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中國人是需要管的」，大約說的是中國人中頗有些刁民暴民，歷史上農民起義里這種暴民形象也屢見不鮮。但這與其說是體現了中國人的某種民族性格缺陷，倒不如說是體現了國家長期壓抑社會的後果。在這個意義上，暴民和順民不過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在國家的陰影下，它們都是「一盤散沙」式社會的表現形式。

《重新發現社會》的核心意圖，就是重新定位國家和社會的關係。熊培雲感慨：「問世間國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我們買一輛自行車，是用來騎而不是用來扛著滿大街走的，如果不但扛著它滿大街走，還動不動把它給供奉起來燒香參拜，這就是顛倒了人和自行車的關係。同理，我們讓渡一部分權利給國家，僅僅是因為我們意識到，有時候通過政府這輛「自行車」，我們可以組織更有效的公共生活，但似乎沒有必要因此見到這輛自行車就熱血沸騰、熱淚盈眶。

「我可以為自己做主」，意思是，如果國家不為工人設立一個工會，也許其ｒeａｄ.９9ｃsｗ•cｏm實，工人有能力為自己組織工會；如果國家太忙了顧不上照顧艾滋病人，也許其實，可以放手讓民間組織去援助而不必壟斷善意；治理腐敗未必僅僅需要依靠「反貪局」，也許其實，還可以批准民間自發成立財政監督組織；對付地方政府的暴力強拆，未必只能靠中央的「三令五申」，也許其實，民間的一些維權組織和律師也有自告奮勇的覺悟。

在我看來，一本書之好與壞，不在於它有多深刻或者裏面充斥了多少生僻術語，而在於它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時代的問題和需要。面對一個胃病病人，你帶來的高血壓葯再高級名貴也無濟於事，而《重新發現社會》，則是給一個胃病病人帶來了胃藥。

第一個辦法，叫做「找政府」，第二個辦法，叫做「找市場」，第三個辦法，叫做「找社會」。政府、市場、社會，恰恰是我們九九藏書人類展開公共生活的三種機制。

熊培雲先生2010年出版了一本書，叫做《重新發現社會》。單看書名，本書的核心思想就一目了然：對於解決某些問題，「政府」可能顯得過於遙遠和高高在上，而「市場」則顯得過於無情和冷冰冰，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也許可以回過頭去，「重新發現社會」。

社會還可以是什麼？社會還可以是陳游標，2008年汶川地震后迅速組織挖掘機趕赴現場救災的企業家；可以是「紅色推土機」歌手周雲蓬為失明兒童籌款而製作的民謠專輯；可以是「立人鄉村圖書館」，以公民教育為目的的民間公益組織；可以是「亞洲動物基金」，呼籲停止虐待動物的民間組織；可以是微博，給在暴力拆遷中家破人亡的鍾如九一個平台的網路空間；可以是豆瓣，愛書愛音樂愛電影的人們交頭接耳的網路廣場；可以是「單向街」，每個周末組織文化沙龍的小書店。總之，社會也可以熠熠發光、溫暖、並對弱者無限耐心地俯下身去的。

其ｈｔｔｐs://ｒeａｄ.9９csw•ｃoｍ實，正如國家沒有必要遮蔽社會，社會也沒有必要對抗國家，二者完全可以相輔相成，共謀國民幸福。國家在保障社會的安全、秩序、基本福利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但正如殺牛刀無法用來做心臟手術，大卡車無法穿越小衚衕，國家這架大機器對於應對社會毛細血管里的具體問題還是過於龐大笨拙，「重新發現社會」，就是恢復我們作為一個公民共同體的敏感、靈活和豐富。一個長期被禁錮在輪椅上的人，我們很難指責他肌肉不夠發達。現在，我們已經發展到這樣一個時代，你不能以關愛的名義把一個人禁錮在輪椅上，因為輪椅上的人已經「發現」了自己的雙腿，他要站起來。

讓我們來假設這樣一個場景：高速公路上發生了一場車禍，一輛車不幸被撞翻，有個人被困在了車裡。現在，關於如何解救這個人，我們有三種解決辦法：第一，打電話找警察，當然代價是警察可能來得很慢，被困的人生命垂危，可能等不及了；第二，路人甲跟車裡的人商量httｐｓ://rｅaｄ.９9csw•com：如果你給我一萬塊錢，我就把你給救出來，但一個可能的情況是，車裡那個人一下子拿不出一萬塊錢；第三，路人中有幾個特別善良的人站出來，決定無償幫助被困的人。

乍一看這個書名似乎有些荒誕：社會需要被「發現」嗎？難道「社會」不是無處不在嗎？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話：「你現在還是太幼稚，你走上社會以後就明白了……」或者「現在社會上這麼亂，你做事情可千萬要小心謹慎……」在這些話中，「社會」是一個爾虞我詐的名利場，一個烏煙瘴氣的垃圾堆，一個暴露人性敗壞的照妖鏡。但是，熊培雲提醒我們，社會還可以是別的。

但在暴民和順民之間，還可以有不卑不亢的公民。在一個公民社會裡，人們在公益的引力下不斷編織流動、交叉、細密的人際網路，既可能監督政府，也可能疏導民間積怨。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進步在於通過市場化轉型發現作為個體的「我」，那麼中國下一步的挑戰則是如何給社會鬆綁，通過重建社會來發九_九_藏_書現作為集體的「我們」。

而這樣的社會之所以需要被發現，是因為社會這個「秘密」往往被國家的光芒所籠罩。在一個國家至上的傳統里，社會的自發發展總是被視為病毒，需要被圍追堵截。社會的聲音和組織往往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國家的腳掌就黑壓壓地踩了過來。在這個傳統里，「國家」不但肌肉發達、力大無比，而且在道義上也總是可歌可泣——一切與「國」字站在一邊的東西都是天然正確的，愛國主義，國學，精忠報國，以至於給孩子起名字都常常是「建國」、「志國」、「衛國」等等慷慨激昂之詞。相比之下，社會則像是個面黃肌瘦、發育不良的孩子，一不聽話就要被拎起來打一頓屁股。成龍先生曾一言道破之：中國人是要管的。雖然我們的傳統里也時不時冒出「民為貴」、「仁政」、「以民為本」這樣的字眼，且不說這些美麗的字眼有多少在歷史上化為實踐，所有這些字眼裡透出的那種家長式的施捨氣息，都讓人忍不住想問：對不起，可以不煩勞您為我們做主，而讓我們為自己做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