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居的時代
老黃埔生像影子一樣生活在這縣城中學里，他嚴己律行，留給人們的依然是單薄的印象。他倒是頗有些相似，前面說過的，我們中間的一個，所寫作的「小說」，那個壓麵條的老人。只是後半截與知青深交的情節不像，那是來自我們年輕和溫馨的想象。我們良善地期望去打開一扇扇緊閉的心扉，好安慰寂寞的心。我們並不知道，真正的孤獨是不留一線縫隙的，他們將孤獨堅持到底，永遠居住在黑暗的影地里，這就叫隱居。在這個偏僻的縣城裡，居住著多少影子，我們知道的只是萬分之一。它們隱人隱居地的夜晚之間，當太陽出來，天地大明，就已改換了聲色。那小說里所寫的，最後留下的墳墓，更是天真的文藝氣，教條的浪漫主義。事實上，什麼墳墓也沒有，隱居是不留紀念碑的。
大隊開會，通常總是要等天黑到底了，才能正式開場。大隊會計湊著油燈的一豆光亮，讀著文件或者報紙。農人們在黑影地里打盹，抽煙。劣等煙葉燃燒出嗆人的氣體，那種很難消化的粗糧在體內發酵而成的氣體，也足夠嗆人的。但很奇怪的，這一切都不頂難聞。因是草木的本質，再是發酵腐爛也是清潔的乾燥的氣味，有著一種單純的性質。時間其實並不太晚，可鄉間的沒有照明的夜晚總是特別的黑，又特別的靜。雞和狗都安歇了，就覺得夜已經很深了。在這滿房間的黑影里，有一具影子高高地矗立著，那就是黃醫師。他搬來他房間里的那把椅子，雖然只是把普通的椅子，可周圍的農民大都是蹲在地上，或是坐在小馬紮上，連蹲在板凳上的幾個，也比黃醫師要矮上一截。因此，這把椅子就顯得格外突出，很不協調。黃醫師高高地坐在椅上，雙手籠在袖子里，這倒和農民的習慣相合，可坐姿卻不是農民的。他架著腿，籠著的手擱在膝上，很安詳。這時候他顯得比較愜意，也比較放鬆。聽著會計用鄉音一字一句地讀官祥文章，四周鼻息聲起伏，有一種昏沉的安寧。誰會知道在這座黑暗的鄉村裡，有一個黃醫師呢？
在五河縣中後排的家屬院里，還住著一個右派。他是上海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學生，在上學期間戴上了右派帽子，被下放到安徽勞動。在農場里結識了安徽省醫學院的女大學生，女大學生義無反顧地跟定了他，畢業分配放棄了留省城合肥的機會，跟著結束勞動的右派的他，來到了這個縣城。右派在學校里教英語，右派妻子在縣醫院當大夫。這位妻子出身於詩書禮儀之家，從小生長在合肥。自從跟上了右派，便學會了一身市井潑婦的本領。當人家欺負右派時，她便挺身而出，可堵著門罵天，罵得人不敢出門。其實人家欺負右派，倒不止因為他是右派的緣故，他本是一個軟弱的人，命運又不濟，不免就萎萎縮縮的，凡事都退讓在先，別人自然就要進了。現在知道他老婆厲害，就不敢再冒犯，兩頭算扯平了。但這也並沒使她就此恢復閨秀和知識分子的清高做派，生活依然是艱難的。她接受的不僅是一個右派，還是一個處在貧困線上的家庭。右派是上海人中「江北人」的那一類，生活在棚戶區中，乾著這城市裡最苦最累最下賤的營生。他們大約是三代人才供出一個大學生，不想折戟在右派這回事情上。但他並不能夠因此推卸作為長子長孫的養家的重任，他每月的工資，要供祖父祖母生活，弟妹讀書，還有多病的母親的葯錢。於是，右派的妻子不得不錙銖必較，為一分錢，和菜販肉攤爭得不可開交。她的一兒一女也像鄉里孩子一樣，上學時帶著一個摟草的竹耙，一路走一路耙，將路上的碎枝草秸，摟回家燒鍋。有人笑話孩子，她就又衝到人家裡去罵，罵得人不敢吱聲。可是這一切都沒有使她喪失樂觀的天性，她依然笑口常開，快快樂樂地打發著艱難的時日。她很有幽默感，即便是敘述自家的窘境，也是帶著快樂的風趣的口吻。貧困也沒有妨礙她赤誠待人，她依然很好客，總是拿出最好的待客。貧困其實是比政治上的落難更壓榨人，使人喪失自尊。而她將外表磨得粗糙了，就像是有了保護層，她始終保持著人格的獨立完善，不受侵蝕。只有貧困生活養成的極端節儉的習性，伴隨了她，直到境遇徹底改善以後。這就不免要出很多洋相，她自嘲地說給人聽，一邊說一邊笑，直笑出了眼淚。
主任問他晚上做的什麼飯，他笑著說燒一點米飯。他的笑容里有著自嘲和無奈，就是這自嘲和無奈，說明了他的驕傲。他的態度表明，「燒一點米飯」不是他該乾的事情，多少有一些無聊和滑稽。他只稍稍坐了一會兒，喝完那碗稀飯，然後拿著主任塞給他的一大塊麥麵餅，告辭了。這時節，只有主任家還有麥麵餅。他說有了這塊麥麵餅，明天早上就能不燒鍋了。他慢慢地走下檯子，天色略有些暗，卻還不十分暗，他的背影依然很清晰。他有些背駝，不知是生來如此，還是境遇所致。他的步態與莊裡人絕然不同，是較為筆直的步子，雙膝並得較攏，腳跟比腳掌先落地半步。這種步態，要遇到下雨天，可夠他受的了。莊裡人走路都有些岔開腿，籮筐似的，其實並不籮筐，腳跟與腳掌是同時落地的，這樣，立足就穩。在泥濘的地里，可像撐船似的左一劃右一劃，鄉里人叫做「岔泥」，從泥里越過去的意思。黃醫師的步子，卻是「岔」不開泥的。他背著手，手裡掂著那塊寶貴的麥麵餅，而一點不知這餅的寶貴。餅是發麵的，鹼性不大不小，真夠香的，圍著鍋貼一圈，鍋一圓汽，灶里就停了火，等鍋略涼些，才揭鍋。這餅就是在這略一等里，陡地發起來，像胖娃娃的臉。然後一隻手摁著餅，另一隻手就拿鍋鏟鏟餅，一鏟便離鍋。餅面上還留著摁餅的手指頭的螺紋或者簸箕紋。
他所以找到我們農機廠來，是事出有因。農機廠的這夥人，在縣城裡相當出名。在我們的周圍，漸漸圍攏了一些別的單位的知青和大學生，就像我們的外圍。其中有窯廠的，手管局的，中學的，小學的，還有文工團的。他找我們，就為了與縣城文工團的上海知青接上頭，因為他要介紹一個上海待業青年來投考文工團。他就是這樣來到了我們農機廠。是為了與我們籠絡關係，還是真對我們有好感，那幾天，他與我們混得很熟。他先是聽我們談，接著就加入了討論。他一旦發言，我們便全噤了聲。我們顯然不是同他一個量級的，在他面前，我們都成了小學生，只有聽的份，沒有說的份。過後回想，其實他是很技巧的。他巧妙地把談話引開，引入另一個領域，這個領域正是他的強項，而我們都是弱智。這是個什麼領域呢？就是雜聞博見。他談三十年代的好萊塢電影，五十年代的蘇聯戲劇，還有上海的文壇舊事。他不溫不火、不緊不慢地說著這些，在我們聽來都像是海外傳奇。我們是連提問的準備都沒有的，他說什麼，我們就聽什麼。而他卻漸漸地惜字如金，越說越少，在博得我們的崇拜之後，他就不再說什麼了。其時，他的沉默都是有含義的，都值得我們好好學習和思考。他坐在農機廠宿舍的床沿，用我們的搪瓷盆吃著農機廠的飯菜。可他從容鎮靜，儀態一點不打折扣，上海的風範也不打折扣。這真是一個奇迹，可一切都顯得非常自然。
這真是一個孤寂的小城。很多年過去以後，它都沒有改變它的孤寂的面目。我們大多離它而去，但也有一些少數，留下了，參加了它的孤寂的命運。農機廠有個大學生，上海人，畢業於南京工學院，六八屆生。就是說，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他已經讀到了三年級。這在文化大革命中畢業的大學生中間，可算是高學資的了。他顯然是個勤奮的學生，熱愛自己的機械專業。即便在這個頗為初級的農機廠，他也積極地參与工藝改革，創造發明。他是一個穩重的人，性情寬厚，有兄長風度。人們便在他的姓之前，冠以「大」字，稱它「大虞」。大虞他長著一副歐化的瞼形，狹臉，高鼻，深目，薄唇，頭髮微卷，戴一副深色邊框的眼鏡。照理說，他這樣的長相應當深得女性的青睞，遺憾的是他身量矮小，這使他在個人問題上屢遭挫敗。而他又極愛容貌美麗的女孩，總是將目光留連在縣城裡那幾個出挑的女孩身上，不免更貽誤了時機。我以為他並不是如人們常說的那樣，自視太高，不自量力，而是天生喜愛美好的東西。他喜愛的女孩不僅形象嫵媚，性情也都純真，甚是美好。實是很有審美的眼光。他對他所愛的女孩終是持尊重的態度，甚至是崇拜的態度。我想，大約這也是他所以挫敗的原因之一，這使他表現得無所作為。女孩子往往喜歡男性積極進取，甚至粗暴些也無妨，這可以證明她對地的吸引力。而大虞卻溫文爾雅，欣賞多於行動。但戀愛上的挫敗並沒有使大虞有所失態，他依然寬仁待人，心情平和。他是一個理性的人，可惜這種優質缺乏個性的光彩，它顯得平淡無奇。理性的炮力是埋藏很深的勉力，而美麗的姑娘大都頭腦簡單。這種資質不容易覺察，但它卻能給人以感染。我想，這就是大虞特別有人緣的道理吧。人們有了困難，總是向他求助。即便是那些被他喜歡並且追求的女孩，拒絕了他之後也不因此與他拉開距離，以避嫌疑。她們依然能坦然地與他相處，心理上並無負擔。就是這樣，他從來不給人施加壓力，他總是溫和，謙讓，而沒有人會因此輕視他，不把他當回事。哪怕他在戀愛上有了這些財跡，也依然不影響他在人們心中的分量。這是一種健全的人格，可惜在這一個封閉的縣城裡，機會有限，難有知遇。
在鄉村和鄉村之間，流傳著一些破爛的書本，它們傳著傳著就不見了蹤跡，不知道去了什麼地方。但又會有新的書本加入流傳的行列。有多少重要的思想，或者說輝煌的思想，隱藏在我們這最不起眼的小土坯房裡，在油燈熏黑了的土牆之間徘徊，遊盪。有時候，我們三五個人約好了，去一個偏遠的生產隊，向那裡的知青借書，胳膊下則夾著用來交換的書。我們夾著書走過土路，那情景竟沒有引起農人們絲毫的注意。在他們的傳統的眼光里，夾著一本書就跟扛著一桿鋤，同樣的天經地義，自然而然。要知道，那不是普通的農人，那是有著上千年的耕讀歷史的農人。我們大大咧咧地將書夾在腋下，有一些碎頁便飄落下來，有時候，一本書就是這樣，越傳越薄，直至沒有。往往不巧的是，我們從早上走到中午，終於走到那個偏遠的，沒有交通工具的生產隊，找到那名知青，說明了我們的來意，可是他卻說，書已經借走，借去了另一個更遠的生產隊。沒有通訊工具，所有的消息都是隔夜消息。我們只能憑著兩條腿，跟蹤追擊。還有時候，我們走那樣遠的路，忍著饑渴，是為了見一見某個人，和此人談談。因為聽說他讀過許多書，很有見解。在那麼長距離的跋涉之後，結果總有些令人失望。或者那人外出不在，或者人倒在，可卻言語平淡，水平不怎麼樣。我們將許多時間消耗在這種不果的奔波上，收穫甚微。可，這就是我們的文學活動。在文學的資源相當匾乏的情景之下，我們的精神卻分外積極地活躍著。
在那種物質貧乏的日子里，人們的精神需求便生長起來，對美的感覺神經，格外發達，形成了一種自然的慾望。他們喜歡聽好聽的聲音，看好看的景象，感受優美的情趣。下雪的日子里，人們就特別的興奮。雪是大自然賜給貧瘠的我們庄的厚禮，這個黃泥巴壘成的鄉村，此時變得粉妝玉琢。看上去，真是潔白得晃眼。孩子們，相約著到湖裡看莊稼的窩棚去套麻雀。每逢下雪，麻雀們便都棲宿到無人的窩棚避寒。孩子們帶著大人的打魚的網，穿著毛窩窩，一種麥穰編結的，裏面填上乾草的大頭鞋，特別暖和。他們岔開了腳，在雪裡趟著，地上就留下一串毛窩窩的印。麥子都在雪底下冬眠，大溝邊的樹，也罩了雪，晶瑩剔透地立了一行。那遠處的窩棚變成了個雪宮，本來是爛趴下的，現在被雪又砌住了，立了起來。孩子們奮力拔著毛窩窩，比賽誰走得快，雪紛揚了起來，像一陣白煙。孩子們的笑聲聽起來比平時曠遠，而且隔著，蒙了一層透明的膜。又綿又厚的雪是吃盲的。於是，就好像在做夢似的，有些仍然。他們終於到了窩棚跟前，雪已經封了門。他們將網抖開，張在破柴門上，然後吆喝著頂開了門。他們一下子閉上了眼睛，急等著震耳欲聾的、嘩啦啦的麻雀撲翅聲，可是沒有。他們驚詫地睜開眼，沒看見有麻雀，卻見網裡裹著一個老頭，掙扎著，憤怒得說不出話來。孩子們咋唬一聲，拋下網就跑，毛窩窩在雪地上劃出了犁溝。誰能想到，這老不死的看青的，這時候還賴在窩棚里。進晌午的時候，老頭回庄了，提著漁網挨門挨戶問是誰家的。
學習行將結束，是最後一天，還是最後第二天的時候，帶領學習的老師突然間安排了一次發言，這次發言明顯地帶有輔導與講課的意義，發言者就是學習班的一名成員。所以到這時候才特別地讓他發言，是因為老師從大家交上去的總結文章里，發現了他的不同凡響。這是個上海男知青，平時並不引人注目，事實上，有許多時候，他不和大家在一起，而是單獨行動。大家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這次額外安排的發言，使大家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在人們疑惑的等待中，他開講了。幾乎就在他說出第一句話的時候，大家都改變了表情。這真是語驚四座啊！他的態度很沉著，很平靜，並沒有炫耀和唬人，可他的用語，措辭，解釋和證明的方式，全是不同的。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我都無法複述他的話，我甚至是不理解他的思想的。可他那種光芒四射的言辭，留給我的印象至今還很鮮明。他說的實在是很漂亮，在他的照耀底下，我們終於顯出了平庸。他依然是在證明毛澤東的思想，可他的華麗的證明形態卻賦予了這思想一種個人化的面目。他的話不長，很簡潔地結束了。沒有人可以和他討論，對話。大家都沉默著。這頗像是一次身手不凡的表演，表演結束，觀眾沉浸在驚愕與震動之中，久久回不過神來，甚至連鼓掌都忘了。
（完）
人們看著這個雞飛狗跳的家，說，于醫師就好像是這個家的箍，要沒有她，這個家就散了。事情就是這樣，在這個家裡，人人都缺乏自律，只有于醫師，撐持著，保護著生活正常進行。其實，于醫師完全可以不下放，而讓她的丈夫自己一個人去農村，可是她卻帶著孩子們一起來了。這行動頗有些像俄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跟隨丈夫流放西伯利亞。雖然事實上，一點不像涅克拉索夫的長詩那樣浪漫，所有的艱苦都是卑瑣的，煩心的，叫人沮喪，損害著人的尊九-九-藏-書嚴。
時過兩年，我又與他見了面。這時我們已在縣城農機廠形成了一個圈子。在我們省首批知青招工中，縣農機廠進了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我姐姐。從此，我就經常進城，進城就到農機廠落腳。而那幾個農機廠的上海知青，也都各自有尚在生產隊插隊的同學，也是隔三岔五地來叨擾。我們兩三個人擠一個鋪，實在擠不下，就到縣城裡別的單位找上海知青搭鋪。吃飯呢，就用臉盆打一大下子，大家圍著盆吃。此時，上山下鄉運動已進入第三第四個年頭，大家都有些疲沓。招工呢，則將眾人的心打散了。綳起的一股勁都泄下了，人也就放鬆了，坦然了，沒什麼顧忌，開始任性，倒流露出了真實的性情。於是，我們很自然地，開始交談文學，還有哲學。這樣的交談是以閱讀為前提的，它又反過來刺|激了閱讀。說起來，令人難以相信，與閱讀的熱情成反比的，是閱讀資料的匾乏。我們將每一本幸運到手的書讀得個爛熟，我們能到手什麼就讀什麼，就使我們的閱讀涉及面很廣。其中，文學是基礎，閱讀的興趣往往是從文學出發，由文學推動的。因為文學是閱讀中最淺顯的，最具普及性的。哲學則是高一級的，它將我們從文學的興趣中提升了。我們不管懂還是不懂，真有興趣還是不那麼有興趣，都大談特談哲學。那些高深莫測的概念在我們的三寸舌上，翻來翻去。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此時說的哲學已不再是《實踐論》和《矛盾論》，而是黑格爾，費爾巴哈。我們說，黑格爾的體系，費爾巴哈的體系。重要的是「黑格爾」和「費爾巴哈」這兩個名詞，體系部分是含糊的，混亂的，莫名所以的。但是不要緊，這阻止不了我們一夜一夜地談下去。就是在這當口，我們中間的一個，帶來了那個哲學奇才。
後來，我們回上海探親，與人談起了他，那人幾乎是驚呼了起來，說道：原來他在你們那裡！就好像是我們將他藏匿了起來。那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驅，紅衛兵的一員，所有的革命的起落跌宕都在他胸中一本賬。那人告訴我們，當年在文化廣場召開過他的專場批鬥大會，斗大的字寫了一條街的圍牆，寫著，打倒反動學生某某某。某某某就是他的名字。這名字可是振聾發聵的。那人懷戀地談起他的政治主張和理論原則，以及他所組織的盛大的行動。革命真的是狂歡節，而他是狂歡節的首領，坐在眾人擁戴的寶座上。那人遙想過當年，便急於傾聽他目前的情況，還有，他在日常生活中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們很慚愧我們一點也說不上來什麼。他的表現極一般，沒有什麼是值得加以描繪和渲染的。這完全可能是我們缺乏洞察力的緣故，我們沒有覺察，在我們身邊發生著什麼樣的歷史性的人和事。不過，還有的是時間，我們還可以繼續和他在一起，這是歷史賜予的良機。那人失望過後，又繼續告訴我們一些，有關他的道聽途說。他出身於工人世家，可儘管如此，也沒有減輕對他的處罰。他在獄中度過了一段時間，然後就銷聲匿跡，卻原來是到了我們那裡。那人又一次這樣說道。甚至，就連他的家人都沒能倖免受他株連。他的弟弟，一所著名的重點中學的高中生，說來也奇怪，這個三代工人的家庭里，盡出高材生，孩子們大都學業出眾。他的弟弟本已經參軍入伍，連軍裝都穿上了，編進了新兵連，卻因他哥哥事發，脫下了軍裝，去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插隊落戶。
在我們這個縣城中，熱愛文學的插隊知青不知有多多少少，像播種一樣分散在各個生產隊里，彼此缺乏聯繫，要等待一個契機來臨，才可將這些文友集合起來。這需要時間，還需要某種轉變，才能形成這個契機。其實，機會並不是沒有，有時候，會有很好的時機來臨，卻因為某種緣故，終未達成默契。因為，這種閱讀和寫作都是私人性質的，帶有「地下」的色彩，還帶有隱私的色彩，所以必須在默契之下才可走到一起來。而這默契需要什麼條件呢？它需要一定的心理準備，由一定的心理準備積累起來的倍任與了解。它還需要靈感。這時候，信任會一觸即發，就好像觸及了某一個靈敏的穴位，一下子通了。
五河縣中的校舍是很大的，幾乎比得上上海的一所大專。因都是闊大的平房，每一排房屋之間的間距也都寬闊，看上去平展展的，甚是開闊。前邊是教學區，後邊是教師住宅院，中間是學生宿舍。縣中一半以上是鄉間鎮上的學生，他們大多住校。鎮上的學生用糧票及錢領飯票，鄉里的，則從家裡帶細糧來交到灶上，換取飯票。在我們鄉間，供一個孩子讀縣中，須將全家全年的細糧集中起來，還要欠些。所以學生們大都有個乾糧袋，裝著豆面，林面，芋乾麵的饃，充實口糧。儘管是這樣艱難，鄉間也還有積極供孩子上學，能上縣中是一件榮耀的大事。這是有著上千年耕讀傳統的鄉間，在路上，遇姊妹尊稱「大姐」，男孩子的尊稱是「學生」。也因此，這裏尊師成風，真的是「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五河縣中的怪僻性格，也是在此縱容下，才得以發展的。這有些魏晉風的，時代也有些像，卻是尊師重教的民情，熏出來的名土風氣。現在想來也有些吃驚，這些生活在偏僻在落里的孩子，何以能面對了這些怪脾性，不驚不怪，從容處之。其實，骨子裡都是有教化的，性情深厚，一點不輕浮，特別有肚量。在校舍間，規規矩矩走著的都是學生，那瘋瘋癲癲、歪歪斜斜的，卻是先生。在禮儀和做人上，學生是老師的老師。
就這樣，我們帶著新的認識和崇敬再回到他身邊。可是情形依舊，沒有變化，沒有新的升華髮生、由於日漸捻熟，他益發顯得平常，以至庸俗。他和他的同屋常生齟齬，都是一些不足掛齒的小事，通常是發生於女人間的。比如，將吃剩的雞骨魚刺掃到同屋的床下，用了同屋打來的開水，濕衣服掛在了對方的箱子上，蚊香燃著了人家的床單，等等。這些事倘若在關係好的時候，至多隻能算是惡作劇，大可忽略不計。可當關係有了裂縫，彼此生出成見了，性質便不同了，就變得比較嚴重了。平心而論，他雖是歷史的風雲人物，可在日常生活中，實在乏善可陳。他有一種上海人稱做「精刮」的做派，就是出不敷入。只佔便宜，不肯吃虧。其實呢，虧都不是大虧，便宜也就是小便宜，算大賬是划不來的，但小賬上確實有盈利。眼光是短淺的。這就叫「精刮」，大大有損於他的形象。所謂「風雲人物」畢竟只是個抽象的概念，具體的是日復一日。直到有一天，學校奉上級旨意，將有政治問題的人集中起來，脫產辦班，學習改造，歷史的嚴峻性才又回來了一些。人們重又恢復了對他的熱忱，從中體驗到激昂的感情，連他的同屋也放下芥蒂，對他說，你全力以赴會對付學習班，你的營養問題由我負責。從此，殺雞宰羊，日烹夜調。然而，學習班並不如想象的那樣嚴酷。學校顯見得是走過場的，念念文件，訓訓活，每個人談談思想，僅此而已。氣氛相當寬鬆。回到宿舍，又有美味給養，大飽口福。這樣過了幾天，形勢就淡了下來，提供營養的那一位積極性也感受挫，便懈怠了，他倒反有些不滿。那一位想，又不是我該你的，情形竟比先前更緊張了一些。好在，學習班也到頭了，各回各的班裡繼續上課，一切恢複原狀，總算沒有釀成新的事端。
那已經是我來到大劉庄數天以後。我住在公社的一名副書記家中，他的妻子是這個大隊的婦女主任。家中有五個孩子，最大的年齡與我相仿，最小的尚在吃奶。除了我，還有一名縣城插隊知青，也住在他家。主任家住三間兩進青磚茅頂大屋，這在我們村莊，算得上首富。后三間是主任夫婦的房間，他們帶著最小的吃奶的孩子睡那裡。前三間，東邊一間鍋屋，西邊一間住孩子，以及我們兩個知青，中間迎門的是堂屋。這天，晚飯的時候，縣城的知青收工就回家了，幾個小些的孩子早早吃過去玩了，只有主任，主任的大女兒，還有我，坐在堂屋裡的案板前吃飯。是收麥的前夕，天已經很長了，太陽雖然下去多時，天光還很明亮。此時的光線非常接近早晨，太陽都是在地平線以下，光是均勻地平鋪著，景物倒比強光下的更為清晰。黃醫師就在此時，從村道走上了我們的檯子。
他的模樣有很大的改變，其實也是我當時根本沒注意他的樣子，他的思想震懾住了我。倒是他還記得我。再說一句，此時，我在縣城裡也小有名氣，並且就是在文學方面。甚至地區報紙《拂曉報》都曾起意要我。這名氣從何而來，似乎很難說清，並沒有具體的事實，比如說，寫作有某篇文章，我也很不善言辭。這多半是因為我的作家母親的名聲，小半則是因為我在縣城知青圈子裡露面的頻繁。這有點類似現在以媒介露面的頻率疏密，來決定是否為名人，以及哪一級別的名人。不管怎麼說，我在知青中小有名氣。所以他就對我說：我們見過面，是在兩年前的學哲學學習班上。記憶突然閃亮了，我記起了他，我脫口而出：你就是那個人啊！他肯定地說：我就是。於是，兩年前埋下的契機的種子，這時候開花了。
于醫師家的孩子則截然不同，由於生計，也由於家教，他們缺乏管束顯然不是一日兩日的了，他們幾乎終日和我們庄的孩子攪在一起。一起下湖割豬草，一起在生產隊幹些小碎活，掙幾個工分，也一起打架，搗蛋。一群泥猴似的孩子，背著比人高的草箕子，從湖裡回庄，其中就有于醫師的孩子。卡佳呢，是家裡的大小姐，脾氣大，和小妹妹相處時也不知道有所約束，毫不掩飾對鄉間人和事的鄙夷。妹妹們聽了自然不願意，當面沒什麼，背底里卻沒少說她。只是知道她是沒心眼的，沒壞腸子，所以倒也不擠兌她，還是同她一處玩。就像方才說的，于醫師和農民的關係，其實是真正融洽的，他們會和于醫師說些家務事，過日子的難處，養兒育女的難處，等等的。他們有時候大聲地喝唬于醫師的孩子，有時候則把于醫師的孩子扯過來，往手裡塞塊饃饃頭。
年輕的體育系生後來有了戀人。時間進入了一個階段，縣城裡的外地青年突然開始了戀愛。就是這麼些人頭，際遇都是有限的。倘有一對發生變故，就可能推翻全局，打散所有的組合。這樣的調整甚是波動，要大大地亂上一陣才可達到新的平衡。這些外來者的戀愛使縣城的空氣活躍起來，城外的田野小徑上，留下了年輕而開放的戀人們的身影。這情景是帶有戲劇性的，人們像看電影似地看著，懷著嘲諷和羡慕。在所有的戀愛畫面中，體育系生和他的女友，無疑是出眾的一幅。他的女友就是農機廠那一撥里的，壓麵條老人的小說就是出自她手。他們各自都擁有著追求者，但當他們真正結對的時候，各自的追求者便都識時各地退出了，不再作徒勞努力。他倆走在城郊的田地里，照縣城人的話，就是像電影里演的一樣。就此，也可看出，人們對他們的戀愛抱著的審美的態度。這是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欣賞的，也是愛護的。沒有人想要去破壞它，至多是，有調皮的好奇的孩子，要去撩撥一下。這有些類似現在的追星，就是說，看看電影上的人物，真相究竟如何。有一回，學校英語老師生病，教務處讓體育系生去代課。這堂課是教的名詞，體育系生教得很生動，不僅講了大綱上的那些，還增添了許多別的內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名人，名勝。告訴道，這在英語里怎麼說，這在英語里又怎麼說，課堂氣氛也相當活潑。忽然，有一學生舉手提問：某某某，英語應當怎麼說？這某某某，就是農機廠的，他的女友。這問題提得相當俏皮，而且大胆，具有挑釁性。體育系生愣了有那麼幾秒鐘，然後大步上前，揪住那學生的衣領，怒斥道：你這個流氓學生，滾出去！說著，就把他拎了出去，推到門外。這一幕發生得那麼突兀，還那麼出格，可是沒關係，課繼續上下去，並沒有受什麼影響。事後也沒有什麼影響，沒有人來告他體罰學生。這地方就是這樣尊師重道。
我們這兩個地方開始走動起來，並且熱情漸高。首先吸引我們的是一名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六七屆畢業生，這學校和這專業都令我們瞠目結舌。在我們這些亂世少年心目中，那是不復回返的光榮與夢想。時代已經荒蕪到頭了，再不能有什麼耀眼的輝煌。他在我們眼裡，是前朝遺民，帶著盛世的餘輝。而且，而且他不止是一名新聞系的學生，他還是一名反動學生。他所以分配到這個貧瘠的縣城，就是因為他的反動學生的身份。這就更加不同尋常了。在這種偏僻的所在，許多概念都會變得模糊和隔離。「反動」這兩個字就是這樣，它非但不使我們提高警惕，反使我們激動起來。這個概念所包含的內容，抽去了具體的性質，剩下的只是一些審美性的含義。比如「受難」，比如「受罰」，還比如「叛逆」，「叛道」。好了，這足夠刺|激我們的好奇和虛榮了。我們纏住了他，一有機會就到他的房間，守著他，眼巴巴地望著他，等待地吐出駭世驚人之語。可是，一切竟很平淡，他說的儘是一些你我他都知道的內容。而且，他一點不比我們更激進，也不比我們更有熱情。他甚至有些市儈的習氣：吝嗇，斤斤計較，小肚雞腸。他是較為敦實的矮個子，梳偏分頭，臉部的輪廓不是不鮮明，而且有些多肉，就變得渾圓了。他說話有時會帶出幾句切口，明眼人就可看出他是生活在上海這城市，大牆背後的狹弄里的小市民堆里。他還有些不良的生活習性，比如他一身上下筆挺，皮鞋錚亮，可是與人合住的宿舍卻可以不掃地，不鋪床，不洗碗。這不是落拓，而是邋遢和懶惰。儘管我們承認，這些都不要緊，都是他的個性和特質，可是這些特質說實在是有點叫人倒胃口。然而這時候，我們還沒有真正地認識他，我們其實並不十分知道，我們遇到的，究竟是誰。
就因此，當第一批招工上去的知青在縣城裡落下腳后，他們的所在之處，很快就成了我們碰頭，交流，互通消息的地點。一些書本也彙集到此。於是，也就漸漸產生出一些知名人土。我姐姐所在的農機廠，是這個坐落在淮河沿岸的縣份里，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單位。在這時期內，分配來幾名工科大學生。大學生的白凈的、斯文的、架著(王秀)琅架眼鏡的面孔，出現在既荒涼又破爛的工廠里，這情景是有些傷感的。大學生們自然是不得意的，不順遂的，苦悶的，抑鬱的。環境是粗魯的，還是落後的，闊大的車間里，寥落地安著三兩部車床，車著一些簡單粗陋的農機鐵件，一個四級工便盡可以勝任
read.99csw.com。大學生們大部分時間是在自己的宿舍里度過。他們還不像知青，因為一無所有，甘於一味消沉和頹唐。多長的幾歲年紀和多受的幾年教育也加深了他們的修養，他們是稍加自律的。他們在自己的宿舍里看書睡覺，在自製的煤油爐上烹調家鄉口味的菜肴，然後在燈下小酌。他們彼此間難免有些門戶之見，多少揣著防守之心，交往相當謹慎。是這幫招工上來的知青，將他們從各自的小天地里解放了出來。知青們給農機廠帶來了活躍的氣氛。他們是沒什麼顧忌的，也沒什麼成見。他們從大城市上海來，帶來了大城市的風氣。他們又都是知識青年，受過不同程度的教育。他們同樣還都很苦悶，對境遇不滿。他們很快就與大學生交上了朋友，並且，各自都還帶著一大串知青同學的關係，使得農機廠一下子擁塞了成群的知青。
他也帶來了那個從上海來考文工團的待業青年，到我們這裏做客。事前，他已經與我們談了這女生的身世。這女生是因身體原因而划入「待分配」一檔的。「待分配」就是免去下鄉，留在上海，暫緩分配的意思，是上海的畢業生求之不得。可這女生卻生在一個不幸的家庭。她母親早逝，同繼母一起生活，繼母自然是嫌棄她的，所以她就希望能早有工作，自食其力。她自小就有藝術天賦，尤其表現在戲劇方面，無奈出身是資產階級，幾次報考文藝團體都落榜。這一回，她降低標準，決定到縣一級的文工團試試運氣。她報考的是導演這一行。聽起來就像是個灰姑娘的故事，我們都很嚮往和她會面。可她的形象卻與我們的想象大相徑庭。她老練，大方，還有些傲慢。她長得也很一般，兩邊耳畔各長有一個綠豆大的肉疙瘩，看上去就不怎麼面善。可是，崇拜遮住了我們的眼睛，我們將她尊為上賓，卑微地不敢向她提問，也是她說什麼，我們聽什麼。那天上午她已經去過文工團的考場，她說她做了一個「小品」。我們甚至不敢問一問「小品」是什麼。看得出她對我們沒什麼興趣，主要與她的朋友，那位上海人談話。他們互相都很懂得的，說著戲劇上的典故術語，我們完全插不進嘴去。下午她就搭長途車離開了縣城，考文工團的事情並無下文，而那上海人從此也不再露面。印象中，他的退場也是彬彬有禮的，微笑著，微彎腰，點著頭，退下了。
生活照原樣進行著，倒是一些無關的小事，似乎包含了某種意義。那是我到我們庄經歷的第一個麥收之後，我們在來了一個遊方郎中。鄉村裡的遊方郎中，其實並不是像武俠小說中的那樣，隨風漂流。他們走村串鄉還是憑藉著一定的社會關係。他們所到的村莊，都有著或親或疏的親友，決不是書中的遊俠那樣從天而降。比如，這一個郎中，來我們庄就是投奔他的一個遠親。這個遠親從來沒見過他的面，連他的名字也叫不上來，只是很籠統地隨孩子稱他表舅，但依然打酒割肉地接待了他，並且承擔起宣傳的義務。這天晚上，他家裡就聚了不少莊裡人，看他施展醫術。他是一個扎針的郎中，這時節正是一個扎針的時代。我下鄉時，專帶了一副金針。其時，與貧下中農結合的途徑有一，就是為老鄉們扎針。那時候，現代醫學的迷信已經破得差不多了，幾乎人人可以無師自通做一名赤腳醫生，一本《赤腳醫生手冊》可包治百病。與此同時，又誕生了金針的神話，它無所不至。不是有一部電影就叫《無影燈下頌銀針》嗎？我這副金針，當時的價格是一元五角，是最昂貴的一套針。它從縫衣針長短，直到筷子長短。亮閃閃的，針頭上則是金黃的銅色，依次排列在一個考究的塑料封套里，還配有一本人體穴位簡圖。這晚，我就帶著這副從未拆過封的金針，去到那一位來了遠親的老鄉家裡，準備向他的遠親學習扎針。
我們庄就是這樣一個有教養的村莊，它雖然是天命論的，但卻並不愚昧。它對事物有著自己的看法，頗有分辨力。不要以為它是麻木的，它只是不露，而到了某一個時機里，它會以一種空前的強烈程度爆發出來。
這樣的師生對峙的場面，在五河縣中也沒引起什麼轟動。這裏發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沒什麼可大驚小怪。很多怪人怪事在這裏上演，這隻是其中的一幕。這裏不僅師承了嚴肅端正的儒風，也師承了放蕩不羈的老莊，有著這些準備，什麼樣的乖戾都可容忍了。但這乖戾，是必以知識作前提的。那個時代確實扼殺知識，許多文化的傳統被滅絕掉了，成了文化的荒漠時期。可是，在我們縣城這樣的地理的夾縫裡，倒正好相反，被排斥逐殺的文化和知識，退居到了這裏，比平時更加聚集起來，變得突出和鮮明。要說，正是這種夾縫樣的地方，才是藏精蓄銳的地方。它們有著一種固定不變的東西，是這種固定不變，保護了我們人類積攢了很多時間的優良的素質和訓練，使其不至流失，得以傳繼。你要是走過淮河，乘著輪渡，輪渡扯著嗚嗚咽咽的汽笛，緩慢地行駛著，那緩緩退去的兩岸，和兩岸間的笛聲，就有些像這種固定不變。拉水車在河灘上，淋淋瀝瀝的車轍，也有些像。
魚和蝦的價格上升了，最令人注目的是螃蟹。縣城人從來不吃螃蟹，而上海人視為珍物。於是從一斤五分，逐步一角，二角，最終五角。上海大學生雄壯的購買力和古怪的食慾，重新調整了縣城的物價和經濟。火油的銷售也大大提高。上海人精巧的火油爐抵得上整個單位食堂的工作量，他們可在上面做出正宗的法國菜。鐵排雞，葡國雞，紅燴大蝦，奶油蛤蜊。這些奇異的香味飄蕩在縣城的犄角旮旯里，混進了幾百年不變的柴米煙火氣中。
庄人們對黃醫師的心情是最動人的，他們既把他當作一個有大本事的人，很敬重他，同時卻又十分心疼他。談起他的口氣，總是流露出憐惜。他孤身一人住在我們庄，生活能力又特別差，這都使他變成一個無依無靠的大孩子。這個大孩子雖然過得很狼狽，卻很乖。同樣是抑鬱的性格，黃醫師的抑鬱卻和于醫師丈夫的抑鬱不同。于醫師丈夫的抑鬱是陰沉的，緊張的，甚至帶著一種暴戾。隊幹部在訓話時，常常會被他的眼光激怒，變得失去控制。這時，就會用鋤把子，在他腿上不輕不重地敲一下：看什麼看，剜你的眼！黃醫師的抑鬱卻是甜美的。當他凝視著見了底的水缸，或者掉到井底的水桶，他的眼光柔弱得叫人心都一顫。他一個人在村道上趑趄，夕陽雜在他的肩膀上，有一些亮色，他的身影顯得又凄涼又美麗。他既不是張醫師那樣向庄人們招手，學著庄人們的口氣說：吃過了嗎？吃了。他也不是于醫師那樣，坐在農人家的馬紮上，拉著莊稼孤兒。他也從來不背藥箱。可就是他的這種落落寡合，格格不入，使農民喜歡上了他。他們並不是把他當庄稼人，卻也不是當他外人，敬而遠之，他們承認他是另一種人，一個異數，然後便接受了他。
在這一個時期里，青年們普遍熱衷於以文學來表達思想和心情，這大約是有著兩個原因。一是因為這時的青年大都是苦悶的，前途茫然，這茫然倒不是如「五四」的那樣，徘徊式的，無從選擇與決定，而是沒有選擇，一切都難由己決定，束手無措的；二是因為文學是個人的自由的方式，無所作為的青年們能夠做的，恐怕就是私底下，用一枝筆在一張紙上書寫什麼，由於是純粹私人性質的寫作，因此卻是政權難以干預到的。所以，那時候才是真正的文學的時代，幾乎每個人都和文學沾上一點邊。書寫是一個極其普通的行為。青年們互相傳閱著一些名著，同時傳抄著一些著名的詩句和篇章。當時，最為流行的是舊俄時期的小說：屠格涅夫的《羅事》、《父與子》；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復活》；高爾基的人生三部曲；陀斯妥也夫斯基《罪與罰》，《被污辱與被損害的》；涅克拉索夫的《俄羅斯女人》；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等等。我們從中吸取的是一種悲哀的情調，這種悲哀的情調於我們是很好的撫慰。四周圍都是昂揚奮發的歌聲，告訴我們幸運地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而心情卻是暗淡的，低沉的。我們明顯與現實脫了節，於是，我們只能到虛構的生活，這些舊俄文學里，尋找安身立命之所。在那裡，生活反倒變得真實了。我們讀著這些來處不明的，被翻得破爛不堪的書，沉浸在那虛擬的故事里，再將那故事拆成磚瓦，拿來建築我們自己的故事。一個寫作的時代就此開始了。
于醫師的家庭就大不同了。這是一個倒霉的家庭，正應了俗話：「屋漏偏選連夜雨，船破又遇頂頭風」。于醫師一家下放我們庄，性質與張醫師、黃醫師都不同。他們下放帶有罪貶的成分。于醫師的丈夫是一個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開除了公職，下到生產隊里勞動改造，和農民一樣憑工分吃飯。他的工分評不高，工分值本來就低，到分紅時，總是透支，只得用於醫師的工資去買口糧。他家有四個孩子，都在上學，又都能吃，所以，于醫師家的經濟就要比醫療隊的其他同事差幾個等級。老大是個女孩，名叫卡佳。這個異國色彩的名字，據說是當時一部蘇聯電影里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她是一名社會主義勞動勳章的獲得者。由此可以推想，她的父母是在什麼樣的時代精神感召下，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卡佳是個缺心眼的孩子，一點不懂事，不能體會父母的處境，也不能體會自己的處境，總是亂說話，給大人生事。幾個弟弟也都調皮搗蛋，不懂得相讓，姐弟間紛爭不斷，都是要于醫師來調停的。于醫師的丈夫，則表情陰沉。左眼是灰的，臉色是灰的，神氣也是灰的。他一點不肯打起精神，表現出改造的積極性，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境況，反是一任消極頹唐到底，顯得特別的落拓，很露骨地表示著他的頑固與抵抗。是他，使我認識到有一類人所以成為右派，是由性格決定的。他們並不是對某一種現實不滿，而是對一切存在不滿，他們對人生抱著暗淡的心情。同時他們缺乏忍耐和自謙，往往是自我中心者，就必須將這心情發泄出來。他們表現得與一切意見激烈相左，什麼都不會合他們意。倘若不是成為右派，他們的處境也好不到哪裡去。于醫師的丈夫，就屬於右派中的這類人。農民們很難對他抱有好感，覺得他懶惰，傲慢，不體恤妻兒。他時常借病不出工，讓于醫師為他去請假。即使出工，他也不大育出力。休息的時候，一個人背對著大伙兒坐著吸煙。隊里有個年輕人，讀過高中，會吹笛子，人很聰明，但因是單門獨姓，所以地位很低，屬於那種有志向且不得意的農村知識青年。有時候他會主動搭理于醫師的丈夫，可能是出於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心理，還有對城市知識分子的嚮往心理。他擠坐在右派的身邊，向他要煙吸。這個套近乎的舉動卻遭到右派的極度厭惡，他給是給了，回到家裡則大發牢騷。卡佳的一張嘴又是張漏嘴，到處說：某某人最討厭，老向我爸爸要煙。農民是沒有政治頭腦的，他們對人的評價是出於處世做人的原因，其中也不排除有一點審美的因素。他們怎麼也不能喜歡一個破衣爛衫，成天掛著臉，對勞動和生活都沒有熱情的人。他們看見他就覺得掃興。隊里的幹部在所有這些理由之外，又加上了階級陣線的理由，自然更不待見他。在例行的四類分子訓話中，常常要把他單獨拎出來訓斥。老實說，他在我們庄還沒遭到太壞的對待，有一大半是看在於醫師的面上。人們對於醫師是同情的。
在那時期里，對文學的了解不僅限於文學愛好者，有一些其實並不專門對文學有興趣的青年，也具備了相當於現在一個大學文科學生的，對文學的知識。這好像是一個思想的前提，凡有頭腦的，勤於思考的人，都必須要有文學的武裝。假如沒有文學，所有的思想就失去了組織的形式，成了一盤散沙。好像思想沒了語言，沒了依附於存在的實體，最後不得不流失了。而那時期里，青年大多是勤於思考的。當你無法去自由地做什麼的時候，你就只能自由地去想、這時候，思想即是虛無的，又是實際的，因為它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內容。那時候，誰不在使勁地想啊，想的。這是我們的娛樂。它使得我們枯燥乏味的生活，變得有趣味了，可以容忍了。就這樣，一個意識形態最狹隘和嚴格的時代，卻恰恰是青年們思想最活躍的時代。我們整天想著一些最無用的事情：人類的命運，國家的前途，人生的意義究竟在哪裡？個人的存在是否合理？等等。就是這些不會有任何結果的思考，充實了我們空洞的生活，使我們的生活至少有了一種痛苦的意義。文學使得我們的思想變得可以敘述，它為它們找到了命名。所以，那時期里，凡是苦悶的青年，就是文學青年，文學青年則是苦悶的青年。文學修飾了我們的荒涼的青春。就這樣，許多思想的交流我們都是從文學的交流開始的。
黃醫師回蚌埠探親很頻繁，並且每回都要超假，他是一個戀家的人。我們庄無論幹部還是社員，從來沒有指責過黃醫師的不遵守紀律。農村本來就是散漫的，缺乏紀律的觀念，何況人們都同情黃醫師的境遇。一個人在此地，不會挑水，不會燒鍋，也不會洗衣。人們看見黃醫師在塘里將一件襯衣越洗越臟，塘水則越來越渾。他不會將衣服鋪在水面上，而是讓衣服一徑沉下去，攪起塘泥。這是女人的本事，黃醫師不會這個，理所當然。他又是干大事情的，去塘里洗衣，實在凄惶得很。人們說，讓他在蚌埠多住幾日吧！人們又傳說，費醫師的妻子沒有工作，專在家裡伺候男人和孩子。孩子有四個，都是兒子，黃醫師特別想要個女兒，可是沒有。曾經有人開玩笑提議，讓黃醫師認我做乾女兒。黃醫師只是笑，並不應聲。他顯然無意于接受任何乾親。他是一個把家團得很緊的人，性格也比較封閉，這就已經比其他人要感寂寞得多。同他一起下放在大劉庄的同事，又都各是一個家庭，更顯得他孤家寡人。你看著他，就知道他的日子有多難熬。傍晚的時候，就是在前面說過的那種均勻清澈的天光里，黃醫師就在村道上散步，有從湖裡割豬草回來的孩子，就對大人說：看見黃醫師了。
要是你見過河邊拉水的車，你就會傷感。是那樣古老的營生。生了水銹的鐵皮桶盛滿了淮河水，在平車上晃蕩。拉車人彎下了腰，車輪轆碾過河灘的碎石子，上了堤壩。水從桶口悠了出來，在車下延出長長的水跡。遠遠望過去，這裏，那裡，都是拉水的車。縣城的地下水礦物質太高，俗話說就是水硬，洗衣服不下灰，燒飯米不爛，吃在嘴裏，發咸發澀。因此，九*九*藏*書日常生計就靠了淮河水。縣城沒有自來水，有句兒歌是：五河五條河，吃水要人馱。本地話，「河」是念成「活」，這樣就壓了韻。這種營生啊！是這縣城的活化石，給這縣城的歷史打上了印記。那碼頭上叮叮噹噹的下錨和起鋪的聲音，敲著歷史的銅牆鐵壁，激起悠然的回聲。碼頭上走來走去的水手，穿著齊膝的膠皮防水靴，大虞穿的，就是這種。碼頭下的石柱子，長著綠生生的苔蘚，還有寄生的貝類。這縣城有著它自己的氣昧，就是酒糟的氣味。這也是活化石。大路是不必說了，各條巷道里，都鋪著金黃色的酒槽，空氣里充滿了酸甜的、熱烘烘的發酵味。這氣味也有年頭了，否則怎麼能發出這樣濃厚的、強烈的酵氣，酸得眼淚都要流出來了。你還沒摸著頭腦，就一下子被這老八股的糟味罩住了。這樣，你就算進了城，進了這個荒涼的繁榮縣城，開始了你的隱居的時代。
現在，又有了黃醫師，他給我們庄，增添了一種新穎的格調。這是由知識，學問，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純凈心底，還有人生的憂愁合成的。它其家陪合著我們庄的心意。像我們庄這樣一個古老的鄉村，它是帶有些返樸歸真的意思，許多見識是壓在很低的底處，深藏不露。它和責醫師，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卻達成了協調。這種協調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親熱，往來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適的，有些滑稽，就像黃醫師，走那種城裡人的步子，手裡卻拿著那塊香噴噴的麥麵餅。這情景真是天真極了，就是在這天真里，產生了協調。這有些像音樂里的調性關係，最遠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時又是最遠的。
在我們的文學生涯里，還出現過一些曇花一現的人物。他們是我們生涯里的過客。我已經想不起來那位復旦大學六六屆生，究竟是在縣城裡的哪個單位？他為什麼是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的？他肯定就是在這個縣城的某個地方，是那四十人一批的上海大學生之一。他們在同一天里從蚌埠乘船來，登上碼頭，然後分散在縣城的各個單位。可是他又明明只露面過這麼一次，從此無影無蹤。他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他是那類舊式的上海人，中山裝像西裝一樣整齊服帖地穿在身上，袖口裡露出雪白的襯衫袖子，毛料的褲縫筆直，微尖的皮鞋擦得錚亮。他也是戴(王秀)琅架眼鏡，但和大虞不同。他的眼鏡更像是一種裝飾，鏡架也是老派的精緻。他身左身右伴著我們這些邋遢的知青，走在縣城的石子路上，怎麼看也不像。人多少是要受環境影響的，來到這裏的上海人，即使是像大虞那樣嚴格自守的，也不免要有些妥協和遷就。比如，大虞就經常穿一雙高抵膝下的膠皮防水靴，是有些戲劇化，但也是內地式的戲劇，與上海的風氣相去甚遠。而這一位，卻決不。他的步態，身姿，說話，微笑，一絲不苟，沒有一點走樣。我不記得他是否說過普通話，想來這是不得不說的，要不，他怎麼生活呢？而他的上海話則使我印象深刻，那是最最標準的上海話。如我們這一輩的上海人，有許多字詞，都不會發育了。這時候的上海話，已吸收了相當多的北京語的字詞，尤其是務虛方面的。當要表達思想，感情，觀點，觀念，我們不得不以北京話來代替。而他不，他堅持用純粹的上海話來進行，並且貫徹到底。而且，他將上海話說得那麼溫文爾雅，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開埠不到一百年的上海是個粗魯的地方，上海話難免是有些俚俗氣，還有些江潮氣。可他，改變了這種語言的面目。這種上海人，大都集中在上海的西區，世家出身，西學教育，再加歐風陶冶。但也可能只是普通職員家庭出身，是耳德目染，精心學習的結果。這就是海派，是十里洋場的上海的正傳。現在，他來到了這個縣城，來到我們中間。
他那樣具有修辭性地解釋《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彷彿是一種暗示，暗示了我們的學習本可以有另一種方式，一種文學的方式。可是事情已經無法從頭來起，我們的學習班到了末期。此人最後還出現過一次，就是學習班臨解散前組織看電影。他來看電影，是穿了一雙夾趾拖鞋，手裡持一把大蒲扇。這樣子有些名土風度，並且電影還沒有放映，他就走了，似乎對看電影並沒有興趣，只不過來點個卯。他一走，剩下的我們也都有些沒勁。他的走，表示了一種輕蔑，對看電影這項活動的不以為然。於是，大家也覺得無聊起來。他顯然是學習班裡的一個異數，他獨往獨來，獨自地思想。而他的獨特，又與我們心底暗存的一種渴望呼應著，可惜契機只向我們露了一點點苗頭，然後，倏忽而去。
農機廠是我插隊后階段的根據地，我一周或者二周就要進城一次，到農機廠的姐姐處落腳。任何時候，農機廠的宿舍里都有著進城落腳的知青。白天，姐姐他們去上班，我們便在宿舍里聊天。聊到他們下班，再一起上街，下館子，看電影，或者散步。縣城裡有一處分洪閘，是這個縣城最為壯觀的景物。它是解放初期治淮工程的產物，一座巨大的水泥建築，頂上刻著三面紅旗，閘下過著大河，萬舸爭流。此處是淮，澮，沖，通，沱，五條河的交匯之處，所以叫做五河。當淮河泛濫時，這道閘能起著分流截洪的關鍵作用。有一年，為了保蚌埠，分洪閘的閘門，拉到了最高位，致使五河全面受淹。這是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站在此處，我們方能體會到這個偏僻縣城與外面世界的聯繫，還有和時代的聯繫。而其他時候，我們卻有著世外桃源的感覺。我們在縣城僅有的兩條街上消樣，不時遇到另一夥知青，也倘佯街心。天漸漸黑了，就那兒盞街燈孤魂似的。路兩邊的房屋都暗了燈，店鋪打烊了，民舍都閉了門。只有我們這些知青，高聲大氣地走過去，唱著舊時的歌曲，朗讀著名章名句。這座孤寂的小城，卻也並不因此變得喧鬧起來。
在我插隊之後不久，我便參加了縣委主辦的學哲學學習班。這個學習班總共十來個人，由各公社選拔上來，可說是知青里的精英。除了我，他們都是下鄉一年以上的知青，在接受再教育方面，已經做出了突出的業績。並且，一無二致的，還顯示出了思想和文字上的水準。這樣，才可能被選拔來參加這個富有學術意味的學習班。而我，所以能來這裏，是因為縣裡有一位受父母委託照顧我的副縣長，我稱為「伯伯」的。他一是知道我喜歡讀書，二是想讓我在這麥收時節，好吃好住地偷幾日懶。我們十幾個人從早到晚在一起討論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我們結合各自在農村的生活，顛來倒去地證明毛澤東關於「實踐」和「矛盾」的觀點，為這些觀點提供了許多生動活潑的實例，其中不乏一些相當私人性的經驗。可是我們最終也沒有超出範圍。就是說，我們始終圍繞著《實踐論》和《矛盾論》，圍繞著毛澤東的理論。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宿舍里聊天，我們聊的也還是這些內容，我們一點不覺得有什麼不自然，為這樣的氛圍深受感動。那幾天過得真不賴，我們五個女生住一間清潔涼爽的房間，床上掛著白色的蚊帳。一日三餐都是凈米白面，有魚有肉，另外還有補助。我們吃飽了就坐在一處談《實踐論》和《矛盾論》，一點沒有想到可以夾帶些私貨，說些別的。來的這些人至少一半以上是高中生，文章的文采也不錯，可通篇都是從「兩論」里延伸出來的觀點。我們朝夕共處七天，卻彼此隔膜，誰也不了解誰，誰對誰也沒有深刻的印象，直到有一個人的出現，事情才顯示出一點不同尋常。倒不是說，事情就此有了什麼變化，事實上什麼變化也沒有發生。但是，此人的出場，至少說明了，這次學習班裡，確實潛伏著契機的成因。
在這沉悶的鄉村裡，竟然隱藏著那樣的人和事，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與鄉村的環境融合在一起，並不顯得有什麼特異，看上去是同樣的自然，好像他們早就加入了鄉村的歷史。鄉村的生活就有著這樣強大的洞染力，它可將任何強烈的色彩潤染。很多尖銳的情節，在這裏都變得溫和了。它看似十分單調，其實卻潛藏著許多可能性，它的洇染力就來自這些可能性。這些可能性足以使一切突兀的事情變得平淡和日常。就這樣，我在我插隊的大劉庄，遇見了黃醫師。
黃醫師是蚌埠下放的醫師，同他一起下放我們庄的，還有張醫師、于醫師。我們庄的農民都稱他們為「醫師」，而不是「醫生」或者「大夫」。
這是冬季雪天里的快樂，到了春天，就是等待南歸的燕子飛來梁下，舊年的窩在等著它們。誰家的燕子來了，大人小孩都出門去報信。誰家沒燕子來，可不好，會被人戳脊梁骨，說是壞心眼的人。燕子是善鳥兒，就和善心人來。夏天，瓜地里的瓜熟了，夜半偷瓜是一大樂事。褲褂叫露水漉得透濕，冰涼地貼在身上。下露水也是一樁奇事，看不見，也聽不見，可轉眼間，天地都水淋淋的。到了早晨，太陽出來，收露水了，原先平鋪著的，這時收攏起來，收成一滴水珠子，頂在草尖上。然後，刷的一下，全乾了。秋天這個收穫的季節，是最具有裝飾感的。大作休，串起來了；紅辣子，串起來了；大白蒜，也串起來了；深褐色，富於骨節感的豆秸，在屋前垛起來了；青作秸稈，也在屋前搭成了籬笆。即便是像我們庄這樣沒有色彩的村子，此時也變得嫣然起來。
主任家的房子，坐落在我們庄最主要的村道邊上，高高的檯子上。白日里，各家的門都是敞開著，迎門坐在案板前，村道上的情景便盡收眼底。主任首先向著村道招呼：黃醫師，吃過了嗎？接著，主任的大女兒，縣中學的畢業生，應聲起身，讓出一個板凳，轉身又去盛一碗稀飯。這時，才見黃醫師在了門口。他大約有五十歲，也許沒有，在我們那個年齡里，總是容易把人看老的。他臉色軟黃，似乎有些浮腫。他穿著洗舊的藍卡其人民裝，臉上帶著謙和的笑容。他走進門來，在板凳上坐下，回答著主任有沒有吃過的問題。儘管一再說吃過了，吃過了，可主任母女執意要他喝一碗稀飯。也沒有太推辭，就端起了碗。他的臉相有些木，甚至還有些俗，可是態度卻十分溫和文雅，這就使他顯得不一樣起來。他說話動作都比較遲緩，這遲緩不僅是出於慢性子，似乎還出於，一種憂鬱的性格。他問我多大年齡，住上海哪個區，來這裏習慣不習慣。由於我正處在極度的不適應和想家之中，時刻心事重重，所以我也看出他心事重重。我看出他不快樂，不輕鬆，百無聊賴，而且非常寂寞。雖然，他在這裏出現一點沒有令我驚奇，可我還是一眼看出他是來自外邊的世界。
想起來，那四十個上海大學生登上碼頭，似乎平靜得有些奇怪。這四十個年輕男女，攜帶著樣式摩登的行李，那可不比我們知青，都是憑上山下鄉證明購買的式樣單一簡陋的箱箱。他們是要色彩豐富多的，帶著各自的家庭出身，生活環境的背景。並且，他們已經是有了職業的人，拿著一份不菲的薪俸。是那時代的有產者。他們下了碼頭，走過坡岸，集中在縣委招待所里，他們鬧嚷嚷的上海話，譏諷著這個縣城裡的所有一切。他們照著上海人的習慣，在縣城的街道上漫步，竟也沒有更多地驚動這個封閉已久的縣城。他們一二日以後就紛紛離開了招待所，去了各自的工作單位。這樣就更難見其蹤跡了。你想象不到，這個結構簡單，人口不多，建築單調乏味的縣城，竟有著這樣多而隱秘的空間，四十名大學生一下子銷聲匿跡，生活照常進行。可是，改變還是發生了，它是在最不相干的地方發生。什麼地方？就是物價。
在我插隊的兩年半時間里，我們庄從來沒有發生過戲劇性的「6．26」事件。在農村貧困的，溫飽難以維繫的生活里，其實是含有著健康的性質，這是以簡樸為基礎的。吃的是五穀雜糧，燒的是草；秸穰，庄稼人的腸胃是很清潔的，他們的呼吸也是清潔的。夏季的污熱中滋生的病菌毒害，在冬季的寒冷中死亡了，秋季收凈的土地在春季又長出新的莊稼。春夏秋冬有序地交替，恪守各自的職責，自給自足著。這是合理的生存環境。就在這無可指的生態中，人們也生出了前邊所說的天命觀。我庄有一句話，叫做「人吃五穀雜糧，哪能不病」。所以，他們對任何病痛，都抱著忍耐與服的態度，他們不舍為此大驚小怪，他們也很少求醫門診的習慣。在許多種病痛中，他們感到最受折磨最無奈何的，恐怕就是牙疼。也有一句話，叫做「牙疼不是病，疼起來不要命」。於是，止痛片就成了神葯，治療瘧疾的奎寧片也是神葯。瘧疾是又一種使他們不知所措的病痛，似乎每個人都躲不掉，能夠藥到病除無疑是奇迹。醫療隊其實清閑得很，他們在我們庄真有些窩工。而到了真正應該找醫生的時候，農民們又往往忽視了，結果釀成大禍。有個媳婦割豬革時，鐮刀砍破了小腿，自己用火柴盒上有紅磷的紙皮蓋了傷口止血。這種止血的方法應當是產生於工業社會的近代，不知緣於何種道理，有無科學依據。奇怪的是，它確實能止住血，百試不爽。就這樣，血止住了，傷口也封口了，甚至都沒有化膿感染。可是到了第七天上，卻突然發燒抽搐，醫生到場已經來不及挽回。其實這就是破傷風，只要當時注射一劑破傷風預防針，就沒事了。可是庄稼人誰會為了手腳拉開一道口子去找醫生呢？我們庄稱這是七日瘋，指的是受傷到七日頭上發作致死。可見死於這病的並不少見，他們依然沒有想到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事實上它果然又沒能夠避免。莊裡人傳說，那媳婦出事之前，夜裡上茅房，見家門口坐著個黃狼子。黃狼子就是黃鼠狼，被視為不祥物，預示著災禍。出殯這天，天下著雨，一地泥濘。媳婦很年輕，大孩子剛會走，小的還吃奶，是她男人扶著孩子的手摔的黃盆，父子兩人在泥里一步一滑，滾了一身泥。男人哭得極慘，頭上系著白麻，打一桿幡，幾乎是爬著的，將一口簿皮棺材送上了路。
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們隨時隨地可能遇見意想不到的人，這真的很有趣。這使得我們的經歷，變得非同尋常起來，變得富有傳奇色彩。在我們所插隊的淮北鄉村，有著幾百年，上千年的歷史，這樣漫長的歷史其實卻只是由一些固定的人物演義下來的。這就好比毛澤東同志描寫的愚公移山：「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就這樣，一直繁衍到了今天。這樣的以家族為組織單位的鄉村，就是一座堅實的堡壘。當你聽到村裡的狗忽然之間一同狂吠起來，不用問，一定是村道上走過一九-九-藏-書個外鄉人。外鄉人頭也不抬地，匆匆走出村子，走遠了，狗才漸漸安靜下來。可是，就是在這樣的銅牆鐵壁的堡壘中，會有奇遇發生。事情就是這樣不可思議。
蚌埠醫療隊里還有一個成員，叫馬醫師。他也屬於我們庄的醫療隊，但是被留在公社醫院里幫忙。據說有時也到我們庄來看病，我卻好像從沒見過他。後來聽人描繪，說他是黑黑的，矮矮的，瘦巴巴的，我就好像是見過他的。他有心臟病，有一天，正和病人問診，突然滾到桌肚裏，死了。他的葬禮就在公社所在地舉行，農人們從四鄰八鄉趕來，許多是年過七旬的老人。他們老遠地打著幡旗，號哭著走過泛青的麥地，向馬醫師走來，老人們哭倒在地。公社裡從來沒有聚集過如此眾多的農民，人們說至少也有幾千人，號哭聲掩蓋了領導的悼詞。送葬的隊伍排成長龍陣。我很難相信，我的古板的，世故的，老到的，深藏不露的鄉人們，會有如此激|情的表達，可事情確實如此。馬醫師決不是醫療隊里最優秀的一個，也不是與農人們接觸最多的一個，他的家人們也留在了蚌埠，這使他不得不往來於城鄉之間。但馬醫師是一個代表，代表著一種與鄉間傳統的知識，性格，生活方式全然不一樣的存在，而這存在的深處，再深處，且與鄉間的古老的道德相符，所以受到鄉人們真心實意的歡迎。
在他的班級里，有一個特殊的學生。這個學生要比其他孩子年長几歲，已接近青年，加上他身材高大，體格成熟，看起來又要比實際年齡年長。他是一名中央高級幹部的孩子，在上層派系鬥爭中，被貶罰，全家下放到此鄉間。兩個姐姐接知青下放政策在農村勞動，他則到縣城中學繼續求學。其實他已過了讀中學的年齡，這年大約是十八足歲吧。他也不時常來校學習，而是四處遊盪，並沒有什麼目的的，走到哪算哪。有一回，在輪船上遇我和姐姐去蚌埠辦事，他便也隨我們去到蚌埠，在我們蚌埠的朋友家住下。這實在相當冒昧，好在他有著許多中央上層的內幕新聞，又很會聊，吸引了人家的興趣，也就接納了他。他很有些沒落的世家子弟的習氣，吃人家的，喝人家的，心裏還是瞧不起人家的。雖然是一無所有，卻也什麼都不在他眼裡，對什麼都沒有敬畏之心，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他就是憑著這樣的賴皮式的信心，四處遊盪。當他認識了體育系生在農機廠的那位女友后，就開始接二連三地上門，坐在人家的宿舍里，吃飯時也不走。他說小是個大男孩，說大也可算是個青年了，個子又大，在宿舍里一占就佔去一大塊，十分惹眼，不免會引起非議。終於，在一堂體育課上，體育系生在全場列隊前面，將他訓斥了一通。體育系生斥道：你搞搞清楚，你是多大的一點人，輪得上你嗎？等等。他再是高幹的孩子，再是紈絝，終究還是個十八歲的少年，處在男孩和男人之間的年齡，特別渴望長成一個真正的男人，因此不免會因自己的不成熟而自卑。體育系生的話無疑是指到了他的痛處，他紅了臉，梗著脖子，卻說不出一句話。體育系生還不放過他，又將他搡了一把，警告道：再看見你去農機廠，決不饒你！從此，他便從農機廠絕跡，進而從縣城絕跡，也不再上學了。
所以，我們庄這支蚌埠醫療隊的隊長是張醫師，靈魂實際上是黃醫師。有了黃醫師，這支醫聞隊於我們庄才具有了一種精神上的關係。它不僅僅是「6．26」，送醫下鄉的意義，而是有了近於美學上的意義。它不僅僅是實用性的，功能性的，它的價值是潛在的，隱性的，甚至是虛無的，那就是，它微妙地影響了一個鄉村的氣質。
前面說過，閱讀已經滿足不了我們，寫作的時代就此開始。最有力的證明就是那首流傳甚廣的南京知青寫作的「知青之歌」。其實，這首歌只是那時期的寫作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許多寫作都自生自滅，隨著時間自行消失了。這些寫作所以沒有昭示于眾，一方面是因為社會的原因，因這些寫作表現的是個人的情感，顯然違背社會總體原則；另一方面也出於個人的自謙的心情，我們深以為是大胆造次，非常害羞，只拿此當作遊戲，自己寫，自己看。所以，這時的寫作倒是純粹的私人化寫作，沒有一點功用的目的。我們的寫作深受我們的閱讀影響，具體地說，就是受舊俄文學的影響。只要舉一個作品為例，便可看出這點。那是我們中間的一個寫作的作品，漸漸地傳開了。有時候，我們寫了東西，也在私底下傳看，討論，學習。這是一篇小說，寫的是一名知青，在一個偏僻的小城裡，在糧站認識了一個壓麵條的老人。由於她常常去那裡買機壓面，便與老人熟識起來。老人有著不同於常人的文雅的氣質，談吐間流露出他頗有來歷。他單獨一人住一間小土坯屋，在傾斜的河岸。他的屋裡有著許多書籍，古今中外，以蘇俄的小說為多。知青和老人漸漸成了忘年交，時常上門借書。就這樣，她慢慢地知道了老人的身世。原來他是一個右派，被放達到偏僻的小城。他的妻子早已離地而去，剩他孤身一人，急著晚期的結核病。有一次，知青回家過年，再來小城時，糧站里區麵條的卻換了個年輕人。她又尋到老人的小屋，見小屋鎖著門，門前河岸上，卻多了一座墳墓。這樣的故事遍布舊俄時期的小說情節之中，情景氣氛也是西伯利亞式的的，但卻與我們所處的現實契合得很自然。人物以及人物的邂逅關係貼近著我們的生活，是我們生活中隨處可見。說真的，這篇小說很能反映我們那個時代，那個隱居的時代。我們可在根深蒂固的社會關係中，突然發現一種新的，外來的因素。這種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這些偏僻的歷史的牆縫裡，慢慢地長了進去，成為它的一部分。可是它卻給原先純粹的歷史和社會摻進了沙子，改變了它的穩定的性質，有一些根子一樣的東西就動搖了。其實，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自己就是那種沙子，那個時代的隱居者。
後來，他們全家離開了五河縣城，溯流而上，到了長江邊上的蕪湖城，在那裡一所大專院校供職，此後沓無音訊。以上說的那些人後來大都離子了這個偏僻的縣城，去到各大城市，可是他們依然帶著隱居的影子，走哪，帶哪。他們的歷史明暗相間，隔成一段一段的，他們全都默默無聞。
改革開放之後，右派摘了帽子，得到改正。他的一九四九年跑去台灣的老兵叔父，也聯絡到了他們，然後，這一年的夏季，就到滬探親。這年的夏天，上海特別炎熱，好像掉進了火爐。他們一家特意趕來上海看望從未見面的叔父，叔父請他們在他住宿的賓館里吃飯，接著他們就要回請。賓館這一頓並沒有給右派妻子留下什麼好印象，只覺得繁瑣的杯盤碗碟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她說，正吃得好好的，忽然卻要換碟子。殷勤的服務也使她不安，小姐蠟燭似的戳在身後看著，吃飯怎麼吃得下去？不菲的價格更令她觸目心驚，深感造孽。於是，她決心回請的這一頓，在自己家中進行。她從前三天就開始置辦酒席，買了三隻雞，一條豬腿，一木盒魚。那時，家中也還沒有冰箱，東西有一大半變質了。到了那一日，天氣熱得可怕，叔父與他的的老伴，乘著計程車，百折千回地在陋巷深處，找到了他們家，然後走進火烤似的水泥屋頂的平房，坐在條凳上，面前一大片熱氣騰騰的雞鴨魚肉，幾乎擺到桌沿上來，倒是一點不摻水的，實實在在。可炎熱敗壞了人的胃口，又已經是年過七旬的老人，流汗流得幾乎虛脫，最終也沒能動了三五筷，便打道回府，匆匆結束了這餐宴席。
五河縣中有許多怪人，這些怪人的集中，使得這個縣城中學有了才情。因要容納這許多特異的性格與經歷，它不得不開放了思想，於是就變得自由了。不要以為在那個政治生活一體化的時代是談不上自由的，即便談自由，也是可笑的，將就的。其實，那種大一統的社會，往往是疏漏的，在一些小小的局部與細部，大有縫隙所在，那裡面，有著相當程度的自由。當世界上只通行著一種意志的時候，空間其實是遼闊的，這裏那裡，會遍生出種種意願。當然，它們是暗藏的，暗藏在那個大意志的主宰的背陰處。它們不是書寫歷史的，它們書寫的只是些隨風而逝的私人生活。可它們真的很活躍，不怕人不信，事情就是這樣。五河縣中就是證明。
在五河縣中，受他庇護的，還有一個老教師。老教師曾經是黃埔軍校的教官，現在學校教數學。他至今保持著黃埔軍校嚴格規範的操行傳統，衣著特別整齊，從不見他敞領捋袖的。在最炎熱的夏天，他走進課堂也是穿著中山裝外套，領下的衣扣，扣得嚴嚴的。他操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絕對一絲不苟，有一個字說差了，也要糾正重來。他早年喪偶，自后沒有再娶。天好時，他將被褥箱寵搬出門外，支一張涼床曬霉氣。在他的箱子里，有一個繡花綳，顯然是他亡妻的遺物。體育系七０屆生看了，很受感動，便暗下決心，要負起保護他的責任。他年老體衰，但身住一室。五河縣中校舍很大，宿舍間距較遠，又是在縣城邊緣，靠近農田。體育系生想搬過去，與他同住。可老黃埔生獨處慣了，並不歡迎有人進駐。體育系生很能理解，以為這是一種高尚的習性，不像他那位復旦的同屋，全是低級習性，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他人。可是他又不放心老黃埔生一人獨住一室，考慮良久，就交給他一個叫操的哨子，囑他若遇到緊急情況，就吹這哨子，他將聞聲趕到。老黃埔生也受了感動，他對這上海小夥子生出些喜歡，可長期的單身生活，已經使他很難與人深交。倒不是有什麼防範心，而是不習慣。但體育系生則以為已經足夠了解他，並且也取得了他的了解，不是有句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嗎？有一些晚上，他提著酒，端著新燒的菜，到老黃埔生屋裡，二人開宴暢飲。喝到深處，老黃埔生紅了瞼，眼睛里也有了水光，有些傾心相告的意思，結果還是什麼也不說。不過，對這樣的晚宴，他終究表示出了興趣。這樣，他們這一老一少，就成了莫逆之交。雖然，彼此相知甚少。即便是喝酒喝出了眼淚的這一剎那，心和心還是隔得很遠的。
于醫師戴眼鏡，頭髮齊齊地梳向耳後，顯得比較蒼老。紅十字的藥箱背在她身上，更具有應用的意義，不那麼戲劇化。她和農人說話，也更為家常。她顯然是個賢妻良母，可惜命不好。她對人很和氣，但並沒有屈就的意思。她表現得很開朗，可也不是強顏歡笑。她看起來是平靜的，從容的。要知道她是隱忍著那麼多不順遂的。莊裡那些嬸子大娘的，都特別和她拉得來，背底里就說，于醫師不容易。有一次，上面又下達什麼指令，對於醫師的右派丈夫進行批鬥。批鬥是在場上牛房裡進行的，從庄東頭來開會的人說，于醫師家早早就閉了門，熄了燈，屋裡一點聲息也沒有。這時方能體會到于醫師的苦，這一家的苦。平時，這苦都被過日子的雜碎掩蓋了。
與黃醫師一起下放我們庄的，醫療隊里另兩名醫師，張醫師和于醫師，她們的形象，氣質，以及精神面貌都要比黃醫師現代。也就是說，她們比較具有「6．26」精神。她們經常身背藥箱出診。她們背著那種上面畫著紅十字的白漆藥箱，走過村道，來到老鄉家中，坐在當門的馬紮上，噓寒問暖。尤其是張醫師，因為長著一張明朗的臉龐，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樑。莊裡頂有學問的王大爺說過，張醫師的相好，好在大氣。她體格勻稱，結實，穿衣服很利索。她喜歡把褲腿捲起，赤腳穿一雙球鞋，露出白皙飽滿的小腿肚。她背著藥箱，就有點像舞台上的人物，藥箱則是道具。那時候，她大約是三十五六歲的年紀，各方面都顯示出是個幸運的福氣的女人。她的丈夫老梁原是蚌埠政府機關的幹部，如今在公社知青辦任職。一個女兒，兩個兒子，都在縣城上小學和中學。他們雖然離開了城市，來到這個偏遠，貧瘠，組織散漫的鄉村，可卻依然保持著原先的嚴格規律的生活秩序，以及相對保障的社會地位。他們家庭和睦，老梁是個盡職和體貼的丈夫，對孩子要求頗嚴，與幹部群眾關係都很融洽。孩子們呢，都挺乖，學習努力，品德優良，少叫人操心。總之，這是一個理性的家庭，處處可給人作楷模。它很為張醫師掙臉面的，人們對張醫師的好感有一多半是對她的家庭。在莊裡人眼裡，張醫師的家特別像個家。我們庄，對美好的家庭是懷著尊敬和崇尚的。妹妹和媳婦們都挺羡慕張醫師的，她們傳頌著，天好的時候，在院子里搭一個凳子，張醫師洗頭，老梁提一壺熱水，替她沖頭髮上的肥皂沫。這情景很親熱，甚至帶了些私密的性質，可在這對夫妻做來，卻一點不肉麻，連我們這個保守的村莊都能接受，並且大加讚揚。
「醫師」這種稱謂顯得十分專業化，十分嚴格。表明了我們在對他們的鄭重其事的態度。這支蚌埠醫療隊住在我們庄東頭，大隊部的院子里，四間正屬分為兩部分，住張醫師一家和平醫師一家。他們都是合家下放。而黃醫師則是單身一人，住東邊一間倒屋。西邊的兩間側屋就是醫院的診室，藥房。可黃醫師通常是不去那裡的，他在自己的小屋裡看病，這帶有些私家診所的意思。
我們穿行在縣城的石子路上，縣城的表情似要比鄉間冷漠。它們不太關心我們，視我們于無睹，我們和它兩不相干。鄉間卻是柔軟的，它要溫情得多，時常感動著我們的心。可是在鄉間的柔軟底下，其實是有一股韌勁，它的柔軟是因為它的質地特別純，顆粒細膩，彼此間擠壓很緊。它們是更為綿密的結構。而縣城則是有雜質的，它的成分比較粗礪，組織比較鬆散，事實上，它遠不如鄉間來得堅實。在它的漠不關心的底處，是兼容並收的空子。對於外來的因素，柔軟的鄉間是有足夠的消化力，將其演變為可以吸收的成分，當然在這演變的過程，它自身的性質也在潛移默化。而縣城則要粗略一些，它的胃口比較大，它容納那些不完全對脾性的東西，不消化也不要緊。這就是它雜的緣故。因為它雜，它就沒有鄉間那種一貫如一的風範。那種一貫如一的風範是內外和諧，首尾相應，氣韻通順的景象，它有著完整的自給自足的循環系統。而縣城別看它外表生硬，實質是要軟弱些的，但也還行，雖有些疏鬆破碎，但足以支撐到底。隱居者們便嵌進了這些歷史長壁的裂痕裏面，他們孱弱的生存結成了裂痕里的藤蔓植物。
去的時候，屋子裡已經坐滿了人，涼床上躺了個老頭，探著上半身趴著，背上立了幾根針。那郎中坐在床沿，面前案板上點著油燈，燈下排開一個布包九_九_藏_書，包袱皮上是幾根黑擦擦的外。我的針一放上桌，人們的眼睛不由一亮，連昏暗的油燈都發出光來。這些針閃著真正的銀光，而且那麼纖長，細挺，均勻，光滑。他的外呢？黑，臟，粗，銹，還不直，連底下的包袱皮都是油膩膩的很腌(月贊)。一個大爺看著我的針，忽然「嘿」地笑了一聲，說：小王還藏著這寶貝哪！它可真像是寶貝。在這土坯屋裡，熠熠生輝。那郎中用髒兮兮的手拆開了封套，捻出一根針，又用他的黑棉球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然後果斷地插入身後那老頭的腰上。這時，我向他提出一系列的扎針的問題。他沒有正面回答我一句，而是東一鎚子、西一榔頭的，不知說些什麼。那老頭趴在涼床上，差不多睡著了，對金針沒什麼反應似的。屋裡人也都把他給忘了，很熱烈地說著些無關的事情。顯然，人們聚到這裏來，並不完全出於對遊方郎中的興趣，除了老頭，誰也沒打算要他來治病，只是湊個熱鬧，找個由頭坐到一起聊天。平常的日子，誰也不會允許點燈點到這時候的。這就是鄉村的夜生活。其實從一開始，人們就沒有對遊方郎中加以注意，還趕不上對我的金針的注意。他們隨他在老頭身上糊弄著，那老頭則已經老得千錘百鍊似的。遊方郎中顯然是受了大大的冷落，這冷落是出於一種見識，但因為有涵養，也就不計較，不點破了。應當公允地說一句，遊方郎中里確實有著奇人，可不是所有的遊方郎中，甚至不是大多數。絕大部分的，是借了神人的名，混日飯吃。又有不少的一部分，還招搖撞騙。遊方郎中的神入，就是在這些墊底的大多數之上的一個兩個，他們的英名籠罩了全體人員。這郎中分明感覺到了人們的冷漠，他們從周遊的經歷中得來的經驗，告訴他們這個村莊不可久留。他們畢竟是手藝人，憑手藝吃飯，再是親戚也不興白吃白住，這也是他們的職業道德，或者說行規。此時，他對身後的老頭也失了興趣，他的注意力全在了我的金針上，他愛不釋手。於是，就在眾目睽睽之下，他十分坦然地從我的針里，抽出最長的幾根，包括老頭腰上的那根，放進了他的布包里。這種偷竊的行徑是如此大胆地在眼前進行，幾乎使人以為是正常的事情。就這樣，一眨眼工夫，我的閃亮的寶貝就進了他的腰包的三分之一。第二天一早，他就離開了我們庄，從此再沒有回來過。
在我後來居住過的蘇北城市徐州，根據傳聞，我們在夜晚穿街走巷，來到一座大雜院的背後。那裡有一扇朝北的窗戶，糊著舊報紙。由於大雜院坐落在台基上，那扇窗就離地面很遠。大青石的牆壁陡立著，牆面很光滑，沒有可攀附的，好讓我們爬上去，接近那窗口。我們只能伏在窗下，耳朵貼貼在牆縫，等待著。人們說，夜深的時候，窗戶里會有留聲機的聲音，放的是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我們去了幾次，也沒有聽見過一回。我們就貼著那堵高牆，守至夜半。窗戶里非常寂靜，耳邊只有風聲。那時候，我們誰也沒有聽過貝多芬的音樂，也不知何為「第五交響曲」，可我們就那樣虔誠地等待著。我們完全相信，在這條莫名的巷子里，有可能潛伏著萊茵河畔的那位巨人。
我們在的時候，可說是黃金時代。大虞是我們的兄長，他將他的房間提供給我們的男生住，為我們打飯打菜，請我們看電影。當我們之間有了齟齬的時候，充當斡旋調解。而當我們鬧起小心眼，對他心生芥蒂的時候，他則作渾然不覺，等待我們脾氣過去，回復常態，再一如既往。那陣子，我們這些下鄉知青，在農機廠擁來擁去，旁若無人地高談闊論，吃飯時則擠在最前面，一買一大堆，以至後來的人都沒了菜。人們都對我們側目而視，背底里閑話也很多。可我們不管這些，老實說，我們壓根兒沒把這破廠放在眼裡，也沒把這破縣城放在眼裡。我們我行我素。在農機廠的知青里，有一個來自上海復旦附中。這是一個市級重點中學，地處上海東北角，學生都是住讀。因是高等學府附屬，深受學術風氣熏陶，學生們與普通中學氣質很不一樣，學養很厚的樣子。這個復旦附中生是個比較母性的女生，很會照應人，集體戶的男生得她照顧已成習慣，就很依戀地往農機廠跑著。有的還正式在她這裏養病，吃住得十分安心。這些青年都熱衷於政治和哲學，到了農村便積極進行社會調查，然後起草「中國農村現狀之分析」，我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認識，就是對自他們的傳播。他們的話聽來半懂不懂，但這些艱澀的名詞和概念，卻非常有魅力。在它的字面後頭隱藏的，是一種與它本意完全不同的東西，這種東西其實更接近文學，這是一個審美範疇內的東西。它的性質到了我們中間，發生了奇妙的變化。這些概念完全不再是哲學的了，它成了一個藝術的符號。它們與我們日常使用的詞彙，語言，句式，那麼不同，和現實相去甚遠。這些從外來的概念生硬翻譯而成的名詞，在我們這裏，散發出唯美的光輝。它的不同尋常的字和字的組織，由此生髮的字形，音節，在我們的實用性語系之外，建立了另一套系統。它交流的是一些不名所以，模稜兩可的思想。這思想，或許稱不上是思想，它只是一種茫無所措，遊離失所的思索的片斷。它們很像是一個思考的不成形的胚胎，在尋找自己的軀殼。又像是相反，是一些軀殼，在尋找思考的實質。這是一種虛無的遊戲，我們使用著空洞的美文，你一言，我一語，竟然能銜接得如此嚴密。緊湊，並且連篇累續。這一切都帶有極強的虛構的意味，也就是文學的意味。說這是一個文學的時期，還是指我們的生活方式，這包含有我們的行為都帶有著虛擬的情節的含義。那不是一個實用的年頭，真實的世界非常狹小，我們只能享用虛構的生活。
當我從青春的荒涼的命運里走出來，放下了個人的恩怨，能夠冷靜地回想我所插隊的那個鄉村，以及那裡的農民們，我發現農民們其實天生有著藝術的氣質。他們有才能欣賞那種和他們不一樣的人，他們對他們所生活在其中的環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們也有才能從紛法的現象中分辨出什麼是真正的獨特。他們對張醫師和于醫師有著足夠的尊重，對後者，還有足夠的同情。但都不是喜歡。張醫師的熱情爽朗里，是有著政治社會賦予的特權，她是另一種異數，這種異數是與人性無關，是在人性以外的，她激不起農民的自然性的反應。于醫師卻是與農民有共鳴的，她是農民們最易了解的那類人，同情就是由此而來。但由於太相似了，她也同張醫師一樣，無法走進農民們的審美領域。而黃醫師既是在共同的人性之中，又是獨立之外，自成一體。有了黃醫師在，我們庄就此有了一種甜美的格調。他們對黃醫師，是稱得上愛的。
黃醫師是名醫，專治五官科。他所在的蚌埠的那個醫院，過去以他而得名。現在，他到了我們庄，我們庄也因此而得名了。許多病人從老遠的地方，坐車坐船再加步行，走過一個莊子打聽一個莊子：大劉庄在哪？他們就這麼終於來到大劉庄，走進費醫師的小屋，向他求診。費醫師的小屋很小，只一間，順山牆放一張床，就差不多滿了。他的床，架得很高，是一張寬大的床，床上鋪了特別潔白的床單。他就在床沿上側身坐著，一隻手撐著床，另一隻手放在架起來的膝上。病人呢，坐在床前的椅子上，述說著病狀。這樣子一點不正規，倒是很家常。黃醫師聽得也並不專註，提問很隨意，有時候還會岔開話去，和小屋裡別的客人說些不相干的事。這情景說是看病，不如說是訴苦。訴說的人是不經意的，聽的人也不怎麼在意。來的人大都是口訥的農民，三言兩語便無話可說，吃苦對他們又是常事，於是就止了下來。黃醫師並不急著打發他們，似乎有他們陪伴也好。他也不是善言者，加上心情抑鬱，就常常是彼此都默著。在這靜默里，他們互相像是很了解的，雙方都不感有什麼壓力，就這麼可坐半天。凡是想到這來求醫的農民，都是病症嚴重的，而幾經車馬周折，來到偏僻的鄉間找黃醫師的，也都是病症嚴重的。所以，幾乎無一例外的，需要手術。而我們庄沒有手術室，醫療隊也沒有麻醉師、手術護土，手術是不可能做的。最後，黃醫師總是說：要到蚌埠做手術。農民往往對手術望而生畏，一聽要到蚌埠手術，就更知其不可為了。他們大都是天命論者，心裏早已服了病，而到底是看過了黃醫師，雖然不是被病苦著，卻都心滿意足，再不作他想。那些從合肥、淮北、蕪湖，甚至就是蚌埠找來的城裡人，則是決心下定，對手術也抱科學的態度。這時候，黃醫師就會和他們約定到蚌埠的時間。這往往是黃醫師回家探親的日子。
大虞最後是和縣城裡另一家工廠的女大學生結婚的。也是上海人，學工出身，六八屆畢業。這也是大虞理性的表現，即便不能找到審美理想中的對象，那麼就尊重實際，找合乎現實條件的伴侶。大虞的妻子是瘦小的，貌不驚人，身體孱弱，她一直在暗中喜歡大虞。他們在農機廠里，大虞的單身宿舍結了婚，然後大虞妻子就懷了孕。在一個大雪封門的晚上，大虞妻子提前臨盆了。大虞踩著半尺高的雪去找醫生，醫院關著門，他又找到醫生的家，醫生家也關著門。於是，大虞只得回到宿舍，自己給妻子接生。孩子生下了，是個女孩，像一隻貓，不會哭，一息尚存。大虞將孩子裹在棉襖里，抱在懷裡，在屋裡來回踱了一宿，想把孩子暖過來，哄過來。可是，天亮時分，孩子還是死了，死在這個雪封的寂靜的時刻。這就是大虞的遭遇。其時，農機廠的知青們一個一個地都走得差不多了，關於知青後來有著許多補償性的政策。另有一些像大虞這樣分配來的大學生，也都自找門路，走得差不多了。農機廠里只剩下大虞一個上海人，不知道他為什麼不走，結果把孩子生在了這個荒涼的地方。知青們走了之後，這裏可真是冷清啊！
這兩個家庭，以及黃醫師，雖然來自同一個城市蚌埠，住在一個高檯子上，但卻保持著微妙的距離。他們相互間很客氣，但決不多話，完全沒有人們想象的相溫以沫之感。相反，隱隱的，似乎還都懷著戒備之心。他們彼此間遠遠不如各自和農民的關係輕鬆和親密，但親密和親密的性質則有所不同。張醫師和老梁對農民是最熱情的，農民們對他們也最尊敬，而且器重。他們對誰家的造訪，會被視作一種光榮，引起人們的羡慕。在農民們的眼睛里，他們是有身份的人，卻沒有架子。當他們從村道上走過，農民們從自家敞開的堂屋門裡，走到檯子邊，招呼道：張醫師，來吃！老梁，來吃！他們則招著手應道：吃過了，吃吧！他們招手的姿勢是城裡人、而且是城裡的幹部特有的，高高地揚起，有幅度地揮動著。農民是做不來這動作的，他們只是用手裡的筷子向前點了點，作為回答。老梁每天早上騎一架自行車，往公社去上班，沿途也是這樣向農民們招手，農民們就拄著鋤把目送他遠去。他們家三個孩子在縣城住讀，每周回家一次。三姐弟手牽手走進莊裡，目不斜視，快快挪動腳步，就這樣走進在東頭高台上的家中，再也不露面了。有一次，他們回家正逢下雨，我們庄是出名的粘土地，一下雨，地就爛得要命，能把腳粘去一層皮。我有事去大隊部，看見他家的一個男孩，在門檻上刮膠鞋底的泥，臉上露出嫌惡的表情。這段路可叫他們走慘了。
五河縣中的老師，來路很雜。倘若到人事科去看檔案，就會發現每一個的歷史都很複雜，來到這裏，或多或少都帶著一些罪貶的性質。而他們之間，卻有著默契，從不互問來歷。他們都是獨往獨來的，自己在自己的屋裡，頭上各有一爿天，各有各的社交圈子，互相也不參与。時間長了，難免會露一些端倪，也不要緊，誰也不干預誰的事，依然我行我素。所以，五河縣中表面看上去散得很，見面如同路人，但內里其實團得很緊，有著牢不可破的一致性，有些滴水不漏的。它和農機廠的自由不同。農機廠的自由是無產階級式的，是「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有鎖鏈」的意思，帶著點破壞性，風格比較粗魯。這裏卻是有著些家底，帶著些享樂主義，難免是沾點頹廢的邊，但還是被人生抓得很牢，不願放棄。這兩種都含有些尖銳的東西，前種宣洩得比較厲害，因此便所剩無多，反而調和了。后種表現得很溫和，比較節制，結果是在繼續培養和生長。這也是因為後種的尖銳要更加深刻，源遠流長。也許是這兩種之間掩藏著我們所不覺察的前後繼承的關係吧，我們農機廠的圈子漸漸傾斜，轉移五河縣中，知青的橋樑作用也為上海來的大學生所代替。
他的同屋也是那一日登上縣城碼頭的，四十個中的一個，是師範學院體育系七０屆畢業生。學歷，專業，經歷的傳奇性，都比不上他，但這一個卻具有著個性的色彩。他是上海街頭真正稱得上時髦的人物，是骨子裡頭的時髦。他的髮型是板刷式的，平平地推過去。他總是赤腳穿一雙夾趾拖鞋，這一個裝束和那個「哲學奇才」相同，但效果有所區別。「哲學奇才」是名士派的，這一個則是嬉皮風的。他的褲腿一高一低地挽著，脖子上掛著一把吉他，是西班牙式彈奏法，然後，很諷刺地彈奏《東方紅》，將其時的國歌彈得很是頹廢。他出生在一個私產者家庭，一九四九年以後家道中落，從原先的花園洋房遷入嘈雜長弄里的一幢弄堂房子。每天放學回家，他從後門走進潮濕陰暗的底層客堂，后陰溝漲溢的污水氣味一直漫進房間。母親在二樓卧室開著無線電，唱的是京劇。成年後，他一聽到京劇，就感受到一股沒落的氣息。他是在新政權的陰影中生長起來的一類人，心底是壓抑的，對社會也是遊離在外的，抱著漠然的態度。他雖然沒有成為「反動學生」，其實是比那一位更具階級異己的性質。那一位是處在政治社會的中心，成為對立面僅只是歷史的誤會。這一個則是真正的邊緣人，他所以沒有沉淪到底，那是出於享樂的天性。他愛玩，游泳，唱歌，船模，排球，等等。他對生活還是有興趣的，在這個沉悶的縣城裡，他都因地制宜地找到了快樂，那就是釣魚。他扛著魚竿去釣魚的樣子，真的是很迷人。他對生活的認識是感性和具體的，注重細節，這使得他對政權的不滿，不會概括歸納為抽象的理論，從而招致危險。這種不滿，在他竟是表現得很有人情，那就是，他對所有的失意的人施以強烈的同情和關懷，儘管有一些失意並不完全出於政治的原因。他就是出於這個原因，才容忍了他那位同屋的惡習，而終於相安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