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是原材料；人類當中未有力地參与統治的那部分人也是原材料。有某些老的概念表示人相信人力有限度；其中兩個主要的就是「神」和「真理」。（我的意思並非說這兩樣·在·邏·輯·上有關連）。這種概念有消逝的傾向；即使沒遭到明白否定，也失掉了重要意義，只是表面上還保留下來。這套觀點整個是新東西，無法斷言人類將要怎樣去適應它。它已經產生了莫大的變革，將來當然還要產生其它大變革。建立一種哲學，能應付那些陶醉於權能幾乎無限度這個前景的人，同時也能應付無權者的心灰意懶，是當代最迫切的任務。

十九世紀當中，新教德意志的文化逐漸日益普魯士化。弗里德里希大王是個自由思想家和法國哲學的崇拜者，他曾殫精竭力把柏林建成為一個文化中心；柏林科學院有一個知名的法國人穆伯杜依①作終身院長，可是他不幸成了伏爾泰死命嘲笑的犧牲品。弗里德里希的種種努力和當時其他開明專制君主的努力一樣，不包括經濟上或政治上的改革；實際的成績無非是集合了一幫雇來捧場的知識分子。他死之後，文化人大部分又是在西德意志才找得到了。

達爾文之於十九世紀，猶如伽利略和牛頓之於十七世紀。

達爾文本人是個自由主義者，但是他的理論卻具有對傳統自由主義有些不利的結論。一切人生來平等，成人之間的差異完全是由於教育，這種學說和他強調同種個體間的先天差異是不能相容的。假使像拉馬克所主張的、達爾文本人在一定限度內也願意承認的那樣，獲得形質是遺傳的，那麼和類如愛爾維修的見解之間的這種對立本來可以略有緩和；可是除某些不大重要的例外不算，自來好像只有先天形質才遺傳。因此，人與人的先天差異就有了根本的重要意義。

雖然生物學對機械論的世界觀向來是不利的，近代經濟技術卻起了相反的作用。一直到十八世紀將近末尾時為止，和科學學說相對而言的科學技術對人的見解沒有重大影響。隨著工業主義的興起，技術才開始影響了人們的思想。甚至在那時候，長期以來這種影響多少總是間接的影響。提出哲學理論的人一般講和機器簡直不發生什麼接觸。浪漫主義者注意到了工業主義在一向優美的地方正產生的醜惡，注意到了那些在「生意」里發了財的人（在他們認為）的庸俗，憎恨這種醜惡和庸俗。這使他們和中產階級形成對立，因而有時候他們和無產階級的鬥士結成了一種彷彿什麼聯盟。恩格斯頌揚卡萊爾，卻不了解卡萊爾所希求的並不是雇傭勞動者的解放，而是他們服從中世紀時他們曾有過的那類主東。社會主義者是歡迎工業主義的，但是想要把產業工人從服從僱主勢力的情況下解放出來。他們在自己所考察的問題上受了工業主義的影響，但是在解決問題時所運用的思想方面，受的影響不大。

不過，普魯士雖然在政治方面佔優勢，在文化上卻不及西德意志大部分地區先進；這說明為什麼有許多德國名人，包括歌德在內，不以拿破崙在耶拿的勝利為恨。十九世紀初，德國在文化上和經濟上呈現異常的參差錯雜。東普魯士還殘存著農奴制；農村貴族大多浸沉在鄉陋愚昧當中，勞動者連最初步的教育也沒有。反之，西德意志在古代一部分曾經隸屬於羅馬；從十七世紀以來，一直處在法國的勢力之下；它被法國革命軍佔領過，獲得了和法國的制度同樣自由主義的制度。邦主們當中有些人很聰慧，他們在自九-九-藏-書己的宮廷里模仿文藝復興時代的邦主，作藝術與科學的獎勵者；最著名的例子是魏瑪，魏瑪大公即歌德的恩主。邦主們當然大部分都反對德意志統一，因為這會破壞他們的獨立。所以他們是反愛國的，依附於他們的那些名士有許多人也如此，在他們的心目中，拿破崙是傳布比德意志文化高超的文化的使者。

雖然有許多人仍舊真心信仰人類平等和理論上的民主，但是現代人的想像力受到了十九世紀時根本不民主的工業體制所促成的社會組織型式的深刻影響。一方面有實業巨頭，另一方面有廣大的工人。民主制度的這種內在分裂，民主國家裡的一般老百姓尚未認識到，但是這一向是從黑格爾以來大部分哲學家的首要問題，而他們在多數人的利害與少數人的利害之間所發現的尖銳對立，已經通過法西斯主義有了實際表現。在哲學家當中，尼采恬不知恥地站在少數人一邊，馬克思則衷心誠意地站在多數人一邊。或許邊沁是唯一打算調和利害矛盾的重要人物；因此他招來了雙方的忌恨。

在黑格爾死後的整個時期，大部分學院哲學依舊是傳統派的，所以沒多大重要意義。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在英國一直盛行到十九世紀近末尾時，在法國，直到略早些時候為止，它也佔優勢；然後，康德和黑格爾逐漸征服了法國和英國的大學，就各大學里講專門哲學的教師來說是這樣。不過一般有教養的大眾幾乎沒受到這運動什麼影響，所以這運動在科學家當中沒有多少信徒。那些繼續學院傳統的著述家們——在經驗主義一側有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在德國唯心主義一側有洛策、濟格瓦特、布萊德雷和鮑贊克特——沒有一個在哲學家當中完全數得上一流人物，換句話說，他們大體上採納某人的體系，而自己並不能與某人匹敵。學院哲學以前一向和當代最有生氣的思想常常脫節，例如在十六、十七世紀，那時候學院哲學主要仍是經院派的。每逢遇到這種情況，哲學史家就比較少談到教授們，而多涉及非職業的異端者了。

浪漫主義形式的反抗和理性主義形式的反抗雖然都出於法國大革命和大革命之前不久的哲學家們，但是兩者大不相同。浪漫主義形式在拜倫作品里可以見到，那是裹在非哲學的外衣下的，但是在叔本華和尼採的作品中，它學會了哲學用語。這種反抗的傾向是犧牲理智而強調意志，耐不住推理的束縛，頌揚某些類的暴力。在實際政治中，它作為民族主義的盟友是很重要的。它在傾向上對普通所說的理性明確地抱著敵意，即使在實際上也不盡然；而且往往是反科學的。它的一些最極端的形式見於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但是在俄國最後得勢的卻是理性主義形式的反抗。德國永遠比其它任何國家都容易感受浪漫主義，也正是德國，為講赤|裸裸意志的反理性哲學提供了政治出路。

邊沁主義者雖然起初帶有相當溫和的革命性，卻逐漸不再如此，一部分是由於他們在使英國政府轉向他們的一些看法上有了成功，一部分是由於反對社會主義和工會主義日益增長的勢力。我們已經提過，反抗傳統的人分理性主義的和浪漫主義的兩類，固然在孔多塞之類的人身上，兩種成分是兼有的。邊沁主義者幾乎完全是理性主義的，而既反抗現存經濟秩序又反抗他們的社會主義者也一樣。這種社會主義運動直到馬克思才獲得一套完全的哲學，在後面一章里我們要講他。

孔多塞是個信仰婦女平權的人https://read.99csw.com。他又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的首創者，可是這理論在他講來卻沒有馬爾薩斯講的那些黯澹的結論，因為他的人口論和節育的必要是同時並提的。馬爾薩斯的父親是孔多塞的門徒，這樣馬爾薩斯才知道了人口論。

到此為止，我們所考察的各派哲學向來都得到了傳統上的、文學上的、或政治上的啟發。但是，哲學見解另外還有兩個根源，即科學和機器生產。第二個根源在學理上的影響是從馬克思開始的，從那時起逐漸重要起來。第一個根源從十七世紀以來一向很重要，但是在十九世紀當中有了種種新的形式。

德意志曾經賴神聖羅馬帝國取得了國際地位，但是神聖羅馬皇帝逐漸控制不住他的名義上的臣屬。最後一個有力的皇帝是查理五世，他的勢力有賴於他在西班牙和低地帶的領地。

孔多塞（1743—94）的見解和愛爾維修的見解相仿，但是受盧梭的影響比較多。他說，人權全部是由下述這一條真理推出來的：人是有感覺的生物，是可以作推理和獲得道德觀念的，可見人不能夠再分成治者與被治者，說謊者與受騙者。「這種原則，高潔的悉尼為它獻出了生命，洛克把他的名字的威信寄附在它上面，後來由盧梭發揮得更加精嚴。」他說，洛克最先指出了人類認識的限度。他的「方法不久就成為所有哲學家的方法，正是由於把這個方法應用到倫理學、政治學和經濟學上，他們終於能夠在這些學問里走了和自然科學幾乎同樣可靠的道路。」

達爾文理論的第二部分是生存競爭和適者生存。一切動植物繁殖得太快，以致自然界無力供養它們；因此每一代都有許多個在達到生殖年齡以前就死掉了。由什麼來決定哪個將生存呢？當然，有幾分是純運氣，但是還有一個較為重要的原因。動物及植物一般講與其親代並不完全相同，在每一種可測量的形質方面，或有餘、或不足，稍微有些差別。在一定的環境里，同種的個體為生存下去而競爭，對環境適應得最好的有最大的生存機會。所以在種種偶然變異當中，有利的變異在每個世代的成熟個體中會佔優勢。因此，一代又一代，鹿越跑越快，貓潛近活食時越來越悄靜，長頸鹿的脖子越變越長。達爾文主張，如果時間充分長久，這種機理過程可以說明從原生動物到homosapiens（人類）整個漫長的發展。

愛爾維修（1715—71）很榮幸地讓他的著作《精神論》（DeL′Esprit）（1758）遭到了索保恩大學的譴責，由絞刑吏焚毀。邊沁在1769年讀了他的作品，立即下決心一生獻身於立法的原則。他說道：「愛爾維修之於道德界，正如培根之於自然界。因此，道德界已有了它的培根，但是其牛頓尚待來臨。」詹姆士·穆勒在對兒子約翰·斯圖亞特的教育中，把愛爾維修當作典範。

宗教改革運動和三十年戰爭破壞了德國統一的殘局，留下來許多仰承法國鼻息的弱小公國。十八世紀時，只有一個德意志國家普魯士抵抗法國人獲得了成功；弗里德里希號稱「大王」，就是為這個緣故。但是普魯士本身也沒能夠抵擋住拿破崙，耶拿之戰一敗塗地。普魯士在俾斯麥之下的復興，顯得是恢復阿拉利克、查理曼和巴巴羅撒的英雄的過去。（對德國人來說，查理曼是德國人，不是法國人。）俾斯麥說：「我們不要到卡諾薩去」，這流露出他的歷史觀念。

在倫理學上，愛爾維修是功利主義者；他認為九*九*藏*書快樂就是善。在宗教方面，他是一個自然神論者，是激烈反教權的人。

愛爾維修信奉洛克的「心是tabularasa（白板）」的學說，他認為個人之間的差異完全是由於教育的差異：按每個人來說，他的才能和他的道德都是他所受的教導的結果。愛爾維修主張，天才常常出於偶然：假使當年莎士比亞沒有被發覺偷獵，他就會成為一個毛織品商人了。愛爾維修對立法的興趣來自這個學說：青年期的主要教導者是政體及由此而生的風俗習慣。人生來是無知的，卻不是愚鈍的；教育把人弄得愚鈍了。

達爾文理論分兩部分。一方面，有進化說，主張各樣的生物全是由共同祖先逐漸發展出來的。這個學說現在大家普遍承認了，在當時也並不是新東西。且不提阿那克西曼德；拉馬克和達爾文的祖父埃拉司摩斯都曾經主張過它。達爾文為這學說供給了極大量的證據，而且在他的理論的第二部分，他相信自己發現了進化的原因。這樣，他便使這學說空前受人歡迎，並且獲得一種以前所沒有的科學力量；但決不是他首創了進化說。

十九世紀的精神生活比以前任何時代的精神生活都要複雜。這是由於幾種原因。第一，有關的地區比已往大了；美國和俄國作出重要貢獻，歐洲比以前多注意到了古代和近代的印度哲學。第二，從十七世紀以來一向是新事物主要源泉的科學，取得新的勝利，特別是在地質學、生物學和有機化學方面。第三，機器生產深深地改變了社會結構，使人類對自己在關於自然環境方面的能力，有了一種新概念。第四，針對思想、政治和經濟中的傳統體系，在哲學上和政治上出現了深沉的反抗，引起了對向來看成是顛撲不破的許多信念和制度的攻擊。這種反抗有兩個迥然不同的形式，一個是浪漫主義的，一個是理性主義的。（我是按廣義使用這兩個詞的）。

機器生產對人的想像上的世界觀最重要的影響就是使人類權能感百倍增長。這無非是自有史以前人類發明武器減輕了對野獸的恐懼、創造農耕減輕了對飢餒的憂虞時便已開始的一個過程的加速。但是這個加速度一向非常之大，因而使那些掌握近代技術所創造的力量的人產生一種簇新的看法。

孔多塞非常讚賞美國獨立戰爭。「簡單的常識教導了英國殖民地的居民，在大西洋彼岸出生的英國人和在格林尼治子午線上出生的英國人持有完全相同的權利。」他說，美國憲法以人的天然權利為基礎，美國獨立戰爭使涅瓦河到瓜達耳基維爾河的整個歐洲都知道了人權。不過，法國大革命的原則「比那些指導了美國人的原則更純正、精嚴、深刻」。這些話是當他躲開羅伯斯庇爾的耳目隱匿起來時寫的；不久以後他就被捕下獄了。他死在獄里，但是死情不詳。

哲學上的急進派跟愛爾維修和孔多塞之類的人有許多地方是不同的。從氣質上講，他們是有耐性的人，喜歡詳細制定自己的理論。他們非常側重經濟學，相信自己把經濟學當作一門科學發展起來了。在邊沁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存在著偏於熱狂的傾向，但是在馬爾薩斯或詹姆士·穆勒則不存在；熱狂傾向被這門「科學」嚴格制止住，特別是被馬爾薩斯對人口論的黯澹講法嚴格制止住了，因為按照馬爾薩斯的講法，除在瘟疫剛過後以外，大部分雇傭勞動者的所得必定總是可以維持自己及家族生存的最低數目。邊沁主義者和他們的法國前輩之間的另一個重大分歧點是，在工業化的英國read•９9csw•ｃom，僱主和雇傭勞動者有劇烈的衝突，引起了工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在這種衝突中，邊沁主義者大體上說站在僱主一方反對工人階級。不過，他們的最後代表人物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逐漸不再固執他父親的嚴峻教條，隨著他年紀的增長，他越來越不敵視社會主義，越來越不堅信古典經濟學是永久真理了。根據他的自傳，這個緩和化過程是由讀浪漫派詩人的作品開始的。

達爾文理論的這一部分向來很受人反駁，大多數生物學家認為要附加許多重要的限制條件。然而這和寫十九世紀思想史的歷史家沒有多大的關係。從歷史觀點看來，有趣的是達爾文把哲學上的急進派特有的那一套經濟學推廣到了生物全體。根據他講，進化的原動力就是自由競爭世界中的一種生物學的經濟。促使達爾文想到了生存競爭和適者生存為進化根源的，正是推廣到動植物界的馬爾薩斯的人口學說。

生物學的威信促使思想受到科學影響的人們不把機械論的範疇而把生物學的範疇應用到世界上。認為萬物都在演化中，一個內在目標是容易想像的。許多人無視達爾文，以為進化證明了宇宙有目的的信念是正確的。有機體概念被認作是探索自然律的科學解釋及哲學解釋的秘訣，十八世紀的原子論思想被看成過時了。這種觀點最後甚至影響了理論物理學。在政治上，當然造成強調和個人相對立的社會。這和國家的權力逐漸增長是諧調的；和民族主義也是諧調的，因為民族主義可以引用達爾文的適者生存說，把它應用於民族而不應用於個人。但是到這裏我們就涉及廣大群眾在理解得不完全的科學學說啟發下所產生的科學以外的見解的範圍了。

德國哲學比德國文學及藝術跟普魯士的關係要深。康德是弗里德里希大王的臣民；費希特和黑格爾是柏林大學的教授。康德幾乎沒受到普魯士什麼影響；確實，他為了他的自由主義的神學，和普魯士政府還起了糾紛。但是費希特和黑格爾都是普魯士的哲學喉舌，對準備後來德國人的愛國精神與普魯士崇拜合一作出了很大貢獻。在這方面他們所作的事情由德國的大史學家們，特別是蒙森和特萊奇克繼續下去。俾斯麥最後促使德意志民族接受在普魯士之下的統一，從而使德意志文化里國際主義精神較淡的成分獲得了勝利。

浪漫主義的反抗從拜倫、叔本華和尼采演變到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理性主義的反抗始於大革命時代的法國哲學家，稍有緩和后，傳給英國的哲學上的急進派，然後在馬克思身上取得更深入的形式，產生蘇俄這個結果。

進化論還有一個結論，跟達爾文所提出的特別機理過程無關。假如說人和動物有共同的祖先，假如說人是經過如此緩慢的階段發展出來的，曾有過某些生物我們不知道是否該划為人類，那麼便發生這個問題：在進化的哪個階段上，人類（或人類的半人形祖宗）開始一律平等呢？Pithecanthropus erectus（直立猿人）假使受過適當的教育，就會和牛頓做出同樣好的成績嗎？假使當初有誰控告皮爾當人侵界偷獵，皮爾當人就會寫出莎士比亞的詩篇嗎？一個對這些問題作肯定回答的堅定的平等主義者，會發覺他不得不認為猿猴和人類地位相等。而為什麼止於猿猴呢？我不明白他可怎樣去反對那種贊成牡蠣有投票權的議論。進化論的信徒應當堅持，不但必須譴責人人平等的學說是反生物學的，而且必須譴責人權說也是反生物學的，因為它把人類和動物九九藏書區別得太截然不過，自由主義也有另外一面，由於有進化說而大大鞏固了，那就是進步的信念。因為這個理由，而且因為進化論提出了反對正統神學的新論據，所以只要世界情勢還容許有樂觀主義，進化論就受到自由主義者的歡迎。雖然馬克思的學說在某些點上是達爾文時代前的舊東西，他本人倒想把他的書題獻給達爾文。

法國的革命哲學家們的學說減低了熱狂性並且大大精嚴化之後，由哲學上的急進派帶到了英國，這派人中邊沁是公認的首領。最初，邊沁幾乎專註意法學；隨著他年紀大起來，逐漸他的興趣擴大了，他的見解日益帶顛覆性。1808年以後，他是一個共和主義者、婦女平權的信奉者、帝國主義之敵和不妥協的民主主義者。這些意見中有若干他得自詹姆士·穆勒。兩人都相信教育萬能。邊沁採取「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當然是出於民主感情，但是這一來就勢必要反對人權說了，所以他直率地把人權說叫作「瞎說八道」。

他的學說是樂觀主義的學說，因為要想使人成為完善的人，只需要有完善的教育。他暗示，假使把教士除掉，完善的教育是容易求得的。

因而，在掌管事務的人們中間，或與掌管事務的人有接觸的人們中間，滋生一種權能的新信念：首先是在人與自然的鬥爭中人的權能，其次是統治者們對那些人的權能，他們儘力通過科學的宣傳術，特別是通過教育，支配那些人的信念和志向。結果是，固定性減小了；似乎沒一樣改變辦不到。

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哲學家們大多數把科學與種種和盧梭關聯著的信念結合在一起。愛爾維修和孔多塞在結合理性主義與熱狂精神上可看作是典型。

闡述任何一種關於人類關係的圓滿的現代倫理時，最重要的是承認人對於人類範圍外的環境的權能必有的限度，承認人對人彼此間的權能宜有的限度。

德國在知識上的優勢是一個從康德開始的新因素。萊布尼茲雖然是德國人，差不多總是用拉丁文或法文著述，他在自己的哲學上簡直沒受到德國什麼影響。反之，康德以後的德國唯心論也正如後來的德國哲學，深受德國歷史的影響；德國哲學思想中的許多彷彿奇特的東西，反映出一個由於歷史的偶然事件而被剝奪了它那份當然勢力的精悍民族的心境。

從前，山嶽瀑布都是自然現象；而現在，礙事的山可以除掉，便利的瀑布也可以創造。從前，有沙漠有沃鄉；而現在，只要人們認為值得做，可以叫沙漠像玫瑰一樣開鮮花，而沃鄉被科學精神不足的樂觀主義者變成了沙漠。從前，農民過他們父母、祖父母曾經過的生活，信他們父母、祖父母曾經信的信仰；以教會的全部力量還無法根絕各種異教儀式，所以只好把這些儀式和本地的聖徒拉上關係，從而給它們加上基督教外衣。而現在當局能夠指令農民子弟在學校里應當學什麼東西，在一代之間可以使務農者的思想情況變個樣；據推測，這點在俄國已經做到了。

在認識論上，他採取洛克哲學的一種簡化講法：「由於洛克的教導，我們知道我們的觀念，從而我們的精神，是賴感官得來的。」他說，身體的感性是我們的行動、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感情和我們的社交性的唯一原因。關於知識的價值，他與盧梭意見極不一致，因為他對知識評價非常高。

孔多塞比愛爾維修還要熱狂，還要樂觀。他相信，由於法國大革命的原則普遍流傳，所有的主要弊病不久全會化為烏有。他沒活到1794年以後，也許是他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