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免費線上閱讀_王蒙

蝴蝶

作者：王蒙

「我們組織了討論，什麼是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於人只有一次而已……』我們把保爾·柯察金的話抄在了壁報上。」他進入了禮堂，女學生們拚命鼓掌，鼓掌的聲音像潮水一樣。所有的眼睛都烏黑，晶亮，閃爍著崇敬和喜悅的淚光。麥克風壞了，先是發不出聲音，後來又嗡嗡地響個不住。等待麥克風的修理就用了半個鐘頭。海雲站到了台上：「同學們，咱們唱個歌兒好不好？」

「好馬、快刀。」

那是什麼？忽然，他的本來已經粘上的眼皮睜開了。在他的眼下出現了一朵顫抖的小白花，生長在一塊殘破的路面中間。這是什麼花呢？竟然在初冬開放，在千碾萬軋的柏油路的疤痕上生長？抑或這隻是他的幻覺？因為等到他力圖再捕捉一下這初冬的白花的時候，白花已經落到了他乘坐的這輛小汽車的輪子下面了。他似乎看見了白花被碾壓得粉碎。他感到了那被碾壓的痛楚。他聽到了那被碾壓的一剎那的白花的嘆息。啊？海雲，你不就是這樣被壓碎的嗎？你那因為愛，因為恨，因為幸福和因為失望常常顫抖的，始終像兒童一樣純真的、纖小的身軀呀！而我仍然坐在車上呢。

「談過。」

然而他自己先軟了。沒過幾天，他得到了海雲自縊身亡的消息。幾乎與此同時，他得知美蘭已經正式貼出了造反聲明，要與他徹底劃清界限。這后一個消息對他卻幾乎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還有比這更難堪的。下了火車要坐兩天長途汽車，汽車司機對待旅客就像對待一群豬玀。中途停車時他看也不看大家，蠻橫而又含混地發一個令：尿尿！吃飯！休息！下車！快上！那種腔調簡直令人髮指。這且罷了。第一天停車休息，他住進的是一間42個人同住的大房間，煙氣汗氣臭氣熏天。六盞四十瓦功率的熒光燈管，終夜不關。半夜裡旅店工作人員前來查鋪，看有沒有沒開票就住下了，又查了個雞飛狗跳。他一夜根本沒有合眼。他簡直後悔這次出行，後悔自己太不現實，本應該聽秘書的話。如果當地省委派小車來接，這兩天的路程只要多半天就夠了。他畢竟已經老了，已經不是那兩年的老張頭……但是第二天他精神還好。上車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打了一個勝仗。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堅強的人，是一個沒有失去普通勞動者的本色的人。但是他隱隱地覺得自己的微笑後面仍然有一種無法排除的優越感，他隱隱地預先聽到了一個聲音：這幾天的生活，對於張副部長來說，不過是客串罷了……他皺起了眉。

熱淚切割著皮膚。悲痛切割著心。他們和解了。

「你為什麼不說話……」他問冬冬。

但是他原諒了海雲，因為他是一個登高望遠的領導者，更因為，他愛海雲。有愛就有寬恕，什麼都能寬恕。他看不得海雲的孩子般的面孔上綴滿淚珠。他寧願自己受辱。但如果他的愛恰恰是海雲的不幸的根苗呢？呵，呵，呵？海雲的淚珠，荷葉上的雨滴，化雪時候的房檐，第一次的，連焦渴的地面也滋潤不過來的春雨！1954年春天，隔著雨絲他一眼就看到了冬冬的緊貼著玻璃窗的臉，壓扁了的鼻頭青、白、丑得可愛。到處是清涼、濕潤、對於焦渴的心靈的慰藉。永遠不老的春天，永遠新鮮的綠葉，永遠不會凝固、不會僵硬、不會凍結的雨絲！小冬冬爬到了桌子上，把臉貼到玻璃窗上，目不轉睛地看著這大自然的奇觀，到處懸挂著亮晶晶的雨絲，新鮮、好奇、迷戀而又困惑。這是一個人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賞雨。

事後他經常回憶，這一天是怎麼到來的。當「五·一六通知」剛剛下達的時候，他仍然像歷次運動一樣，緊張中又有點兒興奮。他知道這樣的運動既是無情的又是偉大和神聖的。

告別早在1977年，張思遠便得知了秋文原來的丈夫已經死於勞改隊的消息。他給秋文寫去了慰問的信，由於那特殊的難知其詳的「離婚」，他無法直言哀悼，只是關切地問候起居，也講述了自己工作上、生活上、身體健康上的一些苦惱，並且表述了不被這些苦惱所壓倒，而要壓倒這些苦惱，一往直前，鞠躬盡瘁的心思。

「您說了許多胡話，」秋文醫生說，輕輕地，音調完全不同於她日常的說笑。「可能您想的事太多了，大幹部嘛。」隔著口罩，張思遠好像看到了秋文醫生嘴角的笑容。她的眼睛也在微笑著。這微笑里充滿了理解，充滿了悲哀，充滿了凝結著悲哀的清冷的自信，好像是雪天里的篝火，天與海的盡頭的白帆，月光下的一株老胡桃樹。那個帶幾分男人氣質的、饒舌的、隨波逐流的大大夫退到哪裡去了呢？

他想砸掉這個採購員的錄音機，他站起來，轉了一圈，拳頭握得指甲刺痛了手心。這是徹頭徹尾的虛假！這是徹頭徹尾的輕浮！那些在酒吧間里扭動著屁股，撩著長發，叼著香煙或是啜著香檳的眉來眼去的少爺們和小姐們，那些一聽到外國，一聽到香港，甚至一聽到台灣（！）就垂涎三尺而又不讀書、不流汗、不開夜車、卻又整天夢想著電冰箱、流線型傢具和席夢思的混蛋們，他們難道真正懂得什麼叫愛情，什麼叫憂愁，什麼叫寂寞嗎？所有這一切，不過是在三等照相館里照相時候的令人作嘔的裝腔做勢！

「如果您官複原職，您是要先殺一批的吧？林副統帥教導我們說：政權便是鎮壓之權。我不是第一個該殺的嗎？」

夏天。潔白的短袖襯衫。兩根寬頻連結著藍色的裙子。四五八三，她們學校的電話。撥動字盤，然後電話機里傳來怯生生的聲音。接電話的人不問也知道是誰打的。潔白的身影在眼前一閃。什麼，她也到了山裡？在哪個公社，哪個大隊，哪個村子？原來那些傳聞都是假的，原來你還在，你不要走，不要死，讓我們再談兩句。平反昭雪的通知你怎麼沒有拿到手？四五八三，怎麼沒有人接電話？咣咣，把電話機咂壞了。哭聲，是我在哭么？囚徒，自由，吉姆車在王府井大街賓士。軟席卧鋪車廂在京漢線上行駛。波音飛機在藍天與白雲之間飛行。上面的天比寶石還藍。下面的雲比雪團還白。又關閉了一個發動機。棗落如雨。彈飛如雨。傳單如雨。眾拳如雨。請聽一聽我的心臟。請給我一瓶白藥片。請給我打一針。是的，報告已經草擬，明天發下去徵求意見。

「沒什麼可說的，您何必到這兒來？我連姓都改了，我不姓張。」

「住口！」張思遠動怒了，「你可以儘管罵我，卻不能誣衊我們的黨！不能誣衊我們整整一代革命者。李大釗，方誌敏……是為了人民而拋頭顱、灑熱血……」

「那你為什麼又天天給我送飯來呢？」

「新鮮事物」還多著呢。小汽車增加了三倍還不夠用，因為副職增加了五倍。組織科四個科長只有一個幹事，到處是謠言、小道消息、傳說：梅花黨，長江大橋擒匪，美人魚，棺材里的死人詐屍……公開的山頭和宗派。完全取消了黨的組織生活，更不可能進行什麼批評和自我批評。公事私辦，私事公辦，來聯繫工作的人還要拿上私人的介紹信，為了私事可以巧立出差名目。明目張胆地伸手要黨票，要官，要權……這樣下去，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不是要完蛋嗎？想到這裏，就像發了寒熱病，張思遠一會兒凍得渾身打顫，牙齒咯咯地響，一會兒七竅生煙，憂心如焚。何況，他的頭頂上又出來了一位第一書記，一位除了抓辮子搞陰謀仍然只會抓辮子搞陰謀的新貴。

多麼好啊多麼好！就像他從來沒離開過山村。一樣的鄉音，一樣的鄉情，一樣的人心！

當然，這是激憤之語。

「你說什麼？」

張思遠沉默了，他轉過身，凝視著對面山坡上的小松樹，默默地把兒子分給他的兩顆酸果放到嘴裏。夕陽照耀著小松樹，小松樹拖下了比自身長得多的影子。

底下便是告別了。張副部長的秘書很會辦事情，在張思遠悄悄地回到山村，在他重溫了和飽嘗了普通老百姓的好處與難處之後一周，當地領導接到了他的秘書的電話。立刻，領導人、接待人員、小汽車都來到了山村。張思遠注意地環顧四周，最後他確信鄉親們對他比兒子對他更要理解，他悟到鄉親們那樣親熱並不是因為不知道他官複原職而且有升遷，不是不知道他完全有可能坐上小車，帶上隨行人員前來，而是知道了這一切但更知道他的為人，他的本色。鄉親們對待他沒有變，是因為相信他沒有變。這讓人感動得熱淚盈眶。這使一周來的經歷更具有動人的美好色彩。於是人們簇擁在一對巨石旁歡送他。別忘了我們！人們希望的不過如此。難道能夠忘懷和違背這樣的願望嗎？他含著淚坐到了司機旁的當地認為最尊貴的座位上。他的心留在了山村。他也把山村裝到自己的心裏，裝到汽車上帶走了。他一無所得？他滿載而歸。他丟了魂？他找到了魂。在縣裡與冬冬話別以後向省城駛去。當然，再沒有排隊，沒有野蠻霸道的小孩子和大流氓，沒有生蔥味，沒有令人無法安眠的大房間。我敢忘記我受到了多少照顧嗎？我沒有責任、沒有義務讓大家都過上文明和富裕的生活嗎？在省城的高級賓館住過一夜以後他上了飛機。是四個人一排的頭等艙。「禁止吸煙」和「系好安全帶」的字燈亮了，發動機像發了瘋一樣地怒吼。飛機抬頭了，他們騰空而起。山村被遠遠地撂在後面，繁重的工作堆在前面。回去以後他面臨的任務棘手而又大有可為，他什麼都不怕了。穿著清潔的藍制服，頭上戴著綴有中國民航的銀色鷹徽的硬殼帽子的小小的女服務員端來了香茶、夾心巧克力、膠姆糖、紀念畫片和一家外商承印的附有廣告的飛行時刻表。一隻翅膀略略抬高，他們在轉彎，達到了預定的高度。比任何一隻蝴蝶都飛得高得多。發動機的聲音平穩，莊重，叫人放心。機艙愈來愈熱了，他旋松頭頂的黑色塑料「龍頭」，冷空氣吹到他的臉上。他隔著圓圓的舷窗長久地注視著祖國大地。他愛這陽光和陰影，輪廓和色彩十分分明的一個又一個的山嶺，像是一排排裸|露的核桃仁。他愛這線條齊整如棋盤格子的田園。他愛這縱橫交錯如蛛網的大大小小的道路。什麼時候，能把我們的祖國，包括我們的山村，都放到噴氣式飛機上，賦予她們以應有的前進的高速呢？難道民國18年開始用的菜湯，還要繼續腌下去嗎？下面是雲層了，白茫茫，灰濛濛。不管飛得多麼高，它來自大地和必定回到大地。無論人還是蝴蝶，都是大地的兒子。他擰緊調節空氣的旋紐，放低了椅背，他安安靜靜地睡著了。

秋文那次他在雷雨中跌了一跤。醒過來后，張思遠發現自己是躺在公社醫院的病房裡。遠近馳名的大大夫秋文親自在護理他。這一跤，不僅摔壞了他的腰椎，而且，濯雨的結果是上呼吸道感染繼發肺炎。

天晴了。明亮的夕陽有點兒晃眼。他把車內的褐色的遮光板放了下來。透過褐色的遮光板，他看到的是鄉間的薄暮。然而他的身上有陽光。他的上衣和膝蓋頭上的陽光變幻著。路旁的樹枝切割著夕陽。把光的碎屑不斷地灑向他的全身，這給他一種捉摸不定的行進的感覺。他沐浴在這瞬息萬變的光網裡，漸漸地覺得舒適和滿意。隨著這嗡嗡聲，轟轟聲和沙沙聲，隨著指示盤上的紅字的旋轉和黑字的跳動，他離山鄉越來越遠，離北京越來越近，離老張頭越來越遠，離副部長越來越近。正在工作忙的時候。他竟然請了十幾天的假。他甚至告訴部長，他要解決他的生活問題，接一個老伴來，把愛情說成是解決生活問題或解決個人問題，似乎這樣說才合法，才規範。如果他說他要去看看他的心上人，那麼人們馬上會認為他「作風不好」，認為他感情不健康或者正在變「修」。把愛情叫做「問題」，把結婚叫做解決問題，這真是對祖國語言的歪曲和對人的感情的侮辱。但他還是要從俗，他還是用這種刻板的、僵硬的語言請了假。他離開了他的工作崗位，離開了一系列緊張而繁忙的事務，這使他十分不安。離開一個本來屬於他的，他在裏面過得很舒服、很適宜、很習慣了的辦公室和住宅，這好像是不那麼愉快的。但是老年人也是充滿了想象的。那種想象使他激動得喘不過氣來。於是他悄悄地走了。他坐了硬卧火車。他坐了長途汽車。夜間休息的時候42個人住在一間大房子里。煙氣、汗氣和臭氣熏天。六盞40瓦的熒光管燈終夜不關。他也坐過專門給他這個級別的領導幹部派的小汽車。坐上這樣的柔軟而輕便的車，連側視鏡里映出的他的影像都像剛剛沐浴，剛剛擦過油和吹過風一樣的鮮亮。坐上這樣的車，他美好得像一塊新出爐的麵包，帶著小麥、牛奶、蛋黃和砂糖的芳香，烘烤得紅撲撲的。下了這樣的車，他住進只供外賓和高級幹部住的賓館。新安裝的空調設備，開動起來就像野蜂在花的原野上飛舞。

「也許，應該請求原諒的是我呢。」

她有一層保護色吧？她分明是一株異地移植的樹，既善於適應水土，又保留著自己的與這裏的植物群全然不同的個性。她的隨和後面是清高，饒舌後面是沉思，喜笑樂天（帶點傻氣）後面是對十字架的背負。

甚至是一首昏昏欲睡的歌。也許在大喊大叫所招致的疲勞和麻木後面，昏昏欲睡是大腦皮層的發展必然？

張思遠——不，老張頭從冬冬那裡了解了一點兒秋文的事情。秋文原來的丈夫是1957年划的「極右」，現在還在勞改農場。冬冬認為，只是為了女兒的前途，秋文才與丈夫離了婚，實際上，她在等待著那人的自由。1964年「四清」時候的工作隊，和1970年「清隊」時候的宣傳隊開始都瞧著她不順眼，準備立案專門審查，但是所有的社員和基層幹部都向著她。她主動到工作組和宣傳隊去談自己的一切，談笑風生，全無禁忌，反而打消了別人對她的猜疑。

「這樣倒好一點兒。我需要的是誠實。誠實的恨對於我比虛假的愛好。」冬冬激動了，他的錐子扎破了左手的無名指。他把那個指頭放到嘴裏，嘬著、咽著自己的血。他的這個姿勢活像他的母親。張思遠新婚的時候，不，大概還是結婚以前呢，海雲給他釘扣子的時候也扎破過自己的手。

然而現在呢？現在是怎麼回事？30年的教育，30年的訓練，唱了30年的「社會主義好」、「年輕人，火熱的心」，甚至還唱了幾年「老三篇不但戰士要學，幹部也要學」之後，一首「愛的寂寞」征服了全國！

上輩子，上輩子，是不是他與海雲在上輩子見過面？1949年，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打得好來打得妙呀打得妙，打得好來打得熱鬧真熱鬧，年輕人，火熱的心，跟隨著毛澤東前進，人們就是唱著這些歌來解放全中國的。戰爭的嚴酷，行軍的艱苦，轉移、撤退、暫時的失利，犧牲，流血，負傷，饑饉，化裝進城，憲兵的鋼盔和閃亮的刺刀尖，碉堡的陰森森的眼睛，「剿匪總司令部」的布告；三整三查的緊張空氣，一次又一次的檢討，在中國共產黨人付出了人類所能付出的最大的代價以後，解放軍摧枯拉朽，坦克、騎兵、炮兵與紅綢舞、腰鼓隊、秧歌隊一起行進。一進城就先扭秧歌，一進城就響徹了腰鼓。人們甩著紅綢解放了全中國，人們扭著秧歌可以扭到天堂，而一敲腰鼓，彷彿就會敲出公正、道義和財富。

15隻雞馬上變成了13隻。年近70的瘦小的老太婆抓雞的時候其靈活程度不下於一個排球運動員。她跳起來把已經起飛的雞抓到屋裡。於是雞毛上天而雞肉上了案板。過油的時候雞丁哧啦哧啦地響。於是白面饃饃入籠和出籠。於是夏秋晾下的干蒜苗、干豇豆、干茄子和腌豬肉也出場。沒等到飯熟，鄉親已經來了許多。當場有五家對張思遠提出了在這同一天舉行洗塵飲宴的邀請，而且不容許不答應。張思遠一一點頭，不過前後錯開，安排了一下時間。張思遠再一次後悔沒有隨身帶上秘書和工作台曆。這項安排日程的繁重工作只好臨時分配給了冬冬。

張思遠想抗議，他並沒有什麼小樓。他現在連家都沒有了。但是老張頭的稱呼使他覺得溫暖，就像小時候母親叫他「小石頭」一樣。張思遠的名字（鄉下管這種名字叫作「官名兒」，可見，這種名字是為了做官才起的）才像石頭一樣硬。人需要母親，需要親昵，需要照料、理解和同情。所以每當秋文醫生說：「好好吃下這些葯，多喝開水，你會很快好的」的時候，他都覺得特別熨帖。

秋文動了一下，躲避開張思遠的目光。

來接他的軍人和汽車只不過是向湖泊吹了一口氣。湖面上呈現了淺淺的同心圓。於是湖的自我感覺在發生變化，不管湖泊承認不承認。

張思遠只覺得眼前一亮，心頭一亮。治國治黨，這是他們義不容辭的任務。事情總會發生變化，總會走向自己的反面。想不到秋文還是一位政治家呢。但是我能等到那一天嗎？不是整天說離了誰地球也照樣轉嗎？不是我已經被拋出社會生活的軌道有許多年了嗎？

老張頭攔住了他，給他一塊糖，無非是想逗他玩一玩，男孩子卻小霸王一樣地打掉他的糖，而且出口不遜，「×你媽！」這一句粗話引得所有聽到的旅客哈哈大笑，笑聲中充滿了讚賞，好像是聽到了侯寶林在相聲中甩出來的一個「包袱」。張思遠，多半也是張副部長霎時間血往上沖，臉大概都紅了，黑幫聽到詈罵只能低頭認罪，但是副部長卻無法忍受這種侮辱。「你怎麼罵人？」他責問了一句，稍微有點嚴肅。五六歲的小胖子威風地揚起了頭：「就罵！就罵！待會兒告訴我爸爸，不給你開飯……」原來，小胖子的爸爸是餐車上的炊事員。旅客們又哄然笑了起來，一邊笑一邊分析：「好小子，這麼點兒個就懂得了『權』的厲害！」

昏迷中，他聽到了那個打他的少年——他就是冬冬，沒錯！好像哭出了聲。

然後美蘭佔領了他的全部空白，雖然他們沒有孩子。他也逐漸適應了、喜歡了美蘭給他安排的舒適而又合理的生活。美蘭一定學過運籌學，她的生活的第一準則絕不是享樂，而是合理。早晨喝茶而晚上喝酒，早上用較涼的水洗臉而晚上用溫熱的水洗浴，坐著伏爾加牌汽車去看電影的時候還要讓司機在電影開演以後開上車去菜市場買鮮筍，一切都透著合理。然而這樣合理又這樣美滿的生活，仍然使張思遠激動不起來。她帶來的只是舒服，是令人睏倦的幸福，是一種酒醉飯飽的無差別境界。而這境界又是乏味的。他幾次找已經上了小學的冬冬，沒有找來。於是，1964年的一天他自己乘車去郊區的一個小學看望冬冬。他不願意見海雲，他不能去海雲家。尤其是海雲也已經結婚，對方正是大學期間的那個同學，海雲的這種行為更證明了他的高尚無瑕，他的良心獲得了一種解脫。

階級報復！只有用階級鬥爭的觀點才能說明這一切。海雲是已經定性、已經作了板上釘釘的正式結論的階級敵人。而張思遠，儘管目前在受群眾的審查，但他的職務是省委正式任命並在中央組織部備了案的。他的身份仍然是一個城市的黨的委員會的領導人。革命群眾要打倒他，給他提出了許多罪名，但這一切沒有作結論，沒有定性。他的問題與海雲有著本質的差別，階級的差別。冬冬頑固地站在他的媽媽的反動立場上，也許是接受他媽媽的指使，對張思遠實行階級報復，謀殺！不是說「只准左派造反，不準右派翻天」么？不是說，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難免有各式各樣的牛鬼蛇神跳出來么？冬冬的行為就是右派翻天，就是牛鬼蛇神跳了出來。需要找個機會，向看管他的革命群眾把這個問題談一談，提醒他們要密切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提醒他們對於社會上的真正對黨對社會主義懷有刻骨仇恨的人，絕對不能手軟。

一個有趣的故事。一個有趣的，聽來卻有點悲涼的想象。原因是他有一個有趣的，簡直是美妙的夢。能夠作這樣的夢的人有福了。如果夢中不是化為蝴蝶，而是化為罪囚，與世隔絕，聽不到任何解釋，甚至連審訊都沒有，沒有辦法生活，又沒有辦法不活，連死的權利都沒有。再仔細一看，監獄竟是自己在任時監造的，是自己視察過的，用來關階級敵人的……他又將想些什麼呢？

張思遠長出了一口氣。

「這裏的貧下中農隨時準備接待您重新來進行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

距離天氣也歡迎張思遠的重新造訪。一連許多天都分外晴好。人，山，樹和空氣，都從容安詳。冬冬陪著父親轉九九藏書遍了每一塊梯田，山坡，果園，菜地。高大的柿子，豐|滿的核桃，古怪的花椒，俏皮的山楂，風流的桃李，樸實的蘋果……別來無恙。趟過一段酸棗刺，躲避著獵獾人下的夾，他們來到育林區。五年前他們冒雨栽下的油松、馬尾松和落葉松苗，已經長得超過了膝蓋。自己親手栽下的（那天手上，臉上和衣服上全是泥）松樹將要久遠地在這裏成長壯大，將要在這一代人，這兩代人，這幾代人身後繼續蔥鬱葳蕤地庇蔭這塊山塊。這真讓人欣慰。

「別……淘氣！胡說八道！」

鄉親們繼續招待，胃和頭腦一起進行社會調查。豆腐和粉絲，果酒和老醋，全部是自己的副業。鮮雞蛋，咸雞蛋，松花蛋和臭雞蛋，動物蛋白和零花錢都在增長。黍面油炸糕蘸蜂蜜，這是山裡人最好的甜食……還有什麼困難么？還有什麼意見么？就是怕變。只要政策不變，只要這樣搞下去，只要再不自己折騰自己，日子就步步登高。鄉下的情況比原來設想的還要好些。你們快點富起來吧，我們的國家指望著你們呢！記住以往的經驗教訓，穩穩噹噹地帶著我們前進吧！我們農民指望著你們呢！酒足飯飽，他們互相鼓勵著。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他爽朗地回答，這個脫口而出的答話恰到好處。然後部長向他敘述了一些情況，通知他後天有一個事關重大的會議，要他準備好發言。

開始，張思遠覺得她有點兒神秘，同時直覺地不那麼喜歡她，雖然他承認她本來應該說是相當漂亮的。他覺得她有點咋咋唬唬，每天說的話，走的路，抽的煙和喝的酒都超過了應有的限度。但是，她的醫術好，和農民的關係好，所以張思遠每次見到她也都禮貌地招呼一番。後來他又了解到，冬冬倒是常到秋文醫生那裡去，說是為了找一點兒醫書看。生活總不會把一切門窗堵死。

市委也不是原來的市委了。每天上班進市委的門的時候，他的心都要動一下，我沒有走錯吧？我真的又來這裏了嗎？這是什麼地方呢，我不是去挨打的吧？市委的牌子換得更講究——據說原來的牌子被不知誰拿去做大立櫃了，五合板嘛，市場上缺——所以增加了警衛，戒備森嚴，這當然是必要的。連團市委和婦聯門口也站著帶槍的人。有一次張思遠無意中聽到了兩個不在哨位上的警衛排戰士模仿樣板戲的對話，「……兩件什麼寶？」

他怕失去他的領導職務，絕不僅僅因為生活上的優厚條件，他自己辯解說。他怕失去黨，失去戰鬥的崗位，失去在這個偉大的隊伍中的重要的位置。位置，位置，位置好像比人還要重要。這些年，他主持一個又一個的運動。他親眼看見了那些失去了位置的人的狼狽相。揪出來，定性，這是比上帝的旨意，比閻王爺的勾魂詔，比任何人和多少人的願望、意志和情感更強大一千倍的自在的和可畏的力量。他當過市委書記，他自以為是全市的主宰，但是，當海雲被「揪出來」和「定下來」以後，他毫無辦法可想。他親手經辦了一個又一個的揪出來和定下來的事情。一夜之間，一個神氣活現的領導幹部便成了人人所不齒的狗屎，揚起的眉毛塌下來，刺人的目光變得可憐巴巴，挺直的腰身弓下去，煥發的容光變得毫無血色。人們對這種挨斗的臉色有一種粗野的比喻，叫作像被屁熏過一樣。這簡直是一種魔法，一種絲毫不遜於把說謊的孩童變成驢子、把美貌的公主變成青蛙、把不可一世的君王變成患麻瘋病的乞丐的法術。

幸好這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改變了對他的態度的山裡人。拴福大哥就不是這樣，「張！」老遠就大喊了一聲，他的習慣是只稱呼姓，這個習慣倒有點像外國人。大嫂見了他竟咧起嘴哭了。真想不到你還能到這裏來！真想不到大嫂活著還能再一次見到你！真想不到這兩年日子一下好了許多！我們養了三頭豬和五頭羊，還有15隻雞。本來是25隻，本來有兩隻公雞，天天你啄我我啄你，啄得冠子上全是血，只好把戰敗的那個宰掉了，誰讓你沒本事？又有九隻母雞串了瘟。這九隻是後頭的。那14隻是先買的，秋文醫生給那十四隻扎過針。用蘸水鋼筆把雞瘟疫苗注射到雞翅膀上。秋文醫生連雞病、豬病也治，其實公社有獸醫站。糧價也提了。核桃、杏仁、棗和蜂蜜的收購價都提了不少。電燈也亮了，廣播喇叭也響了。只是糧站工作人員老是壓低糧食的等級，農民錢拿多了就好像他們的屁股里被塞進了草。有電但常停電，煤油燈還不能丟，卻又減少了煤油的供應。我們年終分了四百多塊錢。

你是人，你的地位並沒有剝奪你的愛的權利，更不能剝奪你回答一個少女的愛的召喚的權利。

海雲回答。她為什麼這樣回答呢？這難道不是愛嗎？當然是愛，然而愛的是黨。叮叮噹噹，藍色的火花打響在頭頂上，他和海雲坐在有軌電車裡。那時候還沒有那麼多小汽車，那時候他並不注意出門的時候要小車，那時候小汽車遠沒有日後那麼大的意義。有軌電車的司機叉著腿，用腳踩著鈴鐺，剛把手柄放開，刷地一下又關掉了電門。他們沒有座位，他們各自握著一個懸挂在皮帶上的賽璐珞白環。就這樣海雲也不住嘴地說了許多。「我們班有兩個特務，她們現在很驚慌。她們造謠說蔣介石的空軍把上海給炸平了。我們組織了鬥爭會，在這場鬥爭里有四個同學申請入團。」

所以他需要轉機，他像賽前的跑馬一樣地迫不及待。因為這一切都是他的事情。他與這一切息息相關。但是山村的生活又明明改變著他。他為在春天擇一把韭菜而衷心喜悅，正像他不畏刺目的陽光抬起頭來去尋找盤旋歌唱的雲雀，為這春天的第一隻鳴禽而衷心歡喜一樣。他細心地從韭菜中剔除枯葉和雜草。他著重取掉靠近根部的不潔的鱗片。他聞到了新鮮的韭菜的辣而芳香的氣息。他拿不定主意去請還是不請秋文，併為這拿不定主意而覺得懊惱。

「也許按照我們中國人的習慣，我早就不應該說這些了。也許，我的話會使你不高興。但是，這話在我的心裏已經好多年了。最初，我得肺炎的時候，還沒有這麼老，是你給了我力量，鎮靜和勇氣。只是因為……我才把這種感情壓在心底。」

「請別開玩笑，」張思遠的聲音有點憂鬱了，「而且，我覺得你了解我，也許你還喜歡我。」

秋文的話應驗了，沒有用很久。1975年，張思遠正擇著韭菜就被接回了市委。1977年，粉碎「四人幫」后，張思遠升任省委的副書記。1979年，張思遠又調到北京，擔任國務院的一個部的副部長。

忙碌在會議和文件之中，像蠶兒忙碌在桑葉之中的張思遠被冬冬賞雨的畫面深深地打動了，他心潮洶湧。春天，綠葉，雨絲，這是為了新生者而存在的。只有年幼者才能看到他所看不到的那些驚人的美麗，只有第二代才能懂得他所不懂的生活的魅力。生生不已，這世界才不會霉朽在銹垢里。他沒有驚動自己的親兒子。親兒子，親兒子！這甚至使他回想起或者根本不是什麼回想，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覺到，正是他自己，在他兩歲的時候，在31年以前，也用同樣的姿勢，壓扁了鼻子，欣賞這人生的第一遭春雨。冬冬和他，不就是一條生命之線上的兩個點嗎？他走了，為了千千萬萬幼小的孩子，他願意背負起所有的重擔，他願意把一切心力獻給自己從幼小就參加了的人類最宏偉也最艱巨的事業。冬冬長大了，他們的生活會比我們這一代人好得多！祝你幸福，兒子！

但那些又不僅僅是保護色，清高後面確有一種由衷的利他主義，沉思後面確有拿得起放得下的丈夫氣，而背負著十字架的她仍然時時感受到生活的樂趣。想想她對村裡的少男少女的婚姻戀愛的關切吧，她都快成了新式的、可靠的、不怕受累、不怕落埋怨的媒婆了。如果僅只是為了保護自己，她的笑聲能那樣真誠，那樣傻氣么？

「你……為什麼……躲著我？」張思遠的嗓子劈啦劈啦的，像在拉一個破風箱，像在轉動一架舊風車。

這以後傳來了海雲和班上一個男同學關係「不正常」的消息。一種最庸俗、最卑劣的令人恐怖的念頭一閃而過：冬冬是我的嗎？討厭！我哪有時間管這些。我要管的是30萬人的命運。他忙得沒有時間正眼看冬冬一眼了。

「你……」張思遠氣得說不出話來。如果是五年以前，他聽到這樣的言論，不論是誰，他都要和他決裂，他都要全力給以回擊，給以打擊，給以鎮壓。他聽到這種話簡直要爆炸了，他壓低了聲音，含糊地罵了一句，拂袖而去。

狗的主人把黃狗狠狠批評了一頓，「你是怎麼回事？怎麼連自己人，連咱們的老張頭也咬？你想找死？」罵得黃狗垂頭喪氣，誠惶誠恐，灰溜溜地退到一旁，深刻反省自己為什麼犯了這麼大的過失，其實它的出發點卻是忠於職守和立功受獎。

頭髮根被揪得發麻，腰彎得好像變成了兩截。但這一切總會過去，他被斗已不是第一次。就在這時候忽然衝上來一個少年，他正好瞭起眼皮偷看了一眼，天呀，冬冬！颼地掄起了巴掌，第一下打在他的左耳朵上，這真是咬牙切齒的狠狠的一擊，只有想殺人、想見血的人才會這樣打人，只一下就打得張思遠從兩個扭住他的胳臂的小將手裡跳了起來，連腦袋都嗡地一響，像通了電，耳膜里的刺心的疼痛使他半身麻木，噁心得想要嘔吐。掄起的手臂，又用手掌背反打了他的右耳，這一下比較輕，感到的疼痛卻更加分明，等挨了第三個巴掌以後，他已經不省人事了。

「什麼都談過。怎麼？違反保密條例么？」冬冬的語氣又是那樣刻薄了。

誰？

然而汽車在賓士，每小時六十公里。火車在飛馳，每小時一百公里。飛機劃破了長空，每小時九百公里。人造衛星在發射，每小時兩萬八千公里。轟隆轟隆，速度挾帶著威嚴的巨響。

然而，被今天毀壞了的昨天卻不可能在明天照原樣恢復。不僅某一派的「警惕走資派復辟還鄉」和溫柔一點的「穿新鞋走老路我們不答應」之類的標語在時時敲打著他。而且，在他熟悉的一切後面他發現了格格不入的陌生。公共汽車堆積在終點站上不肯發車，汽車站上等車的人一群一群，翹首相望。據說司機圍攏在一起打撲克，誰被「摳」了「底」，誰開行一次。到處都是標語、口號、大批判、熱烈歡呼。甜食店成立革命領導小組也說那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黃紙紅字（這兩種顏色代表喜慶，白紙黑字代表聲討、共誅之）十分醒目的大標語下面是沒有掃盡的垃圾和伸手乞討的兒童。清潔工也不好好乾活了。而乞丐正與空話一起增長。到處是喝酒，請客，「哥倆好，八仙壽」。據說「批林批孔」的時候有一位左派提出划拳行令中的用語有儒家思想，另一位左派便設計了新的拳經：「一元化呀，三結合呀，五星紅旗呀，八路軍呀……」荒唐變成現實，現實變成夢魘。莫非好幾億人都把腳氣靈或者痔漏膏當作補藥咽到了肚子里？

那就是老張頭，老李頭，老王頭和老劉頭們。他又有兩個星期可以作老張頭了。恢復工作以後，他常常回憶在山村的老張頭的生活。他有時候自問，可能不可能有另一個張思遠，另一個自身，即那個被喚作老張頭的我仍然生活在那個遙遠的、美麗的、多雨又多雪、多樹又多草、多鳥又多蜂蝶的山村呢？當他低頭踏進吉姆車的時候，那個老張頭不正在鳥鳴中上山拾柴嗎？當他在會議上發言，拉長了啊——啊——啊——的聲音的時候，那個老張頭不正在地頭和歇憩的農民、農婦們說笑話嗎？他完全不是裝腔拿調地拉長了啊的聲音，他在對非常複雜的工作、思想、認識問題發表意見，他的話語應該清晰、準確，他必須對他說過的每一個字和每一個標點符號負責，他要一邊用心思考一邊說，他還要使聽他的發言，他的講話或者被稱作張副部長的指示的人有領會、溫習、思考、消化的時間，這一切都說明啊的拉長的必要的也是很自然的。另一個張思遠——老張頭就從來不把啊拉長。說起話來又快又巧妙，那個老張頭比張副部長要年輕一些，健壯一些。當張副部長出席一個招待外賓的宴會的時候，當他衣著整齊地，彬彬有禮地為外賓布菜的時候，當五星啤酒和北冰洋汽水，通化紅葡萄酒和貴州茅台，嶗山礦泉水和紹興黃酒被任意選用，任意啜飲的時候，另一個「我」不正在煙氣未盡的石板小屋裡，在煤油燈的光焰照耀下，在熱烘烘的鍋灶旁邊，在釘得一條腿有點歪斜的小板凳上，端著山區人民喜愛的粗瓷大海碗，就著老腌鹹菜，大口大口地喝著暖人心脾的，攙雜著誘人的紅小豆、白芸豆、綠豆和豇豆的濃濃的包穀糝子粥嗎？老腌鹹菜是以「老」而自豪的，拴福大哥說他的那一缸鹹菜湯還是民國18年的底子。從民國18年腌了那一缸鹹菜，每年夏天都要熬一次湯，每年秋天都要加菜，加鹽，加水，一直到如今。當張副部長正在為處理一個人事問題（如今人事問題佔用了他那麼多精力，簡直令人難以忍受）而在斟酌詞句，而在搜索枯腸尋找一個既要堅持原則又要照顧關係，既要有利工作又要擋住從某個方向攻來的明槍暗箭的方案的時候，那個老張頭是不是正在饒有興趣地傾聽拴福大哥敘講自己的腌菜湯的悠久歷史呢？

然而後來是她不愛你了，她太輕浮，她有毛病。在大學，她有了自己的情人，該責備的只能是她而不是你。

海雲在發獃，她的茫然如洞的兩隻眼睛使張思遠倒吸了一口冷氣。他問，他勸，他安慰，她始終木然。他檢討自己，他哭了，他甚至想跪在死了的孩子和呆了的小母親面前，她仍是木然。「可你不能只想到自己，海雲！我們不是一般的人，我們是共產黨員，是布爾什維克！就在這一刻，美國的B29飛機正在轟炸平壤，成千上百的朝鮮兒童死在燃燒彈和子母彈下面……」他忽然激動起來了，他說了許多過後看來是冠冕堂皇的和不近人情的，在當時卻是非常嚴肅和認真的話。到時間了，警衛員前來催他，他匆匆地走了。

他用沉默壓倒了秘書。現在，火車在《祝酒歌》的歌聲中開動了。秘書，司機和他坐慣了的黑色吉姆都離開了他。汽笛發出了剛亮的愉快的叫聲。機輪的聲音也是鏗鏘有力的，金屬的撞擊令人煥發精神。李光羲的「朋友啊請你干一杯」之中夾雜著女列車員的吐字急促的問話：「這是誰的行李？」張思遠閉了一下眼睛，有一位脾氣大的母親打了她的淘氣的孩子的屁股蛋，於是孩子和李光羲展開了詠嘆比賽。張思遠睜開眼睛，陽光灑滿車廂。風吹動了他的花白的頭髮。有人打開了車窗。他輕鬆而自由。我又是一隻蝴蝶了么？

潔白的浴盆。小巧而方便的電加熱淋浴噴頭。然而這一切與他是沒有多少關係的。這一切並不決定於他本身，他自己。他自己毋寧說是更適合那個遙遠的山鄉。他到那裡去尋找秋文，尋找冬冬，尋找那還沒有失去的老張頭，尋找一個被農民所信賴、所關照的不幸的幸運的人。現在，他離去了。高級賓館的一夜以後是四個小時的飛行。然後是他的吉姆。秘書到機場來迎接，使他確認了自己的副部長的身份。又是繁華的街道，雪白的快行線，又是紅燈。

「還談過什麼？」

但是她顯然用另外的調子與張思遠談話，「好好了解了解我們的生活吧，官複原職以後，可別忘了山裡人！」

海雲這是昨天剛剛發生過的事嗎？海雲的聲浪還在他的耳邊顫抖嗎？她的聲音還在空氣里傳播著嗎？即使已經衰減到近於零了也罷，但總不是零啊，總存在著啊。還有她的分明的清秀的身影，這形象所映射出來的光輝，又傳播在宇宙的哪些個角落呢？她真的不在了嗎？現在在宇宙的一個遙遠的角落，也許仍然能清晰地看見她吧？一顆屬於另一個星系的星星此時此刻的光，被人們看見還要用上幾百年的時間，她的光呢？不也可能比她自身更長久么？

我的痛苦就在這裏。竟沒有人能夠懲罰我。

雖然也有不少的鄉親問起他的官職，並咋舌驚嘆，還一致認為他的陞官是一件好事，一件可喜可賀的事，但誰也沒有把他當作「上級」看待。他說話既不拉長聲，也沒有那麼多詞兒，既不搖頭擺尾，也不倒背上手踱來踱去，既不用事前斟詞酌句，也不用事後為哪句話不當而追悔。無官一身輕！無官暖人心啊！沒有平等，就沒有友誼，正像沒有土地就沒有莊稼，沒有核桃樹就沒有核桃果。還有山裡的紅棗呢，每一顆棗都像張思遠的童年一樣久遠，古老，鮮甜。張思遠小的時候，在他還不是張思遠，當然更不會是張教員、張指導員或是張書記，在他只是石頭，或者像母親稱呼的那樣——小石頭的時候，他們家也有一株棗樹。打棗，這就是童年的節日，童年的歡樂的不可逾越的高峰！「劈哩啪啦」，竹竿在上面打；「稀哩嘩啦」，棗子往地上掉。許多相好的和不那麼相好的小朋友都來了，一邊吃，一邊撿，一邊裝，一邊找，一邊喊。有的棗滾到了渠溝里，草叢裡，瓦片底下，凡是企圖隱藏自己的棗子也正是最甜、最飽滿，又絕對沒有蟲子的棗兒。這樣狡猾的棗子的每一顆的發現都會引起自己和同伴的歡呼。連土都是甜的，連風都是香的，這童年的喧鬧和喧鬧的童年！這滿臉是土，滿臉是汗，滿臉是鼻涕和眼淚，滿臉是帶口水的棗皮和歡笑的童年！也許，對於平等、質樸、友情以及像棗雨一樣地灑落地上的社會財富的嚮往，對於共同的公正而富足的生活的嚮往，就埋藏在這些喧鬧的小小拾棗者的心裏？也許，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內西，列寧、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和朱德，他們的一生，他們的事業和學說的力量正來自這些喧鬧的小小的拾棗者的心底？

海雲，海雲，我了解你么？你了解我么？你為什麼不原諒我？你又怎麼能原諒我！

「把票給我！」女列車員向他伸出手，下令說。鐵路員工的藍色制帽下是一張年輕的、不耐煩的臉。如果在軟卧，她就會用另一種口氣說話。這挺有意思。張思遠掏出了自己的車票。鐵路制服，還有解放軍的軍服，似乎都應該改進一下了，這兩年人們穿得愈來愈好，而制服與軍服卻依然舊貌。本來，這種制服，尤其是軍服，應該有一種強大的吸引力……一個紅鼻頭，敞著懷的大胖子搖搖擺擺地坐到了他的旁邊，大胖子的不尋常的分量使卧鋪吱地一響。「玩兩把百分吧？」大胖子說話是膠東半島的口音，嘴裏噴出辛辣的生蔥味兒。如果在軟卧……如果在軟卧車廂會比這兒好得多。當然。但這一類的想法只不過微弱地一閃。他的眼睛里閃爍著陽光。他喜歡這一節車廂。喜歡臉孔綳得緊緊的列車員姑娘，瞧，她又來拖地板了，多辛苦！他喜歡他頭上的中鋪和上鋪的解放軍戰士，他們一開車就睡著了，年輕人的睡眠是多麼香甜呀！他喜歡對面的吸著兩毛錢一包的香煙的幹部，這位幹部死乞白賴地向他讓煙，他怎麼推也推不出去。為什麼把煙和酒的作用看得那樣陰暗呢？這位同志的讓煙就絲毫不意味著托他辦事之類。還有帶孩子的母親和在車廂里跑來跑去，給陌生的「叔叔」表演節目的孩子。有了孩子，生活就變得好過多了。冬冬愛說人和人之間的隔膜，但是人和人也是可以相親相愛的呀。是的，從1975年恢復工作到現在又是四年多了。艱難的，令人惶惑失望，搖搖欲墜的頭一年；絕處逢生的，狂喜又狂哭的第二年；麻煩的，糾纏不休的，明明又是扎紮實實地邁步前進的這兩年。回顧昨日，他不能不為已經發生的變化的巨大和迅速而驚嘆。面對百廢待舉的現實，他又為某些人的因循麻木而心急火燎。他很忙。他很少有機會與這些坐硬卧車廂的普通人坐在一起。即使到基層去，到群眾中去，他的位置也與別人不同。但是他不能那樣重訪山村，他不能前呼後擁，氣宇軒昂地以高幹的姿態出現在冬冬和秋文的面前。如果他那樣做，他就是欺負人，他就是自己把自己從冬冬和秋文身邊拉開。雖然他知道，坐小汽車絕不是他的或任何人的過錯，住「部長樓」，進軟席車廂也絕不是應該責備的事情。平均主義從來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但是，他不能，他不願，他不敢，他也不應該以高於普通勞動者的任何方式重返山村。

還有許多細小的，無足掛齒卻又相當討厭的付出代價。老張頭必須事事排隊：進站，上車要排隊；去餐車吃飯ｒｅaｄ.９9ｃsw•cｏm要排隊；上廁所和去洗臉池洗臉刷牙都要排隊。作為老張頭應該完全適應和完全習慣的排隊，卻引起了張副部長的抗議。他還必須忍受不禮貌的對待和惡劣的條件。有一個胖乎乎的男孩子，看樣子不過五六歲，常常橫衝直撞地在車廂里穿過來走過去。

就是這樣的鐵一樣的令人窒息的夢也醒了。張思遠在1970年突然被釋放了，就像前三年突然「升級」關進單人監獄一樣莫名其妙。更使他清醒的是他的家，他的家已經沒有了，在他監禁期間，美蘭已經去法院正式辦理了離婚手續，帶走了他尚存的全部家產。這樣的消息對於一個出獄者，真像山泉沐浴一樣爽心明目、安神敗火。

但是和海雲的事情還是弄不好。海雲上大學一個學期，寒假中回來了，離別喚醒了他們的愛情，他們一起談論福樓拜和莫泊桑，他對於法國文學就像海雲對於黨委領導工作一樣無知，他的問題和話語使海雲哈哈大笑，海雲完全明白他是為了討自己的歡心才不怕謬誤百出的。為了報答他，海雲也關心起這個市的普選和財政預算。他們還一起燒了一次魚，他發現海雲的烹調技術勝過飯店的特級廚師。澆魚的湯汁到底是用什麼做的，始終是一個謎。春節的餃子以後是燈節的元宵。然後海雲又走了，臨走的時候因為一個重要的會議他沒有能夠上車站。海雲來了信，她又懷孕了。他皺起眉來讓海雲去做流產，這激怒了海雲，一連四個月不給他寫信。放暑假的時候，大著肚子的海雲辦好了休學手續回到了家。「我們已經失去了一個兒子。」海雲的憂鬱的目光在埋怨。他也感到內疚，生產以後不但找了很好的保姆，而且新成立的兒童醫院的主治大夫成了書記家裡的常客。本來說是休學半年，實際休了一年，海雲離不開他們的第二個也是唯一的兒子。張思遠認為既然這樣就不必再去上學，上不上大學對於她來說已經是無關緊要的了。上不上大學她也會得到足夠的尊敬和足夠良好的工作條件。但是不，海雲一定要上，而且換個本市的學校也不行。這麼堅決，卻又在臨行前夜把眼淚落在快滿一周歲的冬冬頭上……風和風打架。水和水衝突。人和人矛盾。自己也跟自己過不去。這個充滿矛盾的世界和人生！月亮缺了，還會復圓。你果真能斷定，這復圓了的月亮，便是當初那缺了、窄了、暗淡了的月亮嗎？蠶蛾僵了，又出現了許許多多趕忙吃桑葉的蠶寶寶，你當然知道，這蠶已經不是那蠶。江河流水，一個浪頭跟著一個浪頭，後浪和前浪，它們之間的區別，它們之間的聯結，又在哪裡呢？

在1949年，你就不純潔嗎？你就不幼小嗎？那是我們的共和國的童年，也是我們大家的童年。

你是無罪的。

「為了我們，為了讓我們受罪嗎？」

聽說她和丈夫離了婚，獨自帶著一個女孩子生活在山村。這種獨身女人本來是很難在農村生活的，偏偏她和這裏的男男女女交往，卻沒有人在背後說過她的半個不字。

「其實把你們拉下來噹噹老百姓也不賴」，另一次她這樣說，絲毫不顧忌同病室的其他人，「要不，別看報紙上喊什麼下鄉、蹲點喊得那麼凶，你們躲在自己的小樓里才不願意下來呢。您說對不對？老張頭！」

「當然。自然死亡再加上窮整，真正有經驗、有水平又能幹事的領導幹部現在是越來越少！不光你們越來越少，就連我們這樣的大學畢業生也越來越少。再搞上十年教育革命，等到中國人都成了文盲，小學畢業的就是聖人！而你們這些大幹部呢，更成了打著燈籠也討喚不著的寶貝！反正說下大天來，你既不能把國家裝在兜裡帶走，也不能把國家摸摸腦袋隨便交給哪個只會摸鋤把子的農民！中國還是要靠你們來治理的，治不好，山裡人和山外人都會搖頭頓足地罵你們！」

「全體同學？那麼你自己呢？」他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問呢？他這樣問可沒有什麼別的意思。但是，這個不大不小的姑娘闖進他的辦公室使他覺得愉快，就像白鴿使藍天變得親切而魚兒使海水變得活潑。他對這個姑娘的明亮的眸子產生了一種好感。「我自己更不用說了，我願意天天聽您講話。」

從此他和海雲互相變得陌生了。海雲還是一個未經事的，沒有得到足夠的改造的鍛煉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她既平庸而又瑣碎，而他在海雲的眼裡呢，也許愈來愈顯得冷酷、自私、夸夸其談。他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他譴責自己破壞了海雲的學業，甚至是海雲的幸福。經過他的努力，海雲到上海的一個名牌大學學外國文學去了——是海雲自己最喜愛的專業。在火車站上，當汽笛鳴叫了三聲，當廣東音樂《娛樂昇平》的曲調響起，當機車沉重地喘了幾聲粗氣，當學生打扮、穿著樸素、用一根橡皮筋束起了頭髮的海雲從車廂里探出頭來，向他揮手的時候，他看到了海雲的笑臉上的光輝。戀愛、婚姻，壓縮到最小最小的家庭生活，孩子的生和死，所有這一切好像並沒有當真發生過，海雲仍然是教會女子學校的學生自治會主席，到了上海的大學，她將仍能指揮上千名學生高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而他呢，仍然是一個年輕的老革命，一個忘我地工作的領導幹部。他們之間的關係，仍然是那麼質樸，那麼純潔，那麼高尚。正像沒有邂逅便沒有友誼和愛情一樣，沒有離別也就沒有感情的留戀。海雲走了，他們通著信，他想念海雲，想得很苦，很苦。正是沸騰的歲月，「三反五反」，打「老虎」，他領導運動的幾個單位一共揪出了14個貪污數字過億（舊幣）的大老虎，雖然後來經過複查，真正能夠成立的只有兩個人，他仍然充滿了勝利的喜悅。肅反，大家結合學習《「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按語》進行揭發、檢舉、交代、追查和鬥爭。搞出了槍，搞出了電台，搞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反革命分子。又查清了一大批人的歷史。運動接踵而來，他們正在蕩滌舊世界的污泥濁水。五六年，他被任命為這個市的市委書記。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影響到全市30萬人，就連他的皺眉或者微笑，他的表情和手勢，他的目光和步伐，都受到各方面的注意。他就是城市，他就是市委，他就是頭腦、心臟、決策。他殫精竭慮把全市的工作做好，不論是打蒼蠅還是蓋工廠，他們的工作都走在前面。他成為一架輝煌的、巨大的機器的一部分，在這機器的運轉中，他感受到自己的覺悟、智慧、精力、責任心，感受到自己的分量，他的生存的意義。沒有市委，沒有他對於市委的指揮，也就沒有他。

然而在冬冬面前不行。他第一次去看冬冬的時候，冬冬正在縫鞋，拿起一塊皮子，噗噗噗噗往上噴一些唾沫，然後是錐子引針。他看得出，冬冬在努力表現自己是一個縫鞋的老手，完全具有在城市的十字路口擺鞋匠攤的經驗和水平。但正因為他太努力了，他並不真像一個會縫鞋的人。

一樣的推推哪家的門都可以進，拿起哪家的筷子都可以吃，倒在哪一家的炕頭都可以睡！甚至連那幾條老狗也沒有忘記他，搖著尾巴向他跑來，伸起前爪撲他的腿，從濕濕的狗鼻子里發出撒嬌的聲音。他實在抱歉，倒是想到了給鄉親們帶來一點糖果、圓珠筆、畫片，卻忘了給這些友好的狗帶幾塊骨頭。於是他只好拋起了酸梅糖，用這種東西來款待它們可實在不夠意思。有一隻黃狗不認識他，兇惡地吠叫，它大概是在他離去這段時間出生和成長起來的。

他那時29歲，唇邊有一圈黑黑的鬍髭，穿一身灰幹部服，胸前和左臂上佩戴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的標誌。在他的目光里、舉止里洋溢著一種給人間帶來光明、自由和幸福的得勝了的普羅米修斯的神氣。他每天可以工作16個小時，18個小時到20個小時。他不知道疲勞。他有扭轉乾坤的力量。他正在扭轉乾坤。他比一切年輕人都更年輕，因為他前途無量。他比一切老年人更有經驗，因為他是只佔居民人口的千分之幾的鳳毛麟角的「老」革命家。他擔任這個中等規模的城市的軍管會副主任，他每天接待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駐軍領導、工會和學聯代表、科技人員、資本家和國民黨軍政起義人士。他的話，他的道理，連同他愛用的詞彙——克服呀、階段呀、搞透呀、貫徹呀、結合呀、解決呀、方針呀、突破呀、扭轉呀……對於這個城市的絕大多數居民來說都是破天荒的新事物。

「這麼說我也是高大完美，幾百年出一個了？」

但是他和冬冬卻談不攏。這次來冬冬對他特別體諒和關心。您要鍛煉身體。該休息也得休息。最好每年夏天都到海濱去一次。冬冬真是大了，懂得疼人啦。回北京吧，你完全有理由……讓我們在一起，我一天天地老了。冬冬的回答是意想不到的堅決：不。為什麼？不為什麼，我不願意當高幹子弟。這是什麼意思？「高幹」就不能有自己的孩子？我們為了革命，為了人民沒有吝惜過生命和鮮血。張思遠有點兒激動，冬冬卻很平靜。您們可能是崇高的和偉大的一代人，但您總該正視現實。群眾輿論對高幹子弟那麼不利。您別忙。我們也願意作崇高偉大的一代人，像您們一樣，作披荊斬棘的探求者，開路者，創業者。但是您們只要求我們、只允許我們作守業者，作接班人，只允許我們頂替你們的位置，要求我們走在您們的腳印上。不，那是辦不到的。我已經27歲了，從生下來我們就受教育，聽父母的話，聽老師的話，聽團小組長的話，聽貧下中農的話，聽屁大的一個什麼官兒的話。現在，我們該自己教育自己了。該自己去選擇自己要說的話。

有一種聲音。不是牛的聲音，不是風的聲音，不是鄉村孩子們的聲音。拖拉機和柴油機嗎？為什麼聲音愈來愈近？是汽車？哪一輛汽車迷了路？坐汽車的人既受人尊敬又脫離群眾，但總要有人坐小汽車。「砰砰砰」，這麼早就剁起肉來了嗎？哪裡來的肉啊？放兩個雞蛋就行了，金黃的雞蛋，油綠的韭菜。然而用雞蛋作餡子費油，農村裡供油的標準太低了。

他謝了部長，放下電話，走向寫字檯。最急需看的文件、信件和資料，秘書已經送到了這裏。秘書開列了一個立刻要處理的事項的清單。他拿起粗大的鉛筆。他開始翻閱這些材料，一下子就鑽進去了。他覺得有那麼多人在注視他、支持他、期待他、鞭策他。

「謝謝您了。」秋文這樣說。真誠，又有點嘲笑。

「砰砰砰」，卻原來是敲門。

他甚至在這裏發現了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覺悟，自己的人望。17年當中，他到處受到尊敬。但這尊敬在一夜之間變成了誣陷、強|暴、摧殘。連美蘭和他的兒子也離開了他。他恍然大悟，這尊敬不是對張思遠而是對市委書記的。他失去了市委書記便失去了這一切。但是現在不同了，農民們同情他，信任他，有什麼事都來找他，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他確實正派，有覺悟，有品德，也不笨，挺聰明也挺能關心和幫助人。

所以，他漸漸地不再有牢騷。他想的是自己的責任，每一個人的責任。不管有多少粗野和貧窮，火車在前進，汽車在前進，車輪的旋轉使他和別的乘客們時時到達新的地點，車輪的旋轉是通向他們的目的地的。正是在旅途中，時間的推移意味著空間的推移，時間的行進成為有形的，成為催趕人的一股可以觸摸的力量。

但是不，張思遠副部長不能昏昏欲睡。從1975年4月復職以來，張思遠夜夜都不能踏踏實實地合上眼睛。

「我碰到許多困難。我的脖子上套著擁脖，我還得拉套。有時候還要駕轅。遇到難題，我常想，假如你在我的身邊，假如你能給我當參謀，當後台，當……不論什麼，工作和生活就會容易得多了。」

「那天我打了你，就被送到了公安局去。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這是你們提出來的口號。」

第一天他來不及和冬冬以及和秋文談什麼。秋文也把自己的音波匯入到歡呼棗兒灑地的兒童式的喧囂之中。當他的目光與在人群中的秋文的目光相遇的時候，他像孩子一樣地興奮、期待、歡喜。對看著他的是這一生從來沒有看到過的那種看透了一切悲哀的明朗，是那種負責打棗的大孩子看到鬧鬧嚷嚷的小孩子時候的滿意，是照耀著落光了樹葉的棗樹的月光的沉寂，他微微戰慄。

此致革命敬禮！

他甚至發現了自己仍然是一個不壞的、有點魅力的男人。不然，那些結過婚的女社員，那些壯年婦女為什麼那樣喜歡和他說說笑笑呢？已婚的男女農民們互相開那麼重的玩笑，說那樣的粗話，讓他簡直受不了。但這也是可以原諒的。難道休息的時候還不能自己拿自己開開心嗎？他們開心的事夠少的了，總不能歇地頭的時候也念「凡是敵人反對的……」或者高唱什麼「沖雲天」「沖霄漢」啊。他們巴望著土裡多出點東西，他們不想跑到雲天或者霄漢上去。倒是他張思遠，過去常常坐著「安——24」或者「伊爾——18」在雲天和霄漢上飛行。

「快坐下」，他熱情而又客氣地請前來接他的軍人同志坐下。他的口氣，他的笑容，他的弓曲的腰和背更像山區的老農。這幾年，他已經慣於仰視那些在新生的紅色政權里工作、支左的人。那些人的工資比他少一半也罷，卻有著十倍、百倍於他的威風。仰視紅色政權的幹部便會平視農民、「五七」戰士和再教育青年，這是令人痛快的。年輕的，剛剛長出一圈黑鬍子的解放軍同志卻沒有坐下，他說：「外面有車。張思遠同志能不能料理一下，下午就動身？×主任說是愈快愈好……」年輕人的口氣既緩和又禮貌，這種口氣使張思遠想起了昨天，想起了他有過的秘書和司機，想起了他的黨齡和職位。「這個——」他把「個」字拉長了聲音，聲音拉得長短和職務的高低常常成正比。他已經有九年沒有這樣拉長聲音說話了，當明天具有了向昨天靠攏的希望的時候他的聲音立即拉長了，完全並非有意。他的臉刷地一紅。

「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張思遠完全懂得這些話的意思，一想起秋文，冬冬和山村，他的心就落到了實處。

「可以考慮？官腔！對不起。單沖我剛才的表現，也證明我並不像您想的那麼好。您的工作本來就比我的重要一百倍，一千倍。不服是不行的。我擁護您和您的同僚們。您們是國家的精華和希望。您們失去了太多的時間，我相信您們會奪回來。我祝您們成功。我願意和您們拉起手來。但是我不能去。我已經野慣了。部長夫人的生活會使我窒息。在那樣的環境里，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這幾年簡直是對語言法則的挑戰，斯大林關於語言的穩定性的論述到底還靈不靈呢？我們的後代能夠理解今天流行的這些花樣翻新的詞彙嗎？他們能夠理解「炮轟」和「油炸」，「靠邊站」和「砸爛」，「站隊」和「帽子拿在群眾手裡」嗎？

1975年4月，張思遠正在山村他和兒子合住的那一間用石頭砌的牆，用石片蓋頂子的小屋裡擇韭菜。由於女醫生秋文的幫助，他和兒子已經和解很久了。現在他擇菜，打算等兒子回來吃一頓餃子，他還想邀請秋文和她的女兒一道來吃晚飯。經過了一冬的蘿蔔白菜之後，拿起一把哪怕是沾滿了泥土和馬糞的碧綠的韭菜，也頓時覺得石屋裡充滿了春光，充滿了春的生機。白莖綠葉的韭茶，是和闊別好幾個月的和暖的風，和小鳥的啁啾，和融化著的一道一道的雪水，和愈來愈長了的明亮的白天，和返青的小麥，和愈來愈頻繁的馬與驢的嘶鳴，和大自然的每個角落裡所孕育著、萌動著的那種雄渾而又微妙的愛的力量不可分離地扭結在一起的。所有這些都敲打著每個人的心靈，即使創痛使某個心靈變成了裂了紋的鼓，也總會發出一點兒聲息，給人一點兒希望。何況是張思遠，貧窮和壓迫熔鑄了他的童年，血與火染紅了他的青春，黨與領袖指引著他的路，人民的尊敬、信賴與期待推動著他的步履。他已習慣於樂觀和充滿希望。在這個春天他又重新充滿了對於某種轉機的預感。總不能老是一個樣子。連小孩子都分得清的是非，黨能夠弄不清嗎？回顧一生，回顧上下左右，回顧歷史和現實，回顧中國的昨天和今天，展望明天，黨畢竟是偉大的黨，光榮的黨，而且終將是正確的黨。

冬冬每天來給他送飯，挂面，荷包蛋、山藥湯，小米粥。「您不要那樣生氣，」冬冬說，「我不過是在日記本上發發牢騷罷了，愛發牢騷的人其實倒不會怎麼樣。那天是我不對，對於李大釗和方誌敏，我永遠崇敬他們。我最近常想，生活壓根兒就不像我小時候想的那樣美好，所以生活壓根兒也不像我現在所想的那樣不好。」

他是作為「白丁」來到山村的，沒有官銜，沒有權，沒有美名或者惡名，除了赤條條的他自己以外什麼都沒有。就像五十年前他來到這個誘人而又惱人的世界上一樣。人出生的時候不是一無所有，甚至連遮掩身體的褲衩都沒有嗎？一無所有的他住到了山村裡，兒子卻立即轉到了另一個村落。我們會慢慢了解的，他冷靜地住了下來。他並沒有很快了解他的兒子，他首先了解，首先發現的乃是他自己。

「馬是什麼馬？」

「不，不是的，」不等父親說完冬冬就打斷了他，他生怕父親說出那荒唐而可怖的話，「我打您……真真正正是為了革命造反，我們那一派的頭頭鼓勵我……恰恰相反，在您揪出來以後，母親多次給我說，您不是大字報上所說的那種人……母親的死，和我不聽她的話也許不是沒有關係，當然，主要是她被打得皮開肉綻。她受不了。我……」

冬冬說：「立場？立場？您說我站在什麼立場？您們當然是站在黨的立場，您們犧牲，您們從黨那裡得到的東西並不比您們獻給黨的少！就是現在您坐了監獄，您委委屈屈，您們每月的收入也比農民一年的收入多。而且，您們當然充滿信心，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您們又會坐在市委書記的寶座上！」

棗雨到了，到了，真的到了！到達目的地的快樂便是對於旅途的艱辛的最好的報償。正像成功便是對於一切艱苦奮鬥的報償。再轉過一個山頭，再繞過兩塊圓圓的，兩塊非人間所能有的巨大的磨盤似的石頭，就是山村的汽車站。老鄉們說，這兩塊石頭是當年二郎神擔著它追趕太陽的時候，中途撂到這裏的。誰也不知道這兩塊石頭已經在這裏存留了多少年和將要繼續存留多少年。反正張思遠離去的這四年多石頭並沒有絲毫變化，它仍然那樣沉著、持重而又永遠不老地迎接著遠道而來的張思遠，它的歡迎的姿勢與那幾年張思遠去鄰村辦事、買東西、或者看病歸來的時候毫無二致，就像張思遠壓根兒沒有離開村，沒有當上什麼書記或者副部長一樣。停車的時候冬冬和冬冬頭上的高壓線他是同時看到的。冬冬好像又高了，肩膀也寬了，他早已經調到縣裡擔任小學教員。他們在信上說好了，冬冬來這裏迎接父親。「有電了么？」張思遠問，這是他下車后問的第一句話，有電了，並且正在用電燈代替煤油燈，用電磨代替石碾子，用電動彈花機、脫粒機、榨油機、春米機和粉碎機武裝糧棉加工……這是冬冬的回答。父子兩人向前走了幾步就來到了老杏樹下，老杏樹依然是流出了那麼多樹膠，像是多感的老年人的淚水，叫人心疼。樹膠的顏色、多少、部位和形狀完全和四年前一樣，昨天老張頭還在這棵杏樹底下抽旱煙。父親遞給兒子一根過濾嘴中華。兒子接過去的時候嘴角微微地一撇。杏樹旁邊是一個泉眼，為了保持清潔，泉的源頭蓋著兩塊青石板。弄髒了清水泉就不是好姑娘，這是波蘭瑪佐夫舍民間歌舞團演唱的一首歌里的歌詞。海雲最愛唱這首歌的。初冬的太陽照得他們暖烘烘的，這是一個避風的地方。看，泉眼邊的雜草，黃葉中竟又長出了新綠的芽兒，初冬的太陽，沒有風，不也和初春的太陽相似嗎？那新萌發的小小的草芽兒，可知道它的面前並不是明媚的春天嗎？他推開石板掬起清泉喝了兩口。還是一樣地清冽甘甜。抬起頭，他看到了這次重訪第一個遇到的山裡人。是一個裁縫，一個他在山村期間最少打交道的人。圓圓的老式的花鏡，好像與兩塊巨石一樣歷史悠久。然而裁縫一眼認出了他，他也一眼認出了裁縫。這不是張書記嗎？您怎麼又來到了這個小山溝？~~九-九-藏-書~~來來來我給您提著包。好好好我們大家都好，有黨中央的英明領導。您這回來是視察還是蹲點？這可是對我們山區人民的最大鼓舞，最大關懷……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官腔官調，應付長官，多麼令人悲哀！

你這樣說既片面又空洞。何必故作驚人之語呢？中國吃各種驚人之語的虧還不夠嗎？是黨的政策而不是你們的驚人之語——另一種類型的假、大、空話給農民帶來好處。你不是真空，中國不是真空，歷史不是真空。你們不能從鑽木取火開始。你們既不了解國情又不了解歷史。靠你們的那些皮皮毛毛的見解只能誤國誤己，頭破血流。人類歷史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革命是幾代人的事業。接班絲毫不意味著墨守成規，真理標準的討論已經為發展、創造、突破掃清了道路。中國需要的是切切實實的工作而不是狂徒的自我膨脹。活到老學到老，連我也時時覺得自己需要受教育……冬冬發現有一株山楂樹上竟有五顆鮮紅的果實沒有被採摘走，他撿起幾塊石頭去擊落那倖存的紅果。他對與父親辯論並沒有什麼興趣。最後他說：「明天我就回縣城了，我們還可以在縣城談談，請您不要生氣，我現在不那麼願意和您在一起，一個原因就是您太愛對我進行教育。媽媽在世的時候並不是這樣，她用十分之九的力量照顧我，只用十分之一的力量指點我。這又有什麼辦法呢？她是一個弱者，而您是一個強者。我寧願碰得頭破血流也不願依附於您。我會去看您的。今年暑假我可能就去……還不行嗎？」

枝頭的樹葉呀，每年的春天，你都是那樣鮮嫩，那樣充滿生機。你欣悅地接受春雨和朝陽。你在和煦的春風中擺動著你的身體。你召喚著鳥兒的歌喉。你點綴著庭院、街道、田野和天空。甚至於你也想說話，想朗誦詩，想發出你對接受你的庇蔭的正在熱戀的男女青年的祝福。不是嗎，黃昏時分走近你，將會聽到你那溫柔的聲音。你等待著夏天的繁茂，你甚至也願意承受秋天的肅殺，最後飄落下來的時候，你甚至沒有一聲嘆息。因為你已經生活過了，嘗過了，愛過了。你雖然只是一片小小的葉子，卻為大樹、為鳥兒、為情人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如果你竟是在春天，在陽光燦爛的夏天剛剛到來之際就被撕擄下來呢？你難道不流淚嗎？你難道不留戀嗎？雖然樹上還有千千萬萬的樹葉，雖然第二個春天會有同樣的千千萬萬的樹葉，雖然這棵大樹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也許永遠不會衰老，然而，你這一片樹葉卻是永遠不會再現的了。地老天荒，即使這個地球消逝了，而宇宙間的星雲又重新結合成一個又一個的新的地球，你卻永遠不會再接受到陽光和春雨的愛撫了，你也永遠不能再發出你的善良的絮語了。

「不。我說，那很好。」

但我為什麼竟沒有想到去保護她？豁出命我也應該在她的身邊。

冬冬怎麼辦？他們沒有談很多。「我仍然是他的父親，你仍然是他的母親」，這是不言而喻的，共產黨人是共產主義者，不會像劃分私有財產一樣地劃分孩子。孩子一開始住在他這裏，很快他也認識到沒有母親的孩子便是沒有人穿的衣服，而沒有父親的孩子至多是沒有衣服穿的人。孩子後來住到了海雲那裡，他有空的時候，便派汽車去接。然而冬冬是太懂事了，不論是北冰洋的冰磚，是粉紅色的草莓冰淇淋還是高級西餐館里的、裝在高腳銀杯里的菠蘿三得，已經不能使他快樂，使他嗚嗚地叫，甚至也不能使他展眉一笑了。

然而我更成熟，我應該理智一些，我應該負起責任。我不應該闖入一個如此純潔而幼小的靈魂。

在回自己住處的路上，碰上了雷雨。閃電就在樹梢上放光，雷聲炸響在頭頂。雨聲嘩嘩，真像是千軍萬馬在奔跑，在吶喊，在廝殺。雨水在腳下流淌，走在山路上，就像趟過溪水一樣，鞋變得又重又濕。這個時候，張思遠多麼渴望自身也變成一聲沉雷，一道閃電，他多麼渴望自己也能發光，能爆炸呀！他甚至想，觸雷該是多麼痛快的事啊！

回到昨天是不可能的。他的餘生是為了明天。必須搶救明天。

上路他終於暫時離開了質地講究的「部長樓」。這一幢高層建築是為副部長以上的幹部提供住房的，老百姓稱之為部長樓。經常有許許多多小汽車停在樓前。有警衛，所以一般人不走近它。住慣了部長樓離開它竟不是那麼容易的。雖然張思遠這次的重返山村之行已經計劃了許久了，已經下決心許久了，但他還是挪不動自己的腳步。一想到他要離開自己的慣常的和應有的生活軌道，他就覺得不安，甚至有點煩惱。就像一個堅持按時每日三餐的人，突然讓他改成一天吃兩頓飯或者四頓飯，就像一條魚忽然準備去陸地上觀光。今晚我躺在這裏，明晚，後天晚上，以及後天以後的諸晚，我將躺在哪裡呢？出發前夕，張思遠輾轉反側，一直有一個聲音在勸阻他，在拉著他的手，拉著他的腿，拉著他的衣角。別折騰了，你現在不是很好嗎？你已經快要60歲了，你擔負著黨政要職，熱情、想象和任性對於你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一種不能原諒的罪過。你何必自找苦吃呢？

這當真是預感嗎？抑或只是事後才自以為是預感？不是從1966年他被「揪」出來的第一天起他就不相信那正在發生的事情，而期待著對已經發生的事情的否定嗎？他不是覺得昨天比今天更真實，而明天既杳然又帶來向昨天靠攏的希望嗎？還有這個「揪」字，什麼叫揪呢？查一查《辭海》，當作抓住、扭住解。這是一個具體而又形象的動作。而現在所說的「揪」出來，又代表著一種多麼明晰而又含混的意思！特殊的政治產生了特殊的政治術語。

是她找的你。是她愛的你。你曾經給她帶來幸福。

「瞧，您想的只有自己！官兒大的人總覺得自己比別人重要，是不是？您連一秒鐘也沒有想到，您可以離開北京，離開您的官職，到我身邊來，作我的參謀，我的後台，我的友人。是這樣嗎？」

1979年80年8月

專案組長對張思遠說。一個鑽山溝的八路軍幹部，化成了一個赫赫威權的領導者、執政者，又化成了一個被革命群眾扭過來、按過去的活靶子，又化成了一個孤獨的囚犯，又化成了一隻被遺忘的，寂寞的蝴蝶。我能不能經得住這一切變化呢？

「你和她談過我？」

我們大家，都是熔鐵匠，鍛煉著幸福的鑰匙……快把那鐵鎚，高高舉起，打呀打呀打……和聲部分開始了，只有從充滿了熱情、歡樂和神聖的革命目標的少女的心靈里，才能唱出這麼動人的歌。海雲指揮著，她的頭髮舞動如火焰，張思遠看到了激|情在怎樣使她的年輕的身體顫抖。她就是劉胡蘭，她就是卓婭，她就是革命的青春。麥克風終於修好了，他開始作報告。「青年團員們！」鼓掌。「同學們，向你們問好！向你們致以革命的、戰鬥的敬禮！」鼓掌。「你們是新社會的主人，你們是新生活的主人，先烈的鮮血沖開了光輝而寬闊的道路，你們將在這條道路上，從勝利走向勝利！」點頭稱是，一字不漏地往小本子上記，但仍然不影響頻頻地鼓掌。「中國的歷史，人類的歷史，開始了嶄新的篇章，我們再不是奴隸，再不是任憑命運擺布的可憐蟲，我們再不用悲嘆，再不用流淚……我們要用我們自己的雙手來鑄造我們的未來，一切失去了的，我們都要奪回來！一切還沒有的，我們都要創造……在消滅了剝削，消滅了壓迫，消滅了一切自私、落後和不義之後，我們失去的只有鎖鏈，我們得到了全世界……」更加熱烈的鼓掌。他看見了海雲的激動的淚花。淚花在女學生們的睫毛中間滾動，淚光里閃耀著紅旗、燈塔、軍號和水電站。那一次，他怎麼那樣口若懸河，熱情澎湃？他講了許多空洞的、幼稚的話。但是，他是真誠的，他是相信的，她們都是相信的。過去的一切都已經被革命的烈火燒成了灰燼，而新的生活，新的歷史，就像那潔白、光滑、渾圓的電車上的賽璐珞環一樣，掌握在她們自己的手心裏……然後是通信、打電話、見面、散步、逛公園、看電影、吃冰棍和冰淇淋。他和海雲在一起。然而主要的並不是公園、電影和冰棍，主要的是政治課，是海雲提問和他進行解答、輔導。他像全能的上帝一樣，可以準確無誤地回答海雲關於世界、關於中國、關於人生、關於黨史、關於蘇聯、關於青年團支部的工作的一切問題。海雲用那樣虔誠、熱烈而莊嚴的目光看著他。他實在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突然把海雲摟到自己的懷裡，吻了她。她沒有一點抵抗，沒有一點兒對自己的保護，沒有一點兒疑慮，甚至連羞怯也沒有了。她只是愛慕他，崇拜他，服從他。他不是同樣地覺得她親近嗎？他不是從第一眼起就覺得她已經是自己的親人了嗎？上級和同事的一切勸告對於他都沒有起作用，就像海雲的父母的激烈反對對於海雲沒有起作用一樣。他們結婚了，他30歲，海雲虛歲18。愛情和革命都在灑滿陽光的大道上迅跑。為了他們的婚姻，海雲中學都沒有上完，她到一個黨委機關做打字員去了。1950年，他們有了第一個孩子。就在這第一個孩子降生的時候，朝鮮戰場的局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參戰。而在這個城市出現了一起反革命破壞事件。為了支前，為了宣傳，更為了和反革命分子作鬥爭，他竟一個多月之內沒有回一趟家，雖然他家離他的辦公地點不過三公里。那天，在一個重要的會議上，他接到了海雲的電話，說是孩子發高燒，很危險。「我正忙啊！」他說，電話掛上了，他似乎聽見了海雲的哭泣，他的心動了一下，他有點兒責備自己。「散了會我要回去一下。」他對自己說。其實他如果真的想回去他早就回去了。但是，大家都在忙，連科長和幹事也是每天開夜車，一連多少天不回家，不但每個星期六和星期天，就連新年和春節也在忙於工作。革命無常規！常規非革命！多加一分鐘的班，世界革命就能提前一分鐘取得勝利，紐約的貧民窟就會早一分鐘照上太陽，而朝鮮代表在保衛和平大會上講的那些苦難就會早一分鐘消逝。那一天開完會是深夜1點40分。他有意識地提前結束了會議。一個和外國間諜有牽連的反革命集團被偵破了，很快撒下了天羅地網，兩個小時后開始行動。抓個空子他回了家，進門的時候他還在看手腕上的表。然而……孩子，他和海雲的第一個孩子已經死了。

張思遠戰慄了。

審判我請求判我的罪。

「談過你的母親？」

「那麼在這裏呢？你準備在這裏終此一生嗎？你難道和這裏的環境沒有距離嗎？」

張思遠的喉頭也鬱結了。他緩緩地離去了。秋文沒有送他。他長久地後悔，為什麼不多看上兩眼，秋文坐的結實沉重的椅子，秋文的沒有上過油漆的白木桌子。她的燈，她的書，她的臉盆架，她的草帽和聽診器。這一切物品都比他幸福，這一切物品都晝夜陪伴著秋文，都和秋文在一起。

山村莊生夢見自己變成了蝴蝶，輕盈地飛來飛去。醒了以後，倒弄不清自身為何物。庄生是醒，蝴蝶是夢嗎？抑或蝴蝶是醒，庄生是夢？他是庄生，夢中化作一隻蝴蝶嗎？還是他乾脆就是一隻蝴蝶，只是由於作夢才把自己認作一個人，一個庄生呢？

張思遠同志：請於四月二十五日前來省委組織部報到。

「更多的是融洽。所以我佩服您。您既能當副部長，又能來到山村和我們在一起。還異想天開地想把我也拉了去。而我的適應幅度可沒有這麼大，我就做個鄉村醫生吧，給山裡人解除一點痛苦。別忘記我們！心上要有我們，這就什麼都有了。謝謝您……」秋文的聲音有點嗚咽了，「我只希望您多為人民作好事，不作壞事……您們作了好事，老百姓是不會不記下的。」

「大家說，他排隊了沒有？」張思遠問，並無畏懼，他相信蠻不講理的無賴定會受到公眾的輿論制裁。然而，多麼驚人，多麼氣人，多麼惱人啊！沒有一個人言聲，有的人還故意掉轉了頭。「我看，是你沒有排隊！」大漢一撥拉，差點兒沒把張思遠推倒在地，他把張思遠推出隊外，而且擺出一副要打人的架式。你難道能和這樣的人動手打架嗎？張思遠在這個時候多麼希望自己的秘書、警衛員、司機在身旁啊！他想象著當自己的身份公布出來，當警衛員掏出手槍，當秘書打電話叫來了公安人員之後這個無賴將怎樣地恐懼、面如土色、賠罪求饒，說不定會跪到地上。

復職不知道為了什麼，憂愁常圍繞著我，每天我都在祈禱，快驅散愛的寂寞……一首香港的流行歌曲正在風靡全國。原來他並不太知道。他只是恍惚聽說許多青年在錄製香港的歌曲。那時他只是輕蔑地一笑。對於香港的文化，他從來沒有放到眼裡。只是在他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悄悄地動身去他作為老張頭曾經勞動過六年，流過六年汗、心裡頭更是流過六年血的地方，在他轉車之前住到了一個一般幹部住的招待所里，他才從同室的一個貿易公司採購員所攜帶的錄音機那兒，仔仔細細地，一遍又一遍地聽到了這首歌。

從1977年他就想再去看望一次秋文，他想去探求一下改變他們倆的生活，使他們倆生活在一起的可能性。秋文是他遇到的一個有點兒怪的人，一個既有松樹的堅定又有柳樹的靈活的人，在山村的五年，秋文要比他更強，更有力量。另外，自從他明確地堅決地表示不願再與美蘭恢復關係以後，關心他的「生活問題」、「個人問題」的人實在太多，有許多老戰友特別是老戰友的夫人硬把照片塞到他的手裡，他不勝其煩。有一次他乾脆宣布，他已經自己找好了，就在他曾經勞動過的山村，他將親自把她帶來，無勞眾位費心。塞到手裡的照片沒有了。半信半疑的好人們一見到他就要問：「什麼時候？」好像在提醒他和催促他快快償還積年老債。

他們沒有和解。在張思遠和他的兒子慢慢建立了比較密切的來往關係以後，有一次，他看到了兒子寫的一篇日記。日記寫得灰暗，簡直是頹廢，什麼「夠了，這謊言和偽善，這高調和欺騙」，什麼「人是最自私也最卑劣的」，什麼「生活便是錯誤，生活便是痛苦」。看著看著，張思遠的手抖了起來。難道我們這一代艱苦奮鬥，流血犧牲，鞠躬盡瘁，夜以繼日，就是為了讓你們搞這種渺小卑微的無病呻|吟嗎？他激動地責備了冬冬，冬冬也激動起來。

「您說我為什麼要……打……您？」

現在呢，他又把張副部長留在北京了。讓張副部長去開那些開不完的會，看那些看不完的文件去吧。經過十年的動亂，張副部長正在按照黨心民心進行緊張的工作。他並沒有忘記使自己的工作對人民、對山村、對老張頭和拴福大哥更為有利。不管有多少缺陷，他想不出有比現在的政策更好的政策，他想不出有比現在的作法更對人民有利的作法，如果張副部長要和老張頭談談，他並不感到不安。

冬冬聽懂了他的話。半天沒言語，然後反問了一句：「您能原諒我嗎？」

第二封信是1976年春天，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悲劇鬧劇里又要強迫張思遠扮演一個罪人的角色。空氣肅殺，寫信也是戰戰兢兢的。回信馬上來了，用的全是社論里可以找到出處的詞語。「讓我們堅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定能夠取得徹底的勝利！」

又是戰慄……那繩索勒斷脖頸的痛苦，咯吱，殘酷的一聲響，咯，咯……「您怎麼了？」

「咯……咯……」

而周圍的群眾又怎樣地拍手稱快……現在，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動手，無異於以卵擊石。如果在「黑幫」時期我碰到這樣的事，我會這樣生氣嗎？張思遠問自己，這個自問像一陣清涼的風，吹過了他的身體。

頑皮的松鼠在枝上跳來跳去。大青石上是松鼠嗑掉的杏核皮，嗑得乾乾淨淨。小花蛇在枯葉里鑽進鑽出。野兔跑起來就像一溜煙。記得有一次張思遠到郊區去視察，夜間行車，一隻小灰兔闖進了越野小汽車的前燈的光柱里。它一下子那麼驚慌，左右都是一片漆黑，後面是疾駛著的、緊緊追趕著它的可怖的怪物——汽車。它只有向前一條路，它只有沿著車燈光柱的方向拚命跑。司機哈哈大笑起來，踩踩油門，加快了速度。當時張思遠真想命令司機停住車，關上燈，讓灰兔走掉。但他不好意思這樣婆婆媽媽。眼看汽車就要把灰兔軋倒了，張思遠看到了小兔的顫抖的長耳朵。忽然，小兔不知道怎樣來了一股勇氣，轉身一躥，得救了。

但是他沒有想到這個法術會施行到他的身上。歷次運動中，他經常給下級、給群眾講：「無產階級在鬥爭中體會到的是勝利的喜悅，鬥爭對於我們是得心應手的事情。只有沒落階級，才對鬥爭充滿滅亡前夕的恐懼和感傷。」那麼，1966年為什麼他一聽見紅衛兵的鑼鼓聲就心跳呢？

美蘭美蘭是一條魚。美蘭是一隻雪白的天鵝。美蘭是一朵雲。美蘭是一把老虎鉗子。

但是有一件事他實在忍不住了。當第二天中午他排著長隊等候買票在交通食堂就餐的時候，有一個留著長發，穿著登山服，大約有一米九高的大個子，偏偏在他快要排到窗口的時候橫著走了過來，用胳膊肘把他往後一搗，插到了他的前面。問題不在於不排隊，夾塞兒，問題在於這個大個子在食堂賣票的窗口站了一會兒，偏偏等到張思遠過來時夾了進來，這明明是看到張思遠老弱可欺，這是專門針對張思遠的欺負、侮辱。「同志，你為什麼不排隊？」張思遠的聲音顫抖了。根本不予理睬。「後面排隊去！」張思遠大喝一聲，而且動手去拉那個大漢。大漢紋絲不動，回過頭來，輕蔑地看了張思遠一眼，「少他娘的廢話！」他威脅地舉起了拳頭，「誰說我沒排隊？我就是排在你前頭的！」

他現在不怕陰天，不怕下雨，也不怕黑夜了。城市無夜晚。汽車裡無陰雨。擁有暖氣設備的辦公樓和宿舍無冬天。但是，沒有夜晚就沒有星星。沒有陰雨就沒有雨過天晴的重生的歡欣。沒有冬天就沒有洒洒揚揚的漫天飛雪的純潔。有一得必有一失。

從此，他一有空閑就願意與兒子在一起。當他拉著兒子的手，緩緩地（兒子已經在小跑）走在大街上的時候，在他的身旁，不是一個和他一樣的，或者即將和他一樣的男子漢嗎？當他把兒子抱到冷食店的乳白色的藤椅上的時候，他不是平等地在和另一個獨立的人——現在是他的客人呢——「共進冷飲」嗎？當兒子把臉伏在一塊北冰洋牌大冰磚上，快樂地發出嗚嗚的聲音，他又是怎樣地幸福，怎樣地愜意啊！等冬冬吃完了，他把兒子高高地舉起來，舉得遠遠高過了自己的頭顱，看，兒子比我還高呢！父與子的愛，男性的愛，與其說是血緣的親密，不如說是友誼！

「這個方案也可以考慮。」

他接受了對面的同志讓給他的有點兒嗆人的紙煙。他有點兒不好意思地掏出了自己的帶過濾嘴的「中華」。這並沒有引起驚奇，因為現在即使是學徒工出門在外也要帶兩包好煙，這叫作跩牌子。硬卧下鋪的空間位置已經決定了他在社會上的位置，不會有人懷疑。他接受了口裡發出蔥味的胖子的玩撲克的邀請。對家、橫甩、摳底、滿分升級。只是在戴上了叛徒、三反分子的帽子以後他才學會了打百分，下象棋。他也像每個無事可做的旅客一樣，努力領會和鑽研列車運行時刻表，好像這一次旅行以後他就要調到鐵路運輸部門擔任調度員似的。他攔住跑來跑去的小孩子，給他們吃糖，和他們逗著玩。他本來計劃在火車上讀點兒書，但拿起書來常常被打攪。也好。老張頭與眾人平等，與眾人一樣並無更多的責任因而也並無急迫感。拴福大哥講過一個理論：人總是要死的，急急忙忙地做事情，也就等於九_九_藏_書急急忙忙地去死，不慌不忙地做事情，也就等於慢慢騰騰地去死。真是高論。老張頭雖然輕鬆而又自由，率直而又天真，然而卻又可能在歷史的長河中隨波逐流，無所事事。有一得必有一失，這失去的代價未免太大。

現在，鬚髮花白的張思遠，身居高位的張副部長，又回到這童年般的喧鬧中來了。重新造訪的第一天，走到哪裡都被山村的男女老幼所包圍，被七嘴八舌的問候、說笑、祝福和訴說所包圍。我們企盼過的，我們應允過的，我們拖欠過的，我們損害過的，終於我們要漸漸地兌現了。我們總算學會了一點兒東西。鄉親們，鮮紅的甜棗，普落如雨！

細想起來，就連硬席卧輔也不能使平均主義者安寧。更多的人坐著硬座。從起點站到終點站要運行70幾個小時，有不少的人就這樣坐70幾個小時。中國人的耐性、韌性、吃苦耐勞真是舉世無雙。但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連硬卧都坐不起呢？30年了，你不覺得臉發燒嗎？你能不加倍努力工作嗎？看看每個車站上，挑著籮筐，背著大包袱，扶老攜幼，上車下車的百姓們！

一個年輕的小夥子。草綠色的軍服，閃閃的紅星。立正，一個軍禮。韭菜落到了地上，站起身來的時候碰翻了小板凳，咣當。

冬冬父親對於孩子的感情和母親是不同的。從呱呱墜地的那一刻起，不，從生命的信息突然發生在自己的肚子里，孩子的一哭一笑，一動一止，一聲一息都牽動著母親的心。而張思遠在開始的時候竟然感覺不到那個軟軟的、抱也抱不起來、身上帶著尿臊味兒、哭起來沒完、哭起來就閉上眼睛不肯睜開的小生命和自己有什麼不可分割的關係。由於第一個兒子的夭亡，他對於1952年冬天來到他和海雲的生活里的冬冬，抱著一種特別小心翼翼的加意保護的態度。這是一種責任感，這是一種習俗——父親都應該愛兒子。然而，這不是愛。有愛也暫時還只是對於海雲的。他知道海雲是怎樣牽腸掛肚、如呆如痴地愛著孩子，在海雲坐月子的頭一個星期，張思遠為了海雲甚至需要做出非常喜歡冬冬的樣子，這使他覺得羞愧、不自然。

但是，冬冬的幾個嘴巴把他的精神支柱摧垮了。

變異處境和人，這二者的關係是怎樣的呢？坐在黃緞面的沙發上，吸著帶過濾嘴的熊貓牌香煙，拉長了聲音說著啊——嘍——這個這個——每說一句話就有許多人在旁邊記錄，所有的人都向他顯出了尊敬的——可以說，有時候是討好的笑意的，無時無刻——不論是坐車、看戲、吃飯還是買東西——不感到自己在生活中的特別尊貴的位置的張書記，和原來的那個打著裹腿的八路軍的文化教員，那個為了躲避敵人的掃蕩在草棵子里匍伏過兩天兩夜的新任指導員張思遠，究竟有多少區別呢？他們是不同的嗎？難道艱苦奮鬥的目的不正是為了取得政權、掌握政權、改造中國、改造社會嗎？難道他在草棵子里，在房東大娘的熱炕上，在鋼絲床或者席夢思床上，不都是一樣地把自己的身心、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每一天和每一夜獻給同一個偉大的黨的事業嗎？難道他不是時時懷念那艱苦卓絕的歲月，那崇高卓越的革命理想，並引為光榮么？那種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那種視勝利為死滅的格瓦拉式的「革命」，究竟與我們的現實，我們的人民有什麼相干呢？他們是相同的嗎？那為什麼他這樣怕失去沙發、席夢思和小汽車呢？他還能同樣親密無間地睡在房東大娘的熱炕頭上嗎？

「我這次來，就是為了你。你不會猜不到的，跟我走吧。你去了以後，工作由你自己挑選。還有女兒，她當然跟著我們……」

「你能不能告訴我一點兒你母親最後幾天的事情？」

「我還從來沒見過你這樣的女同志。你既清高，又隨和，既潑辣，又溫良，既……」

秋文說：「好好地做官去吧，我們擁護你這樣的官，我們需要你這樣的官，我們期待著你這樣的官……心上要有我們，這就什麼都有了。」她緩緩地、微笑著說，她的聲音里聽不出一絲悲涼，她說得那樣平穩，那樣從容，那樣溫存又那樣有力量。一剎那間，她好像成了張思遠的大姐姐，她好像在安慰一個沒有放起自己製作的風箏因而哭哭啼啼的小弟弟，其實，她比老張要小好幾歲呢！其實，老張已經是快60歲的人了。快60的人了，在他那個圈子裡卻還算作「年輕有為」。古老的中國，悠久的中華！這些年，青年人的年齡上限正像轉氨酶實驗陽性反應的上限一樣，大大地放寬了。過去，轉氨酶120就可以確診肝炎，現在呢，轉氨酶200還不給開病假條呢！

民主政府愛人民哪，愛人民……共產黨的恩情，恩情……說不完哪……說不完……不完……呀呼咳咳依呼呀呼咳，呀呼，呀呼……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全禮堂都在「咳咳咳咳咳咳」，好像在抬木頭，好像在砸石頭，好像在開山，好像在打鐵。是的，打鐵。

「你？你轉變了？」張思遠驚喜交加。

買了一套24個花瓷碗。你現在高陞？平安？到了北京？見過中央的哪些領導人吧？可幹部怎麼不下來了呢？過去每年冬天都要來了，雖說有幾次也亂整一氣，但是我們還是想這些幹部們，讓他們來嘛，給山裡人說說，世界上又出了什麼能人，出了什麼新鮮事？

「好！」回答的聲音比上課還齊。「你們那一角是第一部，順序往這邊是第二部、第三部……」她一揮手就把學生分了四部，韓信當年指揮軍隊也不會這麼利索。

然而這畢竟是遙遠的往事，是上輩子的事了。這是一種老年人的心理吧，每當他想起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的事，恍若隔世。會不會在一百年以後，二百年以後，五百年以後，有人會回憶起海雲或類似海雲來呢？他的那麼多甜的、苦的、酸的和灼|熱的回憶，會不會在五百年以後隱隱約約地出現在那時的幸福而公正的社會（但也絕不會是天堂）的一個小夥子的心靈里呢？

人口和車輛都增加了很多，一到十字路口，就要耽擱。再拐兩個彎，汽車減慢了速度，停下了。握手、道謝，他邀請駕駛員上去坐一坐，駕駛員謝絕了。秘書從他手中搶去了所有的本來也不多的東西。明亮的電梯間，燙髮的女服務員向他問好。他又回到了一個凡是知道他的職務的人都向他微笑的地方。鑰匙插在鎖孔里，他沒有把鑰匙給秘書，而是自己開的門。他不願意在每一件小事上勞動別人。門開了，燈亮了，高分子化合物的牆壁和地面仍然是一塵不染，就像天天有人用洗滌劑刷洗過似的，他回來了，他坐到了沙發上。

張思遠到山村來沒有幾天就知道了秋文，上海醫科大學畢業，四十多歲，高身量，大眼睛，長圓臉，頭髮黑亮如漆。她把頭髮盤在腦後，表面上像是學農村的老太太梳的纂兒，然而配在她的頭上卻顯得分外瀟洒。衣服總是一塵不染，走在山路上，健步如飛。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農村，本來是一個很格澀的人物，但她偏偏非常隨和，不但和農村的男女老少都說得來，而且接過農民讓過來的煙袋就能吸兩口，在紅白喜事上，接過農民讓過來的酒杯就喝。

他不像有些被拉下馬來的可憐蟲，把生活的意義、生存的目的放在定一個「人民內部矛盾」的結論上。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市委書記需要一個「人民內部矛盾」的結論？天大的笑話。他需要活下去，需要思考，需要找到他的兒子。於是，在1971年的初春，他動身到冬冬插隊的一個邊遠的山村。山下一片杏花如雲。山谷里溪流旋轉，奔騰跳躍，叮咚作響，銀霧飛濺。到處都是生機，就連背陰處的薄冰下面，也流著水，也游著密密麻麻的小魚。向陽的地方更不用說了，一片蔥綠。從草勢來看，即使在冬天，這草也沒有停止生長。

離開山村，他好像丟了魂兒。他把老張頭丟在了那個山鄉。他把秋文，廣義地說，把冬冬也丟在了那邊。把石片搭的房子，把五股糞叉，把背簍和大鋤，草帽和煤油燈，旱煙袋和榆葉山芋小米飯……全都丟下了。秋文和冬冬，這是照耀他這個年輕的老年人的光。秋文便是照耀他的無限好的夕陽，他把夕陽留在了長滿核桃樹的雲霞山那邊。夕陽對他招著手，遠去了。一步一遠啊。這是文姬歸漢時所唱的歌詞。而有了北京牌越野汽車，車輪的旋轉使變遠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冬冬呢？冬冬什麼時候才能理解他呢？冬冬什麼時候才能來到他的身邊呢？為了冬冬的母親——海雲，那棵顫抖的、被碾碎了的小白花，這一切報應都是應當的。然而他掛牽著冬冬，冬冬還只是一顆在地平線上閃爍，遠遠還沒有升起來的小星星。這顆星星總會照耀他的。他完全知道，所有的老年人對於下一代的過分的關心，過分周到的安排，給下一代提供的過分優越的條件和為了防範下一代而劃地為牢的一切努力不僅註定是徒勞的，而且往往是有害的。然而他仍然默默地祝福著冬冬，這個連他的姓都不肯姓的他的唯一的兒子。他為冬冬的思想的偏激而忐忑不安，雖然他知道要求青年人毫不偏激無異於要求青年不要是青年，何況這一代青年成長在顛倒和錯亂的年代，他們受了太多的騙，他們有太多的懷疑和憤怒。但是，冬冬是太過分了。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夠了解歷史，能夠了解現實，能夠了解中國，能夠了解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他希望他的兒子不要走上歧路。他希望兒子的可以原諒一部分的偏激不致於向害己害人害國的破壞性方面發展。

「您要送我進監獄嗎？本來您建造監獄也不是為了關自己的呀！」

風言風語。好心的，惡意的和居心叵測的。張思遠大發雷霆。難道我管得了一個城市的幾十萬人，卻管不了你一個嗎？他的內心裡甚至發出了這樣強梁跋扈的吶喊……但是為什麼，當海雲一出現在他的面前，當他發現海雲穿著的完全是她自己的舊衣服，而他給她買的一切講究的服裝都被丟棄了的時候，他是那樣空虛，連一句硬話都說不出來了呢？「為了我們的孩子……」，在那裡請求的竟是你自己。海雲沉默著，她哭了一場，退了學，答應和那個男同學斷絕關係。雖然沒有畢業也罷，海雲到本市的一個師範專科學校作助教去了，不久，她還被任命為系黨總支的副書記。於是，張思遠放心了，何況，海雲上下班也是由市委的車子接送……晴天霹靂。在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海雲被揪出來了。「我實在沒想到你會墮落到這一步，你怎麼竟然去為那些反黨的小說喝采？你是什麼人？我是什麼人？你忘記了嗎？」他背著手，踱來踱去，立場堅定，鐵面無私。「只有低頭認罪，重新做人，革面洗心，脫胎換骨！」他的每個字都使海雲瑟縮，就像一根一根的針扎在她身上，然後她抬起頭，張思遠打了一個冷戰，他看到她的冰一樣的目光。……一個月以後，海雲提出來離婚，他仍然想挽回，但是各方面的情況都說明離婚是不可避免的了。在他最後一次見到已經辦好離婚手續的海雲的時候，他甚至發現了海雲臉上的喜氣，這曾經使他大為惱怒。「墮落了，確實是墮落了。」他對自己說。

山徑崎嶇。人生的道路更加崎嶇。但山還是山，人還是人。儘管祖國的大地承受著太多的苦難，春天仍然是祖國的春天，山的春天，人的春天。他真希望自己變成一隻蝴蝶，從積雪的山峰飛向流水叮咚的山谷，從茂密的野果林飛到梯田。一組青年在梯田上犁地。為首的小夥子斜披著黑色的小棉襖，打著口哨。忽然，他高聲唱起了山歌：天大的冤屈告訴你哥哥，妹妹呀你莫要想不開，莫要投河……海雲沒有投河，她把脖子伸到繩環里。張思遠感到了在蹬倒凳子以後的一剎那，繩索像鐵鉗一樣地咯吱一聲勒斷喉嚨的痛苦。一想到這兒，他就半天半天說不出話來，他的發音器官出了毛病。他就是以此為理由請求不去「五七」幹校而去他兒子插隊的地方的。

明天他更忙。

這能行嗎？這不可能嗎？他一再警告自己早已不是熱情和想象的年紀。然而，與生命俱來的想象和熱情，不是只能與生命俱去么？如果這一切都成為真的……不正是這一個又一個的假設是指引他行路向前的火炬么？來以前還有點兒猶豫，有點兒打鼓，有點兒擔心呢。還有點兒捨不得部長樓的那四間高分子貼面的住宅呢。真不好意思。張思遠就在這裏呢！張思遠沒有變。張思遠是山裡人，張思遠就是自己。什麼？到時間了？我馬上就去。開不完的會，在睡夢裡也還要開會。同志們！現在的形勢很好。我們要安定團結，要進行改革，要精兵簡政，官比兵多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

他做了幾個擴胸的動作，深深地吸了幾口空氣。似乎電話鈴在響。他走進溫暖明亮的室內，隨手拉上了淺綠色的窗帘。他關掉客廳里的燈，走進裝有電話的居室。他拿起電話，是部長，向他問候旅途辛苦和健康，問他「任務完成了沒有？」

但畢竟是要他去組織部。至今，他的黨的組織生活還沒有恢復。但他按月寄去黨費，既然沒有給他什麼處分，他就有權利——義務變成了權利——繳納黨費，而不論是政工組還是核心組，無法拒絕。而且，他是按照他原有的級別和工資繳納的，雖然他現在每月的生活費不足他應領工資的三分之一。這也是他的一個挑戰，我仍然是高級幹部，我的工資的三分之一也並不比你們少！

但這次勢頭好像特別猛。大風大浪也不可怕，他只有迎著風浪上。而且他深信這一切是為了反修防修，是用革命手段來改造社會、改造中國、創造歷史的必要。他知道又要有一批領導幹部倒下去，但是為了黨的利益他不能溫情，他毫不猶豫地舉起了階級鬥爭之劍。他批准了對於報紙副刊主任的批判，這種批判實際上是政治上的亂棍。接著又把文聯主席作為黑幫頭子拋了出來。報紙上一個勁兒地提醒人們警惕走資派舍車馬保將帥的詭計，一個文聯主席是太小了，於是他橫下心拋出了市委宣傳部長。然後是分管文教工作的副書記。黑幫、牛鬼蛇神越拋越多，越拋越把他自己裸|露到了最前線。終於，水到渠成，再往下揪就該輪到他自己了。

「兩面三刀。」

行路難。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日難。當老百姓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正像當「高幹」也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這個故事不應該是庄生夢見自己成了蝴蝶或者蝴蝶夢見自己成了庄生，它應該是一條耕牛夢見自己成了拖拉機或者一台拖拉機夢見自己成了耕牛。在生活里飄飄然和翩翩然的飛翔實在少見。六歲多為了躲土匪，爸爸曾經帶著他奔逃，晚間睡在大車店的牲口棚里。他到60歲也還記得那靜夜裡馬吃夜草的沙沙聲，靜夜的寒氣襲人。這是童年給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抗日戰爭時期呢，他們常常睡在青紗帳里，夏夜可以聽到玉米地里叭、叭的聲音，鄉親說，那是玉米在拔節，那是一種不可壓制的生命的力量，生長的力量，來自泥土，雨水和天空的力量。甚至在長途行軍中他走著路也能打盹，前面喊了立正，後面的人把頭撞在前面的人的背上。

但他終於離開了部長樓，而且，他堅持沒有坐飛機和軟席卧鋪，堅持不准他的秘書預先掛長途電話通知當地各級領導準備接待。秘書幾次企圖說服他，暗示他的這種堅持不但是幼稚的，無意義的而且是不近人情的，不正常的。秘書只差問他一句話了：您的神經是不是出了毛病？

晚上他和兒子，和老農睡在一起。肉、酒、喧鬧、溫情充塞著他的一夜。於是這一夜的夢概括了他的一生，來自他59年的生活經歷的壓縮複製。放羊娃和地主崽子的打架。穿棉袍的鄉村教師的垂青。高唱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隊伍的到來。槍林彈雨，第一枚手榴彈沒有拉弦就扔了出去。紅旗下舉手宣誓。他不怕犧牲，他渴望獻身，他深信邁過這一步便是幸福的紅棗降落到每一個家庭的餐盤裡。

橋樑他吃了一碗雞絲湯麵，一個花捲，幾片火腿和幾片榨菜。他伸了一個懶腰，點起一支煙，吸了幾口就掐滅了。他不是詩人，他再沒有時間抒情、緬懷和遐想。他必須像牛一樣地、像拖拉機一樣地工作。工作做好了就有了一切。他換上睡衣和拖鞋，拿起剃鬚刀架，打開洗澡間的頂燈和整容鏡上的罩燈，他放了熱水，把鬍鬚剃了個乾乾淨淨。所有的愁霧都吞咽到肚子里而面孔在兩盞燈的交映下容光煥發。他一貫如此。他往澡盆里放水，不斷地用手試著水的溫度。他試著哼了哼在旅途中聽過的那首香港的什麼「愛的寂寞」的歌曲，他哈哈大笑。他改唱起《兄妹開荒》來。他好好地洗了個澡。把一切不必要的，多餘的負擔都洗掉了，他堅信洗澡是快樂與健康之源。他堅信他會頑強地活下去，工作下去，直到至少家家戶戶都有一個潔白閃亮的澡盆。他用干毛巾揩凈了身體上的水珠。頂燈與整容燈照紅了他的皮膚。他還不老。他的血管里流著熱和紅的血液。他關掉這兩個燈，來到客廳。他吸完剛才撂下的那半支煙。他打開落地式收音機，李谷一在演唱《潔白的羽毛寄深情》。他站起來，洗過澡以後人們輕盈得就像蝴蝶。他輕輕走過去打開陽台的鋼門。清冷的夜氣撲來，他以為是來自山谷的風。他披上大衣走了出去。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燈火連結在一起。他看著這些無言的、久遠的星星。他發現這些謙遜而持重的，絲毫也不與盛氣凌人的新貴——碘燈和鈉燈爭輝的星星和山村的星星並沒有兩樣。支持她們的是同一個天空，憧憬她們的是同一個地面。在昨天，今天和明天之間，在父與子與孫之間，在山村二郎神擔過的巨石與17層的部長樓之間，在海雲的在天之靈與拴福大嫂新買的瓷碗之間，在李谷一的「潔白的羽毛」和民國18年的鹹菜湯之間，在骯髒、混亂而又辛苦經營的交通食堂和外商承印的飛行時刻表之間，在秋文的目光、冬冬的執拗、1949年的腰鼓、1976年的遊行，在小石頭、張指導員、張書記、老張頭和張副部長之間，分明有一種聯繫，有一座充滿光榮和陷阱的橋。這橋是存在的，這橋是生死攸關的。見證便是他的心，便是張思遠自己。要使這橋堅固而又暢通無阻。他渴望著一次又一次地與海雲，與秋文和冬冬，與拴福一家的相會。他期待明天，也眺望無窮。

怎麼說呢？他不是音樂家。在部隊，他學會了識簡譜，學會了打拍子。八路軍戰士都愛唱歌。一個初到邊區的人，頭一個印象便是歌聲多。有一個歌的頭兩句就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然後底下兩句是「解放區的太陽永遠不會落，解放區的歌聲永遠唱不完」。解放戰爭時期，只要聽一聽蔣管區流行的《瘋狂世界》，再聽一聽解放區流行的《我們是民主青年》，便可以知道中國的未來是屬於誰的了。

「秋文阿姨讓我來的。她說，」冬冬遲疑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該不該把底下的話說出來，「秋文阿姨說，你爸爸也不容易……」

許多的老同志、老朋友、老下屬、老同學來找他。正像他當初一下子變成了形影相弔、孑然一身、不可接觸一樣，他一下子又成了人們的希望，人們的注目的中心。「我早就想去看你了，這中間我打聽過好幾次。」有人說，顯然不是假的。「我猶豫了半天。現在人家官複原職了，找的人也多，別去打攪吧……可咱們畢竟是老關係了。張書記還能把咱們忘了嗎？」如此這般。特別是市委的老人，更是把希望寄托在張思遠身上。張思遠重返市委領導崗位，是他們各自回到體面的昨天里去的先聲。

發牢騷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發牢騷不需要培訓，而且時髦。70年代末期的某些中國人，似乎覺得不發牢騷就不得天黑。他這一路就有許多牢騷俯拾即是。可惜他不是作家，否則光是交通食堂和交通旅館的骯髒就夠他洋洋洒洒地寫一篇文章，再加上兩個人物一點兒情節，一點兒感嘆和兩句尖銳刺|激的話，就能做成一篇勇敢地揭露陰暗面的小說。說不定他還能「紅」起來，能夠參加作家協會，成為一個指手畫腳，罵罵咧咧，高人一等，比誰都正確的英雄。寫文章咒罵一個交通食堂總比辦好一個交通食堂容易得多也痛快得多。然而這究竟能解決什麼問題呢？難道把我們的歲月，我們的生命湮沒在牢騷和怨言里么？一個沒有恪盡己責的人，一個喪失了公民的責任感的人的牢騷，究竟值幾分錢呢？他在部里給幹部講話的時候曾經提過這麼~~九-九-藏-書~~一個建議：我建議每天八小時工作制改為四小時發牢騷四小時工作，前四個小時大家一起發牢騷，跺著腳罵娘也可以，發完牢騷以後一句牢騷話也不許說，都老老實實做好自己的工作。這種四小時工作制也許對於某些渙散的單位比八小時工作制效率還高。

在登山的時候，他發現了自己的腿，多年來，他從來沒有注意過自己的腿。在幫助農民揚場的時候，他發現了自己的雙臂。在挑水的時候他發現了肩。在背背簍子的時候他發現了自己的背和腰，在勞動間隙，扶著鋤把，伸長了脖子看著公路上揚起大片塵土的小汽車的時候，他發現了自己的眼睛。過去，是他坐在揚塵迅跑的小車的軟座上，隔著透明塑料板看地頭勞動的農民的。

「那隨你。但是畢竟只剩下了我們兩個。我除了你，你除了我，再沒有別的親人。」

冬冬。

不。那有軌電車的叮噹聲，便是海雲的青春和生命的輓歌，從她找到我的辦公室的那一天起，便註定了她的滅亡。

汽車開行的速度越來越快了。一個又一個的山頭拋在了後邊。眼前閃過村莊、房屋、自動列成一隊向他們鼓掌歡呼的穿得五顏六色的女孩子，頑皮的、敵意的、眯著一隻眼睛向小車投擲石塊的男孩子，喜悅地和漠然地看著他們的農民，比院牆高聳起許多的草堆，還有樹木、田野、池塘、道路、丘陵地和窪地，堆滿了用泥巴齊齊整整地封起了頂子的麥草的場院，以及牲畜、膠輪馬車、手扶拖拉機和它所牽引的斗子……光滑的柏油路面和夏天的時候被山洪沖壞了的裸|露的、受了傷的砂石路面，以至路面上的塵土和由於馭手偷懶、沒有掛好糞兜而漏落下的馬糞蛋，全都照直向著他和他的北京牌撲來，越靠近越快，刷的一下，從他身下躥到了他和車的身後。指示盤上說明越野小車的時速已經超過了60公里。車輪的滾動發出了憤怒而又威嚴的、矜持而又滿不在乎的轟轟聲。車輪軋在地面上的時候，還有一種敏捷的、輕飄飄的沙沙聲，這種沙沙聲則是屬於青春的，屬於在冰場上滑冰，在太液池上划船，在清晨跑步的青年人的。他仍然在堅持長跑，穿一身海藍色的腈綸秋衣秋褲。該死的汽車，為什麼要把他和地面，和那麼富有，那麼公平，那麼純潔而又那麼抵抗不住任何些微的污染的新鮮空氣隔離開來呢？然而坐在汽車上是舒服的。汽車可以節約許多寶貴的時間。在北京，人們認為坐在後排才是尊貴的，駕駛員身旁的那個單人的座位則是留給秘書、警衛人員或者翻譯坐的，他們時時需要推開車門，跳下去和對方的一位秘書、對方的警衛人員或者對方的翻譯聯繫，而作為首長的他，則獃獃地坐在車后不動。甚至當一切都聯繫好了的時候，當他的秘書或者別的什麼人打開後車門探進頭來，俯著身向他報告的時候，他也是懶洋洋的，沒有表情的，疲倦的和似乎是絲毫不感興趣的，有時他接連打兩個哈欠。許多時候他要等秘書說了兩遍或者三遍以後才微微地點點頭或搖搖頭，「嗯」一聲或者「哼」一聲。這樣才更像首長。倒不是裝模作樣，而是他實在太忙。只有行車的時候他才能得到片刻的解脫，才能返身想一想他自己。同時也還有這樣的習慣：所有的小事情他都無須過問，無須操心，無須動手甚至無須動口。

張思遠揮揮手，表示對「官複原職」絲毫不感興趣。但是秋文不饒人：「甭揮手，我如果是你就爭取早點兒回去。一個月掙著那麼多錢跑到這兒來摸鋤把子？不但官複原職，而且會官運亨通！」

美蘭也來湊熱鬧了，她要求復婚。幾次來信，張思遠沒有回復。電話約談，張思遠回答說：「不必了。」他掛上電話，不顧耳機里傳來的吱喲亂叫。一天下班，我的天，美蘭已經坐在他的房裡，她大概是擰開了鎖，而別人不敢攔阻。完全是「復辟」后的全權的女主人，床單拽下來準備洗滌，卧室里新添了兩束塑料花。張思遠什麼話都沒說，回到了辦公室。這時他由衷感謝市委大門戒備的森嚴。他拿起一疊文件，全是「大批促大變」，也許是促大便吧？什麼反潮流，什麼法權，什麼全面專政，什麼唯生產力論，什麼教育革命的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而且愈來愈好。他漾起了酸水。他的胃在收縮，賁門在收縮。各種新名詞連同小道消息，連同革命拳經，連同美蘭的大白柿餅子似的面孔一起旋轉，如刀如炸彈，如霧如煙，如風如電，如商標如膏藥如濟公活佛的蒲扇。

他沒有收到回信。這是他給秋文寫的第三封信。第一封信是他剛剛回到市委以後，夾在給冬冬的信里，寥寥數語：「我常常想起在山村的難忘的日子。我非常感謝您在醫療和其他方面對我的幫助。我更感謝您對冬冬的關心。祝您和您的女兒安好。」這封信也沒有得到回信，只是冬冬來信時提到：「秋文阿姨叫代問您好。」

他回到了自己的城市。他回到了市委小樓。他被任命為新生的紅色的市委的第二把手了，「可我的組織生活還沒有恢復呢！」他提出。「先上任去！」有關領導回答他。還是那條路。還是那座樓。粉刷和油漆遮蓋了九年的瘡痍。鑲木地板和白晃晃的大吊燈在最初的一剎那竟使他熱淚盈眶了。幸好，誰也沒有看見。失去的天堂，他想起了這一句實在不應該想起的話。九年來，他已經忘記鑲木地板和大吊燈了。五年來，他只知道崎嶇的、石子鋪成的山徑，掩映的樹木，石塊和石片搭成的房子，室內的地也是土質的，要適當地灑一點兒水，灑少了起塵土，灑多了和泥。夜間照明靠煤油燈，關鍵在於把罩子擦凈，擦亮。最初他用呵氣的方法，向著玻璃罩子呵一口氣，然後用柔軟的手絹擦過來擦過去。有一次把玻璃擦碎了，險些扎破了手。後來他學到了一條經驗，用白酒把手絹沾濕，果然擦得晶亮異常，照得石窯就像白晝一樣。何況，晴天有滿天星斗，鄉村的星星比城市多得多，而且，由於山比地面更靠近天，所以星星離山村的農民比離城市居民近得多。但是他怕陰天，怕下雨。那次如果沒有秋文醫生他也許就沒命了。

他穩穩地坐在車上，按照山村的習慣，他被安排坐在與駕駛員一排的單獨座位上。現在他在哪裡都坐最尊貴的座位了。卻總不像十多年以前，那樣安穩。離開山村的時候，秋文和鄉親們圍著汽車送他。「老張頭，下回還來！」拴福大哥捋著鬍鬚，笑眯眯地說。大嫂呢，抹著眼淚，用手遮在眼眉上，那樣深情地看著他。其實，並沒有刺目的陽光，她只是用那手勢表示著她的目光的專註。秋文的飽經滄桑，彷彿洞察一切的悲天憫人的神情上出現了一種他從來沒有見過的期待和遠眺的表情，他們的分別是沉重的。他們的分別是輕鬆的。這樣，如秋文說的，他們可以更勇敢地走在各自的路上。路啊，各式各樣的路！那個坐在吉姆牌轎車，穿過街燈明亮、兩旁都是高樓大廈的市中心的大街的張思遠副部長，和那個背著一簍子羊糞，屈背弓腰，咬著牙行走在山間的崎嶇小路上的「老張頭」，是一個人嗎？他是「老張頭」，卻突然變成了張副部長嗎？他是張副部長，卻突然變成了「老張頭」嗎？這真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抑或他既不是張副部長也不是老張頭，而只是他張思遠自己？除去了張副部長和老張頭，張思遠三個字又餘下了多少東西呢？副部長和老張頭，這是意義重大的嗎？決定一切的嗎？這是無聊的嗎？不值得多想的嗎？

1964年的冬冬瘦弱、蒼白，顯然營養不良。1960年困難時期，張思遠曾經打發人給冬冬送過幾次高價的奶油點心與高級巧克力，奶油點心與巧克力並沒能使兒子壯實起來。而且張思遠覺得，在送過點心與巧克力之後，兒子與他更疏遠了。1964年的這次見面，冬冬一再強調：「爸爸待我很好。」他管繼父叫作爸爸而稱親父張思遠作父親，而且全部稱呼都是「您」，他才12歲。他那種客氣而又提防的表情使張思遠想起自己的某個下屬。又加上美蘭得知他去看望冬冬以後給他施加的無形的壓力——一切如常，只是美蘭的額頭顯出了那兩道豎紋，而且笑聲特別不自然。這種笑聲使他覺得脊背上冒冷氣。於是，他不再去看冬冬了。1965年春節，他又派人往學校給冬冬帶去了花蛋糕。誰想得到，花蛋糕被原封退了回來。附有冬冬的一個字條：父親，謝謝您。不要再給我送吃的了，請您不要生氣。他生氣了，他已經越來越習慣把人分成上級和下級，下級對於他都是畢恭畢敬的，他輕易地向下級發脾氣而不會有任何不良後果，而且，脾氣是威嚴、是權勢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冬冬，（當然不會是他的上級）卻這樣對待他，真是豈有此理！

我更給她帶來毀滅。我沒有照顧好我的第一個兒子，到現在我甚至於想不起他的小臉是什麼樣子。我得罪了冬冬，我現在才明白，我送去的巧克力和花蛋糕只能提醒他注意到我和他最親愛的媽媽的處境的差別。在她流淚的時候，我本應該用手絹，不，用手指揩乾她的淚水。但是我沒有這樣做，我向她打了一番官腔。但最主要的還不是這些。如果沒有我，她會安心上大學，她會成為教授、專家，她會毫無負擔地在完成學業、取得一定的成就以後找一個年齡、性格、地位更合適的伴侶。由於有了我，這一切都成為不可能了。這使她鬱鬱寡歡，這使她在五七年說了一些帶情緒的話。

這是什麼意思？同志，承認我是「同志」了嗎？組織部，這個機密而又重要的部門，總是由最可靠、最有經驗、最沉著的同志掌管的。此致敬禮，所以偉大的長城的一員把手舉到了帽沿前。圖章卻是革委會政工組黨的核心小組（代）。誰也鬧不清這種組織機構的名稱和內涵，弄不清黨的機構是何時何人為了什麼取消的，弄不清為什麼革委會的黨的核心小組變成了黨委，弄不清現在讓他去報到的組織部是不是原來意義上的、他所熟悉的掌管黨員和幹部的黨委的一個要害部門。

他滑了一跤。

將來等他大了，他會明白這一切的，他會自己來找我的，他會懂得，有一個老革命的爸爸，有一個市委書記的爸爸是多麼榮耀和福氣！張思遠這樣想。

她那時是多少歲呢？16歲，實足年齡只有16歲，比她小13歲。瘦瘦的，兩隻熱情、輕信而又活潑的大眼睛。她進來了，她說話的時候兩眼緊盯著你，她那麼願意看你，因為，你就是黨。她當時是一個教會學校的學生，學生自治會的主席。（後來把自治兩個字去掉了。不知為什麼。）她的同學們因為參加歡慶解放的軍民聯歡遊園活動和討論社會發展史，同校董事會和幾名外國修女發生了衝突。海雲激動地向他訴說事件的始末，說得他也熱血沸騰起來……等到這個事情以中國青年人的徹底勝利而結束以後，海雲又來了，「我們全體同學都希望您去做一個報告，講一講我們的鬥爭的勝利的意義。」

然而現在又出現了一個張思遠，一個彎腰縮脖、低頭認罪、未老先衰、面目可憎的張思遠，一個任憑別人辱罵、毆打、誣陷、折磨，卻不能還手、不能暢快地呼吸的張思遠，一個沒有人同情、不能休息和回家（現在他多麼想回家歇歇啊！）、不能理髮和洗澡、不能穿料子服裝、不能吸兩毛錢以上一包的香煙的罪犯、賤民張思遠，一個被黨所拋棄，一個被人民所拋棄，一個被社會所拋棄的喪家之犬張思遠。這是我嗎？我是張思遠嗎？張思遠是黑幫和「三反」分子嗎？我在僅僅兩個星期以前還主持著市委的工作嗎？這個彎著的腰，是張思遠書記——就是我的腰嗎？這個灌滿了稀漿糊的棉衣（紅衛兵把大字報貼到了他的背上，順手把一桶熱漿糊順著脖領子給他灌進去了）是穿在我身上嗎？這個移動困難的，即使上廁所也有人監視的衰老的身軀，就是那個形象高大、動作有力、充滿自信的張書記的身軀嗎？這個像瘧疾病人的呻|吟一樣發聲的喉嚨，就是那個清亮的、威風凜凜的書記的發聲器官嗎？他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百思不得其解。他得到結論：這隻能是一場噩夢。這是一個誤會，是一個差錯，簡直是在開一個惡狠狠的玩笑。不，他不相信自己會成為黨和人民的敵人，不相信自己會落得這樣下場。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這個活著還不如死了好的癩皮狗一樣的「三反」分子、黑幫張思遠並不是他自身，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軀殼硬安在了他的身上。標語上說：張思遠在革命小將的照妖鏡下現了原形，不，那不是原形，是變形。他要堅強，要經得住變形的考驗。

兩年以後，他彎腰撅腚，站在台上挨斗。打倒大叛徒大特務張思遠！張思遠不投降就讓他滅亡！砸爛張思遠的狗頭！只有不要臉的人才說不要臉的話。頑固派……只能變成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呼嚕咕咚嗚隆，好像在開鍋，好像在颳風，好像耳朵聾了什麼都沒有聽見。

十個月以後，海雲休學完畢，走了。冬冬已經能站立，能扶著牆挪動一下步子，能用含糊不清的聲音叫「叔叔」了。冬冬總是把父親叫成叔叔，使張思遠略感不快。那時的冬冬已經長出了八個牙，能吃餅乾，甚至有一次流著眼淚嚼完一根大蔥。這一切使冬冬像一個人了，一個新的人來到了張思遠的身邊，他將是自己人生路上的又一個伴侶。這種想法使張思遠嗓子里熱乎了一下。在工作忙的時候，他有時會打個電話問問孩子情形。

但他仍然覺得突然，覺得不可思議，覺得是另一個張思遠被揪了出來，被辱罵，被啐唾沫，被說成是走資派、叛徒，「三反」分子。他覺得還應該有一個張思遠才是他本來的面目，那個張思遠坐在市委小樓（專為常委以上領導幹部辦公用的）的書記辦公室，小樓門口有武裝警衛。辦公室有兩間，外面一間比較大，鋪著略舊了的地毯，牆上掛著市區平面圖、城市規劃圖、綠化圖和郊區水利工程圖。一張一頭沉辦公桌，桌上有電話分機，還有一套沙發。他的秘書坐在一頭沉的後面，細心、負責、一絲不苟。裡間屋是他用的，有講究的吊燈和檯燈，有嶄新的地毯，有黑漆硬木的大寫字檯，有皮面的旋轉軟椅，還有一張銅欄杆的鋼絲床，供給他在中午或會議的間隙小事休憩之用。他看文件，他寫批語，他划圈和打勾，他打電話，他沉吟、苦思，他毅然決斷，然後告訴秘書去辦。按他的級別，省轄市的書記本來不應配秘書，但是辦公室還是派了一個秘書來，多年來，別人，他自己和秘書本人都認為就是他個人的秘書。除去全市的工作，他沒有個人的興趣，個人的喜怒哀樂。他幾乎整整17年沒有休過假。甚至於在看他自幼喜愛的地方戲的時候他也不得安寧，有些急件要送到劇場，有些電話轉到了劇場來。離開了領導工作，就不存在什麼張思遠。同樣，他也從來沒有想象過市委能離得開他。

「談不上轉變。我大概總不會完全了解您，就像您不會完全了解我。人和人的隔膜，是永遠也無法消除的。於是發展到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

但是你愛她。真的嗎？

「為了你母……」

有。

也是一隻蝴蝶，卻不悠遊。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你的事情現在還排不到日程上。」

「你這樣說太危險！太反動！」

「什麼我們？」秋文的聲調是嚴厲的。「為什麼我要去作你的參謀、顧問呢？為什麼我要放棄我的工作，我的崗位，我的生活，我的鄰居和鄉親，去跟著您作部長夫人呢？」

「刀是什麼刀？」

「我不知道。」

我們都有一死。我希望在我離開這個世界的前一剎那再說一句：海雲，我愛你！但如果我真的愛她，我就不應該在五零年和她結婚，我就不應該在四九年和她相愛。我們不相信魂靈，但我假設我們還有一千個一萬個來世，我願意一千次一萬次地匍伏在海雲的腳下，請她審判我，請她處罰我。

「吹牛拍馬。」

海雲才走，美蘭就來了。很可能這出自許多關心他的人的通力安排。他們早就不贊成一個市委書記和一個學生娃娃式的女人共同生活。美蘭渾身放著光澤和香氣。美蘭有一張大白臉。美蘭那樣堅定地來填補海雲留下的空缺，好像這一切都是註定了的。她來接任書記夫人的職務就像他接受書記的職務一樣充滿信心和不容懷疑。她有時候凝神沉思，臉上顯出一種難以捉摸的表情，前額上會出現兩道顯得有點兒兇惡的豎紋。然而只要一看到張思遠，這豎紋便立即消失了，露出迷人的微笑。她的到來使張思遠的生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衣、食、住、行，一切都出現了飛躍。「為了你的工作……」美蘭把這句話掛在嘴上，使他覺得名正言順、心安理得。舊沙發換了新沙發，金黃色的緞子面閃閃發光。他軟癱在上面，舒適而又疲乏。他恍惚有一個印象，美蘭動不動就找行政處交涉什麼。他抗議說：「不要隨便提什麼要求。生活上不要太講究。原來的沙發就很好，換什麼？」美蘭嫣然一笑：「瞧你說的！你忙得忘記了一切，你忙得未老先衰了，你難得回家休息那麼一小會兒，難道就不應該把條件搞好一點兒么？」他沒說什麼。他正在橫下一條心搞鍊鋼，許多家庭把鍋都砸了。反右，反右傾，反保守，形勢逼人，他的神經長期處於緊張之中。一個新的發光的柔軟的沙發，正像一個新的發光的溫柔的夫人一樣，對於他來說決不是什麼奢侈。只是在偶然的情況下，他模糊地感覺到自己的生活要聽從美蘭的安排，有時簡直是被美蘭牽著鼻子走。這使他有些不快。在更偶然的情況下，一個嬌小的、瘦弱的、純潔的海雲的影子在他眼前一閃，他心頭驀地一動，他大睜開眼，什麼也沒有。好像一株小樹從車窗外面掠過，他定睛看時，小樹早已經被車輪拋在遠遠的後面了，他沒有工夫懷戀，他沒有工夫嘆息。

冬冬把他扶到了床上，而且給他倒了一杯水。

一首矯揉造作的歌。一首虛情假意的歌。一首淺薄的甚至是庸俗的歌。嗓子不如郭蘭英，不如郭淑珍，不如許多姓郭的和不姓郭的女歌唱家，但是這首歌得意洋洋，這首歌打敗了眾多的對手，即便禁止——我們不會再干這樣的蠢事了吧？誰知道呢？——也禁止不住。

九年來他的心好像一個平靜的湖泊。儘管湖泊的深處有漩渦，有波動，甚至有火山的爆發和死滅，然而湖面是愈來愈平靜了。平靜的湖面是美麗的，每個人都可以從湖面上看到自己的倒影，而且，倒影往往比活人更有魅力。

「越說越不著邊際了。」張思遠更搖頭了。

然而這友誼遭到了風暴，原因當然是孩子的母親。1957年，海雲居然在系裡宣揚幾篇以反官僚主義為名向党進攻的小說。這幾篇小說是20年以後張思遠才看到的。為什麼我當時竟想不起來找小說看一看呢？然而即使有空去看小說也是沒有用的，因為那是一個看重信仰和熱情遠遠勝過現實和理性的年代。於是海雲變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企圖從內部攻破堡壘的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披著羊皮的豺狼，化裝成美女（我的天！）的毒蛇，睡在身邊（！）的敵人，她起的是蔣介石所不能起的危險和惡劣的作用。而結果呢，自然是海雲要求離婚，他盡最大的力量作最後的努力，沒有效果。我可是仁至義盡了，辦離婚手續前後他一再自己對自己說，正是這種對自己無咎的堅信和一再提醒，使他意識到自己有一點底虛，正像大聲唱著歌走夜路的人，聲音越大，說明他越虛弱。

「談過。」

他就是共產黨的化身，革命的化身，新潮流的化身，凱歌、勝利、突然擁有的巨大的——簡直是無限的威信和權力的化身。他的每一句話都被傾聽、被詳細地記錄、被學習討論、深刻領會、貫徹執行，而且立即得到了效果，成功。我們要兌換偽幣、穩定物價，於是貨幣兌換了，物價穩定了。我們要整頓治安，維護秩序，於是流氓與小偷絕跡，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我們要禁毒禁娼，立刻「土膏店」與妓院壽終正寢。我們要什麼就有什麼。我們不要什麼，就沒有了什麼。有一天，他正在對市政工作人員講述「我們要……」的時候，雪白的襯衫耀眼，進來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現在想起來，那隻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女孩子。就像小時候走也走不完的長街，長大了以後一看，原來是一條小巷。

「您為什麼不說您恨我呢？那天您沒有認出我來嗎？那天是我打的您。說老實話，您當時是怎麼想的？階級鬥爭，階級報復……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