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更有價值的反對觀點是關注美國政府有關無人機打擊行動法律文件對「迫切性」的定義。這些文件將迫切威脅與現存威脅混為一談，也就是說，被指定的任何基地組織或恐怖組織官員在任何時候都是迫切威脅。按照這一對「迫切性」的定義，何時發動或不發動無人機打擊都會產生難題。按情報機構所指，在無辜人群中的某基地組織官員正要撥通導致恐怖襲擊的電話號碼，即可視為迫切威脅，由此而喪失某些無辜者性命可視為正當。然而，如果情報機構沒有指出此人正要打電話，據此無人機打擊就可推遲。因推遲打擊而喪失無辜者性命是無法確定的，而發動打擊行動則必然會喪失無辜者性命。

無人機打擊行動也引發了另一個爭議話題。它涉及無辜者喪生，打擊的標準和特定時機以及針對美國公民等。眾多報道都指出，美國政府宣布的平民死亡數字和其他團體宣布的數字存在差異。在美國希望盡量減少平民死亡及估計死亡人數，而遭到無人機打擊的團體盡量read.99csw.com擴大估計傷亡人數的情況下，兩者的宣布都無法確定。但在無人機打擊行動增加和目標擴大的情況下，平民死亡人數肯定會上升。

對於水刑或其他嚴酷手段究竟產生了多少有價值的情報，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說法，尤其是中央情報局官員已經銷毀了那些勸降錄像。可以確定的是，有些被羈押者願意交談，而另一些則更易對親善溫和的態度做出回應。也可以認為，在一地應付一大群被羈押者時，避免使用嚴厲手段會產生「更好」的總體效果（以質量和時效來衡量）。

說利用那些審訊手段所獲的信息完全不可靠也不可置信。許多信息是可能得到證實的，例如某恐怖分子身藏何處，拼湊爆炸裝置的製作地點，某人在何處跨越邊境以及下一個襲擊目標等。堅稱強化審訊手段或更強硬手段對恐怖分子不起作用，並且這些手段並不能獲得可靠信息，只能說明提出此論點的批評者是出於對這些手段的憎惡或專業性反對，而且接受毫無評判九九藏書的支持這種觀點的主張。

另一個與之相對應的觀點是，某人加入了正在與美國打仗的恐怖組織，移居到不易被引渡或抓獲的某地（即不會對美國人員造成顯著威脅或有逃離拘留的可能），參与了支持該恐怖組織的實際行動，那麼他就喪失了正當程序的權利。可以設想的相似事例是，美國某核科學家在1941年移居德國併為德國的核武計劃效力。那麼，處死該科學家與處死現在參与基地組織實際行動的美國人是否或多或少可以接受呢？

極度缺乏客觀證明的更多疑慮，來自那些批評使用強化審訊技術的難以置信的說法。一個難以置信的說法是，如果恐怖分子了解某些審訊手段或更嚴厲的審訊手段，他就會有抵抗力。其實預知將要發生的事與親自體驗，二者是有差異的。恐怖分子明了審訊者的心理詭計可令其少受傷害，有人認為這個論點更可信。不存在定時炸彈即將爆炸情景的說法同樣令人難以置信。在這個星球上（而不是在另一宇宙空間策劃的科幻場景），https://read.99csw.com每起有開頭、中間和結尾的陰謀，不管是駕駛劫持飛機撞擊或者在倫敦或馬德里引爆炸彈，都是包含某種意義的情景。

相較於美國對盟國的間諜活動，引起更大爭議的是自2001年9月11日襲擊事件后美國在反恐戰爭中所採取的一些行動，尤其是使用強化審訊技術。包括奧巴馬總統在內，有些人將某些審訊手段稱為折磨。另外，利用無人機實施定點清除的一些行動也引起了強烈反對。

使用強化審訊手段的批評者包括前中央情報局軍官、聯邦調查局特工、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他們反對的根據是實效和道德。參与審訊的前聯邦調查局特工阿里·索芬認為，得到批准的審訊手段甚至更嚴酷的審訊手段並不能得到所期望的結果，因為「恐怖分子受過抵抗折磨的訓練……即他們預料的一旦被獨裁國家逮捕所受的那種折磨」，包括「狗咬、雞|奸以及當面強|奸其親屬」。因此，以索芬所見，「用剝奪睡眠和裸體對付一個正規的恐怖分子都難以奏效，更不要說九*九*藏*書對付祖貝達那樣有氣度和經驗的人」。索芬寫了一本有關聯邦調查局應對恐怖活動的書。他完全否認有那種定時炸彈即將爆炸的情景，認為實施折磨的正當性是電視劇或電影所為。他認為，「那種情景過去從未發生過」。

針對美國人目標的問題尤其棘手，同時也提供了事例，說明政府律師試圖變換詞彙令這一政策顯得符合法律規定。一些批評者質疑總統是否有權批準定點擊殺美國公民，如安瓦爾·奧拉基。他們反對類似行動，認為其違反了憲法所規定的正當程序。為簡便起見，奧巴馬政府宣稱總統考慮過擊殺個人的法律意義，因此符合正當程序規定，儘管沒有涉及司法程序。

偏見的一個跡象是，即便在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的報告公布之前，當然也在供評析之前，該報告的預期結論就在相當程度上獲得毫無保留的接受。同樣是一些有充分理由不願接受費恩斯坦參議員再次肯定國家安全局實施大規模搜集情報的人，卻毫無異議地支持她及其助手對中央情報局審訊方案的說法。

為了九九藏書從三名基地組織領導人獲取口供，美國使用了水刑。這些領導人包括「9·11事件」的主謀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和行動指揮阿布·祖貝達。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帕內塔以及熟知使用強化審訊手段的中央情報局官員，包括何塞·羅德里格茲，斷言他們獲得了有關基地組織的有價值的信息。羅德里格茲指責道，「幾乎每個否定強化審訊手段的批評者，都是過去和現在從沒有接觸到審訊被拘留者所獲全部成果的人」。

然而，出於強烈的意識形態信念，許多批評者表示折磨根本不起作用，因此說他們不願認可強化審訊技術手段的成功根本就是錯誤的。的確，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對中央情報局拘留和審訊所做的既耗時又有諸多爭議的報告，證明中央情報局的強化審訊方案沒有獲得可用情報，這種推論遠非顯而易見。正如中央情報局及幾位前任局長和一些參与此方案的官員的反對而產生了有價值的情報，以及該報告因偏見而存在致命缺陷（包括該委員會主席戴安·費恩斯坦的偏見），這些都遭到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