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在「兩論」中曾經指出農民戰爭的「敗亦走，勝亦走，無所不走」之靈活機動的戰術，打得湘軍、淮軍暈頭轉向，窮於應付。但曾國藩很快認識到捻軍「如蟻旋磨，忽左忽右」，「多打幾個圈圈」的特點，總結出捻軍作戰的「四長三短」。正如曾國藩所說，「讀史之法，莫妙于設身處地」，他把自己擺進去，審時度勢，尋求用兵治國的方法。

集殘明遺獻之精華，將楚湘文化湖湘之學推至極致者，是王船山（1619～1692年）。船山名夫之，字而農，號姜齋，早年在長沙嶽麓書院就學，后隱居家鄉衡陽曲蘭石船山下，故稱船山先生。這位明朝遺臣，清之逸民，著有《讀四書大全說》、《周易內傳》、《春秋世論》、《讀通鑒論》、《宋論》、《莊子解》等，著書凡四十年而終。據曾國藩極力搜集刊刻的《船山遺書》計，共320卷之多，也並非船山的全部著作。王船山和黃宗羲、顧炎武被稱為清初三大儒。劉人熙稱：「其為學，旁搜遠紹，浩瀚閎深，取精百家，折衷一是。楚人士稱之曰『周子以後，一人而已。』天下之士宗之曰：『孟子以後，一人而已。』」譚嗣同亦認為「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稱其思想「空絕千古」。歷史學家侯外廬也認為，王船山的思想，「蘊含了中國學術史的全部傳統」。清末民初之際，知識界沒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這就難怪清政府也不得不答應湘軍首領們的願望，讓船山享受「從祀文廟」的殊榮。船山當時在讀書人的心目中，成了諸葛孔明一樣羽扇綸巾的智慧化身。清末科舉廢除八股文，改考經義策論，船山的《讀通鑒論》、《宋論》成了學子攻讀的範本。洋務派後期領袖人物，擔任過湖廣總督、軍機大臣的張之洞，在題船山草堂楹聯時，是這樣寫的——

人創造了文化，文化又造就了一代代人。文化的具體體現，或許該稱之為淵博、寬闊的容納、學識和創造力。代表一個地域的文化特徵，則集中表現在人的精神品質。

德祐元年7月，元大將阿裏海牙率數萬大軍南下，長沙城的宋軍已外調征戰，城內空虛。李芾臨時募兵不足3000。9月，城被圍困，李芾親冒矢石，與諸將分兵死守，城中百姓亦紛紛助戰。日久，矢盡糧絕，李芾令百姓集羽扇造箭，抓雀捉鼠充饑。將士受傷，芾親臨撫慰，元兵派人招降，當場誅殺以示堅貞，部屬皆同仇敵愾，誓作殊死戰。

左宗棠年青時即自稱「亮白」，以諸葛亮自居，后又自稱「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一卧龍」，委實有些自誇，且自視甚高。可「歷古以來，書生戎馬，而兵鋒所指，東極于海，西盡天山，縱橫軼盪，未有如宗棠者也。」確也展現了非凡的軍事才能。

在說到湖湘文化、湖湘學說對近代湖南人才群體的影響，我們不能忽視嶽麓書院的作用。

說起來，大批湘軍將領多是從「一介書生」、「布衣寒士」而投筆從戎的，其「司馬九伐之威」，「踔厲中原、震水陸，劍西域，戈橫南交；東撻甌粵，北棱遼海」，以殊勛生擁位號，死而受謚者數百人。而成千上萬出身農民、受過戰爭鍛煉的湘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卻在湘軍解散后紛紛加入哥老會。正如《湘軍兵志》所言：「再過二十年，辛亥革命，哥老會與同盟會聯合，就把清皇朝推翻了。當年曾挽回過清皇朝國運的湘軍，如今竟然做了清皇朝的掘墓人。」

書院是幽靜的，院中石頭鋪地，庭前古木參天，樹皮上敷滿苔青色，不時有鳥聲從枝葉間透出來，讓人感到確是個極好的讀書處。于靜謐中，我想到書院的歷史，尤其是近代史中湖南的那些著名人物，幾乎都是從這裏走出去的，而湖湘之學，大抵也是在這裏薪盡火傳，影響了整個中國的命運。這書院，也該是「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動靜「互為其根」，致使人世間「萬物生生變化而無窮焉」吧。

湘軍攻克九江之後，安慶爭奪成為湘軍與太平軍生死存亡的關鍵。曾國荃率領湘軍精銳，團團包圍安慶，深溝固壘，挖築雙層長壕，外層拒援軍，內層困守敵。太平軍為解安慶之圍，在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率領下，在湖北連破黃州、德安、孝感、隨州、雲夢、黃梅、蘄州等地，直撲武漢；在江西連破吉安、瑞州、吉水、新淦、永豐等地。曾國藩自己身陷祁門，幾次險遭被俘殺身之禍，但他始終咬緊牙關，不分安慶之兵，不撤安慶之圍。他以打死仗，「打掉門牙和血吞」的拚死之心，咬住關鍵處，歷時一年多的血戰，安慶攻克，太平軍自此陷入難以挽回的困境。此後，李秀成雖攻佔了江浙大片土地，並再破江南、江北大營，卻仍然無補於安慶失守后的戰略大局，太平天國終被鎮壓。

舊民主主義革命中，湖南則湧出黃興、蔡鍔、宋教仁、陳天華、禹之謨、馬益福、劉道一、劉揆一、楊毓麟、焦達峰等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領袖人物和革命英雄。

辛棄疾選擇五代馬殷所建營壘的故基，創建新營，限期一月完成。時值秋雨連綿，所需20萬片瓦無法九*九*藏*書燒制，於是他便下令兩天內每戶獻瓦20片，給錢100文，20萬片瓦如期湊齊。壘營所需石材量大，他則調集全城囚犯，到長沙城北駝咀山開鑿，按罪輕重定量，鑿石量多質好者可以贖罪。囚犯拚命取石，所需石材也如期湊齊。營壘築成，則募步兵2000，馬兵500，皆壯健勇武之士。辛棄疾又派人到廣西購戰馬500匹。駿馬強兵、兵器精良，並加以嚴格訓練，飛虎軍士氣旺盛，驍勇善戰，大有辛詞「壯歲旌旗擁萬夫」的氣勢。此軍維持了數十年之久，金人稱為「虎兒軍」，十分畏懼。

毛澤東青年時代受楊昌濟的教育、引導，對哲學有濃厚興趣，他注意經世致用，倡導實踐躬行，湖湘文化的三大要素：推崇理學、經世致用、倫理踐履，在青年毛澤東身上都有著明顯的體現。城南書院，即毛澤東就學的長沙第一師範的前身。1916年，毛澤東曾寄居嶽麓書院讀書。1918年6月再次寓居書院主編《湘江評論》，被查封后，1919年，毛澤東又在書院半學齋主編《新湖南》。

近代史中，最令人尊崇者，當首推譚嗣同，這位長沙瀏陽人，是為中國近代革新事業而流血犧牲的第一人。其「我自橫刀向天笑」的偉大獻身精神，曾鼓舞了千百萬愛國志士。戊戌變法失敗后領導自立軍反清起義的首領唐才常是他的密友；以反袁護國、「再創共和」而彪柄青史的蔡鍔，是他在長沙創辦的「時務學堂」中最年幼的學生。

至於魏源這樣傑出的思想家，譚嗣同、唐才常這樣的維新志士，是用智慧和鮮血點亮了照徹暗夜的薪火。

然而，屈原投水，賈誼年僅33歲便憂傷成疾而死，懷素又把自己給了酒和藝術，人已與冢中的筆無異。辛棄疾呢？任湖南安撫使僅一年，便被調離，其痛楚惜別，曾寫下「盈盈淚眼」、「日暮行雲無氣力，立盡西風雁不來」的憂傷憤滿之句。

和副市長顏克初談及湖南人士鼎盛的原因，他也講：用窮來解釋，恐解釋不通，國內有更窮的地區；用富來解釋，也解釋不通，有比湖南更富的省分；用好鬥來解釋，也不準確，好鬥者湘人遠遜於邊地民眾。說來說去，只有一個解釋，是歷史和文化的作用，究其原因，應首推淵遠流長的楚湘文化的薰陶。顏克初告訴我，隨便找一個不識字的湘南老宿，他會從三皇五帝一直談到慈禧太后，說得頭頭是道。湖南人聰明，他父親早年曾講過一個故事：說的是唐代向朝廷納糧，由澧水下洞庭，經水路到京城，由於歷時太長，皇糧成了霉米，於是湖南人便想出了只納錢、不納糧的主意。可這樣的大事如何向皇帝開口？湖南的新科狀元便在皇帝每日必經的路口用蜜糖寫了「澧州糧米可免」6個字。皇帝出恭，看路旁螞蟻堆成了字，便隨口念了出來，語音剛落，暗隱在側的狀元便跪下謝恩。這傳說真實性如何且不論，但湖南人的聰明才智從這傳說中便可見一斑。

1884年爆發中法戰爭。左宗棠、彭玉麟全力支持湘軍宿將王德榜，配合老將馮子材，取得震驚中外的諒山——鎮南關大捷。此役導致法國茹費里內閣的垮台。左宗堂73歲高齡，親赴福建前線督師，指揮防務，先後遣王待正和湘軍水師名將楊岳斌，乘木帆船冒險偷渡台灣海峽，增援孤島血戰中的台灣軍民，其反侵略，護衛國土的神聖，終為湘軍增添了一段光榮的歷史。

梁啟超稱譚嗣同為「中國為國流血第一烈士」，並指出：「譚瀏陽之《仁學》，以宗教之魂，哲學之髓，發揮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沖重重之網羅，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為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為吾人所不敢言，實禹域未有之書，抑眾生無價之寶」，不愧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顆「彗星」。

屈原之後的賈誼，被貶后被稱為賈長沙，亦是一位「政治家」。上《治安策》批評政治；寫《過秦論》分析秦之成敗得失；俟罪長沙，寫《吊屈原賦》，以屈原的遭遇比況自己，抒發胸中憤懣。其著名的寫貓頭鷹的《鵬鳥賦》，在文學史上頗有價值，為騷體詩發展為漢賦的代表作，系「出風入雅大文章」，其中仍充滿著對人生、社會的理想和哲思，自己懷才不遇的不平情緒和不妥協的精神。

湖南近代史上曾出現了一大批政治家、軍事家。

談屈原、賈誼、懷素，讓人不能不想到南宋詞人辛棄疾。想起辛棄疾，不能不想到那氣似奔雷，雄深雅健的詞章——「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以及「溪里卧剝蓮蓬」的無賴小兒。

或許因棄疾豪爽、尚氣節，識拔英俊，在詞家爭鬥穠纖，珠圓玉潤、四照玲瓏之時，辛詞卻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其不平之鳴，隨處輒發的英雄語，撫時感事，磊砟英多，「絕不作妮子態」，其詞雖也間作嫵媚語，也是豪邁中見精緻。所謂「詞人合一」，詞豪，是其胸襟磊落雄豪所致。

清末出現了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羅澤南、彭玉麟、曾國荃、郭嵩燾等挽救清朝危機的「中興名臣」。曾、左位至軍機大學士，彭玉麟位htｔpｓ://ｒｅad•９９cｓｗ.ｃｏｍ至兵部尚書。整個湘軍系統中，位至總督者15人（其中有4位非湘籍，但為曾國藩保舉的原湘軍幕賓李鴻章等）；位至巡撫者14人；位至布政使、按察使、提督、總兵、參將、副將、州、府道員的不可勝計。

湖南近代的幾個人才群體，曾就讀於嶽麓書院、城南書院者，先後有賀長齡、賀熙齡、陶澍、魏源、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羅澤南、郭嵩燾、曾國荃、劉長佑、唐才常、沈藎。譚嗣同雖沒有直接在書院就讀，但其師歐陽中鵠深受湖湘文化影響，尤崇拜王船山，后還有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光緒二十四年肆業于嶽麓書院。

曾國藩治下的湘軍，以「扎硬寨，打死仗」聞名。曾文正的「多條理、少大言」、「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說，被梁啟超譽為「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其「非有入地獄手段，非有治國若烹小鮮氣象，未見其能濟也。」

《楚辭》中和政治關係不大的，為屈原整理、加工的民間創作《九歌》，這些祭祀鬼神用的樂歌，《湘君》、《湘夫人》，以深刻的關心和同情歌唱這一對湘水配偶神，彼此熱烈相愛而終無緣會合，寫得悲怨纏綿，如泣如訴，頗有藝術魅力；《少司命》職在掌管子嗣和兒童，這位一手仗劍，一手抱著幼兒的美麗女神，充滿了人性和愛；《東君》為太陽神的樂歌，是對光明的憧憬；《山鬼》則又是一個善良美麗的女性形象，愛情的真摯熱切、率直纏綿，讀來清新而幽艷……

辛棄疾銳意抗金，持論勁直，不為迎合，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期，絕不尸位素餐，庸庸碌碌，雖受投降派壓制，仍雄心勃勃。孝宗淳熙六年，調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撫使。期間整頓鄉社，彈劾貪官，浚築陂塘，興辦教育，影響頗大的事，是他在長沙「奏乞別創一軍，以湖南飛虎為名。軍成、雄鎮一方，為江上諸軍之冠。」

接下來11月載有幾乎每日必讀的記載，多在「二更末」、「二更三點」夜間研修。而曾國藩很多精採的軍事思想，如「以全軍破敵為上，不以占城池土地為意」、「多用活兵」、「少用呆兵」、「隔而不圍」、「圍而不打」等，也正是這個時期提出的。同治五年，曾國藩圍剿捻軍，又一次陷入「制敵無術」「深為憂灼之境」時，又開始認真披閱《讀通鑒論》，是年7月6日始，至8月初三「凡三十卷閱畢」，並馬上接閱《宋論》，畢，又回頭重溫《讀通鑒論》。

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羅榮桓、任弼時、林伯渠、李富春、陶鑄、胡耀邦……這些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無產階級革命家幾乎盡人皆知。

10月29日：「閱《通鑒論》何晏等篇。是日聞賊竄江北之信，又聞季弟病重、寧國糧路未通，為之憂灼，不能成寐。」

曾國藩明確主張：「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他在與其心腹幕僚趙烈文論軍事時說：「勝負不在形而在氣，在屢敗而無傷，亦有一蹶而不振，氣為之也。」左宗棠同樣強調指出，「蓋練兵之要，首練心，次練膽，而力與技其下蔫者也。」與孫子兵法、與船山所論如出一轍。

首先是政治家，然後才是詩人；政治家的願望與詩人的理想合一，這是儒家人生哲學賦予中國詩人的一大特色。正如有論者指出的，「政治家的身份與詩人的身份的奇妙結合，正是多數中國詩人的突出形象。詩成了發泄官場失意的工具，成為歷史的政治活動失敗的安慰。」「正變美刺、詠史述志、弔古懷舊、官場酬往、交遊贈答」，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痛苦、悲哀、離亂成了詩的養料。詩，常常成為靈魂的避難所，幻想治國、平天下的詩人從不拷問自身，照樣活得瀟洒風流。

譚嗣同在戊戌變法中以鮮血和生命實踐了自己的誓言。他認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並以「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凜然氣概，慷慨赴死。

或許，這些早年致力於經邦治國、兵馬戎機的藝術家，以其憂國憂民的作品和身體力行的政績，孕育了湖湘文化最早的胚胎，亦養育了一個民族的精神。

長沙人中真正所謂看破紅塵，執著于藝術者，要數唐代的和尚懷素。懷素為酒徒，常喝得酩酊大醉，放蕩不羈，超逸脫俗，曾將用壞的筆集成一堆葬在山下，做成墳丘狀，號稱「筆冢」。寺院里種有萬株芭蕉，和尚便在芭蕉葉上寫字，稱寺廟為「綠天」。酒酣興起，常常提筆而出，無論牆壁、器具、衣物、或別人穿著在身的衣衫，碰到什麼，揮筆就寫。「其草書瀟洒超逸，並無狂怪習風，行筆從容不迫，有如庖丁解牛，平淡天真中枯潤交錯，似全無法度，卻極具法度、揮灑從容，遊刃有餘，真箇是人也逍遙，書也逍遙，其筆意只能領悟，卻無法摹仿。」

周敦頤把「無極」作為世界的本體，提出了從九九藏書無到有，陰陽對立、五行相生、變化無窮的宇宙生成說。對湖湘學派的形成、發展、影響深遠。之後，「足開湖湘之學統」的胡宏，則「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製作之端，綜事理於一原，貴古今於一息，指人慾之偏以見天理之端，綜事理於一原，貴古今於一息，指人慾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

著名的革命先烈，還有蔡和森、何叔衡、鄧中夏、郭亮、毛澤民、毛澤覃、楊開慧、黃公略、王爾琢、左權、段德昌、向警予……

對於船山的史學宏論，「于歷代兵事謀之甚詳。湘人服膺其書、多明將略戎機，遂能削平大難。」湘軍的領導人物，郭嵩燾、彭玉麟、羅澤南等，在組建湘軍之前就被窮論古今興亡，講求經邦治國的《讀通鑒論》、《宋論》所吸引。而被楊昌濟稱之為實踐船山理論的實行家曾國藩，刊刻《船山遺書》與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戰爭高潮同步進行。320卷遺書，曾國藩親自校閱了117卷，為了校對訛字，「乃複查全書，辯論經義者半，校出錯訛者半。」

船山以氣為本的哲學思想體系，近代各家都從中汲取了自己所需的養料。曾國藩等理學經世派從船山理學思想中吸收了儒家倫理內核以及「明體達用」的學術思想特色。譚嗣同則汲取了其理學思想中的精深哲學體系的形式，服膺其「道不離器」、「理欲同體」的哲學命題。楊昌濟則繼承了王夫之的「行可兼知」的思想，提出「力行尤要」的主張。

湖湘學者主張在日用倫常和經邦濟事的活動中，去察識心性義理，形成了把心性哲理和經世致用結合起來的湖湘學風。胡安國以《春秋》為「經世大典」；胡宏主張「理欲同體」，「聖人不絕欲」，只不過天理與人慾作用不同；張強調「知行互發」，以及湖湘弟子留心經濟之學，無不是這一學風特色的具體體現。王船山把天、道、心、性奠定在氣、物、情、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礎之上，抑制了理學走向空疏、虛誕的嚴重弊端，適應並推動了實學思潮的發展。

10月28日：「閱王而農《通鑒論》楊儀、楊資諸篇。是日接李世忠咨，九洲賊勢浩大，深以為慮。」

蔡鍔所輯《曾胡治兵語錄》，曾是黃埔軍校的主要軍事教材。正如周恩來所說：蔣介石辦黃埔，「是以《曾胡治兵語錄》及《拿破崙傳》為之先的。」毛澤東很小就熟悉許多湘軍的掌故，他的名字「潤之」，就是湘軍二號人物胡林翼（胡潤之）的字。而毛澤東在湘鄉東山學堂讀書時，就批讀過《曾文正公全集》。朱德早在雲南講武堂就深受蔡鍔影響，並在蔡鍔的直接領導下，參加過雲南起義和反袁護國兩次革命戰爭，被任命為護國軍旅長。

可屈原自殺了，在一個「禮崩樂壞」、「爭于氣力」的血肉殺奪的時代，他向天發問，提出170多個「什麼與為什麼」，他的偉大，便是敢於問「天」，這是對一切道德——歷史價值根據的質問。在儒學的一重世界里，天道即人道，天人合一，「天」不言，君王代天立言，實際上，屈原向「天」發問，已體現了他對信念的懷疑，絕望，對現實的絕望，對自身生命的絕望。在《悲迴風》之中，這「臨乎絕望」之音，「將沉淵之絕筆」，「心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整個信仰的生命被猛然拋入虛無的深淵、過去的信念和理想不再可信，而深淵的彼岸又是荒漠和虛無，詩人無路可走，不得不自殺。

湖湘學派，作為宋代重要的，自成體系的理學學派，源於北宋湖南道州人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此說亦為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之源）。

船山學說中經世致用的實學傾向，深受近代各家各派推崇。湘軍集團的治理軍隊、興辦洋務，便是這種實學的具體體現。而船山學說中的濃厚的民族主義意識，其「華夷之辨」的議論，反滿的激烈言論，對近代民族意識的激發起到了重要作用。

屈原，這個身上披著江離和白芷，把秋蘭連結成串作為飾物的人；讚頌唐堯、虞舜、夏禹諸先賢，鄙視桀、紂惡行的人；痛斥黨人、奸佞，絕不與之同流合污的人；「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人；求繩墨與規矩之正道，寧死也不苟合求容的人；憤懣歷茲，悲嘆生不逢時，用柔軟的蕙草揩抹眼淚，淚卻滾滾而下沾濕了衣襟。

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電視台正播放《三國演義》電視連續劇。這讓我想起船山對諸葛亮的評析。船山認為，諸葛亮三分天下，東聯孫吳，北伐曹魏的《隆中對》，在劉備到處飄零，無立足之地時，是正確的抉擇。蜀漢數十年立國之基由此而定，而最終不能戰勝曹魏的原因亦由此而生。蜀恃險而言，但荊州兵利於水，一出宛、洛而氣餒于平陸；益州之兵利於山，一劍閣出秦川而情搖于廣野。以有險可恃而應對無方，姜維之敗，乃是必然。九九藏書船山認為唐朝只懂用戰爭實現和平。宋秦檜之和與岳飛之戰未嘗不可配合起來，「相輔以制女真」。而岳飛卻把這兩種方式尖銳對立起來，一味排斥和談，結果反而造成主和派的得勢，岳飛也未免失之偏激。「戰與和，兩用則成，偏用則敗，此中國制夷之上算也」。其論確別開生面，言人所未言。

所言已非僅是「曠代之師」的學者，而是「揮麈談兵」、「植槐卜相」，大略「雄才」的政治家、軍事家形象。事實上，從清末民初的歷史來看，凡研究船山學者，沒有不與政治、軍事沾邊的。

1955年授銜的十大元帥，湖南有3位（彭德懷、賀龍、羅榮桓）；十員大將，湖南人佔了6位（粟裕、黃克誠、陳賡、譚政、肖勁光、許光達）；57員上將，湖南人有19位（王震、鄧華、甘泗淇、朱良才、蘇振華、李濤、李志民、李聚奎、楊勇、楊得志、肖克、宋任窮、宋時輪、陳明仁、鍾期光、唐亮、陶峙岳、彭紹輝、傅秋濤）；100多名中將，湖南人有45位。

胡宏最著名的弟子張，是南宋抗金名相張浚的兒子。張遵父命求學于胡宏，「遂得湖湘之傳」，歸長沙，在妙高峰下創建城南書院（今長沙第一師範校址），後主教嶽麓書院。適時朱熹來書院講學，大批學子來聆教，所乘馬匹一時間竟將嶽麓書院前的池水喝乾。

戊戌變法，湖南是惟一積極推行光緒帝新法詔令的省份。正如毛澤東早年所指出的，「譚嗣同熊希齡輩領袖其間，全國無出湖南之右」。變法失敗，唐才常1900年在兩湖地區發動自立軍起義，又慘遭失敗而壯烈犧牲，「是役自男爵、道員至諸生，死者千數。」一些著名烈士，皆為譚嗣同所辦時務學堂的高材生。此悲壯的一幕，開啟了辛亥革命的先聲，湖南的大批維新志士，很快與康有為、梁啟超決裂，投身於以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民主革命的旗幟之下。

自立軍起義失敗10年之後，辛亥革命終於在兩湖地區首先爆發和成功，絕非偶然！這與湖南源遠流長的優秀思想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聯繫。

梁啟超曾指出，「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變遷，雖波瀾一日比一日壯闊，內容一日比一日複雜，而最初的原動力，我敢用一句話來包舉他，是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

說起來，拚鬥之慘烈、氣貫霄漢，用血與火照亮歷史，撼人心魄者，要數宋末知譚州、湖南安撫使李芾的壯烈殉難了。

書院的前廳、正廳兩邊壁牆之上，刻有四個大字：忠、孝、廉、節，每字高1.6米，寬1.2米，手書石刻，相傳為朱熹手跡。兩廊的正面刻有乾隆年間御史歐陽正煥所書「整齊嚴肅」四字，形略小於朱熹字。前廳後有文昌閣，舊制書院生員凡及第者，均題名于閣內。湘水校經堂，為道光十六年湖南巡撫吳榮光所建。六君子堂，為祭祀創建或修復嶽麓書院最有勞績者。半學齋，為五開間一進的舊式房屋。「半學」兩字取自《尚書·說命篇》：「惟教半學」一語，意為半教半學，教學相長。此齋為歷代書院山長、高等學堂領導者居住之所。

曾國藩之後，左宗棠曾率部分湘軍精銳，於1876至1878年，討平了從浩罕入侵的阿古柏，收復了祖國新疆的大片河山。1881年，曾紀澤以左宗棠的武力為後盾，經過艱苦卓絕的外交鬥爭，又從沙俄手中索還了伊犁。左公所寫「大將籌邊人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和春風度玉關」之詩，其情其景，頗得後人敬仰。其收復新疆之周密籌劃、精細運算，制定的「層遞灌運」、「緩進急戰」戰略，靈活機動地調整發揮，左公歸復新疆之「五年計劃」，率如其言，可謂成竹在胸。

1920年，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陳獨秀曾寫就《歡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文中說：「湖南人的精神是什麼？『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湖南人這種奮鬥精神，卻不是楊度說大話，確實可以拿歷史作證明的。二百幾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艱苦奮鬥的學者！幾十年前底曾國藩、羅澤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戰』的書生！黃克強歷盡艱難，帶一旅湖南兵，在漢陽抵擋清軍大隊人馬；蔡松坡帶著病親領子彈不足的兩千雲南兵，和十萬袁軍打死戰；他們是何等堅毅不拔的軍人！」

譚嗣同、梁啟超的學生，中國近代最著名的青年軍事家蔡鍔，曾認真研究了曾國藩、胡林翼的軍事思想。1911年蔡鍔在雲南任協統，為訓練官兵，輯錄了影響極廣的《曾胡治兵語錄》。「語錄」分為十二部分：一將才，二用人，三尚志，四誠實，五勇毅，六嚴明，七公明，八仁愛，九勤勞，十和輯，十一兵機，十二戰守。每一部分前面，蔡鍔都加了按語，畫龍點睛地指出要點，並結合中外軍事理論的發展變化，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觀點和見解。

說船山史論是一部軍事理論經典，從軍事戰略角度論及，是不差的。在湖南，「ｈｔｔｐs://rｅａd•9９cｓｗ•com士乃囂然喜言兵事」，「無湘不成軍」，幾成傳統和特殊的社會風氣。

對此，正如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所指出的，「湘省士風，雲興雷奮，咸、同以還，人才輩出，為各省所難能，古來所未有。……自是以來，薪盡火傳，綿延不絕。近歲革新運動，湘人靡役不從，捨身殉國，前仆後繼，固由山國之人氣質剛勁，實亦學風所播，志士朋興。夫支持國勢原不限於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勢所趨，亦未始無偏重之處。」

從曾國藩的日記看，其鑽研船山史論，均在征戰形勢危急，前途未卜的時候。據同治元年的記載；

譚嗣同雖對光緒帝抱有很大希望，幻想通過皇帝的支持實現自上而下的改良，以避免劇烈的社會動蕩。但其骨子裡充滿了對君主制的憎惡。曾言：「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泄萬民之恨」，直斥「君為獨夫民賊」，他把一切封建皇帝視為「大盜」，把歷代為封建統治服務的思想家皆罵為「鄉愿」，認為正是這些「大盜」與「鄉愿」互相利用，互相勾結，才形成了一張「盡窒生民之靈思」的封建天羅地網。他認為天地萬物，無不處在變化日新之中——「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運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時不新，何以寒暑發斂之迭更？草木不新，豐縟者歇矣；血氣不新，經絡者絕矣；以太不新，三界萬法皆滅矣。」

《離騷》的藝術成就，是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浪漫主義的藝術形態，開創了楚辭，豎起了詩歌新的里程碑，其「神高馳之邈邈」，于高空下望，僕從傷悲，馬也裹足不前。然而，去不忍，歸故國而無「美政」，他只好投水而死了。《離騷》闊大恢宏，波瀾起伏，氣象萬千。可中外詩史中第一個自殺的詩人，給了我們什麼啟示？

城死守百日余，援兵不至，危在旦夕。長沙人尹谷得知元兵已登城，便積薪扃戶，舉火自焚。鄰人來救，但見尹谷正冠端笏危坐于烈焰中。李芾得知，感嘆不已，灑酒祭奠。當日正是除夕，李芾留賓佐會飲，眾人皆悲憤剛介，誓與長沙共存亡。隨後，李芾召來帳下部屬沈忠，給他一些銀兩，令他處死自己一家。沈忠無奈，懷不忍之心先將李芾全家人灌醉，然後逐個殺之。共一十九人，李芾也從容就戮。沈忠放火焚燒了知潭州府熊湘閣，再回家殺了自己的妻子，繼而跑到火場，放聲大哭，自刎而死。城破之後，與李芾協力守城的安撫司參議楊霆則跳水自盡，妻妾奔救無及，也一道殉情。其時在嶽麓書院讀書的數百學子，與元兵搏殺，破城。后大部分都獻出了生命。

「不忍」離去，卻徹底離去了。

人是文化的存在。馬克思稱人是「社會條件的總和，世界歷史過程的總和」，而歷史的真正主體是精神。不僅工業是「人的本質力量的打開了的書本」、社會形式、藝術和科學也是如此。

曾國藩每次紮營，都以羅盤定方位，查各營所掘壕溝，用竹竿量驗。每營都步行親量，看是否已掘自一丈五尺。曾還親點各營兵勇之名，並每日傳見百夫長數人，了解軍情，記載其答問、批評。並察顏觀色，辨識部下的品質、才能。其日記載有他對一些人的印象，如：樸實；眼圓而動，不甚可靠；語次作嘔；明白安詳，拙直、長工之才；等等；曾國藩知人善任，通過這種談話的方法，識別提拔了一大批能征善戰的名將。如劉松山原來不過一名「長夫」，後為統帥大軍的名將。

這座香樟護道，始建於宋太祖開寶九年的宋代四大書院之冠，坐落於嶽麓山下已歷千年。宋真宗賜書的「嶽麓書院」四字門額曾使書院名聲大振。宋代全盛期曾有「道林三百眾，書院一千徒」的民謠，可見學子之眾。書院曾經兵毀重建。清代康熙以「學達性天」四字賜給書院，乾隆亦賜「道南正脈」匾額。

10月27日：「閱王而農先生《通鑒論》數首，論先主、武侯、魯子敬諸人者。」

對於古稱「天塹」的長江天險，船山曾指出，江東之險，並不在眼前的浩浩大江，「江東之險在楚、楚之險在江與漢上流」此為「得失之樞」。湘軍與太平軍決戰，故先拼奪武漢，「于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為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反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痍疾病，休養得所。」

長沙作為屈賈之鄉，屈原、賈誼的「傷心」處，楚湘文化初始便帶有一種悲壯、憂鬱的色彩，也透露出中國最早的知識分子骨子裡的參政意識和修身、格物、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和雄心。屈原的《離騷》，篇名就是「遭遇憂患」、「離別的憂愁」之意。這位楚王朝的遠房宗室、左徒，自稱為古帝顓頊的後代，以香草、美人、明玉為喻，將自己刻劃成「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涉江》）的藝術形象。屈原是位政治詩人，其詩也是政論性極強的「政治抒情詩」。《九章·惜往日》中的「受命昭以昭時」，「明法度之嫌疑」，便是直寫楚懷王讓屈原制定「憲令」，修明法度、舉賢授能的政治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