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意思。工廠很大，工人很多，都在裏面跑來跑去的。」

她沒在信裏面寫上夫姓，也沒寫地址。

我們三個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了幾分鐘，然後我找了個借口告退，回到買票的地方，排在隊伍的最後面。電影放映期間，我起來坐下好幾趟，沿著座位間的過道找了半天，最後也沒再看見那兩人。順便說一句，那部片子是我看過的最爛的，糟糕透頂。

但幾乎馬上，事情又有了轉機。莉婭說雖然我不能下到她家去，但她上到我家來卻應該是可以的。我被突如其來的興奮沖昏了頭腦，傻乎乎地同意了。緊接著，我關上窗戶，在屋裡飛也似的走來走去，用腳把滿屋子的雜物堆在一起。

「那也不行，抱歉了。」說完，他繼續用他那把摺疊刀的刀刃剔指甲里的髒東西。

還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想給她畫一張紐約市地圖。她當然沒要求我這麼做，而且上帝作證我以前從來沒產生過給任何人畫地圖的傻念頭，何況我也不會畫。但我還是畫了——連美國海軍也阻止不了我這股衝動。我記得很清楚，我在原屬於麥迪遜大街㉔的地方填的是萊剋星頓街，後來我也沒管它，就這麼算了。

現在我已經記不清當晚是怎麼一種情況了。事實上，我們在一起度過的每一個晚上差不多都一模一樣。無論如何我也分不清這一晚和那一晚有什麼區別，一點兒也分不清。

激動之下，我猛地站起來，撲到窗前往外看。

「呃，窗子——呃，我是說——你冷嗎？⑯」我會關切地問。

有一天晚上我實在沒辦法了，就給莉婭數了一遍美國建國以來所有的總統：林肯㉑、格蘭特㉒、塔夫特㉓，還有剩下的那些，儘可能符合時間順序。

「他們挺好，謝謝。」照她的說法，她父母一向身體棒的不得了，雖然她媽媽得肋膜炎已經有兩個星期。

在我的房間里擺著一台唱機，還有兩張美國唱片。唱片是我的女房東給我的禮物，極為珍貴，她把東西交給我就走了，把我留在那裡，激動地兩眼發昏。一張唱片上錄的是多蘿西·萊默⑤的歌曲《月光月影》，另一張錄的是康妮·博斯維爾的《你在哪裡？》⑥。唱片有點舊了，那位女歌手的聲音聽上去很是勉為其難，好像她們隨時準備著，一等我的女房東走近房間門口就得捲鋪蓋走人。

「我知道，我就上去待一會兒。」

送完文件，我一個人坐進吉普車，去找溫斯登大夫。

我三步並作兩步地爬上樓梯，走進我的老起居室。裏面有三張軍用床鋪，但沒留下任何和1936年有關的東西。軍官們的襯衫掛得到處都是。我走到窗戶前，把它打開，往下看了看莉婭曾經站過的那個陽台。然後我下樓謝過那位參謀官。他問我出去后我會拿部隊里發的香檳酒怎麼辦，是側放還是正立，我說我不知道。說完我就離開了大樓。

就在希特勒的軍隊開進了維也納的時候，我正在新澤西完成地質專業大一第二學期的一項地質勘察作業，尋找一處石灰石礦層。但我對此並不是很熱心。德國佔領維也納之後的幾個星期乃至幾個月里，我一直在擔心莉婭。有時候光想想還不夠。比如說，一次我在最新的報紙上看到維也納的猶太居民們被迫趴著、跪著擦洗人行道，我立刻穿過寢室，從書桌的一隻抽屜里掏出一把自動手槍藏進口袋，然後輕手輕腳地躍過窗戶跳到大街上。在那兒有一架裝備了無聲引擎的單翼飛機長期停著，隨時準備，等我那股意氣用事的魯莽衝動一來，就把我帶到歐洲戰場上去。我可從來不是那種只會袖手旁觀的人。

「謝謝。」

「我父辛打算等我十七歲的時候給我辦婚事。」莉婭說，兩眼盯著門把手。

有沒有一點點想我？

再有一次，我給莉婭念了一段我自己寫的劇本，題目叫《他不傻》。劇本寫得是一個來自牛津的，英俊帥氣、鎮定自如、自由散漫又活力四射的年輕人——很像我自己——因為涉嫌一件困難重重的疑案而被蘇格蘭場傳喚。案子是這樣的：一位名叫法恩斯沃斯的女士——機智幽默，嗜酒如命——每個星期二都會收到一個裝有一根她被綁架的丈夫的手指的郵包。那次我給莉婭念的就是這個劇本，還小心地跳過了所有描寫性|愛的部分——不用說，這大大破壞了整部戲劇的效果。讀完之後，我支支吾吾地向莉婭解釋說這部劇本「尚未完工」。莉婭看上去很是理解。更重要的是，她似乎想告訴我，我剛剛念給她的這個劇本完全可以用完美來形容……她坐在靠窗的那個位子上，看上去美極了。

他看著我。「上邊有啥這麼值得你看的？」

「是。」她也不管。

我簡單地點了點頭。愛情上的錯誤和英式足球里的犯規一樣，不是每一個都立刻會被覺察出來。我清了清嗓子，問：「呃，麻煩再說一遍，他叫什麼名字？㉕」

「嘿，我說，」我試著轉移他的注意力，「我就上去待一小會兒。」

你在哪裡？

但在巴黎的日子里，我再沒給莉婭寫過信。以後也沒有。我也沒把《飄》寄給她，那段時間我總是很忙。

註釋：

很明顯，參謀官被我說得有點摸不著頭腦。他掏出一支鉛筆，從桌子的左邊一直畫到右邊。「操，老兄，我也不知道。你要是被逮住我他媽的可就慘了。」

他頗為耐心地把手裡的刀子放下。「我說，老兄，我可不像說得和個混蛋似的，可我被命令不準放任何外來人員上樓。就算來的是艾森豪威爾我他媽也不能讓丫的上去。我有——」話沒說完，一陣鈴聲打斷了他。他抓起桌子上的電話，把聽筒擱到耳朵邊上，眼睛還緊盯著我。「是，上校。是我……是……是，長官……我馬上就通知桑提尼下士把它們放到冰上冷著，馬上就辦。沒問題……對了，我覺得咱們最好叫管弦樂隊到陽台上去，就這樣。不過一共只有三個人……是，長官……對，我和福茨少校談過了，他說女士們可以把衣服行李放在他那兒……是，長官。對，長官。您要我們儘快，沒問題，現在就辦。您說不想浪費有月亮的晚上？……哈哈哈！……是，長官。再見，長官。」參謀官把電話放下，看上去情緒高漲。

「什麼都沒有。」我深吸一口氣，說，「我就是想看看二樓的陽台。我在那兒認識了一個姑娘。」

「你說我的德語課？哦，呃，很不錯，對，很不錯。⑱」

「就一小會兒。」

「學的什麼？」

我立刻信誓旦旦地回答我很願意接下這份差事。當時我剛剛和家住七十四街的女友分手，心情不好。再者，我一直認為維也納城裡有貢多拉②，無論如何，貢多拉倒還不錯。

再後來，我離開了維也納，到巴黎去學第二門外語。而那時莉婭正在華沙她未婚夫家，我沒能同她道別，但我留了個便條給她，便條的草稿我至今還留著，內容寫成英語就是：

還有，那天晚上，我和莉婭除了握手，終於有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身體接觸。九點半左右，莉婭從靠窗的座位上跳起來，說時候不早了，急匆匆地要下樓。與此同時，我急著送她出門，結果和她在起居室狹窄的門廊裏面對面擠在了一起。這差點要了我倆的命。

我們一般每人喝上兩杯咖啡，相互傳遞著奶油和砂糖，一邊打趣似的說我們就像出殯時一起分發白手套的那些九*九*藏*書抬棺材的。莉婭經常會帶些蛋糕過來。蛋糕用蠟紙馬馬虎虎地包著。一進起居室，她就如釋重負地把它們卸下來，往我左手裡一塞。我所要做的就是把它們囫圇吞下去。之所以用「囫圇」這個詞首先是因為她在旁邊的時候我從來沒有過想吃東西的感覺，其次是因為我總覺得吃她家來的東西之前最好是掂量掂量，別把化妝品也給吃下去——這純粹是庸人自擾。

「嗨，那可糟透了。⑫」

我們在門口故作正式的握握手，然後莉婭便走進來，習慣性地走到靠窗的位子上，等著我們的談話開始。

「他們告訴我說她全家被送到焚屍爐里燒死了。」

邂逅莉婭的那天，天氣很好。

「學的什麼？呃，強——怎麼說來著——強動詞，強變化動詞。很有意思。⑲」

為了打聽莉婭的消息，我先後詢問了斯蒂福斯特拉斯街角處的一個煙草小販，附近阿伯塞克街上的一名藥劑師，街區里的一位女士——我和她打招呼的時候她嚇得至少跳了一尺高，還有一位堅持聲稱1936年曾在電車上見過我的一個男子。這些人中有兩個告訴我莉婭已經死了。那位藥劑師建議我去找溫斯登大夫。這之後我回到吉普車上，沿著街道向G-2區的總部駛去。一路上，我的同伴興緻很高，他衝著街邊的女孩吹號，還跟我說他得去看看軍隊里的牙醫。

「是嗎？她現在人在哪兒？」

我們的船在那不勒斯登陸，在那兒我搭上了去維也納的火車。火車途經威尼斯的時候，我意識到其實是威尼斯才有貢多拉，差一點就下了車。但我在一邊就去維也納還是待在威尼斯這個問題猶豫了老半天，錯過了下車的點，倒是和我同在一列車廂的另兩位乘客下去了。

1940年夏末，我在紐約的一次聚會上認識了一個女孩。她曾在維也納待過一段時間，不僅認識莉婭，還和她一起上過學。我本來已經拉過一把椅子坐在她身邊，準備好好聽她說說莉婭的事，可她一門心思要告訴我她在賓夕法尼亞州看見的一個長得極像加里·庫珀的傢伙，接著又說我下巴看上去很脆弱，還說到她很討厭貂皮。末了我才好不容易從她嘴裏套出來一句話：她也不知道莉婭有沒有離開維也納。

莉婭住在我那所公寓——我是說我寄宿的那戶人家——的樓下，她那年十六歲，是維也納與猶太混血，身形姣好，舉止優雅。她有著一頭瀑布般的深色長發，耳朵是我見過的最完美的；眼睛很大，我說了什麼事讓她感到不可思議的時候還會瞪得更大。她的手是淺褐色，手指修長，從不做多餘的動作。每次她坐下，這雙手就老老實實地待在她的膝蓋上，一動不動。總而言之，在我遇到的各色美女中，莉婭絕對是尤|物中的尤|物，所以她能吸引我的目光也不足為奇。

「真的？她是猶太人？」

歐洲戰爭期間，我在一個步兵師做情報工作。工作內容包括詢問當地市民或審訊納粹戰俘以獲取情報。那些戰俘中有幾個還是奧地利人。其中一個原警長——我一直懷疑他土灰色的制服下面穿著山地人那種皮短褲——是維也納居民，他給出的一些信息起初還給了我一點希望，可後來我才發現他說的那個女孩不是莉婭，只不過剛好和她同姓而已。另外有一個被俘的士官也是維亞納人，他一邊緊張地站得筆直，一邊告訴我維也納的猶太居民受到了多麼不人道的折磨。我之前還真是很少見過像這位士官這樣氣質高貴又充滿同情心的人。純粹是出於戲弄他的惡意，我叫他把左臂的袖子挽起來，直到露出靠近他腋窩處的納粹黨衛軍㉗標記，提醒他他肯定也犯下過罪行。過了一陣子，我就不再打聽莉婭的事了。

「嗨，你好嗎？⑦」我先說道。我從不用同一句話問候莉婭兩次。

「就一兩分鐘。」我堅持道。

莉婭又說了一遍——可我還是沒怎麼聽清。一部分原因是這個名字長得嚇人。我怎麼聽怎麼覺得這個名字確實很符合那小子歪戴帽子的形象。我給我們兩個添了點咖啡。緊接著，我猛地站起來，取出我那本德英詞典，查了幾個詞。查完后我問莉婭：「你樂意結婚嗎？㉖」

「你不冷就好。你父母身體如何？⑰」我好像經常問她父母的健康狀況。

於是我就站起來，把一張小桌子——這張桌子我既用來做書桌又用來放雜物——上的一堆堆筆記紙、鞋架、烘乾機還有別的亂七八糟的東西挪開。然後我把咖啡壺的插座插上，還顯得很睿智地說：「咖啡對你有好處。⑮」hｔｔｐｓ://ｒeａd.９９ｃsw.ｃoｍ

有好幾個月，不管到哪兒我都揣著這封信，時不時地打開看看。有時候是在酒吧，有時是在籃球比賽的中場休息時間，有時是在課堂上，也有的時候是在寢室里，直到信紙都被錢包給染了色，我才不得不把它另放一個地方。

1936年，我在某所大學讀一年級。那一年的期末考試，我掛掉了全部五門課程。而根據學校的規定，只要有三門不及格，我就得「主動」轉到別的學校去。不用說，我算是鐵定得走了。有時候五門課掛三門的學生還得在迪恩先生的辦公室等上那麼兩個小時，但我們這種全亮紅燈的連等都不用等：一、二、三，走人，簡單極了。我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呃，你今天去看電影了嗎？⑩」我最喜歡問這個。莉婭一星期有五天都得在她父親的化妝品工廠里工作。

我這所學校有個很了不起的發明，它從來不僅僅把成績單寄回學生家裡，而是裝在大炮里打過去——「砰」一聲，立馬就誰都知道了。等我回到在紐約的家的時候，連管家好像都得知了我退學的事，對我很是冷淡。反正那天晚上是糟糕透頂。老爸平靜地告訴我，我的正規教育生涯到此為止，再也沒了下文，我本來還想說我願意試試報一個暑期學校或者別的什麼，但最後還是忍住沒說。其中一個原因是當時我媽媽在場，她一刻不停地念叨說她早知道我之前應該多和我的輔導員談談，要不然要個輔導員有什麼用？她一提這個我就想乾脆一走了之，叫上個把朋友到「彩虹屋」①去。不管怎麼說，這一晚上總算是過去了，最後又到了該我全心全意保證——事實證明，這種保證通常是靠不住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時候，可我覺得我的心思根本就不在那上頭。

後來到了1937年，我回美國重新開始讀大學之後，一天，一個扁扁的圓形包裹從紐約給我寄了過來。包裹里還有一封信。

「我吃過飯了。」

「死了。」

駛回斯蒂福斯特拉斯街，已經是黃昏時分。我把車停好，走進我以前住的老房子里。房子被臨時改成了下級軍官的住所。一位紅頭髮的空軍參謀在第一次空降中抵達，此刻正坐在屋裡的一張軍用桌前，清理自己的手指甲。我進去的時候他抬起頭來看我，眼神隨隨便便，好像對我毫不在意，因為我的軍銜和他差不多。這要照我以前的脾氣非揍他不可。

戰爭結束幾個月後，我被派往維也納遞送幾份軍事文件。我和另一個同事乘一輛吉普車在一個炎熱的清晨離開紐倫堡㉘，第二天早上就趕到了更為炎熱的維也納城。在俄軍佔領區，我們被扣留了整整五個小時，有兩個混蛋衛兵甚至想要我們的手錶。等我們終於進入美軍佔領區已是下午。我以前居住的那條街道，斯蒂福斯特拉斯，也在佔領區內。

「樓上是軍官們住的，老兄。」他回答。

「不！我挺暖和的，謝謝你。」

「真的假的？怎麼死的？」

突然間看到我，莉婭明顯有點慌亂。她強打精神為我們倆做了個介紹。她的這位護花使者頭上歪戴著一頂圓帽，腳後跟一磕，捏了捏我的手算是打招呼。我很是傲慢地沖他笑了笑。他倒不是那麼氣勢洶洶的，態度不溫不火。我覺得他可能不是奧地利人。

她沒看我，慢吞吞地回答：「我不知道。」

又有一天晚上，我給她講了講美式足球，用德語講的，說了至少一個半小時。

「我知道。喝一杯吧。⑭」

我估計對世界上所有的人來說，總有那個一個——至少有那麼一個——城市，會出現一個佔據他全部心思的女孩。不管他認不認識那個女孩，或者認識到什麼程度，都不會影響這種事發生。就好像那個女孩一直在那個城市等著，那個城市對他所有的意義似乎也就是為了誕生那個女孩，就是這樣。

她的英語和我的德語一樣不忍卒聽，但有時候我還是會說起德語，她還是會說起英語，好在其它時候我們的交談總算是比較悅耳。

差不多四個月以來，我每星期有那麼兩三個晚上能碰見莉婭，每次能和她在一塊待將近一個小時，但每次都是在我們的公寓里。我們從沒一起出去跳過舞，也沒一起聽過演唱會，甚至連一起散步什麼的都沒有。認識她后我才很快得知，她父親已經把她許配給了某個波蘭小夥子。我想也許是因為這個我才沒有把我們之間的事鬧得滿城風雨——我就是不樂意這麼干，儘管我也確實想過；也許是我思前想後考慮得太多；也許是我不敢把這次邂逅進一步發展成一段羅曼史。別的還有什麼原因我就不知道了。過去的我沒準能找到合適的答案，但很久之前我就忘了該怎麼去找。要是你不知道到哪裡去找生活的答案，你就不可能漫無目的地晃來晃去還心安理得。

「對了，來杯咖啡怎麼樣？⑬」我又說。

我又點了點頭。她的回答對我而言有如一顆定心丸。好一會兒，我們倆坐在那兒，彼此不敢去看對方。等我把目光再轉回到她身上的時候，我忽然覺得她是那麼光彩照人，讓我一時喘不過氣來。衝動之下，我幾乎是喊著說：「Sie sind sehr sch？n.Weissen Sie dass？」

「我很好，歇歇你⑧。」莉婭紅著臉回答。她總是會臉紅，就算我不看她也一樣，她就是會臉紅。

第二天晚上照例喝咖啡的時候，莉婭紅著臉告訴我，我在施維登基諾電影院看見和她在一起的年輕人是她的未婚夫。

莉婭敲門的時候聲音響亮，帶著些許猶疑不定的意思，很有詩歌的美感，開始的一段流露出她特有的單純甜美，結束的那一點有時又能讓人聽出她這個年齡上大多數女孩都有的那種天真爛漫。每次跑去給她開門，還沒跑到，我就已經被崇拜與幸福醉倒一半了。

儘管我爸當晚還宣稱他要帶我投身到他的公司事務中去，但我心知肚明，不出一個星期，保準會發生些有意思的事。我倒是很想知道老爸究竟要花多長時間深思熟慮如何才能把我在光天化日之下領進公司大樓——有一回我沒穿衣服的樣子恰好被他的兩位助手給撞見過。

「沒有。我要在父辛的工廠里幫忙。」

幾個星期之後，也就是這一年的七月，我乘船抵達了歐洲大陸。順帶一提，我護照上的照片和本人的確是像得不能再像了。那年我十八歲，身高六尺二③，穿上衣服的話有119磅重，抽煙抽得很兇。我想，如果把歌德筆下的那位維特連同他全部的煩惱擺在S·S·雷克斯號的甲板上，和我還有我的九*九*藏*書煩惱做個比較，他肯定會自慚形穢，覺得自己不過是個不入流的滑稽角色而已。

有時候莉婭也會為我們的談話找話題，而且自始至終都是同一個。不過她自己覺不出來。她自認為她的英語還不錯，說話的時候既不會重複也很少犯錯誤。她老問我：「你今早上小時過得怎麼樣？」

不用說，早在我離開紐約之前，老爸就和我約法三章，說定了幾條我在維也納時的守則。這些守則包括：每天上至少三門語言學習課；不能和那些世俗功利——尤其是比我還憤青——的人靠得太近；花錢不要大手大腳；穿衣打扮不能只要風度不要溫度；諸如此類，等等等等。不過說實在的，我確實一直把這其中的幾條牢記在心。我跟著一位天資稟異的年輕女士每天學三個小時的德語，她是我住在格蘭德大酒店的時候認識的；為了省錢，我在郊區找到了一家比格蘭德便宜不少的旅館——那地方晚上十點以後就沒有電車了，所以我就只好打的；我平時還穿得挺暖和——為了保暖我可是一口氣買了三頂蒂羅爾④純棉帽子；和我打交道的也都是蠻不錯的人——比如說那個我在布里斯托酒店認識的、借了我三百先令的帥小伙。簡單地說，我自認為混得還可以，犯不著天天給家裡寫信訴苦。

要是把我和莉婭糟糕的談話內容在這裏一一列出來，我估計能寫滿好幾張紙，可我看不出這樣做有什麼意義。我們的交談里找不出一句實在內容。近四個月以來，我們在一起干坐了有三十或者三十五個晚上，誰都不說話。一到這種漫長又難熬的時間，我就想，如果我死之後要進地獄，那麼最有效的懲罰就是坐在一間小屋子裡——冷也好，熱也好，都行，但一定得非常非常通風——把我和莉婭的談話內容重放一遍，而且用的是紐約揚基隊⑳主場體育館那種聲音可以覆蓋全場的擴音大喇叭。

一天傍晚，我坐在起居室里，給一個賓夕法尼亞的女孩兒寫信，勸說她放棄學業到歐洲來和我結婚。那時候我沒少這麼干。我讓唱機關著。忽然間，我聽到有人在唱康妮的歌，歌聲從窗外飄進屋裡，像極了博斯維爾本人。那人唱的是《你在哪裡？》：你在哪裡？

可莉婭的臉唰地紅了，我只好就此打住——接下來又是長時間的冷場。

樓下那件公寓的陽台上站著一個女孩兒，正沐浴在秋日黃昏的暮光中。從我這個角度看不到她在做什麼，只能看見她斜倚在陽台的欄杆上，對周圍的事物渾然不覺。金色光芒的映照下，她優雅柔和的側影讓我如痴如醉。我在上面心潮澎湃了好一會兒，這才開口和她打招呼。她抬起頭往上看。儘管她十分得體地表現出吃了一驚的樣子，但我敢說她不是不知道我能聽見她模仿康妮的歌聲。當然了，這無關緊要。我用極為蹩腳的德語問她，可不可以下樓到她家的陽台上去，這個請求顯然叫她不知所措。她用同樣蹩腳的英語回答我，說她覺得她「父辛」恐怕不會同意。這句話讓我一直以來對她父親的糟糕印象跌到了谷底。不過我還是勉強點了點頭，表示我完全理解。

「天氣很好，是吧？⑨」我才不管外面是下雨還是怎麼的。

「對。我能上去待一會兒嗎？」

結果幾天之後，大吃一驚的反而是我。老爸在飯桌上突然問我願不願意到歐洲去學一兩門外語以備公司將來之用。行程這樣安排：首先是去維也納，然後可能會到巴黎，至於別的，他沒詳細說。

我在維也納住了五個月多一點。在此期間，我頻頻出入于舞廳、滑雪場、溜冰池，和年輕的英國小夥子們在某些對抗激烈的比賽中大吵大鬧。我還看了兩家醫院給病人做手術的過程，讓一個吸香煙的匈牙利少婦給我做了次心理分析。德語課我也中規中矩地上著。總之我的生活過得可謂是又愜意又滋潤，沒什麼煩心事。不過之所以說這些只是為了給後文作個引子。

「哦，對對，我忘了。那兒還不錯吧？⑪」

可我終於還是純屬偶然地得知，莉婭有一個未婚夫，不過不是莉婭告訴我的。這種事當然不可能在我倆談話的時候提出來。

喝咖啡的時候，我們不怎麼說話。一直到喝完以後交談才從剛才被打斷的地方重新開始——更多的時候是另找話題。

拋下我，去了什麼地方？

和莉婭熟識一個月之後的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在維也納著名影院施維登基諾擁擠的大廳里撞見了她。那還是我頭一次在她家陽台和我家起居室以外的地方看到她。她擠在一群平庸呆板的人中，看上去優雅美麗，令人痴迷。於是我乾脆先不買票，過去和她說兩句話。但就在我艱難地踩著無數人的腳擠過大廳的時候，我發現她並不是一個人。一個男的站在她身旁，而且從年齡來看絕對不可能是她的父親。

「行吧。一小會兒，快去快回。」

「我能上樓上看看嗎？」我問，「我以前住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