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病故的時候，年僅五十五歲。

最後，我把媽媽的骨灰，埋在我挖過煤的那座大山的山崗上。

我沒有更多的話好說。

好好活著。充實，自信，寵辱不驚。像媽媽期望的那樣。

為這個得意的楊塑散文式的結尾，我的下巴頦足足揚了一個夏天。

可是，哪裡去買這一方土？

我十八歲那年，列車就是順著這條鐵路，把我送到這裏當了一名採掘工人的。當年的我，身單力薄，體重不及百斤。我扛著一個裹在藍塑料布里的巨大的行李捲兒，沿著高達360級的台階，一步一步爬上山來。此後的十年間，我在這裏掄錘打眼，開山鑿洞，和窯哥們兒相濡以沫，相噓以暖，也嘗到了政治迫害的風霜。十年以後，二十八歲，當春風重新吹拂中國大地的時候，我揣著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又是順著這條鐵路，迤邐東去，尋回我少年時代便縈繞於心的文學之夢。

我當時的確是似懂非懂，只有當我十八歲以後，一個人藉著礦區宿舍一盞自製的床頭燈，偷偷讀《紅樓夢》、《戰爭與和平》，又偷偷開始寫一點什麼的時候，才漸漸領會了媽媽這段話的深意。那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時代，而我，不僅從事著最艱苦的職業，而且政治上也屢經坎坷。連我自己都頗覺奇妙，十年光陰何以如白駒過隙，忽然而已。儘管迷茫，卻不空虛，儘管苦悶，卻不消沉。我把一顆心完全沉浸在寫作和讀書里。書，大部分是媽媽利用分管圖書館之便，偷偷借給我的。坦率地說，也有一部分是我溜進礦上列為「四舊」的書庫，偷出來的。「讀書人，偷書還叫偷嗎？」孔乙己的這句話，常常被我引以自嘲。

媽媽笑了，說：「這當然不壞。不過，慢慢九-九-藏-書你就明白了，讀書、學習也不是慪氣的事，幹嗎老想著『比』？你得學會把讀書、學習、思考、創造，都變成生活的一部分。我這話你大概理解不了，以後再說吧！」

媽媽還在山崗上。山崗是普通的。媽媽也是普通的。

不過，對於我來說，最為銘心刻骨的，還是文學以外的事情。

四年前，媽媽過世三周年那天，我到八寶山骨灰堂取回了媽媽的骨灰——按照當時的規定，三年期滿，骨灰堂不再負保管的責任。

當你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生活方式，你會覺得活得那樣忙碌而充實。你不再怨天憂人，也不再度日如年。你漸漸地理解了，你的媽媽不可能留給你萬貫家財，她甚至也不大關心你是否能吃上文學這碗飯——我猜想其中不乏餘悸和苦衷。你的媽媽最關心的，是她的兒女是否能選擇到一種有意義的活法兒。這活法兒使他們即便身處卑微，也不會失去自立於同類的尊嚴感，不會失去享受充實的人生的自信。

四年前那時候還不像現在，現在倒新辟了好幾處安葬骨灰的墓地。那時，只有一個別無選擇的，形同亂葬崗子的普通百姓的墓地。我去那裡看過，普通百姓身後的居處和他們生前的住處一樣擁擠。我輩本是蓬蒿人，把媽媽安葬在這裏，並不委屈。然而，想到性喜清靜的媽媽將擠在這喧囂的、橫七豎八的墳場上，又於心何忍？

那些曾經一塊兒挖過煤的朋友，現在有的已經是礦長了，有的還是工人。不管是當了官的，還是沒當官的，誰也沒有忘記我的熱情好客的媽媽對他們的情分。我們一起動手，把骨灰盒埋下，堆起了一座墳頭，又一人搭了一膀子，把那巨大的漢白玉石碑由山腳下一步一步抬九_九_藏_書上山來。

我哭了。媽媽也哭了。

「比讀書，比學習。」我說。

我的學生時代，家境並不寬裕。父親雖然在大學教書，卻也不過是個講師。父母除了撫養姐姐、妹妹和我以外，還要贍養奶奶、外祖。我記得小時候，父親給年齡尚小的妹妹買來蘋果增加營養，我和姐姐只能等在一旁，吃削下來的蘋果皮。我的褲子穿短了，總是由媽媽給接上一節。當接上兩三節的時候，媽媽就笑著對我說：「看，你這模樣簡直像個少數民族了！」比起那些地處邊遠，溫飽難繼的人們，這當然也算不得什麼，可是我讀書的學校，是一個高幹子女集中的地方。那些政治地位優越、衣食無愁的同學們，每逢假日，坐著「華沙」、「勝利」翩然來去。新學年返校，這個談北戴河度假，那個談中南海作客，我輩寒士子嗣，自尊心豈有不被傷害之理？我永遠忘不了班上一個高傲的女同學，穿著一件藍燈芯絨面的羔羊皮大衣，雍容華貴，使我不敢直視。每當看見那件皮大衣的時候，我就要想起自己的媽媽穿的那件舊皮襖。那是媽媽從南方調來北京和爸爸團圓時，為了抵禦北方的寒風，在舊貨店買的。那是一件由無數塊一寸見方的碎皮子拼成的皮襖，每年冬天，我都看見媽媽小心翼翼地在那些碎皮子間穿針走線。我常常傷心地想，我媽媽穿的衣服，都不如這些女同學們啊！這感受，被寫進了我的日記，它是不可能不被媽媽看見的，因為她每周都要對我的日記作一次評點。

那幾天，我轉悠遍了大半個北京城，終於買到了一個剛好容下骨灰盒的長方形玻璃缸。我又找到一家玻璃店，為這自製的「水晶棺」配上了一個蓋。一位朋友開來了一輛九*九*藏*書「拉達」，把我送到距北京一百多里以外的那座山腳下。

我想了想，我說當然不是，我的書讀得比他們多，作文也寫得比他們好。

我當然不會忘記媽媽是怎樣領我去叩文學之門的。我十歲的時候，她開始督促我寫日記。我十二歲的時候，她讓我讀《西遊記》。同樣是十二歲那年，她教我「反叛」老師：「老師讓你怎麼寫，你就怎麼寫嗎？為什麼不能寫得和老師不一樣？」我至今清楚地記得自己的第一次「反叛」：用一首詩去完成了一篇作文。結果我得了二分。「如果我是你們老師，我就表揚你。你不是偷懶。按老師的思路一點兒不差地寫，那才是偷懶呢？」——其實媽媽也是個老師。多少年後我才明白，敢讓學生「反叛」老師的老師，才是最好的老師。媽媽的苦心在我考高中時得到了回報，那試卷的作文題是《我為什麼要考高中》。我開始耍小聰明，玩邪的，對於今天的中學生來說，大概也真的不過是小聰明而已。可對於當時循規蹈矩的初中生來講，確乎有點膽大包天了。富於戲劇性的是，媽媽恰恰是那次中考的閱卷老師之一。閱卷歸來，眉飛色舞地誇獎有那麼一位考生如何聰明，用書信體寫成了這篇作文，成為了全考區公認的一份富於獨創性的試卷，為此被加了分。講完了「別人」，開始數落自己的兒子如何如何不開竅。我等她嘮叨夠了，才不無得意地告訴媽媽：那位因封卷遮蓋而使她不知姓名的答卷者，便是我。

「你怎麼這麼自卑？你想一想，自己什麼都不如人家嗎？」媽媽問。

媽媽說，她也想過，除了讓姐弟倆吃蘋果皮，穿補丁衣服使她有點難過以外，她也不是一個事事都不如人的媽媽。比如，她可以告訴我們該讀些什麼書，怎樣寫好作文。

「那你覺得怎麼想才是對？」

對官居「司局級」方可升堂入室的「革命公墓」，我是不敢奢望的。假若媽媽是個處長，說不定我也會像無數處長的兒子一樣，要求追封個「局級」，以便死者榮登龍門，蔭及子孫。而我的媽媽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員。非分之想或許有過——為媽媽買骨灰盒的時候，不知深淺的我，要買一個最好的。我當即被告知：那必須出示「高幹證明」。從那以後，我不敢再僭越。現在，媽媽躺在80元一個的骨灰盒裡。躺在八十元一個的骨灰盒裡的媽媽，得找一個合乎名分的墓地。

石碑俯瞰著那條由北京蜿蜒西來的鐵路。

我告訴媽媽，我錯了，我不跟他們比這些。

媽媽去世后，我們三個子女各自拿了一件遺物作紀念，我拿的，是那件用無數塊碎皮子拼成的皮襖。

每年清明，我都去看望山崗上的媽媽。

我已經忘記是哪一位作者在哪一篇文章里講過自己過生日的慣例了：那一天他絕不張燈結綵，也絕不大快朵頤。他把生日那天作為「母難日」，他說因為自己的出生給母親帶來了太大的痛苦。

遠在廣州的父親來信說，還是入土為安吧！

我沒想到，媽媽的墳居然就正對著這條令人百感交集的鐵路線。儘管是巧合，卻不能不使人怦然心動。如果說，這是因為我想到了人生際遇的沉浮興衰，想到了媽媽可以在這山崗上為她的兒子感到自豪和欣慰，那麼，我也未免過於膚淺了。媽https://read.99csw.com媽畢竟是媽媽，她當然自豪過，得意過，為兒子發表的第一篇小說，為兒子出版的第一本書，為兒子獲得的第一篇評論……然而，媽媽絕不是千千萬萬望子成龍的媽媽中的一個。我接觸過不少望子成龍的媽媽們，她們所能給予自己子女的，只是一種出人頭地的焦慮。除了這焦慮，子女們一無所得。我的媽媽絕不想讓兒女們為自己掙回點什麼，哪怕是一個面子。她從來也沒跟我念叨過「爭光」、「爭氣」之類的話。她甚至告訴過我她並不望子成龍，她只希望自己的子女自立自強，自愛自重，度過充實的一生。我當工人的時候，媽媽對我說：「你是不是還應該堅持每周一書？同是工人，我相信，有人活得很貧乏，有人活得很充實。別怨天，別怨地，也別怨生活對你是不是公正。你只能自問是不是虛擲了青春？」我當作家以後，媽媽對我說：「得意的時候，你別太拿這得意當回事，省得你倒霉的時候想不開。其實，只要自己心裏有主意，倒霉了，也可以活得很好，知道嗎？」……坦率地說，和許許多多兒子們一樣，媽媽的話並不句句中聽，自然也就不能聲聲入耳，特別是當兒子有點「出息」了以後。可是，當你在人生旅途上又走了一段以後，你忽然發現，媽媽這平實的勸誡中蘊藏的是一種寵辱不驚的人生信念，自我完善的人格追求，焉知這不正是媽媽為兒子留下的最寶貴的遺產？

每一個人都可以選擇最適宜的方式來表達這種孝心。不過，這「母難日」三個字，總使我難免動容。因為我不僅是在出生那天給母親帶來痛苦的兒子，而且是給母親帶來了終生災難的兒子。因我的出生，使媽媽患了風濕性心臟病，而母親如此過早地亡故，恰恰是由於心臟病的發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