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你不記得自己是上海人。

對於小鎮上的知青子女，曹安路是我們共同的記憶，回上海的路就這麼一條。我猶豫著該寫「回上海」還是「去上海」，就像我分不清哪裡才是我的故鄉。我們都坐北安線，都在一個叫陸家宅的地方下車，然後各自換公交去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家。因為小夥伴里有一個姓車的，大人們喜歡開玩笑叫我們「車匪路霸」。車匪的爺爺家在浦東。每次他從陸家鎮出發，到陸家宅換車，再穿過浦西前往陸家嘴，單程六個小時。有時我氣憤地想，肯定是「車匪路霸」這個名字叫壞了，導致我們整個童年都在無休止地趕路坐車。

小鎮也變了模樣，昔日的國二廠（國營第二糧廠）舊址建起了均價7000的樓盤，「水產大隊」成了高檔別墅區，南圩、邵村、夏駕橋……這些地名一個接一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的廠房、熱鬧的賣場、大規模的物流中心。小鎮甚至劃出一大塊農田，鏟去莊稼，植上草坪，建了一個巨大的「生態公園」。大地擦掉了那些名字，像抹去曾經的記憶。

我認出了窗外的曹安路，燈火通明，像老情人的晚妝。

每年的春節都在上海過，這是母親嫁給父親時提的條件。過完年要回去了，照例又是大包小包，凱司令的水果蛋糕、三陽盛的芝麻核桃粉、王家沙的糕團，還有整包的大白兔奶糖，都是在小鎮買不到的東西。母親一邊整理一邊唉聲嘆氣，沒勁啊沒勁，年過完了。外婆指著母親的鼻子罵，哭徹烏拉（哭哭啼啼）做啥，又不是回安徽插隊落戶，哪天想家了再來嘛。罵著罵著，自己流下淚來。

小時候，去上海是件大事。母親提前好幾天就高興，父親則一直忙著張羅行李。編織袋裡塞滿了青魚乾、鹹鴨蛋、酒釀、鄉下人做的糕團，一隻魚簍里爬著甲魚或大閘蟹，菜籃上靜靜地卧著一隻雞。我們走到小鎮北邊的汽車站，等待過路開往安亭的班車，四十分鐘一班，很擠，車廂里瀰漫著一股人肉的酸臭。到了安亭再換一部叫作「北安線」的公交，沿著曹安路開進上海市區。印象中，這條路一直在修，坑坑窪窪，漫天塵土，一車人在無休止的顛簸中昏昏欲睡，路邊是連片的農田和灰濛濛的廠房。黃渡、封浜、江橋、真如……這些熟悉的地名一閃而過。窗外騎自行車的人越來越多，當看到曹楊新村密密麻麻的新公房，我就曉得，到上海了。之前的道路彷彿都不能算是上海九*九*藏*書。

當晚得趕回上海。黃瀟瀟開車送我去安亭，這是我和車匪破開百元大鈔痛飲的地方，二十年前。這個溫柔靦腆的少年，默默地喜歡，默默地告別，然後在一個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一封接一封地寫信，那該是多寂寞。把心事抄上五十四遍，卻不過是「你好嗎」，「不要忘了我」。

我也依舊往返于小鎮和上海，只是次數漸漸地少了。從「北安線」到「陸安線」，到「6號旅遊專線」，再到地鐵11號線。最初四個多小時的車程，現在不到兩小時。窗外始終是巨大的施工現場，你方唱罷我登場。農田大片大片地拋荒，然後樓盤像野草一樣瘋長。

我們點了個套餐，二十塊不到，裏面有兩塊雞（現在想想就是吮指原味雞|吧）、半根玉米、一份色拉、一份土豆泥、一包薯條、一個小圓麵包。當時爸媽的月工資也就一百多。他們撕了一點雞肉，兩塊雞就都歸我了。我狼吞虎咽地啃完，真香啊，好像從來沒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父親老實惠地講了一句：「下次只買雞肉就可以了，其他什麼家裡都可以做的。就吃雞，吃雞最划算！」一直到了外婆家，我還沉浸在巨大的興奮中，見人就嚷嚷：「今朝吃過肯德基了！」

知青家的小孩從小會講三種語言：上課說普通話，下課說本地話，回家說上海話。父母細心地糾正他們的發音，「以後回去讓人當阿鄉」。有一次，車匪在家吃飯時漏了句本地話，他爹放下筷子，隔著飯桌就是一記耳光。

我們下了北安線，走不多遠就到了。我依然記得那人潮洶湧的景象，每個櫃檯前都排著長長的隊。母親撇撇嘴說，像不要鈔票的一樣。

套上耳機，音量調到最大，聽一個男人嘶吼：

小鎮上陸陸續續來了一些上海人，都是知青，差不多年紀，多少有點文化，來自雲南、貴州、安徽、黑龍江等「廣闊天地」。因為政策的原因回不了上海，於是想盡辦法，要麼調動工作，要麼找個小鎮上的人結婚，最終殊途同歸，落腳在這個上海邊上的小鎮。當然，也帶來了我的小夥伴們。

昔日小鎮的同學們，四分之一在縣城當公務員，四分之一在外企，四分之一做生意，還有四分之一在家獃著，收收房租，打打麻將，日子過得滋潤愜意。彷彿一夜間，小鎮湧來無數年輕的打工者，老街上放著《小蘋果》，震耳欲聾。老人們上街買東西，都得學著說一點費勁的普通話。他們佝僂著背，嘟嘟囔囔，拐進等待拆遷的老屋。

小鎮素來富庶，據說三年自然災害都沒餓死人，正值八十年代末，鄉鎮企業和合資企業蓬勃發展，小鎮居民更多了份底氣。家長們下班后忙著吃老酒打麻將，小孩的讀書便聽天由命，讀得好就讀，讀不下去也沒什麼，大不了去鎮上幾家中日合資制衣廠上班，工資不比當老師低。

只有那些上海知青們，自己回不了上海，便一心一意地指望子女回去，而且得是堂堂正正地考回去。不靠天不靠地不靠政策，靠自己，爭一口氣。他們在子女的教育上傾注了全部的心血，手段簡單粗暴。知青家的男孩，三天兩頭因為讀書問題吃生活（挨打）。澡堂里，我和車匪嘲笑著彼此身上的烏青，「竹筍烤肉好吃伐？」「別提了，這回是男女混合雙打。」禮拜六禮拜天，當街上的林弟和村裡的鄉妹四處遊盪之際，我們被關在家裡寫作文、做奧數、讀英語。特別是英語，讓父母們憂心忡忡。他們交流著內心的焦慮：上海的小學三年級就開始上英文課了，這鄉下地方得等到初一。真是愁死人。

車匪的伯伯，早年在華亭路倒賣牛仔褲，是上海第一批「萬元戶」。他出手闊綽，壓歲錢一給就是一千。車匪不聲不響抽掉兩張，剩下八百上交爸媽。兩張鈔票疊成小塊，塞在鞋墊底下，像情報一樣帶回了小鎮。

有一天我得知，流過小鎮的這條吳淞江，原來就是蘇州河上游，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彷彿和上海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我在這一頭，外公外婆在那一頭。我在上游打水仗，他們在下游倒馬桶。

在送親的隊伍里，唯一見過父親的是我的舅舅。婚禮前兩個月，舅舅受外公外婆之託，來小鎮「偵查」過。他倒了兩趟車到安亭，父親划著船來迎接。兩人接上頭，小船穿過蘆葦叢，滑向爺爺家的小院。一頓大酒，舅舅沉沉睡去。第二天，父親安排拖拉機送舅舅去縣城火車站，又給他買了回上海的軟座車票。在打給安徽的電話里，舅舅把胸脯拍得震天響：阿姐，這個男人沒問題！

我如願考回了上海，母親還在小鎮的醫院上班。外婆年事已高，外公身體不太好，每個周末，母親還得奔波在曹安路上。周五晚上來，周一早晨走。四點不到就起床，趕頭班車，八點前必須到醫院。一個冬天的早晨，我執意要送她。走出家門，寒風刺骨，街道黑暗冷清。穿過小馬路，一盞昏暗的路燈下，頭班車在終點站靜靜地停著。母親上車了，是唯一的乘客。她隔著車窗做ｒeａｄ•９9csw.com手勢，催我趕緊回家。我搖搖頭，一直看著她，看她的眼裡怎樣溢出淚水，又怎樣把臉深埋在掌中。車開了，一陣轟鳴，載著母親消失在街角。

從此每天放學，車匪飛一般奔出校門，我跟在他屁股後面跑，像個快樂的狗腿子。學校附近有個廢棄的工地，翻過一堵矮牆，一堆水泥管里藏著車匪的秘密。車匪叫我背轉過身，然後從其中某一根里掏出兩塊錢。我倆跑去街機房買七個銅板（三毛一個），車匪四個，我三個。街頭霸王、三國、合金彈頭……玩上一個小時，趕緊跑回家，再晚就得挨打了。

印象中，兩百塊幾乎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概念，我算過，足夠打上三個月的街機。一個傍晚，我倆又來到工地，眼前一塊空曠，水泥管一夜間被搬得乾乾淨淨。車匪呆在那裡，哇的一聲蹲在地上哭。我也跟著哭。這真是無比憂傷的一天。

90年的某一天，父親不知從哪裡看到的消息，他神秘兮兮地告訴我，武寧路上開了家肯德基。後來知道，這是上海第二家肯德基（第一家在外灘和平飯店）。當時我上小學三年級，哪知道什麼「啃的雞」，只曉得爸媽要帶我去吃外國雞了。

在鎮上的小學和中學，每個年級都有一兩個「上海來的老師」。確切地說，不是上海來的，而是想回上海去，回么回不去。他們用普通話講課，用上海話罵人。鎮上的小孩子，我的林弟、金花、鄉妹同學們，個個會說兩句「儂哪能噶戇額啦」（你怎麼這麼笨）、「儂只黃魚腦子」（你這黃魚腦子），都是老師上課罵人的話。我跟車匪認真地討論過，為什麼罵人笨要罵「黃魚腦子」，而不是鯽魚腦子或者胖頭魚腦子。

初二時，車匪轉學了，他伯伯幫他聯繫了上海的一所私立中學。一個月後，班上每個同學都收到了車匪的信。內容大同小異，無非是吹噓自己在新學校怎麼厲害，怎麼受歡迎，並督促大家回信，說不許忘了他。只有我知道，車匪的信是寫給黃瀟瀟的。他暗戀了黃瀟瀟三年，一直到離開都沒勇氣開口。於是他寫了五十四封信，拉上所有人做幌子，只為一個人的回信。

「上海來的老師」都到了退休的年齡。他們差不多同時來，又幾乎同時消失在校園中。學校招來大批東北老師。孩子們講著東北風味的英語，沒人聽得懂上海話。

我對自己說，不要矯情，不要矯情。淚水無聲地滑過我的臉。

中考後，又有幾個小夥伴回到了上海，剩下的把希望寄托在高考。那幾年，在縣城最好九*九*藏*書的高中，年級前十名里，總有兩三個知青家小孩，他們的目標是復旦交大。雖然作為同一級別的高校，本省的南京大學分數要低得多。他們沒有選擇，考回上海是他們與生俱來的使命。

後來，每次路過這家店，我都盼著父母再帶我吃一次，只買雞肉，不要土豆泥和色拉。我拉著母親的手叫：「媽媽快看，肯德基！」她望向別處：「哦哦，吃過的呀。」就這樣把我敷衍過去了。

退休后的知青們陸續回到了上海，要麼跟父母擠在老房子里，要麼用畢生積蓄為子女承擔首付，自己佔一個小小的房間。他們說，這叫葉落歸根。終於回到朝思暮想的地方，卻發現自己不過是個陌生人。買菜、看病、出行……一切都得重新適應。身體大不如前，身邊沒什麼朋友，城市的高速發展更讓他們無所適從。兒時記憶中的上海，註定是回不去了。他們偶爾聚會，念叨著從前的日子，「還是小地方舒服」。只有幾個知青留在了小鎮，他們自嘲，「鄉下人當慣了」。而像我父母這樣的，知青與本地人結合的家庭，要麼兩地分居，要麼兩處奔波。

坐在末班的11號線上，車廂空空蕩蕩，像喝乾的汽水瓶。我是瓶底的一粒砂。

母親的嫁妝是從這條路送走的。那是1981年的秋天，當時母親還在安徽一家縣級醫院當醫生。外公外婆執意要她先回上海，從上海的家中出嫁。外公說，嫁的是上海姑娘，不是安徽姑娘。一輛十噸的解放牌卡車披紅挂彩，裝得滿滿當當：樟木箱、梳妝台、衣櫥、駱駝絨毛毯、紅綢綠綢被子、描著「喜」的痰盂、蝴蝶牌縫紉機、鳳凰牌自行車……外公外婆幾乎傾其所有。他們要女兒嫁得風光，以後不受欺負。

黃瀟瀟向我打聽車匪的消息。我說不清楚，很久沒見了。人這麼小，而上海這麼大。童年的玩伴就像童年的玩具，等想起來的時候，早就找不著了。

卡車沿著曹安路一路開到安亭，過了江蘇省界，停在一條小河邊。父親帶了四五條船來迎接，如同梁山好漢。彼時，那個叫陸家的小鎮，還是個名副其實的水鄉。父親身穿一套灰色西裝，胸前別著塑料花，喜氣洋洋，大聲指揮著接親的隊伍。婚禮在小鎮引發了小小的轟動，老街上長大的孩子，娶回了上海新娘。鎮上的姑娘們成群結隊地趕來瞧熱鬧，磨尖了眼，看看上海新娘子都有些啥嫁妝。

這條路，一頭連著上海ｒeａｄ.99csw•cｏｍ最大的工人新村——曹楊新村，另一頭連著上海的西大門——安亭，所以叫曹安路，是這座城市最長的路之一。時過境遷，幾番改建，如今它不再通往曹楊新村，曹安路這個名字卻保留了下來。

又一次初中同學聚會，席間觥籌交錯，交換著各種真真假假的消息：誰的工廠接了一筆大單，誰家的地被徵用了，誰吃了官司，誰找了個有錢的老頭，誰離了第二次婚。當年一位內向拘謹的女同學，嫁了陽澄湖蟹農的兒子，搖身成了蟹舫的老闆娘。她端著紅酒杯，熟練地向老同學們敬酒，仰起脖子一飲而盡，轉身又給自己斟滿。這一杯是敬我的，班長，下次聚會來我家船上辦吧，我做東。

父親母親此前並沒有見過面，只在信里交換過照片，抒發過各自的懷才不遇，結尾是：致以革命的敬禮。父親是鎮上中學的老師，這是母親在眾多追求者中選擇了父親的主要原因。母親的偶像是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中的華爾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她夢想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后當一名瓦西里耶夫娜式的女教師。那一年在她插隊的淮北農村，保送復旦大學「工農兵大學生」的資格在最後一刻被讓給了別人，而她只能上一所當地的衛生學校。公社領導勸她「服從組織安排」，母親哭紅了眼睛，答應了。不答應又能怎樣。幾年後恢復高考，母親一邊值夜班一邊複習，餓了啃窩頭，用酒精燈煮山芋糊糊吃，每天睡兩三個小時。考前一個月，急性肝炎發作，病危電報發到上海，向來嚴峻的外公流淚了。

為了提高一本率，校長在填志願前動員大家「避開一線城市」，「天女散花」。本地的孩子老實，年年都有不少去了佳木斯石河子。知青們恨恨地罵，校長不是東西，仍堅持要求孩子填上海的學校。到了放榜的時候，照例有十幾個南大和三四個復旦交大。這些考上復旦交大的，基本都是知青家的孩子，是父輩們口口相傳的驕傲。天女散花？去他媽的！

那是個兩分錢一粒玻璃彈子、一毛五分一根橘子棒冰、五毛一盒划炮的年代，兩百塊無疑是一筆巨款。我倆甚至不知道怎樣去破開這兩張摺痕累累、氣味濃烈的大鈔。買東西無疑是件可疑的事情，爸媽再缺心眼也不會讓孩子拿著自己一個月的工資上街，何況鎮上的大人們好像都認識，簡直處處是眼線。我倆商量了半天，最後坐車去了鄰近的小鎮（花橋，今天的11號線終點），咕咚咕咚喝光了兩瓶正廣和汽水。喝得太急，不停地打嗝。車匪擦擦嘴，露出滿足的笑容，再要兩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