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國民收入的顯著增長並不意味著所有的階級都同樣地得益。普遍的繁榮所帶來的收益確緩緩地淌下來一些，但其大部分在頂層被吸收。例如，在大不列顛，1911 至1913年間，25歲以上的人中佔4.93 %的人擁有60％以上的財富。同樣，在普魯土，1911年時，3425人的平均財富為5321400馬克，而另外1608050人的平均財富卻為 23295馬克。這種差異意味著相應的生活方式的不一致。雖然窮人不再挨餓，但他們確住在擁擠的房屋裡，靠吃單調的食物過活，而且被限制在教堂或酒店裡尋求娛樂和休息。相形之下，中產階級實得起較好的住房和食物，能上戲院和參加音樂會，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充分的教育。在社會頂層，富人享有市內住宅和鄉間宅第，擁有藝術收藏品，能參加被廣泛宣揚的娛樂活動和去國外旅行；他們的生活方式幾乎是社會底層的群眾所不能理解的。英國後來的首相本傑明·迪斯累里曾在其小說《西比爾》中強調了這些階級的生活是多麼不同、多麼互不相關：

表6 歐洲移民的主要來源,1846-1932年

表7 歐洲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工業革命還引起對供給機器用的原料的需要。這些原料——黃麻、橡膠、石油和各種金屬——的大部分來自世界「未開化的」地區。在多數情況下，要充分地生產這些物品，就需要有大量的資本支出。這種投資如我們已知道的那樣，通常導致政治控制的強加。

這就是新帝國主義對殖民和附屬地的影響的性質。印度已用作這種影響的一個例證，但是，在其他地區，一般格局是相同的，只是自然地帶有一些地方的變化。這一格局應當記住，因為它說明了為什麼今日的世界被劃分成發達世界和不發達世界，為什麼這兩個世界的生活水平有著如此驚人的差異，為什麼不發達世界的人民在獲得政治獨立之後，其首要目標是成為發達世界——儘可能迅速地達到西方的經濟水平。

應該指出，鐵路和其他大項目如灌溉工程和港口設施是用英國資本換來的。換句話說，印度並不是必須待到它積聚起足夠的資本時才發展其經濟和增加其出口商品。因而，在這早期階段，印度的經濟發展因與英國的聯繫而得到促進。但是，重要的一點是，印度的經濟不僅受到促進，也得到重建，並在後一階段中歸於無效。英國的紡織品非常便宜，這時能通過鐵路網而分配到全國，從而，象在早一個世紀時使英國工匠破產那樣，無情地使土著工匠破產。不過，這兩種形勢之間有一個極其重要的不同之處。英國工匠到城市中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的工廠里去做工，印度工匠卻由於他們的城市裡沒有出現工廠而無處可去。英國人自然並不希望在印度建立一個相競爭的工業結構。他們喜歡印度的經濟補充他們自己的經濟，而不喜歡印度的經濟與他們自己的經濟競爭。因而，印度供應原料給英國，作為回報，印度得到製成品和建設項目所需的資本。

近年來，關於工業革命期間所產生的財富的分配問題，權威們的看法大相徑庭。一部分人相信，所有的階級都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得益，其他的人則堅持認為，少數人獲得了巨大的財富，而多數人卻在遭受無情的剝削，其生活水平不斷下降。

開始時，歐洲征服者肯定毫不遲疑地進行掠奪和徵收貢物。英國人在印度就曾這樣做過，就象西班牙人早先在墨西哥和秘魯所做的那樣。但是，經過這一最初的階段之後，歐洲的生氣勃勃的經濟開始以各種方式包圍和改變殖民地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如我們已知道的那樣，工業化的歐洲需要為它的剩餘資本和製造品獲得原料來源和市場。例如，英國曾用船把大量組織品和資本運到印度，資本主要是用於鋪築鐵路。到1890年，印度已鋪築了約1700O哩鐵路，大致與英國的鐵路網相等。但是，從1890至1911年，印度的鐵路網大約增加一倍，達33000哩，而在這同一時期中，英國的鐵路僅增加了300哩多一點。

繼比利時之後的是法國，不過，由於若干原因，其發展速度要怪得多。法國的煤、鐵資源的所在地相隔一定的距離，而且，1871 年，鐵資源豐富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割讓給德國，進一步削弱了法國的地位。法國工業傳統上專門生產極不適合機械化和大量生產的奢侈品。此外，勞動力供應受到限制，因為行會力量很強大，農民們又不願意離開土地，尤其是在革命期間分配土地之後。不過，工業化確逐漸影響了法國，特別是在法國北部——在阿爾薩斯- 洛林以及里爾、魯昂和巴黎的周圍地區。蒸汽機的數量從1815年的15台增加到1830年的625台、1871年的26146台和1910年的82238 台。1870年以後，工業化的發展速度最為迅速；1870年時，法國製成品的價值為50億法郎，而到1897年時，已增長到150億法郎。然而，事實仍舊是，到1914年，法國並未象比利時、英國或德國那樣徹底工業化。

有關諸強國與各種殖民地和附屬地之間的關係的詳細情況，將在後面幾章中加以考察。這裏的目的僅在於描述這些關係的一般格局。這一格局清楚地表明，到1914年，地球的大部分表面和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已受到歐洲少數國家以及俄國和美國的直接或間接的支配。這一發展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今天，在別世紀中葉，世界上的大部分混亂就是對這種歐洲霸權的不可避免的反應。

我們接著將考察這些主義，它們構成了歐洲的政治革命。了解這一革命對世界歷史來說，和了解工業革命一樣，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世界不僅受西方的棉織品、鐵路和銀行的影響，而且還受西方的思想、口號和政治制度的影響。

表5 實際工資的增長，1850—19rｅａd•９９ｃsｗ.ｃom13年（1913年=100）

工業革命以世界性的規模有效地利用了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使生產率的史無前例的增長成為可能。大不列顛首先受到這方面的影響，使其資本從1750 年的英幣50， 000萬鎊增長到1800年的150，000萬鎊、1833年的250，00O萬鎊和1865年的600，000萬鎊。在19世紀後半世紀中，整個世界都受到了不斷增長的生產率的影響。紐西蘭的羊毛、加拿大的小麥、緬甸的稻、馬來西亞的橡膠、孟加拉的黃麻以及西歐和美國東部的熱氣騰騰的工廠——所有這些資源都陷入了生氣勃勃的、不斷擴大的全球性經濟的網中。表4的數字表明了19世紀後半世紀中工業生產在歐洲和全世界發展的速度。

這是一種自然的、可理解的安排，但是，它深深地影響了印度人民。他們以往歷來是通過農業和手工業謀生。而這時，工匠須削價與競爭者搶生意，沒有可替換的生活來源。農民也不能不受到影響，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開始捲入為英國工廠生產黃麻和其他商品的過程中。這意味著他們不再僅僅供養他們自己和附近城鎮的人們。這時，他們已成為世界經濟的組成部分，受世界經濟的波動和危機的支配。歐洲還通過傳入醫學科學和種種衛生措施而從根本上影響了印度，因為醫學和衛生措施導致人口急劇增低這種情況早先在歐洲也發生過，但是，歐洲有數百萬人進入城市或去了海外，而印度人卻做不到這些。因此，最後結果是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受阻。

處理系統、保證充足的糧食供應以及預防和控制傳染病。因而，世界各地的城市以極快的速度發展，到1930年，它們已包括41，500萬人口即人學的五分之一。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巨大的社會變化，因為居住城市意味著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西方的許多國家如英國、比利時、德國和美國，到1914年時，已使它們的絕大多數人民生活在城市裡。 19世紀期間城市化的速度和範圍反映在表 3所列的數字中。

為什麼歐洲在19世紀後期的大擴張應被稱為新帝國主義呢？帝國主義畢竟不是什麼新的東西。如果將帝國主義定義為是「一個國家、國族或民族對其他類似的集團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政治或經濟的統治或控制」，那麼，帝國主義就同人類文明一樣古老。無疑，羅馬人是帝國主義的，因為他們征服了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和近東，並統治那些地區達數世紀之久。而且，在羅馬人之前和之後，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別的帝國為各種民族所征服。

不過，工業革命對工人階級的影響這一問題還有著另一方面。首先，議會的一些委員會僅僅調查了如採礦和紡織之類的工業；那些工業的情況是最糟的。證人們向委員會所提供的令人震驚的證言確以事實為根據，但是，那些事實並不適用於整個英國工業。而且，對於19 世紀初葉工人們的困境，必須從當時的而不是從現在的標準來看。實情是，這些工人原先所在的村莊在許多方面同城市一樣骯髒和顯得荒謬可笑。老鼠和虱子大批出沒于稻草褥子，風噓噓吹過薄薄的茅草屋頂和蹩腳地塗著灰泥的牆。鄉下做散工的人所得的報酬非常低，以致他們不斷地湧入新的工業城市。成千上萬的愛爾蘭人也渡海去新工廠做工。此外，在工業革命的這些較早的日子里，英國人口劇增——這一事實與通常的、未得到緩和的、造成衰弱的苦難情景是不相符的。完全有可能，這些早期工廠的多數工人比其祖先享有較高的實際收入。有位英國權威在1955年撰文總結道，「無論情況對於當時的勞動者來說變得較好還是較壞，誠實的觀察者們的意見是無法保持一致的。」

*大倫敦，÷大悉尼

工業革命還引起世界社會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城市從新石器時代起就有了；新石器時代時，農業的發明導致能供養城市中心的餘糧的產生。在以後數千年間，城市的規模取決於周圍地區所能生產的糧食的數量。因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都存在於流域地區和澇原如尼羅河流域、肥沃新月和黃河流域。隨著大規模的河上運輸和海上運輸的發展，城市能專門從事貿易和工業，因而，能使其人口增長到超過其農業內地的人口限度。

工業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這一歐化的主要原因。我們已經看到，生產率的增長和醫學的進步導致19 世紀歐洲人口的急劇增加。由此引起的人口壓力是通過海外遷移找到出路。鐵路和汽船有效地把大批大批的人運過海洋和大陸，而種種迫害進一步促進了遷移；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5年中，150萬猶太人從俄國逃往美國，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主要例子。這種種因素相結合，導致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遷移。每過去10年，人口遷移的潮流便有巨大的增長。19世紀20年代中，總共才14.5萬人離開歐洲，19世紀50年代中，有大約26O萬人離開歐洲，而在1900至1910年間，移民人數高達900萬，也就是每年有近一百萬移民。表6和表7說明了歐洲移民的來源和目的地。

對於蛋糕的體積增大所帶來的好處，人們沒有不同的意見。更確切地說，爭論集中在蛋糕該如何切開的問題上。諸殖民地民族已感覺到，過去，他們所得到的少於他們應得的份額。他們所得到的總的量已明顯增加，要不然，他們的日漸上升的人口就無法得到供養。例如，有位英國經濟學家指出，1949 年，在礦物豐富的北羅得西亞從事開礦的歐洲公司將他們的產品總共賣得8670萬英鎊。這筆錢中，他們花費在北羅得西亞的僅為1，250萬英鎊；這意味著，有三分之二的錢給轉移到國外。而且，花費在北羅得西亞的1250萬英鎊中，有410萬英鎊是支付給在那裡生活、工作的歐洲人。3670萬英鎊中，只有 200萬英鎊是給了在礦井裡幹活的非洲人。然而，這些工人平均一年得到41英鎊，而殖民地每個成年非洲人的平均收入是一年27英鎊。

不應該得出結論，說新帝國主義對於世界，甚至對於諸從屬殖民地民族，是十足的災難。按照歷史的觀點，新帝國主義無疑將被看作是世界的一大進步，正如工業革命是歐洲人的一大進步一樣。實際上，新帝國主義的歷史作用在於將工業革命推進到其邏輯上必然的結局——使工業國家即工業資本主義能以世界性的規模起作用。這導致了對世界物力人力資源的遠為廣泛、協調和有效的利用。無疑，當歐洲的資本和技術與不發達地區的原料和勞動力相結合、首次導致一個完整的世界經濟時，世界生產率無法估量地提高了。事實上，世界工業生產在1860至189O年間增加了三倍，在1860至1913年間增加了七倍。世界貿易的價值從1851年的64100萬英鎊上升到1880年的30240O萬英鎊、1900年的404500萬英鎊和1913年的784000萬英鎊。

這種建立在金錢基礎上的階級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歐洲政治的格局。在下一章中，我們將考察歐洲政治的詳細情況，但是，這裏應該指出，對經濟或階級的考察說明了為什麼富裕階級大體上更喜歡維持現狀，為什九-九-藏-書麼中產階級僅僅需要充分的政治改革，以使他們能參加政治生活，為什麼工人階級需要徹底的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以便在獲取工業革命的成果方面得到較公平的分配。更明確地說，富裕階級傾向於保守；中產階級傾向於自由主義；有政治覺悟的工人傾向於社會主義。應該補充說明，這種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主要屬於和平的或修正主義的種類範圍：雖然工人們對階級不平等不滿，但他們也讚賞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

表8 1914年時的海外殖民帝國（包括殖民地和不相鄰的領土）

這些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心理上的因素的最後結果，是導致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土地攫取，這種土地攫取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征服無法與之相比的。在1871 至1900年的30年間，英國使其帝國的土地增加425萬平方哩、人口增加 6，600萬，法國使其土地增加350萬平方哩、人口增加260O萬，俄國在亞洲增加了500萬平方哩土地和650萬人口，德國增加了5O萬平方哩土地和 1300萬人口。甚至小小的比利時也設法獲得了90萬平方哩土地和850萬居民。這些征服地加上原有的殖民地，產生一種奇怪的、前所未有的形勢：世界的一小部分地區統治了其餘地區。

工業革命不僅是美洲和澳大利亞被歐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歐洲龐大的殖民地結構在亞洲和非洲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這種帝國的營建在1763年出現巨大的殖民拓居地之後的數十年間穩步地進行著。確實，19世紀初葉，在英、法兩國的某些集團中存在著不少反帝國主義的情緒。自由貿易的擁護者認為殖民地僅具有極小的經濟價值，而英國與13個殖民地打交道的經歷似乎也為他們的意見提供了證據。然而，事實依舊是，英、法兩國在那數十年間繼續獲得屬地。例如，英國於1815年獲得開普殖民地和錫蘭，於1840年獲得紐西蘭，於1842年獲得香港，於1843年獲得納塔爾。同樣，法國在1830至1847年間征服阿爾及利亞，在 1858至1867年間征服交趾支那，此外，1862年時，還試圖在墨西哥得到一塊立足地，沒有成功。不過，這些獲得物與1870年以後營建帝國的巨大浪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870年以後，「新帝國主義」使地球的很大一部分表面成為歐洲少數強國的附屬物。

新帝國主義的源起並不完全是經濟性的；它也並不僅僅與工業革命有關。當時，還有其他種種因素在起作用。一個因素是，希望得到象在馬爾他和新加坡那樣的海軍戰略基地以加強國家安全。另一因素是，需要獲得另外的人力來源，就如法國人在北非所做的那樣。再一因素是傳教士的影響，他們在19 世紀中特別活躍。這些傳教士一直試圖使土著皈依，他們有時受到土著的虐待，甚至被殺死。雖然傳教士本身為了自己的事業起見，也許樂於容忍這樣的危險，以為是可接受的，但是，輿論時常要求反擊。因此，政府知道，可利用這類事件作為進行軍事干涉的借口。最後，社會達爾文主義及其生存鬥爭和適者生存的學說的流行，自然導致種族優勢的觀念和白人有「責任」統治世界上諸「劣等的」有色民族的觀念。傑出的帝國創立者塞西爾·羅得斯在這一問題上是十分坦率的。他說： 「我堅持認為，我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種族；在這世界上，我們居住的地方愈多，對人類就愈有利。如果有上帝的話，我想，它希望我做的是，在非洲英國人的地圖上，儘可能多地繪上紅色。」

1763 年以前的那一時期中，歐洲諸強國僅在亞洲和非洲擁有少數立足點，它們主要的佔有地是在南北美洲。1763年以後，它們從政治上控制了亞洲的大部分地區和幾乎整個的非洲。不過，在南北美洲，它們所能做到的比這要多得多。它們利用美洲的人口比較稀少，真正地使北美洲和南美洲歐化了。這一點在亞洲和非洲是辦不到的，因為那裡土著居民為數太多，而且已有高度的發展。但是，在南北美洲，尤其是在澳大利亞，歐洲人從各個方面——種族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方面——整個地移植了他們的文明。

新大陸在殖民和經濟方面的發展，也自然地導致歐洲文化九_九_藏_書的移植。誠然，文化在移植過程中發生變化。文化不僅被採納，也被改變。如今，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與大不列顛並不完全相同，拉丁美洲也不是伊比利亞半島的一個精確的複製品。然而，事實依舊是，語言基本上是相同的，雖然美國俚語使英國人著迷、陳舊的法屬加拿大方言使法國人好奇。宗教也是同樣的，儘管存在著營火復興會和摩門教信徒。文學、學校、報紙、政體——所有這一切都有著可以追溯到莢國、西班牙、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根源。

因此，我們看到，歐洲的控制不僅擴展到其遼闊的帝國，也伸展到同樣廣闊的附屬地區。事實上，投入附屬國的歐洲資本比投入殖民地的更多。這些投資通過各種手段和政治、經濟壓力——如：訓練當地軍隊的軍事代表團、監督並通常控制當地財政的金融代表團、給居住這些地區或在這些地區經商的歐洲人以專門特權的治外法權以及與治外法權有關的種種安排——而得到保護。如果必要的話，還始終有美洲的海軍陸戰隊或東半球的炮艦作為最後的一種手段。

然而，「新帝國主義」一詞是頗有道理的，因為這種19 世紀後期的歐洲擴張就它對殖民地和附屬地的影響而言，完全是前所未有的。雖然羅馬通過掠奪、通過收集主要以糧食為形式的貢物，簡單、直接地剝削其殖民地，但是，它的剝削並不特別地影響殖民地的經濟生活和結構。殖民地繼續以與過去相同的方式生產幾乎同樣的糧食和手工藝品。將這種帝國主義與後來侵擾並改造整塊整塊大陸的那種帝國主義相比，就象將一把鏟子與一台蒸汽挖掘機相比。傳統的帝國主義包含剝削，但不包含根本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貢物僅僅歸於某一統治集團而不歸於另一統治集團。相形之下，新帝國主義迫使被征服國家發生徹底的變他這與其說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不如說是西歐的生氣勃勃的工業主義對非洲和亞洲的靜止的、自給自足的農業政權的不可避免的影響。換句話說，歐洲的工業資本主義太複雜、太擴張主義了，不能說是與殖民地的一種簡單的貢物關係。

不過，從全球觀點看，相似之處顯得多於不同之處。阿拉伯諸民族在從它們地處中東的家鄉向西擴張期間，曾越過北非擴張到大西洋岸。今天，摩洛哥的文化不同於阿拉伯半島的文化之處，遠遠多於美國文化不同於英國文化之處或者巴西文化不同於葡萄牙文化之處。然而，摩洛哥現被看作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無疑地，它自己也這樣認為。在同樣意義上，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如今是歐洲世界的一部分。

當然，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也存在著某些並非起源於歐洲的文化。美洲的黑人保留了有著其非洲背景的某種殘餘物。倖存的諸土著民族，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促成了一種混合文化人們也不應忘記荒原的影響；它給歐洲移民及其風俗留下了難以去除的印記。所有這種種力量說明了為什麼紐約、墨爾本和多論多迥然不同於倫敦，為什麼布宜諾斯艾利斯、巴西利亞和墨西哥城迥然不同於馬德里。

在這些情況下，可以理解，諸殖民地民族對增長了的生產率或外國公司付給的工資，印象並不很深。他們印象較深的是自己的可憐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在與西方的生活水平相比較時。他們對於讓自己擔任干苦活者的角色這一點也很不滿；甚至在有著工業發展所需的人力物力資源的地區，也是如此。

工業革命還產生了剩餘資本，剩餘資本又致使各強國尋找殖民地作為其投資的去處。資本在國內積累得愈多，利潤降得愈低，對國外更有利可圖的投資市場的需要也就愈大。實際上，各強國，尤其是英國、法國和德國，對外國進行了大量的投資。例如英國，到1914 年，已在國外投資了40億英鎊，等於其國民財富總數的四分之一。那時，法國也已在國外投資了450億法郎，約合其國民財富的六分之一。德國雖然是後起者，一直將其大部分資本用於國內工業發展，但也在海外投資了220億至250億馬克，約合其國民財富的十五分之一。因而，到1914年，歐洲已成為世界的銀行家。在19世紀上半世紀，這些海外投資的大部分是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在白人的世界。但是，在19 世紀下半世紀，這些海外投資多半是在亞洲和非洲的非白人的、相對不穩固的國家。提供資本的成千上萬個私人小儲蓄者和一些大的金融組織自然為其資本的安全而憂慮。他們寧願在其投資所在的地區出現「文明的」行政管理，而且這種管理最好是由他們各自的政府來進行。如此，投入剩餘資本的需要促進了新帝國主義。

正是象這樣一類情況，驅使確西·比希·雪萊寫下他那革命的詩《給英國人民的歌》：

*去海外的有2,250,000人；到1914年移居亞洲俄國地區的有7000000人；從1927年至1939年，移居烏拉爾山脈、西伯利亞和遠東的有3,000,000人；從1927至1939年，移居中亞的有2,000,000人。從1939年起，俄國人自願和被迫地朝烏拉爾山脈以東地區的遷移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人口遷移。

顯然，在西方工人對工業資本主義的反應與殖民地民族對新帝國主義的反應之間，有著一個相似之處。兩者都對自己的命運不滿，而且，兩者都支持旨在引起根本變革的運動。但是，又有一個基本差別：諸殖民地民族並不反對自己民族的皇帝，而寧可說，反對外國統治者。因此，至少在最初階段，它們的反對運動並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學說——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尤其是民族主義。

表3 挑選出來的城市的人口（以千為單位）

工業革命對歐洲的另一影響，是使人口的前所未有的增長成為可能。儘管19世紀期間有數百萬歐洲人移居海外，1914年時歐洲大陸的人口卻是1750年時的三倍以上。這一人口|爆炸的原因在於經濟和醫學的進步。農業和工業生產率的大幅度增長，意味著在農、食、住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方面的生活資料的增長。俄國以西的歐洲大部分地區的飢荒已成為對過去的回憶。即使農作物歉收，新的運輸工具也保證了來自外界的充分供應。人口的增長還由於醫學的進步、由於採取了許多公共健康措施。雖然當時出生率很少增長甚至沒有增長，但死亡率卻因預防或治愈疾病而急劇下降。接種疫苗、隔離受傳染的病人、保護供水、掌握有關抗菌劑的知識——所有這一切都使西北歐的死亡率從1800 年至少每千人的30%降低到1914年每千人的15%左右。因而，歐洲的人口從1750年的14000萬急劇地上升到1800年的18800萬、1850 年的26600萬、1900年的40100萬和1914年的46300萬。歐洲的這一增長率比世界其他地區高得多，以致改變了世界的人口對比（見表 2）。

無疑，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存在著大量的剝削和社會分裂。佃農被逐出家園，織布工和其他手工業者由於新的機制商品的不可抵抗的競爭而被掃除。這些人同別的和他們一樣的人一起，面臨著遷居城市、尋找工作、適應不熟悉的環境及陌生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嚴峻考驗。他們沒有土地、住宅、工具和資本，完全依靠他們的僱主。總之，他們成為純粹的雇傭勞動者，除了自己的勞動力外，沒有什麼可提供。

表4 工業生產的上升（1913年-100）

工業革命對歐洲的一個影響是改變了資本主義的性質、我們早先已提到，商業革命造成了商業資本主義；之所以稱為商業資本主義，是因為商業比農業或工業更多地受到了資本主義組織形式的影響。同樣地，工業革命在177O 至1870年的第一階段中造成了工業資本主義。這意味著，工業愈來愈建立在一個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並正在逐步控制經濟生活。1870年以後，在工業革命的第二階段中，經濟組織的主要形式又發生另一變化，這一次是出現了金融資本主義。這種新形式的突出的特點表現在投資銀行家方面；投資銀行家開始成為在經濟事業中居支配地位的人物。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工業生產正在達到非常巨大的規模，以致公司無法籌集到必需的資金。在多數情況下，要完成大批定貨，就需要有信用貸款以購買原料和支付工資。同樣，如果得不到貸款，工廠的擴大或現代化往往就無法實現。這時，銀行通過提供由大批儲戶和投資者的資產彙集而成的資本，滿足了這些金融需求。這樣做時，銀行能控制許多公司，並能通過對有表決權股進行少量投資而維持自己的控制。因而，金融家開始在對經濟生活的決定性控制方面取代了實業家。或者，換句話說，金融資本主義代替了工業資本主義。

不過https://read.99csw.com，工業革命所引起的近代世界範圍的城市化要重要得多。由於工廠系統取代了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大批的人湧入新的工業中心。巨大的新的城市人口因為能從世界各地取得糧食而得到供養。技術和醫學上的進步使有可能消除以前曾大批害死城市居民的瘟疫，甚至有可能使城市生活較可忍受、較合意。這些進步中較重要的包括：充分供應潔凈的水、改善集中式排水系統和垃圾

以上僅僅1920至1932年間。

當他們找到工作時，他們發現工作時間很長，16 小時工作日決不是罕見的。當工人們最後爭取到分兩班輪換的12小時工作制時，他們把這一改變看作是一件幸事。如果僅僅是工作時間漫長，原本可以忍受，因為他們的工作時間並不比實行家庭包工制時在家裡工作的時間更長久。但是，在變得習慣於工廠的紀律和管理機器的單調方面，遇上了真正的困苦。工人們隨著工廠汽笛的鳴聲而上、下班。他們必須跟上機器的運轉，並始終處於老是在場的監工的嚴格監督下。工作是單調乏昧的——拉控制桿、刷去污物、接上斷線。僱主自然把他們的工資帳單看作是一筆應該儘可能降低的開支。因而，他們中的許多人。尤其是紡織工業中的，更喜歡雇傭婦女和孩子，因為婦女和孩子願意接受較低的工資，而且更服從命令。對婦女和童工勞動的剝削達到了很大的規模，以致議會的許多委員會在進行調查時發現了種種令人震驚的情況。1842年，有位名叫薩拉·古德的8歲的女孩向阿什利勛爵的礦山委員會提供了如下證言：

1885 年以前，大部分移民來自北歐和西歐；那時以後，多數移民來自南歐和東歐。一般說來，英國移民前往英帝國的自治領和美國；義大利人前往美國和拉丁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前往拉丁美洲；德國人前往美國，其中還有小部分人前往阿根廷和巴西。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這種極其巨大的遷移的意義在於：除很大一部分人湧入亞洲俄國地區和一小部分人慢慢流入南非外，遷移的目標是完全對著美洲和大洋洲的。結果，北美洲和澳大利亞在種族方面幾乎完全歐化。雖然南美洲的印第安居民設法活下去，但倖存下來的只是少數。換句話說，1763年之前這一時期中的殖民地分枝，在19世紀期間已成為與舊歐洲相併排的若干新歐洲。

一旦工業革命開始傳播，某些因素就決定了傳播的方式。自然資源、尤其是鋼鐵的充分供應和不受行會限制或封建義務妨礙的、自由的流動勞動人口，是非常重要的。比利時滿足了這兩方面的要求，因此，成為歐洲大陸上第一個有待工業化的國家。這一過程在1830 年以前開始，進行得非常迅速，到1870年，大多數比利時人已居住在城市，直接依靠工業或貿易過活。早在1830年，比利時每年就生產600萬噸煤，而到 1913年，這數字已上升到2300萬噸。不過，工業的其他部門也發展得非常迅速，所以，從1840年起，比利時必須從英國進口煤。

雖然我們不能肯定工業革命在 18紀世後期和 19世紀初葉對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的影響，但我們完全確信，在19世紀後半世紀中，生活水平大大上升。生產率的大幅度增長和巨大的海外投資所帶來的利潤一起，漸漸地甚至使西歐的下層階級也得到了利益。「飢餓的四十年代」中，失業造成了大量的苦難，但那時以後，西歐的工人享有普遍的繁榮和不斷上升的生活水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表5的數字表明，1850至1913年間，英國和法國的實際工資幾乎增加了1倍。

為了說明經濟組織方面的這一變化，我們可以把福特汽車公司作為工業資本主義的一個例子。實際上，這一公司在20 世紀初是反常的事物，因為它是在金融資本主義居支配地位的一個時期里興旺起來的。但是，重要的一點在於，亨利·福特能從其異常巨大的、穩定持續的利潤中獲得他所需要的資本，因而，無須依靠銀行。與獨立存在的福特汽車公司相反，創辦於1901年的巨大的美國鋼鐵公司正象是鋼鐵企業家安德魯·卡內基的創造物一樣，也是銀行家J·P·摩根的創造物。

到1914 年時，歐洲其他幾個國家也已發展了巨大的工業，其中最重要的國家是俄國、奧匈帝國和義大利。在海外國家中，美國已以非凡的速度前進，而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也取得了明顯的進步。尤其是美國，憑藉前面提到的獨特的有利條件，到20世紀初已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強國。例如，在鋼鐵生產方面，1910年時，美國生產26512000公噸鋼，而其最勢均力敵的競爭者德國則生產13698000公噸鋼；在煤的生產方面，美國的產量是61700萬公噸，而居於第二位的大不列顛的產量則為29200萬公噸。

殖民地可以作為數量日漸增多的製成品的市場；從獲取殖民地的不斷增長的慾望中，可以看出新帝國主義與工業革命之間的密切聯繫。19世紀期間開始工業化的幾個歐洲國家和海外國家很快就在互相爭奪市場，並在這過程中，提高各自的關稅，以抵制別國的產品。不久，有人主張，每個工業化國家都應當擁有能夠為其製造商提供「不受外國競爭影響的市場」的殖民地。1898年，共和党參議員艾伯特·J·貝弗里奇就這種看法向波士頓的一群商人作了頗有代表性的說明：

19 世紀期間，工業革命從英國逐漸傳播到歐洲大陸甚至世界的非歐洲部分。起初，在傳播方面存在著各種障礙。英國有條法律禁止出口機械，歐洲大陸的形勢也無助於工業化，這尤其是因為行會的力量以及與獨立戰爭和拿破崙戰爭相聯繫的動亂。但是，戰爭於1815年結束，英國的那條法律也於1825年被廢除。很快，19 世紀30年代在英國開始的敷設鐵路熱影響到歐洲大陸。此外，在這個時候，英國實業家正在積累剩餘資本和尋找向大陸投資的機會。到 1830年，僅僅法國就僱用了15000至 20000名英國工人來操縱新機器。

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不但在種族上，而且在經濟上被歐化。1763 年以前，這些大陸上的歐洲殖民地主要限制在沿海一帶。但在後一世紀中，大陸的內地被橫越。工業革命通過提供必需的機械和技術，使由陸路侵入成為可能。如果沒有從海岸導向內地的道路、沒有連接河道的運河、沒有橫跨大陸的鐵路和電報、沒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沒有能割除大草原草皮的農業機械、沒有徵服諸土著民族的連發槍，荒野原是不可能被征服的。這些征服大陸的廣闊區域用的機械裝置對拉丁美洲人和澳大利亞人來說，如同對於美洲邊疆居民一樣，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有個阿根廷人曾在1878年撰文評論道：「『印第安』野蠻人的軍事力量被完全摧毀，因為雷明頓已使他們認識到，一支軍隊能越過整個南美大草原，使地面上蓋滿敢於反對它的人們的屍體。」

德國的工業化方式截然不同於法國。由於政治上不統一、交通工具不良、行會強大以及其他種種原因，德國開始時發展速度很慢。但是，1871 年以後，德國工業以巨人般步伐前進，使歐洲其他所有的經濟。包括英國的經濟，都落後了。1871年，德意志帝國的建立，促成了這一驚人的進步。同時，阿爾薩斯-格林地區的獲得，使德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又增加了寶貴的鐵儲備物。德國還佔有這樣的優勢：一開始就擁有比英國較陳舊的設備更有效的新式機械。而且，德國政府還通過建立運河網和鐵路網、必要時提供關稅保護和津貼以及制定能培養出一連串馴練有素的科學家和技|師的有效的教育制度，提供了巨大的幫助。這些因素使德國到1914年時能在鋼鐵、化學和電力工業方面超過歐洲其他所有的國家，能在採煤和紡織工業方面跟隨英國之後。1914年，德國工業中的工人人數上升為總勞動力的五分之二，而農業中的勞動者人數則下降為總勞動力的三分之一。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到1914年，工業革命已從它在不列顛群島的最早的中心地大大地向外傳播。實際上，這一傳播已達到如此巨大的規模，以致英國這時不僅面臨可怕的競爭，而且已為另外兩個國家——德國和美國所超過。表1列舉的各強國是按照它們在工業生產方面的次序排列的，它表明了在世界的工業均勢方面所發生的變化。

表2 世界的人口估計數

表1

工業化的歐洲強國不僅完全地擁有這些巨大的殖民地。而且還控制了那些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被實際共容的、經濟和軍事上軟弱的地區。中國、奧斯曼帝國和波斯就是例證；它們名義上都是獨立的，但實際上，卻經常遭到掠奪、蒙受恥辱、受到強國以直接和間接的種種方式進行的控制。拉丁美洲也是各強國的經濟附屬物，只是在這一地區，歐洲的軍事行動因門羅主義而遭受挫折。不過，門羅主義並不妨礙美國海軍陸戰隊為「恢復法律和秩序」而一再進行的武裝干涉。大俄羅斯帝國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歐的經濟控制，但其時，沙皇政權的軍事力量是很強大的，足以阻止外來的經濟影響擴展到其他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