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09年，勞工的一般態度表面上與以往無甚差別。但實際上，在法國工團主義和美國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的影響下，勞工運動變得具有革命性。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章程的序言指出：「工人階級與僱主階級沒有任何共同點。只要千百萬勞動人民還在遭受飢餓和生活需求的匱乏，而構成僱主階級的極少數人卻擁有生活中一切好的東西，就不可能有和平可言。」直接行動和大罷工被提倡作為變革社會的手段。

不幸的是，上議院的領導能力乏善可陳。在一種需要彰顯好脾氣和英國人的妥協特質的情形下，他們卻絲毫特質都沒有表現出來。儘管預算案在下議院以379票贊成、149票反對獲得通過，上議院卻不顧愛德華國王慎重行事的懇請，以75票贊成、350票反對予以否決。下議院立即作出決議，聲明「上議院拒絕本院為年度工作所作的財政撥款成為法律的行為是違反憲法的，同時也侵奪了下議院的權利」。這次鬥爭及其所處的環境，不禁使人想到二百五十年前與斯圖亞特王朝衝突的情景。革命開始顯得真有可能。一場不可避免的大選於1910年1月舉行，其中的主要議題是上議院。結果，各黨派的力量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自由黨、工黨和愛爾蘭議會黨團成為自1832年以來在任何黨派和團體中最大的多數，改革上議院和賦予愛爾蘭自治的願望使它們緊緊地聯合在一起。然而，具體進程中卻遇到了各種各樣的障礙，並且愛德華國王告訴阿斯奎思，直到下一場大選舉行之前，自己將不會冊封更多的上議員來結束僵局，儘管這一事實在當時不為人知。首相以為國王會遵循先例，但是在選舉之前無法從國王那裡得到任何保證。考慮到國王的立場，新一輪選舉的天平此時會向上議院一邊傾斜。大選的推遲延長了危機，直到國王5月6日發病並在短短几小時之後猝死，整個局勢驟然改觀。

他首先提出停止爭執。在接下來的五個月內，兩大黨均派出了四名政治家開會商討，試圖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所提出的方案結果證明沒有令雙方感到滿意的，於是阿斯奎思於11月宣布解散議會，理所當然地舉行了大選。選舉的結果與上一輪的幾乎相同，上議院的屈服被認為已成定局。在政府法案中所提出的上議院改革主要包括三點內容：財稅法案在一定條件下無需經上議院同意即成為法律；其他法案，如果已經被下議院三次通過而被上議院否九-九-藏-書決，從第一次提出時隔兩年後，無需經上議院同意即成為法律；每屆議會任期從七年改為五年。

在此期間，激進女權主義運動發展起來。一些男性和許多女性早就提倡婦女選舉權，但是近年來這項奮鬥開始呈現出全新的面貌，似乎意味著一個暴力的時代即將到來，以及一種強制而非有序的制度變革。相對於過去更為保守的婦女參政權論者，新的婦女參政權論者在佩西克·勞倫西斯、潘克赫斯特夫人和她的兩個女兒的領導下，開始了一場帶有恐怖主義色彩且無法無天的運動。她們砸碎窗戶、燒毀房屋、襲擊警察，把自己拴在內閣成員的門階上，其中一人在對這項事業歇斯底里的狂熱中，竟然在德比賽馬節中，撲向國王的坐騎以求一死。被拘禁后她們試圖通過絕食自殺，這又導致強制進食。從另一個方面來看，英國人的性情似乎已經改變了，變得歇斯底里、暴力和具有革命性。

卡森明確表示，法案通過就意味著武裝抵抗和內戰。直到阿爾斯特人斷然拒絕了某些和解提議之後，阿斯奎思才開始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國王召集的雙方領導人圓桌會議未能達成一致意見。看起來，若是自治法案被通過，不僅會在愛爾蘭兩派之間引起內戰，而且英國還必須使議會的權威在阿爾斯特地區得到承認；若是自治法案流產，則天主教徒占多數的愛爾蘭地區將會發生嚴重的動亂。不要指望採用和平手段能從英國議會獲得任何東西，這個新芬黨的信條，很快贏得了不少追隨者。危機於1914年7月達到頂點，此時與德國的戰爭迫在眉睫，由於面臨著共同的危險，這場爭鬥稍有緩和。議會通過了《自治法案》，但隨即補充發布了一個緩期執行令，宣布《自治法案》要在大陸上即將發生的戰爭結束六個月後方可生效。

我們之前已經提到過動蕩不安的新氣氛，以及對時代問題採用的與以往不同的更為暴力的方式。這顯著地表現在許多方面，頻繁發生的案例似乎表明民族性格和性情發生了變化。新世紀以著名的塔夫河谷案拉開序幕，當時發生的事情就是塔夫河谷鐵路工人發動了一場未經許可的罷工，而鐵路員工聯合會決定對罷工工人伸出援手。作為回應，塔夫河谷鐵路公司針對聯合會提出了兩起訴訟，一個是禁止其做出任何妨礙鐵路營運的行為，二是要求其賠償損失。鐵路公司最終贏得了兩起訴訟，而聯合會被判需支付鐵路公司高達二萬rｅａｄ.９９ｃsw•ｃｏm三千英鎊的巨額賠款。儘管根據對變化中的法律的嚴格解釋，法官們很可能作出了正確的判決，但這個判決引起了強烈反響，使得工會面臨威信掃地的危險，同時也給工黨帶來了新生。

然而，上議院中的頑固派繼續掙扎，他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法案。到7月時，頑固派的頭領們接到通知，國王已經許諾要冊封足夠的新上議員來確保法案在上議院通過。儘管繼續經過了一些阻撓，上議院最終妥協，並以131票贊成、114票反對通過了這項削減自己權力的法案。如果他們當初更和解一些，最重要的是，如果他們沒有公然違反憲法阻撓預演算法案通過的話，也許他們受到的削減要小得多。實際上，自由黨極其討厭通過大量冊封貴族（大約250人被提名）來憑壓倒優勢擊敗上議院，儘管這一舉措將會使他們完全控制上下兩院。上議院只能責備自己當初以非英國式的方式行事。

由自由黨人在下議院通過的一個又一個的法案都被上議院否決。上議院的蓄意阻撓也為自己埋下了危機，他們似乎決心讓自由黨人的所有改革努力化為泡影。勞合·喬治不僅接受了為海軍籌集額外資金的任務，而且通過社會改善計劃大大增加了財政預算，如公路、職業介紹所，每年二十萬英鎊用於改善鄉村生活以及其他事項。他憑藉自己巧妙的手腕為1909年準備了龐大的預算，其間他對上議院和一些既得利益集團及大企業左右開弓，成功地實現了自己的目標。保守黨人竭盡全力進行反擊，並試圖激發公眾的不滿。上議院由於幫助特殊利益集團和否決了多項改革議案已經總體上不得人心，可它又無法在不違反過去二百五十年間發展起來的慣例的前提下否決一項財稅法案（money bill）。無論是在英國國內還是在早期、晚期的殖民地和自治領，英國憲制發展的一個基本點就是，由選舉出來的下議院負責掌控財政立法。如果財政控制權轉到不受大眾選舉控制的、由世襲成員組成的上議院之手，人民將失去「錢袋權」（power of the purse），而「錢袋權」正是他們反對專制、捍衛自由的長期鬥爭中最強大的武器。

與此同時人們發現，上屆政府放任德國一步一步悄悄逼近英國的海軍實力，這就鼓勵了德國海軍上將馮·提爾皮茨加倍努力以超越英國海軍。第一任海軍大臣麥肯納希望立即建造六艘新型無畏級戰艦，這將https://read.99csw.com導致財政預算嚴重失衡。而奇怪的是，出於對未來利益和行動的考慮，一些人反對擴充海軍，溫斯頓·丘吉爾就是其中之一，當時他們對社會改革更感興趣，而不是海軍問題和外交政策。當人們得知這一情況后，需求立刻得到彌補，以增強海軍實力，保持對德國的領先優勢。這樣一來，勞合·喬治不得不籌集到額外的一千五百萬英鎊，這種程度的增幅在當時來說是前所未有的。財政大臣下定決心充分利用這一形勢。

毫不意外，鑒於德國人固有的歷史本性和一種誤讀其他民族心理的致命能力，他們認為現在是發起軍事進攻的絕佳時機。勞工暴力日益嚴重、婦女參政權論者的歇斯底里、上下兩院之間近乎革命性的憲法危機以及愛爾蘭內戰和革命的危險等，這一切似乎向德國表明一個士氣低落和完全分裂的英倫國家，將會是一個唾手可得的獵物。此外，基爾運河剛剛竣工。很難解釋維多利亞去世后約十年間英國人的心智狀態。這不能歸咎於自《1832年改革法案》以來通過一系列法令被賦予選舉權的新階級。採取非英國式的暴力手段應對問題並不僅限於下層階級，上層中產階級婦女和上議院的那些最保守的貴族也同樣如此，但它並沒有導致英國人的性格出現持久的變化。新世紀見證了英國的工業、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的整個基本結構所承受的巨大負荷和壓力，這是由產生於上個世紀的多種力量疊加影響所帶來的結果，但是德國人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他們認為我們簡要描述的那些年的喧囂意味著英國已經永久地改變了。從德國人挑起的兩次世界危機中已經有充分的證據來證明事實恰恰相反。如果不是戰爭降臨把國家團結起來，誰都不知道可能發生什麼事。歷史不容假設，但似乎有一種可能，除愛爾蘭問題之外，其他國內問題，會像解決上議院問題那樣，通過憲政的方式而不是革命手段最後得到解決。整個世界一片動蕩，各國紛紛放棄了理性和妥協，轉向訴諸武力，但如今四分之一世紀之後，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一直努力保持妥協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且不說世界大戰給每一片土地上的每個階級帶來的巨大變化，當下的英帝國雖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仍願意冒著失去自己所珍視的一切的風險以維持世界的穩定，並爭取最終能夠坐在談判桌上，採用互相遷就的方式解決問題，而非不斷威脅要發動戰爭和革命。

在政治領域也出現了九*九*藏*書故障。德高望重的索爾茲伯里勛爵1902年由於年事已高而辭職，這似乎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在他的繼任者、下議院領袖貝爾福的任期內，我們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兩部法令上。一是教育體制改革的重要法案，但遭到上議院的否決。另一個是《溫德漢姆法》，即政府貸款給愛爾蘭佃農，使他們能夠從可能願意出賣自己土地的地主手上購買土地，這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作出了獨特的貢獻。該法的條款對於業主和租戶而言都是寬宏大量的，直到1933年都非常奏效，該年愛爾蘭自由邦停止向英國政府支付款項。1902年殖民事務大臣張伯倫先生從自由貿易轉向關稅改革，這意味著一個溫和形式的保護主義，此舉促進了黨的分裂。同時內閣由於其他的請辭和意見分歧遭到削弱，兩年後辭職。在1905年的選舉中，自由黨人仍然佔據多數席位，而值得注意的是，新議會中，工會主義者減少了一半以上，出現了五十名工黨議員的新面孔。坎貝爾-班納曼成為首相，後來由於健康原因辭職，由阿斯奎思接任，勞合·喬治出任他的財務大臣。

這些思想對大量的工人產生了影響，同時湧現出了一批宣揚這些主張的工人領袖。從這時起到戰爭爆發，接二連三的罷工如火如荼，通常以罷工者的勝利告終。在1912年的碼頭工人罷工中，罷工領袖本·蒂利特在塔丘（Tower Hill）發表了他著名的禱告：「主啊，把德文波特勛爵劈死吧！」德文波特是當時倫敦港務局的負責人。一些舊式的勞工領袖開始發表演講反對這些新方式，但是新式的工會主義者繼續採用這些手段，並開始組建一些新式的和更具革命性的工會。到1914年初，人們擔心，由於三大產業聯盟帶來的危險的國民聯合，革命可能真的就要發生。這個聯盟由三個最大的新工會所代表的工人群體組成，包含了四百萬工會成員中的一百三十五萬人。

愛爾蘭海對岸的局勢也似乎正在迅速地發展為一場可能的內戰。上議院的新態度似乎最終為自由黨人極力要求的《愛爾蘭自治法案》的通過開通了道路。根據該法案，愛爾蘭將有自己的議會來負責處理內部事務，但其外交政策、陸軍和海軍仍由威斯敏斯特的英國議會控制。問題出在愛爾蘭自身方面，原因是愛德華·卡森爵士領導下的阿爾斯特新教徒斷然拒絕受控于天主教徒占多數的都柏林當局。愛爾蘭民族主義者開始武裝自己並進行軍事訓練，同時阿爾九-九-藏-書斯特人也做出了同樣的準備，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有英國保守黨作為堅強後盾和支持。在阿爾斯特地區一種在英國歷史上發揮了很大作用的「誓約」（covenant）被廣泛地流傳並獲得了大量的簽名。它用叛國的語言宣稱，即使帝國議會通過了該法案，它也不會在阿爾斯特地區得到承認和遵守。與此同時，向貝爾法斯特走私武器和彈藥的活動正如火如荼。

驚愕的國民暫時擱置了爭議，靜觀其變。新國王喬治五世是個徹頭徹尾的英國人。他是自王室從漢諾威遷到英國以來，第一位操一口純正的英語而不帶德國口音的王室成員。作為次子，他是在自己的長兄死後成為假定繼承人的，時年二十六歲，現在成為國王的他已經四十四歲了。他的早年是在海軍度過的。服役期間他參觀過帝國的許多地方。這種經歷，以及他不是以王位繼承人而是僅以年輕王子的身份同英國最受歡迎的兵種中的軍官同僚們結下的關係，對他而言是一個巨大的優勢。但是，正如在維多利亞生前他的父親那樣，他沒有受過處理國家機要大事方面的訓練。雖然談不上卓越，可是他深深地懷有一種對國家的責任感，並且勤政盡職，從不懈怠，加上瑪麗王后的輔佐，使得他們最終也許成為登上寶座的最受人尊敬的君主。然而，他在幾乎沒有片刻預兆的情況下，捲入了一場深刻的憲政危機之中。

我們現在轉向對英國和愛爾蘭的內部狀況做一個簡短的審視。這種狀況被德國高估了，但無疑有助於它形成致命的決定。

雖然阿斯奎思喜歡上了上流社會的生活，但他根本算不上一個貴族，與其說是天生的貴族，不如說是一個成功商人。這種經歷以及通過第二次婚姻給他帶來的全新的社交圈，導致阿斯奎思與一些早年故舊之間的疏遠，他們很難把這個過去固執的約克郡人、不從國教者和傾向左翼的自由黨人，與瑪戈特·阿斯奎思的丈夫和他的新角色協調起來。然而，他從來就不是一個吸引公眾注意力的人，也不是崇高事業的舵手。勞合·喬治出現在他的內閣中，在大多數其他內閣成員的心目中同樣強勢，有助於保持執政黨的步調一致。溫斯頓·丘吉爾和沃爾特·朗西曼兩位閣員是新面孔。新議會還出現了自由黨人和工黨人之間暫時的聯合，就是所謂的「自由-工黨人」（Lib-Labs）。阿斯奎思雖然基本上不是一個改革家，卻在《養老金法》的通過上邁出了令人矚目的一步，根據該法，受益人無需支付任何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