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12日，在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的麥凱勒池塘附近的棒與槍俱樂部里，一個重要的時刻正在到來。那天到場的有剛被提升為陸軍准將的新任特種部隊司令比爾·亞伯勒、約翰·F·肯尼迪總統的軍事顧問切斯特·V·特德·克利夫頓少將、肯尼迪總統本人，以及其他知名人士。

從表面上看，肯尼迪到布拉格堡來有兩個目的。一是檢閱一個陸軍師——第82空降師。在旗幟招展的西蒙斯機場上，展示的是這支部隊及其所有的武器裝備。克利夫頓少將認為，讓這位年輕的總統看一看展現在他面前的這個陸軍師的風貌有很大的好處。然而，另一個目的才是肯尼迪此行的真正意圖，因為克利夫頓、肯尼迪和比爾·亞伯勒都意識到：這是為了讓總統體驗一下特種部隊能幹些什麼。

肯尼迪對特種作戰早就表現出很大的興趣。在他看來，特種作戰具有很大的魅力，而他對有魅力的東西總是情有獨鍾。但更重要的是，他認為特種部隊有能力做他極想做的事情。

當時，肯尼迪的觀點在美國的領導層中幾乎沒有知音。他認為美國可能很快就會發現自身已陷入一種新的衝突，從而對美國構成新的威脅。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我們面臨著「另一種形式的戰爭」，一種我們不熟悉的戰爭。它對我們通常的作戰形式提出了挑戰，「它的強度是前所未有的，而它的起源卻又非常古老——由游擊隊、破壞者、叛亂者、暗殺者所挑起的戰爭；通過伏擊而不是通過對壘進行的戰爭；通過滲透而不是通過侵略，通過瓦解敵人、拖垮敵人而不是與之正面交鋒而贏得勝利。我們必然會遇到這樣的情況，這就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新戰略，還要有一支全新的軍隊」。

克利夫頓和亞伯勒認為，一場有聲有色、扣人心弦、安排得恰到好處的演習，肯定能夠向他們的總司令展示：陸軍早就具備了在這一新的舞台上所必需的士兵和力量。它還遠遠沒有完全形成和發展起來，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但是亞伯勒認為，這可以說明他已經有了組建這支部隊的核心力量。

那一天的另一個亮點是，特種部隊首次在這樣的正式場合戴上了綠色貝雷帽。這種帽子雖然不正規，但卻很受人喜愛。當時有嚴格的規定，不準把戴綠色貝雷帽作為統一著裝。60年代的陸軍不允許像特種兵和傘兵這類「精英」部隊有與眾不同的著裝，其理由是為了整齊劃一。即便如此，所有特種部隊都藏著綠色貝雷帽，在偏遠地區演習或者在別人看不見的時候，他們就戴上它。

比爾·亞伯勒和特德·克利夫頓在西點軍校就是同窗好友，而且成了終生莫逆。在肯尼迪到布拉格堡去之前，克利夫頓和亞伯勒就討論過部隊在接受總統視察的時候要不要戴貝雷帽的問題。從不利的方面來看，他們是在拿自己的職業生涯冒險。從有利的方面來說，他們覺得有必要讓他們的軍中同行和公眾承認，特種部隊是一支了不起的部隊。亞伯勒是一個對象徵符號特別敏感的人，他認為貝雷帽不只是一件與眾不同的衣物，而是一種象徵。

「我認為總統看見你的人戴綠色貝雷帽會喜歡的，」克利夫頓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也這樣想，」亞伯勒回答說。「當然，它們還沒有得到上面的認可。」

「唔，」克利夫頓說，「你就告訴他們出來的時候就戴上它。」

「下面怎麼辦呢？」

「不管發生什麼情況，我們都能對付。」

到10月12日那天，各種不同色調和面料的綠色貝雷帽一下子從隱藏轉為公開，有些貝雷帽已經經歷過數十次野外訓練。那一天，頭戴貝雷帽的官兵們自豪地站在那裡，這在以前是根本不允許的。年輕的總統滿面笑容，非常高興。

後來，就在陸軍服裝委員會為這件事非常惱火的時候，白宮給亞伯勒准將發來一份電報，說總統已同意把貝雷帽作為優秀表現的象徵。從那時起，綠色貝雷帽被正式認可。

從那時候起，各種式樣的貝雷帽就成了美國陸軍各部隊正式的行頭——首先是那些得到認可的精英部隊，比如突擊隊（黑色貝雷帽）、空降兵（栗紅色貝雷帽）。近來——儘管還有許多爭論——整個陸軍都獲准戴黑色貝雷帽（突擊隊員將換戴褐色的）。

儘管如此，在40年前那個暖和的秋日里，戴貝雷帽還算不上一件大事。那一天的主要活動是「加布里埃爾表演」。這是為了紀念特種部隊一個叫加布里埃爾的士兵——當然這個名字與同樣名叫加布里埃爾的天使的聯想是不會被人們忘卻的。這個表演是為了展示在可能遇到的重大挑戰面前，A級小分隊所表現出來的多種技能、靈活反應和足智多謀。在一般情況下，他們會領著總統各處視察，觀看各小分隊的演練，可是這一次卻不行，因為特種部隊的特點是在相距較遠的不同地區，在秘密的、隱蔽的形勢下展開活動，所以給觀看帶來困難。不過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特德·克利夫頓事先已告訴了亞伯勒）：肯尼迪總統的腰不好，不能進行過多的運動。

所以他們就安排各個分隊到總統前面進行表演，而不是領總統到各處去看表演。

為此，克利夫頓和亞伯勒制定了一項計劃，讓特種部隊技能表演小組在用平板車搭建的彩車上（或者用彩車作為平台）進行表演。每輛彩車都將在總統面前停留，表演特種兵的各種活動。表演的重點不是展示武器、裝備和器械。表演的重點在於展示人的風采。

例如，有一輛彩車展示的是敵人的游擊隊基地。它就像寮國、南越和東南亞其他地方的游擊隊基地一樣，很難發現、鎖定或摧毀，因為這類基地在不斷變換地點，而且利用沼澤地、叢林或山地為掩護。他們對總統說，要找到並摧毀這樣的基地，需要受過特種訓練、有特種裝備、輕裝並善於機動的戰鬥部隊。特種部隊A級小分隊可以發揮這樣的作用，但是，他們還可以訓練其他人來這樣做，而且這樣更為合適。

另一輛彩車上所表現的是受過語言與文化訓練的A級小分隊，他們如何訓練和幫助當地的武裝力量。還有一輛彩車上展示的是特種部隊的助民行動（例如提供醫療幫助）。這對他們的戰鬥行動將起到輔助作用，因為他們幫助了老百姓，這些老百姓就不大可能去幫助敵人，這就等於抽干敵人游擊隊賴以游泳的池中之水。

其他的彩車表現了特種部隊的心理戰和通信技能——利用廣播、鄉村裡的廣播喇叭，散發傳單等。為了加強效果，還從天上撒下數以千計的傳單。也有的彩車展示了比較傳統的特種作戰——比如訓練友好的游擊隊如何深入敵後襲擊敵人車隊及物資儲藏地。

這次表演起了作用。

此後不久，總統就批准建立一支較大規模的特種部隊，但是總統的關照並沒有增加特種部隊的舒適程度。比爾·亞伯勒接任司令之前，雖然特種部隊在持久的衝突中也許會發揮作用，但其作用畢竟很小，也很有限。特種部隊的成員都不指望在陸軍中能夠待得長久，或者得到快速提升。對個人來說，這是個沒有出路的部隊。

只要特種部隊保持這種規模，五角大樓的許多陸軍將領會很高興。

肯尼迪前來視察之前，比爾·亞伯勒的上司中不止一個人對他明確地傳達了這樣一個友好善意的信息。例如，第18空降軍司令（一位三星將軍）就對他說過：「比爾啊，你剛剛晉陞准將，我就開門見山跟你說吧，你想做的是一些誰都不喜歡、誰都不會接受的事，除非你能說動總統。我的意思是，必須讓他相信，因為如果他不同意，五角大樓那些人是不會放過你的。」

另一方面，如果把陸軍「老大」說成是徹頭徹尾的障礙也是錯誤的。

1961年，比爾·亞伯勒接管了特種戰爭中心。當時他給手下人下達的第一道指令是，制訂出一個根據肯尼迪總統的目標來打造這個中心的基本原則——這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並且由於陸軍「老大」沒有理解肯尼迪講話的意圖而變得更加困難。然而，陸軍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確實盡了很大的努力來貫徹總統關於反游擊戰方面的意圖。

例如，設立了在陸軍負責作戰的副參謀長領導下的特種戰爭指導委員會。1961年1月，該委員會推出了特種戰爭學校的第一批反游擊戰的課程。

1962年初，該委員會以漢密爾頓·豪茲將軍為首的13名將軍來到特種戰爭中心。豪茲委員會提出，從上校到四星上將的所有陸軍軍官以及美國的所有陸軍師，都必須接受反游擊戰的教育和訓練。該委員會還提出把特種部隊從當時的2300人增加到4600人。到1968年年中，特種部隊已經增加到8個大隊，總數超過了9000人。

那年10月亞伯勒和克利夫頓為總統舉行的表演，實際上融合了三股力量，但在當時它們還沒有被完全分清，也沒有被完全理解。

第一，比爾·亞伯勒是肯尼迪親自挑選的特種部隊司令長官——不過亞伯勒本人並不知道。總統此舉得到了特德·克利夫頓的幫助，並聽從了他的建議。總統曾經對陸軍參謀長說他要用亞伯勒，於是他得到了亞伯勒。最高行政首長的青睞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五角大樓那些人」的不滿，因為他們喜歡自己負責人事安排。當總統把這項權力從他們手上拿走的時候，他們是不會喜歡的，這就意味著亞伯勒從走馬上任起就面臨種種阻力。

第二，比爾·亞伯勒知道，特種部隊是惟一體現了美國總統十分關注的「新型戰爭」思想的美國的軍事概念。但亞伯勒也知道，沒有肯尼迪的幫助，要讓陸軍接受這樣的思想非常困難。在二戰勝利后的幾十年內，陸軍仍然在打二戰式的戰爭——依靠火力和大兵團作戰的戰爭。這就意味著，為了提倡與推廣特種部隊的理念，亞伯勒不得不冒一些風險。他不得不去做總統和公眾的工作。在向總統推薦亞伯勒的時候，特德·克利夫頓深知亞伯勒非常善於「推銷」自己的觀點——他在朋友面前是個「表演藝術家」。他是做這件工作的合適人選。

第三，比爾·亞伯勒開始按照自己的設想改造特種部隊，因為他已經得到總司令的授權——這也是為什麼說當年10月的那一天是特種部隊重要分水嶺的主要原因。亞伯勒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特種部隊將因為他而發生重大變化。

他為此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用自己的才幹證明自己的遠見卓識，並通過自己的行動證明克利夫頓和肯尼迪聯手把他選調到布拉格堡是個正確的選擇。特種部隊能發展到今天這樣，當然少不了數以百計的大人物的諸多幫助，但主要還是亞伯勒的功勞。

接手特種部隊的初期，亞伯勒心裏並不高興。接到要他到布拉格堡報到的命令時，他在歐洲擔任高級反諜報官員——第66反情報特種大隊司令，他們的總部設在德國的斯圖加特，負責向美國在歐洲的所有駐軍提供安全保障。他的反情報特種大隊通過在德國、義大利、瑞士和巴黎的外勤工作站展開工作，此外他們還與德國、英國及法國的安全部門官員密切配合。這是他十分喜歡、不願離開的工作。他喜歡這個工作的國際性及其成功的記錄——他們識別、抓獲、或者「消滅」了數量眾多的敵人特工——他也喜歡這項工作千變萬化的神秘性以及迷宮般的複雜性。對於一個高智能的人來說，這是一項十分有趣的工作。

在亞伯勒看來，丟下這一切去指揮一個看上去毫無生氣的行動，似乎毫無樂趣可言，對於像他這樣的人來說，也不能夠提供多少發展前景或者令他激動的事情。

「我錯得不能再錯啦，」他說道。

實際上，他的錯誤並不是他早期對新指揮崗位的特性的描述，而是他沒有看到約翰·肯尼迪已經認識到的東西，還沒有看到要有一支新型的部隊來打一場新型的戰爭。阿倫·班克的特種部隊保留了他對二戰中戰略情報局和傑德堡分隊那段光榮歷史的珍貴記憶。現在所需要的是，把班克和福爾克曼訓練出來的部隊變成一支活躍在敵後的部隊，變成一支具有更高的技能、更豐富的想象力、更大的靈活性和文化敏感性、更善於動腦子的部隊。亞伯勒培養出的人要完成的任務，比他在歐洲擔任情報官員遇到的任務更複雜。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動用一支獨特、靈活、有精確打擊力量的部隊。

對特種部隊來說，重要的不是它昔日曾經如何，而是它未來將會如何——這將是亞伯勒的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