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駕車穿過瑞士境內，身邊的母親變得安靜了。她偶爾打個小盹兒，一會兒卻又清醒了，坐得筆直向窗外看。「我能看到這一切，這多麼好啊。」當我們在基亞索駛上通往米蘭的高速路時，她忽然問：「昨天的檸檬卷你吃了嗎？」

「你們有聯繫嗎？」我問。她說：「很少。」

「幹了，一定要幹了。」酒杯放在面前時，她這樣說。她高高地舉起酒杯，幾乎一口就幹掉了，活像她家鄉魯爾工業區的礦工。我忍不住笑了，我還從來沒見過她這個樣子，她也微微有些醺醺然。當我試探地請求她：「講講以前的事吧，」她真地打開了話匣子，第一句話就是那麼荒唐得出人意料，讓我倆大笑了將近十分鐘。她說：「戰爭結束之後，露茜姨媽到東邊去了，給安全部幹事，幹得還挺快活，成天精神十足。」

「沒有，」我老老實實地說。她點點頭：「我想到了。」說完這話，她當真睡著了，直到我在米蘭市內拐來拐去找旅館時她才醒來。我訂了兩個單間，住兩個晚上。她問我：「以後你住哪兒？」

當我平靜下來以後，我又走進客廳去陪她，但很快就告辭了。在我走之前，她像大多數老人一樣，說她一個人生活得太久了，說像她這一代人經歷的事誰也受不了。她會一連氣地說下去，連個磕巴都不打。

晚上，我們坐在一家安靜的小酒館里吃煎玉米餅，配著切得細細的煎牛肉，調味醬也好極了。「今天我請客。」母親說，又給我要了一杯葡萄酒，自己要了一小杯白酒。她跟著服務生走到櫃檯前，讓人把每一種酒都指給她看。她罵了他幾句，因為這裏沒有黑莓酒，最後她要了卡爾瓦多酒。

「那太累了，你受不了的，」我找了個借口，一邊想象著開車和母親一起上路會是什麼樣。

「好吧，」我說，「那就走著瞧吧。出發。」

母親這邊的親族的情況，我知道得多一些，跟他們共同經歷的事情也多一些——除了她的弟弟維利剩下的都死了。而她跟這個弟弟是不講話的，因為他是納粹分子，就好像他們當初都不是納粹分子似的。當然，他造的孽遠不止這些，他還曾經誣告自己的父親犯有叛國罪。這下子我的外祖父被送進了集中營，在那裡一病不起，被送回家不久就一命嗚呼了。維利舅舅從波蘭回來之後，除了他的妻子瑪麗婭沒有人跟他講話。

「就因為這個你就那麼狠地打一個小女孩，打得她流血？」我問，直視著前方。「上帝啊，流血，」她說，「還什麼小女孩呢，你已經會躲到角落裡跟男孩子親吻了。我看見過。你跟你爸爸一樣。」

「說起來我們根本沒有什麼親戚了，」我說。「你的姐妹們都去世了，瑪格麗特表姐又是個討厭鬼，可是我們本來是個大家庭——爸爸有七個兄弟姐妹，你有五個。他們都到哪兒去了呢？」

現在我要到米蘭去。兩天後弗洛拉就會結束紐約的研討會回去。她在米蘭的一家研究所工作，是個鳥類學家。在這個國家，那些粗野的男人用網子捕鳥，擰斷它們的脖子，再把它們吃掉，而她偏偏在這個國家研究鳥類。我想問問她怎麼能靠干這個生活呢，因為在紐約的時候我忘記了問她很多事情。我們只顧著相愛，只顧著為我們之間發生的事而驚喜。

我沉默了，加速行駛，高速公路是筆直的，空蕩蕩的，陽光照耀著，遠處出現了一座橋。「媽媽，」我說，「如果你連一次，就這麼一次都不肯承認，承認你那麼狠地打過我，我就衝著那個橋墩撞過去。見鬼。」她不說話，我繼續開，橋越來越近了。我併線到左道上，朝著中間的橋墩開去，突然之間心靜如水。

「我自己來刷嘛，」母親說。這讓我很高興。因為我不喜歡她油膩膩的洗碗布。何況我怎麼做都不合她的心意——洗滌劑用得太多，太浪費水，諸如此類的毛病。

告別的時候，她塞進我手裡的除了裝檸檬卷的塑料袋，還有我送她的生日禮物——一條藍色羊絨圍巾。「拿走吧，孩子，」她說，「謝謝你的好意，可是我不會再穿戴藍色的衣物了，何況我有滿滿一抽屜的圍巾呢，讓我拿這些東西怎麼辦呢。」一切都跟歷次一樣，可又不太一樣。因為，當我再次向她揮手的時候，她忽然石破天驚地說：「米蘭！我還從來沒去過米蘭呢！」

維利舅舅還活著。他好像從不離家，只要他出去，就得戴上帽子和眼鏡，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的。他總是擔心街上會有人把他認出來——也許他怕的就是那個猶太人，據家裡人說，他在波蘭把人家的一個手指頭剁了下來，就為了得到一個鑽戒。那個戒指今天還戴在瑪麗婭舅媽的手上。

「愛情是一個永恆的工地。」我盡量輕鬆地說，母親搖著頭，說：「每個人在一生中只能有一次真正的愛。至少我是這樣的。」

我整夜都難以入睡，第二天又受了刺|激，我們之間曾經有過的芥蒂又跑出來橫亘在我們之間。時間過得很慢，十二點鐘才過媽媽就開始催促：「我們是不是該去機場了？」跟所有上年紀的人一樣，她總要提前好幾個小時。我跟她說，我們得去接我那個從美國來的同事，跟她一起喝杯咖啡，然後弗洛拉和我會送她上飛機。她放了心，問：「她會說德語嗎？」

我們在庫斯納赫特休息，吃配新鮮麵包的嫩牛肉，還要了葡萄酒。她和我一起坐在桌旁，矮小而健壯，穿著藍色的衣服，兩頰微微泛紅，時時用她那挑剔的眼神看我。

我駕車穿過幾個小村莊，沿著湖畔行駛，她陶醉地喃喃念著路牌上的地名。有一次，當一座鄉村教堂出現的時候，她吟誦起來：「小塔的尖頂、本篤會教堂的屋脊，還有山牆，聳立在杉樹的樹梢之上。」我思索著，母親身上潛藏著多少生機與力量，我問自己，為什麼我們兩個不能輕鬆愉快地相處。我總有一種感覺，她不喜歡我，這使我在她面前一副犟脾氣，態度又冷漠又生硬。而她之所以不喜歡我，是因為我不知怎麼變得酷似我的父親，而自從他解甲歸來她就不想要他了——在他們那一代有很多這樣的女人，在戰爭年月中變得獨立而剛強。而那些男人帶著肉體和心靈的創傷從俄羅斯回來了，重新佔據了他們本來已經失去的地位，還想重新了解家中的一切——保險箱在哪兒，怎麼教育孩子，讓女人們回到灶台邊去。那時候很多家庭都破裂了。我們作子女的幾乎沒有什麼機會去跟這些陌生瘦弱的男人，跟我們從戰俘營歸來的父親建立感情。我記得父母之間有過一次很激烈的爭吵，吵完后，母親冷冷地看著父親：「別再作戲了，你跟那些人有什麼區別，都是劊子手。」

「你要是這麼繼續幹下去，你就會像他一樣，活不到老。」她總是這樣說。繼續幹什麼呢？就是繼續抽煙，喝白葡萄酒而不是甘草茶，不做運動——母親在八十歲的年紀還堅持幾乎每天游泳——並且不斷地出些亂七八糟的事情毀掉我的婚姻。她之所以了解這些是因為我的表姐瑪格麗特，我跟她已經二十年沒說過話了，討厭的是她跟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偶爾會給我母親打電話，說：「奈麗姨媽，你聽說了嗎，最近妮娜又鬧出事來啦！」

她點點頭。「和你爸爸一樣，」她說，「沒有那個本事。他們全家人都那樣，沒有一個過得幸福。只除了卡拉姑媽。」

「我家裡有四個人都是一條腿的，」母親忽然很高興地說，弄得我險些錯過了往巴塞爾方向拐彎的路口。「一條腿？是因為遺傳嗎？那我可是夠走運的。」

當我把媽媽的這些趣事講給朋友們聽的時候，他們都覺得很好笑。我卻笑不出來。自兒時起，我們之間就有一堵牆，很高，卻不牢固。每次見面，每次談話，如果我們在牆邊靠得太緊，它就會搖搖欲墜，好像隨時會塌下來將我們其中之一壓死。今九_九_藏_書天我知道了，本來我和母親在一起時可以有很多的歡笑——然而，在那時候，只要我去看她，在她把門打開的那個瞬間，我們就看出來了：嘿，舊賬還沒有算完。每個傷口都還在淌血。那樣怎麼可能有笑聲啊。

我一眼就看見了弗洛拉。她在人群中如鶴立雞群，燦爛奪目。母親坐在我身旁，矮小而雀躍，說道：「就是她吧。」

我們沉默下來。我忽然想，我現在問問她吧。已經過了這麼長時間，我至少可以挑起這個話頭，也許她會說一句「我很遺憾」，於是我問母親：「那時候你為什麼那麼狠地打我？」答案馬上就來了：「我沒有打過你。」

我有點喝醉了，第二天早晨她來敲我的房門時才醒來。

「米蘭可算不上美。」我說，而她敏捷地頂了回來：「那你又去幹什麼呢？又看上哪個小夥子了？」我執拗地沉默著。她說：「我再也不問了，再也不問了，誰自找倒霉誰自己知道。」這種話我是不能忍受的：「誰自尋快樂自己也知道。」她說：「那好哇。」

她把剩下的黏糊糊的甜檸檬卷給我包了起來。「拿走吧，還可以吃吶。」她說。我抗議道：「我不愛吃，太膩了，我會發胖的。」

「你是因為這些才跟爸爸不和的嗎？」我問。她說：「我在他身邊就覺得喘不過氣來。他只要碰碰我我就覺得難受。」她喝光了剩餘的卡爾瓦多酒，又補充說：「在戰爭中我很快樂。我們都很快樂。過著沒有男人的日子。」

「你幸福嗎？」她忽然問。我想也沒想就說道：「不。」

「住在同事家，」我說，幫她在房間里安頓好。晚上我們出去了，我一再地跟服務生說，她的菜里千萬不要放大蒜。沒過多久她就成了餐館里的女王。「老媽媽」以她的特殊要求把所有人支使得團團轉。她以一種堅決的態度用德語說：「不要那種什麼『濃縮咖啡』，我要真正的咖啡，不要太濃，要加奶，但不要罐裝牛奶！」在我給她翻譯的時候，她覺得很奇怪，她說得那麼清楚，怎麼別人會聽不懂呢？咖啡，牛奶，不要太濃，我的上帝，全世界的人都應該懂得這幾個詞呀，難道不是嗎？她覺得這些義大利人很和善，可就是理解力有點問題。

「那好，」我說，「晚安啦，我現在很累，我要回旅館去，明天早飯後來。我出發之前總歸是要再過來一下的。好了吧？」

我放慢了速度，回到右道上，我們兩個都長出了一口氣。「你那時候很難纏，」她說，「而我的生活又不幸福。」

第三張照片上，母親坐在一張沙發椅里，小女孩一樣嬌小。卡拉姑媽坐在扶手上，一隻手搭著她的肩膀，兩人四目相對。第四張照片上，我的母親和我的卡拉姑媽忘情地親吻著，閉著眼睛。

等那些老太太走了以後，我幫著母親收拾房間。她還在興緻勃勃地說人家的閑話——什麼費舍太太比她小八歲，可是看上去至少比她老十歲；什麼赫爾佐格太太的身體可差多了；什麼金德曼太太的耳朵幾乎完全聽不到別人說話了，因而總是很緊張。無論她說什麼我都隨口附和著，反對也打斷不了她說話，何況我的母親和其他老太太相比，的確就像英國女王似的，總是那樣別具一格，那樣明快，如同鶴立雞群。我把裝點心的碟子和喝香檳的杯子都拿進了廚房。

我翻過照片，在四張照片背後看到了同一句話，深棕色的墨水已經褪色，是母親秀氣的字跡：

聽到這話，我已經很清楚了，談話該結束了。於是我走進浴室。我照了半天鏡子，尋找著我和她相似的地方。我的手幾乎和她的一模一樣，我的額頭上也有著和她一樣疑慮重重的皺紋——除此之外就沒有了，我想。我打開浴室櫃，不出我所料，我送給她的那些名貴護膚品——面霜、乳液、香皂——全都原封不動地躺在抽屜里。她一如既往地只用妮維雅的香皂和護膚霜。「我用不著更多的呀，」她說，「這就夠啦，有油脂，有水分，別的全都是廢品。」我送給她的那些東西統統作為「廢品」消失在柜子抽屜里了——鞋，厚毛衣，能摺疊的購物袋——不管我送什麼，反正都不對。「謝謝，可是我用不著。」當我在電話里跟她說，聖誕節快到了，我要給她寄包裹，問她喜歡不喜歡，她就會這樣說。又說：「我什麼都有。只要你能幸福，或者至少平和一點，我就很高興了。」不過老實說，母親送給我的東西我也不喜歡，緊得要命的白色羊絨內衣啦，上面還貼著價簽的酒心巧克力啦。我們互相之間無法給予，也無法接受——至少無法替對方著想，無法和平共處。

哼，沒什麼大不了的，我想。也許我跟弗洛拉的交往又是一個錯誤，有什麼了不起，一切還不是都會過去。我的心情異常平靜，幾乎是如釋重負，好像我用不著再作什麼決定，有人代替我作出決定了。我直直地盯著橋墩，只等待著碰撞，一邊想，我的生命——還能怎麼形容呢——是充實的，恰恰是和我母親一起死去，一起下葬，並排躺著，沒有愛，進入永恆，阿門。「丟掉你與生俱來的恐懼吧，我不害怕，我不是一具骷髏……」我想到這裏，幾乎是快樂的。橋墩越來越近了。母親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叫道：「是的是的，可是讓我有什麼辦法，我可不想跟你一起送命。你那麼小就跟男孩子胡鬧。」

「會，」我說，「她的家鄉在南蒂羅爾的布魯奈克，那兒的人都會兩種語言。」

這個消息叫我很不舒服。我根本不希望她們見面。我想跟弗洛拉單獨在一起。我不願母親過多地涉足我的生活。當然，我們不會把我們相愛的事情告訴她，可是儘管如此，讓她們碰面也太親密，太過分，太涉及隱私，太危險。我想起自己還在家住的時候，上完舞蹈課媽媽去接我時，總是對我的朋友很不客氣。「幹嗎跟我的妮娜好？」她問那個我深深愛著的魯迪格，「難道就沒有更可愛的女孩子嗎？」

母親沉默了許久，深深吸了一口氣，低聲說：「我當時就後悔了。」我伸過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她沒有拒絕。我用左手把著方向盤，右手握著她的手，她沒有拒絕。我記不起自己什麼時候有過這樣的舉動，而她又什麼時候允許過這樣的舉動。汽車在我們的沉默中向前行駛。忽然她又開口了，很有興緻的樣子：「這裏就是瑞士了嗎？」

「我知道，」她不耐煩地說，「我喜歡坐汽車。你爸爸唯一的一項本事就是開車。我們在星期天經常到龍岩去，品嘗那裡的雞湯。在米蘭能吃到不放大蒜的菜嗎？我可是一點蒜都不沾的。」

我們一起坐了將近兩個小時。弗洛拉講了講紐約的情況，母親滔滔不絕地講著我們在米蘭的見聞。我默默地看著弗洛拉，想：她多麼漂亮啊！她真的愛我嗎？是的，她是愛我的。我從她的眼神看得出來。當她在桌子下面飛快地按一下我的手或我的腿，我就能感覺出來。從我們分別第一晚我就明白。

這一晚我睡得很不踏實，總是夢見和母親一起旅行，夢見弗洛拉。

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在那個時代要孩子是一種怎樣的犧牲，何況是一個自己根本不愛的男人的孩子，他在婚後十五年都沒能給她一個孩子，可是偏偏在戰爭中休假時給了她一個孩子。

我太激動也太緊張了，沒顧得上細想她這句評語。很久之後我才又想起這句話，這才明白，母親一眼就看出了我和弗洛拉之間是怎麼回事。她理解了我們，並且為此而欣慰。

「媽媽，」我說，「我們得在汽車裡坐上好久，然後……」

「是啊，我本來不想說的，」母親說，「但是你壯實多啦。你現在體重多少，七十？」

我想起來了，那種純潔的、孩子氣的吻，對方是我在舞蹈課上認識的朋友。我那時候多麼渴望愛，因為家裡沒有愛。就為了這她打我。read.99csw.com

我一動不動地坐著，感覺到此時是一個特殊的時刻，在她心裏，在我們之間，有一扇門開啟了。她也明白，她不能不作任何解釋就把這句話撂在這裏。她揉著一個麵包球，看也不看我：「我原本不想要孩子。在那個戰爭年月，誰想要孩子呢！那時卡拉也把孩子打掉了，沒有任何問題。一直到懷你五個月的時候我什麼法子都試過了，用肥皂水灌腸，卡拉拿毛衣針往裡面刺，我懷裡抱著磚頭從桌子上往下跳——可是沒有用。你不肯走，你要活。」

「我看得出來，」母親說，「她放射著光芒。她為你放射著光芒。」

我是那樣強烈地感覺到母親因為我是個健康的孩子而產生的喜悅，幾乎想把她摟在懷裡，就像一種愛的宣言。但是我猶豫了一秒鐘，就在這時服務生到我們桌旁來算賬了。

我們從來不談論跟我們相關的事情。

在她八十歲生日的時候，她請了一次客。來的客人都是老太太。在這個圈子裡，在某些時候，我算得上一個「模範女兒」，我本人在報社工作，丈夫是個高收入的牙醫。於是我就會聽到類似這樣的話：「我女兒過得非常好。」要麼就是：「妮娜最近寫了一篇關於綠色和平的文章。」這一次她說的是：「明天妮娜要到義大利去，報社派她出差。」這當然會給那幫老太太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是舒適晴暖的一天，我們在米蘭街頭散步，她穿著淺灰色半高跟翻毛皮靴，我穿著有利於健康的平跟鞋。今天我知道了，只為了她穿的鞋子，我就會那樣愛她，欣賞她，可是直到她去世之後，我才明白過來。

「只要你受得了我就受得了，」她說，「米蘭！一定很美啊。」

我的父親已經去世將近三十年了，但是母親對他的怨氣卻從來沒有減弱過，並且把這股怒火轉嫁到了我身上。按她的說法，我「完全繼承了他的性子」，這意思大概是說，她的生活本來不應該是這樣的，而這都是我們兩個的錯。

我提起她的旅行箱。她稀里嘩啦地把百葉窗放了下來。「你帶上護照了嗎？」我問。她說：「你把我當成什麼人了，難道我真是個蠢老婆子嗎？我當然帶上護照了。」忽然她又輕快地哼唱起來：「你可知道那檸檬花盛開的國度？啊，我的情人，那裡是你和我的去處。」

當我去吃早飯的時候，她在跟服務生哇啦哇啦地說話，儘管她不會說義大利語，他不會說德語，但是她生氣地舉著麵包：太白！太軟！服務生給她拿來了顏色較深的麵包，這才得到了她的稱讚。她掌控著一切，就好像她這一生都在世界歷史的進程中遨遊。她身上潛藏著一種力量，在她那苦難卑微的暮年生活中卻沒有一個閥門來開啟這種力量。

過了幾個月，我清理了她的住所，把傢具送了人，自己留下了幾樣小東西做紀念，都收進了一個盒子里，那是她用來放舊照片的。弗洛拉從我後面看。照片中有我父親，穿著佩戴「卍」字標誌的軍裝，有我那幾位一條腿的舅舅，寶拉姑媽懷抱中的我，還有就是我的母親，四十年代初期的她是一個年輕美麗的女人。盒子最下面是一個白色的信封，上面寫著：給妮娜。信封用透明膠帶和膠水封得嚴嚴的，我們只好用剪刀剪開。對那信封里的東西我感到一陣恐懼，我能感覺到，她的唯一的、最大的、真正的秘密正在展開。

「好吧好吧，」母親就會說，「告訴瓦爾特，少用點香水吧，你從她那兒回來以後身上的味道難聞極了。」要不然就是：「別忘了把奧托的真絲內衣送回去，我在你的柜子里看見的。」兒時的我聽不懂話里的意思，只會笑，因為我的父親有五個兄弟，都是非常好玩的人，所以我就幻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來。

我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與我的母親一起去旅行。那年她八十歲，腰桿挺直，充滿活力，精力充沛，而我當時四十五歲，有腰痛病，覺得自己已經老了，對生活總是牢騷滿腹。我母親生活在南方的一座小鎮上，住的是一套很像樣的房子；我生活在北方一座大城市，住的是一套很不像樣的房子。她上了年紀之後，我去看她的次數多了一些——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我們的關係並不是很好。但是我想她也許會需要我，在她這個年紀，她會逐漸變得虛弱、健忘，所以我每隔幾個月就要去一趟，幫她辦一些雜七雜八的事，開車到阿爾第超市去多買些東西，蹬著梯子把壁櫥收拾擦洗一番，春天在陽台上種些花木，秋天再給它們剪枝，把花盆都搬進地下室去——作為獨生女兒，我做這些是為了盡義務，而不是出於愛。而且我總覺得，變得更虛弱、更健忘的人明明是我。我站在梯子上收拾壁櫥，她在一邊瞧著，指手畫腳，責備我道：「瞧你那爪子，又都搞髒了！」再不然就是說我把杜鵑花剪壞了。她從來不會對我說一個謝字，從來都不會說：「妮娜，你幹得真不錯。」這是她永遠都辦不到的事。在我們家裡聽不到讚揚。「嗯，還行！」這就是能從我母親嘴裏蹦出來的最高級的表示認可的話了。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就已經如此了，每逢得了好分數，拿回家去時總聽到這句話：「嗯，還行。」

「最近天氣好的時候我總是碰上那個長頭髮的男人，鬼才知道他為什麼不剪頭髮呢。他說，您看那綠油油的草地，我們這裏多美啊，那些傻瓜為什麼總要往外跑呢？我真搞不明白。我是不是應該給您講點兒什麼，講我朋友，講二千五百！一開始我根本不懂他是什麼意思，他是說，他的朋友們到山裡去了，那座山有二千五百米高，而且上面沒有積雪！這傢伙真是一個奇怪的苦行僧。他老婆死了很久了，我不知道他是怎麼生活的，他每天做飯嗎？他看上去可不怎麼健康。不過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呢。你知道我碰見誰了？那個戴毛線帽子、看起來傻了吧嘰的女人。我問她，那位總是坐著輪椅的布萊納先生哪兒去了？我很久沒見過他了。她說，您怎麼還不知道？他已經死啦。我說，這回他老婆可該高興了。她早就盼著他死了。現在他終於死了。有一次她抓到他和他侄女在床上，從此以後他們的婚姻一塌糊塗。我真不知道這些男人心裏到底有個什麼魔鬼，不過我看你心裏也有。以前那個傢伙還總是騎馬呢，可是後來他中風了，是啊，很正常啊。戴毛線帽子的女人說，經常變天，所以她老是掉頭髮。你可能是討厭我戴毛線帽子的模樣，一般人都討厭。你的臉色很壞，你睡得太少了，這我一下子就能看出來。」

「我是去跟一位與我有工作關係的女士會面。」我終於說了實話。「你跟一個義大利女人有什麼工作關係？」她懷疑地問。我不耐煩起來，「媽媽，」我說，「我去幹什麼都無所謂，主要是路上的時間太長了，天氣又這麼熱，很累的，我要在那裡呆兩三個星期呢，你要回來時怎麼辦？」

「可是你至今還記得那麼清楚。」我說。「在我看來沒什麼了不起。」我母親回答道，「我獨處得太久了，總是和自己交談，不斷地重複那些句子。」

第二天一早，我開車到她那裡去。她給我開了門，穿著一身我從未見過的亮閃閃的藍衣服（「我再也不|穿藍色了！」），容光煥發，戴著一個金鐲子，那是我的表姐瑪格麗特夫婦送給她的七十壽禮。走廊里放著一個小小的旅行箱，「好啦，」她說，「真讓我興奮。」

告別的時候，我們親吻了對方臉頰左右的空氣。我們不接觸彼此。我不記得母親什麼時候抱過我，撫摸過我，安慰過我，觸摸過我。小時候她經常扇我耳光。這是我記憶里我們唯一的身體接觸方式。

我屏住了呼吸，我的心在狂野地跳動。腦海里出現了幾千個畫面和無數的問題，心裏是一片淚海。全身混合著恐懼與幸福。ｒead.９9csｗ.ｃom恐懼，為了生。幸福，為了生。

母親住院期間已經癱瘓了，意識也幾乎沒有了，一次我帶著弗洛拉去看她。弗洛拉做了我做不到的事：給她剪了手和腳的指甲，梳了頭，彎下腰來親吻她。而我只是坐在那裡，為了每一個逝去的機會哭泣，握著母親的手，將那隻綿軟無力的手放在自己的手裡。弗洛拉在我身邊坐下，一隻手摟住了我。母親忽然睜開了她那雙藍色的眼睛，盯著我們，彷彿她知道我終於得到了幸福，終於安定下來了，她抓過弗洛拉的手放在我的手上。這是偶然？還是有意之舉？幾天之後她去世了，我們給她穿上了在米蘭買的漂亮睡衣。

弗洛拉笑了起來，「您可一點也不像，」她說，挽起母親和我的胳膊，走進了機場餐廳。

「我們？」我問。她說：「是我和卡拉。那時我們的丈夫都去打仗了。」

「是的，」我說，「要不要我走鄉間小路，不走高速路？沿著四林州湖開？時間長一點，但是景色美極了。」

她向來如此——「還可以」——這就是最高的評價。在我上小學的時候，如果德語或拉丁語拿了個二分，而不是一分，她就會說：「還可以。」在我十五歲的時候，如果我按自己的心意打扮好了準備參加聚會或舞會，問她一句：「好看嗎？」她就會用挑剔的眼光看看我，說：「嗯，還行吧。」讚美，認同，她身上沒有這個細胞，永遠不會從她的嘴裏吐出來，好像一句讚美就會讓她降低身份，讓她變得渺小。當她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瞪著驚恐的眼珠子一個勁兒喘氣的時候，我坐在她床邊，說：「媽媽，你的氣色好極了，你連皺紋都沒有。」在那一刻我恍然發覺，我以前也從來沒有讚美過她，或是對她說過什麼親切的話。直到她再也不能回答我的時候，我才把這樣的話說出口，我恨不能代替她一動不動毫無生機地躺在那裡，讓她對我說些充滿關愛的話，讚美我，親近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好啊。

這一次真正的愛是給了我的父親嗎？我無法相信。他們的關係太惡劣了，在他死後，母親的青春才真正到來，她再也沒有讓哪個男人接近她。那麼一定是在結婚之前發生過什麼故事，可是，跟誰呢？更重要的是：什麼時候？她結婚的時候是二十歲。當我出生時，我的父母已經結婚十五年了，戰爭中父親的假期里有了我。我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偶然的產物，是在戰爭的後期出生的。「我原本不想要孩子的，」母親這話不知說了多少遍，「那時候誰都不想要孩子，戰爭還躺在我們的床上呢。」不過，在這之前呢，在這之前是不是發生過什麼驚天動地的愛情故事呢？母親從來沒有談論過這段短暫而隱秘的愛情，她幾乎從來不講以前的事。而且我對自己的家世、她以及父親的親戚幾乎一無所知，因為這些人不是跟我們吵翻了，就是早死了，死了，消失了，再也不會出現在我們的記憶里了。

「耶穌先生，」她說，「耶穌先生還活著，是卡拉姑媽告訴我的，她有時給我打個電話。」我父親還有兩個姐姐，卡拉姑媽和寶拉姑媽。我最後一次見到卡拉姑媽是在我十五歲的時候——在我父親的葬禮上。她號啕大哭，不住地擁抱我母親，讓我吃驚的是，母親也那樣真誠地回應她的擁抱。那時候姑媽是個高個子的漂亮女人，現在肯定有八十多歲了。她丈夫在戰爭中陣亡了，戰後她和嫁給一個警察的寶拉姑媽一起開了一家手工藝品店，經營了好多年。

「隨風而逝。」母親說，戴上了一副古怪的太陽鏡。「瓦爾特得癌症死了，奧托得的是心肌梗塞，弗里茨被電車軋死了，海爾曼死於盲腸炎，寶拉酗酒而死。只有卡拉和我還活著。」

那又怎麼樣——她這一輩子本來就很少出門旅行。她參加過一次乘汽車環遊法國的旅行，卻因為一件事而心煩意亂，那就是連小孩子都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哎呀，媽媽，」我說，「他們是法國人哪，他們是說著法語長大的，那是他們的母語啊。」

在一家很雅緻的小內衣店裡，我給母親買了一件漂亮的絲質睡衣。為此費了半天口舌才說服她，不過她還是很高興，套在裙子外面試了又試，在商店裡走來走去。「這麼貴！」她說，「我還從來沒有穿著睡衣讓人看到過呢。誰知道，也許死的時候會讓人看到。」後來，她真的奄奄一息的時候，穿的是那種後面開氣的病號服。安葬她的時候我們給她穿的是這件在米蘭買的真絲睡衣，這件衣服買了以後她就再也沒穿過。或者說，這件衣服跟她一起火化了。

上車之後，我問她：「爸爸的兄弟們還有在世的嗎？」

她從來沒有說得這樣明白過。「我們家裡以前從來不談論政治。」我說。「沒辦法的事，」她回答。「否則得打成一鍋粥。你爸爸那邊除了兩個姐姐，全家人都是納粹分子。寶拉姑媽是因為太蠢才沒當上納粹，卡拉姑媽則是因為太聰明。而我家裡只有維利例外，他也是因為蠢。」

「嗨，太好了！」她說，「我一直盼著去看看威廉·退爾生活過的地方是什麼樣。」

我接過圍巾走了。回到旅館，大堂經理問道：「令堂收到禮物很高興吧？」

「為什麼除了卡拉姑媽？」我問。母親說：「她很堅強。她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要是沒有卡拉姑媽，我根本熬不過戰爭歲月。」她啜了一口酒，瞥了我一眼：「你也不行。」接著，她又輕聲補充一句：「要是沒有卡拉姑媽，就根本沒有你了。」

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母親經常和我一起唱歌，她還會背許多詩，一有機會就吟誦起來。在我的記憶里，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即使我從不曾坐在她的懷裡，蜷在她的床上，讓她拉著手走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我的母親彷彿不允許自己流露出任何形式的柔情。我的父親有兩個情人，一個很年輕，是個冒冒失失的金髮女郎，另一個是個和氣的售貨員，跟他一般大。他定期去找她們，也經常在她們那裡過夜。「我在瓦爾特家，」他會這樣說，或者：「不用等我了，我在奧托家裡過夜。」

「沒什麼，」我說道並且想，「如果你知道這些會怎麼樣啊！不過你是不會知道的，誰都不會知道的。只有路德維希有一點點察覺，但是他對我已經沒有那麼大的興趣了，不會追問我的。」

服務生過來了，除賬單之外還提供了建議：還要咖啡嗎，來一杯阿馬雷托如何？在付賬時媽媽輸給了我，因為人家自然不會要德國錢，儘管她把一張百元大鈔直伸到人家鼻子底下，嚷嚷著：「這難道是假鈔嗎！這是真正德國錢哪！難道這裏不是歐洲嗎！」我付了賬，服務生想安撫一下母親，幫她拿著裝真絲睡衣的口袋一直送到門口。義大利人似乎對各種各樣的「老媽媽」都很喜愛。回到飯店，我發現弗洛拉給我留了條子。我們已經通過幾次電話，她自然已經知道，母親跟我一起來到了米蘭。不過我向她保證，母親會乘周四晚六點左右的班機離開。弗洛拉原本說的是周五過來，但是留言中卻說：「請在周四下午三點到我這裏來。我想見見你的媽媽。弗。」

這句話彷彿打破了他為了衛護自己而壘起的堅牆，於是他開始喝酒，交上了那兩個女朋友，我們的家庭就這樣慢慢完結了。

我笑了起來，「你以為還真的有過這麼個人物？」我問。她生氣了，說：「你到底在想什麼，總督啊，你去跟老天爺算賬吧，你准得送命，你的天數已盡。我從前寧靜度日，與世無爭——這弓箭只用來射那林中的野獸，是你逼使我行險僥倖，見怪不驚，把我潔凈的沉思的甘泉變成蛟龍的毒涎。多棒啊，是不是？他不得不將箭對準他的孩子，最後他說，我在那一剎那極度痛楚里立下的誓願，是我神聖的義務——我要履行。差不多就這樣。是啊，我九_九_藏_書們都有我們必須承擔的負擔。」

兩年以後她去世了，死於中風。有時我們會談起弗洛拉，她一再地問起她，不過我總是避而不談，暗暗祈禱著不要讓瑪格麗特表姐發現弗洛拉經常住在我那裡。我跟弗洛拉在一起很幸福，可我絕對沒有勇氣把這份愛情告訴媽媽。其實，在米蘭之行之後，我們的關係緩和了許多——儘管那些亂七八糟的老問題仍然存在，我們總歸親近多了。這並不是說我們會相互擁抱或是彼此更親密，但是當我們坐在一起時，不再像以前那樣冷漠得可怕了。

可是現在我如坐針氈，弗洛拉很放鬆，母親則異常地興奮。當我們終於把她送到登機口時，她輕輕地拍拍我們兩個，活潑地說：「乖乖的呀，你們兩個！」弗洛拉後來跟我說：「她一點也不笨。她一下子就看出來是怎麼回事了。」我笑了起來，說：「怎麼可能呢，她們這一代人多古板，做夢也想不到有這種事。」

頭一件事就是酒。我喜歡高質量的干紅。而她明知道我這個愛好，我去的時候仍然買那種帶螺旋塞的便宜貨，她的理由是，她沒有力氣拔出塞子來。我至少給過她五個很好用的開瓶器，而且樣式一個比一個好，根本不用費什麼力氣。可是它們全都躺在廚房的抽屜里，酒還和以前一樣是帶螺旋塞的貨色，而且從來不冰。不過，我寧可喝這種酒，加點冰鎮礦泉水（「我這兒可只有不帶氣兒的礦泉水！」），也不要跟她去爭論那些問題——關於我，我穿衣服的品位，我在報紙上寫的文章，我的身體，我是多麼不當心自己的健康，我對錢的大大咧咧的態度。這些都是她偏愛的話題，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說起來沒完，一個晚上就會這樣過去。如果她說「你越來越像你爸爸」，我就明白，我們已經快到危險的邊緣，這個時候最好溜之大吉。

「以前我媽媽也是這麼矮的，」她說。「以前？」母親問。「是的，」弗洛拉說，「她已經去世了。」母親說：「我的日子也不多了。」

我回到旅館，畢爾格先生說：「羅森鮑姆女士，前不久我在阿爾第碰到令堂大人了，真讓我吃驚，她還是那麼硬朗！還是那樣儀容端正，腰桿筆直。您知道嗎，您跟她越來越像了。」這時候我實在受不了了，我需要的是洗一個熱水澡，以及迷你吧里的飲料。

我只能咽了口唾沫，先坐下來。

信封里是四張小小的帶花邊黑白照片。四張照片上全是卡拉姑媽和我的母親——母親穿著一條花裙子。我收拾她的物品時發現它裹在一張薄棉紙里。我從來沒有見過她穿它，雖然有些破舊和褪色，可是它那麼漂亮，使得我不忍把它跟她的貂皮大衣之類的東西一起拿去寄賣，而是留了下來。在這張照片上我突然與它相遇了。有兩張照片上母親在抽煙。我從來沒有見過她抽煙。在她身畔，一手摟著她，也在抽著煙的，是穿著男式西裝的卡拉姑媽，襯衣，敞開的領子和領結。她們肩並肩地站著，摟抱著，看上去幸福得無法形容，向著鏡頭笑著，那是在戰爭中，照片肯定是寶拉姑媽拍的。背景處放著一輛兒童車，也許我正躺在裏面睡覺吧。照片肯定是在她們戰爭期間的住所拍的，那時卡拉姑媽和母親住在一起，我認出了牆上那張畫著花的畫，後來它掛在我們家裡，還有放在收音機上黑橡木雕的大象，而且那象牙是真的。現在，這木雕站在我的書桌上。

我去看她時向來住旅館，那個前台經理，畢爾格先生，每次見我進來都會吻我的手，說：「羅森鮑姆女士，您對您的母親真是照顧得無微不至，這太令人感動了，現在像您這樣的女兒可是不多見呀，何況您還那麼忙。」

「上帝，我可以坐飛機嘛，」她說，「我可以呆兩天然後坐飛機回來，讓克勞斯去接我。」

如果我追問這些事，她就會擺出一副拒絕甚至厭惡的表情。「我家全是傷心事，他家全是荒唐事，」她說，於是這個話題就算結束了。最多再加上一句：「你就像他。」

在我們繼續上路之後，我差點把弗洛拉的事情告訴她。我多麼想直截了當地跟她說，我愛上了一個女人，在我有過長久的婚姻生活之後，有了兩個兒子，還有過那麼多緋聞之後，這樣的愛情能否成功。但是，我當然什麼都沒有說。這樣的話題怎能跟我的母親開口呢，我想。

我覺得這話真可笑，笑得半天平靜不下來。可是我記起了露茜姨媽寄給我們的包裹，裏面裝的是膩死人的代用巧克力，而她想讓我們回贈給她一些咖啡。「她為什麼到東邊去了呢？」我問。「因為她信仰社會主義，」母親說，「我家裡人當年都是左派，工人啦，社會主義者啦。不過你爸爸和他那幫兄弟都是納粹分子，一群傻蛋，跟屁蟲，滿腦子幻想的傢伙，一心想著穿上漂亮官衣好耀武揚威。」

她把包好的檸檬卷塞進一個塑料袋遞給我，笑盈盈地說：「你小時候可喜歡吃了。」一句話已經到了我的唇邊：我又不是個孩子了。可說這話沒有任何意義。在她眼裡，我永遠是那個憂鬱、冷漠、半大不大的孩子，也許連剩下的檸檬卷都不喜歡我呢。

我和弗洛拉默默地用力擁抱了一下，用一個眼神讓對方放心，我們之間一如既往。弗洛拉親吻我那矮小而硬朗的母親，親吻她的雙頰。

這回我算是明白了，在我進入青春期之後，母親和我之間總是有那麼多的怒氣和暴躁情緒，是從哪裡來的。有一次她用火通條打得我皮開肉綻，完事之後像沒事人兒似的不聞不問。我讓不久之前給我行堅信禮的牧師看身上的傷痕，後來很快就離開她進了寄宿學校。我們有五年的時間沒有見面，彼此從對方的生活中消失了。只是卡拉姑媽偶爾給我寄個包裹，寄點小餅乾、糖和一點錢。

「熟能生巧嘛，」她說，「那些躲避空襲的夜晚，我們都是靠讀書和背誦來打發的，就著燭光。」

母親只坐過一次飛機，是飛到柏林去參加她的妹妹露茜的葬禮。可是她說起話來就像一天到晚飛來飛去而且有里程積分卡似的。克勞斯是她的一個遠房侄孫，就住在附近，有時來照顧照顧她。

「你從來不肯安分，」母親嘆息著，「和你爸爸一樣。」

這個晚上過得不尋常的平和。當我們兩個不在屬於自己的空間里的時候，我們之間就是另一種氣氛。我看出來她已經很疲倦了，就把她送回旅館，自己又出去了一會兒，為的是在一個酒吧里喝上幾杯，想一些事情——想她，想我，想弗洛拉，想我們所有人對生活的期待和生活對我們的打擊。我們真的可以實實在在地把握什麼嗎？還是只能聽天由命？我忽然發現自己也像她一樣，腦海里浮現出了詩句：「這樣一個生命之神會無緣由地編織地毯嗎？痛苦是一種閃念猶如五彩的圖案而所有苦難的表情都不過是裝飾？」我想，看啊，我們兩個比人們認識的要相似得多。有某種意義存在嗎，有某個神秘的圖案存在嗎，或者這一切都只是偶然的裝飾，她的強硬，我的不安分，她堅決地與愛和溫情訣別，而我卻如饑似渴地期盼著它們？

我只剩下發獃了。她總是對我發起突然襲擊將我打敗，而她這樣情緒高漲也是我很久沒有見過的，使得我無法再拒絕她。我想先在旅館里住兩天，在米蘭的街市上隨意逛逛，讓自己靜靜心，染上一點義大利風情，之後再搬到弗洛拉那裡去住幾天，也許一個星期，或是兩個星期。母親總歸是要坐飛機回家的——這事好安排。而在前去的途中，我想，也許我們能夠談一些在心靈深處放了很久的事情。汽車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空間，生了氣也沒辦法一走了之或是砸門，說話時也用不著看著對方，而我在開車時必須集中注意力，也就發不出火來九*九*藏*書。

不錯，我要去米蘭，但並不是出公差，我是去見弗洛拉。幾個星期之前，我在紐約認識了弗洛拉，而且一見鍾情。這一次我們想驗證一下當時的激|情還能保留多少。在那第一個晚上，當她來到那個聚會上的時候，伴隨著第一句話，第一個目光，彷彿一道閃電落在我倆之間。路德維希也在場。我們，我和弗洛拉，面對面站著，看著對方，聊啊聊啊。幸福和驚喜讓我們都有些忘乎所以了。她四十歲，單身，曾是很多個已婚男人的情人。不過她有過一段跟女人的愛情，時間很短——而我這輩子還從來沒有過。我也從來沒有過這個念頭，但是我會懷著一點嫉妒看著那些相擁的女人們，那與純粹的朋友之間的擁抱是很不相同的。多年以來，我一直感覺到一種模模糊糊的渴望，渴望著得到一個女人的愛。我看到弗洛拉，看到她橢圓的臉，黑黑的眼睛，我被她吸引了，我是那樣愛她，以前我只對男人有過這樣的感覺。而她的回應也是熱烈的。路德維希回德國去了，我留了下來，而且跟她一起度過了我一生中最纏綿、最激動、最美麗的一個星期。我完全沒有想到，原來與一個女人擁抱、愛撫是這樣奇妙。我注視著我的母親想道：「你總是將我推開。現在，也許我應該得到補償了。」她問我：「你怎麼這樣看著我？」

我們四處遊盪，大教堂旁邊的畫廊，購物中心，時裝街蒙提拿破崙大道，那裡滿街都是時裝設計大師的商店——華倫天奴，古奇，溫加羅，芬迪，碩大的櫥窗里陳放著標價三千馬克的草莓紅鞋子或標價八千馬克、只此一件的五彩女式小襯衣，換算成里拉，價碼都是好幾百萬。母親說不出有多麼驚訝，對著價碼和商品指指點點，當一個高傲而美麗的女店員從裏面望向我們的時候，她拍著自己的額頭，向那個女店員——她馬上就轉過身去了——做出一副鄙夷的樣子，「花幾百萬買一件小襯衣！你們都是瘋子！」她喊道。

「那又怎麼樣呢，」她固執地說，「那麼小，法語卻說得那麼流利，老天爺呀。」

我從來沒有想過跟母親一起去旅行，更不要說去米蘭，更不要說是現在，在我想要與弗洛拉見面的時候。可是她就站在我面前，矮小而矍鑠，眼睛放著光，說：「你怎麼就不能帶我去呢？義大利！那才算是你送我的珍貴禮物呢。也許這就是我最後一個生日了。」

當時我在一家報社工作，於是他每次都讓人把剛出的報紙送進我房間，如果上面有我的文章，他還要標上感嘆號，好像怕我自己看不見似的。我走到樓上去，想把自己的思緒沉進報紙里，不要再想我的母親。此時的她一個人坐在家裡，正度過一個孤獨的夜晚，而我在旅館房間里也是一樣。為什麼我不能跟她伴著一瓶紅酒心平氣和地坐一坐呢？為什麼我們就不能在一起度過一個愉快的晚上，說說笑笑，聊聊類似「你知道嗎……」這樣的話，然後講上一段趣聞呢？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說過「你知道嗎」，如果說過，那一定是在懷疑什麼。因為我們無論何事都沒有達成過統一的意見，我們在一起生活只有十五年的時間，我人生中的前十五年。在那以後，我們的見面就僅限於互相的看望，我去看她，她來看我，我們的生活最好是平行的，不要混在一起。我們喜歡的不是同樣的人，也不是同樣的事。

我把一盤舒伯特的錄音帶塞進錄音機里，母親似乎和我一樣從沉思中驚醒過來，她馬上說道：「音樂，你這上天的禮物，充滿崇高的力量和甜美的柔情，當痛苦使我們心碎，你讓我們深深感受到你的存在。」然後她看著我，笑著說：「和你一起旅行真好。」在我的記憶里，她從來沒有跟我說過這樣親切的話。

「高興極了。」我說，將圍巾使勁塞進塑料袋裡，弄得它沾上了檸檬卷。圍巾是我前一天買的，當他問我給母親大人買了什麼禮物時我還給他看過。她的八十歲生日是在報紙上登了公告的，鎮長還給她寫通道賀。「那個傢伙呀，」她說，「是基民盟里的一個白痴，」她把賀信撕掉扔進了馬桶，就像當年處理我寫的第一首詩，在父親去世后處理她的結婚戒指。

母親穿過安檢口消失了，我們兩個迅速親吻了一下，我不能肯定母親是否看見了這一幕，因為她忽然回過頭來，喊道：「妮娜！謝謝！」

「六十八。」我說，她嘆了口氣，「在你這個歲數，不可能更瘦了。荷爾蒙的原因。」然後她又加上了一句：「嗯，六十八，還可以。」

「我去吃早飯，」她喊道，「起來吧，天氣很好呢。我在下面等你。」

她說：「我們都認為，你經過這些折磨，肯定是個殘疾孩子。可是你非常健康。是卡拉把你接到這個世界上來的，當時是在廚房裡，炸彈到處亂飛。別人都躲到防空洞去了。我們兩個在廚房裡，只有燭光相伴，窗玻璃都被炸飛了。忽然，你降臨人世了。我的上帝啊，你確確實實是個健全的孩子。我和卡拉高興得號啕大哭。」

「另外兩個是誰？」我問。「我的祖父，」她說，「他是威斯特瓦爾德的鞋匠，又務農又做鞋，有一次他用上好的皮子給自己做了一雙鞋，可是當他第一次穿上新鞋想出門的時候，卻發現鞋做得太小了，氣得他拿把斧子把腳趾頭砍了下來。這下只好把腳截掉了。」

「第四個，」她說，「就是尤普舅舅。他的一條腿在俄國被打斷了。他是死在俘虜營里的。」

「你怎麼知道的？」我問，「你根本不認識她。」

路德維希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我們每星期一起吃幾次飯，有時在他那兒，有時在我那兒。我們的關係像朋友一樣，很簡單。前幾年，我們的激|情不知怎麼就消失了，愛情也沒有了。我們的兩個兒子都已長大成人，搬出去住，我也不想念他們。他們都是帥氣而張揚的小夥子，穿名牌，理短短的但打理得很好的髮型，女孩子排著隊被他們傷心。他們用不著父母，我們也用不著他們。我們時不時打打電話，偶爾往一起湊湊，不過如此。讓我感到吃驚的是在過去的這二十四年裡我的所作所為，還有我在生活中的位置。當我終於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時，我感到很舒服。有時覺得很寂寞，有點失落，但我從不孤獨。我知道，並不是一切都結束了。在我身上還會發生些什麼事。不管怎麼說，我可以接受，我可以付出。在紐約，當弗洛拉跨進那個房間的時候，頻率對上了——在我和她之間，有一根線穿過這個房間繃緊了，而且顫動了。

說到這時候，她歇了口氣，我趁機插|進去：「好的，那我現在就去睡覺。」我終於能逃掉了。

這種話她說了將近二十年了——這就是我最後一個聖誕節了，我活不到下一次過生日了，我覺得我的生命力在消失……或者，只要她稍微有點感冒傷風，她就愛說：「我只有一天可活了。」這些都是她敲詐我的手段。只要她的身體好了一些，或是聖誕節、復活節、生日什麼的過去了，她馬上就會變得硬綳綳的，知道她該怎麼做，比如說買皮大衣時要買黑色的而不是棕色的，好讓她在參加我的葬禮時有個更好的形象，而且，上帝，如果她真的死在我前頭了，那黑大衣就可以讓我在她的葬禮上穿。

「你怎麼知道這麼多的詩句，幾乎是半部劇本了，」我問，「我什麼都記不住，而你……」

「亨里希舅舅，」她說，「有糖尿病，很早就切掉了一條腿。莫里茨舅舅得了骨癌，也切掉了一條腿。莫里茨舅舅有錢得多，經常把自己穿舊的好衣服送給亨里希舅舅。他失去的是左腿，總得把左褲腿紮起來。可是亨里希舅舅失去的卻是右腿，他又不想穿皺巴巴的褲子，所以他們總是吵架。」

「好，」她說，「別忘了拿上檸檬卷，還有這條藍圍巾，它很軟和，只不過我不戴這種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