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還是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我好像已經落水，還想抓住一塊希望的木板游到岸邊。其實不需要多久我就同孔羅蓀、王西彥、吳強、師陀、魏金枝，在一起學習，在一起勞動，在一起批鬥了，不但跟他們沒有區別，而且我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有一個時期白天在機關，我一天幾次給外地串連的學生叫出去當眾自報罪行；晚上在家還要應付一批接一批的住在附近的中學生，請求他們不要撕掉書櫥上貼的封條，拿走書或別的東西。有一個時期我給揪到工廠、農村、學校去游斗，又有一個時期我被帶到五·七幹校去勞動。我和無數的知識分子一樣在牛棚里待了若干年，最後讓「四人幫」的六個爪牙用他們的名義給我戴上無形的「反革命」帽子。這就是文件上所謂「打翻在地，踏上一腳，永世不得翻身」吧。要不是突然出現了奇迹，一夜之間以「旗手」為首的幫伙們全給抓起來，關進牢房，我就真會永遠見不了天日了。

晚上我睡前在日記里寫了這樣一段話：「一點半同蕭珊雇三輪車去作協。兩點在大廳開全體大會批判葉以群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四點后休息。分小組開會，對葉以群最後的叛黨行為，一致表示極大憤慨。五點半散會。」我動著筆，不加思考，也毫不遲疑，更沒有設身處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處境。我感到疲乏，只求平安過關。一個月後一天上午我剛剛上班給造反派押著從機關回家，看他們「執行革命行動」。他們搜查了幾個小時，帶走了幾口袋的東西，其中就有這幾年的日記。日記在機關里放了將近十一年，不知道什麼人在上面畫了些紅杠杠，但它們終於回到我手邊來了。都是我親筆寫的字。

形勢越來越緊，我也看得出來對我的包圍圈越來越縮小，但是我還在安慰自己：組織上對待我跟對待師陀他們還是有區別的。他們學習的地方在食堂，每天還做點輕微的勞動。但是過了幾天柯靈就給電影廠揪走了。只有白危和我還在資料室學習。到九月初有人（一位工人作家）來通知我說我態度不老實，革命群眾要對我採取行動，於是開始了第一次的抄家。這次抄家從上午抄到下午，連吃中飯的時間在內，大約有六七個小時（來抄家的革命派也在我們家吃飯，飯菜由里委會送來）。後來聽人說：「這次抄家還是保護性的抄家，上面叫多帶些封條來。」原來還有所謂「毀滅性的抄家」，就是將你家裡一切罈罈hｔｔps://rｅａｄ•９9cｓｗ•cｏｍ罐罐全部砸光，或者叫你掃地出門。我們機關害怕外面有人「趁火打劫」或者搞毀滅性抄家，便先動手將我的書櫥全部貼上封條，把重要的東西完全帶走。臨走時革命派還貼了一張揭發我的罪行的大字報在我家門廊的入口處，一位頭頭威脅地對我說：「你再不老實交代，我們就把大字報貼到大門口，看你以後怎樣過日子！」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在我的大門口貼上這樣一張大字報，過路人都可以進來為所欲為了。我想這一天遲早總會到來的。我對自己不再存什麼希望了。

過去的事也只好讓它過去，有人不想舊事重提，有人不能不舊事重提，我屬於後者。因為記住過去的教訓，我才不怕再次上當。只有承認每個公民的權利，才能理直氣壯地保衛自己。沒有人願意在我們國家裡再發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麼讓大家都牢牢記住那十年中間出現的大小事情。最好的辦法我看只有一個：創辦「文革」博物館。

以群死了，對羅蓀的批判照常進行，機關的革命派動員我寫揭發羅蓀的材料，創作組的頭頭也要我寫揭發孔和別人的大字報。我不會編造，只能寫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革命派不滿意。壓力越來越大，攻擊我的大字報漸漸地多了起來。作家中王西彥是最先給「拋」出來的。他自己後來說：「我一覺醒來，才知道已經給市長點了名成了反革命。」吳強和魏金枝先後被趕出創作組，師陀接著也靠了邊。我還在掙扎，有一天上午我去機關，創作組只到了柯靈、白危和我三個，有人告訴我們，別人都有事，要我們到資料室找個地方自學。以後我們三個人，就脫離了創作組在資料室二樓自學。說是自學也無非寫點交代、檢查。

為了找尋關於以群死亡的記錄，我一頁一頁地翻看，越看越覺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那些年我口口聲聲「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為什麼呢？我不用自己腦筋思考，只是跟著人舉手放手，為了保存自己，哪管犧牲朋友？起先打倒別人，後來打倒自己。所以就在這個大廳里不到兩個月後，我也跟著人高呼「打倒反黨反社會九-九-藏-書主義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實可恥！甚至在我甘心徹底否定自己的時候，我也有兩三次自問過：我們的文化傳統到哪裡去了？我們究竟有沒有友情？我們究竟要不要真實？為什麼人們不先弄清是非，然後出來表態？不用說我不會得到答覆。今天我也常問：為什麼那些年冤假錯案會那樣多？同樣也沒有人給我回答。但是我的腦子比較清醒了。

「文革」發動到現在整整二十年了。這是我後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記不了，不能不讓它在腦子裡轉來轉去，因此這些天我滿腦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時候我回憶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彷彿重溫舊夢，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鐘。舊夢也罷，警鐘也罷，總有一點隔岸觀火的感覺。不像刑場陪綁，渾身戰慄，人人自危，只求活命，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賣別人，出賣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種日子！那種生活！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是一片黑暗，好像我在地獄里服刑。我奇怪當時我喝了什麼樣的迷魂湯，會舉起雙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認罪，讓人奪去我做人的權利。

整整過了二十年。我也害怕重提叫人心痛腸斷的往事。但是二十年來一直沒有弄清楚的那些疑問，我總得為它們找到一兩個解答。否則要是我在泉下遇見蕭珊，我用什麼話去安慰她？！

我不是在講夢話，一九六六年我的確做過這樣的事情。迷魂湯在我身上起過十年的作用。在一九八三年它還想再一次把我引入夢境，但是用慣了的魔法已經失去迷魂的力量，我說：「我要睜大兩隻眼睛，看你怎樣捲土重來。」結果過去的還不是終於過去！我才懂得維護自己權利的人不會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為世界上並沒有神仙、皇帝和救世主。事情就是這樣：十歲以前我相信鬼，我害怕鬼，聽見人講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後要經過十座閻王殿，受拷問，受苦刑，我嚇得不得了。不但自己害怕，別人還拿各種傳說和各樣圖畫來嚇唬我。那些時候我整天戰戰兢兢，抬不起頭，的確感到「沒勁」。後來不知道怎樣，我漸漸地看出來那些拿鬼故事嚇唬我的人自己並不信鬼，我的信仰也逐漸消失，終於完全消失。到十五歲的時候便可以說我完全不信鬼了，而且說也奇怪，從此連鬼影也看不見了。

我在作協分會一向只是挂名，從不上班辦公，這次運動稱為「大革命」，來勢很猛，看形勢我也知道自己「在劫難ｒeａd•9９csｗ.cｏm逃」，因為全國作家大半靠邊，亞非客人在西湖活動三天，卻不見一位當地作家出來接待，幾位北京來的熟人在上海機場告別時都暗示不知什麼時候再見，連曹禺也是這樣。我看見他們上了飛機，忽然感到十分孤獨，我知道自己無路可走了，內心非常空虛。

我不是寫小說，也不是寫回憶錄，並不想在這裏多寫詳情細節。那十年中間每個人都有寫不完的慘痛的經歷，說慘痛太尋常了，那真是有中國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鍋以及種種非人類所能忍受的「觸皮肉」和「觸靈魂」的侮辱和折磨，因為受不了它們多少人死去。想起另外兩位在「文革」中逝世的好友陳同生和金仲華，我今天還感到痛心。我六六年開過亞非作家會議回到上海還和他們幾次交談，他們給過我安慰和鼓勵。在同一個城市，他們的家離我的住處很近，可是我不知道他們死亡的日期。金仲華孤寂地弔死在書房裡，住在樓下的八旬老母只聽見凳子倒下的響聲。陳同生據說伏在煤氣灶上死去，因此斷定他自盡身亡。可是他在隔離審查期間怎麼能去開煤氣灶？而且，他死前不久還寫信告訴熟人說明自己決不自殺。過了十八年，連這件事情也查不清楚。連這個問題也得不到解決，說是為死者平反昭雪，難道不就是讓亡靈含恨九泉？！

解放后雖然學習不斷，運動不停，然而參加「文革」這樣的「運動」我一點經驗也沒有。回到機關我才知道給編在創作組裡學習。機關的「運動」由上面指定的幾人小組領導。創作組組長是一位工人作家，有一點名氣，以前看見我還客客氣氣地打招呼，現在見面幾次，非常冷淡，使我感覺到他要同我「劃清界限」了，心裏更加害怕，可以說是已經自己解除了武裝。我們開會的大廳里掛滿了大字報，每一張都是殺氣騰騰，絕大多數是針對葉以群、孔羅蓀兩人的，好像全是判決書。也有幾張批判我的大字報，講到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的發言，措辭很厲害，我不敢看下去。我走進大廳，就彷彿進了閻王殿一樣。

「文革」期間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個，據說他是在八月二日上午跳樓自殺的。可是一直到今天我還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樓的詳情。我主持了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會，宣讀了悼詞，我只知道他是讓人以「莫須有九-九-藏-書」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實的具體情況，就是說應當由什麼人負責，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許我永遠不會明白了，因為大家都習慣於「別人說了算」，也從不要求知道真實。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后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卻是在他自殺后的一段長時期，知道傅雷的絕筆則是在他辭世后的若干年了，通過十幾年後的「傅雷家書墨跡展」我才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靈，找到了真正的我們的文化傳統。「士可殺，不可辱！」今天讀傅雷的遺書我還感到一股顯示出人的尊嚴的正氣。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詞稱讚我的一些朋友，它們差不多成了我的口頭禪，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們放射出一種獨特的光芒。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識分子何止千萬，他們樹立了一個批判活命哲學的榜樣。我記得在反右時期我還寫過文章批駁「不可辱論」，我贊成打掉知識分子的架子和面子。我寫這種文章其實也是為了活命。當時我就在想：人要是不顧全面子，那麼在生死關頭，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天保佑！我還沒有遇到這樣的機會，亡友們又接連不斷地給我敲響了警鐘。

所以我一直在想，不斷地想，我彷彿又給扔在油鍋里用烈火熬煎。儘管痛苦難熬，但是在我身上不再有迷魂湯的作用了，雖然記憶力衰退，可我的腦子並不糊塗，我還記得二十年前回到機關參加「運動」，當時我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我們國家有一部一九五四年的憲法，我的公民的權利應當受到憲法的保障，這憲法是全體代表投票通過的，其中也有我的一票。投票通過憲法之前全國人民多次討論它，多次修改它；憲法公布之後又普遍地宣傳它。說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應當發生作用的時候，我們卻又找不到它了，彷彿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中用，連幾張大字報也比不上。二十年前我就是這樣走進「牛棚」的，憲法已經失蹤，人權早被踐踏，我高舉「紅寶書」，朗誦「最高指示」，由人變獸，任人宰割。儘管那些年我受盡侮辱，受夠折磨，但我還是不能不責備自己為什麼不用腦子思考？！作為知識分子，我的知識表現在什麼地方？「四人幫」稱我為「反動學術權威」，我唯唯諾諾，早把「學術」拋在腦後了！

近來天熱，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藤椅上苦思，腦子不肯休息，我卻奈何不得。

萬幸我總算熬過來了，我也曾想到死亡，我也曾感到日子九*九*藏*書難過，但是在人世間我留戀很多，許多人和事吸引了我的感情。我決定要儘可能地活下去，不能說是爭取徹底改造自己，「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過去我的說法有些誇張，我從小就不喜歡形式主義，我舉手高呼「萬萬歲！」也不過是在保護自己。我們口口聲聲說是為「新社會」，可是這「新社會」越來越不被我們理解，越來越顯得可怕，朋友們一個接一個比我先掉進黑暗的深淵。比我小十三歲的蕭珊患癌症得不到治療含著淚跟我分離。

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舊事，我不能不產生一個疑問：「要是那個時候我沒有喝迷魂湯又怎麼樣？」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過迷魂湯，我們可以免掉一場空前的大災難；倘使只有少數幾個人清醒，我可能像葉以群、老舍、傅雷那樣走向悲劇的死亡。在「文革」受難者中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為他們是在這次所謂「革命」中最先為他們所愛的社會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們每一個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讓子孫後代懂得怎樣愛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鬥，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再回顧我自己的言行。我出席了那次作家協會分會召開的批判大會。這年六月初我因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北京等地待了兩個月，七月底才由杭州回到上海，八月初在上海送走外賓，然後回機關參加「運動」。

參加學習后我每天都去機關開會，起初只是得到通知才去，後來要按時上班，再后便是全天學習，最後就是隔離審查，由人變「牛」。這是我回機關報到時萬萬想不到的。我七日到組學習，十日下午便在機關參加批判以群的大會，發言人沒頭沒腦地大罵一通，說以群「自絕於人民」，聽口氣好像以群已經不在人世，可是上月底我還瞥見他坐在這個大廳里埋著頭記筆記。總之不管他是死是活，主持大會的幾個頭頭也不向群眾作任何解釋，反正大家都順從地舉手表示擁護，而且做得慷慨激昂。我坐在大廳里什麼也不敢想，只是跟著人們舉手，跟著人們連聲高呼「打倒葉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讓人們看出我的緊張，不要讓人們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大會連小會開了將近三個半小時，會後出來，一個熟人小聲對我說：「不要把以群的消息講出去。」我打了一個冷噤。她是專業作家，又是黨員，最近一直待在上海，一定知道真實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