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81年瓦特·泰勒所領導的農民起義，使威克利夫陷入更加困難的處境。我們雖然沒有證據說明他積極地鼓動過這次起義，但他卻和在類似事件中的路德有所不同，他曾避免譴責起義。起義軍中的一個領袖，約翰·鮑勒，這個社會主義的，被人剝奪了僧職的祭司曾讚揚過威克利夫，這事曾使得威克利夫十分困窘。約翰·鮑勒早在公元1366年遭到了破門處分，但這時威克利夫仍在信奉正統教義。因此我們可以設想約翰·鮑勒必定是獨自形成了自己的見解的。威克利夫的共產主義的見解，雖然無可置疑地受到了「貧苦祭司」的傳播，但他這些見解都是用拉丁文寫的，所以一般農民是無法直接讀懂的。

蠻族的觀念與實踐的流入和新柏拉圖派哲學中的某些希臘因素綜合在一起了。在奧爾弗斯教，畢達哥拉斯主義，和柏拉圖的某些部分著作中，希臘人發展了一些容易與東方觀點相結合的觀點。也許，這些觀點正是在很久以前假借于東方的。異教哲學的發展到普羅提諾和蒲爾斐利時就終止了。

基督教集結了各個方面的有力因素。它從猶太人那裡接受了一本聖經，和一種認為其他所有宗教都是虛妄而邪惡的教義；但它卻拋棄了猶太人的種族排他性和摩西律法中的種種不便。以後的猶太教已學著相信了死後的世界，但基督徒卻給天堂，地獄，以及進入天堂和逃避地獄的方法，賦予一種新的確實性。復活節結合了猶太人的逾越節和異教徒對於復活之神的祭典。波斯人的二元論也被吸取了，但基督徒對其善原則的最終全能卻給以更加堅定的確信，同時並附加了異教徒是撒旦的門徒這樣一項確信。起初基督徒在哲學上和在儀式上並非其對手的匹敵。但這些缺陷卻逐步獲得了改善。

鮑尼法斯八世是個義大利人，生於阿納格尼，當他在英格蘭時，他曾替教皇援助英王亨利三世征討叛亂諸侯而被幽囚于倫敦塔中。公元1267年他受到亨利之子即以後的愛德華一世的解救。在他所處的時期里教會內部已然出現了一個強力的法蘭西派，而他的被選就曾遭到法蘭西籍紅衣主教們的反對。關於國王是否有權對法蘭西籍僧侶徵稅的問題，他與法蘭西王腓力普四世之間有過激烈的衝突。鮑尼法斯經常援用親屬同時又貪得無厭；因此，他願意盡多地掌握一些經濟來源。他被人指控為異端一事可能是公道的；他似乎是個阿弗羅埃斯主義者而且不相信靈魂不死。他和法蘭西王構怨很深。因而導致後者企圖通過全教會議把他廢黜，而去派兵捉拿他。他在阿納格尼被人捕獲了，但事後卻逃往羅馬，並歿於該地。此後許久再也沒有一個教皇膽敢冒險敵對法蘭西王了。

公元1378—1379年間，威克利夫繼續寫作了一些學術性的論著，他主張國王是上帝的代理者，而主教是應該服從國王的。及至大分裂到來以後，他更變本加厲地為教皇打上敵基督者的烙印，又說承認君士坦丁的賜予一事使得以後的歷代教皇都成為叛教者。他把拉丁文聖經譯成英文；並以俗界僧眾建立了「貧苦祭司」僧團。（他因這項措施終於得罪了托缽僧。）他派遣「貧苦祭司」作巡迴傳道士，著重在貧民中進行傳道工作。最後，當他攻擊祭司權時，他進而否認了化體說，把化體說稱作一樁欺騙和瀆神的蠢事。在這一點上剛特人約翰曾下令命他緘口。

令人驚訝的是威克利夫並沒有因為他的見解和民主活動而遭到更多的災難。牛津大學盡量地保衛他抗擊那些主教們。

反對教廷統治的叛亂，隨著不同的地區採取了不同的形式。有時它同君主專治的國家主義相結合，有時它同清教徒對教廷因腐敗和世俗而產生的嫌惡相結合。在羅馬本城，這種叛亂與擬古主義的民主主義結合在一起。克萊門特六世（公元1342—1352）時，羅馬在一個傑出的人物，克拉·底·李恩濟領導下，曾一度尋求脫離這個長期遠住別地的教皇統治。羅馬不僅苦於教皇統治，同時也苦於公read.99csw.com元十世紀中那些繼續進行騷亂，降低了教廷威信的地方貴族們。誠然，教皇之所以逃往阿維農，一部分原因也還是為了逃避這些目無法紀的羅馬貴族。李恩濟是個酒館老闆的兒子，最初他只反抗貴族，併為此得到了教皇的支持。他曾鼓起群眾巨大的熱情，以致嚇得貴族們紛紛逃跑（公元1347年）。詩人佩脫拉克很欽佩他併為他寫了一首頌歌，鼓舞他來繼續他那偉大崇高的事業。他取得了護民官的稱號，並宣布了羅馬人對神聖羅馬帝國的主權。他似曾以民主主義的方式來理解這種主權，因為他曾從義大利各城中召集代表組成了一種議會。然而勝利卻給了他一種妄自尊大的幻想。這次有如在其他許多次時一樣，出現了兩個帝國皇位的競爭者。李恩濟召集他們二人和諸選帝侯前來在他面前解決這個問題。這自然促使兩個帝位候選人，連同教皇起而反對他，因為教皇認為這類事情是應該由他宣布判決的。李恩濟被教皇逮捕了（公元1352年），入獄二年，直到克萊門特六世死去時才獲得釋放。然後他又返回羅馬，並在那裡重新當了幾個月的權。然而，這次他的聲望卻很短暫，最後，他遭到了暴徒的殺害。拜倫象佩脫拉克一樣，也曾寫過頌揚他的詩篇。

公元十五世紀中，除了教廷的衰落以外還有其他種種原因引起了政治文化的迅速變化。火藥消滅了封建貴族而鞏固了中央集權政治。在法蘭西和英格蘭，路易十一世和愛德華四世各自團結了國內富裕中產階級，這些人幫助他們平定了貴族政治的無政府狀態。義大利在公元十五世紀末年以前幾乎一直未曾受到北方軍隊的騷擾，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取得了迅速的發展。新文化在本質上是異教性質的，它仰慕希臘，羅馬，和蔑視中世紀。建築和文學風格效仿著古代的典型。當君士坦丁堡，這個古代最後的殘餘，被土耳其人攻陷后，逃往義大利的希臘難民曾受到人文學者的歡迎。瓦斯寇·達·伽馬，和哥倫布擴大了世界，而哥白尼擴大了天界。君士坦丁的賜予被斥為無稽之談，受盡了學者們的嘲笑。由於拜占庭人的協助人們逐漸直接地通曉了柏拉圖，不再僅起新柏拉圖主義者及奧古斯丁的第二手資料了。人間寰宇不再是一個淚之谷，一個在朝聖途中走向彼岸世界的處所，而是一個提供異教快樂，名譽，美麗，和冒險機會的地方了。歷經數世紀之久的禁欲主義被人遺忘于藝術，詩歌，和快樂的喧囂中。

所以烏爾班五世于公元1367年遷回羅馬；但義大利政治對他來說是過於複雜了，於是他在臨死不久之前，再度返回阿維農。繼任的教皇格雷高里十一世為人較為果斷。對於法蘭西教廷的懷恨迫使許多義大利城市，特別是弗羅棱斯極端敵視教皇，於是格雷高里乃藉著重返羅馬，並反對法蘭西籍紅衣主教等手段不遺餘力地挽救這種局面。雖系如此，在他臨死的時候大主教團內的法蘭西派與羅馬派也還是不能協調。依照羅馬派的意願，義大利人，巴爾特洛苗·頗利格納諾當選為教皇號稱烏爾班六世。但有些紅衣主教卻宣布頗利格納諾的選出違背教規，並選出法蘭西派日內瓦人羅伯特號稱克萊門特七世住在阿維農。

然而，在本世紀初葉，這些使教廷衰落的原因還不很明顯。鮑尼法斯八世在兀納姆傘克塔姆教令（BullUnam Sanctam）中提出了以前任何教皇從未提過的極端要求。他于公元1300年，創立了大赦年制度，凡到羅馬來遊歷，並在此舉行某種儀式的天主教徒都可獲得大赦。這事給教廷的金庫以及羅馬市民的衣袋帶來了巨額的錢財。原先規定每百年舉行一次大赦年祭典，其後終因利潤巨大而縮短為每五十年舉行一次，以後又縮短至二十五年，並從此一直傳到現代。公元1300年的即第一次大赦年祭典，可視為教皇成功的極點，同時，為了方便起見也可以把這個日期當作教廷開始衰落的日期。

威克利夫原九*九*藏*書系善終，但會議卻下令掘出他的骸骨加以焚毀。會議運動的支持者們是急於擺脫違背正統教義的任何嫌疑的。

西方教會，象古羅馬一樣，發展雖然比較緩慢，卻由一種共和制變成一種君主制。我們已看到教皇權柄成長的各個階段，從大格雷高里，歷經尼古拉一世，格雷高里七世，和尹諾森三世，直到霍恩施陶芬皇朝在規勒夫派和基伯林派戰爭中的最後敗績。與此同時，一向是奧古斯丁主義的，因而主要是柏拉圖主義的，基督教哲學也由於同君士坦丁堡和回教徒的接觸增加了新的因素。亞里士多德，在公元十三世紀時幾乎已全部被西方所知曉，而且由於阿勒貝爾圖斯·馬革努斯和托馬斯·阿奎那的影響，亞里士多德在學者的腦海里成了僅次於聖經和教會的最高權威。直到今日，在天主教哲學家中，他仍然保持著這個地位。從基督教觀點來看，我不能不認為：以亞里士多德來代替柏拉圖和聖奧古斯丁是一項錯誤。從氣質方面來講柏拉圖比亞里士多德更富於宗教性。而基督教神學從開始以來就適應于柏拉圖主義。柏拉圖教導說：

最初，哲學在半基督教的奈斯脫流斯教派中比在正統教派中更為進步；但自從歐利根以來，基督徒卻藉著修改新柏拉圖主義發展了一種適用的哲學。初期基督徒間的儀式還是個不很明確的東西，但不管怎樣，到了聖安布洛斯時代時它已經給人以很深刻的印象了。祭司的權能和其特殊地位本取法於東方，但藉著統治方法而逐漸有所加強，在教會內部，這是多虧羅馬帝國的實踐的。舊約全書，神秘的諸宗教，希臘哲學，和羅馬行政方法都混合於天主教教會之內，它們結合在一起從而賦予教會一種以前任何社會組織所無法比擬的巨大力量。

威克利夫（大約公元1320—1384）以其生平和學說，說明了十四世紀教廷權威的衰落。他和以前的經院學者不同，既非修道僧，又非托缽僧，而是一個俗世的祭司。他在牛津享有盛名，並於公元1372年獲得了牛津神學博士學位。他在巴里歐學院當過短期的院長。他是最後一位重要的牛津經院學者。作為一個哲學家，他不是進步的；他是個實在論者，與其說是個亞里士多德主義者毋寧說是個柏拉圖主義者。他不同意某些人的主張，而認為上帝的命令不是恣意的；現實世界並非諸可能世界中的一個，而是一個唯一可能的世界，因為上帝是有選擇最善的義務的。使他成為一個有趣人物的並不在於這些事，同時他對這些事也似乎不大感覺興趣。因為他竟從牛津大學引退為一個鄉間教士。在他生涯最後的十年中，他當了敕命路特渥爾茲教區的祭司，然而他卻繼續在牛津大學講學。

康斯坦斯全教會議挽救了分裂，但它卻想作更多的事，並以一個君主立憲體制來代替教皇專政。馬丁五世在當選之先許下很多諾言；有些他遵守了，有些他破壞了。他同意每七年召集一次全教會議的教令，並一貫嚴格地遵守著它。康斯坦斯宗教會議于公元1417年解散，一個新會議——事後證明並不重要——召開于公元1424年；以後，即公元1431年，在巴澤爾召開了另一次會議。馬丁五世適在這時死去，他的繼承人尤金尼烏斯四世于整個任期中一直和那些掌握會議的革新家進行著激烈的鬥爭。他解散了會議，但會議卻拒不承認這種解散；公元1433年他曾讓步過一段時期。但在公元1437年又重新下令解散它。雖然如此，會議卻一直進行到公元1448年，這時教皇獲致全勝一事已為眾所周知了。公元1439年會議因宣布廢黜馬丁五世另外選立一位敵對教皇（歷史上最後的一個）而失去了輿論的同情。但這人卻幾乎隨即辭職。

法蘭西在戰爭中數遭慘敗——已使得法蘭西沒有安全可言。

他的英格蘭追隨者們羅拉德派，遭到了殘酷的迫害並在實際上已經完全復滅。但由於理查二世的皇后是波希米亞人關係，他的學說得以在波希米亞流傳。赫斯便是九九藏書他此地的門徒；儘管在波希米亞也有迫害，他們卻一直延續到宗教改革時期為止。在英格蘭這些人雖被迫轉入地下但反對教廷的思想卻依然深入人心，因此，為新教的成長準備了滋生的土壤。

他們全都必須回答一連串事前擬好了的誘導訊問，在嚴刑拷打下，他們招認他們禮拜過撒旦和犯有其他種種醜行；公元1313年，教皇終於下令鎮壓了該騎士團，並沒收了其所有的財產。關於這個案件亨利·C．李在他的《異端裁判史》中敘述得最好。經過綿密的調查之後，他在書中作出了以下的結論：指控聖殿騎士團的罪名是全然沒有根據的。

對於始自公元十四世紀中的天主教綜合體系的崩潰來說，一些外界的事件比哲學起著遠為重大的作用。公元1204年拜占庭帝國為拉丁人所征服，並從此一直到公元1261年受到他們的統治；在此期間其政府的宗教是天主教，而不是希臘正教。公元1261年之後教皇失掉了君士坦丁堡，儘管公元1438年在費拉拉有過一度名義上的合併，但教皇卻從來沒有收復該城。由於法蘭西、英格蘭等民族的君主政體的興起，西方帝國（指神聖羅馬帝國—譯者）在與教皇的衝突中雖被挫敗，但結果並未給教會帶來任何益處；教皇于公元十四世紀的大部分時期中在政治方面只是法蘭西王掌握下的一個工具。比這些原因更為重要的一項即是，富商階級的興起和俗眾知識的增進。這種情況都起始於義大利，直至公元十六世紀中葉為止，其發展經常是遙遙領先於西方其他地區的。公元十四世紀時，義大利北部諸城市比北方諸城市更為富庶；有學問的俗眾，特別在法學和醫學方面為數日益增多。這些城市具有一種獨立自主的精神，由於皇帝在現時已不足為患，於是它們便易於起而反抗教皇了。儘管程度上較差，但這同一運動也還存在於其他地方。弗蘭德斯繁榮起來了：漢撒諸城市也不居后。在英格蘭，羊毛貿易成為它的一項財源。在這期間里，堪稱廣義的民主傾向是十分強大的，但民族主義傾向卻較此更為強大。教廷已然變得很世俗化，大體上表現為一個稅收機構，徵收大部分國家願意保留于其國內的巨額稅收。教皇已不再享有或不配享有那種給予他們權柄的道德威望。以前聖弗蘭西斯曾經能夠和尹諾森三世以及格雷高里九世和其共事，但公元十四世紀中一些至為熱誠的人們卻被迫與教廷進行了鬥爭。

這些人的思想雖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但若不大加改造，卻不足以興起一種盛行於世的大眾宗教。他們的哲學很難，無法為一般人所了解；他們的救世法對於一般大眾也是過於偏重理智的。他們的保守思想促使他們維護希臘的傳統宗教，但為了減輕其中的不道德因素，並與他們的哲學一神主義相調和，他們只好作出寓意的解釋。希臘宗教終因無法和東方的諸教儀和諸神學相抗衡，而且趨於衰亡。預言家變得默然無聲了，而祭司們又從未形成過一個強而有力的特殊階層。因而復興希臘宗教的企圖帶上了一種擬古主義的性格，而這種性格更賦予該企圖以一定程度的懦怯性與衒學性，這在皇帝朱利安身上表現得特別顯著。早在公元三世紀，人們已能預見某種亞洲宗教會要征服羅馬世界，不過在那時還並存著一些競爭的宗教，看來它們也都好象有獲勝的機會。

公元十三世紀完成了一個哲學的、神學的、政治的、社會的偉大綜合。這一綜合是由於許多因素的結合徐緩地建立起來的。最初的因素是純粹希臘哲學，特別是畢達哥拉斯、巴門尼德、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學。然後，由於亞歷山大征服戰爭的結果，大量地流入了東方的各種信仰。這些因素利用了奧爾弗斯教神秘信仰，改變了希臘語世界以及最後拉丁語世界的世界觀。死而復活的神，意味著吃神肉的聖餐儀式，通過類似洗禮的某種儀式而進入一種新生命的重生等，逐漸變為異教羅馬世界大部地區中神學的一部分。在這些因素之上更九-九-藏-書結合了一種解脫肉體束縛的倫理，而這至少在理論上來講是禁欲主義的。從敘利亞、埃及、巴比倫和波斯傳來了與俗眾分開的祭司制度，他們或多或少具有一些魔法，並能在政治上帶來相應的影響。主要與信仰來世攸關的一些令人難忘的宗教儀式，也來自同一源泉。從波斯，特別傳來了一種二元論，這種二元論，把世界看成兩大陣營的一座修羅場，一個陣營是為阿呼拉·瑪滋達所統率的善，另一個陣營是為阿利曼所統率的惡。妖術的行使即是得助於阿利曼及其靈界的徒眾。撒旦阿利曼的一種發展。

然而會議運動的支持者並未罷休。公元1414年在康斯坦斯召集了一次新會議，採取了積極行動。它首先宣布教皇無權解散會議，在某些方面還必須服從這種會議。會議更決定未來的教皇必須每七年召集一次全教會議。會議廢黜了教皇約翰二十三世，並勸使當時的羅馬教皇辭職。阿維農的教皇拒絕辭職，他死後在阿拉貢王主使下又選出了一位繼任者。但這時正處於英格蘭擺布之下的法蘭西卻拒絕承認他。此後他的黨徒日漸衰微下去，終於不復存在了。這樣，由全教會議所選任的教皇終於沒遭到任何反對，該教皇是在公元1417年選出的，號稱馬丁五世。

知識不是知覺，而是一種回憶的幻覺；亞里士多德更多的是個經驗主義者，聖托馬斯，儘管不出於他的本意，卻鋪平了從柏拉圖主義的迷夢轉入科學觀察的道路。

威克利夫之脫離正統教義，始於公元1376年在牛津所作的一系列講義「論公民統治權」。他提出只有正義才配享有統治權與財產權；不義的僧侶是沒有這些權益的；至於一個教士應否保留其財產則必須由俗界政權來決定。他更進一步地教導說財產是罪的結果，基督和信徒們沒有財產，因此，僧侶也應該無產。這些教義觸犯了托缽僧以外的所有教士。英格蘭政府卻歡迎這些教義，因為教皇經常從英格蘭調走巨額的貢賦，而這種不贊成從英格蘭送金錢給教皇的教義是對政府有利的。這種情況特別在教皇屈從法蘭西，而英格蘭又同法蘭西交戰時顯得更為突出。理查二世（Riohard Ⅱ）幼年時代的當權者，剛特人約翰盡久地照拂了威克利夫。與此相反，格雷高里九世卻譴責了威克利夫講學論著中存在的十八種論點，指控這些論點導源於巴都阿人馬西哥利歐。威克利夫被召往一個由主教們組成的法庭上受審，然而女皇和暴民卻保護了他，同時牛津大學也拒不承認教皇對該大學教師有司法權。（英格蘭各大學甚至在那些年代中，就相信應有學術的自由。）

在一段短暫的過渡統治之後，紅衣主教們于公元1305年選立了博爾多的大主教為教皇，號稱克萊門特五世。他是一個戛斯坎尼人，並在教會內一貫代表著法蘭西派，在他作教皇的任期中他從來沒有去過義大利。他在里昂接受加冕禮，並在公元1309年定居於阿維農，此後教皇們繼續留住在這裏約達七十年之久。教皇克萊門特五世曾借反對聖殿騎士團時和法蘭西王所採取的共同行動，而大肆宣揚他和法蘭西王的結盟。雙方都需要錢財，教皇方面是為了慣於寵幸私人和私黨，腓力普方面則是為了同英格蘭作戰，鎮壓弗蘭德斯人的叛亂，和維持日益增強的政府。在他掠奪了倫巴底人銀行主之後，又「在商業所能容許的範圍內」迫害了猶太人。他發現聖殿騎士團不僅是些銀行家，而且在法蘭西境內擁有巨大的地產，同時這些地產若借教皇的支援，是可由他攫取的。於是國王與教皇商定首先由教會揭發聖殿騎士團業經陷入了異端；然後再由國王和教皇合夥瓜分這些贓物。在公元1307年某一既定的日期，法蘭西境內所有首要聖殿騎士團分子都遭到了逮捕；

當真，就在義大利，中世紀也還是經歷了一場鬥爭才死去的；

薩萬納羅拉和列奧納都兩人是于同年出生的。但在大體上來說，舊的恐怖，已嚇不得人了，精神的新的自由已顯得如醉如狂。這種陶醉未能持ｈttｐs://ｒeaｄ•99csw•ｃoｍ久，但在當前它卻消除了恐懼。就在這快樂的解放時刻中，誕生了近代的世界。

當英國貴族院譴責他的巡迴傳教士的時候，眾議院則拒不同意。無可置疑，假使他活得再長些，糾紛是會要積累起來的，但截至他在公元1384年死去時為止他總算還沒有被正式判罪。他死在路特渥爾茲並埋葬在那裡。直到康斯坦斯全教會議下令掘出他的骸骨並加以焚毀時為止，他的遺體一向在這裏安眠。

總地來說，主教們在這時已完全服從了教皇；而實際為他所任命的主教，在比例數上也日益增多了。修道院性質的諸教團與多米尼克教團也同樣恭順，只有弗蘭西斯教團仍舊保有某種程度上的獨立精神。這曾導致他們與教皇約翰二十二世之間發生了一場衝突，關於這次事件我們在論及奧卡姆的維廉時已經講過了。在衝突期間，馬西哥利歐勸皇帝進攻羅馬。羅馬群眾為皇帝加了皇冠，同時在群眾宣布廢黜約翰二十二世之後還選出了一個弗蘭西斯教團派的敵對教皇。所有這些事除去普遍地削弱了人們對教廷的尊敬之外，實未產生其他任何影響。

同年尤金尼烏斯四世在費拉拉另自召開了一個會議，並藉此抬高了他的威信。那裡的希臘教會因過分恐懼土耳其人，而向羅馬作出名義上的歸順。這樣一來教廷在政治上聲勢大振，但同時它的道德威望卻大大地削弱了。

很明顯，假如教廷想有效地保持天主教會的首要地位，那末它必須重返羅馬，脫開法蘭西的羈絆。此外英法戰爭——

威克利夫的思想發展得異常緩慢，這是令人注意的。公元1372年，在他五十歲或五十多歲的那年還信奉著正統教義；但在這個年代以後，很明顯，他卻變成了一個異端。他所以信奉異端則似乎完全出於道義感的迫使——他對窮人的同情，和他對富有世俗僧侶的嫌惡。起初，他對教廷的攻擊只限於政治和道德方面而不涉及教義方面；只是由於被迫，他才逐漸地走上了更加廣泛的反抗道路。

這樣便開始了歷時達四十年之久的大分裂。法蘭西當然承認了阿維農的教皇，而法蘭西的敵對國家則承認羅馬的教皇。蘇格蘭是英格蘭的敵國，而英格蘭又是法蘭西的敵國；因此，蘇格蘭承認了阿維農的教皇。每個教皇都從他自己的黨派里遴選紅衣主教們，每當一個派別的教皇死去，他的紅衣主教們便迅速地選立另一個教皇來繼任。因而，除非行使一種駕乎雙方教皇之上的權力實無從根治這種分裂。二者之中的一個顯然必須是合法的，因此，我們必須找出一個駕乎合法教皇之上的權力。唯一的解決辦法就在於召開一個全教會議，在蓋森領導下的巴黎大學發展了一種授予全教會議動議權的新理論。俗界統治者們支持這種理論，因為教會分裂對他們是不便的。公元1409年，終於在比薩召集了一次會議。

在整個聖殿騎士團事件中，教皇與國王在經濟利益上是一致的。然而，在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中，在大多數情況下，兩者之間的利益卻是衝突的。鮑尼法斯八世期間，腓力四世為徵稅與教皇發生爭執時曾得到各階層人民甚至僧侶階級的支持。當教皇在政治上屈從法蘭西時，一些仇視法蘭西國王的君主們也必然要仇視教皇。這曾導致了皇帝對奧卡姆的維廉以及巴都阿人馬西哥利歐的庇護；並在稍後的時代中，引起剛特人約翰來保護威克利夫。

這些措施是令人讚許的，但在對待威克利夫的波希米亞門徒、赫斯時卻不如此。赫斯被帶到康斯坦斯之前曾得到人身安全的諾言，但在到達該地之後，卻被定了罪和受到火刑。

然而這次會議卻失敗得令人好笑。它以異端和分裂罪名宣布兩位教皇同時廢黜，並另外選出一個第三者，這個教皇隨即死去；但他的紅衣主教們卻又選立了一個前海盜，巴勒達撒瑞·寇撒作為他的繼承人，號稱約翰二十三世。這樣一來，結果便出現了三個教皇而不僅是有兩個了，全教會議選出的教皇是個臭名遠揚的惡漢。於是這時的情況竟顯得比以前任何時代更加沒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