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普儘力使阿納多利住得舒適。當他準備返回亞利桑那州，還專程到醫院道別。他對阿納多利說：「需要我的時候，儘管來電話。」

失去控制的核反應猶如脫韁野馬，造成接二連三的劇烈爆炸，炸開了4000噸重的鋼筋混疑土蓋板，在反應堆芯里產生的高溫超過2000℃。這個反應堆沒有西方國家的核設施里常用的遏制結構，於是，核燃料和具有放射活性的殘渣泄漏到空中，就象霰彈炮一樣射向周圍地區。

那天上午10點種左右，阿納多利離開了在朱可夫斯基市的家，登上了去基輔的班機。他的好友古爾根·卡拉佩田也是深夜接到緊急電話趕到的。

當伊萬諾夫告訴他，「阿納多利病情很重，需要到美國治療。」

醫生們爭論著要不要作一次開胸活檢。他們想弄清病變的性質，但活檢手術會導致移植延期，阿納多利的身體狀況惡化，生存的機會減小。他已等得太久了。另外，醫生髮現他不僅有白血病前期反應，而且還患多發性骨髓瘤。這也是一種癌症，同樣需作骨髓移植治療。

人的精神一下垮了，但情緒仍然非常鎮定。加利娜每天早晨為他換床單、洗澡，她的兩隻手臂上到處是瘀血，那是她把自己的血小板輸給阿納多利時讓針扎的。

目睹慘景，阿納多利駕機降至500米，只見反應堆那兒濃煙滾滾，一根根鋼樑因受熱和爆破力影響變得彎彎曲曲，地上和附近建築物的屋頂上到處散布著具有放射活性的石墨塊。

五月初的田野，冬麥返青，綠浪滾滾。麥田的溝渠旁乾草堆堆，果園裡的蘋果樹已經在開花了。小片的紅松林和白樺林長出了新葉，林子里隱藏著馳名遐邇的本地特產蘑菇和草莓。

第二周作|愛克斯光檢查時，陰影長大了，更靠近動脈。醫生們都緊張起來了，懷疑這是他們最擔心的麴菌病。要是的話，黴菌會蝕穿動脈壁，使其破裂，阿納多利幾分種內就會出血而亡。

1990年6月3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因公赴美，並叫蘇聯科學院副院長尤里·奧西皮安去看望阿納多利。阿納多利感到噁心和渾身乏力，但執意要在會見時站起來。他要求用藥止住噁心，對護士說：「他們看見我的時候，就會想到切爾諾貝利事故的其他受害者。」

那年秋天他的身體時好時壞。醫生們還在給他查血，不斷治療他的感冒和咳嗽，但誰也不承認是切爾諾貝利事故使他患的病。這個病成了一張無法撩開的黑幕。

漢森醫生擔心他患的是麴菌病，這是一種黴菌感染，去年冬天他的免疫系統遭受嚴重損害時，肺上就可能生長黴菌。而移植過程會使他失去全部免疫力，威脅生命的黴菌就會瘋狂生長。

阿納多利的組織型被送到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美國骨髓供者計劃總部，工作開始了，將對8萬名供者進行篩選。卡普想在麥道公司組織一次尋找供者的活動，結果一無所獲。

卡普小聲說道：「兄弟，歡迎歡迎！等你很久了。」

「我們只能抱這點希望，太感謝了。」

但到6月底，阿納多利開始肺出血。他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心裏明白厄運降臨。加利娜眼看著她心愛的壯漢將離她而去，悲痛欲絕。

古爾根望著阿納多利乘坐的噴氣客機呼嘯著沿跑道駛去，心想：現在就只有指望醫生和上帝了……

在電話聯繫過程中，卡普聽說有家「弗雷德·哈欽森癌症研究中心」，位於西雅圖市，是世界第一流的骨髓移植中心。臨床研究部約翰·漢森博士告訴他，只有找到配型的骨髓提供者后才能進行移植。可以在親屬中去找，也可以通過國際骨髓供者電腦網。但剛剛建網不久，找到配型供者的機會甚微。

阿納多利肺內的病變有好幾天沒有增大，顯然是移植的骨髓起了作用，免疫系統增強了。

見面時卡普吃了一驚，阿納多利面部浮腫，頭髮幾乎掉光了。卡普鼓勵他繼續鬥爭，搖晃著拳頭說：「要堅強些，要努力奮鬥下去。」

他還相信他有護身符。25年來，他一直戴著拴在銀鏈子上的一顆黃色小石頭，那是婚前加利娜送給他的護身符。這石頭已保佑他度過了許多危難時刻，但願這次也能保佑自己吧。

古爾根也通過電話對朋友說：「要記住，你有責任活下去。」

但稍令卡普和漢森感到安慰的是，由於古爾根的不懈努力，蘇聯政府的第一筆撥款5000美元已經到了哈欽森中心的賬戶。這樣就能繼續為阿納多利尋找供者，並擴大到世界範圍。在英國註冊的10多萬供者中產生了3名可能的人選。法國的消息最令人鼓舞：有11人。

古爾根邀請卡普到他們公司的展銷車上看看，於是，他倆拉起了家常話。談到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和直升機搶險，卡普問道：「怎樣對付放射性危害呢？你們就在射線中飛行呀。」

卡普乘飛機趕到西雅圖，和阿納多利呆在一起。他戴上口罩站在阿納多利床旁，反覆為他的兩腿作按摩理療，鼓勵他說：「阿納多利，記住你是個試飛員，在最後關頭總會化險為夷的。」

4月13號，阿納多利住進了醫院，很快有大量信件和明信片從美國各地飛來。美國人把他裝在心裏了。

在1989「巴黎航空展覽會」上，現任蘇聯米爾設計院米-28九九藏書式直升機主駕駛的古爾根，認識了卡普·帕利埃。

1990年2月，法國通知美國，找到了一個組織型和阿納多利完全相同的人。漢森通過電話報告喜訊時，卡普興奮地叫道：「真是奇迹！」立即給莫斯科發電報：「法國找到一名配型完全相同的供者！」

她一次又一次對他說：「我們還有好多事情要一塊兒去做。」

觀測數據必須絕對精確，在第二次飛往核電站時，他們直接飛到反應堆上空，別無選擇。越飛得近煙越濃，強大的上升氣流衝擊著巨大的直升機。在離反應堆僅20米時，水平旋翼的葉片尖差一點就要碰到一根通氣煙筒。當阿納多利找到一個放射性劑量儀，在駕駛艙里測得的射線量使他大驚失色：每小時300倫琴，超過正常劑量30萬倍！返回時，另一個飛行員告訴他，飛機外面的射線量也就是這麼多。

兩名飛行員奉命對這個反應堆進行徹底的檢查和測量，二人深知對每一次勘測飛行都必須作出周密的安排，否則在「強放射性區域」逗留的時間就會長得多。在一次實地飛行中，他們距離反應堆僅幾百米。他們使用特製的光學儀器仔細觀察核電廠的殘骸，並進行測量。

會見后，加利娜送卡羅爾出病房，滿含熱淚地擁抱她。

西雅圖。卡普既高興又緊張，與漢森醫生和一群新聞記者等待著。一記者問卡普對阿納多利的感情怎麼樣，他說：「真怪，我連他的面也沒見過，卻覺得他是我的親兄弟。」

比蒂想：世界變化多大啊！

古爾根調到別的地方去了，和阿納多利結伴同行的是另一個老朋友阿卡迪·馬卡羅夫。他們的任務是把一個巨型通氣系統15噸重的部件運到反應堆附近。在米-26直升機下面懸著80米長的吊鏈，往危害性仍然很大的反應堆附近跑了好幾趟，把搖擺不定的貨物運到目的地。阿納多利的任務還沒有結束，他留在切爾諾貝利地區整整一月，又至少有3次飛到反應堆的上空。

在20萬名可能成為供者的人中篩選。為了節省開支，這些人註冊時只測定了部分組織類型，找到可能的人選后，必須再做大量化驗工作。尋找供者需要幾個星期甚至好幾個月，有些患者還沒找到配型的供者就死了。

「請你幫忙聯繫一下，只有這條路才能救他。」

附近的樹林里有一個橢圓形的大片毀壞區，一棵棵杉樹被熱輻射和放射性塵埃熏得漆黑。這些樹將全部死去。這個報廢的反應堆仍在放出大量致命的射線，每天達數千居里。

奧西皮安到來時，阿納多利使出全身的力量在床邊立正，讓一架架攝影機為他拍照。奧西皮安讚揚他是「我們民族的英雄」，轉交了戈爾巴喬夫為表彰他而授予的一塊手錶和一張證書。阿納多利站了20分種，奧西皮安一走，他乏力得一下倒在床上。

加利娜在阿納多利身邊，握著他的手，直到他的手指變得冰涼，冰涼。

阿納多利右肺內的病灶無情地侵向他的肺動脈，猶如一條絞索在他脖子上越勒越緊。現在多半是麴菌病了，醫生們更感束手無策。

他們倆有很大的差異。女醫生出自知識分子家庭，天性不喜歡軍隊的人。由於許多蘇聯醫生都不肯承認他的病因，阿納多利對她也產生了誤解。

護士拉下窗帘，讓加利娜和丈夫單獨在一起。心電監視器上很快顯示他的心跳紊亂，晚上11點10分，心跳停了，心電圖變成一條直線。

放射性物質噴瀉而出，如火山爆發，升起團團煙雲。緊接著，反應堆芯里熔化的核物質又釋放出各種氣體。不到一星期，致命的放射性殘渣和氣體已散布到歐洲大部分地區。切爾諾貝利事件是歷史上最嚴重的惡性核事故。

6月12日，外科醫生剖開阿納多利的胸腔，發現有高爾夫球那麼大一個包塊，已經長入肺動脈一兩毫米了。手術醫生準確地去掉包塊。

阿納多利被送進朱可夫斯基市的航空醫院，不久白血球降到2000，於是被轉送到較大的莫斯科地區第6醫院。診斷是白細胞減少症，醫生在他的病歷上寫道：病因「未明」。

古爾根在莫斯科打電話給蘇聯貿易部，要求對阿納多利進行資金上的支援。

莫期科的冬天寒冷、漫長，大地上蓋著厚厚的雪。阿納多利更消沉了，大部分時間是穿著厚厚的衣服在家裡過的。他買了一條小狗，給它取名叫阿爾瑪，這隻長捲毛小狗給他帶來了一點歡樂。

二人深知自身存在危險，卻無法估量這種危險的大小。他們感到在基輔的基地很安全，殊不知那地方也已遭到嚴重的放射性污染。

卡普不知道阿納多利是否聽見了他的話，他彎腰下去看時，只見阿納多利用眨眼來回答，在一隻眼角里滾出了一滴淚珠。

快到7月時，阿納多利出現全身衰竭，雙腎失去功能，必須進行血液透析。GVH病使肝臟也出了問題，血壓不穩，血液不凝，愛克斯光胸片幾乎是白色，說明他的胸腔積滿了液體。

古爾根沉重地說：「去過的駕駛員每一個都生了病，現在看來全都恢復了，只有我的朋友阿納多利·格里什琴科沒好轉。」他取出一張阿納多利的照片。展覽會閉幕，兩個朋友分手了。

5月中旬，對阿納多利進行每周一次的愛克斯光檢查，雖然左肺內兩團大的陰影已經消失，右九-九-藏-書肺上的小陰影卻長大了，在他的肺動脈附近蔓延。

阿納多利和古爾根後來才知道，那種奇異的光是大氣中的放射性氣體發出的，而他們整天都在那樣的氣體中飛行。

上午9點鐘，瑞士直升機準時在著陸點降落。10點30分，儲存在葡萄糖溶液中的骨髓被放進一隻塑料袋，又裝進一個聚苯乙烯容器，準備好去西雅圖的長途旅行。

馬古利斯在阿納多利床旁和加利娜稍稍談了一會兒，然後對護士說：「她受得了，說不必再採取別的措施了。」

不久，他便開始噁心、腹瀉和咳嗽。當他兩眼發紅，說不出話來時，加利娜著急了。第三次查血結果，他的白血球已降至2800以下，而正常人應在5000以上。

4月初，蘇聯政府終於拿出185，000美元給阿納多利做手術。

小兒子伊爾看到父親的健康一天天惡化，內心非常焦急、擔心。

阿納多利說：「該動手術就動吧，我能忍受。」

阿納多利笑道：「哦，你忘記我的專業了。我是開飛機的，而美國是我們的進攻目標。」

護士問：「讓他去世，加利娜受得了嗎？」

他總是愉快地告訴醫生和護士：「一切正常。」

卡普毫不遲疑地說：「我馬上來。」

9月中旬，掩埋切爾諾貝利反應堆的拼搏已近尾聲，阿納多利不知自己身上的切爾諾貝利之戰就要開始了。

莫斯科。由於12月患一次肺炎，阿納多利的病情惡化了，高燒40度，加上貧血，更加體力不支，血小板數量陡然降低。

是夜，卡普打電話對阿納多利說：「我看這件事現在真的辦成了。」

醫生想開刀切除黴菌病灶，但阿納多利的血小板太少，恐怕無法止血，不敢動手術。給他輸了血小板，但剛輸進去就被他的身體吸收了。只有希望新的骨髓儘快產生免疫細胞控制住感染，但這又會造成GVH病。對於阿納多利這種情況人人都會感到進退兩難，只有觀察和等待，別無辦法。

現在醫生們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仔細閱讀他的胸部愛克斯光片和CT片，發現阿納多利的左肺上葉有一個令人憂鬱的陰影，左肺下葉也有一個，在右肺上葉又找到了第三個較小的陰影。是新出現的嗎？是腫瘤、結核，還是炎症？在開始骨髓移植之前必須搞清楚。

移植10天後，醫生們發現了一些最早的徵象，說明阿納多利體內的供者骨髓已開始產生新的血細胞。隨著這種細胞增多，他對疾病的抵抗力將逐漸增強。但也意味著他更容易患「移植物對抗寄生病」(簡稱GVH病)，這是與排異反應相反的一種病。出現排異反應時，人體免疫細胞殺傷移植的器官；而出現GVH病時，是新來的免疫細胞殺傷人體原有的器官。

古爾根告訴患病的朋友：「卡普正全力以赴，我們准能成功。」並交給他一張卡普的照片，阿納多利感到一種兄弟般的友情。

卡普心想為了這位令人尊敬的同行，我該試試了。如果美國需要我去執行一項危險的任務，我也可能同一命運。最後他說道：「我保證儘力而為。」

5月初，漢森醫生認為阿納多利的病情明顯好轉，加利娜和阿納多利通過寫信和打電話隨時向國內報告病情。

阿納多利反覆對醫生說：「在去切爾諾貝利之前我從沒得過病，我的病一定是從那來的。」

卡普問：「我能做些什麼呢？」

阿納多利住院期間，醫生需要在他的頸部插一根希克曼導管，以便靜脈給葯。馬古利斯醫生解釋說需要麻醉，他很擔心，於是她盡量回答他的疑問。馬古利斯到來后，已經贏得該院醫生、護士的信任和友誼，唯一使她感到難以相處的就是阿納多利。

不久，保健醫生給他作了幾項檢查，又抽了血去進行化驗。

12月初，好運終於來了，漢森醫生要來莫斯科作醫學學術交流。卡普抓住這一機會，打電報告訴古爾根，一定要漢森採集阿納多利及親屬的血樣。漢森曾向卡普保證，他們中心將免費測定這些組織類型。

卡普終於有了第一個大突破，找到了美國國防部女外交官卡羅爾·埃伯特。她是搞科學策略分析的，參加美蘇聯合進行的一個核安全項目，剛從切爾諾貝利回來。她親眼看見那些綠蔭圍繞的村莊和人家成了廢墟，腦子裡不斷出現災難悄悄地造成毀滅的情景，也想藉此機會幫助那場災難的受害者。

複查結果比上周的化驗結果還要嚴重，他的白血球數量太低了。白血球由骨髓產生，在人體免疫活動中起關鍵作用。疾病或放射線一類的外部因素都可能損害骨髓的功能，這種變化往往是暫時性的，有時候也可持續很長時間，甚至奪走人的生命。

針吸活檢和支氣管鏡都沒有解開陰影之謎，醫生們決定按計劃進行，原定的4月27日骨髓移植不能改。陰影可能是肺結核，連環使用抗菌素治療，同時使用了抗黴菌藥物。骨髓移植的風險更大了，但阿納多利毫不猶豫，知道不作骨髓移植就活不下去。

比蒂說：「太神了！可是我對蘇聯的地理情況幾乎一無所知。」

7月2日，星期一，晚上，阿納多利的血液含氧量急劇下降，馬古利斯醫生看了化驗結果輕聲說道：「已經超過了生命的耐受極限。」

暫時看來阿納多利還挺得住，肺有些復張，生命體征平穩，同疾病的鬥志旺盛。

這件事辦成了，但時間來得及嗎？

阿納多利身材高大，體格強健，長著兩隻清澈的藍眼睛，器宇軒昂，頗有風度。他知道兩周前，由於計算和技術上的一系列錯誤，導致設計質量很差的4號反應堆發生了一場原子災難——核熔化。

11月17日下午，古爾根和阿納多利的另幾個朋友見到蘇共中央的一個書記巴克拉諾夫。巴克拉諾夫答應親自過問這件事，如果查明阿納多利的病確與切爾諾貝利事故有關，就一定為他們說話。但又提醒他們說，要處在困境中的蘇聯政府拿20萬美元是很困難的。

第二天，阿納多利已能靠自己進行呼吸，醫生關掉了人工呼吸機。他在床上坐著，情緒很好。

一天夜裡他對加利娜說：「有時我覺得自己再也不會好起來，永遠是這副模樣了。」

10月30日，卡普收到一份詳細介紹阿納多利病情的電報。電報還說阿納多利現在患了肺炎和喉部感染，不用說這是他的免疫系統受損造成的。

卡普感到莫名其妙。見面后，伊萬諾夫談起古爾根、切爾諾貝利事故和阿納多利來。

12月11日，漢森醫生訪問全蘇癌症中心，阿納多利趕來相見。

她問馬古利斯醫生：「他聽得見我的話嗎？」

阿納多利回答：「我會盡一切努力的。」

哈欽森中心的醫生通過美國醫藥管理局購買一種抗黴菌的的新葯，再作|愛克斯光和CT掃描檢查，發現黴菌的長勢並未減弱。

在切爾諾貝利及周圍地區搶險的人們，似乎並不在意這種危險。一些年輕士兵在用赤|裸裸的雙手撿那些放射性石墨塊，還有些人幾乎沒戴防護用具就在那兒乾著。在距離燃燒的核反應堆不過500米遠的一輛坦克上，有幾個士兵正在曬太陽。

卡普的全名叫查爾斯·阿倫·帕利埃，前來交易會展出麥道直升機公司製造的一架直升機。公司位於亞利桑那州美薩市，他負責輕型直升機試驗和評估處的工作。

阿納多利給他的朋友卡普打電話，說：「我的情況不好，很想看到你。」

癌症中心的化驗結果表明，他妹妹和母親的組織型都不合適，但漢森想再確定一下。

由於阿納多利在切爾諾貝利的卓越事迹，他被授予蘇聯第二大榮譽「十月革命勳章」。11月，加利娜在羅馬被授予飛行安全基金會為紀念她丈夫而頒發的「1990年英雄主義獎」。一個叫「實驗飛行器聯合會」的國際組織在阿納多利死後授予他「孤膽雄鷹獎」。卡普代表阿納多利領了這個獎，並於1991年春親自把獎品和獎金送到莫斯科，交給加利娜。

馬古利斯回答說：「肯定能聽見。你多給他說說話兒很有好處。」

當阿納多利戴著口罩走進機場，他和卡普立即相互認出來了，都伸出手來，緊緊握在一起。阿納多利熱淚盈眶。

阿納多利意識到到了切爾諾貝利將面臨什麼樣的危險，他握住加利娜的手說：「總得有人去呀。」

從紐約到西雅圖是最後一站，比蒂醫生把飛機下面的一城市指給阿納多利看。阿納多利對它們了如指掌。

然而，阿納多利的精神並沒有消逝。漢森等人除了在哈欽森中心舉辦一個項目培訓蘇聯醫生之外，還計劃在烏克蘭共和國境內的戈梅利設立一個國際骨髓治療中心。由於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影響，在未來的若干年內將有成千上萬人患這種病，希望能對這些病人有所幫助。西雅圖市一些企業家設立了「阿納多利·格里什琴科國際人道主義獎」，授予為人類利益有「不平凡行為」的個人。1990年8月，加利娜和兩個兒子返回西雅圖，代表阿納多利領取第一次獎勵。獎品是一個沙漏形的圖案，裏面裝有西雅圖和莫斯科的泥土。

西雅圖郊外降下半旗，下午舉行了一場私人性俄羅斯東正教儀式。在當地一家殯儀館，卡普為朋友致悼詞：「阿納多利的自我犧牲精神將永存！」

泛美航空公司和環球航空公司同意阿納多利和加利娜免費乘機到西雅圖。當時在哈欽森中心工作的帕特里克·比蒂醫生趕到莫期科，為阿納多利檢查身體，並陪他去西雅圖。他發現病人的狀況好得驚人。31歲的女血液專家尤金尼亞·馬古利斯醫生會講英語，與阿納多利同行。

1986年5月10日。電話鈴聲緊，把阿納多利·格里什琴科從沉睡中喚醒。他拿起電話筒，聽見空軍小隊長歉然又焦急地說，要中斷阿納多利的休假，命令他馬上去烏克蘭共和國首都基輔市報到，然後去距那兒100公里的切爾諾貝利參加搶險。

第一天傍晚，向基輔附近的基地返回時，古爾根用手肘碰了碰阿納多利，手指身後說道：「你瞧瞧。」阿納多利回頭看反應堆，只見一根高高的藍色熒光柱直插雲天。

古爾根、阿卡迪等飛行員常來探望，他母親和妹妹也常來。阿納多利告訴家裡人說：「我的病很快就會好的。」

插希克曼導管那天，阿納多利在手術室里取下了脖子上的護身符，把它交給馬古利斯醫生。為安全起見，她把護身符放在洗手衣的口袋裡，手術結束后洗手衣隨手扔掉了。第二天早上，阿納多利問起他的護身符，馬古利斯大驚。

那些高級醫生說話終於坦白一點了。政府多撥了些資金用於治療核事故的受害者，默認了參加搶險的那幾十個人的遭遇與核事故有關。

哈欽森中心的化驗結果證九-九-藏-書實了法國供者和阿納多利的組織配型，在全世界25萬多個供者中才篩選出一個。

阿納多利在「飛行研究院」第一次聽到了有關這一事件的可怕細節，他是研究院里一名傑出的民用直升機試飛員。

阿納多利不用翻譯，說：「我和你一樣。」遂告訴卡普，一個素不相識的人給他的愛和幫助，那情誼無比珍貴。他告訴卡普：「你的電文的每一個字我都看了又看，它們給了我希望。」

卡普打電報到蘇聯告訴阿納多利的朋友們，說是可能去哈欽森中心治病。最傷腦筋的是籌措移植所需經費。卡羅爾花了很多時間打電話求援，但美國政府是不會出錢的。那些可能捐錢的美國人也一個接一個令他失望，理由是，等著要錢做骨髓移植的美國人也很多。

阿納多利的朋友在為他尋求希望。9月，在倫敦郊外舉行的一次國際航空展覽會上，有個美國女翻譯跑到卡普·帕利埃面前說：「米爾設計院的設計主任亞歷克賽·伊萬諾夫想見你。」

機場上，阿納多利身穿灰色西裝，黑色貝雷帽和軍用大衣，對新聞界講話說：「我去美國治病並不只是為自己，而是希望切爾諾貝利事故的所有受害者不要被遺忘。等我治病回來，要盡一切力量幫助其他受害者。」

1990年4月27日上午，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4年後，那個法國女供者被輪椅推進手術間。醫生們用一根粗針在她的骨盆多處穿刺，吸出一部分骨髓。

發生核事故之後，馬上有軍用飛機多次飛到反應堆上空，傾倒下大量泥沙等物，掩埋發生熔化的核物質。但仍有核輻射從4號反應堆發出，於是設計出一個新的方案，用混凝土密封這個反應堆。

卡普電告古爾根這一消息，古爾根答以衷心的感謝。第二筆款15000美元很快也到了。

不久，阿納多利收到表妹郵來的一根銀項鏈。他把這條項鏈看作新的護身符，他需要好運保佑他完成骨髓移植。他將先接受兩天時間的化療，休息間隔一天，然後進行7天的全身放射治療。這一療程結束后，應在24小時內輸入供者的骨髓，之後很可能出現併發症。

從切爾諾貝利回來，古爾根感到身體很不舒服，阿納多利沒有異常感覺，但他倆都沒有認真進行醫療檢查。

加利娜和馬古利斯醫生陪送阿納多利的遺體返回蘇聯。1990年7月13日，在距他家很近的朱可夫斯基市舉行了葬禮。送葬隊伍沿一條小路走向林中墓地，那兒埋葬著許多因公犧牲的蘇聯飛行員。天上，陰雲密布，細雨霏霏，架架直升機低空飛行，向這位倒下的同志致以最後的敬禮。人們形容那天是：「陰霾漫漫，天地哀慟，不勝悲傷。」

主管現場的軍官曾向他倆保證，在飛近反應堆的時候，安裝在每架直升機駕駛室地板上的鉛板可以擋住射線。他倆沒戴面罩，而發給他們的棉大衣也沒有防護作用。沒有採取監測血球變化的醫護措施，這種措施是檢測人有沒有放射反應的一個方法。阿納多利認為戴在手上的袖珍射線檢測儀很有用，儀器顯示，他所接受的射線是比較少的，那指針幾乎每天都對著零。

卡普告訴她，需要阿納多利病情的詳盡資料，以便交給美國的醫生。卡羅爾給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拍去電報，任務交給了一個年輕的女研究員。她也很關心這件事，馬上找到古爾根說明原委。

但不久，阿納多利第一次出現皮疹，醫生診斷為GVH病。必須用抑制免疫的藥物治療，這又會降低他的免疫力。造成肺內的病變無休止地生長。唯一的辦法是動手術。醫生們都知道這手術危險性很大。

次日阿納多利感到呼吸困難，查血發現肺向血液提供的氧氣不足，愛克斯光片診斷為右肺一葉不張。當晚醫生又給它安上人工呼吸機，把氧流量開到100％的最大值。

8月中旬阿納多利又從小隊長那兒聽到一個壞消息：他還得到切爾諾貝利去。他知道這次自己對放射性的耐受極限會被突破，但他服從了命令。

事後，漢森的高深學識和同情心使加利娜很受感動，就贈送他一套人工油漆的烏克蘭茶匙作為答謝禮物。阿納多利把有一顆紅星的飛行勳章送給他。漢森醫生則回贈一枚青銅別針，說它是美國骨髓供者計劃署所發，能幫他找到一名供者。二人緊握手，激動萬分。

天高氣爽，晴空一碧如洗。阿納多利和古爾根駕駛直升機，在側面吹來的風中緩緩地偏向航行，一面俯瞰著烏克蘭鄉野的一派春色。

阿納多利的麻醉解除后才幾分鐘，他就伸出手去緊緊抓住漢森醫生的胳膊，就象老虎鉗子一樣捏得很緊。漢森醫生覺得誰也沒有把它抓得這麼緊過，又特別是大型手術結束后才1小時的病人。人們都感動了。

之後不久，在1989年夏天，阿納多利的病日趨嚴重，幼稚細胞數量增多，病情已進入白血病前期。幼稚細胞會破壞骨髓里的全部細胞，一般的化療治不好這種越來越嚴重的惡性疾病。

斯圖亞特奔向一輛等待她的轎車，馬上趕往哈欽森中心。不出1小時，供者骨髓已通過靜脈輸液器滴入阿納多利的血管。阿納多利心中充滿了新生的希望。如果一切順利，供者的骨髓細胞將遷移到他的骨髓腔里，定居下來，為他產生健康的ｒeａｄ•９９cｓw•cｏm新骨髓。

她產生了一種恐怖感，央告道：「親愛的，求求你別去。」

供者的骨髓同樣時間有限，離體24小時后即開始變質。計劃派哈欽森中心的女醫生帕特里西婭·斯圖亞特去法國貝藏松市，親手把供者的骨髓送到阿納多利床旁，全程13700公里。但她很快發覺利用民用交通工具24小時內從貝藏松趕到西雅圖是不可能的，最困難的是乘飛機從貝藏松到日內瓦那一段。緊急關頭卡普出面，安排日內瓦民防部讓女醫生坐直升機。

每天晚上加利娜大都在阿納多利床旁的一把椅子上睡覺，馬古利斯醫生也花了很多精力來照料他。一天深夜，馬古利斯坐在阿納多利那兒，想使他的痛苦減輕些，他們攀談起來。他向她問起蘇聯醫生的生活，也談起自己當試驗飛行員的親身經歷。談著談著，他們之間的隔閡有如冰雪消融了。阿納多利握住馬古利斯的手，用顫抖的聲音對她說：「非常感謝你對我所做的一切。你在我心中不僅是個醫生，而且是個善良的人。」她點點頭，緊握他的手。

3月初，卡羅爾·埃伯特參加又一次關於核安全問題會議訪問蘇聯。她和卡普一樣對阿納多利產生了深厚的同情，很想見見他。美國大使館安排他們在朱可夫斯基的航空醫院見面，卡羅爾到時，阿納多利緊握她的手，說她是「從天而降的恩人」。

阿納多利渾身發抖，他這才明白直升機上裝的鉛板幾乎起不到保護作用。自己一定受到大量射線照射，非常危險。但他還是繼續幹了下去，他倆幾乎每隔一天就要進入那個29公里範圍的強輻射區。月底，他倆被調回莫斯科，任務完成了。

漢森醫生在顯微鏡下看到一個緻密的團塊，裏面是一些黑色、分支的成分，證實了他們已經知道的情況：阿納多利患了麴菌病。漢森醫生採用一種新葯治療，叫巨噬細胞群落刺|激因子。巨噬細胞是一種特殊的免疫細胞，漢森醫生希望利用它們儘快控制感染。

幾天後卡普離了倫敦回國。到家后的第二天卡普就打電話找亞利桑那州的兩名參議員，又打電話給醫療部門，他們建議讓阿納多利作骨髓移植，可以和國家健康研究院聯繫。作骨髓移植大約要花20萬美元，他又開始找人捐助。

阿納多利在電話上告訴兒子鮑里斯，他希望捲毛狗阿爾瑪生崽。加利娜忙說：「別，別讓它生崽。」

一名專家經過考慮之後，向他保證這個病跟切爾諾貝利沒有關係，說：「是你的身體本身起的病，在去切爾諾貝利之前就有了的。」

阿納多利從不跟她談起自己飛行上的事，但這次無論如何也得告訴她：「我必須到切爾諾貝利去。」

電話聲吵醒了加利娜。聽到消息可把她嚇壞了，忙問：「怎麼回事，親愛的？」

她守在床邊寸步不離，長期熬夜，疲憊不堪。她握著他的手，跟他講今後回蘇聯去的情景，講他們的兒子，還有當他好起來的時候，要去亞利桑那州看望卡普。

阿納多利很快就看到了距離事故發生地大約60公里的巴扎村，那是他的故鄉。兩位飛行員看到，村子的街道上看不見行人，地里也沒有人幹活。由於來了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魔王，成千上萬的村民已經逃離或被疏散走了。

敞開的棺材按加利娜的要求附有十字架，她走過去，握著他交叉在胸前的雙手，把一朵帶著很長枝條的紅色玫瑰放在他的身邊。人們第一次看見她哭出聲來。

除了有些副反應如噁心、發熱、乏力之外，阿納多利5月初精神一直很好，病情相當穩定。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對痛苦有驚人的忍受力，醫生們給病人的止痛藥從來沒有用得這麼少。

卡羅爾幫助阿納多利和加利娜辦理簽證手續，計劃4月9日到西雅圖。莫斯科這邊，古爾根加倍努力向蘇聯政府要錢。阿納多利的遭遇相繼被報刊、電視報道，人們強烈要求政府支付阿納多利移植骨髓的費用，許多人自願前來捐獻骨髓。

乘飛機回國途中，漢森心想，有這麼多人儘力挽救阿納多利的生命，自己也該全力以赴。但他清楚前面有多大的困難，而且也許再也見不到阿納多利了，只有希望出現奇迹。

醫院洗衣部馬上在裝洗手衣的許多筐子里尋找，結果也沒發現護身符。阿納多利心情很不好，說：「恐怕我不會活著離開這個地方了。」

上午10點45分，直升機的旋翼開始轉動，很快飛向110公裡外的日內瓦。斯圖亞特醫生趕上12點30分的班機飛到倫敦，然後換機飛往西雅圖，太平洋海岸時間午後5點飛機降落了。

哈欽森中心的檢驗專家們採用最新的DNA技術，準確測定了阿納多利的組織型。化驗證實他母親和妹妹的組織型都不合適，只有從無親緣關係的人們中去尋找。

大兒子鮑里斯已經結婚，現住在附近的朱可夫斯基。兒媳婦剛生了個女兒，阿納多利因有了個孫女高興得不得了。

見他不僅受病痛折磨，而且也受謊言和無禮待遇造成的精神創傷，加利娜義憤填膺。1987年1月，她致信戈爾巴喬夫，說明阿納多利在切爾諾貝利作出了無私的奉獻，而上邊的診斷卻不肯把他的病與接觸放射線聯繫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