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

開課的第一天早上，學生們坐在教室里，滿懷期望地（毫無疑問，還有他們按時完成作業的決心）聽我介紹這門課的教學大綱。我解釋說，這學期共12周，要寫三篇論文。這三篇論文將在期末成績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分量。

「有交論文的最後期限嗎？」後排一個學生舉起手問道。我笑了笑說：「學期結束前，你們哪天交都行，完全由你們決定。」學生們想了想，有點兒疑惑不解。

「條件是這樣的。」我解釋說，「周末以前，你們必須用書面形式，自己規定每一篇論文的上交期限，一經確定就不準更改。」我進一步解釋，遲交的論文，按遲交的天數扣分，每晚一天扣罰總成績的1%。提前交當然可以，不過我不到學期結束不批閱，早交的不會有加分之類的獎勵。

換言之，球在他們那邊。但他們有自制能力來把球打好嗎？

「艾瑞里教授，」古列夫，一個聰明的碩士生問道，他說英語時帶點兒印度口音，蠻好聽的，「不過，按照您給的這些指示和條件，對我們來說，只要在學期結束前交，豈不是交得越晚越好？」

「你們可以這樣做。」我回答說，「如果你們認為這樣有好處，完全可以。」

在這樣的條件下，你會怎樣做？

我保證於第____周交出第一篇論文。

我保證於第____周交出第二篇論文。

我保證於第____周交出第三篇論文。

學生們為自己選定了什麼樣的最後期限呢？任何完全理性的學生都會像古列夫說的那樣，把最後期限設在學期的最後一天——這樣設定，在最後期限前，無論什麼時候交論文都不會受罰扣分；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選早一些的期限而冒受罰的風險呢？如果學生們完全理性，把交論文期限推遲到最後，顯然是最明智的決定。但是，如果他們不理性又會怎麼樣呢？如果他們招架不住誘惑而且習慣於拖沓呢？他們如果認識到自己的弱點會怎樣呢？如果同學們是非理性的，而他們自己又了解這一點，他們就可以利用期限來迫使自己做得更好一點兒。他們可以把期限定得早一些，由此迫使自己在課題上早一點兒下功夫而不必拖到期末。

我的學生們是怎樣做的呢？他們利用了我給予他們的規劃工具，把期限分別放到了學期中的各個階段。這樣當然很好，這說明他們認識到自己拖沓的毛病，而且有機會的話也希望能有效地控制自己——但主要問題是，這種工具是否真能幫助他們取得較好的成績。為了找到答案，我們還必須在其他班裡用不同設計進行同類實驗，並且在最後不同的條件（不同班級）下拿論文成績進行對比。

我已經讓古列夫所在班級的同學自己選擇交論文的期限，但在其他兩個班，我和他們約定了完全不同的條件。在第二個班，我告訴他們，我對交論文不設其他期限，他們只要到學期最後一節課結束時交上三篇論文即可。他們也可以早交，當然了，早交也不會加分。我預料他們會非常高興：我給了他們彈性期限和完全的選擇自由。不僅如此，他們還不會因為前面哪篇論文遲交受罰，所以完全沒有風險。

第三個班得到的是可以稱之為「專制」的待遇：我給三篇論文都規定了上交期限，分別定在第4周、第8周和第12周。這是不可更改的命令，他們完全沒有彈性或選擇的餘地。

這三個班，你們預料哪一個班的期末成績最好？是古列夫那個班嗎？他們享有一定的彈性。或者第二個班？只有最後期限，享有完全的彈性。還是第三個班？強制性的期限，完全沒有彈性。成績最好的會是哪個班呢？同時，你們預料哪個班成績會最差呢？

學期結束，這幾個班的教學助理何塞·席爾瓦（他本人是研究拖沓惡習的專家，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評卷后把論文發還給學生們，我們可以比較這三個班的成績了。我們發現被限定三個交論文時間的那個班成績最好；完全不設期限（最後期限除外）的那個班成績最差；古列夫那個班，可以自己設定三個交論文期限（但遲交會被罰分），成績在前兩者之間，三篇論文和期末總成績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