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胡適故居的時候，我在陳列室的簽名簿上頗為躊躇地寫下了一句話：「首擎文學改良義旗，為中國新文學開山，功不可沒。」據統計，僅從1963年8月至1982年6月，來館簽名留念的中外人士就多達二十八萬八千餘人。我深知，我寫的那句話是十分膚淺的，僅能反映這位歷史人物身上或一部分的側影——這篇短文映出的也只是他的若干側影，而遠非他的全人全貌。但我想，全局總是由若干局部組成的；只要我勾勒的側影嚴格忠於歷史真實，對於認清胡適的全人全貌總會多少有些裨益吧。

十幾年前，在中國大陸，胡適是一個聲名狼藉的人物。略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他曾被稱為「實用主義的鼓吹者」，「馬克思主義的敵人」，「洋奴買辦文人」的班頭。不過，作為他同時代人的毛澤東還是對他作了一些歷史分析。1936年，毛澤東在陝北跟美國記者斯諾進行歷史性的會見時，承認「五四」時期「非常欽佩」他和陳獨秀的文章，並承認他和陳獨秀取代梁啟超和康有為，成了自己心中的「楷模」。當時，毛澤東曾寫信給他，希望借重他的聲望振興湖南的教育界；他也讚揚毛澤東的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1945年8月，毛澤東「感念舊好」，曾托傅斯年轉達對read.99csw.com他的問候。1945年秋，毛澤東發動百萬知識分子對他在政治、哲學、文學、歷史、教育等領域的思想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批判；此時他正在紐約八十一街104號的破爛房子里作寓公，經常抱個黃紙口袋上市場買菜買米，惶惶，如喪家之犬。不過，1957年2月16日，毛澤東在頤年堂講話時，又指出「不能全抹煞」他，因為「他對中國的啟蒙起了作用」，又說現在不必恢復他的名譽，「到二十一世紀再來研究這個問題吧」。同年3月10日，毛澤東跟朱穆之、舒新城、金仲華、王芸生等新聞出版界人士談話，指出美國人妄圖利用他這種「更加親美的人」來孤立蔣介石、取代蔣介石，而如果他們這樣的人上台，「那更不好」。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跟龔育之、吳江等哲學工作者談話，認為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他的看法「比較對一點」，從而對「新紅學派」的歷史貢獻給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因為我來自大陸，王館長親自接待了我。他不僅陪同我參觀了故居及陳列室，還贈送了該館印製的一些紀念品，如明信片、《胡適之先生傳》、《胡適紀念館出版目錄》以及胡適1952年選編的詩集《嘗試後集》等。

影響胡適心境的當然主要是政治原因。早在1949年11月，他擔任名義發行人的半月刊《自由中國》在台北出刊。該刊的實際負責人雷震是胡適的好友，也是原國民黨政府「總統府」的九*九*藏*書政策顧問。胡適支持該刊的初衷，可以說完全是為了反共：把大陸的政治描繪成「鐵幕恐怖」下的一切自由被剝奪殆盡的「極權政治」，而把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作為「民主與自由」的象徵。但從1951年6月開始，這一刊物卻因干預台灣的政治和經濟而遭到忠而獲咎的厄運，反倒受到台灣軍事機關的干預。開始是刊物受到查禁。1954年底，雷震被蔣介石開除國民黨藉。從1959年11月以來，胡適和《自由中國》多次發表言論，規勸蔣介石不再連任總統，主張組織在野黨發揮對國民黨的制衡作用。結果，雷震於1960年9月4日以「涉嫌叛亂」罪被捕，並被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自由中國》隨之停刊，這一事件對胡適的打擊是極為沉重的。當《徵信新聞》的記者採訪胡適對「雷案」的感想時，胡適悲憤地說了六個字：「大失望，大失望。」雷震背後是胡適，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胡適也因之深感內疚。他借古語說：「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滑稽的是，蔣介石卻說：「雷震背後有匪諜」。據知情者說，此後胡適變得愁眉苦臉，像老了二十歲。

胡適剛回台北定居時有一個宏願：想過兩、三年安靜生活，將他的《中國思想史》和《白話文學史》寫完，但直至臨終，這一計劃並未完成。他那四五大包、一尺多厚的遺稿，大多是有關《紅樓夢》、《水經注》及佛教史科的考證、序跋文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胡適的寫作態度十分認真。他說：ｈｔtｐs://ｒｅａd•9９cｓw.com「人家都以為我胡適寫文章總是下筆千言，一揮而就，其實我寫起文章來是極慢極慢的。」另一原因，看來是跟心境欠佳有關。

在胡適故居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書籍：不僅書房中的六層大書櫃中密密麻麻擺滿了各類書籍，而且客廳、卧室里也放著書架。據說，胡適生前，他的廁所里、汽車上也常放著書報。胡適的太太曾對人說：「適之的房子，給活人住的地方少，給死人住的地方多。這些書，都是死人遺留下來的東西嘛！」書雖多，但胡適總是安放得整齊妥貼，收拾得凈無纖塵。他早上起來，照例一面用早餐，一面看報紙。飯後如無公務，就一卷在手，神遊其間。除了看書，他可說是沒有其他嗜好。他說，治學要有兔子的天才，加上烏龜的功力——這就是他讀書不輟的原因。他惟一的運動，是晚間在住所門前的花園裡作一千步的悠閑散步。他覺得在萬籟無聲的夜裡，踏著淡淡的月，迎著微微的風，嗅著嘉木奇花散發的清香，一天的倦怠就可以驅散。

胡適是1958年4月8日隻身從美國飛抵台灣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職務的。直到臨死前四個月，他那位以打麻將為惟一特長的小腳太太才攜帶一張笨重而破爛的舊床到台灣來陪伴他。現在，胡適在南港的這所故居已改建成紀念館。胡適生前生活起居的地方一律保持了原狀；又在故居右側添建了一座82.5平米的陳列室，展出胡適的中西文著作三十余種，以及他的部分手稿、信札、照片、衣物。紀念館基金有五萬余美九-九-藏-書金，系由美國美亞保險公司負責人史帶先生捐贈。館長王志維先生，是胡適生前的秘書，善調酒。王館長為胡適所作的最後一次服務，是在胡適入殮時將他平日喜愛戴的那副玳瑁架眼鏡重新給他戴上。

家庭生活對胡適的心情也不能說全無影響。蔣介石給胡適的輓聯中，有「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之語。在一般人看來，他「戴博士帽，結舊式婚」就是恪守舊道德的表現。不過，他跟他的太太不僅文化水平懸殊，生活習慣也有很大差異。胡適講過一個笑話，說要將古代女子的「三從四德」改為當代男子的「三從四得」。「三從」即：「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命令要服從，太太說錯了要盲從。」「四得」即：「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太太打罵要忍得，太太花錢要捨得。」不知這笑話中是否多少也會有一些胡適本人的生活體驗？胡太太當然不會真的「打罵」胡適，但她那夜以繼日的牌局對這位一代學人不能不說是一種無盡無休的干擾。胡適臨終前兩天曾囑咐王志維先生替他物色一所房子。他說：「我太太打麻將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斯年）先生給中央研究院留下來的好傳統之一，就是不準在宿舍打牌。我也不應該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規矩。」這番話的弦外之音，令人感慨不已。我關切地問王先生：「聽說胡太太留下一篇自傳，記述了胡適1917年自美返國跟她完婚的情況。這篇文稿現在在哪裡？我很想看看。」不料王先生說：「燒掉了，被胡先生的長子胡祖望燒掉了。九-九-藏-書大概因為稿子里錯別字太多了吧。」聽到這個答覆，我感到十分遺憾——作為家屬的立場，跟作為史料研究者的立場，竟至如此之懸殊！

胡適是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一次酒會上因心臟病猝發而死的。臨終前一刻，他曾憤激地談到，1961年11月6日，他發表了一次為時二十五分鐘的講演：《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結果引發了一次對他的「圍剿」——甚至有一位「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對他提出質問。他雖然口頭上表示「從來不生氣」，但卻從剛剛講話的地方向後倒下，後腦先碰著桌沿，再重重地摔在水磨石地面上……他去世后，除了書籍文稿，留下的全部財產只有一百三十五美元。這使我想起了他生前的一段題詞：「金錢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撐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學識，便是很富有的人了。」

1989年9月21日，「莎拉颱風」席捲台灣島不久，我冒雨來到台北南港參觀胡適的胡居。由於胡適本人的情況以及對他的評價問題都十分複雜，我參觀時的心情也因之十分複雜。

在寂寥的生活和鬱悶的心境中，胡適當然會格外思鄉。他的司機是他的同鄉。每當乘車外出，他總愛跟司機聊天：看到台灣的山景，他就會談起家鄉的景緻；看到台灣的節日，他就談起家鄉的風俗習慣。他在住院期間也談他的故鄉，話匣子一打開，誰也插不上嘴。他說：「我的故鄉安徽績溪是小地方，家家戶戶男女老幼都勞作……」他的遺囑中有一條，就是將留存在大陸的一百零二箱書全部捐贈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