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大后，海德格爾上了神學院，之後去了海德堡學習神學。但他與布倫塔諾論文的相遇，使他迷上了亞里士多德，越來越多地疏遠了神學探索，而被哲學探究所吸引。他拿起弗萊堡大學圖書館里那本胡塞爾的《邏輯研究》，借走後一直在自己的屋子裡放了兩年。看到胡塞爾的哲學毫不關涉上帝，他很是著迷。（儘管胡塞爾是個基督徒，但他沒有把信仰和研究混在一起。）海德格爾仔細研究了胡塞爾通過近距離描述和關注現象來進行研究的方法。

那種程度的意義崩塌，曾被奧地利話劇、歌劇作家雨果·馮·霍夫曼斯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l）在1902年一個譯為《錢多斯大人之信》（The Letter of Lord Chandos ）的故事里描述過。這封信假裝是一位英國貴族在1603年寫的一封真實信件，化用了霍夫曼斯塔爾自己的經歷——他在精神崩潰后，感覺周圍的人和事的結構全部土崩瓦解了。突然間，各種日常物品，在錢多斯看來，彷彿變成了是在透過放大鏡近距離觀察，什麼都看不清。他聽到人們議論當地的人物和朋友，但是在他們所說的話中找不到連貫的表述。無法工作或照顧他的莊園后，錢多斯會一連幾個小時盯著一塊覆蓋苔蘚的石頭，或一隻躺在陽光下的狗，或遺留在地里的一把耙子。聯繫消失了。難怪我們把這樣的經歷稱為精神崩潰。這種情況，在經歷過抑鬱的人聽來，可能很熟悉，而且也會發生在多種神經失調症里。在海德格爾看來，這是一個日常在世存在崩潰的極端例子，這樣的崩潰會讓一切都看起來變得突兀、脫節，無法再像平常那樣漫不經心地漠視它們。

在他看來，海德格爾的哲學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停留在了「自然態度」或「常識」的層面。這個指控似乎有點兒奇怪，畢竟，那麼做有什麼錯呢？但胡塞爾的意思是，海德格爾沒有丟掉那些本該在「懸擱判斷」中就被放到一邊的關於這個世界的諸多假設。沉迷於存在的他，忘記了在現象學中要做的一個基本步驟。

在那時候，胡塞爾仍然沉浸在兒子戰死沙場的悲痛之中——而海德格爾跟胡塞爾的孩子們年紀相仿。（跟他們不同，他因心臟虛弱，沒有上前線，而是被委以了信件審查員和氣象站助手的任務。）年輕的海德格爾陪伴在身邊，對胡塞爾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哦，你的青春——讓我實在感到快樂」，他寫道。他一反常態地感情外露，在一封信里添加了三段附言，然後又責怪自己聽起來像個老話匣子。後來胡塞爾回想起來，還對海德格爾竟然讓他變得如此深情感到十分驚訝，但為什麼會這樣，並不難看出。1920年，在胡塞爾的六十一歲生日派對上，馬爾文娜·胡塞爾開玩笑地把海德格爾稱為「現象學的孩子」。海德格爾則興高采烈地配合著這個養子的角色，有時候以「親愛的父親般的朋友」作為寫信的抬頭。他有一回寫信感謝胡塞爾的招待時，曾寫道：「我真的有種被接納為兒子的感覺。」

埃德蒙德·胡塞爾當然注意到，儘管書上寫著獻給他和稱讚他的話，但《存在與時間》一定程度上是針對他的。為了確認這一點，他反覆讀了幾遍。讀完第一遍之後，1929年夏天，他帶著書去了義大利的科莫湖（Lake Como）度假，又細讀了一遍，還在空白處寫下了表達懷疑的批註：「但那也太荒唐了吧」。他經常使用「？」「！」，甚至是「？！」。但他抱怨時，海德格爾似乎覺得胡塞爾認為這本書是在攻擊他自己也「太荒唐了」！

對於非德語讀者來說，必須要補充的是，有些尷尬是來自翻譯的痕迹。德語可以有很長的單詞結構，但在英語中，這些單詞往往以帶著一串連字元的詞語形式出現，像不匹配的火車車廂一樣緩緩前行。例如，「存在問題」（The Question of Being），在德語中就是一個優雅的詞Seinsfrage。不過，即便是德語，也不能自如地容納下Sich-vorweg-schon-sein-in-（der-welt）als Sein-bei（innerweltlich begebnendem Seienden），即「先於自身-已存在於世界中-同時與世界里遇到的存在者一起的存在」。

奇怪的是，海德格爾走上這條路徑，是在閱讀弗朗茲·布倫塔諾時受到的啟發——不是布倫塔諾論意向性的章節，而是他的博士論文，其中討論了「存在」一詞在亞里士多德著作中的不同含義。同一個哲學家，讓海德格爾開始關注到了存在，也把胡塞爾引到意向性上，並由此引到內在轉向。

儘管這場辯論中沒有出現明顯的勝者，但許多觀察者似乎很自然地便認為，卡西爾食古不化，還生活在過去那個文明但過時的時代，而海德格爾卻是一位先知，預言著一個危險但刺|激的未來。伊曼努爾·列維納斯便是以這種方式來解讀辯論的人之一，他現在已經不是胡塞爾的學生，而是以海德格爾的熱忱支持者的身份參加了那次會議。正如他後來對一位採訪者說的，就像是看到了一個世界的終結，與另一個世界的開始。

讓人驚訝的是，哲學竟然等了這麼長時間，才等到一個人把這些事說出來。美國的實用主義者，如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約翰·杜威（John Dewey）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經把人的生命從實際、活動的角度來研究，但他們沒有海德格爾那種宏大的哲學視野，並且更傾向於運用實用主義讓哲學變得更加切合實際，而不是讓它回想起自己最偉大的任務與追問。胡塞爾的確也有著海德格爾那樣的野心，但卻把一切都遷入了他那唯心主義的洞穴之中。對海德格爾來說，那是一個致命的錯誤：胡塞爾括除了錯誤的事物。括除了存在，可這是唯一不可或缺的事物。

我們如何證明他人心靈存在，這個古老的哲學問題，現在已經消失不見了。早在好奇他人的心靈之前，此在就已經徜徉在共同世界中。他人是那些「在大部分情況下，一個人不會把自己與之區分的人——那些一個人也屬於其中的人」。就算存在失事在一個荒島上，或者為了躲開其他人而生活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共在也始終保有其特性，因為這些情況主要是通過談及缺失的同類此在來界定的。一位高柱苦修士的此在仍然是一種共在，但這是一種「匱乏」（共在的海德格爾很愛這個詞）形態。

哲學家犯這個錯誤，就會讓整個在世的存在結構有可能分崩離析，而之後，又很難再將其恢復成哪怕是與我們所認識的任何日常存在相類似的東西。與此相反，在海德格爾的在世存在里，一切事物出現時都已經連接在一起。如果整個結構崩潰，那就是一種「匱乏的」或次級的狀態。這就是為什麼順利整合在一起的世界可以由最簡單的行動來揭示。一支鋼筆會讓人想起墨水、紙、書桌以及檯燈這一系列東西，並最終讓人想起我為誰而寫或正在寫給誰，而這每個誰都帶著他或她的目的活在世上。正如海德格爾在別的地方寫道的那樣，一張桌子不僅僅是一張桌子：它是一張家庭的桌子，是「男孩喜歡忙著做各種事」的地方，或者，也許桌子是「那次與朋友一起做那個決定的地方，那次寫那部作品的地方，那次慶祝那個節日的地方」。我們在社交上，以及在功用上都參与其中。因此，在海德格爾看來，所有的在世存在也是一種「共在」（Being-with），或曰Mitsein。我們與他人共居於一個「共同世界」（with-world），或曰Mitwelt。

可以說，海德格爾給了我們穿著日常服裝的此在：沒有穿著假日盛裝，而是穿著「日常便裝」（everydayness）。其他哲學家會從一個狀態不同尋常的人說起，例如，獨自坐在房間里，緊盯著火堆的餘燼思考——笛卡兒就是這麼開始的。接著，他們會用簡單、日常的詞彙，來描述結果。海德格爾與之相反。他在其最平常的時刻中理解此在，然後竭力用最具創新性的語言來討論它。對於海德格爾來說，此在的日常存在就在這裏：它是「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 ，德文中是In-der-Welt-sein）。

海德格爾繼續寫道，在「是/存在」所有令人困惑的地方中，最令人困惑的是人們竟然對它感到充分的困惑。我會說，「天是藍的」，或「我是開心的」，彷彿中間的那個小小的字一點兒都不重要。但當我停下來思考的時候，會意識到，它提出了一個根本而且神秘的問題。說某事物是/存在，到底意味著什麼？大多數哲學家忽略了這個問題；戈特弗里德·馮·萊布尼茨是少數幾個提及這個問題的人之一，他在1714年是這麼說的：為什麼會存在萬物，而非一無所有呢？對於海德格爾來說，這裏的「為什麼」不是那種從物理學或宇宙論中尋求答案的問題。宇宙大爆炸理論或神創論都不能解答它。問這個問題的意圖，主要是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如果你不得不用一個詞來總結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的開場白，那很可能會是「哇！」。正是這一點，才讓評論者喬治·斯坦納把海德格爾稱為「驚異的大師」——一個「在明白易懂的道路上放了一個閃閃發光的障礙物」的人。read.99csw.com

不過，在他們經歷的所有這些激動人心的時刻中，沒幾個能與發生在1927年初的那一刻匹敵。學生赫爾曼·穆爾琛（Hermann Mörchen）回憶道，海德格爾出現在他們的一個討論會上時，「一聲不吭又滿懷期待，像個孩子顯擺他最喜愛的玩具一樣，拿出一頁直接來自印刷廠的校樣」。那是一張扉頁，來自他的傑作《存在與時間》——在這本書呼喚世人要驚訝的偉大開場白之後，是一頁頁怪異的正文，而且這些文字絕不會被錯認為出自別的哲學家之手，不管是老的還是新的。

海德格爾早年在弗萊堡學習和教書期間，胡塞爾還不在那裡；1916年他甫一到來，海德格爾就有意討好他。最開始，胡塞爾以一種含糊而正式的方式來回應。但隨後，就像很多人那樣，他也被這位陌生的年輕人吸引住了。在戰爭結束之時，胡塞爾已經像海德格爾一樣熱衷於symphilosopheín（哲學會飲）——即一起討論哲學，他們那個圈子喜歡使用這個希臘詞。

不過，胡塞爾並沒有覺得自己是某種守舊派，新一代必定自然地從他這裏分離與成長。相反，他認為是自己已經越來越激進，年輕人反倒沒有跟上來。他視自己為「一位被指派的領袖，卻沒有追隨者，或者換句話說，在先驗現象學的激進新精神中沒有合作者」。

喬治·皮西特（Georg Picht）在十八歲時曾上過海德格爾的課，他回憶道，海德格爾的思想所具有的那種力量幾乎可以摸得著。海德格爾一走進房間，你就可以感受到，而且他還帶來了一種危險的氣氛。他的講課就像在演戲，「經過了巧妙的安排」。海德格爾會敦促他的學生去思考，但不一定要回應。「他認為，說出那些第一時間浮現在腦海中但未深思熟慮的想法——今天被稱之為『討論』——是無意義的閑聊。」他喜歡學生尊敬師長，但不喜歡他們阿諛奉承。「有一次，當一個學生宣讀課堂筆記，其中充滿了海德格爾自己的措辭，他打斷了她：『我們不是在這裏海德格爾化！讓我們轉到當前的重要問題上。』」

她對他的追隨者甚至評價更低，因為她後來不巧目睹了他的學生們惡搞那場辯論的表演。列維納斯扮演恩斯特·卡西爾，撒滿白色滑石粉的頭髮被捲成一束高高的額發，跟冰激凌甜筒似的。托妮·卡西爾並不覺得他很幽默。數年之後，列維納斯很想向她為自己當年的無禮道歉，因為到那時，他已經放棄了對海德格爾的吹捧，同時性格上也整體更成熟了。

起初，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構建了一個渾然一體的世界，在裏面，歡樂的擊錘人在共有的共在中與同伴交流，同時對存在有一種模糊的原初理解，不過，他們從未停下來仔細思考它到底是什麼。如果這就是海德格爾的全部，那他或許喚不起那麼多激|情——如果這就是人類生活的全部，那我們大概也很難對哲學產生興趣。在這樣一個沒有拉鏈的世界里，誰會需要哲學家啊？但對這個行業來說，幸運的是，拉鏈卡住了，東西打破了。而海德格爾則分析了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馬丁·海德格爾對胡塞爾發起了挑戰，出現在《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 ）一書的開頭。這本書於1927年在胡塞爾的現象學《年鑒》系列中出版，書的第一頁包含了一段看似無惡意的引文，引用自柏拉圖對話的《智者》：

此外，我做敲打，乃是服務於某個目的，比如為我的哲學書造一個書櫃。我手中的鎚子喚起了一整套目的與情境。它揭示了此在對一切的參与：它的「操勞」（concern）。他舉例說：生產某物，運用某物，照看某物，並放任某物，以及消極性的參与，如忽視某事，或不做完某事。這些他都稱之為「匱乏的」的形式，但它們仍然是操勞的形式。它們表明此在的存在，大體而言是一種操心（care）。操勞（concern/Besorgen）和操心（care/Sorge）之間的差別令人困惑，但二者都表示此在深深捲入於世界中，而且它很忙。我們離克爾凱郭爾及其看法並不遙遠，那就是我不只是存在，而是在我的存在中有利害或者投入。

鎚子敲擊木頭或金屬的聲音，回蕩在馬丁的世界里，因為他父親也是鎮上的箍桶師傅，製作桶和其他器皿。（去網上隨便搜一下，我們就能發現，箍桶匠過去常常製作「酒桶、圓桶、吊桶、浴盆、奶油攪拌器、英制大桶、費爾金小桶、中號木桶、隆勒小桶、70到120加侖的大桶、煙斗、大啤酒桶、槍托、別針和小水桶」——一系列美好的物件兒，而今聽來卻像個依稀記得的夢。）兩個男孩會在伐木工經過之後，去附近的森林撿些他們父親用得上的木塊。海德格爾後來寫信給他的未婚妻，描述了他對箍桶作坊以及對他祖父的回憶——祖父是一位鞋匠，會坐在三條腿的工具上，就著玻璃燈罩里透出來的亮光，把釘子釘入鞋底。之所以對這些大書特書，是因為相較於很多別的作家，這些童年的畫面對海德格爾的一生都很重要；他從未拋棄對它們所喚起的那個世界的忠誠。九_九_藏_書

《存在與時間》對傳統哲學的最大顛覆，是通過日常生活來處理此在及其存在的問題。這種方式，胡塞爾本來也採用過，但做得不夠明顯。

但是，恩斯特的妻子托妮·卡西爾覺得海德格爾很粗俗。她回憶了第一晚他抵達時的情景：毫不誇張地說，他是真的引大家扭頭去看他了，因為他是在其他參會代表都已集合好，準備聽一個餐后演講時才進來的。門打開了——有點兒像《魔山》中的情景，書里婀娜的情人克拉夫蒂婭·喬奇（Clavdia Chauchat）習慣性地晚進餐廳，並伴隨著漫不經心的砸門聲。托妮·卡西爾環顧四周，看到一位目光銳利的小個子男人。在她看來，他就像一個那些年在德國隨處可見的義大利工人，只是他身著黑森林服裝，看起來「笨拙得好像一個誤闖入宮廷的農民」。

「馬丁？是啊，當然記得他。」

那就是一種「人類學」罷了，胡塞爾在1931年的一次演講中反駁道。從具體的屬世的此在開始，便意味著放棄了哲學的遠大抱負和對確定性的追求。胡塞爾死活不能理解為什麼海德格爾不明白這一點——但海德格爾對胡塞爾怎麼想，已經越來越沒興趣聽了。他現在是那個更有吸引力的人物，拉走了很多胡塞爾的門徒。

他們的「存在」，她解釋道：「可以是黏糊糊的、凝膠狀的、膠水狀的、白色不透明的東西，它可以是白色的、充滿活力的、清晰的和熱的，這對我來說，都不是很清楚。」

因此，人們才常常哀嘆，為什麼海德格爾不能說得更直白些呢？他那些糾纏不清且不尋常的術語，難免會招來戲仿——比如在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寫於1963年的小說《潦倒歲月》（Dog Years ）里，有一個角色受到一位不具名的哲學家的深刻影響，總是把沒煮透的土豆稱為「遺忘了存在的馬鈴薯」，或者把老鼠從廚房水管里清理出來時，會疑惑：「為什麼是老鼠而不是其他存在物？為什麼萬物存在而不是無物存在？」人們會覺得，要是海德格爾真有什麼值得講的東西，應該可以用日常的語言來表達。

抑或，正如他的傳記作者魯迪格·薩弗朗斯基（Rüdiger Safranski）所言，海德格爾「陳述那些顯而易見的事情時，用的是一種連哲學家都能理解的方式」。

海德格爾的演講讓人毛骨悚然，但也隱約讓人感到很刺|激，而其中的一些費解之處，更是增加了這種效果。演講快結束時，至少有一位聽眾，海因里希·維甘德·比采特，處在欣喜若狂的暈眩中，感覺幾乎要摔在地上。「世界上的事物被揭破之後，露出了一種幾乎讓人痛苦的光芒，」比采特寫道，「有一瞬間，我感到自己彷彿瞥見了世界的根基和基礎。」

私底下，海德格爾越來越對胡塞爾的哲學不屑一顧。在胡塞爾寫一封又一封熱烈讚揚的推薦信幫他找工作時，海德格爾卻在跟別人說，他認為他的導師「荒唐可笑」。1923年，在寫信給現在已與他成為朋友的卡爾·雅斯貝爾斯時，海德格爾說：「他人生的使命就是做現象學的奠基人。可沒人知道那是什麼鬼東西。」（雅斯貝爾斯在很久之前已經承認他也不懂什麼是現象學，所以幾乎幫不上忙。）到1927年，胡塞爾和海德格爾之間的分歧已經非常明顯。那一年早些時候，他們曾試圖為《不列顛百科全書》合作撰寫關於現象學的詞條，但不得不中途放棄。一個原因是，他們都覺得對方在清晰表達自己方面有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們說得不錯。但更嚴重的問題是，他們現在幾乎對現象學定義的每一點都無法達成一致。

正如他的讀者很快注意到的，海德格爾往往拒絕常見的哲學術語，倡導他自己杜撰的新術語。他基本上保留了Sein或存在的說法，但在談及其存在被質疑的提問者（也就是我，一個人）時，他會極力避免提及人性、人、心靈、靈魂或意識，因為這樣的詞掩蓋了科學、宗教或形而上學的假設。相反，他談的是「此在」（Dasein），這個詞通常表示一般的「存在」，由那裡（da/there）和去存在（sein/to be）構成。這樣，它意思是「在那裡存在」，或「存在於那裡」。

根據伽達默爾的說法，海德格爾的招牌風格是「一連串令人嘆為觀止的問題」，這些問題會不停地向前翻滾，直到他最後把問題卷進「一團團電光閃現的句子烏雲中」，讓學生們驚得目瞪口呆。這事兒的確有幾分不可思議，所以學生們給他取了個外號——「來自梅斯基爾希的小魔法師」。不過，雖然混雜著烏雲和閃電，但他的講課通常會聚焦于細緻入微地閱讀經典哲學家的作品，並且要求學生極度專註于文本。按照漢娜·阿倫特跟隨他學習時的回憶，海德格爾教會了他們思考，而思考便意味著「挖掘」。她寫道，他用這套方法深入事物的根基，但不是把它們挖出來，而是仍舊留在裏面，僅僅在它們周圍開闢探索之路——就像他最愛的那些小徑在森林里蜿蜒一樣。多年以後，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和阿斯比約恩·施特格利希-佩特森（Asbjørn Steglich-Petersen）抱著一種不太同情的態度，在他們那本諷刺性的《哲學詞典》中，把「海德格爾（heidegger）」定義為了「一種笨重的裝置，用來鑽鑿厚厚的實體層」，例如，「它被埋得如此之深，我們得用一台海德格爾才能挖出來」。

「Tscha（呃），」這人回答說，「我能說什麼呢？他是個子最小的，他是身體最弱的，他是最難管教的，他是最沒用的。但他卻統率著我們所有人。」

胡塞爾對海德格爾的反抗耿耿於懷。這和他原來想象的太不一樣了！他們倆曾聊過，海德格爾也許會接管胡塞爾的Nachlass——他的未出版手稿遺物——把他的哲學帶到未來。胡塞爾先是幫海德格爾找到了馬堡大學的工作，然後在退休時，又從中助力，讓他接任了自己在弗萊堡大學的工作——正如他後來所承認的，希望這麼做會讓海德格爾迷途知返。但是，隨著海德格爾正式就職，弗萊堡成了「雙現象學之城」——胡塞爾的版本看起來越來越沒勁，而海德格爾的卻越來越受到狂熱的追捧。

理解海德格爾的方式之一，是把他想成一位文學上的革新者，甚至是某種現代派的小說家。我已經開始寫這本書之後，偶然在珍尼特·馬爾科姆（Janet Malcolm）的研究《兩種人生》（Two Lives ）中，讀到了格特魯德·斯坦（Gertrude Stein）的實驗性小說《美國人的成長》（The Making of Americans ）的節選。斯坦像在記述標準的家族傳奇一樣開始講，但為了能像這樣談論她的角色，她放棄了常規的寫作方式：九九藏書

海德格爾繼續寫道，我的參与引導我去利用「有用之物」或「設備」——如鎚子這樣的用具。它們擁有一種特殊的存在，海德格爾稱之為Zuhandenheit：「當下上手狀態」（readiness-to-hand）或「易上手狀態」（handiness）。當我正在敲打的時候，鎚子於我而言擁有那種類型的存在。如果出於某些原因，我放下了鎚子，並盯著它看為「鎚子這物」，那麼它就是一個不同的類別：Vorhandenheit或曰「現成在手狀態」（presence-at-hand）。

海德格爾的Sein（存在/being）一詞不太好定義，因為它所指涉的東西和任何類型或特性都不一樣。它肯定不是某一類對象，也不是對象的一般共有特徵。你可以通過指著從茅草屋到摩天大樓的大量建築物，來教會某人什麼是一棟「建築」；這可能會需要一段時間，但他們最終還是會明白。然而，你不可能持續永無止境地指著小屋、餐點、動物、森林小徑、教堂大門、節日氣氛和逼近的雷雨雲，每次都說：「看——存在！」那樣的話，你的對話者很可能會越來越困惑不解。

海德格爾還越來越多地把這副農夫的形象帶到了他在城裡的工作中。他開始穿一款特別定做的黑森林傳統服裝：一件有著寬翻領和高衣領的棕色農夫夾克，搭配一條及膝的馬褲。他的學生稱之為他的「存在主義的」或「一個人最本己」的打扮，后一種說法借用的是一個他最喜歡的短語。他們認為他很好笑，但他不認為好笑，因為他的幽默感要麼很古怪，要麼就不存在。這無所謂：他的衣服、他那鄉土的斯瓦比亞口音以及他的不苟言笑，反倒助長了他的神秘性。學生卡爾·洛維特曾形容海德格爾「高深莫測」的特質賦予了他一種威懾全班的魅力；跟他在一起時，你永遠不知道你會跟著他去哪兒，所以必須認真去聽每一個字。曾跟隨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學習過的漢斯·約納斯，在後來一次廣播訪談中談論道，海德格爾絕對是兩人中更令人興奮的那一個。被問到為什麼時，他回答說，多半是「因為他更難以理解」。

卡西爾是猶太人，身材高大、冷靜優雅，花白的頭髮梳成了引人注目但有些老式的蓬鬆髮型，跟個小小的蜂窩一樣。海德格爾則是矮個子，難以捉摸卻讓人著迷，留著乾癟的鬍鬚，頭髮梳得非常平整。他們的辯論集中在康德哲學上，因為他們對那位哲學家的闡釋有著極大的不同。卡西爾認為，康德是理性、知識與自由這些啟蒙時代價值觀的最後一位偉大代表。而最近剛剛出版了《康德與形而上學問題》的海德格爾則認為，康德通過證明我們無法了解現實或獲得任何真正的知識，而消解了那些價值。他還主張，康德的主要興趣首先不在於知識問題，而在於本體論：存在的問題。

但在海德格爾看來，健忘的人是胡塞爾。他向內轉到唯心主義，意味著他仍然在優先考慮抽象的沉思性心靈，而不是有活力的「在世存在」。從《存在與時間》的開頭，他就清楚地表明，他不要理論探究，不要只是定義與證據的羅列，而要做一種具體的探究，而首先要探究的就是這一刻「此在」正在做什麼。

那麼，我正敲釘著櫥櫃，幾乎根本不會注意到鎚子，只是看到釘子被一點點敲進去以及我的總體工程。如果我在電腦上輸入有關海德格爾的一段話，我不會注意到手指、鍵盤和屏幕；我的注意力流經它們，彙集到了我試圖完成的事情上。但有時候會出錯。釘子彎折了，或者也許整個鎚子頭從柄上飛了出去，或者電腦對著我死機了。

皮西特懷疑，海德格爾的粗魯部分是一種防禦性回應：他覺得受到了他人和內在自我的威脅了。「存在（Being）的歷史會突然間闖入個人之中，而個人又會闖入所思的東西之中。」皮西特覺得，他有一回驚恐地體會到了成為海德格爾可能是什麼樣子：「該如何描述海德格爾這個人呢？他住的地方時常打雷。有一次暴風雨期間，我們正在欣特察爾滕散步時，十米開外的一棵樹被連根拔起。那一幕讓我觸動，彷彿我之後就能想象出他內心發生了什麼。」

之後他追隨胡塞爾轉攻哲學，並做了幾年編外無薪的講師來勉強維生，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跟胡塞爾一樣，他也有了一個要他供養的家庭：1917年3月，他和埃爾芙麗德·佩特里結婚，生了兩個兒子，約爾克（Jörg）和赫爾曼（Hermann）。埃爾芙麗德是一位新教徒，因此他們照顧了各方各面：在民政廳辦了一場婚禮，然後又舉行了新教與天主教的宗教婚禮——但之後，兩人都與各自的教會完全斷了來往。海德格爾公開宣布不再認為自己是信徒，儘管在他的著作中，並不難找到對神聖事物的渴望。許多年之後，赫爾曼·海德格爾揭開了老早以前他從母親那兒聽來的一個秘密：他的真正父親不是馬丁·海德格爾，而是一位與母親偷情的醫生。

這樣的事情發生后，海德格爾說，便揭示了「我們必須要操勞之物的煩膩（obstinacy）」。這個揭示以一種不同的方式照亮了整個工程，以及我對它的操勞的全部語境。這個世界不再是一台運轉平穩的機器，而是變成了一堆拒絕合作的頑固事物，而我處在中間，不知所措、迷失方向——這正是我們在閱讀他的散文時，海德格爾想方設法從我們身上誘發出來的精神狀態。

完成了「樂於幫忙的兒子」要乾的活兒后，馬丁會跑出去，經過教堂，穿過同樣浮夸的梅斯基爾希城堡的庭院，來到森林深處，坐在小道旁的一條粗製長凳上寫作業。長凳和小道能幫助他仔細思考正在學習的任何複雜課文；後來，每當他在艱難的哲學思考中陷入僵局，都會想著回到森林里的那條長凳上，看看他的出路。他的思想總是充滿了黑森林的形象，森林里斑駁的光穿過樹葉，照在敞開的小徑與林中的空地上。他會給他的書起《林中路》（Holzwege ）和《路標》（Wegmarken ）這樣的名字，書頁間回蕩著鎚子的聲響與鄉村平和的鐘鳴，回蕩著鄉民的手工藝和體力勞作的分量與感覺。

這裏，此在的日常在世存在的主要特徵是，它通常在忙著做什麼事。我一般不會傾向於沉思事物；我會把它們拿起來，然後用它們來做事。就像海德格爾所說的，如果我抓著一個鎚子，通常不會去「盯著鎚子-這物」（他用了一個可愛的詞das Hammerding），而是去用來釘釘子。

與存在者不同，存在難以被指明，而且也很容易忘記去思考它。不過，有一個特殊的實體，其存在卻要比別的實體的存在更易被注意到，那就是我自己，因為不同於雲和大門，我這個實體會思考自身的存在。而且事實證明，其實我原來已經有了對存在的一種模糊、初步、非哲學的理解——否則我也不會想到去追問它。這就使我成了本體論探究的最佳起點。我既是那個自身的存在有待質疑的存在，又是那個多少已經知道答案的存在者。

到了1929年，海德格爾的風潮傳到了弗萊堡和馬堡之外。那年春天，他在阿爾卑斯山的度假勝地達沃斯（Davos）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做了發言——托馬斯·曼1924年的暢銷小說《魔山》就發生在達沃斯，海德格爾讀過這本書，書里有一場思想大戰，發生在守舊的義大利理性主義批評家路易吉·賽特姆布利尼（Luigi Settembrini）和神秘主義的前耶穌會士利奧·納夫塔（Leo Naphta）之間——在這次會議上，你會很容易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因為海德格爾要對壘一位偉大的康德主義哲學與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學者：恩斯特·卡九-九-藏-書西爾。

海德格爾可能會不喜歡斯坦的含混不清，但他也許會欣賞作者的洞見，為了避免日常感知的遲鈍影響，而把語言拉伸到了它的極限。他可能也會認出她對於角色及其「存在」的區分，要早於他自己有關本體論差異的概念。

對於海德格爾來說，這意味著不僅要從存在起步，而且要在思想上保證恆常的警惕與細心。他通過使用一種令人懊惱的語言，慷慨地幫助我們實現這一目標。

對此，海德格爾總結道，存在（Being）本身並不是存在者（being）。意思是，存在不是任何一類可被定義或描述的實體。他區分了德語詞Seiende和Sein，前者指的是任何單一實體，例如一隻老鼠或一扇教堂大門，而後者意思是這類特定存在所擁有的存在。（在英語中，一種區別方法是把後者翻成首字母大寫的「Being」。）他稱之為「本體論的區別」——來自「本體論」（ontology），也就是研究什麼是「存在」的學問。在一般人的腦子裡，要明確區分這二者並不容易，但存在與存在者之間的本體論區分，對海德格爾來說格外重要。如果我們被這兩個詞搞糊塗了，就會犯錯——比如，專心研究某種具體事物的科學，諸如心理學乃至宇宙學，卻以為我們在研究存在本身。

生於1889年9月26日的馬丁是家中長子，下面還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分別叫瑪麗和弗里茨。他們的父親弗里德里希是教堂的執事，全家人就住在教堂對面：他們的尖頂房子是並排三棟房子里最平淡無奇的中間那棟，現在仍然在那裡。馬丁和弗里茨從小就幫教堂幹些雜務，比如採花做裝飾，早晨爬上塔樓敲七下鍾。每個聖誕節，他們還會早早地起床，在家裡的聖誕樹旁喝完加奶咖啡，吃掉蛋糕之後，穿過小廣場，在凌晨4點之前來到教堂，敲響Schrecke-läuten（嚇人的鐘聲），把鎮上的居民叫醒。復活節時，他們不敲鐘，而是轉動手柄來讓小鎚子敲打木頭，製造出咯咯、嗒嗒的聲響。

海德格爾是哲學的偉大轉向者。在《存在與時間》中，日常存在——而非觸不可及的宇宙論或數學——才是最「本體論的」東西。實際的操勞與操心，比反思更為原始。有用性先於沉思，「當下上手狀態」先於「現成在手狀態」，「在世存在」和「與他人共在」先於「獨自存在」。我們不是在紛繁複雜的世界上空盤旋，從上往下凝視，而是已經在這個世界上，並且參与其中——我們「被拋」到這裏。而「被拋性」必定是我們的起點。

餘下的演講比較了虛無與存在，並包含了一長段對「情緒」——海德格爾的另一個重要觀念的討論。此在的情緒的變動範圍，可以從歡欣一直到厭倦，甚或是克爾凱郭爾所謂的「憂懼」（angst），恐懼或憂慮，一種到處瀰漫的壓抑和不安感。每一種情緒都揭示了這個世界的不同一面。在焦慮（anxiety）中，世界向我展示了它自身的「離奇」（uncanny）——德語對應的是unheimlich，其字面意思為「不平凡」——一面，揭示的是「存在者徹底的怪異性」。在這種不平凡、不熟悉的時刻，焦慮的情緒開啟了哲學的第一次質問運動——尤其是形成了海德格爾演講高潮的那個大問題：「為什麼竟然有存在者，而不是一無所有？」

1929年4月8日，海德格爾在胡塞爾的七十大壽上，做了一段長長的致辭。這段致辭看似是稱頌，實則蘊含了些許無禮的潛台詞，比如強調說，應該如何對胡塞爾的哲學進行重新思考和做出方向上的改變。在答謝講話中，胡塞爾說，的確，他是打算去完成一項工作，但大部分工作目前還沒有做完。他的潛台詞是：不管海德格爾怎麼想，他走的路反正是正確的，所以每個人都應該加入他，一起把工作完成。

但事實是，他不想變得日常，他甚至可能不想進行通常意義上的交流。他想要的，是把熟悉的事物變得費解，來惹惱我們。喬治·斯坦納認為，海德格爾的意圖不是要被理解，而是要通過「感覺到的陌生感」被體驗。這是一種類似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holt Brecht）在他的戲劇中運用的「異化」（alienation）或疏離的效果，其目的是防止你變得入戲太深以及對熟悉事物的錯覺信以為真。海德格爾的語言會令你一直緊張不安，是動態、突兀的語言，有時會顯得荒誕，但總是很有力；在海德格爾作品的隨便一頁上，事物通常被展現為是在涌動或者推搡，被展現為被扔出去、點燃或打破。海德格爾承認，他這種寫作方式造成一些「尷尬」，但他認為，那是為了顛覆哲學史並把我們帶回到存在而付出的小代價。

就連——或者說尤其——在他最精妙的後期著作中，海德格爾也喜歡把自己想成一個謙卑的斯瓦比亞農民，在他的著作中又是劈又是砍。不過，他其實從來都不能算是平民的一員。從孩提時代起，他身上似乎就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東西。他害羞、瘦小、黑眼睛，長著一張乾癟的小嘴，而且一輩子都不習慣與人對視。然而，他對他人卻有一種神秘的影響力。1999年，在BBC的一次電視訪談中，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回憶說，當梅斯基爾希的一位老人被問到是否還記得小時候的馬丁·海德格爾時，那個人答覆道：

因此，或許我們可以把海德格爾想成是一位實驗性的小說家，或是一位詩人。不過，即使拒斥了傳統哲學的明晰品性，他仍堅持自己是一位哲學家，且他的語言中可並不僅僅是典雅或者好玩。他的意圖是顛覆人類思想，摧毀形而上學的歷史，並重新開創哲學。畢竟，總體目標是如此極端、如此暴力的話，那麼，對語言做一些小小的暴力改動，也該在預料之中。

「他那時候什麼樣？」

作為哲學的新起點，這個「哇！」本身其實也相當於一次大爆炸，而對胡塞爾來說，則是一次大怠慢。它意在告訴我們的是，胡塞爾和他的追隨者，是最不會對是/存在感到驚訝的人，因為他們已經撤到了自己那種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內省之中。他們早已忘記了那個我們所有人都時常要在其中碰壁受傷的殘酷現實。海德格爾在書里，禮貌地稱讚了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並用「飽含友誼與欽佩之情」的獻詞對他表示了感謝，但也明確地暗示道，頭腦是個充滿了不確定性和孤立性的地方，意向性本應把他們從中拯救出來才對，可現在胡塞爾和他那幫人卻迷失在自己的頭腦之中。醒醒吧，現象學家！還記得存在吧——在外面，在裏面，在你下面，在你上面，朝你壓上來。別忘了事物本身，別忘了你自己的存在！

那麼，我自身就將是途徑。不過，海德格爾再次強調說，這並不意味著我應該報名參加人類科學的課程，諸如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或社會學。這些「形而下的」（ontical）研究對本體論研究毫無貢獻。就像被胡塞爾的懸擱判斷清走的推測的殘骸一樣，它們也會用無關的概念來阻塞我們的探究，很可能只是在礙事。如果我想知道人是什麼，把他接在一台腦電圖掃描儀上測量腦電波或分析行為實例，並沒有什麼用。正如卡爾·雅斯貝爾斯從心理學轉向現象學，就是為了實踐「一種不同的思考方式」，海德格爾認為，存在問題一定是真正的哲學問題，要不然就什麼都不是。此外，這不應該用過去的哲學方法來研究，狹隘地盯在我們能知道什麼這種問題上。因此，一個新的新開端是必要的。

對於海德格爾來說，哲學家的第二大錯誤（僅次於對存在的遺忘）是討論每一事物時，彷彿它就是「現成在手狀態」。但這樣就把事物與我們大多數時候遇到它們的那種日常「操勞的」方式分開了，把它們變成了某位整天除了盯著東西看之外無事可做的不操勞主體的沉思對象。然後，我們還敢問為什麼哲學家似乎隔絕在日常生活之外！

為什麼有時候一顆釘子在鎚子下彎掉，會帶來與之極不相稱的沮喪感，並且讓你覺得一切都在和你對著干？海德格爾給我們一種不同的理解方式。借用一個來自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詩《差了有一英里》（As Bad as a Mile ）的例子，如果你朝垃圾桶丟一顆蘋果核，但沒丟進去，不僅會覺得惱火，因為你不得不站起來，從地板上重新拾起蘋果核，還可以讓一切都感覺很尷尬、可疑和不適。但是，只有在疑問與不適中，哲學才會出現。

這樣的例子經常在日常生活中突然發生。尼科爾森·貝克（Nicholson Baker）在小說《夾層廳》（The Mezzanine ）中，就曾精彩地從現象學角度描述過一個男人的午休時間。主人公系一根鞋帶時，鞋帶突然斷了，他默默地盯著手中的那截鞋帶，腦海中閃現了類似的事件：拉住線頭，想要打開一張創可貼，但線鬆掉了，沒有把紙扯開，或者使用訂書機的時候，訂書針沒有穿透紙頁，緊緊地在另一邊閉合，而是「彷彿沒有牙齒一樣咬了下去」，原來是沒有訂書針了。（我二十年前讀了這本書，不知為什麼，對這一小段描寫印https://read.99csw.com象非常深刻，現在每次發現訂書機里沒有針時，腦海里總會響起一聲「彷彿沒有牙齒一樣咬了下去」的抱怨。）

海德格爾的行為確實不光彩，但胡塞爾的期望也有些過了。他把海德格爾鑄造成下一代「迷你胡塞爾」的想法，一定很令人窒息吧。畢竟，他根本沒有什麼理由去認為海德格爾會死心塌地追隨他；那從來不是哲學發展的方式。事實上，一種哲學越具有革命性，就越可能引起反抗，原因恰恰就是它會設下巨大的挑戰。

訂書機沒訂書釘這樣的小事件，通常不會導致我們整個宇宙的坍塌。在跳過一個節拍之後，聯繫會被重新扭在一起，而我們繼續前行。但有時候，會發生一種更全面的失敗——一個空了的訂書機，很有可能變成我質疑自己整個職業生涯和人生道路的催化劑。

那麼，海德格爾想讓我們在《存在與時間》中感到驚奇的存在到底是什麼，而擁有存在的存在者又是什麼呢？

海德格爾舉了一個把一切都歸在一起的例子。我出去散步，發現岸邊有一條小船。對我來說，那條船有什麼樣的存在？它不可能「僅僅」是一個對象，是供我從某個抽象的觀察角度去沉思的「船這物」。相反，我遇見的這條船，可以是（1）潛在的有用事物，處在（2）一個有一系列這種事物的世界中，即便對我沒用，也（3）處在一種這條船顯然對別人有用的情境中。這條船一下子同時點亮了功用性、世界和共在。如果我想把它僅僅視為「對象」，也可以，但這樣就破壞了日常存在。

達沃斯會議結束幾個月之後，1929年7月24日，海德格爾在弗萊堡做了一場精彩的就職演說，演講的題目是「形而上學是什麼？」——薩特和波伏娃會在1931年看到這篇文章的譯本，不過並不理解它的意思。有很多人都前來聆聽這位大學新任教授的演講，胡塞爾這次也在其中。海德格爾還真沒讓人失望。「形而上學是什麼？」博得了滿堂彩，因為它不但包含了《存在與時間》中的重要觀點，還提出了一些新觀點。演講的開頭甚至聽起來像個冷笑話，讓人很難想象這是出自海德格爾之口：

動蕩時期的人們，渴望從哲學中獲得這種強大的、個人化的東西：這正是海德格爾獲得巨大影響力的一個原因。他的起點是穿著日常服裝的實在，但卻用克爾凱郭爾式的語氣談論著生命中最奇怪的經歷，談論一切開始發生可怕錯誤的時刻，甚至談論我們會面對的最嚴重的不公正——死亡的可能性——的時刻。許多人，即使在和平、穩定的時期，也都在生命中嘗過這類時刻的滋味。而在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隨著一戰後的一切都被拋入混亂和怨恨之中，幾乎每個人都有可能從海德格爾的視野中認出某些東西。

此在的影響同時令人不安又引人生趣。閱讀海德格爾時，你會感覺到（很多人都如此）你認出了他正在描述的某種經驗，會想說：「是的，那就是我！」但是此在這個詞本身卻會把你從這種解讀上引開，會迫使你繼續追問。單是養成說此在的習慣，你就已經走在去海德格爾那個世界的半路上了。這個術語非常重要，以至於英文譯者一般都會直接保留其德語形式；亨利·科賓（Henry Corbin）翻譯的一個早期法語節譯本中，把此在譯為了「人的實在」（réalité humaine），結果又增添了一層困擾。

即便他們開著惶恐的玩笑之時，海德格爾身邊的學生也很清楚，能目睹一種偉大的哲學逐漸發展起來，是他們的榮幸。整個20世紀20年代中期，在教授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或康德的課程時，海德格爾會把每一個文本扭轉為某種原創和不常見的解讀，直到讓學生感到以前的哲學家建立的整個體系可能會在他們頭腦中坍塌成碎片為止。漢娜·阿倫特總結道：「思想再次活了過來；被認為已經死去的昔日文化寶藏，正被迫開口說話……那兒有一位教師；人們或許能學著去思考。」

在馬堡的歲月里，埃爾芙麗德·海德格爾用一筆繼承來的錢，購買了托特瑙山的黑森林村莊外面的一塊地，那裡與弗萊堡相距29千米遠，俯瞰著有如馬蹄形般壯麗延伸的村莊與山谷。她設計了一座木瓦小屋，傍著小山坡建在了那塊空地上。這是她送給丈夫的一份禮物：全家人常常會一起去，但大多數時候，海德格爾都是在那裡獨自工作。那裡的景緻甚至比他小時候見過的還好，到處都是能幫助他思考的那種十字交錯的小道，而且跟現在一樣，那裡在白天雖然常常有滑雪者、雪橇愛好者和徒步旅行者光顧，但一到晚上，或是過了旺季，便會寂靜而安寧，高大的樹木看上去像是威嚴的成年人，正在注視著其間玩耍的人類。獨自待在那裡時，海德格爾會去滑雪、散步、生火、做簡單的飯、同農民鄰居交談，長時間坐在書桌前——用他在1925年時寫給阿倫特的信里的話來說就是——以一個男人在森林里伐木一樣的平靜節奏，筆耕不輟。

發現布倫塔諾的論文之時，海德格爾十八歲，住在他的家鄉梅斯基爾希，離弗萊堡不遠，但位於斯瓦比亞的多瑙河上游地區。這是一個安靜的天主教小鎮，聳立著一座極其誇張、地方風格濃郁的巴洛克教堂。與教堂冷峻的外表和小鎮周圍那肅穆的黑森林相比，教堂內部斑斕恣意的白色和金色，以及雲中的聖徒、天使和飛翔的小天使一起，帶給人一種欣喜的意外。

我傻傻地盯著壞掉的鎚子看了一會兒，或者，我沒有檢查一下電腦，而是生氣地衝著電腦瞪眼，猛戳它的按鍵。曾經的「當下上手狀態」翻轉為現在的「現成在手狀態」：被怒目而視的無用對象。海德格爾用一個朗朗上口的短語總結了這種更改后的狀態：das Nur-noch-vorhandensein eines Zuhandenen——「存在僅僅是現成在手狀態而不再是當下上手狀態」。

但坐在聽眾中間的胡塞爾，就沒那麼欣喜若狂了。他現在對海德格爾產生了最可怕的憂慮：他不再是門徒，而是成了一個怪物般的後代。不久之後，他寫信給一位同事說，他覺得有必要徹底拒斥海德格爾的研究。十八個月後，他在另一封信中再次回想起這一刻時，寫道：「我得出了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在哲學上，我與這種深刻的海德格爾學說毫無關係。」海德格爾的哲學，胡塞爾斷定，是那種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反對的哲學。這種哲學，他覺得自己有義務撲滅它，「讓它永無存在的可能」。

1924年，胡塞爾幫助海德格爾在離弗萊堡不遠的馬堡大學找到了一份帶薪的工作。他在那兒待了四年。到1928年，也就是三十九歲時，他返回弗萊堡——再次在胡塞爾的鼎力支持下——接替了胡塞爾退休后留下的教席空缺。回來是一種解脫：海德格爾在馬堡從未感到快樂，並把那裡稱作一個「迷霧的洞穴」（foggy hole），但這次經歷確實給他的事業提供了第一次大助力，而且那段時間里，他還在那兒跟學生漢娜·阿倫特發生了一段令人陶醉的婚外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