝燭霄漢」。文津閣的御制詩碑上，乾隆躊躇滿志地題七律一首，自誇「名山藏實無過此」，說的大體也是事實。

康熙皇帝是比較重視漢族文化和漢族知識分子的。但是到了他的兒子雍正皇帝胤，就一反「先王之道」，開始興起文字獄。許多漢族文人留戀明朝，風起雲湧的人民抗清鬥爭又加深他們的反滿情緒，不免在詩文的字裡行間有所流露，白紙黑字，自然成為罪證。但確實也有不少並無反滿內容，純屬一些無恥的告密者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的誣陷，也構成冤獄。「維民所止」的考題，告密者未必不知道是出於《四書》，為了邀功請賞，就上綱為「維」、「止」二字意在要去掉雍正的頭，結果，考官查嗣庭自己因此被砍掉腦袋。已故史學家吳晗同志對明清兩代的特務統治和文字獄曾有精闢而生動的著述，不料自己竟也成了江青、康生一夥大興文字獄的犧牲品。

小住承德避暑山庄，每日晨昏，漫步離宮，留連洲渚。鹿鳴鶯囀，景物迷人。俯仰之間，彷彿歷史煙塵，隨風飄逸。燈下草草，略記所感。時值初夏，柳絮翻飛，如雪如煙，撩人思緒，因以為題。

因為，就在他傳位給嘉慶的十二天以後，大規模的白蓮教農民起義在湖北的宜都、枝江、宣城、襄陽相繼爆發，舉起反清大旗，粉碎了康乾以來「太平盛世」的局面。而且很快便衝破清政府軍的圍堵，攻入河南、陝西、四川，在中原大地燃燒起一股燎原的烈火。

它記得那個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愛新覺羅·玄燁，以他睿智的眼光，高瞻遠矚，在遠離京城八百里之遙的塞外草原，開闢了面積達一萬多平方公里的木蘭圍場，每年親自率領貴族王公、文武大臣，行圍射獵，整軍備武。就如他的孫子弘曆後來追記的：「皇祖每年出口行圍，于軍武最為有益。」（《承德府志》）「備邊防，合內外之心，成鞏固之業。」（乾隆：《避暑山庄百韻詩有序》）他本人也再三要求部下：「圍獵以講武事，必不可廢！」「圍獵不整肅者，照例懲治。」（《清聖祖實錄》）一年一度規模盛大的「木蘭秋」，是滿洲八旗兵、蒙古騎兵和皇家虎槍營士卒的一次軍事大檢閱，也是清朝政府加強對蒙古族上層的聯絡和鞏固北方邊防、警戒沙俄侵犯野心的一次政治活動。熱河行宮，正是首先為了這種政治和軍事的需要而建的。從康熙乾隆，到嘉慶，每年差不多有一半時間在這兒處理政事，接見文武大臣，使它成為清政府聯繫北方的西部各少數民族以求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進一步鞏固的活動中心。一百多年中，以避暑山庄、外八廟和木蘭圍場為舞台，多次上演過威武雄壯、有聲有色，震撼人心的政治戲劇。蒙古王公，厄魯特蒙古族首領，西藏活佛，維吾爾、哈薩克和柯爾克孜族上層人物、從伏爾加河畔遠道來歸的土爾扈特族首領，先先後後來到這裏，向中央政府表九-九-藏-書示忠誠。也正是在這兒，康熙作為一個維護祖國尊嚴，反對沙俄侵略，致力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的帝王，以傑出的民族英雄載入青史。麗正門的匾額，外八廟的不少碑文，都用漢、滿、蒙、維、藏五族文字鐫刻，如果拂拭去那些狂妄自大、帶有君臨天下的民族偏見的灰塵，我們看到的，不正是象徵祖國各民族團結平等的祥和之氣嗎？

畢竟言為心聲。在這位自詡為「十全老人」的詩句里，我們開始感到他那驚恐、擔憂、焦急和懊喪的情緒。在「四疊乙未韻」的次年八月，他到北山瞻禮兩座梵廟回山莊后寫的一首詩里，就直言不諱地說自己「勞心軍務及捷信」、期待著「靖逆安民聽凱歌」，在詩注中還寫明「近因盼望軍營捷報，心緒焦勞」，「予盼捷之懷，日甚一日，殊難自遣」。從山莊回北京途中，仍在急切地等待幻想中的捷報，但是一直走到密雲縣的腰亭行宮，等來的總是損兵折將的喪音。「腰亭晚坐心增忸，望捷去還望捷回。」嘉慶三年五月，他在「望捷」而不得的心情中又來避暑山庄，滿懷漸愧和懊惱。在一首七律中寫道：「頻頻望捷仍未已，擲筆促章自哂之。」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只能自我解嘲了。

對於這位老先生的詩，人們從來不敢恭維。有人在論詩時以他為例，說他一生作詩不計其數，但文學史上從未承認他是詩人，甚至都不屑於簡單地提一句。這是真的。無論在他生前或死後，也從未刊行過《高宗御制詩全集》或《愛新覺羅·弘曆詩選》之類的書。在北京故宮或江南一些名勝處，人們常常看到他的「御題」詩，但很少會讀完全詩，更不用說記住它了。那種富貴天子的口吻，矯揉造作的字句，不僅味同嚼蠟，而且令人生厭。即如這避暑山庄，觸目見到的，大多數都是「二十年來衣食足，黔黎猶載聖恩宣」、「重憶瓊筵陪色笑，金匙常抱手調羹」這類自我吹噓、自我陶醉的頌詩，實在不堪卒讀。

順便說一句，這種正統觀念和民族偏見仍然或多或少地閃動在近人的作品里。如柳亞子先生在南社時期的詩作，痛斥慈禧，只因為她是「胡虜」；而對南明幾個流亡小朝廷，仍恭敬地稱他們的廟號。這是不必為賢者諱的。

滿洲貴族入關，是以馬上得天下的。連年征戰，在屠戮千萬漢族人民的同時，自然也殺害了不計其數的漢族知識分子。豫親王多鐸平定江南，一手製造的「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血案中，著實死了許多文人。江南士大夫，在「留髮」與「剃髮」的鬥爭中，以頭髮作為民族氣節的標誌，也有不少以身相殉。當時南明士大夫中如有入仕清朝的，例如錢謙益等人，就被斥為變節的「貳臣」，為人所不齒的。

二十三年過去，不但仍未能享受「林泉之樂」，而且政權日益處在風雨飄搖之中，這位八十八歲高齡的「太上皇」的愁苦心情是可以想見的。他在詩注中說：「自丙辰元旦授璽，心愿符初，迄今已閱三年，而訓政敕幾仍未敢一旦稍懈。並以籌剿教匪，切盼捷章，馳諭督催，殆無虛日，以視悠遊林下者，殊難比擬。」這段內心獨白，倒是老老實實的真話，沒有虛飾，沒有空言。在乾隆rｅad.99ｃｓw.ｃom不計其數的詩作中，如此坦率地吐露衷曲的，並不多見。

這裡是山莊里一個寧謐幽雅的所在：倚山面湖，園中建園；白牆環繞，重樓翼然；綠蔭掩映，鶯囀高枝；庭院無人，芳草自碧。樓前樓后各有兩棵古松，閱盡滄桑，至今仍傲然挺立，俯視人間。嶙峋的假山倒影，映在樓前半圓形的小池內，錯落有致。遊人到此，總要向池中仔細找尋那堆砌假山時利用山石縫隙在水底映出的新月形倒影，讚歎造山人的巧妙心思。平靜的池水中，濃雲挽著一彎素月，為文津閣增添了幾分清幽。

坐在石上，望著這座皇家藏書樓，不禁引起陣陣沉思。文津閣樓上，凝聚了多少汗水和血淚；樓前的小池裡，又彙集了多少文字波濤！

煙波致爽殿，你是一個王朝盛衰榮辱的最好見證。你聽到遊人們在西暖閣外邊對咸豐和慈禧的責罵聲嗎？這兩個人以及他們的幫凶們是應該受到責罵和唾棄的。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先看這第一首：「偶來林下坐，嘉陰實清便。樂彼艱僂指，如予未息肩。尖曦遮葉度，爽籟透枝穿。擬號個中者，還當二十年。」

他說：「清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個，尤其後兩個皇帝，對於『文藝政策』或者說得較大一點的『文化統治』，卻真盡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獄不過是消極的一面，積極的一面則如欽定四庫全書，于漢人的著作，無不加以取捨……作為定本。」

除去少數例外，對歷代帝王們的詩作，我一向沒有好感。它們大多空洞無物，蒼白無力，公式化概念化，既少詩情，也少詩味。因此，當承德作家郭秋良同志給我一本輯錄康熙、乾隆詩作的《避暑山庄風景詩選》時，我起初也只是信手翻翻，並未打算對這兩位的「大作」多作瀏覽。但是，每天走來走去，看到他們用漢字題的匾額和寫的詩，不禁引起一些聯想，一些沉思——這兩位滿族的皇帝，為什麼那麼喜歡寫漢族的字、做漢族的詩？

他雖想「息肩」，「遂林泉之樂」，但也許尚未選定繼承人，還要在眾多的皇子中仔細考察，因此以二十年為期。雖是「戲題」，也還是透露了一點心曲。

它也記得一百多年後那個昏聵荒淫的咸豐皇帝，康熙、乾隆的不肖子孫奕，在英法帝國主義直逼北京的炮火中，從圓明園倉皇逃來熱河，將京師丟棄給侵略軍。強盜們一把大火，使那座規模僅次於避暑山庄而建築和珍藏則遠遠超過的「萬園之園」，全部成為灰燼。就在北京天津地區人民慘遭屠殺和洗劫的同時，咸豐皇帝卻在這煙波致爽殿里，驚慌失措，面如土色，用顫抖的手，一次次給他的弟弟恭親王奕下達向帝國主義妥協投降的罪惡命令，一次次批准簽訂喪權辱國的《中英北京條約》、《中法北京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追認了《中俄璦琿條約》等一系列賣國條約，將我們尊嚴的主權和大片國土拱手讓人。最後，他死在西暖閣里，沒有能回到北京紫禁城。慈禧在這裏同奕策劃了辛酉政變，開始她四十八年昏庸而又殘暴的統治，使我們的祖國淪為帝國主義瓜分的黑暗時期，使我們的億萬人民陷入更加苦難的深淵。

每天早晨，避暑山庄朝南的麗正ｒeaｄ.99ｃsw.ｃom門一打開，作為行宮主體的澹泊敬誠殿和煙波致爽殿便開始迎接第一批新的參觀者。遠方來的遊客，總是懷著新奇和驚嘆的神情擁進宮門，也總愛擠在康熙皇帝親題的「避暑山庄」那藍底金字的匾額下攝影留念。然後，走進蒼松掩映的院落，流連在古樸淡雅的殿前，彷彿聽到二百多年來伴隨著風雲雷電的歷史回聲。

落款是「乙未季夏下浣」。乙未是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那正是清王朝的最盛時期，也是乾隆本人煊赫的「文治武功」達到峰巔的時代。他乘鑾輿順松雲峽的石板御道，出西北門去殊象寺、羅漢堂和普陀宗乘廟拈香禮佛，祈求大清朝國祚長久，他本人延年益壽。松下小憩，在左顧右盼、洋洋得意之際，想起幾位已經告退回鄉、歸隱林下的文臣，不禁惹動了一些林泉之想。在末二句下有一條小注：「余嘗立願，至八十五歲即當歸政，距今尚有二十年，方得遂林泉之樂耳。」

然而，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到了十九世紀末葉，清王朝早已腐朽衰敗、不可救藥。落後的經濟形態和反動的政治制度，必然使這個政權走向死亡。曾是金碧輝煌的宮殿，已經承受不住狂風暴雨的侵凌和白蟻黴菌的嚙蝕。「昏慘慘似燈將盡」，不用說昏庸愚昧的咸豐、慈禧，即使英明幹練的康熙、乾隆復生，怕也無能為力、回天乏術了。

但是眼前這《林下戲題》倒非同一般，值得玩味，它多少流露了詩作者的心聲：他的願望和追求，他的煩惱和頹喪。

一葉知秋，不必到六十多年後咸豐病死西暖閣，在松雲峽里，乾隆的《林下詩》已經可以預示著王朝的末日了。

解放以後，不少史學家在提到《四庫全書》時，多強調它編纂過程中的消極面：清政府網羅知名學者文人編纂此書，是對漢族士大夫的一種策略或陰謀。讓他們年年月月在浩繁的故紙堆中校勘考據，索引鉤沉，青春伏案，皓首窮經，虛度大好年華，耗盡畢生精力，也就無心再去舞文弄墨，發泄故國之思了。而且在編纂過程中，對那些「詆毀本朝」、內容「悖謬」或有「違礙字句」的，不斷地用銷毀、撤毀、篡改種種手法，大量地燒書、改書。十年中，共銷毀「禁書」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余冊。（比起十年動亂中林彪、江青一夥煽動的大規模燒書毀書，是小巫見大巫了。）從《四庫全書》編成以來，民間刻書家冒著危險偷偷地刻印的「禁書」，就成為藏書者視為奇貨的珍本。因此，他們認為編纂《四庫全書》之罪，同大興文字獄也是不相上下的。

也許由於住處離得較近，又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幾天之內，我幾乎天天穿過綠草如茵的萬樹園和試馬埭，走進文津閣小坐片刻。

於是，我們就看到《林下戲題》的最後一首：「符願坐林下，嘉陰披爽便。雖然歸政子，仍勵辟邪肩。二豎獲日指，一章捷望穿。促吟乘颯爽，睫眼廿三年。」

當然，就漢族知識分子說，許多https://read.99csw.com人為幾千年來的華夏正統觀念和剝削階級的民族偏見的羈縛，總是念念不忘已經覆滅的朱明王朝，有意無意地為它唱輓歌。比如一代詩家吳偉業，以明朝的進士入清當國子監祭酒，在他後期作品如《圓圓曲》中，仍要委宛地避開滿族入主中原這個重大史實，而在去世前寫的「絕筆詞」里，仍寫下「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時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這樣充滿怨艾悔恨的字句。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說是大動亂大變革中知識分子一個悲劇性的插曲吧。

於是，如我們看到的，在清朝初年，聘任漢族知識分子當官以至當大官，滿洲宗室貴族學習漢文，同漢族文人交朋友，就成為一種風氣。納蘭性德以貴族公子身份，能對唐宋名家詞有獨特的研究，《飲水集》中的詞作竟被王國維推崇為「北宋以來，一人而已。」不僅由於人們評論的「天資超逸，然塵外」、「天分絕高」，更在於當時那種風氣。他又充當過康熙侍衛，時常隨從扈蹕。「雕弓書卷，錯雜左右，日則校獵，夜必讀書。」（徐乾學：《納蘭君墓志銘》）像他隨康熙來塞外時所寫的「今古河山無定據，畫角聲中，牧馬頻來去。滿目荒涼誰可語？西風吹老丹楓樹。」（《蝶戀花》「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長相思》以及許多寄情悼亡之作，置之兩宋詞集中，也是可以名列前茅的。

我覺得，還是魯迅先生的評價比較全面、公允。

過了十年，過松雲峽時想起前事，他又寫一首。末二句是「迅矣稱林下，一旬非遠年。」再有十年，當「林下人」有望了。八年以後，在松雲峽又寫一首：「昔盼十年遠，今知近二年。」很有點即將如願以償的欣喜心情了。兩年以後，即乾隆六十年，他將皇位交給兒子顒琰（嘉慶皇帝），自己當「太上皇」，但覺得還不能「息肩」，在《林下一首四疊乙未韻》中，艱難地說：「天恩符獲已，子政訓猶肩。察吏賢及否，勤民吃與穿。」他還要繼續訓導剛繼承皇位的兒子，似乎肩上的擔子還不輕，但是卻不願觸及自己的一塊心病。

這樣，我再讀康熙、乾隆二位的詩，心情就和以前不大相同。徘徊御制詩碑前，不由得浮起幾分敬意。何況，平心而論，字寫到這樣，詩做到這樣，也就算很不容易了。

煙波致爽殿，康熙年代即列為山莊三十六景之冠，被描寫為「盛夏晴無酷暑之感，夜無風寒之憂」的寢宮，今天依然保持兩百年前的容貌，肅穆安詳，冷峻地向後代人敘述這座離宮的滄桑史，敘述我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從「烈火烹油、鮮花著錦」般的興旺到「忽喇喇似大廈傾」的衰敗歷程，敘說它親眼目睹的花團錦簇的榮耀和喪權失地的恥辱。一陣松風吹過，簌簌有聲，你不是能聽到它的沉重嘆息嗎？

「這就是康熙的寢宮嗎？」「這就是乾隆的御座嗎？」「這就是咸豐咽氣的那張床嗎？」人們低聲詢問著，交談著，在煙波致爽殿前，隔著玻璃窗仔細張望。也許受到電影《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的影響，有的人特別愛打聽那個野心家葉赫那拉氏住過的西跨院在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