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此前的幾部譯著相比，《大河戀》的腳註也顯得有些不同。原著寫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敘述的事件發生在二十世紀之初。我請教過兩個美籍外教，她們的看法與我大致相仿。原著的很多語言用法，現在的美國人並不常用，至少在城市生活的美國人覺得很少見。原著所描述的諸多細節，已然成為歷史。她們甚至提醒我，原著的有些詞語及其對應的事物，很可能只有那個時代身處山林的伐木工們自己明白，換個地方，換個人群，那些詞語及其對應的事物很可能讓人覺得莫名其妙；一個時代過去，那些文字在她們這樣的美國讀者眼中也顯得有些異樣。要讓中國讀者讀得明白，適當的註釋必不可少。所以，在翻譯過程中，我從讀者角度出發，提供了適當的腳註，這些腳註涉及人物、事件、書籍、英語詞彙等。難能可貴的是，兩位編輯比我更體貼讀者，在編輯譯稿的過程中，加進了更多的腳註。因此，讀者會發現，本書的腳註有三種類別：原注、譯者注和編者注。有了如此充實的腳註，這本以美國二十世紀初偏遠地區的人物和事件為中心的作品，想必會讓讀者的閱讀體驗得到不少提升吧。

因此，我對文學作品的翻譯向來親自操刀，而且不給自己留後路。沒有了後路，我便只能全身心投入到原著作品中，跟原作者對話，間接感受他對面的一人一物和他筆下的一草一木，雖然這期間也少不了大量地查詞典（陸老先生編撰的《新英漢詞典》自然不能少）、翻資料（還好，現在網路發達，海量的資源擺在那裡，我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一邊翻一邊找一邊扔）、傷腦筋（一般讀者很少想到譯者會有這樣的問題，一般譯者則很少面臨這樣的問題）。

本書的后兩個故事具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作者在大山深處初涉人世。很多人從文字作品和電影中見過美國的西部場景，那往往是山巒起伏、茫茫荒原、盜匪牛仔警察出沒。在這本書里，作者回顧了自己為美國國家林務局做事的青蔥歲月。讀到這兩個故事，我想起自己的九_九_藏_書父親。在川黔（對不起，現在應該叫作「渝黔」）交界的群山之中，父親曾經于改革之初在白馬山國有林場打工掙錢。他帶著幾個農村富餘勞動力，替林場干過修道路、育苗挖苗栽苗、成林撫育和伐木砍排材之類的工作。我初中畢業那年，父親不滿足僅把自己的足跡印在崇山峻岭之間，專門領著我穿越了一趟莽莽林區。當時的我少不更事，也沒有離開校門踏入社會，自然不會像作者諾曼·麥克林恩那樣，在獨自一人從瞭望哨返回林業站的路途中，在從林業站前往鎮上的路途中，便能親身體驗到那麼多傳奇一般的經歷。

用陸老先生編撰的詞典，重譯他翻譯過的作品，這中間的壓力，恐怕除了重譯者，別人很難想象。我一度顯得十分猶豫。跟一個學界前輩翻譯同一部作品，已經很有壓力，何況《大河戀》的三個故事發生的年代久遠，所涉話題——飛蠅釣和深山伐木工——還隔了很多重山。憑藉《尋路中國》和《江城》等作品已經產生的影響，我也可以找到不少翻譯非虛構文學作品的機會。

中信出版社跟我打交道的編輯楊爽和劉靜靜是個很負責任、對文字很有感覺的團隊。相比其他編輯團隊，她們沒有就我的譯本簡單一改了事，而是列出詳細的清單條目，寫出詳細的困惑謎團，再跟我進行詳細的溝通釋疑。為解決清單上的每一個條目，我需要拿出原著和譯文（含我交給出版社之前的兩個版本），一一對照揣摩，其間的工作量並不可等閑視之。沒有覺得某個東西是問題的時候，你在它身上所費的工夫並無特別之處，可一旦得知它成了問題，你為它的問題性所花費的工夫，不知會多出多少倍來。

編輯團隊這一次列出的清單密密麻麻，有一頁之多。針對每一個問題，為便於對照檢查，我標出原著頁碼，也標了譯文頁碼。好幾天時間過去，等我自認為把這些問題弄清楚之後，我們通過QQ逐條加以溝通。這個過程對我而言，對編輯團隊而言，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但我作為一個譯者，堅持認為這樣的工作程序不是可有可無，而是不可或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所以，《大河戀reａd.９９cｓｗ.ｃｏm》的文字不會拗口晦澀，具有很好的誦讀性，我要為此給編輯團隊點個贊。

翻遍我所經手的十余部英文原著，莫不充滿各種畫線、記錄和批註。看著略顯凌亂的批註，我就想起自己坐在電腦跟前，跟那一個個單詞和一段段文字較勁的景象。就《大河戀》的三個故事而言，那魔幻一般的飛蠅釣技巧、伐木工鞋底的圖案和結構、護林員比爾·貝爾老是算不對點數的克里比奇紙牌遊戲（翻譯完這個故事，我差點成了半個克里比奇紙牌遊戲專家），無不讓我現在想起來還有些脊背發涼。

為盡量少給譯文留下遺憾，很多具有高度責任心的譯者，總會像我這樣，千方百計地弄清楚文中的所有疑惑，絕不輕言放棄。這是我的本分，也應該成為譯者的自覺要求。仍舊令我感激的是，編輯團隊不到付印那一刻，也絕不輕言定稿。

但就原文的文字而言，打電話這個情節所涉及的段落沒有任何疑難之處。難就難在，打電話的時間是接近100年前，人們很容易用今天對於電話的思維去對應從前的電話行為。從原文看，long、longs、short跟通話時長沒有關係，它們指的是打電話的方式，long和short的不同組合針對不同的被叫。但我作為技術盲，對於這樣的理解充滿把握，對於要用到的描述卻充滿了擔憂。跟拍發莫爾斯電碼和拉響空襲警報一樣，撥打電話要用到長短鈴聲的組合，這會讓讀者笑掉大牙嗎？

終稿付印在即，原著的幾個英文單詞和譯文的幾個中文詞語每天都讓我睡不好覺。那正是編輯團隊給我開列的清單中，所佔篇幅最長的一條。第一版譯稿定稿時，我也曾就文中作者跟林業站打電話這一情節諮詢過美籍外教。在沒有熟讀上下文的情況下，美籍外教認同了我關於打電話的表述。正如前文所述，編輯團隊覺得打電話那一段文字描述是個問題之後，我真可算為它旰食宵衣（你們都應該知道我從哪裡學來的這個成語吧）。

請教國https://read.99csw.com內朋友無果后，我給美國的一位大學物理教授發去了電郵。次日，回復如期而至，專業人士的認可終於讓我如釋重負。電話使用初期，一根「共線」連著多台終端話機，一個終端往外打電話，「共線」上的所有終端話機均會響鈴，一人接聽電話，其他人只要取下聽筒，也能「偷聽」通話內容。為不引起混亂，人們設定，長短不同的組合式響鈴，對應不同的終端話機。文中的「我」，以及一幫幾乎與世隔絕的瞭望員，從終端話機長短不同的響鈴組合，就能判斷哪個電話是那位女同事與林業站的公事彙報，哪個是她與丈夫的私密通話，前者可以默默「偷聽」，後者不能觸碰聽筒。他們所遵守的，是另一種類型的叢林法則。

但我最終不給自己留退路。陸老先生的譯本已經擺在那裡，我至少可以譯出一個不一樣的，具有李雪順譯文特色的譯本。隔了很多重山的話題我可以學習和熟悉，這既是難得的經歷，也是一種自我挑戰。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墨西哥貧窮問題、七八十年代蘇聯社會巨變等話題之外，我還能駕馭二十世紀初，美國西部群山深處很少為外人所知的伐木工這樣的文字作品。

不止一兩個人曾經給我建議，你趁著前幾部譯著奠定的基礎，組織一幫學生或者老師，把譯書的任務交給他們，你給把把關就行了。從人才培養的角度來說，這樣的建議合情合理，但我一直固執地認為，我的第一部譯著出來后，有讀者能從譯文判斷出我的南方人身份，有讀者願意花一個晚上的時間，一口氣讀完那幾十萬個漢字，更有甚者，美國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向我轉達過其他讀者的感受——「人家翻譯的中文比你原版的英文寫（譯）得要好」，這是我能從枯燥的翻譯工作中獲得的最好的回報。

我有些詫異，中信出版社有一大幫固定和不固定的作者譯者隊伍，怎麼會通過多年前的聯繫人找到我這個並不算十分活躍的譯者。走上非虛構作品翻譯之路七年來，不斷有出版機構和圖書公司打來電話，了解我有沒有合作翻譯出版圖書的意向，但很多都沒有談到最後。照例，中信的編輯除向我報出書名A River Runs Through It外，可供我拿主意的信息並不多。rｅａd•9９ｃsw•cｏｍ

只是，這一查不要緊，著實讓自己嚇了一跳。迄今為止，我已經出版的譯著全是首譯，至少是簡體中文版首譯，雖然《江城》《尋路中國》有繁體中文版，但它們存在於錯位的市場，而且藉著地利，廣大讀者認為拙譯略有勝算。替上海譯文出版社翻譯過一本重譯作品，心裏已經充滿過忐忑，何況中信出版社這一次所委託作品的首譯竟然是陸谷孫。

這並不鮮見。除了書名屬於出版社，其餘信息全靠譯者自己解決。還好，查找信息的過程也可算是閱讀和學習的過程。否則，真不好解釋這麼多年來，好幾家出版社向我推薦的那麼多英文電子書稿，我不但要抓緊時間大致閱讀（說是大致閱讀，其實我都做過不少勾畫和批註），還要去網上大量查找相關資料。

我對自己的要求一直很高，編輯團隊的敬業精神和編輯水平無可挑剔，讀者的眼光一向敏銳獨到毒辣。這一次，還是那句話，所有的問題歸我，我期待各位讀者溝通，傾聽你們寶貴的意見和建議。

好些同事曾經動員我學釣魚，但我一直沒有建立起這樣的興趣。翻譯《大河戀》的過程中，一個個問題持續對著我哧哧直笑，釣具各個組件的準確叫法、作者和他弟弟站在河水中把釣竿掄得呼呼生風的場景等等，都要我儘可能準確而地道地傳遞給中文讀者。內行看來，一根釣竿的各個部分的叫法肯定十分明確，但我是個外行，於是在原著中寫有我在不同時間通過不同渠道和手段獲知的「引導線」「鉛頭」「釣頭」「透明導線」「子線」等等術語，寫了劃劃了寫。那一刻，我是多麼希望，網上能找到標準釣竿和專用釣竿的構成示意圖，而且中英文對照標註。陸老先生在一次訪談中表示，掄釣竿那幾段描寫最讓人傷腦筋。我不得不說，當我在後記中寫下這九*九*藏*書段文字時，都只有把那幾段譯文從頭再看一遍，才能大致判斷自己的描述是否能讓人讀懂拋竿的整個經過。我自認為，那一段譯文說清楚了拋竿的具體過程。我不再為此傷腦筋，更希望讀者同樣能藉此感受拋竿的節拍、力量與美。

領著我穿越林區那一次跋涉，除了一眼望不到頭的大山、慢慢落下的日頭、整整一天難得遇到一戶人家、沉寂得只剩下我倆的腳步聲、第二天未經修整就原路返回這些永遠刻在我腦海深處的記憶之外，父親一直認為達到了他預設的目的：我從懵懂無知的山裡娃變成了刻苦求學的好學生。從這一點來說，我倒跟諾曼的經歷有些相似，在大山裡悟道，此後大半生耕耘文學之路。因此，翻譯后兩個故事時，我沒少跟父親溝通。他會打開記憶的閘門，向我描述那些恐怕只有同為林業工人才能聽懂會用的術語、經歷和感受。原作者對於兩次獨自趕路這一經歷的描述，初讀似乎令人昏昏欲睡，但在聽過父親的講述，我自己的記憶被逐漸激活之後，那樣的文字慢慢變得活潑激揚、靈動飛躍起來。可以說，沒有父親帶著我穿越林區的經歷，沒有父親對在林場打工歲月的生動回憶，我對於相關段落的翻譯不會把握得那麼精準到位，所採用的文字也不會那麼靈動傳神，令每一位讀者猶如親歷。

前幾部譯著出版后，讀者的反響和評價都很好，重慶精典書店為此安排我在解放碑做過一次讀者交流活動。當時與我聯繫的人是陳曉芬，好幾年過去，當她再次給我發來簡訊時，我以為她要再邀請我做一次活動。但她告訴我，她已經去了中信出版社，是在替同事的一本書尋找合適的譯者。

陸老先生我從未見過，但讀大學開始，是他編撰的《新英漢詞典》陪伴我度過每一天。我的英語學習之路並不複雜，但我在大學期間把一本嶄新的《新英漢詞典》翻成了兩本，參加工作后新購買的「新英漢」的書皮也搖搖欲墜。如果說此前把《新英漢詞典》翻得支離破碎是向編撰者的一種致敬，我沒想到還要用另一種方式，向這位給我的英語學習過程提供過支持的詞典編纂者再度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