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時間，我需要到世界各地就非理性行為進行巡迴演講，因此常要坐飛機。有一次，我從北卡羅來納州的家出發，乘飛機到紐約市，先後前往巴西的聖保羅，哥倫比亞的波哥大，克羅埃西亞的薩格勒布，加利福尼亞州的聖迭戈，最後又回到北卡羅來納州。幾天後，我又飛去得克薩斯州的奧斯汀，途徑紐約市，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和緬因州的卡姆登，最後（精疲力竭地）回到家。旅途中，在過安檢和找回遺失的行李的過程中，我受到了很多侮辱和傷害。但這些與在旅途中生病相比都算不了什麼，所以我總是努力避免生病。

在一次跨越大西洋的旅途中，我一直在準備第二天要做的關於利益衝突的演講，旁邊的乘客似乎患了重感冒。可能是因為這位生病的乘客，也可能是因為我害怕自己會被傳染上疾病，又可能是我的睡眠不足，或僅僅是這種隨意且有趣的聯想，我開始思考旁邊這位乘客和我在乘飛機往返各地時傳遞的病菌，與最近廣泛存在於各大公司不誠實現象之間的共同點。

在此前的章節中我提到過，安然公司的倒閉讓我對公司內存在的欺騙現象產生了興趣，且在看到凱馬特公司、世界通信公司、泰科公司、哈里伯頓公司、百時美施貴寶公司、弗雷德馬克公司、范妮梅公司，還有伯納德·L. 麥道夫投資證券公司等不斷曝出的醜聞和2008年次貸危機后，我的興趣就更濃了。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金融醜聞層出不窮，這是因為人們對不誠實和非法行為的識別能力變強了，還是因為人們道德素質下降，不誠實的現象愈加普遍。或者是因為不誠實現象也有傳染性，以至於在各大公司間大肆泛濫。

看到旁邊乘客用來擦鼻涕的紙巾越積越多，我開始聯想，人是否也會被「不道德病毒」傳染？如果社會上的不誠實現象真的越來越多，病毒或傳染性細菌是否可能像傳染病那樣，是通過觀察或直接接觸傳播的呢？傳染病的概念和我們身邊不斷出現的欺騙和不誠實現象的深層含義間是否有聯繫？如果有，我們能否提前發現造成這種聯繫的「病毒」，並防止其造成更大的危害呢？

我個人覺得有這個可能。所以一回到家，我就開始閱讀關於細菌的文章。我了解到無論是在體內還是體外，又或者是在我們身體周圍，都存在著很多細菌；只要有害細菌不超過一定數目，我們就不會受其侵害。但當細菌數量過多，擾亂了我們自身的平衡，或當某種尤為有害的細菌突破我們身體的防禦系統時，問題就出現了。

老實說，我不是第一個想到這種聯繫的人。18世紀至19世紀，監獄改革者認為罪犯應像隔離疾病那樣被隔離開，而且被隔離的地方通風要好，以免「傳染」他人。我當然不像這些改革者那樣，認為不誠實的傳播性與疾病的傳播性之間有共同點。某種靠空氣傳播的瘴氣可能不至於把人變成罪犯，但我想運用這個比喻，進行大胆的猜測：如果我們都接近愛騙人的人，社會上誠實品質的自然平衡就會被打破。而且，相較於與我們不親近或對我們的生活沒有影響的人的不誠實行為，與我們親近的人的不誠實行為對我們可能更具「傳染性」。（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吸毒的父母往往會有吸毒的孩子」，因此反毒品運動的口號就是「我是跟你學的」，以此來警告那些父母。）

這個受傳染的比喻使我想到人們暴露于欺騙行為的強度問題，以及看到多嚴重的不誠實現象會改變我們自身的行為。比如，如果我們看見某位同事從辦公用品的庫房裡走出來，手裡拿著一些筆，我們是否會立刻思考：像他那樣拿辦公用品是正確的嗎？我想情況不會是這樣的。相反，就像我們和病毒的關係那樣，變得不誠實的過程可能更緩慢、更微妙。在看見有人行騙時，我們也許會對此產生一個微小的印象，自身的道德感也會稍微降低。然後，在第二次看見不道德的行為時，我們自身的道德感就會變得更糟，當身邊的不道德「病毒」越來越多時，我們對於欺騙行為的「免疫力」也會越來越低。

幾年前，我買了一台自動售貨機，覺得它在研究關於定價和折扣的實驗中會有用。妮娜·馬薩爾和我花了幾周的時間利用這台機器做了一些實驗，研究當我們將自動售貨機的固定的折扣價替換成以概率形式出現的折扣時，會產生何種結果。我們對這台機器做了些改動，在某些「吐」糖果的槽上標上30%的折扣（這些糖果原本的價格是1美元）；而在「吐」其他商品的槽上標上70%的概率需付全款，30%的概率可以拿回所付錢款（也就是說不用付錢）。如果你對實驗結果感興趣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在可能拿回錢的情況下，自動售貨機的銷售量幾乎上漲3倍。這種概率性的折扣我們以後還會討論，但能拿回錢的情況讓我們有了另一種測試欺騙的想法。

一天清晨，我把這台機器移到了麻省理工學院的一棟教學樓旁，並從機器內部將糖果的價錢設置為零。從外面看，每顆糖果的價錢仍是75美分。但當學生付了75美分，選了自己要買的糖果時，機器不僅吐出了糖果還吐出了錢。我們還在機器的顯著位置上留了個電話號碼，並標註了「如果機器壞了，請撥打此電話號碼」的字樣。

一位助理研究員坐在這台機器附近，而機器正好就在她的視線範圍內。她假裝在用電腦，實際上卻在記錄人們得到免費糖果時的舉動。實驗進行了一段時間后，她觀察到兩種行為。人們會拿走大約3塊糖。當他們得到第一塊糖並拿回了錢后，大多數人都想看看這種事是否會再次發生（當然會）。之後，多數人還會再做一次，之後就不會再做了。人們肯定是記起了自己碰到過售貨機吞了錢卻不出東西的情況，所以，他們可能覺得這台慷慨的機器是在彌補他們以前遭到的不平等待遇。

我們還發現，多數人會去找自己的朋友來，且每逢看到熟人，就會邀他們共享這份糖果恩惠。當然，這隻是一次觀察研究，但我因此思考：當我們做一些受到質疑的事時，邀請朋友也來加入，能將我們這種受到質疑的行為合理化嗎？畢竟，如果我們的朋友和我們一同跨越了道德邊界，我們自身的不誠實行為是否就會更容易地得到社會的認可？如此來為自身的不良行為找借口也許有些過分，但當我們的行為與周圍人的社會準則相符合時，我們往往會感覺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