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辯篇》其餘部分的調子主要地是宗教的。他當過兵，並曾遵照命令堅持他的職守。現在「神命令我履行一個哲學家探討自己和探討別人的使命」，而現在要放其他的職守，那就會象在戰鬥中放棄職守是一樣地可恥了。怕死並不就是智慧，因為沒有一個人知道死會不會是更好的事。如果以不再繼續他已往所做的那種思考為條件而允許他活命的話，他就要回答說：「雅典人啊！我尊敬你們、愛你們，但是我將服從神而不服從你們；而且只要我還有生命和力量，我就決不停止實踐哲學與教導哲學，並勸勉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因為我知道這是神的命令；而且我相信，在這個國家裡從沒有出現過比我對神的服役更好的事了」。他繼續說道：

而現在，你們這些給我定罪的人啊，我願意向你們預言；因為我就要死去，而人臨死的時候是賦有預言的能力的。因而我要向你們這些殺害我的兇手們預言；我死去之後，立刻就有比你們加之於我的更重得多的懲罰在等待你們。……如果你們以為你們用殺人的辦法就能防止別人譴責你們的罪惡生活，那你們就錯了；那是一種既不可能而又不榮譽的逃避辦法，最容易最高貴的辦法並不是不讓別人說話，而是要改正你們自己。

似乎可以肯定，蘇格拉底的主要關懷是在倫理方面而不是在科學方面。我們已經看到他在《申辯篇》中說過，「我和物理學的探索是毫無緣分的」。柏拉圖最早的一些對話是被公認為最近於蘇格拉底的，這些對話主要地是從事於探討倫理學名詞的定義。《沙米底斯篇》是談論節制和中庸的定義的；《李西斯篇》是談論友誼的，《拉什斯篇》是談論勇敢的。所有的這些對話里，都沒有得出結論，但是蘇格拉底明確表示了他認為探討這些問題是重要的。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始終一貫地堅持說他自己一無所知，而且他之比別人聰明就只在於他知道自己是一無所知；但是他並不以為知識是不可得到的。正相反，他認為追求知識有著極大的重要意義。他堅持說，沒有一個人是明知而又故意犯罪的，因此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必需的就只是知識。

他繼續說，除了正式的起訴者而外，他還有一大堆非正式的起訴者，那些人從這些法官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起，就到處「宣揚著有一個蘇格拉底，他是個有智慧的人，他思考著天上並探究到地下的事，而且把壞的東西說成是好的。」他說，人們以為這樣的人是不相信神的存在的。公共輿論提出的這種老一套的指責要比正式的判決更危險得多，尤其危險的是除了亞里斯多芬尼以外，他並不知道這些話是從什麼人那裡來的。在答覆這種老一套仇視他的種種根據時，他指出他自己並不是一個科學家——「我與物理學的探討毫無緣分」——而且他不是一個教師，他並不以教學掙錢。他接著嘲笑了智者們，不承認智者們具有他們所自詡的知識。然則，「我之所以被人稱為有智慧並且背著這種惡名的理由是什麼呢？」

至於柏拉圖有關蘇格拉底的敘述，則貧困難就與色諾芬的情形全然不同了；那就是，我們很難判斷柏拉圖究竟有意想描繪歷史上的蘇格拉底到什麼程度，而他想把他的對話錄中的那個叫蘇格拉底的人僅僅當作他自己意見的傳聲筒又到什麼程度。柏拉圖除了是哲學家而外，還是一個具有偉大天才與魅力而又富於想象的作家。沒有一個人會設想，就連柏拉圖本人也並不認真地認為，他的《對話錄》里的那些談話是真象他所記錄的那樣子進行的。但無論如何，在早期的對話里，談話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人物也是十分令人信服的。正是由於作為小說家的柏拉圖的優異性，才使人要懷疑作為歷史學家的柏拉圖。他筆下的蘇格拉底是一個始終一貫而又極其有趣的人物，是一個遠非大多數人所能創作出來的人物；但是我以為柏拉圖卻是能.夠.創作出他來的。至於他究竟是否創作了蘇格拉底，那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無須再在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對於真實的蘇格拉底騙人的關係這個不可解決的問題上自尋煩惱，讓我們來看柏拉圖是怎樣使蘇格拉底答覆這次控訴的吧。蘇格拉底一開始就控訴他的檢查官是逞辯，並且反駁別人指責他自己的逞辯。九-九-藏-書他說他所具有的唯一辯才，就是真理的辯才。而且如果他是以他所習慣的態度講話，而不是以「一套雕詞琢句的演說詞」來講話，他們也不必對他發怒。他已經是七十開外的人了，而且從來不曾到法庭上來過；因此，他們必須原諒他的不合法庭方式的講話。

似乎沒有任何疑問，歷史上的蘇格拉底的確是宣稱自己被神諭或者命運之神（daimon）所引導的。那究竟是不是象基督徒所稱之為良心的聲音的那種東西，還是那對蘇格拉底來說乃是一個真.正.的聲音，我們就無從知道了。聖女貞德是受到聲音的鼓舞的，那原是精神不健全的一種普通形態。蘇格拉底可能患有癲癇性的昏迷病，至低限度這似乎是對於有一次在他服兵役時所發生過的那類事情的自然解釋：

他對於肉體情慾的駕馭，是常常為人所強調的。他很少飲酒，但當他飲酒時，他能喝得過所有的人；從沒有人看見他喝醉過。在愛情上，哪怕是在最強烈的誘惑之下，他也始終是「柏拉圖式」的；假如柏拉圖所說的話是真的。他是一個完美的奧爾弗斯式的聖者；在天上的靈魂與地上的肉體二者的對立之中，他做到了靈魂對於肉體的完全的駕馭。他在最終時刻對於死的淡漠，便是這種駕馭力的最後證明。但同時，他並不是一個正統的奧爾弗斯派；他所接受的僅只是基本的教義，而不是迷信與凈化的儀式。

某些東西顯然是不宜於用這種方式來處理的——例如，經驗科學。的確伽利略曾用對話錄宣揚過他的理論，但那僅僅是為了要克服人們的偏見，——他那些發現的正面理由不用極大的矯揉造作是不能插|進到對話錄裏面來的。在柏拉圖的著作里，蘇格拉底總好象是只不過在引出被詰問者所已經具有的知識罷了；由於這種緣故，他就把他自己比做是一個助產士。但是當他在《斐多篇》和《美諾篇》中把這種方法運用於幾何學問題的時候，他就必須問到一些為任何法官所不能允許的引導性的問題了。這種方法是與回憶說相諧合的，因為按照回憶說，我們的學習只是由於記憶起來了我們在前生所已經知道的東西。但與這種觀點相反的，讓我們考慮一下用顯微鏡所做出的任何一種發見吧；比如說細菌傳播疾病，我們很難認為，這種知識是可以用問答的方法就能夠從一個本來對此一無所知的人那兒推引出來的。

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預示了斯多葛派和犬儒學派。斯多葛派主張最高的善乃是德行，一個人不能夠被外部的原因剝奪掉德行；這種學說已經隱含在蘇格拉底聲稱他的法官們不能損害他的那篇論辯之中了。犬儒學派鄙視世上的財貨，這種鄙夷表現在他們逃避文明的舒適生活上；蘇格拉底能夠赤著腳衣衫襤褸地生活，也是出於同樣的觀點。

然而，我們也很可以把這種方法很有益地應用於稍為廣泛的一類情況中。只要所爭論的是邏輯的事情而不是事實的事情，那末討論就是發現真理的一種好方法。例如，假使有人說，民主制是好的，但凡是具有某種意見的人卻應該不許投票；那末我們就可以斷定這個人是不一貫的，並且可以向他證明，他的兩種說法之中至少有一種必定或多或少是錯誤的。邏輯的錯誤，我以為，要比許多人所想象的具有更大的實際重要性；它能使犯這種錯誤的人輪流地在每一個題目上都採取為自己所愜意的見解。任何一套邏輯上一貫的學說都必定有著某些部分是令人痛苦的，並且與流行的成見是相反的。辯證的方法——或者，更廣義地說，無拘無束地辯論的習慣——是有助於增進邏輯的一貫性的，因而在這方面便是有用的。但是當其目的是要發見新事實的時候，這種方法便完全行不通了。也許我們可以把「哲學」就定義為是用柏拉圖的方法所可能追求到的全部探討的總和。但是如果這一定義是妥當的話，那乃是由於柏拉圖對於後世哲學家們有影響的緣故。

他說，他之所以申辯乃是為了他的審判官而不是為了他自己。他是被神派遣到這個國家裡來的一個牛虻，而且再找一個象他這樣的人是不大容易的。「我敢說你們會感到惱怒的（就象一個突然從睡夢中被驚醒的人那樣），並且你們以為你們可以象安尼圖斯所建議的那樣輕而read.99csw.com易舉地把我打死，然後你們便可以安穩地度過你們的餘生，除非是神照顧你們，又給你們再派來另一個牛虻」。

辯證法，也就是說以問答求知識的方法，並不是蘇格拉底發明的。辯證法似乎是由巴門尼德的弟子芝諾首先系統地加以使用的；在柏拉圖對話錄的《巴門尼德篇》里，芝諾以這種方法對付了蘇格拉底，正如柏拉圖在別處說蘇格拉底以這種方法對付別人一樣。但是我們有種種理由可以設想，蘇格拉底使用了並且發展了這種方法。我們已經看到，在蘇格拉底被判死刑時，他就快樂地懷想到，在另一個世界里他可以繼續永遠地提問題，而且不可能再被人處死，因為他將會是不死的。當然，如果他使用辯證法的方式真是象《申辯篇》中所描寫的那樣，那末別人對他的仇視就很容易解釋了：全雅典的妻子們都會結合在一片來反對他的。

在宣判以及否決了那處以三十個米尼的另一種可能的懲罰而後（關於這另一種懲罰，蘇格拉底曾提名柏拉圖作為他的保人之一，並且柏拉圖也出席了法庭），蘇格拉底就做了最後的一次講話。

蘇格拉底受審的主要事實是無容置疑的。判決所根據的罪狀是：「蘇格拉底是一個作惡者，是一個怪異的人，他窺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壞的說成是好的，並且以這一切去教導別人。」對他仇視的真正理由——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說——乃是人們認為他和貴族派有勾結；他的學生大部分都是屬於貴族派的，而且其中當權的幾個已經證明是極有危害性的。然而，由於大赦的緣故，這種理由便不能公開提出來了。法庭大多數都判決他有罪，這時按照雅典的法律，他可以要求某種較死刑為輕的處罰。法官們如果認為被告有罪的話，他們就必須在判決的定讞和被告方面所要求的懲罰兩者之間作出選擇。因此，若能提出一種法庭認為適宜而可以加以接受的相當重的處罰的話，那是會對蘇格拉底有利的。然而他提出來的卻是處以三十個米尼的罰金，這筆罰金，他的幾個朋友（包括柏拉圖在內）都願意為他擔保。這種處分是太輕了，以至於法庭大為惱怒，於是便以比判決他有罪時更大的多數判決他死刑。他無疑地是預見到了這種結局的。顯然他也並不想以看來是承認自己有罪的讓步，來避免死刑。檢查官有安尼圖斯，一個民主派的政治家；有美立都，一個悲劇詩人「年青而不著名，有著細長的頭髮，稀疏的鬍鬚，和一個鷹鉤鼻」；還有李康，一個沒沒無聞的修詞家（見伯奈特《從泰勒斯到柏拉圖》，第180頁）。他們堅持說，蘇格拉底所犯的罪是不敬國家所奉的神並宣傳其他的新神，而且還以此教導青年、敗壞青年。

「死別的時辰已經到了，我們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們去活。哪一個更好，唯有神才知道了。」

起訴書說蘇格拉底不僅否認國家的神，而且還宣揚他自己的那些神；然而美立都卻說蘇格拉底是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並且說：「他說太陽是石而月亮是土」。蘇格拉底答道，美立都大概以為自己是在控訴阿那克薩哥拉了吧，阿那克薩哥拉的見解是花上一個德拉克瑪就可以在劇場里聽得到的（指幼利披底的戲劇）。蘇格拉底當然指出了徹底無神論這種新的控訴是與起訴書相矛盾的，然後他就談到比較一般的論點上來。

這種情形，在較輕的程度上，是蘇格拉底常有的事。《筵話篇》一開頭就說到，蘇格拉底和亞里士托德姆一片去赴宴會，但是蘇格拉底一陣出神就落在後頭了。當亞里士托德姆到達的時候，主人阿迦敦就問道：「你把蘇格拉底怎麼了？」亞里士托德姆大吃一驚，發見蘇格拉底原來並沒有和他在一片；他們便派一個奴隸去找蘇格拉底，才發見他站在鄰家的廊柱下。這個奴隸回來說：「他獃獃地站在那裡，我叫他的時候，他一動也不動」。那些知道蘇格拉底的人就解釋說：「他有這種習慣，隨時隨地會站下來，並且無緣無故地出神。」於是他們就不再問蘇格拉底了，等到宴席已經過了一半蘇格拉底才走進來。

德行與知識之間這種密切的聯繫，乃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兩人的特色。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存在於一切的希臘思想之中，而與基督教的思想相對立。在基督教的倫理里reａｄ•9９ｃsw.cｏm，內心的純潔才是本質的東西，並且至少是在無知的人和有學問的人之間同樣地可以找得到的東西。希臘倫理學與基督教倫理學之間的這一區別，一直貫穿到今天。

蘇格拉底的處理方法所適用的，乃是那些我們對之已有足夠的知識而可以達到正確結論的事物，但由於我們思想混亂或者缺乏分析的緣故而未能對於我們所知的東西加以最好的邏輯的使用。象「什麼是正義」這樣一個問題，顯然是適於以柏拉圖式的對話來加以討論的。我們大家都在隨便地使用「正義的」或「非正義的」這些字，只要考查一下我們使用這些字的方式，我們就可以歸納出來最能與習慣相符合的那種定義。這裏所需要的，只是關於問題中的這些字應如何使用的知識。但是當我們的探討得出了結論時，我們所做出的只不過是一樁語言學上的發見，而並不是一樁倫理學上的發見。

蘇格拉底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題目。對有許多人，可以肯定說我們知道得很少；對另有許多人，可以肯定說我們知道得很多；但是對於蘇格拉底，就無從肯定我們知道得究竟是很少還是很多了。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出身於雅典中產之家的公民，在辯論之中度過了一生，並向青年們教授哲學，但不是象智者那樣為了錢。他確實是受過審判，被判死刑，並於公元前399年就刑，年約七十歲。他無疑地是雅典的一個著名人物，因為亞里斯多芬尼在《雲》的劇本里描寫過他。但是除此而外，我們便完全糾纏于眾說紛紜之中了。他的兩位弟子色諾芬和柏拉圖，都給他寫過卷帙浩繁的記述；但兩人所敘述的卻大為不同。而且即令兩人的說法一致時，伯奈特已經提示過，那也是色諾芬抄襲柏拉圖的。對兩人的說法不一致處，有人是相信色諾芬，也有人相信柏拉圖；還有人是兩種說法都不相信。在這樣一場危險的爭論里，我並不冒險來擁護某一方，但我將簡明地提出各種不同的觀點。

《申辯篇》給某一種類型的人描繪出了一幅明晰的圖畫：

然後他就轉向那些投票贊成開釋他的法官們，對他們說，在他那天所做的一切中，他的神諭始終沒有反對他，雖然在別的場合他的神諭是常常中途打斷他說話的。他說，這就是「一種預示，預示著我遭遇的事情是件好事，而我們之中認為死是一件壞事的人乃是錯誤的」。因為死要末就是一場沒有夢的睡眠，——那顯然很好，——要末就是靈魂移居到另一個世界里去。而且「如果一個人能和奧爾弗斯、和繆索斯、和赫西阿德、和荷馬談話，那他還有什麼東西不願意放棄的呢？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就讓我一死再死吧！」在另一個世界里，他可以和其他遭受不正義而死去的人們談話，而尤其是他可以繼續他對於知識的追求。「在另一個世界里，人們不會因為一個人提出了問題，就把他處死的，絕對不會的。而且除了比我們更加幸福而外，他們還是永遠不死的，如果關於那裡的說法都是真的話。」……

我還有些話要說，對這些話你們會要喊叫起來的；但是我相信，聽我說話是會對你們有好處的，因此我請求你們不要喊叫起來。我願你們知道，如果你們殺了象我這樣一個人，你們就損害了你們自己更有甚於你們損害我。沒有什麼能損害我，不管是美立都還是安尼圖斯——他們都不能夠，因為一個壞人是不許損害一個比自己更好的人的。我不否認安尼圖斯也許可以殺死我，或者流放我，或者剝奪我的公民權利；而且他可以想象，並且別人也可以想象，他加給了我很大的損害：但是我卻不同意這種想法。因為象他這種行為的罪過——不正義地剝奪別人生命的這種罪過——乃是要更大得多的罪過。

然而，色諾芬的某些回憶卻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他敘說過（柏拉圖也敘說過）蘇格拉底是怎樣不斷地在研究使有才能的人能夠當權的問題。蘇格拉底會問這樣的問題：「如果我想修鞋，我要去找誰呢？」對這個問題，一些坦率的青年就回答說：「去找鞋匠啊，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又會提到木匠、銅匠等等，於是最後便問到這樣的問題：「誰應該來修理國家這隻船呢？」當他與三十僭主發生衝突的時候，三十僭主的領袖，那個曾向他求過學並熟知他的方九*九*藏*書法的克利提斯，便禁止他繼續教導青年們，而且還對他說：「不用再講你那套鞋匠、木匠和銅匠了。由於你反覆不休地提他們，現在他們已經被你講爛了」（色諾芬《回憶錄》，卷1，第2章）。這件事發生於伯羅奔尼蘇戰爭結束之後，斯巴達人建立了短期的寡頭政府的時候。但是雅典在大部分的時期都是民主制，民主到連將軍也要經過選舉或抽籤的地步。蘇格拉底就遇到過一個青年想作將軍，蘇格拉底勸他最好學一些戰爭的技術。這個青年於是就出去學了些簡單的戰術學課程。他回來以後，蘇格拉底帶諷刺地誇讚了他幾句，就又打發他去繼續學習（同書，卷3，第1章）。蘇格拉底又送另一個青年去學習理財之道。他對許多人，包括國防部長在內，都採取這種辦法；但是人們終於認定用鴆死他的辦法來使他沉默，要比彌補他所指責的種種罪惡還要更容易些。

我們先談色諾芬；色諾芬是個軍人，頭腦不大開明，他的觀點大體上是因襲保守的。色諾芬感到痛苦的是，蘇格拉底竟然被控為不虔敬和敗壞青年；和這些人相反，他竭力主張蘇格拉底是非常虔敬的，而且對於受過他影響的人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他的思想看來決不是顛復性的，反而是頗為沉悶而平凡。這種辯護未免太過火了，因為它並沒有說明人們為什麼仇視蘇格拉底。伯奈特說：（《從泰勒斯到柏拉圖》第149頁）「色諾芬給蘇格拉底做的辯護真是太成功了。假如蘇格拉底真是那樣，他是決不會被處死刑的。」

一個非常自信的人，頭腦高超而不介意於世俗的成敗，相信自己是為一個神聖的聲音所引導，並且深信清明的思想乃是正確生活的最重要的條件。除了最後這一點而外，他是很象一個基督教的殉道者或者一個清教徒的。從他最後那一段談論死後事情的話里，使人不可能不感到他是堅決相信靈魂不朽的；而他口頭上所表示的不確定，只不過是假定而已。他並不象基督徒那樣，因為害怕永恆的受苦而煩惱：他並不懷疑，他在另一個世界的生活將是一種幸福的生活。在《斐多篇》里，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還提出過信仰靈魂不朽的理由；究竟這些是否就是曾經影響了歷史上的蘇格拉底的理由，那就無從肯定了。

他說，富有階級的青年無事可做，都高興聽他揭露別人，並且進而也照這樣做；這就增加了他的敵人的數目。「因為他們不喜歡承認他們所自詡的知識被人揭穿。」這些就是第一類起訴者的情形。

事情是有一次有人向德爾斐神壇求問，有沒有人比蘇格拉底更有智慧；德爾斐神壇答稱再沒有別人了。蘇格拉底承認他自己是完全困惑住了，因為他自己一無所知，而神又不能撒謊。因此，他就到處訪問以智慧出名的人，看看他是否能指證神是犯了錯誤。首先他去請教一位政治家，這位政治家「被許多人認為是有智慧的，可是他卻自認為還更有智慧。」蘇格拉底很快就發見這個人是沒有智慧的，並且和藹地而堅定地向他說明了這一點；「然而結果是他恨上了我」。隨後蘇格拉底又去請教詩人，請他們講解他們作其中的各個篇章，但是他們卻沒有能力這樣做。「於是我便知道詩人寫詩並不是憑智慧，而是憑一種天才與靈感」。於是他就去請教工匠，但是發見他們也一樣地使人失望。他說，他在這段過程中結下了許多死敵。最後他結論說：「只有神才是有智慧的；他的答覆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或者全無價值的；神並不是在說蘇格拉底，他僅僅是用我的名字作為說明，象是在說：人們啊！惟有像蘇格拉底那樣知道自己的智慧實際上是毫無價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這種對於自命為有智慧的人所進行的揭發工作耗盡了他的全部時間，使他淪于極端的貧困，但是他覺得為神諭而作見證乃是一樁責任。

辯證的方法只適用於某些問題，而不適用於另一些問題。也許這可以幫助我們決定柏拉圖的研究的特點，因為他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加以處理的東西。而且通過柏拉圖的影響，後來大多數的哲學家們都曾為他的這種方法造成的局限所束縛。

蘇格拉底於是就進而詰問他「那位自稱是好人和真正愛國者」的檢查官美立都。蘇格拉底問道，誰是改.善.青九_九_藏_書年的人。美立都最初提出是法官；然後，在逐步緊逼之下，就不得不說除了蘇格拉底而外，每一個雅典人都是改善青年的人；於是蘇格拉底便祝賀雅典城的好運道。其次，他又指出跟好人要比跟壞人更好相處；因此，他決不會如此之愚蠢，以至於有.意.要敗壞他的同胞；但如果他是無意地，那末美立都就應該教導他，而不應該控訴他。

任何人都同意蘇格拉底是很醜的；他有一個扁鼻子和一個大肚子；他比「薩提爾滑稽戲里的一切丑漢（Silenus）都還丑」（色諾芬《筵話篇》）。他總是穿著襤褸的舊衣服，光著腳到處走。他的不顧寒暑、不顧饑渴使得人人都驚訝。阿爾西拜阿底斯在《筵話篇》里曾描敘蘇格拉底服兵役的情形說：我們的供應被切斷了，所以就不得不枵腹行軍，這時候蘇格拉底的堅持力真是了不起，——在戰爭其中常常會發生的這類情勢之下，他不僅比我，而且比一切人都更卓絕：沒有一個人可以和他相比。……他忍耐寒冷的毅力也是驚人的。曾有一次嚴霜，——因為那一帶的冬天著實冷得可怕，——所有別的人不是躲在屋裡，就是穿著多得可怕的衣服，緊緊把自己裹起來，把腳包上毛氈；這時只有蘇格拉底赤著腳站在冰上，穿著平時的衣服，但他比別的穿了鞋的兵士走得更好；他們都對蘇格拉底側目而視，因為他彷彿是在鄙夷他們呢。

他為什麼只在私下談論，而不對公共事務提出忠告呢？「你們在許多時候，在不同的地方，曾聽我說過有一個神諭或者靈異降臨於我，也就是美立都起訴書中所嘲笑的那個神。這個靈異是一種聲音，最初它降臨於我的時候，我還是個小孩子；它總是禁止我，但從來不曾命令我，去做任何我要做的事。阻止我去做一個政治家的也是它」。他繼續說，在政治上沒有一個誠實的人是能夠長命的。他舉出他自己無可避免地捲入公共事務中的兩次例子：第一次是他反抗了民主制；第二次是反抗了三十僭主，這兩次當權者的行動都是非法的。他指出，出席的人裏面有很多是他從前的學生和學生的父兄們，而起訴書提不出這些人中有哪一個人能見證他敗壞過青年（這一點差不多是一個辯護律師在《申辯篇》里所能認可的唯一論據）。他拒絕遵循慣例，把他哭哭啼啼的兒女帶到法庭上來以軟化法官們的心；他說這種景象會使得被告者和整個城邦都同樣地顯得可笑。他的工作乃是要說服法官，而不是請求他們開恩。

曾有一種傾向，認為色諾芬所說的一切都一定是真實可信的，因為他缺少可以想象任何不真實的事物的那種聰明。這是很靠不住的一種論證方法。一個蠢人複述一個聰明人所說的話時，總是不會精確的，因為他會無意中把他聽到的話翻譯成他所能理解的語言。我就寧願意讓一個是我自己的死敵的哲學家來複述我的話，而不願意讓一個不懂哲學的好朋友來複述我的話。因此，色諾芬說的話若是在哲學上包含有任何困難之點，或者若是其目的只在於證明蘇格拉底的受刑是不公正的這一論點，我們便不能接受色諾芬的話了。

有一天早晨蘇格拉底在想著一件他不能解決的事；他又不願意放下這件事，所以他不斷地從清早想到中午，——他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地在想著；到了中午人們就注意其他來了，來來往往的人傳說著蘇格拉底從天一亮就站在這裏想事情。最後，晚飯以後天黑下來，有幾個伊奧尼亞人出於好奇（我應該說明這件事的發生不是在冬天而是在夏天），就搬來他們鋪蓋，睡在露天里，為的是要守著蘇格拉底，看他究竟會不會站一整夜。他就站在這裏一直站到第二天早晨；天亮起來，他向太陽做了祈禱，才走開了。（《筵話篇》，220）

通常認為具有歷史真實性的一片對話便是《申辯篇》。這一片據說是蘇格拉底受審時為自己所做的辯護詞——當然，並不是一片速記記錄，而是若干年後柏拉圖在記憶里所保存下來的東西，被他彙集起來並經過了文藝的加工。審判時柏拉圖是在場的，並且似乎很顯然，他所記錄下來的東西就是他記得蘇格拉底所說的那.種.東西，而且大體上他的意圖也是要力求符合歷史的。這片對話，儘管有著各種局限性，卻足以給蘇格拉底的性格刻劃出一幅相當確切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