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談到全書的結構，吉本雖然在1764年決定要寫羅馬史，但一切還停留在思考層面，等到1770年父親死後，自己從國民軍退役，才有充分的時間來從事這一艱巨的工作。後來他在自傳里提到撰寫第一卷的狀況，開始時只是最初的構想，甚至連全書的名稱、陳述的範圍、寫作的深度、各章的區分和資料的運用，都沒有著落，只有暗中摸索，點點滴滴累積而成。等到完成第一卷以後，他在序言里提到，要將羅馬帝國的衰亡過程，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0年至476年，即馬可·安東尼去世至西羅馬帝國滅亡為止；第二階段為527年至800年，查士丁尼復興東羅馬帝國到查理大帝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第三階段為9世紀初東羅馬的恢復國勢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為土耳其人攻陷為止。

英國政治家和軍事家鮮有未讀過此書者，丘吉爾研究更為精到，在演說和著作中經常引用其中警語和辭句，也因此培養出開闊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懷，體認到歐洲的重心就是地中海，而通過此海域的交通線就是大英帝國的生命線，能掌握此一地區，才能獲得國防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出任海軍部長，力主英軍進入地中海，在土耳其登陸，控制達達尼爾海峽，直取巴爾幹半島而拊德國側背，可惜因加利波利會戰和蘇弗拉灣會戰失利而功敗垂成。到了第二次大戰，丘吉爾出任首相，更是念念不忘地中海，即使德軍氣焰衝天，仍能固守直布羅陀、馬爾他島和蘇伊士運河，後來發起北非作戰，再進攻西西里及義大利，直取歐洲柔弱之下腹部。凡此政略和戰略思想的形成，莫不受到精讀《羅馬帝國衰亡史》之影響。20世紀末葉又興起研究吉本著作的風氣，分別從不同角度對羅馬帝國的衰亡，作更深入的探討和剖析，尤其是蘇聯解體和中東衝突這兩個重大問題，更是與吉本的歷史觀極為吻合，可以想見此一總領風騷的歷史學家，在21世紀將更引人注目。

所以就這方面來說，羅馬帝國滅亡，歐洲分裂為許多獨立的國家，相互之間發生互動的關係，人民和民族才能真正獲得自由的權利。

吉本在1779年針對似是而非的攻訐，寫了一篇《〈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十五章和十六章若干文段的答辯》，取得社會人士乃至神職教士的諒解，然而有人依舊詬詈不休，吉本只能置之不理；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學術界給予很高的評價，教會當局還是保持反對的態度，尤其在「神跡和殉教」方面，爭議更多；等到最後三卷出版，還是引起強烈的譴責，視吉本為洪水猛獸，對他的私生活和獨身未婚，進行毒惡的人身攻擊，說他的人品如同他的作品，集荒淫無恥之大成，直至19世紀中葉，批評仍未中止。自古以來文人學者，如吉本那樣遭受長達百年的責難者，實在少見。

自進入19世紀以後，英國和歐洲大陸的一般讀者和文人學者，不像宗教界那樣滿懷偏見、思想狹隘，他們已將吉本譽為文明進步的先驅人物。尤其是近代歷史學的發展，在吉本所擅長的「全觀歷史」領域，有著極大的進展，無論是經濟史觀、社會史觀還是文化史觀，都已經產生了萌芽。貨幣、銘文和考古學的研究，配合歷史的背景獲得前所未有的收穫，尤其是史料的科學鑒定，嚴格要求的程度實非吉本時代所能想象。或許因為200年來知識的累積和進步，吉本的著作在史料的運用和文物的考證方面，已無法達到現代所訂定的標準，但是吉本仍能掌握他那個時代的脈動，成為史學繼往開來的導師。

雖然篡位擁立已成風氣，但皇帝和元老院的爭權，並未因而緩和，反而勢成水火變本加厲，羅馬的內戰是結束共和走向君主專制政體的必然過程，使得早期共和國的民兵，成為私有化和職業化的軍隊，皇帝掌握武力就能壓制元老院。羅馬版圖停止擴張，這是帝國式微的先兆。羅馬帝國曾以分裂的手段征服各國，後來勢力強大的蠻族記取教訓，聯合起來攻擊邊區。帝國基於防衛和安全的要求，大幅提升軍人的威望和軍方的權力，統兵將領可以被擁立為帝，貴族統治變成武力統治，在這種交互的惡性循環之下，造成歷史上第三世紀戰亂頻仍、軍權至上的局面。

本書結構堂皇，文辭莊嚴，內容錯綜複雜，經緯萬端，絕非一篇導言可盡其萬一，最後還是引用吉本在末章的回顧，來終結全書發展的路徑：

1755年他的父親娶多羅西亞·巴頓為妻，特別來信告知，並提到當年多虧了這位女士推薦的醫生，才治好小愛德華的病。從此吉本和繼母之間相處九*九*藏*書融洽，他曾在日記里寫道：「我非常敬愛她，一直把她當成一位同伴，一位朋友和一位母親。」

回顧羅馬歷史，皇帝的好善為惡都趨向極端，共和國滅亡后，奧古斯都之後的幾位皇帝，像提比略的睚眥必報、卡利古拉的狂暴殺戮、克勞狄的萎靡軟弱、尼祿的放蕩殘酷、維特里烏斯的縱慾逸行和圖密善的怯懦無情，在他們統治下，羅馬人過著生不如死的生活，無法逃脫壓迫者的魔掌，所以他特別提到君主專制的可怕，令人不寒而慄：

吉本離開英國的主因是宗教，來到瑞士一年半后，他經過深思熟慮，終於放棄天主教，1754年聖誕節公開回皈基督教新教。後來，他在自傳中提到這件事，有點避重就輕地說道：「我在洛桑時，終止對宗教的探索，虔誠默信天主教和新教共同認可的信條和教義。」他承認帕維拉爾的開導解開了自己心中的疑慮，主要還是經由自我反省，認識到《聖經》記載的神跡無法為人類的感官所接受。從此宗教問題帶來的困惑迎刃而解，隨著對哲學和自然科學的認知，以及理性主義世界觀的形成，接受法國啟蒙哲學家採取自然神論的立場，否定「君權神授」的政治觀念，從而掌握《羅馬帝國衰亡史》的重點，不遺餘力反對基督教的經典、教義、體系和信條。

吉本在自傳中提到身體在1751年突然轉好，於是他的父親老愛德華決定將他以自費生的名義，送入牛津大學的莫德林學院。1752年4月，吉本到校，他的學識讓教授感到驚奇，但是在其他方面則一竅不通。這時他學習的重點在「世界史觀」，盡情閱讀校中有關阿拉伯、波斯、猶太、蒙古和突厥的歷史著作。未過多久，他對牛津的教育方式感到不滿，失去學習的興趣，他的導師「只記得束脩，不願負責任」，對他的研究項目根本無力指導，在完全放任的狀況下，吉本經常逃課出遊，校方根本不管。

羅馬歷史學家佐西穆斯認為基督教是羅馬衰亡的主要原因，他說道：

《羅馬帝國衰亡史》全書的主旨，在於提綱挈領說明羅馬帝國1300年的衰亡過程，至於衰亡的原因，就公元4世紀羅馬歷史家馬塞利努斯的說法，是傳統的絕滅和道德的淪亡，也是喪失共和國精神的必然後果。還有就是公元5世紀的希臘歷史家佐西穆斯的論點：羅馬衰亡的原因在於棄絕傳統神明，接受基督教義。聖奧古斯丁則有不同的看法，他在羅馬陷落之後所寫的《上帝之城》里提到：

他原來只想寫羅馬城的衰頹，就像聖奧古斯丁聽到羅馬被阿拉里克攻破時，寫出《上帝之城》那樣，無意把整個帝國包括在內，但後來他的閱讀範圍擴大，思想領域更為廣闊，決定將羅馬帝國作為敘述的對象，又過了些時日，才真正開始這項工作。他不無感慨說道：「我逐漸由期望進到構想，從構想進到計劃，從計劃而正式寫作，哪裡會想到最後會完成6厚冊，花費了20年的歲月!」

他父親得知消息后極為憤怒，一則大學無法容許改宗行為，勢必離校；再則按當時規定，吉本會失去在政府機構供職的資格。於是老愛德華採取補救措施，為了不中斷教育，便將兒子送到瑞士的洛桑，寄宿在加爾文派牧師丹尼爾·帕維拉爾家中。

愛德華·吉本（1737～1794 A.D.）是18世紀英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運用淵博的學識素養和啟蒙時代的哲學理想，寫出英國最重要的一部歷史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從公元2世紀一直敘述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博大雄偉的史觀加上優美典雅的風格，不僅是學術名著，更是文學傑作，200年來傲視西方史學界，要是與我國的史書相比，譽之為歐洲的《史記》和《漢書》亦不為過。

由於對文學的鑽研，吉本不僅擴大了知識的範圍和深度，也養成一生為文簡練精確的風格。後來他在自傳里提到，「我的教育能有成果，是幸運之舟正好擱淺在萊芒湖岸」，並且推崇帕維拉爾是「心靈和知識的再生之父」。他在洛桑認識很多當地的知識分子，廣泛討論有關法律、政治和宗教等問題，對於法國啟蒙哲學的著作進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孟德斯鳩、洛克、盧梭和伏爾泰等人的著作，涉獵的範圍包括歷史、哲學、詩歌、戲劇、小說、神學和形上學等，這使得吉本的眼界開闊，能夠走在時代的尖端；同時，當伏爾泰在洛桑居停時，吉本有幸前往拜會，相談甚歡，要說吉本不受他的影響似乎是無法想象的事，吉本不僅從他的作品中汲取自由主義的精義，更對宗教迫害和宗教偏執造成的恐怖、政府與教會的狼狽為奸、戰爭的消耗與損失、迷信行為的荒謬等，進行無情的批判和指責。

吉本主要著作有：《論文學研究》（1761年）；與戴弗登合著之《英九九藏書國文學評論》兩卷（1768年）；《維吉爾史詩〈埃涅阿斯紀〉第六卷之評述》（1770年）；《羅馬帝國衰亡史》六卷（1776～1788年）；《〈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若干文段的答辯》（1779年）；雪菲爾勛爵編《吉本文選》（1795年）；雪菲爾勛爵編《生活與寫作》（1827年）；D. M. 羅編《日記》（1929年）；普洛則羅編《私人書信集》（1896年）；波納德編《我的一生》（1966年）。

吉本的論點倒是綜合這幾位歷史家的說法，所以他特別指出：

雖然吉本藉著諾斯替教派之口說出這段話，但其實等於就是他對基督教基本教義所持的觀點，難怪會使教會和信徒勃然大怒。此外吉本對宗教迫害的殉教、神跡和聖徒、教階制度、聖職買賣、贖罪原則以及宗教法庭，無不大力抨擊，尤其對天主教在中世紀的作為指責極為嚴厲：

1764年4月，吉本與吉斯離開洛桑，越過阿爾卑斯山前往義大利，整個夏季都在佛羅倫薩，秋天到羅馬，再到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但是整個旅行因吉本的財務發生問題而中斷，他於1765年6月回到英國。吉本在1793年出版自傳《我的一生》里，提到他寫作《羅馬帝國衰亡史》的起因和動機：「1764年10月15日黃昏時分，我坐在羅馬卡皮托山的古迹里沉思默想，聽到神廟中傳來赤足僧侶的晚禱聲。我要為這座名城寫一本書的念頭，開始在我的內心醞釀成形。」

18世紀以來，大不列顛成為治羅馬史的重鎮，可以說是名家輩出，較之義大利本國及法國、德國、奧地利和西班牙等國，居於領導的地位，這固然是有深厚的歷史淵源，也可說是英雄相惜所致，而吉本開個人研究的先河，創造光輝的成就，當然會引起後生小子的效法。等到19世紀以後，科學的驗證風氣遍及歐洲的史學界，但是英國在吉本的影響下，歷史與文學仍然相輔相成，史學家堅持淵博的學術風格和客觀的專業立場，還要講究文體的簡潔、明晰和優雅。

《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出版后，獲得英國文人學者讚譽，如亞當·弗格森、約瑟夫·沃頓、賀拉斯·沃波爾等人撰文稱許，並向社會大眾推薦。他的老友休謨來通道賀，譽為「十載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但也特別提出警告：「我拜讀大作，擔心敘述早期教會之最後兩章，會引起軒然大|波，期能妥善自處，帶來困擾和疑慮已不可免，恐怕會引起更多謠言和煩惱。」果如休謨所料，吉本很快受到理查德·沃森、亨利·戴維斯和約瑟夫·米爾納等人大力抨擊，指責的重點有二：一是沿用自古以來無信仰者對教會惡意攻擊的模式，嘩眾取寵，了無新意；二是別具用心，選用不實資料，篡改歷史文獻，喪失公正的學術立場。

20世紀有兩個大國步羅馬帝國的後塵，相繼崩潰。大英帝國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國勢陵夷，強權地位為美蘇取代，相形之下只能黯然嘆息。回顧大英帝國之衰落，並非像羅馬帝國那樣時日漫長、因素複雜，簡而言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當19世紀末葉，歐洲列強勢力之強大，舉世無可匹敵，運用帝國主義的手段，欺壓弱小民族，如果不是自相殘殺，哪有亞洲和非洲翻身之餘地？蘇聯也在1990年代突然瓦解，事出意料之外，真是令人不敢置信，傾覆的外在因素，是美蘇軍備競賽造成經濟的極度惡化，內在因素是政府的腐敗和民族主義的興起。可見偉大帝國的衰敗過程雖不盡相同，如同有機體或宇宙一樣，死亡的結局完全類似。一個帝國解體，產生很多新興國家，像是浴火的鳳凰，帶來新的生命。

吉本的寫作過程的確是艱苦備嘗，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學基礎，又能克服語文的隔閡和困擾，從他的註釋中可以看出：直接引用的歷史資料，從古希臘和羅馬到18世紀的作家，有290餘人，書籍凡800餘種，有數千冊之多，除此以外間接有關的材料，像是各種地方志、編年記、法典、地圖、碑文、銘刻、獎章、錢幣等，無不在搜集之列。他對資料的要求是實事求是，正確無誤，不|穿鑿附會，不自以為是，真是做到「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程度，同時力求辭章的典雅和文字的優美，並且以簡潔明晰為尚，全書的文章富於理性之美，氣勢博大雄渾，如江河之滔滔不絕。第一卷問世后，各方的讚頌紛至，推許為歷史名著，也是文學傑作，等到20世紀以後，學者一致認為他已文勝於史。

吉本的父親在1770年去世，他過了兩年繁忙的事業生活，在倫敦卡文迪許廣場定居下來，專心從事寫作。同時他也廣泛參加各種應酬交際，認識了許多文人學者，成為著名文藝沙龍的會員，1775年入選文會，與雷諾茲和約翰遜交往甚密。由於吉本的父親曾任彼得菲爾德的下議員，所以他能獲得政治上的人脈，在1774年和1781年當選下議員進入國會，其時正值北美獨立戰爭，他的政治立場是維持英國利益，反對殖民地獨立。同時他也是諾思爵士熱心的支持者，儘力推動組閣事宜，雖然他在下議院待了八年的時間，一直默默工作，對各項立法和政策的考量，都極為正確而周詳，但是他生性保守不善言辭，始終不願公開發表言論，以致在政治方面無法一展長才。不過，卻得到首相諾思爵士的賞識，擔任貿易和殖民委員會的委員，年薪高達750英鎊，使他能過上優渥的生活。

剎那之間，吉本的精神與羅馬合而為一，從1771年開始撰寫，到1787年完成。由心靈的體會，進而貫徹力行，將羅馬名城的頹毀，擴展到整個帝國的覆滅。在人類文明史上，誕生了一部萬古常新、獨領風騷的歷史名著。

說實話，羅馬無法同化日耳曼人和薩爾馬提亞人，是導致滅亡的主要因素，這個任務已超出能力。等到圖拉真要用金錢補助薩爾馬提亞人以獲得和平時，這是羅馬衰亡的開始。當奧勒良將上千日耳曼人遷入帝國定居時，官兵均由蠻族組成，進而蠻族將領成為皇帝，不必等待阿拉里克和阿提拉攻入羅馬，帝國早已淪入蠻族手中。

從1758年到1763年，吉本過著鄉紳的生活，不是陪父親參加各種宴會和打獵，就是在倫敦的文藝沙龍消磨時間，雖然讀了很多書，但年屆而立仍然一事無成，靠著父親資助度日。他在七年戰爭期間，加入南漢普郡民兵部隊，授上尉官階，恪盡職責。從1760年到1762年，他在軍中服役兩年，各種讀書研究因而中斷，但是也認識了許多令他終身受益的朋友，到1768年他又申請恢復軍職，並升任少校，最後在1770年以中校軍階退役。後來他說過，軍旅生涯的經驗對他成為歷史學家有很大的助益，尤其是這段時間，他利用空閑完成了兩本作品。

但在完成全書六卷后，很明顯地看出分為兩個部分，前三卷涵蓋的時間與第一階段相同，約為300年，而後三卷則包括他在序言所提的第二和第三兩個階段，涵蓋的時間將近1000年。尤其第四卷的時間不過百余年，與前三卷概等；到第五卷和第六卷自希拉克略王朝建立，直到東羅馬的滅亡，則包括800年的時間，重大事件與前四卷相比，則占的篇幅較小，記述也較為簡單，但是有許多最膾炙人口的章節，像查理曼大帝的加冕、政教之爭、伊斯蘭教的興起和對外征戰、十字軍東征、羅馬法律的演進等，比前部毫不遜色，尤其最後描述君士坦丁堡被圍及陷落的生動情節，讓人低首沉思有不勝唏噓之感。

全書的主題可以分為三個重點：第一是文明社會，也就是羅馬帝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生活等各方面的綜合研究，可以細分為帝國的擴張與防衛、元老院和皇帝權力之爭、軍人干政、自由權利、經濟問題等項目；第二是蠻族入侵，包括蠻族之區分、入侵的方式和時程、重大戰爭的影響等項目；第三是宗教信仰，主要是討論基督教的建立、發展的過程、異端和分裂、政教爭執、伊斯蘭教興起和十字軍東征等。

吉本很早就從事寫作，開始是在文學領域，居留瑞士期間，學習法文的同時也研究啟蒙哲學，深感當代法國文人對希臘和羅馬古典文學的忽視。1755年他將西塞羅的作品譯為法文，接著花了兩年時間，用法文寫成《論文學研究》，於1761年出版，這是他第一部作品，在歐洲大陸深獲好評，但本國則無人問津。他在這本書里特別提到具備哲學風格的歷史學家，認為「哲學家不一定是歷史家，而歷史學家不管怎麼說，要盡量做一個哲學家」。他主張哲學的歷史觀：第一，強調以俗世為歷史的焦點，人性重於神性；第二，排斥個人英雄主義，群體的需要決定一切；第三，力主人類社會的矛盾現象是常態；這也決定了他後來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一貫立場。1770年吉本匿名出版《維吉爾史詩〈埃涅阿斯紀〉第六卷之評述》，史詩共十二卷，其中第六卷描寫埃涅阿斯到地府尋求未來前程的神諭，得知羅馬自開始對外征服到愷撒為止的歷史，所負神的使命為維護世界和平與正義。當時權勢極大的沃伯頓大主教站在基督教神學的立場，對維吉爾的史詩加以歪曲和譏諷，雖然文人學者對其側目而視，他也都置之不理。吉本卻出版本書向沃伯頓的權威發起挑戰，也可看出他具有初生牛犢的道德勇氣。

從這裏我們知道，一個偉大的文明國家之所以滅亡並非因為外力的摧毀，而是內部的腐蝕，所以羅馬帝國衰亡的基本原因，在於人口的減少、風氣的敗壞、階級的鬥爭、商業的敗落、專制的政體、繁重的稅賦和連年的戰爭。但是因為有羅馬帝國的衰亡，才有歐洲民族國家的出現，這兩者之間，其實是相互關聯的。

《羅馬reａd•９9ｃsw•ｃom帝國衰亡史》以四開本六卷分三次出版：首次是在1776年2月，出版了第一卷；第二次是在1781年3月，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第三次是在1788年5月，出版了第四、第五、第六卷。吉本生前曾多次校勘，死前已完成全書的訂正，再版時已修正很多錯誤。在19世紀出了很多不同版本，以伯里在1896年至1900年，根據吉本三種不同原版，編成「七卷本」最受學術界的推崇，此外斯米頓在1910年編「六卷加註本」，也甚得好評。

吉本在1753年6月底到達洛桑，開始第一次在瑞士的五年居留。學習的環境完全改變，信仰的問題未能解決，再加上家庭發生事故以致經濟拮据，最初他的內心感到非常痛苦，但是他後來提到這段時期，卻認為是他人生的轉折點，各方面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對老父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羅馬帝國的經濟和人口問題也是衰亡的主要因素：人口遞減在於節育和殺嬰，以及因戰爭和瘟疫使死亡率過高，人力供應不足致使蠻族大量遷入居住，影響整個政治和社會結構。經濟的衰退在於農業因水土流失和奴隸制度而破產，大莊園無法支持，致使穀物短缺；奢侈生活方式導致貴金屬流向東方，造成貨幣的貶值；資本因重稅成為公用，生產能力嚴重下降；軍餉、救濟金以及龐大政府的開支，加上皇帝和宮廷費用的上升；等到經濟能力無法負擔文明社會，整個帝國就徹底崩潰。

吉本並沒有這樣表示，只是說基督教是帝國滅亡的受惠者，但是他在其他方面的批判，等於是從根基上否定基督教存在的意義：

吉本認為蠻族入侵是帝國衰亡的外在因素，全書計有十四章專門敘述不同的蠻族，包括早期的波斯人、日耳曼人、薩爾馬提亞人，滅亡西羅馬帝國的東哥特人、西哥特人、汪達爾人，以及後來滅亡東羅馬帝國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事實上，羅馬人所稱呼之蠻族，在語意學上與我國古稱漢族以外的民族為「夷狄」有所不同，含有「外族人」和「異邦人」的意義，像波斯人在當時的文明程度就要較羅馬人為高。故在《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八章和第九章，開宗明義介紹帝國最大的敵人——波斯人和日耳曼人：

他在21歲生日前夕返家，雖家中景況大不如前，但他父親仍答應每年給他300英鎊。他提到在洛桑認識的女友蘇珊·屈爾紹，說她不僅容貌美麗而且天資敏慧，雙方已經論及婚嫁。這時他的父親和繼母認為該女家庭貧窮，不是吉本結婚的理想對象，要求吉本與之斷絕來往。吉本因孝順其父，而且也無成婚的經濟能力，只能和蘇珊分手，後來他提及此事無限唏噓，曾說道：「我是個哀聲嘆氣的情人，但卻是個遵從父命的兒子。」他和蘇珊疏遠以後，還是與她成為終身的摯友，她後來嫁給任法國財政大臣的雅克·內克爾，因幫助其夫而享譽上層社會。吉本終身未娶，過著獨身生活，但卻性好漁色，這也是他被教會人士攻擊的主要原因。

以上的抨擊確為事實，但是基督教在建立初期，並非要摧毀舊有信仰，造成羅馬帝國的崩潰。基督教的成長和發展，與其說是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毋寧說是羅馬帝國衰亡所形成的結果。羅馬帝國擴張到達極限，道德的敗壞隨之開始，至尼祿時代已腐爛惡化不堪收拾，而基督教對倫理道德的重建，確有甚大貢獻，也可說是羅馬帝國因基督教的存在，而能苟延殘喘至14世紀。

《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四開本在1776年2月17日出版，初版500本在數日內售罄，立刻洛陽紙貴轟動一時，知識分子幾乎人手一本，吉本自誇已到「泛濫成災」的地步。但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尤其他在第十五及第十六章，對基督教的興起和發展作出極不友善的描述，激怒教會及宗教界人士，終其一生不斷受到攻擊和嘲笑。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敘述到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結束，此時吉本本想先休息，再考慮進行後續的寫作。1782年，諾思爵士政府下台，吉本所但任的職務也被撤銷，對他的經濟狀況產生很大壓力。他離開英國前往洛桑居住，很安靜地撰寫最後三卷，於1787年6月完稿。這幾卷在1788年5月8日，他51歲生日當天出版。

延伸閱讀的主要資料，列舉的都是20世紀的出版物，可以在圖書館找到，計有：D. M. 羅著《吉本傳》（1937年）；斯璜恩著《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1966年）；迪比爾爵士著《吉本的世界》（1967年）；卡拉達克編《愛德華·吉本：參考資料》（1987年）；開諾漢著《吉本的孤寂》（1987年）；波威索克著《吉本的歷史想象》（1988年）；波特著《吉本：構組歷史》（1988年）；卡拉多克著《愛德華·吉本：如日中天的歷史學家》（1989年）；麥克特里克編《吉本和帝國》（1997年）；布斯汀著《創造者》（1992年）；佛斯特著《悲慘的責任》（1997年）；柯斯葛洛夫著《正直的局外人》（1999年）；波柯克著《蠻族和宗教：愛德華·吉本的啟蒙史學，1737～1764》（2000年）。

帕維拉爾牧師是學識淵博的明師，也是循循善誘的長者，他對新來的學生有極好的印象，願意盡心為他解決宗教和學業的疑難。他為吉本擬訂周詳的學習計劃，重新安排研究的重點，讓他養成有序的讀書習慣。在帕維拉爾全力的教導下，吉本受益匪淺，精讀古典和現代的名著，研習數學和邏輯學，最重要的是通曉法國文學和哲學，也能用流利的法語與人交談，對其後產生極大的影響。

吉本的曾祖父是一位布商，祖父是事業有成的軍事承包商，從威廉三世的大陸戰爭獲得巨大的財富，後來從事航運業和進出口貿易，因船難事件遭受重大的損失，全部財產從超過10萬英鎊減少到1萬英鎊，但是他仍然沒被厄運擊敗，重新站起來奮鬥，到1736年去世時，再度成為有大批資產的財主。他唯一的兒子愛德華·吉本生於1707年，後來進入劍橋大學的伊曼紐爾學院，成為彼得菲爾德的國會議員，在1734年進入下議院，娶朱迪思·波滕為妻，生育七個小孩，除長子外均夭折。

奧古斯都逝世后，遺囑在羅馬元老院公開宣讀：「帝國的疆域有一定的範圍，把自然的限制當作永久的防線和邊界：西方到達大西洋，萊茵河和多瑙河是北方的防線，東部以幼發拉底河為邊界，向南就是阿拉伯和阿非利加的沙漠。」羅馬和平的主要防衛力量在於30個以上的軍團，以及相當數量的協防軍部隊，內部的安全在於禁衛軍，有2萬精兵負責衛戍首都和護衛皇帝的安全。這樣龐大的軍事力量，很自然會引起軍人干政，直接的結果是禁衛軍介入帝位的繼承、邊區軍團的弒君和擁立：

吉本在讀史的過程中對宗教的爭議產生興趣，加上受到姨母的影響，學習的重點轉向神學。為了反對大學有關國教教條的信奉問題，他開始研究天主教的教義，1753年6月8日在倫敦經由神父受洗，皈依羅馬天主教，後來他雖然辯說當時過於幼稚，但其實純粹是他思想上發生轉變所致。

1737年4月27日，吉本誕生於帕特尼，是家中的長子，名字仍舊取為愛德華，出生后六個月祖父過世。小愛德華幼年體弱多病，多次瀕臨死亡邊緣，母親連生多胎無力照顧，靠姨母凱瑟琳·波滕看護。他10歲時，母親過世，此後由姨母撫養，她自小培養他博覽群書的習慣以及對古典文學的愛好。在1786年姨母去世時，吉本把她稱為「生命中幸福和榮譽的泉源」。吉本在入學前延請家庭教師啟蒙，然後進入金斯頓小學，1749年就讀於威斯敏斯特中學。吉本在校極不適應嚴苛的求學環境，後來把它稱為「充滿恐懼和悲傷的魔窟」，幸而他的姨母及時前來，為學校辦了一個膳食宿舍，使吉本能在中學度過兩年時光。1750年，他罹患神經性疾病，被送到巴斯溫泉地區療養，停止正規學校教育，完全請家庭教師教導。後來他父親帶他回鄉，因家中藏書甚豐，每日以讀書為樂。他在自傳中提到，12歲那年是他心智開啟的一年，對其後影響甚大，他發現歷史是智慧的最佳食糧，到了14歲已經將主要歷史典籍閱讀完畢，對整個歷史的發展建立起大致的輪廓，并力圖解決有關編年的困難問題。他早年的研讀除受益於姨母指導外，完全是自我苦讀的結果，終其一生歷史寫作從未詢問他人的意見，這種特殊的風格成為他的標誌。另外他從幼年起，就已打下非常紮實的希臘文和拉丁文基礎，可以流利地閱讀和書寫。

1788年底，吉本又回到洛桑開始撰寫自傳《我的一生》，後來在1793年出版。起先是好友喬治·戴維登中風死於1789年7月，接著法國大革命爆發，這段時期吉本的身體很差，又憂慮瑞士受到侵略，加上法國發生大屠殺事件，以及路易十六被處死，使他無法在洛桑過安靜的生活，健康情形更加惡化。1793年因友人去世而返英，旅途勞累致病況加重，翌年1月16日病故於倫敦聖詹姆士街家中，享年58歲。吉本在逝世前非常感激地提到：「《羅馬帝國衰亡史》使我在世界上獲得名聲、榮譽和地位，死後無須接受任何頭銜。」

吉本一生在瑞士居住多年，出入洛桑名流社會，加入當地文藝活動，認識很多終身相知的友人，如喬治·戴維登、威廉·吉斯等人。1763年，他得到父親資助，準備用兩年時間旅遊歐洲。1月，他到達巴黎，拿著甚得好評的《論文學研究》作媒介，受到當時主持文藝沙龍的格弗琳夫人另眼相看，得識法國哲學家狄德羅、達朗貝爾、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人，接著前往洛桑拜見老師帕維拉爾，同時也認識了貝克·霍爾羅伊德，就是後來的謝菲爾德勛爵。他成為終身支持吉本的得力友人，在吉本逝世后協助出版他尚未發表的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