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我比謝蓉整整強壯一圈，並且擅長爭奪和廝打。

是另一個「婊子養的小婊子」。

但小孩子不同，誰給好吃的好玩的就喜歡誰，這方面媽媽雖不在身邊，卻從沒有停止給我買一些新奇玩意並堅持讓我學畫畫，帶我去看新的世界。

那一瞬間我想了很多，甚至到現在也無法確定是不是在她眼裡，我過得幸福無憂，有學上有飯吃，沒有貧窮和卑微到失控，所以顯得格外自由。就像我看到別的女孩時會去想象著她們擁有的鋼琴，擁有的健康且美好的生命。

我又是誰？

不，在那作品之後的整整五年時間，我用儘力氣寫了二十多萬字的梳理文件，才漸漸看清身邊的每一個女性，才終於不再責怪自己而更多去尋找事情為什麼會這樣發生的原因。

而這種鄙夷，就是所有暴力的開始。

她乾枯瘦弱，有些發青的臉藏在濃淡不均的劣質妝容下，雙眸被粗黑眼線勒得過分上揚，卻也遮不住貧窮與驚惶。

如果謝蓉不拿我的裙子，我一輩子也不會特別記得她。但她拿了，讓我不敢接近，更不敢忘記。

別誤會，外婆並沒有神奇到能預料遭此變故，習慣性藏錢主要是為防禦她的賭鬼兒子和丈夫。

更奇怪的是謝蓉不上學。每天早上我被外婆趕著往學校走時她就在走道上看我，放學回來時也看我。我有時會揮揮手跟她打招呼，放下書包兩人隔空打著手勢約好下樓踢毽子，但後來外婆不許了，因為她們家總有不同的男人出出進進，巷子里的居民不明著問，只自顧自和她們保持一個白眼的距離。

真的嗎？我在私處被曝光的那一瞬間變廉價了？

而「婊子養的小婊子」是外婆在恐嚇我不要接近謝蓉時對後者的單獨侮辱、專項命名。

我考上重點高中的那個夏天她們居住的紅磚筒子樓被拆了，母女倆無處可去居然跑到我們樓道里做生意，謝蓉貼著明晃晃的塑料指甲撫弄著破了洞的弔帶裙，胸前水鑽拼貼出的圖案幾乎剝落殆盡，整個身體都陷在一進門洞陽光照耀不到的陰影里，偶爾探出頭來，站在亂磚堆砌的台階上，問路過的衣襟起膩隔著幾米遠就能讓人聞到汗臭的男人們：大哥，玩不玩？

拆遷那幾年，原來居住在小巷的居民大多像常年躲在陰暗處的蟑螂，有人把頭頂的大石頭搬開，拿著掃把要把我們這群骯髒穢物清理出去，要把「城市牛皮癬」拆掉，我們也就四下逃開，奔向自己命運的方向。

不，我本來就不是商品，哪裡來的廉價一說。

其實我是個皮很ｈttps://ｒeａｄ•99cｓw.ｃｏｍ厚的人，外婆經常揍我，拿拳頭粗的木棍打，拿長把手的雨傘打，拿火鉗打，拿晾衣桿打，我都接受，打到最後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尾椎骨是什麼時候斷的，也沒人帶我去醫院，反正皮實，打習慣了也不怎麼哭。可我實在受不了她當著同學的面打我，只因為我穿了一件該死的漂亮衣服並且因此有點得意。我反問她為什麼我就不能偶爾開心一下，為什麼就不能偶爾像一次媽媽。

她母親回來時完全變了另一副模樣，原本沉默寡言的人開始喜歡在街頭叫罵，顴骨下面凹進去一塊，眼大無神，什麼顏色的眼影也顯得彆扭難看。不罵人的時候就站在公交車站旁，不見她趕車，也不見她挪步，只是手捧瓜子，這邊嘴裏嗑進去那邊嘴裏吐出來。

今天是婦女節，有些女性不會訴說，例如我的母親，例如謝蓉和她的母親，而只要她們不說，世人除了謾罵就不會再給任何別的回應。

2011年那些照片被放出來時我反覆被詢問：你覺得自己變得廉價了嗎？

我走進屋時有些傷感，在立櫃夾層里找到戶口本，門后一個不起眼的破布兜子里塞滿雜七雜八的塑料袋，手往裡使勁伸，就能摸到我們家全部家產。

也是那段時間，外婆當面罵了她們，拿洗衣水潑她們，讓她們滾遠點不要影響別人。

而這些侵害依然發生在我們周圍，當我站出來說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時，我收到了900多條女性的私信，跟我說著她們的故事，和我和謝蓉的童年，大同小異，並且暴力直到今天都沒有消失。

我們就會作為一個整體被歧視，即使我們目前能享受作為「小女生」眾星捧月的尊寵感，也最終逃不開真實存在的、對女性的鄙夷。

可這隻是我以為的世界，真實的世界不是這樣。

例如我終於清楚地知曉，母親初中之後就把所有的教育資源讓給了自己的兩個弟弟，備受壓迫的她想要逃離自己的家庭，卻在草草和一個男人結婚之後發現對方有暴力傾向，最嚴重的一次扯下她整整一塊頭皮。出軌，有時候只是更加懦弱的選擇。我越來越傾向於承認母親並沒有能力給我更好的保護，但她至少沒有逃避責任，她給了我能給我的全部。

那之後，我無法再正常和母親交流，每次母親想要擁抱我，我都往後躲。因為我感覺羞恥，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父親說的事實。

這個口號並不陌生。在我有限的記憶里，小學三年級就開始喊起。

她母親比較奇怪。不怎麼愛說話，只說自己和女兒從上游巫山來，有人九_九_藏_書問是不是修大壩分過來的三峽移民，她不置可否，把臉別過去用沉默結束話題。

而那條在過去時光里給我帶來打罵和羞辱的裙子，彼時彼刻，正被謝蓉攥在手上，她緊張的樣子，像是正攥著自己對未來對生活的某種迷惘卻偏激的執念，但她不知道那條裙子不僅是她沒有見過的美好，是她不曾擁有也不會再有的青春，也是我捨棄不掉的煩惱，是我對母親糾結往複的感情嚮往。

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是我逃不過的命運，我離羞恥太近，又從來沒有人告訴我羞恥背後「骯髒的性」，具體是什麼東西，尺度在哪裡。

例如我在走投無路又心氣甚高的時候去做了人體模特，並且在第一次拍攝時出了很大的事故——對方明明是私拍機構的影棚卻打著招收正規人體模特的名義招人，參与拍照的人也大多不是來研究什麼光影結構而是直接來消費來觀看女孩兒身體的。他們習慣用長焦鏡頭等著女孩換姿勢時迅速抓拍私處。

「莫妖兒邪法的，好好走路」。外婆說的好好走路，是不能像男生一樣跨開腿走，也不能像女生一樣窈窕淑女脆弱可欺，更不能像謝蓉，腳下生風，停下來時，又像沒了骨頭癱在某個男人懷裡。

有錢的會跟她們走進樓道，在半層樓梯半邊木板搭成的窩棚里交易，沒錢且嘴閑的，會訕笑著說自己有病，陽痿。

大多數人通過這組作品記住了我，被我用身體宣誓的動作打動，甚至因為這組作品覺得我是個堅定不移的女權主義者，那一年女性傳媒大獎圈我入圍，在海外，一些媒體對我報道的標題是：大陸女性崛起代表。

那是一種本能的反抗。我沒有贏，也並未被打倒。

再沒過多久，謝媽媽消失了。謝蓉一個人在對面黑洞洞不開燈的房間里，我看不清她的樣子，只知道繼續有男人往房裡走，進屋時提著些什麼，出來時又空著手。再後來，她不看我上學放學了，即使在巷子里遇見也隔著好幾米遠就拐進別的衚衕。

她叫謝蓉，十四歲，已經跟著母親在樓下破陋的小巷裡做了好幾年皮肉生意。

我隱約感覺到不舒服感到在被侵犯，可我什麼都沒有說。不僅因為我當時根本不認識長焦鏡頭，不僅因為那是我第一次拍攝第一次被十幾個人架在一個私密的空間里。還因為我真的很想要那500塊錢的拍攝費用。我以為迅速賺到錢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就可以不再和父母糾纏，就可以讓病床上的外婆放心，就可以回到學校和其他同學一樣無憂無慮一心只想學分成績。

第一次見她時她還沒有這些個外號，那年我十歲，看著九-九-藏-書她們母女倆搬進對面的紅磚筒子樓里，我也住二樓，在她家正對面，中間隔著條十幾米寬卻堆滿垃圾的廢棄過道。

這是父親常用來罵我的句子。

她拒絕回答，而是用一種看到髒東西的眼神看我，那眼神像刀子割得我骨頭痛，那眼神她也用來看過謝蓉。

可我在走向她時發現自己沒有辦法直視她的眼睛——那混合著勇氣和膽怯的目光，讓我沒有辦法去跟她爭搶。

但我們不知道，那時候開始歧視的，就是我們作為女生的整個生命主體——因為我們遲早會變老會結婚會變「三八」、變「婦女」。如果我們始終無法正視這兩個詞，如果我們無法反問一句：三八怎麼了，婦女怎麼了，自己的母親、祖母都是婦女和未來的女兒都可能成為婦女，婦女究竟怎麼了？

樓里的居民叫她和她媽媽「二層婊」，因為母女乾著同一種勾當又恰好住在二樓，所以想出這個外號——一語雙關省時好記，方便茶餘飯後的討論和當面唾棄。

那個「別人」指的是我。

因為從踏入社會的第一瞬間，我們就被當成了一個利益整體在被對待。我們儘力躲避的，我們不曾爭取的，都將成為我們自身。

我，沒有辦法忘記她目送我上學時的神情。就像不敢接近在某個瞬間同樣脆弱的自己。

2008年，16歲的我最後一次見到那個「婊子養的小婊子」。

謝蓉很漂亮，至少那時候是，她有完美的鵝蛋臉，紅撲撲的雙頰，身體和蓮藕一樣會在南方的艷陽里發光發亮。

所以，在女生節這一天，我想送你一條紅裙子，就是那條我至今不敢忘記的紅裙子，讓那無助且無望的身體，讓那絕望和希望並存的眼睛得到某種解釋。

例如在我高考之前外婆就將母親存在她那裡所有給我讀書的錢都給外公和舅舅拿去賭了，除了重男輕女，老人更無法抵禦日復一日的威脅和暴力。

任務完成後我還不願走，有船鳴破窗而入，透過層層疊疊樹影又看見那一小片被我觀看了十幾年、直至今日都能分毫不差複述的長江。冬日生出陰沉滯重的雲團，僅有一道光芒照亮灰白的城市，閃耀著，轉而消失。循著那光再往陽台靠一點，就發現那個躲在窗檯下方的站街女。

那天前我外婆和拆遷隊起爭執時中風了，訓練有素的流氓趁老人被送去醫院后破門而入搬走所有值錢的大件物品例如冰箱電視洗衣機，再拎著榔頭一頓亂揮，刻意製造裂痕與混亂。

她要求的是沒有性別，我努力做到，但沒有用，到了繪畫班我發現自己出門時完九-九-藏-書全沉浸在穿新衣服這件天大的喜事里，以至於拿錯畫紙，老師說要帶4K大小的，我只帶了8K。

那之後，我們應該是有著大致相同又可能截然相反的命運。

大致的情境是班裡某個姑娘被男生訕笑著祝「三八快樂」，然後追著他滿操場罵，「你才是三八，你全家都是三八」——我們不會直說自己是女生不是婦女，但會用青春活力證明自己與集「病態、無能、水性楊花、不講理、愛傳瞎話、好管閑事」等特性於一體的「臭三八」間的巨大差距。

至此，人們開始像抓到了把柄一樣狠狠嘲笑我，全盤否定我的作品。裸模，就是裸模。人體模特都不是，人體模特還講究光影呢，她那些被拍下來的照片算什麼？所以有些人不看我的作品，只說我是裸模。

大難臨頭，外公和舅舅連夜包走些必需品回醫院，只是找不到兩樣最關鍵的東西。於是派我來，順便把自己的衣服收走，別便宜了那些等著撿好處的流浪漢。

雖然之前知道他們在一些很奇怪的角度拍我，但第一次看到那些照片卻是和幾百萬網友一起。我看到那些照片裏面自己的私處被放得很大，隱約還有衛生棉條，才想起當時正在生理期。這讓我非常困惑，我沒有辦法面對那些照片。我不想說話，但又不得不說話。在面對記者的質詢時，我承認了，我承認那些照片上的人是我。因為我也不知道如果不承認還能做什麼。

我讀不懂這種堅定，更讀不懂她的命。

也是這個時候，父親打電話來說要跟我斷絕父女關係，並且大聲質問我什麼時候變成了和我母親一樣廉價的女人。

她五顏六色的頭髮極其顯眼，右手攥緊條粉紅連衣裙，這讓我更加註意她指縫裡難看的黑泥。

這是我第一次對那些讓我感到不舒服的價值觀以回擊。因為不涉及親人，不涉及愛的抉擇，所以顯得格外勇敢。我在一片雪地里把人們罵出的髒話寫到身上，把人們的話語也納入作品的一部分，一次次試圖用冰雪洗刷掉它們，結果卻是更多墨水傾盆而下，那是當時輿論給我的直觀感受——辯解無用，人們習慣相信他們想相信的。但在行為作品的最後，我還是自覺不自覺地從雪地里站了出來，衝著鏡頭笑。

私處只是身體的一部分，我沒有能力控制他們拍哪一部分。

那連衣裙是我媽買給我的，我呵斥她，試圖用憤怒逼退她的偷竊之心，沒想到她猶疑半秒后露出兇狠和堅定，似乎是下定決心要拿回某件命里應得的物品。

前幾天我看見有的人說要過女生節，不過read.99csw.com婦女節。

但我只反抗了一次，就能把之前十幾年的價值觀真正推倒了嗎？就能真正讓自己堅強起來了嗎？

三歲那年，母親和父親離異，據說是因為母親出軌跟了個地痞廝混，和父親離婚後母親遠走他鄉，每兩年回來一次。之後在父親嘴裏母親便成為婊子的代名詞，是不潔不祥與不幸。

例如當年拿走我紅裙子的姑娘謝蓉，現在不知道在哪裡，但漫漫人世，她一定會被欺負得不輕，她的人生早早失控，沒有人願意幫她，拉她一把，卻總有人給予唾棄。

於是我跑了，之後再也沒有見過她。

也突然明白為什麼從小到大全家人都試圖讓我遠離母親。特別是外婆，她總在我想要打扮自己時警告我「不要變得和你媽一樣」，但如果我做家務洗碗刷地做飯，就會被誇以後一定是個好老婆能嫁個好人家，「一定會和你媽不一樣」。

例如母親無法短時間內掙到更多錢只能跟父親爭吵讓他多拿一點，可父親認為女生沒有必要學那麼多沒用的藝術，早早工作補貼家裡才是正路。

同是14歲的年紀，母親想帶我去深圳生活，而父親為了讓我加深對母親的仇恨，詳細跟我講了一遍母親出軌過程，他說「你很小的時候你媽就帶著你去和情人約會，她根本就對你和我都不負責任，而且我覺得她姘頭開的那家髮廊不是什麼好地方，說不定在裏面做什麼不好的勾當」、「如果你跟她走，你以後就也是個壞人」。

常年坐在身邊旁聽的外婆迅速進入暴怒狀態，周圍的人怎麼勸都勸不住，說借我一張就好，她卻非要我滾回去重新拿順便把那破裙子換掉，她沒有把鑰匙放在我手上，而是砸到了我臉上。當著全班同學的面。

在真實的世界里，那些照片拍下了就刪不掉。所以在我終於穩定一點可以開始做自己作品時，在我舉辦了第一個展覽陷入輿論風暴之後，在我還作為一個藝術系學生心氣很高努力跟人爭論身體究竟能不能出現在作品里、身體到底是不是藝術品，甚至裸體接受採訪反對對身體以有色眼鏡觀看的時候。那些照片被人發到了網上。

而在3月8日，我想去傾聽去寫出更多女性的故事，讓婦女兩個字橫生生變化過來，把這兩個字咬進心裏，成為一種宣誓。

有次媽媽給我寄了條粉紅色弔帶裙、一雙白色的坡跟鞋，我非要穿著它們去上繪畫課，然後一路提著裙角在家旁邊的土路巷子里小心翼翼地走，生怕撩起早市殘留的爛菜葉和浸泡著魚鱗內髒的髒水。沒走幾步就被狠狠推搡，胳膊掐到發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