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斯貝特（密歇根大學教授）和蒂姆·威爾遜（弗吉尼亞大學教授）這兩位研究者曾在當地的商場里支起一個攤位做實驗，他們在桌子上放了4雙長襪，問路過的女士喜歡這4雙長襪中的哪一雙。從這些女士的選擇來看，她們普遍喜歡最右邊的那雙。為什麼呢？有人說喜歡這雙長襪的布料，有人說喜歡這雙長襪的材質或顏色，還有人覺得這雙長襪的質量是4雙中最好的。這種偏好很有意思，因為這4雙長襪其實是一樣的（尼斯貝特和威爾遜後來又用睡衣做了同樣的實驗，結果也是一樣的）。

當尼斯貝特和威爾遜詢問路過的女士這麼選有沒有什麼道理時，沒有一個人提到長襪的擺放位置問題。在研究者告訴女士們所有的長襪其實都是一樣的，可她們卻偏愛最右邊的長襪時，女士們甚至否定了這一點，並困惑地看了一眼詢問自己的人，這表明她們感覺自己不是誤解了問題，就是碰到了瘋子。

這個故事說明了什麼呢？我們有時並不清楚自己為什麼會做某件事、選某樣物品或有某種感覺。我們真正的動機是模糊的，但這種模糊性並不能阻止我們為自己的行為、決策和感覺尋找聽上去很具邏輯性的原因。

你可能會感謝（或許責備）你的左腦，因為左腦能為你的行為找借口。正如認知神經學家邁克爾·加扎尼加（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教授）說的那樣，我們的左腦就像「翻譯家」，能從我們的經驗中為自己的行為找到借口。

加扎尼加的這個結論是通過多年對裂腦患者的研究得來的，裂腦患者的人數很稀少，得了這種病後胼胝體（連接大腦兩極的最大神經束）會被切除（以此來降低癲癇發作的可能性）。得了這種病的人會出現一種有趣的現象，即在我們刺|激患者大腦的某個半球時，其另一個大腦半球不會感受到刺|激。

加扎尼加的實驗對象是一位胼胝體被切除的女性患者，實驗目的是想看人們在按右腦的指令行事，卻要求左腦（當左腦對右腦正在進行的活動一無所知）給出這樣做的原因時會發生什麼。加扎尼加用到了能對病人的右腦進行書面指示的儀器，當儀器閃出「笑」這個字時，就是在指示病人用右腦發出笑的指令。只要這位女患者遵從指令出現笑容，加扎尼加就會問她為什麼笑。可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不過她並沒有回答「不知道」，而是編了個借口：「你們每個月都找我們做實驗，能以此維持生計，真是不錯。」她之所以這麼說，顯然是覺得認知神經學家很有趣。

這個故事說明，我們都有一種極端的傾向，即想知道自己行為背後的驅動力是什麼，以及世事的運行規律是什麼，即使我們牽強的解釋與現實並不符合。我們生來就有編借口的能力，而且在得到自己喜歡且聽上去值得相信的借口前會不斷地想借口。想出來的解釋或原因對自己越有利，我們就越願意接受這個解釋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