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楊絳背後另一個聲音說：「交給小C。」小C原是通信員，按「顛倒過來」的原則，他如今是很有地位的負責人。原來那時候革命群眾已經分裂為兩派了，小C那一派顯然認為《堂吉訶德》是「黑稿子」，應當予以沒收。

楊絳乾的是小劉原來的活兒。楊絳仔細看過那兩間污穢的廁所，也料想她這份工作是相當長期的，絕不是三天兩天或十天八天的事。於是她就置備了幾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鏟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條做了一個小拖把，還帶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類和大小兩個盆兒，放在廁所里。不出十天，她把兩個斑駁陸離的瓷坑、一個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廁所的門窗牆壁都擦洗得煥然一新。瓷坑和瓷盆原是上好的白瓷製成，鏟刮掉多年的積污，這樣雖有破缺，仍然雪白鋥亮。三年後，翻譯家潘家洵的太太對楊絳說：「人家說你收拾的廁所真乾淨，連水箱的拉鏈上都沒一點灰塵。」

回顧這段困苦不堪的經歷，楊絳沉痛地說道：我雖然每天胸前掛著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眾憤怒而嚴厲的呵罵聲中，認真相信自己是虧負了人民、虧負了黨，但我卻覺得，即使那是事實，我還是問心無愧，因為——什麼理由就不必細訴了，我也懶得表白，反正「我自巋然不動」。打我罵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況我所遭受的實在微不足道。至於天天吃窩窩頭鹹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我只反覆自|慰：假如我短壽，我的一輩子早完了，也不能再指望自己做這樣那樣的事；我不能像莎士比亞《暴風雨》里的米蘭達，驚呼：「人類多美呀。啊，美麗的新世界……！」我卻見到了好個新奇的世界。「文革」把一切都顛倒過來了。按照「顛倒過來」的原則，文學所原來打掃衛生的臨時工小劉當起了領導，負起監督文學所全體「牛鬼蛇神」的重任。楊絳和錢鍾書、何其芳、俞平伯、陳翔鶴等專家都屬她監管。楊絳掃廁所，錢鍾書掃大院。他們每天不是勞動改造，就是寫檢查，一切正常的業務活動均被取消。

為了防止意外，楊絳認為，「第一要緊的是銷毀『罪證』，因為毫無問題的字紙都會成為嚴重的罪證。例如我和小妹妹楊必的家信，滿紙胡說八道，引用的典故只我們姊rｅａd.99ｃｓｗ.ｃom妹了解，又常用家裡慣用的切口。家信不足為外人道，可是外人看來，保不定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或特別的密碼。……我每晚想到什麼該毀掉的，就打著手電筒，赤腳到各處去搜出來。可是『毀屍滅跡』大非易事。少量的紙灰可以澆濕了拌入爐灰，傾入垃圾；燒的時候也不致冒煙。大疊的紙卻不便焚燒，怕冒煙。紙灰也不能傾入垃圾，因為準有人會檢查，垃圾里有紙灰就露餡了。我女兒為爸爸買了他愛吃的糖，總把包糖的紙一一剝去，免得給人從垃圾里揀出來。我常把字紙撕碎，浸在水裡揉爛，然後拌在爐灰里。這也只能少量。留著會生麻煩的字紙真不少。我發現我們上下班隨身帶的手提袋從不檢查，就大包大包帶入廁所，塞在臟紙簍里，然後倒入焚化臟紙的爐里燒掉。我只可惜銷毀的全是平白無辜的東西，包括好些值得保留的文字。假如我是特務，收拾廁所就為我大開方便之門了。」

錢鍾書急得直說：

楊絳還回憶說：「小劉告訴我，去污粉、鹽酸、墩布等等都可向她領取。小劉是我的新領導，因為那兩間女廁屬於她的領域。我遇到了一個非常好的領導。她尊重自己的下屬，好像覺得手下有我，大可自豪。她一眼看出我的工作遠勝於她，卻絲毫沒有忌妒之心，對我非常欣賞。我每次向她索取工作的用具，她一點沒有架子，馬上就拿給我。」這種話只有幽默感十足的楊絳才說得出，叫人忍俊不住。在「文革」這一特殊條件下，楊絳認為，「收拾廁所有意想不到的好處」：其一，可以躲避紅衛兵的「造反」；其二，可以銷毀「會生麻煩的字紙」；其三，可以「享到向所未識的自由」，擺脫「多禮」的習慣，看見不喜歡的人「乾脆獃著臉理都不理」，「甚至瞪著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絕沒有誰會責備我目中無人，因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這是『顛倒過來』了意想不到的妙處。」

現在把「牛鬼蛇神」關押在這裏，才臨時起名「三樓」。當時還沒有創造發明出「牛棚」這個規範化的「名稱」。不過意思一樣，誰若「更上一層樓」，被揪到這裏來了，誰便徹底喪失了「人」的尊嚴和自由，成了不折不扣的「另類」。

《堂吉訶德》原著第一第二兩部各四冊，共八冊，楊絳剛譯完第六冊的一半。她每次謄清了譯稿，就把草稿扔了。稿紙很厚，她準備在上面再修改加工的。這一大疊稿子很重，她用牛皮紙包好后，再用紅筆大字寫上「《堂吉訶德》譯稿」。

楊絳安慰他說：

楊絳連忙聲明自己不是「黑幫」。

「文革」中，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千奇百怪，花樣層出不窮。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這是楊絳不幸的一天——早上她翻譯的「黑」稿子《堂吉訶德》被沒收，晚上又給剃成「陰陽頭」。當天，宿舍里有個「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燒，扔在抽水馬桶里。不料衝到底層，把馬桶堵塞了。住在樓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為「權威」，他不敢麻痹大意，忙把馬桶里的紙片撈出漂凈，敬獻革命群眾。

燒歸燒，楊絳不願意將外國文學名著《堂吉訶德》譯稿毀掉，那是她一九六一年開始在無休止的學習與批判的夾縫中，辛勤筆耕的成果，她用牛皮紙把譯稿包好，用麻繩捆上，隱藏起來。可是就在楊絳被剃成「陰陽頭」的前一天，一個出版社的造反派到學部造反，召集外文所的「牛鬼蛇神」晚九九藏書飯後冒雨到大席棚挨斗。揪斗完畢，革命小將向楊絳等人下了一道命令：「把你們的黑稿子都交出來！」

「你不是黑幫是什麼？」售票員看著楊絳的頭髮，乘客都好奇地看她。她心想：「我是什麼？牛鬼蛇神、權威、學者，哪個名稱都不美，還是不說為妙。」她心裏明白，等車一停，立即下車。從此一年之內，楊絳不敢乘車，全靠兩條腿走路。

一個星期天的早上，宿舍大院的平房裡忽然出現一個十六七歲的紅衛兵。他召集大樓里的「牛鬼蛇神」去訓話，楊絳也在其中。他下令從此以後每天清早上班之前，不準亂說亂動，只准掃大院，清除垃圾，改造思想……不勝其煩。楊絳心想：我們這群「牛鬼蛇神」是最馴良、最和順的罪犯，不論誰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為一經「揪出」，就不在人民群眾之中，而在人民群眾之外。如果拒不受命，就是公然與人民為敵，「自絕於人民」。「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腔」是「相信黨，相信人民」，雖然在此時，不知有誰能看清黨在哪裡，人民又是誰。

據楊絳回憶，「極左大娘」不準順姐在家裡幹活，因為她不肯寫大字報罵楊絳。可是她又不許阿姨走，因為家有阿姨，隨便什麼人隨時可以射門進來搜查。一次，錢鍾書的皮鞋、領帶都給闖來的紅衛兵拿走了，又要拿打字機。阿姨就謊稱說是公家的，沒讓拿走。

楊絳自恃有了假髮，「陰陽頭」也無妨。可是一戴上假髮，才知天生毛髮之妙，原來一根根都是通風的。一頂假髮卻像皮帽子一樣，大暑天蓋在頭上悶熱不堪，簡直難以忍耐。而且光頭戴上假髮，顯然有一道界線。剪下的辮子擱置多年，已由烏黑變成枯黃色，和她原來的黑髮色澤不同——因為那時候她的頭髮還沒有花白。

「三樓」牆厚窗高，悶熱無比，加之多年儲放雜物，到處都是塵埃和蛛網。來到這個安身立命之所，「牛鬼蛇神」忙著打掃衛生，然後沿著四壁，又把那些殘缺桌椅擺了一圈，每人被指定給一個座位，即一把椅子和一張椅子寬窄的桌子。人人遵命面向牆壁，互相不得來往交談，真是一幅可怕的達摩面壁圖。錢鍾書也身處「三樓」，除了面壁反省之外，還要打掃大院。

那位造反派又要筆記本。楊絳隨手打開抽屜，拿出兩本舊筆記，就交給他以作應付。他卻不依不饒，說道：

楊絳只好倒抽一口冷氣，眼睜睜看著「堂吉訶德」做了「俘虜」。那一天真是她不幸的一天，早上交出《堂吉訶德》譯稿，晚上給剃成「陰陽頭」。

除了精神和肉體的折磨之外，令楊絳「心驚肉跳」的事情還有就是「抄家」。

第二天，楊絳戴著假髮硬擠上一輛車，進不去，只能站在車門口的階梯上，比車上的乘客低兩個階層。她有月票，不用買票。可是售票員一眼識破了她的假髮，對她大喝一聲：

楊絳夫婦都是陪斗。那個用楊柳枝猛抽楊絳的姑娘拿著一把鋒利的剃髮推子，把兩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楊絳都剃去半邊頭髮，剃成了「陰陽頭」。有一位家庭婦女不知什麼罪名，也在其中。她含淚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著求告，總算倖免剃頭。楊絳則不願長他人志氣，求那姑娘開恩，就由她剃光了半個頭。

即便是鹹菜、土豆當然也得上街買。賣菜的大娘也和小孩子一樣尖利，眼睛總盯著楊絳的假髮。有個大娘滿眼敵意，冷冷地責問她：「你是什麼人？」楊絳不知該怎麼回答，ｈtｔｐs://ｒead•9９csw•ｃom以後就和丈夫交換任務：他買菜，自己買煤。

所謂「三樓」，是文學所的特殊名稱。在文學所二層樓房頂上有個方堡似的大房間，設計師當年設計這個大房間，也許別有深意，可是沒人知道他原來設計的意圖，一直都把這個大房間當倉庫用，也只是堆放缺胳臂斷腿的桌椅和廢舊報紙雜誌。既然沒有正式用處，也就沒有正式的名稱。

「六天買七天的，星期日休假。」她說。

「沒有。」

在當時的條件下，楊絳夫婦得到了許多人的無私幫助，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長的陶鑄就是一個。據說陶鑄感到學部一天到晚批鬥這些上了年紀的「反動學術權威」，那麼用不了幾個月的「七斗八斗」，就會斗死，於是就親自來學部（同來的還有陳伯達、關鋒、戚本禹等人）作了一次著名的講話，提出不要死盯住「反動學術權威」不放，還要「抓根根、發發、爪爪」，於是學部大亂，互相間開始「混戰一場」，鬥爭方向就分散了。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對包括楊絳夫婦在內的高級知識分子的人身迫害。

楊絳心上慨嘆：這回我至少可以不「脫離實際」，而能「為人民服務」了。

小C接過稿子抱著要走，組秘書鄭重叮囑說：「這可是人家的稿子啊，只有這一份，得好好兒保管。」小C不答，拿著稿子就走了。

即使走在馬路上，楊絳也時刻擔心惹出是非，遇到不測。她說：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髮就伸手來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當街出彩。我託人買了一隻藍布帽子，可是戴上還是形跡可疑，出門不免提心弔膽，望見小孩子就忙從街這邊躲到街那邊，跑得一溜煙，活是一隻過街的老鼠。默存願意陪我同走，可是戴眼鏡又剃光頭的老先生，保護不了我。我還是獨走靈便。」

當時剃了「陰陽頭」的，一個是退休幹部，她可以躲在家裡；另一個是中學校長，向來穿幹部服、戴幹部帽，她可以戴著帽子九_九_藏_書上班。而楊絳沒有帽子，大熱天也不能包頭巾，卻又不能躲在家裡。

「哼！你這黑幫！你也上車？」

有一天，錢鍾書回家，頭髮給人剃掉縱橫兩道，現出一個「十」字，這就是所謂「怪頭」。幸好楊絳向來是他的理髮師，趕緊把他的「學士頭」改為「和尚頭」，抹掉了那個「十」字。而他的一個「同夥」因為剃了「怪頭」，飽受折磨。理髮店不但不為他理髮，還給他扣上字紙簍子，命他戴著回家。

楊絳事後回想，那位年輕人也許本性溫和，也許有袒護之意，並不追問，也不搜查，就回去交差了。

楊絳抱著這個沉重的大包擠上車，再擠下車，還得走一段路。雨後泥濘，路不好走，她好不容易抱進辦公室去交給組秘書。楊絳看準他為人憨厚，從來不「左得可怕」。她說明譯稿只此一份，沒留底稿，並說，不知這部稿子是否「黑」。他很同情地說，「就是嘛！」顯然他不贊成沒收。

「兵來將擋，火來水擋；總有辦法。」從二樓走上三樓的時候，果然靈機一動，想出個辦法來。她的女兒錢瑗幾年前剪下兩條大辮子，她用手帕包著藏在櫃里，這會子可以用來做一頂假髮。她找出一隻掉了耳朵的小鍋做楦子，用丈夫的壓發帽做底，解開辮子，把頭髮一小股一小股縫上去。她想不出別的方法，也沒有工具，連糨糊膠水都沒有。

破「四舊」、立「四新」之際，紅衛兵、造反派將目光瞄準知識分子的書房，他們破門而入，抄家成風，任意砸抽屜，抄圖書，書房成了「革命」的對象。

為了免卻擴散餘毒，學部的「牛鬼蛇神」被分別集中起來。文學所的「集中地」是「三樓」。

「怎麼辦？」

「我記得你不止兩本。」

「你燒得了這麼多煤嗎？」

劉士傑是楊絳夫婦在社科院的同事，他在「文革」中曾被命令「看管」錢鍾書。錢鍾書去世后，他在悼念文章中記敘了發生在錢家的「抄家」經過：

這就引起宿舍里的又一次「揪斗」。楊絳回家雖然較晚，但進院就看見大樓前的台階上站滿了人，大院里也擠滿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兒匠的愛人，她一見楊絳就偷偷擺手。楊絳心知不妙，卻又無處可走，正遲疑間，只見平房裡的張大媽對她呶呶嘴，示意叫她退出去。可是「極左大娘」已經看見楊絳了，提著名字喝住，她只好走上台階，站在丈夫旁邊。

什麼是「黑稿子」呢？據楊絳的「同夥」告訴她，她翻譯的《吉爾·布拉斯》「誨淫誨盜」，想必是「黑」的了。《堂吉訶德》是不是「黑」呢？堂吉訶德是地主，桑丘是農民，書上沒有美化地主，歪曲農民嗎？巨人怪獸，不都是迷信嗎？楊絳一想起造反派咄咄逼人的威勢，不寒而慄，不敢不提高警惕。她為了免得這部稿子遭殃，決定還是請革命群眾來判定黑白，料想他們總不至於把這部稿子也說成「黑稿子」。

楊絳每天下班路過煤廠，買三塊大煤、兩塊小煤，用兩隻網袋裝了一前一後搭在肩上，因為她在所里掃地掃得兩手無力，什麼都拿不動了。煤廠工人是認識她的。他們明知是「牛鬼蛇神」，卻十分照顧。她下班趕到煤廠，往往過了營業時間，他們總放她進廠，叫她把錢放在案上，任她自取煤餅。有一次煤廠工人問楊絳：

他們聽她還給自己「休假」，都笑了。往常給楊家送煤的老田說：「乾脆我給你送一車吧。」他果然悄悄兒給她送了一車煤。楊絳央求他給同在難中的李健吾和唐棣華家也送些煤ｈｔtps://rｅaｄ•９9ｃsｗ•ｃom，這位師傅也給送了。這事不幸給「極左大娘」知道，立即帶著同夥趕到煤廠，制止了送煤行動。

就這樣楊絳費了足足一夜工夫，做成了一頂假髮，害得錢鍾書整夜沒睡安穩。她笑說，小時候老羡慕弟弟剃光頭，洗臉可以連帶洗頭，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個光頭。果然，羡慕的事早晚會實現，只是變了樣。

錢鍾書曾向楊絳形容過小劉這位「監管大員」的「威風」，楊絳也挺想看一看錢鍾書「一夥」的處境：文學所的「牛鬼蛇神」都聚在一間屋裡，不像我們分散幾個辦公室，也沒有專人監視。我很想看看默存一夥的處境。一次，我估計他們已經掃完院子，就借故去找小劉。我找到三樓一間悶熱的大辦公室，看見默存和他同夥的「牛鬼蛇神」都在那裡。他們把大大小小的書桌拼成馬蹄形，大伙兒挨挨擠擠地圍坐成一圈。上首一張小桌是監管大員小劉的。她端坐桌前，滿面嚴肅。我先在門外偷偷和室內熟人打過招呼，然後就進去問小劉要收拾廁所的東西。她立即離席陪我出來，找了東西給我。楊絳的女兒錢瑗、女婿王德一夫婦是北京師範大學的教師，同校不同系，錢在外語系，王在歷史系，這時兩人都在學校接受改造和學習，無暇顧及父母。楊絳與錢鍾書自「文革」后更加親密融洽，被「學部」的人譽為「模範夫婦」。他們是一同上班，一同下班，總是肩並肩、手挽手。當時的情形，方舟在《我所認識的錢鍾書》中所說的：「一些青年研究人員在背地裡說：『看人家錢鍾書一對兒，越老越年青，越老越風流！』」

楊絳的確不止兩本，可是當時她只拿到兩本並說：

楊絳家裡的阿姨順姐，與楊絳關係很好，楊絳曾說，「文革」開始后，「院里一個『極左大娘』叫順姐寫我的大字報。順姐說：寫別的太太，都可以，就這個太太她不能寫。她舉出種種原因，『極左大娘』也無可奈何。」

這時候，楊絳家裡的阿姨順姐被迫離開了。他們生活上的許多事情都得自己料理。革命群眾已通知煤廠不得為他們家送煤。他們日用的蜂窩煤餅，一個個都得自己到煤廠去買。

不久，楊絳也「恭逢其盛」，受到同樣的遭遇：

不久以後的一個星期日，不知哪個革命團體又派人來楊絳家裡沒收尚未發表的創作稿。楊絳這次早打定主意，什麼稿子都不交出去了。她乾脆地說：

「沒有了！」

他剛走不久，楊絳就找出一大疊整齊的筆記本，原來交出去的那兩本是因為記得太凌亂，不打算保留的，所以另放一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