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從美國國家公共電台聽了記者對德拉尼姐妹的採訪，姐妹倆一個活了104歲，一個活了102歲。我現在仍然記得採訪的一部分。她們說自己長壽的秘訣之一是一輩子沒有結婚，否則的話，她們早就被丈夫「累死」了。這聽起來很有道理，但我本人無法證實這一點（事實證明，結婚對男人更有利）。記不清是姐姐還是妹妹說，另外一個秘訣是不去醫院。這好像也有道理，理由如下：如果你身體健康就無須去醫院，而且你不去醫院，就不可能從醫院病人那裡受到傳染。

但是，在這次治療期間，我還必須到各個大學參加面試，找一份助教的工作。我需要去14個城市，在旅館過夜、給學術團體做報告，還要與教授和系主任進行一對一的面試。為了避免向未來的同事談及我正在使用干擾素和利巴韋林的事情，我堅持做一種非常特別的日程安排。我一般會在面試的頭一天很早就到達目的地，晚上不參加主人的歡迎晚餐，第二天才去學校，這些我都需要找出借口搪塞過去。我得先到旅館住下，從隨身帶來的冷藏盒裡取出注射器，給自己打針，再打開旅館的電視機看幾部電影。第二天，我得設法把見面時間推後幾個小時，等我感覺好些了，再打起精神參加面試（有時這種安排管用，但有時副作用還沒過去，我也只好勉強去面試）。幸運的是，一輪面談下來，還真的有了意想不到的好消息。我不但得到了一份工作，而且這段時間的注射、口服聯合治療把我肝臟里的肝炎病毒也清除了。此後，我的肝炎就沒有複發過。

我和其他接受干擾素治療的病人共同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延遲滿足和自我控制。每到打針那一天，我都面臨一次交換權衡：給自己注射，難受上16個小時（負面即時效果）；從長遠來看，我的病有希望痊癒（正面長遠效果）。6個月的療程期滿，醫生告訴我，我是志願實驗病人中唯一自始至終嚴格按規定堅持到底的。其他人都跳過了多次注射，這毫不奇怪，因為完全按規定做確實太難了（事實上，不能嚴格遵從治療方案治療，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問題）。

在這6個月的治療過程中，干擾素似乎在起作用，我的肝功能有了很大改善。不幸的是，第一個療程結束的幾個星期後，肝炎再次複發，我不得不開始一個強度更大的療程。這一次要用一年時間，不僅要使用干擾素，還有一種叫作利巴韋林的口服藥。為了強制自己按照要求接受治療，我和從前一樣，再次使用了注射—電影—吊床程式（由於健htｔps://ｒeａd•９９ｃｓw•coｍ忘，我這次有幸把上一個干擾素療程看過的幾部電影又欣賞了一遍）。

我認為電子郵件成癮與行為心理學家B. F. 斯金納所謂的「強化程式」之間存在某種關聯——斯金納用這一片語描述行為（在他的案例中，飢餓的老鼠在斯金納實驗箱里壓動槓桿）與獎勵（食物丸）之間的關係。詳細來說，斯金納測試了固定比率強化程式與可變比率強化程式的不同。在固定比率強化程式一組，老鼠每壓動槓桿達到一定次數——比如100次，就可以得到一次食物（拿人類做同樣的比較，一個二手車銷售經理每賣出10輛車就可以得到1000美元獎金）。在可變比率強化程式一組，老鼠每次得到食物所需壓動槓桿的次數是任意變化的。有時它壓動10次就可以得到食物，而有時它要壓上200次（同樣，二手車銷售經理要賣出不確定的n輛車以後才能得到1000美元獎金）。

我在杜克大學的一個同事——拉爾夫·基尼，最近在論文中寫道，美國的「頭號殺手」不是癌症或者心臟病，也不是吸煙或者肥胖。「頭號殺手」是我們錯誤的生活決策——不能明智抉擇從而克服自毀的行為。拉爾夫推算，造成我們當中大約1/2人早逝的原因，就是生活方式的決策錯誤。似乎這還沒有計算我們做出這些致命決策的概率仍在以驚人的速度上升。

我從干擾素治療中得到的經驗具有普遍意義：如果某一特定的預期行為將導致即時的負面結果（懲罰），那麼這一行為將很難推進，即使最終結果（在我的這一個案例中為增進健康）的預期價值很高也不例外。歸根結底，延遲滿足這一問題的難點就在這裏。毫無疑問，我們都知道經常鍛煉、多吃蔬菜對健康有好處，即便我們無法像德拉尼姐妹那麼長壽；但是，因為很難在我們的意識里保持一幅我們未來健康狀況的生動畫面，我們還是會忍不住伸手去拿甜甜圈。

這一解釋使我更好地認識了我的電子郵件癮，更重要的是，它提示出了幾種擺脫斯金納實驗箱和可變比率強化程式的方法。我發現最有用的方法之一是關閉電子郵件的自動接收功能。我仍然可以接收郵件，但這樣電腦就不能隨時提示我又收到新郵件了（我心裏會想，這其中肯定有我需要的和需要我處理的）。還有，我們還可以利用電腦的功能對收到的郵件設定不同顏色和聲音。例如，我將那些抄送我的郵件設定為灰色，存入一個「稍後處理」的文件夾里。同樣，如果郵件來自重要https://read.99csw.com的人和單位，需要我立即處理（包括我妻子、學生、系裡的同事等），我就將它設定為一種特別好聽的提示音。當然，這一系列過濾設置得花費點兒時間，但一旦費點兒事把它設定好，我就減少了獎勵的不可預期性，使強化程式更加固定，在最大程度上改善我的生活。至於看到iPhone就忍不住去馬上檢查郵件的問題，我還在想辦法解決。

這是1985年的事，我的肝炎類型還沒有最終確診；醫生只能確定它既不是甲型也不是乙型，到底是什麼類型還是個謎，他們只好稱之為非甲非乙型肝炎。1993年，我在讀研究生的時候，肝炎又複發了，我到學生醫療中心檢查，醫生說我患的是丙型肝炎，這是不久前才從現存類型中分離鑒別出來的一種新型肝炎。對我來說，這是好消息。首先，我終於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了；其次，有一種處於實驗階段的新療法（干擾素療法），看起來很有希望。面對肝纖維症和肝硬化的危險，以及丙型肝炎可能引起的早死，儘管新葯實驗有風險，但兩害相權取其輕，對我來說，志願參加該葯的實驗研究明顯利大於弊。

可變比率強化程式在激勵人類時，也會起到難以置信的作用。這就是賭博和彩票背後的魔力（更準確地說，是「黑色魔力」）。如果你玩老虎機，事先知道這台機器的中獎概率是每輸9次贏一次，你玩多少次都是如此，你還會覺得有意思嗎？可能一點兒也不會！事實上，賭博的樂趣也恰恰在此，人們不知道大獎什麼時候出現，因此會一直玩下去。

她的意思我當然明白。我因為燒傷第一次住院，輸血時感染上了肝炎。無論什麼時候，染上肝炎都絕對不是好事，對那時的我來說更無疑是雪上加霜。肝炎增加了我手術的風險，耽誤了我的治療，我的身體對很大一部分的移植皮膚產生了排斥反應。後來肝炎勉強得到抑制，但依然時好時壞，而且對我的身體機能造成巨大破壞，因而延長了傷口痊癒時間。

干擾素最初由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批准用於毛細胞白血病（該病還沒有其他有效療法），就像其他癌症治療方法一樣，干擾素療法實施起來是特別令人難受的。第一個療程要求自我注射干擾素，每周三次。醫生警告我每次注射後會出現發燒、噁心、頭疼，還有嘔吐的副作用。他們說的一點兒也不錯。以後的6個月里，每周的一、三、五，下課後回到宿舍，我就從藥品櫥里取出注射器，打開冰箱，按規定劑量抽入干擾素，再把針頭扎進大腿。然後我就躺九*九*藏*書進大吊床，這是我那間閣樓一般的學生宿舍中唯一好玩的傢具，躺在上面我可以正對電視機屏幕。我在下面可以隨手拿到一個桶，因為過一會兒我準會嘔吐，嘔吐過後，就是發燒、全身發抖，接著就是頭疼。再過一陣，我就睡著了，醒來后全身疼痛，和感冒的癥狀差不多。到了第二天中午，我覺得好一些了，然後去上課。

這種安排幫助我的大腦在注射與電影之間建立起緊密的聯繫，弱化了注射與發燒、顫抖，以及嘔吐的關聯。這樣，我就能夠把治療堅持下來。

為了克服人類易於犯錯誤的各種傾向，我認為尋求一些訣竅，用即時、有力、正面的強化因素與那些我們為了長遠目標採取的、並非如此愉悅的步驟相匹配，這樣做非常有用。就我來說，在副作用出現之前，先開始看電影，這幫助我抑制了治療過程中的不適感。實際上，我把一切安排得恰到好處。剛打完針，我就按下開始（播放）鍵。假如當時副作用在先，按鍵在後，我未必能在那場漫長的拔河比賽中取得完全勝利。誰能說得准呢？假如我等到副作用出現后再開始放電影，我就可能建立一種負面關聯，結果現在我可能就不那麼喜歡看電影了。

過去，郵局快遞每天到辦公室來一兩次，送來幾封信、幾份備忘錄。現在，電子郵件可不是這樣，它一天到晚，從不間斷。我的一天常常是這樣的：我著手做某一件事，逐步深入狀態；後來在某一個難點上卡住了，就決定休息一小會兒，換換腦子，檢查一下郵件；20分鐘后，我回到原來的工作中，但剛才我是從哪裡停下的，考慮的是什麼，卻記不起來了。等我重新釐清思路，好長一段時間已經過去了，腦子專註的要點也模糊起來。原來休息5分鐘就可以搞定的問題，現在花很長時間也解決不了。可悲的是，問題還不只這些。登錄智能手機——這是更大的時間陷阱。不久前，我就買了這樣一個可愛又容易引人分心的新奇玩意兒——iPhone（蘋果手機），無論是在排隊等候結賬，還是在走向公司的路上，或者是在乘電梯、聽別人講課時（我還沒學會我講課時怎麼收郵件），甚至在等紅綠燈時，它都能讓我實時檢查郵件。說實話，智能手機顯然把我的郵件癮提高到了一個更高的水平，一天到晚，我幾乎每隔幾分鐘就要檢查一次郵件（商界人士對這類玩意兒引人上癮的特性頗有體會：他們經常把黑莓手機稱作「可卡因快克莓」）。

我是怎麼做到的？難道我真的有鋼鐵一般的意志嗎？不是。我和其他人一樣，在自我控制上九_九_藏_書也有非常多的困難，但我有個訣竅。我設法控制住其他方面的慾望，盡最大努力使自己能夠忍受干擾素注射的痛苦。具體來說，我的辦法就是看電影。

我酷愛看電影。如果有時間，我會天天看。在得知自己可能出現的副作用以後，我就下定決心，注射之前不看電影，等到打完針，能看多少就看多少，一直看到我睡著。

奧斯卡·王爾德說過：「我從不把後天的事提前到明天做。」他好像欣然接受並認同拖沓對他生活的影響，不過我們大多數人發現即時滿足的誘惑非常強烈，我們計劃要節食減肥、增加儲蓄、打掃房屋等，但是我們周密的計劃在即時滿足的誘惑面前常常一觸即潰。

我希望你還沒有對電子郵件或手機簡訊成癮到如此地步，但是，我們中有太多人已經對它產生了不健康的依戀。澳大利亞最近的一份報告發現，工人們每星期平均花費14.5個小時（也就是兩個多工作日）檢查、閱讀、整理、刪除、回複電子郵件和簡訊。再加上不斷增加的社交網路、新聞，人們花費在虛擬互動以及信息管理上的時間很可能又漲了一倍。

我猜測，再過幾十年，真正能夠提高我們平均壽命預期和生活質量的，與其說是醫療技術的進步，不如說是人們生活方式決策的改善。既然不注重長遠利益是人類的自然傾向，我們就更應該特別仔細地研究一下那些一再重複出錯的案例，儘力找出矯正補救這些問題的措施（對一個體重超標的電影迷來說，最好的辦法是讓他一邊在跑步機上運動，一邊看電影）。訣竅是針對每一個問題找出合適的行為矯正法。把我們喜歡的事物與不喜歡的，但對我們有好處的事物關聯匹配，我們有可能用最終結果來控制慾望，從而解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控制問題。

無休止地檢查郵件的危險在電影《七磅》的情節中是致命的，威爾·史密斯扮演的角色一邊開車，一邊在手機上檢查郵件，車子突然轉向，迎頭撞上了一輛旅行車，造成他妻子和另外6個人的死亡。雖然這是電影，但現實中人們一邊開車，一邊毫無節制地查閱手機簡訊的現象卻非常普遍，只是很多人恐怕不願意承認罷了（誠實點兒，這樣做過的請舉手）。

我本人也是如此，對電子郵件有一種愛恨交加的複雜情緒。一方面，我可以利用它與我的同事，以及世界各地的朋友及時交流，它不像郵局信件那樣慢得像蝸牛爬，也不受打電話的各種限制。（現在打電話是否太晚了？奧克蘭當地時間現在到底是幾點？）另一方面，我每天都會收到數以百計的郵件，包括很多我不ｈttpｓ://rｅad.9９cｓｗ•ｃoｍ感興趣的東西（論壇公告、會議記錄等）。不管你喜歡與否，如雪花一般飄來的郵件不期而至，會不斷分散你的精力，讓你無法安心做事。

因此，在可變比率強化程式下，什麼時候得到獎勵是不可預期的。從表面上看，人們可能認為固定比率強化程式有更大的激勵作用和獎勵效果，因為老鼠（或者二手車銷售經理）可以學會預測工作的獎勵。結果與此相反，斯金納發現，實際上可變比率強化程式的激勵作用更大。最有說服力的結果是，一旦停止獎勵，固定比率強化程式一組的老鼠幾乎馬上就會停止壓槓桿，而可變比率強化程式一組的老鼠還會繼續壓很長的一段時間。

為了擺脫這一干擾，我曾經決定白天不開郵箱，但很快發現這行不通。別人期待我和大家一樣（隨時收發郵件），把它作為唯一的交流手段。由於我沒有定時檢查郵件，有時直到趕到會場才知道會議已經取消，或者改了時間、地點。我只好認輸，現在我查郵件更勤了，一邊檢查一邊把郵件分類：垃圾郵件和無關緊要的郵件隨手刪掉，將來可能有用或者不必立即回復的郵件暫時存在一起，需要立即回復的郵件歸到一類等。

食物丸、老虎機與電子郵件有什麼關係？如果你仔細想一下，就會發現電子郵件與賭博其實非常相像。最相像之處是，垃圾郵件就等於拉下老虎機槓桿沒中獎，但是說不定什麼時候我們也能收到一封有用的郵件。我們意外收到的郵件（食物丸）使我們興奮不已，我們就上了癮，不斷地檢查郵件，希望出現更多的意外驚喜。我們不斷地壓槓桿，一次不行再壓一次，直到再次中獎。

每到打針的那一天，我就先去上學路上的那家音像店，挑幾部我喜歡的電影錄像帶。我把錄像帶放在書包里，急切盼望放學後放給自己看。於是，打完針以後，在開始顫抖和頭疼之前，我立刻把錄像帶放進錄像機，一下子跳進吊床躺好，把身體調整到最佳觀看角度，再檢查一下桶放好了沒有，接著按一下遙控器的播放鍵——小小電影節開始了！這樣，我就把前面的注射與後來欣賞一部好電影的體驗作為獎勵聯繫起來了。一個小時以後，注射的副作用才開始發作，錄像帶給我的好心情才有所減弱。

如果我們不能自我控制，有時候便會把需要立即做的事情一再拖延。但是，我們缺乏自制力還表現在另一方面，對有些應該放一放的事情我們卻不厭其煩地費心處理——比如說，著魔似的一次又一次地檢查電子郵箱里的郵件或手機簡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