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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異同論

東西異同論

作者:辜鴻銘
最後,也就是第五,講講東西文明的差異。
關於這個,我們得首先考慮一下文明的意思。所謂文明,就是美和聰慧。然而歐洲文明是把製作更好的機器作為自己的目的,而東洋則把教育出更好的人作為自己的目的,這就是東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差別。常有人說,歐洲文明是物質文明,其實歐洲文明是比物質文明還要次的機械文明。雖然,羅馬時代的文明是物質文明,但現在的歐洲文明則是純粹的機械文明,而沒有精神的東西。
有名的英國詩人吉卜林曾說:「東就是東,西就是西,二者永遠不會有融合的時候。」這句話在某種意義上說有它的合理處。東西方之間確實存在著很多差異。但是我深信,東西方的差別必定會消失並走向融合的,而且這個時刻即將來臨。雖然,雙方在細小的方面存有許多不同,但在更大的方面,更大的目標上,雙方必定要走向一起的。
如果金錢成為社會的基礎,那麼,社會就有墮落到這種狀態的危險。
關於政治,我以為可以分為三階段。政治的構成是以保護人民的安寧為目的的,在它的初期,文化尚不發達,人民愚昧無知,同小孩相似。那時候為了保證社會的秩序和安寧,換言之,就是針對少數人做壞事,該採取怎樣的措施?為此統治者說:「你們不得做壞事,如果做壞事,就要受到神的懲罰。」在中國,這種政治方式被叫做「神道設教」。這便是初期的政治。
辜鴻銘(1857~1928),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獲英國愛丁堡大學碩士學位,曾任兩廣總督張之洞幕府。有英譯《論語》,著作《尊王篇》等出版。
下面再談談東西洋教育方法的差異。
然而,在我們東洋,我們既沒有那樣的對神的恐懼,也沒有對警察的恐懼。那麼我們怕什麼呢?因為怕什麼才維持了我們社會的秩序呢?那就是良心!那就是廉恥和道德觀念!正因為忌諱這個,我們才不幹非禮之事。在中國,歸還借的錢,並非因為怕律師,也不是怕法院的追究,不還所借之錢,對自己來說是一種恥辱。是因此而還錢而非為別的。我服從中國的天子並非出於害怕,而是出於尊敬,也就是說,我們遵守的是三綱五常,一旦有了這個,就不用警察了。當然,在中國也並非滿街聖人,人人君子,壞人還是有的,所以警察也還是要的。我只是說,一般的糾紛,依據禮義廉恥就可以解決,所以警察用不著那九_九_藏_書麼多。在這一點上,是值得歐洲人好好學習的,而我們則沒有向他們學習的必要。
試想一下,在封建時代,當領主對家臣說:「你必須服從我」,而家臣反問「為什麼」的時候的情形。那時,領主會很簡單地回答道:「根據名分,我是你的主人。」如果家臣又問:「是什麼樣的名分?」領主又會回答道:「是大義名分。」
還在愛丁堡做學生的時候,我們曾組織了一個七、八人互相鑽研、共同進步的學習小組,互相學著做論文。有一回,其中一個人說,這樣好的論文是否可以發表?另外一個人反對說,這樣的東西不能出版。大家於是就根據這個人的主張,約定四十歲以前不出東西,因為我們必須對我們的問世之作有確切的把握,而這在四十歲之前是辦不到的。
而東洋社會則建立在「親親尊尊」這樣的兩個基礎之上,也就是Affection and Hero-worship(社會之愛和英雄崇拜)。我們熱愛父母雙親,所以我們服從他們,而我們所以服從比我們傑出的人,是因為他在人格、智德等方面值得我們尊敬。學者同車夫相比,所以比車夫更值得尊敬,是因為學者從事的是腦力勞動,比較艱苦,而車夫從事的是體力勞動,不像腦力勞動者所從事的那樣高難。所以,他所受到的尊敬,自然要低得多。假如有這麼一個社會,讓車夫坐車,而讓學者拉車,尊敬車夫而鄙視學者,那麼,這社會還成其為社會嗎?
《中庸》上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如同上面所講的那樣,我們服從父母是因為我們熱愛父母;我們服從賢者,是因為我們尊敬賢者,這就是東洋社會的基礎。諸位來聽我的這個講演,是因為諸位有尊賢之心,儘管我實在沒有這樣的資格。
下面談一下教育。
因此,所有有教養的人,都應為此而努力,為此而作出貢獻,而且這也是有教養人們的義務。
帝政時期的歐洲是通過基督教來統治人民的。但是,隨著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人民日漸覺醒,不再信神了,相應的也就不怕神靈的懲罰了。因此,歐洲的統治階級,尤其是普魯士國王,便實行警察統治,依靠警察來保障社會的安寧和秩序。也就是說,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所行的是強權政治。最近的歐洲大戰,就是這種強權政治的結果。這並不是我個人的意見,英國偉大的思想家卡萊爾就說:「歐洲read.99csw•com社會是混亂加上警察」(即警察統治的無政府社會)。他的意思就是說,歐洲政治如果放棄強權,第二天就會亂作一團。
然而在現在的日本,暴發戶對工人說:「你必須服從我!」如果工人反問:「為什麼?」那時暴發戶將回答:「是依據名分。」可如果工人再追問:「根據什麼名分?」暴發戶將回答:「是金錢名分。」(指金錢關係、財產等級所導致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不是大義名分。可是在美國,名分完全以金錢為基礎,在東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實在是神聖的道德關係,夫妻、父子、君臣都是天倫關係,而在美國,人與人之間只是利害關係,人們之間的關係建築在金錢的基礎之上。
東西文明有差異是理所當然的。從根本上說,東洋文明就像已經建成了的屋子那樣,基礎鞏固,是成熟了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則還是一個正在建築當中尚未成形的屋子。它是一種基礎還不牢固的文明。
再一個就是在西洋,連招呼自己家的傭人都用電鈴。而在東洋,則這樣做(打一個手勢)馬上就可以叫來傭人,而這樣做要好得多。在日本,現在也開始採用西洋的機械文明了,要想從明天開始就矯正它是困難的,但是應該考慮到他們的文明是錯誤的,我們有必要在一邊採用他們的文明的同時,一邊要加以修改。如果說,現在無法排除已經從他們那兒學來的機械文明,那麼,就不要再增加了。
現在的中國就有這樣的趨勢,我們或許當車夫更合算。
在孔子的書里有這樣一句話,叫「責備賢者」。它的意思就是高尚的人,領導社會的人,站在社會前列的人,應負有更大的責任。諸位是社會的指導者,因此諸位不要忘記你們身上負有比一般人更重大的責任。
相反,我們東洋人則早已全然領會了人生的目的,那就是「入則孝,出則悌」。即在家為孝子,在國為良民。這就是孔子展示給我們的人生觀,也就是對於長者即真正的權威人士必須予以尊敬,並聽從他的指揮。「孝悌仁之本」,是中國人的人生觀,也是東洋人的人生觀。
首先,我們考察一下個人生活。
而我們東洋的文明,則不僅已構成了屋子,而且已經住上了人。東西文明的差別就由此而生。歐洲人沒有真正的文明,因為真正的文明的標誌是有正確的人生哲學,但歐洲人沒有。在中國,把真正的人生哲學稱為「道」,道的內容,就是教人怎樣才能正當地生活,人九-九-藏-書怎樣才能過上人的生活。有「文以載道」這樣一句話,「文」即「文學」,在中國,文學可以說是教給人們正確的人生法則的東西,西洋人長時間內為了尋找這真正的人生道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至今未果。而中國人依據《四五書經》,就可以明「道」。很遺憾,歐洲沒有這樣的東西。歐洲有的是基督教。基督教叫人們怎樣去做一個好人。而孔子學說則教人怎樣成為一個良好的國民,努力做一個好人當然是好事,但這並不是一件什麼難事。比如登山拜神即可成為一個好人,而想作好一個良民,則須知「五倫」之道,這卻是一件相當難的事。
作為個人,我們必須首先考慮的是人的生活目的。換言之,即人應該做些什麼?什麼是人?對此,英國思想家弗勞德說:「我們歐洲人,從來沒有思考過人是什麼?」也就是說,做為一個人,是當一個財主好呢?還是去做一個靈巧的人好呢?關於這個問題,歐洲人沒有成型的看法,由此可見,說歐洲人沒有正當的人生目標,不是我一個人,歐洲第一流的思想家也持與我同樣的意見。
因為常常批評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說我是個攘夷論者,其實,我既不是攘夷論者,也不是那種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東西方的長處結合在一起,從而消除東西界限,並以此作為今後最大奮鬥目標的人。因此,今晚我給大家講講東西文化之間有哪些差異。
孔子說:「四十而不惑。」我是堅決地遵守著這個約定的。我的第一部書出版時正值四十一歲。雖然現在日本連中學生都可以出雜誌,但我覺得還是禁止為好。
最後,為了在東京向諸位道別,我還想再說一兩句。我在日本所作的講演中,對日本頗加讚揚,這是我的真正公正的評價,但是一些外國論者歪曲說是對日本人的討好。實際上我根本沒講討好日本人的話,如果說討好,也沒有必要討好日本人,要討好毋寧討好中國人,應該拍袁世凱、曹錕的馬屁,那樣的話,至今我不是大總統也是總理大臣了。因此說我討好日本人純粹是誣衊。我讚揚了日本,因為讚揚也就相應地希望諸位把日本建設得更好。我常說日本人實在是了不起的國民,對於這樣讚譽,諸君應該了解到諸位的責任更加重大。
一般的人,即使做了壞事也無什麼大害,而有教養的人,引人注目的人,也就是像諸位這樣的人,如果做了壞事,那就將給社會帶來非常惡劣的影響。我留了這樣的辮子,不是出九*九*藏*書於個人的喜好,而是出於對滿洲朝廷的忠節而保留的。切望諸君不要有負於我對日本的稱讚,做一個高尚的人。
東洋的社會,立足於道德基礎之上,而西洋則不同,他們的社會是建築在金錢之上的。換言之,在東洋,人與人之間關係是道德關係,而在西洋則是金錢關係。在東洋,我們注重的是名分。
下面,我想分五條,講一講東西方的差異之處。第一,個人生活;第二,教育問題;第三,社會問題;第四,政治問題;第五,文明。以上五個問題,無論哪個範圍都很廣,非一晚所能盡述,故今晚我只揀重要的說一說。
不久以前,一個德國友人定居在廣東,他非常關心東洋文明,他死的時候,我給他做了墓志銘:「你最大的祝願,是實現東西方優良方面的結合,從而消除東西畛域。」
為尋找正確的人生之道,歐洲學者提出了多種主張,如斯賓塞、盧梭等等。他們的主張從某個方面看是正確的,但是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它是不完善的,不是那種真理性的東西。諸君如果以為它們完全正確而予以吸取,那是非常危險的。
歐洲的教育目的,在於怎樣做一個成功的人,怎樣做一個能適應社會的人。常常有西洋友人對我說:我們是生活在20世紀,而你們則由於還在接受19世紀的教育,所以就無法成功。實際上,我們東洋的教育,不僅能使我們的子弟適應現代社會的生活,而且還能促使現代世界向著更美好的方向發展。孔子說:教育的目的在於稱做「大學」的根本之上。那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也就是發明人們當中所固有的辨別道德的能力,這就是教育的目的。必須成為一個為社會所推崇的人,成為一個聰慧的人,也就是說,教育的目的,在於為了明德,在於為了創造一個新的更好的社會而培養人才。《大學》中的「作新民」之「民」不是指人民,而是指社會,創造新的更好的社會是高等教育的目的,這才是孔子的本意。諸位,共同努力為創造一個新的世界、新的社會而奮鬥,努力做一個更好的法學家、良好的工程師,共同創造出一個美好的社會。
關於人生觀方面,再一個差別就是,歐洲人認為人生的目的在於運動。而我們東洋人認為人生的目的在於生活。西洋人為運動而生活,東洋人則為生活而運動,他們是為賺錢而活著,我們則是為享受人生而創造財富,我們不把金錢本身作為人生的目標,而是為了幸福而活動。孔子說:「仁九_九_藏_書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那意思就是好人為了生活而創造錢財,而惡人則是捨身去賺錢。西洋人,尤其是美國人,為了賺錢連命都不要,這就是東西方人的差異之處。也就是說,西洋人貪得無厭不知足,而東洋人則是知足者常樂。為了東西方能真正地走到一起,他們西洋人必須改變自己的做法,而採取我們的辦法。
一般說來,歐洲文明根源於羅馬文明,而羅馬文明又像諸位所知道的那樣根源於古希臘文明,在羅馬帝國滅亡后,歐洲人民就創造了一種新的文明——巴羅克文明,也就是歐洲中世紀文明。那時的歐洲雖然處在野蠻時代,但是隨著基督教的興起,蠻人逐漸進步,從而開始創造文明,而後,眾所周知,文藝復興時代到來。
然而,隨著歐洲人知識的進步,過去的宗教文化就不能適應了,如同中國在唐代興起文藝復興一樣,在歐洲,有了義大利文藝復興,進而有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為此,歐洲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戰爭,終於成功地實現了改革,以後到了法國大革命,它是以改變政治結構為主要目的的。但社會自身卻並未有所變化。因此,經歷了上次的歐洲大戰之後,歐洲人所面臨的問題是改造社會,因此社會主義、過激主義四處興起,過激主義的目的是徹底破壞舊的東西而製造新的東西。這種「破壞性」的主義,也是歐洲社會中必然產生的結果,所以,歐洲文明,實如同一個正在改造、構築、建設當中的屋子。
在中國,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有一個清楚的劃線:在初等教育階段,主要是教孩子們使用他們的記憶力,而不注意讓他們使用判斷能力,首先讓他們通曉祖先留下來的東西。而在西洋,從孩提時代起,就對他們灌輸艱深的哲學知識。在中國則是在高等教育階段方才對學生講授深奧學問的。我認為這是難能可貴的辦法,把像哲學那樣深奧玄虛的東西講給孩子們聽是不合適的。尤其是對女孩子,還是不教為好。
因此,怎樣擺脫強權政治,就是戰後歐洲所面臨的重大問題。
舉個例子說明一下,比如寫東西,西洋人使用打字機,這樣,我們所有的表現美的手法,就難以發揮出來。
第三,談一談東西社會的差異。
恰巧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六朝的文藝復興時代。眾所周知,此時正是五胡亂華,而羅馬人的古典文明也是被五個蠻族集團消滅的。從此歐洲人就以基督教和《聖經》為藍本(基礎),創造了新的巴羅克文明。
下面談談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