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戰爭間隙
1966年，特種部隊由7個現役大隊組成——第1、第3、第5、第6、第7、第8和第10特種大隊，其中4個大隊新增了心理戰、民事、工兵、支援等任務以滿足其他特種需要。
越南戰爭后，特種部隊人數銳減。到1978年，它已減至3個大隊——第5、第7和第10大隊。它的官兵晉陞的機會越來越少，活動範圍大大縮小。它的軍事活動的重點已不再是協助外國的防務與發展，而是回到了職業軍人歷來覺得很輕鬆的「行之有效」的教條和程序。現在要著重強調的似乎是準備對付蘇聯可能發動的地面進攻，這就需要現代化的常規部隊，而不是特種作戰這一非正統的作戰方式。
對於特種部隊本身的繼續存在，人們並沒有提出質疑，但是，對於比爾·亞伯勒等人設想的在更大的舞台上起多種作用的機構是否要繼續存在，有人提出了疑問。
這是對特種部隊在越南取得諸多成功的事實視而不見。特種部隊第5大隊在那裡進行了長期艱苦的作戰，是那場戰爭中被授予勳章最多的單位，獲得榮譽勳章的人數比其他任何一個團級單位都多。許多曾在越南參戰的特種部隊的年輕軍官後來繼續發展，擢升至將官，其中有幾個成了四星上將。許多士官退役前都是一級軍士長。不管怎麼說，在未來的衝突中，許多在常規作戰中被提拔的常規部隊軍官所起到的作用，都比不上從非常規部隊中提拔的軍官——但特種部隊卻無法得到更高決策層的支持。在越戰期間，特種部隊和陸軍之間有許多矛盾。
還要說明一點：特種部隊並不總是能有助於解決問題。特種部隊退役少將詹姆斯·格斯特作了如下的解釋：
在越南，特種部隊第5大隊的大多數行動都是獨立的。它有一個很小的參謀機構，直接從戰地指揮官——一位掛三顆星的陸軍中將——那裡領受任務。執行任務的特種部隊不是向師指揮官或高級顧問負責，而是向總指揮官負責，並嚴禁與比自己級別低的軍官談及任務的詳細情況。由於任務的緊迫性，戰地指揮官和特種部隊指揮官往往來不及向當地的師指揮官解釋，而且他們在執行任務過程中還會超越官僚機構中的許多參謀軍官。這必然導致許多人的不悅。在不少師級指揮官及參謀人員的眼裡，特種部隊是一些在灌木叢中亂竄的、失控的野蠻人。
既然我們的任務有自己的特點，而且都是高度緊張的任務，這種緊張有時會導致怪誕的行為。
我們有些人在小分隊待了三四年，執行這種高強度的任務。當他們返回基地營區后，會把這一切都表現出來，使人感到不安。
擔負地區控制和阻斷胡志明小道任務的A類營地被人們的誤解尤為突出。他們被常規部隊視為特種部隊的鄉村俱樂部——擁有住家所有的舒適的生活設施，如冰箱之類的。但誰也沒有想過在這種地方生活是怎樣的情況。他們處在暴露的位置。比如在老村的營地就被北越軍隊的坦克夷為平地。
A類營地都有類似的情形。它們通常都在山上，但離常規師的師部很近，因此師里的人可以看到特種部隊人員的行事方式未必與陸軍中其他人相同。當然，有時特種部隊或許會從那些師里「解放」一些裝備——師里有很多裝備。特種部隊需要這些裝備，於是就拿走了。
特種部隊的人也許會到師里去，可是他看起來根本不像美國軍人，他們也許留著長發，穿著寬鬆的虎斑迷彩服，戴著山民的黃銅手鐲（這對山民來說意義非同一般），手持英國造的斯特恩輕機槍以及其他外國兵器。在A類營地的文化氛圍中，這一切都是極其正常的（特種部隊總是訓練如何使用外國兵器），但對其他人來說，這就顯得怪異——沒有規矩。
東南亞的戰爭結束了，可是特種部隊惹惱陸軍中其他人的習慣並沒有隨之結束。由於大多數陸軍部隊都不相信他們，他們往往也會作出回應，過分炫耀他們的技能，反覆提起他們以前的勝利，從而引起其他人的反感。
1977年和1978年，吉姆·格斯特在駐德國巴特特爾茨的特種部隊第10大隊任職。這支部隊經常受命模擬蘇聯的特種作戰部隊，尤其是那些企圖「對安全設施進行滲透」的部隊。格斯特模擬的滲透部隊幾乎百戰百勝——這使他很高興，但卻使其攻擊目標惶恐不安。
有一次，第7軍副軍長讓格斯特執行一次針對第7軍戰術指揮所的行動。
吉姆·格斯特談了事情的經過：
「你想要我們做什麼？」我問道。
「我要你們模擬蘇聯特種部隊攻擊我們那個指揮所，」將軍答道。
「是，長官」，我說道。接著我們就開始了。當然，他沒有把我們將發動攻擊的事告訴軍部參謀，我們也沒有說。這一遊戲有一部分內容就是不向軍部泄漏任何情況。
我們派了一個半A級小分隊來執行這一行動——代號ODA-6，由駐紮在巴特特爾茨的突擊隊分隊抽調一支6人小組作後援。該分隊在巴特特爾茨通常負責美駐歐陸軍生存訓練課程。它演練了好幾種方法。他們進入作戰地區，佔領了用於支援任務的地點，秘密存貯裝備，對目標進行監視，辨認每個目標的要害部位，並選擇進入以及撤出目標區域的路線。還有對目標的攻擊，即時反應訓練，直升機行動以及狙擊行動。在狙擊行動中，他們用狙擊手來保障擔負支援任務的地點的安全，並在對軍部的攻擊中對作戰區域內的攻擊部隊擔任警戒。最後，還有第7軍標準操作規程——尤其是那些在執行任務中適用的部分。小分隊對第7軍派憲兵執勤的方式尤為感興趣，因為他們計劃假扮憲兵。
與此同時，我們收集了我們能找到的有關該軍的所有公開資料——他們如何著裝，車輛有何標記，軍部各野戰指揮所之間通常的間距，尤其是第7軍如何安排安全保障部隊，他們估計的反應時間，以及我們可能會遇到的武器裝備。我們還研究了能收集到的關於他們通信系統的一切材料，研究了如何通過肉眼辨識保安設施以及他們的天線。我們通過不同的天線來識別不同的指揮所。最後，我們還按照那些指揮所在地面的布局建立了實物模型。
就在開始執行任務之前，我們在營門附近進行了一番偵察。我派人在周圍閒蕩，偷聽了他們的口令問答。接著我們立刻把了解到的口令傳達給攻擊小隊。出發時，我們讓攻擊小隊穿上第7軍憲兵的制服，帶上我們的吉普車，並在上面做上類似憲兵吉普車的標記。就這樣我們的人開始了最初的滲透。
他們一進入營區，便成功地突破防線，並毀掉了所有的通訊設施，模擬了一場用遠射程武器（放在假憲兵吉普車上的81毫米迫擊炮）對作戰大樓的攻擊，還抓了主要技術人員，如電腦操作員。
小分隊成功地進入營區內的所有被列為目標的單位，並把重點放在作戰大樓以及有技術人員的地方。
然後，為了炫耀，也為了證明自己完成了任務，小分隊用KS99相機拍了照片。他們拍下了天線結構、作戰大樓、車輛（突出顯示車上的識別標記）、軍部安檢點、技術人員生活區和工作區、停有直升機的平台、所有主要領導和參謀在大多數晚上聚在一起吃飯的將軍食堂，以及進出營區的路線（包括停車場）。
他們是這樣端掉電腦操作室的：
由於當時電腦很少，所以其價值要遠大於現在；那兒的電腦很少，且又大又笨重，所以我們的士兵發現了一輛帶篷的大貨車，裏面放的就是那些大型電腦。他們走過去，還是穿著憲兵制服，但卻帶著小布包，就像信差一樣，然後用力敲擊車上的小窗戶。
如往常一樣，裏面的電腦操作員打開小窗戶說：「你知道你是不能進來的，這是——」
「是的，我們有一封軍長的信要發出去。」那就是兩枚紅色發煙手雷。他們把手雷從小窗戶里扔了進去，然後「砰」地把小窗關上。
很快，有人打開了換氣機，紅色的煙氣從排氣孔噴涌而出，很是壯觀。
攻擊小分隊的其他成員也把剩下的電腦操作員「殺死」在帳篷里——用口紅。這是他們「割開」自己人喉嚨的一貫做法。
一位士官有這樣一段描述：「我們爬進他們休息的帳篷，在鋪位下面等著。在那裡我們可以用手指向上摸到他們，然後我們拿出口紅，在他們的脖子上橫著劃了一道。
「不過其中有一個女的給我帶來了不少的麻煩。我去摸她的頭，但就是找不著。然後我聽到一聲尖叫，『啊！』於是我停了好一會兒沒有動。我在她的行軍床下一直等到她再次入睡。但因為她的一聲『啊』，我知道了她的頭在哪兒。在她睡熟了之後，我抹了她的脖子。」
（附帶說一句：如果這真是蘇軍的滲透行動，那麼對該軍來說近期的損失是災難性的，但這不會永久性地中止該軍的運作。在所有的破壞被修復之前，他們的運作將有12到24小時的中斷。）
到了我們交出行動報告的那一天，將軍說：「我要你們的全體隊員到場，給軍部的參謀們做一個任務執行情況彙報。」
此後不久，攻擊小隊穿上軍裝，在一個大劇院里正在做任務彙報的時候，一個滿臉疑惑的上校走進來（後來知道他是負責安全及反諜報行動的）問道：「你們這些人在幹什麼？」
「我們到這裏來向將軍彙報。」
「你們向將軍彙報什麼？」
「彙報我們是如何在實地滲透到第7軍的戰術指揮所的。」
那位上校的臉色刷地一下白了，當即轉身氣呼呼的離去。事實上，沒過一會兒，大多數軍部上校以下的參謀都被激怒了——尤其是隨著彙報的進行，當我們詳細描述我們是如何把他們的東西破壞的時候。
這導致了許多敵對情緒。
一個類似的例子發生在1978年，並真的惹惱了陸軍的其他部門。當時我們正準備參加當年「增援德國」的演習，演習前，所有領導必須去第5軍參加任務簡令會，了解各自的職責。
在簡令會即將結束時，軍長站起身說道：「作為美軍第5軍的指揮官，我不會讓所謂的精英部隊攪亂這次演習。未經我本人親自批准，他們不能參与任何任務。」他就是不想讓我們執行任務——也就是說，不想讓他自己或這次演習顯得太糟糕。
我們當時坐在房間的後排，而那些頭頭們——軍長、他的作訓處長、情報處長、參加「增援德國」演習的盟軍指揮官都坐在前面類似於舞台的檯子上，把我們視為害群之馬。這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
「增援德國」演習按計劃進行，我們看上去像是在傻等什麼，但實際上我們是在選擇某個師部作為目標。我們暗下決心，「在演習結束前，我們要端掉那個師部。」我們從一個A級小分隊中抽出一個偵察小組，把他們部署到作戰地區進行偵察。
偵察小分隊的人身著便裝，說一口流利的德語。作為前期準備，他們對作戰地區進行了仔細的研究，並想好了掩蓋個人真實身份的對策，以防德國人的檢查或者美軍部隊的盤問。在德國人面前，他們是休假的美國人，並持有相關證件。而在美國人面前，他們是當地的德國人，帶著看上去很逼真的德國證件。
該師的戰地指揮所是我們行動的重點目標，那裡有我們感興趣的作戰中心、通信中心和計算機中心。
攻擊小分隊在巴特特爾茨，進入隔絕狀態，進行準備工作，並根據偵察小分隊獲得的情報進行計劃與演練。演練的主要內容是搭乘直升機，全副武裝從直升機的懸繩上下滑到地面，攻擊師部指揮所，然後撤離該地區，到一個偏僻的地方登機返回。這一次我們還進行了旨在掩護對目標攻擊及撤退的狙擊演練。
最後，該軍軍長認為拖延我們的時間夠長的了，我們已無法對他或他的所屬部隊採取行動了。在演習結束前18小時，他批准了我們的行動。他所不知道的是，我們已經把這次行動安排妥當，隨時可以出動。
當時，整個德國都是狂風暴雨的天氣，但是我們的直升機卻載著攻擊小分隊在惡劣天氣中搏擊，把他們投放到離師部約5公里遠的地方。整個行動都易如反掌。我們直接拿下了指揮所和作戰中心。事實上，當副師長走進來的時候，我們正把從牆上取下的地圖捲起來。這位將軍站在那裡，目瞪口呆；而那三四個塗著黑臉、戴著巴拉克拉法帽的小分隊隊員正在搗毀他的指揮所。
「唔，你們是什麼人？」他問道。
「我們是特種部隊的，」他們說道，「我們正在搗毀你的師部。」接著其中一個人轉過身，向他打了一發空包彈，然後說道，「將軍，你現在該倒在地上，因為你已被打死了。」
下面這件事是一名突擊隊員攻擊一個核武器庫的經歷。這個武器庫也是我們的攻擊目標。「你知道吧，」他說道，「那兒有一個老女中尉——她真的生氣了。當她知道我們要摧毀她的小王國時，她簡直氣瘋了。我覺得我們應當先把她銬起來，然後再干我們的事。事實上，我們真把她銬了起來。我們不但銬了她，還銬了她的狗——一條德國牧羊犬。我們把它的嘴套了起來。我敢說那位女士甚至到現在還在恨我們，因為第一，我們闖進了她負責的設施，第二，我們完成了在那裡的任務。」
一切都完成之後，我們並未在那裡造成任何實際的破壞。我們只是走進去，給他們留了一張卡片，上面寫著：「我們本來是可以把你們消滅的。」然後我們就離開了。
在任務簡報會上，軍長對所聽到的報告很不滿——至少開始時是這樣，但隨著簡報會的繼續，尤其是在他意識到我們只不過是按照美國駐歐洲陸軍司令部的指示執行自己的任務，而不是在嘲笑他或他的部隊之後，他變得比較感興趣，並積極地投入進來。
「我們想做的事都能做得到，」我們告訴他。「我們攻下你的指揮所和武器庫。我們越過外圍的保安部隊就像穿過黃油一樣容易，很快就把他們消滅了，他們連拉響警報都來不及；這給了我們足夠的時間來完成我們想做的一切。」
然後我們按照給我們的指示，向美駐歐洲陸軍司令部提交了一份詳細報告，他們根據這份報告來對真實條件下的作戰進行改進。
有矛盾是不足為怪的。玩「抓到你了」的遊戲是特種部隊的拿手好戲——他們所做的都是他們以前受訓的內容——但也不能責怪陸軍「老大」沒有像兄弟一樣歡迎他們。
結果，特種部隊最終成了陸軍其他單位的買單者。五角大樓的財務部門奉行的是總量不變的準則，你的所得便是我的所失——我們少一個營，你們就會多一個營。那些在五角大樓里有權、有勢或有後台的單位，預算要比那些似乎——或已經——過時的單位要多得多。特種部隊屬於後者。
70年代初，特種部隊面臨首次裁員。當時，儘管由共產主義或非共產主義思想引起的「緩慢燃燒」的戰爭在第三世界愈演愈烈，特種部隊在美國本土外幾乎沒有什麼實戰任務，所以它必須想辦法找點事做。特種部隊司令漢克·埃默森少將開始在美國本土干一些特種部隊式的好事——給那些與外界隔絕的貧窮社區、移民的農民以及監獄的犯人、尤其是印第安人提供一些他們所需要的服務。
綠色貝雷帽部隊被空投到亞利桑那州，在蘇佩地區與印第安人建立起聯繫。他們一起在哈瓦蘇河上架起一座橋，使印第安人能把農具帶到河對岸的田地里。後來，綠色貝雷帽部隊的獸醫為印第安人的家畜診治疾病，注射疫苗，並開設動物護養課程。
在西米諾爾人中，綠色貝雷帽部隊教會當地官員一些執法技巧；給西米諾爾人的大人和小孩開設英語寫作與口語課程；提供處理吸毒、酗酒、急救和營養問題的指導；提供更多的醫療及牙科服務。他們還向沙伊安印第安人部落和當地其他族群的人提供類似的服務。
上述各項中無一是特種部隊「真正的」任務，但這種訓練使已經大幅裁員、實力明顯削弱的特種部隊不斷調整，隨時準備迎接新的任務。
1982年發生的一件事就是一個例子，說明了他們所面臨的挑戰。在布拉格堡的第5特種大隊接到了一項任務，要他們幫助新近成立的快速部署聯合特遣隊——2年後變為中央司令部——制定針對西南亞的計劃。伊朗是當時計劃中的重心之一。根據傳統思維，蘇聯人很可能進入伊朗，奪取其不凍港，當然還有其石油，這樣他們就能夠佔領這一戰略要地，控制海灣地區的石油輸出。快速部署聯合特遣隊的主要任務就是確保不讓這種事情發生。
在西南亞執行任務意味著與沙漠打交道。當然，由於越戰後的混亂，特種部隊沒有進行過沙漠行動方面的訓練。
第5特種大隊的指揮官吉姆·格斯特講述了下面情況：
第5大隊的規模很大。1982年時，我們有54個A級小分隊，但我們的訓練預算總共才35萬美元。約翰·肯尼迪中心的司令官喬·盧茨少將告訴我：「我要你訓練自己的部隊，準備去沙漠執行作戰任務。」
「是，長官，」我說道。「我會照辦的。」
等我開始了解沙漠訓練的實際情況時，我才意識到特種部隊里沒有人在沙漠里受過訓練。我告訴盧茨將軍：我們要在沙漠里有一個地方，然後才能訓練部隊。
「我們沒有此項經費，」他告訴我說。「先幹起來吧。我們會想辦法弄到錢的。」後來他確實弄到了經費。
於是我們就開始了。
我派了一名少校和兩名上尉到西部去找訓練場地。他們在亞利桑那州靠近湯姆斯通的瓦丘卡堡附近找到了一塊地方。那裡的沙漠地形與中東的非常接近。那是我們能找到的最荒涼的沙漠。隨後我們便在那裡開始了訓練。
與此同時，我對沙漠做了一番研究，並得出了以下結論：「在越南，和敵人的交戰距離通常是50到300米，而在沙漠里，這一距離至少是1500米。在那裡作戰，需比較大型的、更為精確的武器。」
其他重要結論包括：第一，你必須做好在一個陌生的、充滿敵意的環境中作戰的心理準備。第二，必須具備機動能力。你需要車輛。你不可能在沙漠里走很遠的距離后還能活下來，因為惡劣的地形和環境會把你累垮的。你還需要一些運送水、裝備和救生用品的東西。在其他大部分作戰區域中，我們通常把這些都裝在大背包中，但在沙漠里不行。第三，你要能夠根據星星來辨別方向，就好像船在海上航行那樣。你還要知道在沙漠中如何進行偽裝，如何估算距離，如何維修車輛和其他重要裝備（要送回基地去修太遠了）。
然後我們把大隊召集起來，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們：「你們多數人都是經歷過越戰的老兵，在那裡——非常不幸——我們是在叢林里作戰。你們還不了解沙漠作戰，現在你們要到沙漠里去，學會如何在那裡作戰。這就意味著我們要轉變整個大隊的思路。」
我們訓練了76天。大家學會了在沙漠中生存以及確定行進路線的本領。確定行進路線十分困難。你會遇到薄霧，使你看不遠，所以無法確定方向；遇上晴朗的天氣，看任何東西都比其實際距離近。一旦你出了營地，條件就非常艱苦。在沙漠里辨別方向的問題上我們遇到了許多麻煩。
經過4個星期的方向辨別訓練及綜合科目學習后，我們讓他們以A級小分隊的形式到野外去，不給他們任何東西——不給水，也不給食品——他們必鬚生存2個星期。是生是死，全取決於他們自己（當然，我們有前沿觀察哨在監視他們）。
他們走後不久，有人跑來對我說：「你看，那些小夥子們就像電影《火種》里那樣。」（電影中那些穴居者在沙漠中遊盪，設法求生。）他說得不錯，他們確實是那樣。白天，烈日當頭，他們就躲在掩體里，如果非出去不可，他們就用布把頭裹起來，就像阿拉伯人那樣。晚上，他們拿著自製的長矛、投石器以及任何能當工具的東西，外出尋找食物。他們捕獵能發現的任何動物——豪豬、鳥、蛇等。
特種部隊非常聰明。回來后，他們告訴我們：「在乾涸的河床中行走的時候，我們總能看到很多小洞。『這到底是什麼洞呢？』我們不停地問自己。最後我們知道了，這些是老鼠洞。這就是說，夜裡響尾蛇會出來捕食老鼠。但這也意味著我們兩者兼得。
「我不知道我們殺死並吃掉了多少條響尾蛇，但我們使部分地區響尾蛇的數量大大減少了。」
在得知老鼠洞的秘密后，我們經常把部隊放到響尾蛇多的地區。
在水的問題上也一樣。我們總是把部隊放在有水的地區。在出發前，他們會研究地圖，看一看哪裡可以挖出水來。水會從乾涸的小溪底部向上滲。有些地方會有細細的泉流，但要小心，因為其中有些泉水是鹼性的。
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之後，我們意識到部隊十分需要車輛，除了前面提到過的原因外，還因為車子可以用作0.5英寸口徑機槍和陶式反坦克導彈的平台。我們的地區研究表明，在沙漠中對我們構成潛在威脅的敵人都是開著車子的——或者是騎著駱駝的。
我們需要車輛，但是我們沒有錢。我們無法讓任何人給我們東西，所以我們就用自己的卡車。我們把它們漆成沙漠的褐黃色（以便偽裝），把車頂去掉。我們必須這樣做，因為這樣便於下車，同時也便於架設武器，並在行進過程中進行360度全方位的觀察。在沙漠中，你必須進行全方位觀察——尤其是為了防止受到突然襲擊或直升機的攻擊。
「把車頂鋸掉，要非常仔細，」我對技|師們說。「如果將來我們要把有些卡車交回去的話，我們還可以把車頂再焊上去。沒人會知道的。」
有時我們會去廢舊物資處理處撿陸軍報廢的或者出售的車輛。我們會弄回三四輛破舊的老爺車，把它們放到我們的技|師和維護人員在沙漠里建起的工作點，然後把它們改造成我們自己的車。我們先拆掉其中兩到三輛，把好的零部件拼在一起，組裝成一輛能用的卡車。
很多人認為我們傻，但這再次顯示了特種部隊的創造力。
1年以後，我們與一些阿拉伯精英部隊舉行聯合演習時，我們的訓練成果就顯現出來了。事實證明，在他們的沙漠中，我們比他們還要遊刃有餘。我們能在沙漠中識別方向，能在沙漠中生存，而他們則不行。他們不知道如何在沙漠里生存和作戰。事實上，我們不得不把水給他們。這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
演習后，我們問他們：「我們不在的時候，你們這些人在沙漠里怎麼辦？」
他們告訴我們說：「哦，我們請貝都因人來幫忙。」
新的篇章
邁耶將軍說到做到。他運用其能力和聲望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導致了：
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此時，國會挑起了這一重擔。
既然機構已經建立，指揮官就必須決定究竟讓誰進入這一機構——哪些人是「特種部隊」？可想而知，對於這一問題也不無爭議。陸軍方面還比較好說話，把它所屬的特種部隊——各特種作戰大隊、特種作戰航空兵以及第75突擊隊（後來在卡爾·斯廷納任司令期間，心理戰以及民事部隊也被編入特種部隊系列）——全都移交給了新的司令部。至於其他軍兵種，事情就複雜得多了。比如，當時隸屬於軍事空運司令部的空軍特種作戰部隊在轉交給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后，空軍仍希望保留對其的部分控制。海軍陸戰隊有所謂的具有特種作戰能力的部隊，但並沒有真正的特種部隊。儘管海軍在這之前從未對其海豹突擊隊有所青睞，但是他們突然發現海豹突擊隊是海軍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並極力留住他們——而且想留住給海豹突擊隊的那一份預算。海軍想盡辦法，這使得這一爭執持續了大半年，但還是無濟於事，海豹突擊隊也轉到了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麾下。最後，還有人爭論說，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應該成為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的一部分，或應該不受任何中間指揮層的阻礙，直接對國家指揮當局負責。最終，它也被九九藏書列為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的序列，作為一個二級聯合司令部。
特種作戰司令部終於成立了。
第四，讓新成立的美國特種部隊作戰司令部擁有自己的經費，並能自由支配這些經費。新設立了一個款項——主要部隊計劃（MFP-II）——要求國防部把特種部隊的經費與其他軍兵種的經費分開。只有在國防部長與美特種作戰司令部總司令協商后，才能對特種作戰司令部的經費進行修訂。
邁耶將軍還下命令成立了特種部隊第1大隊，其目標主要針對太平洋地區。他還就如何提升心理戰部隊和民事工作部隊的能力作出了指示，並命令把其他各特種部隊的組織授權等級提升至最高優先等級。這就意味著特種部隊有權獲得他們需要的任何人員和裝備。
2. 特種部隊的現代化進程的制定、特種作戰部隊功能區域評估辦法的制定以及美國陸軍特種部隊總體規劃的制定。
第三，確定了特種作戰的任務要求。現在這些要求包括：直接攻擊、戰略偵察、非常規作戰、外國內部防禦、民事、心理戰、人道主義援助以及其他由總統或國防部長下達的任務。
「今天我們所尋求的陸軍的累積效應就是加速建設：一支能在北約範圍內或更遠地區內進行全球機動反應的部隊；能在綜合戰場最惡劣的條件下長期作戰的部隊；一支能夠靈活自如地適應所有低強度
九-九-藏-書衝突的部隊。」一張顯示各種可能發生的、不同等級衝突的系列圖就可以說明為什麼最後一條尤為關鍵，因為「最有可能出現的挑戰來自系列底端的低風險、高回報的軍事行動，所以［我們需要］結構最優化的部隊，以便充分利用我們的國家資源。」
1987年1月，參議員科恩給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軍上將克羅送去一道指令，要求新成立的司令部必須全部由特種部隊人員組成，並且具備「自主行動」的權力。1月23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宣布準備撤消戰備司令部，在它的基礎上建立特種作戰司令部，使用它的設施、資源、行政機構以及能夠承擔這項任務的工作人員。同年3月，國防部長正式批准這一計劃。4月16日，在前戰備司令部所在地坦帕，特種作戰司令部正式成立——林賽將軍為它的第一任司令。
1. 特種部隊指揮結構的變化，涉及到具有相關能力的陸軍部隊——所有的特種部隊、突擊部隊、心理戰部隊、民事部隊以及陸軍特種作戰航空部隊。
第五，這一修正案（後來成為立法）非常詳細地規定了新任命的總司令以及助理國防部長的職責、對人力和經費的控制、對特種部隊軍官及應|召入伍士兵升遷的監督等內容。
然而，世界在不斷變化。叛亂活動有增無減，國際恐怖主義愈演愈烈。像「沙漠一號」營救悲劇和「馬亞圭斯號」營救行動的失敗，又一次突出地說明了一個不爭的事實：美國正在喪失對非常規威脅的反應能力。對此必須採取一些措施。https://read.99csw.com
第一，成立了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USSOCOM），由一名四星上將指揮，負責指揮駐紮在美國國內的所有現役與預備役特種部隊（駐紮在海外的此類部隊一般由其所在地區的總司令指揮）。
用卡爾·斯廷納的話說：「邁耶將軍認識到國家所面臨的挑戰的複雜性，認識到特種部隊迎接這些挑戰的能力。他把特種部隊帶出有史以來的最低點，並率領他們完成了許多重要任務。對此，邁耶功不可沒。」
同年，參議員山姆·納恩和威廉·科恩提議對該法案進行修正，以便對美國特種作戰進行一次同樣大範圍的改革。這一提議得以通過——其效果令人震驚。
當九_九_藏_書然，麻煩的是一些細節問題。國會可以授權，但實施還要靠軍方。
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特種部隊的經費只佔整個國防預算的1‰（現在佔3.2%）——即使這樣也比原有份額有所提高。因此，訓練、戰術機動能力和活動節奏都受到了限制，而且在現代化方面也沒有什麼大的進展。
事實上，軍方高層大多數人都未意識到這一點，但有一小部分人看到了這個不祥之兆，80年代初的陸軍參謀長愛德華·C·夏伊·邁耶將軍便是其中之一。在反映高層領導觀點的、1980—1981年的《陸軍綠皮書》上，他以「變革帶來的挑戰」為題撰文指出：
1986年，國會通過了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因為對邁耶將軍有所啟發的現實世界也啟發了他們。這是一次大範圍的軍事變革。它強化了統一的作戰指揮（如中央司令部或歐洲司令部的司令）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作用，使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成為總統的主要軍事顧問，並在總體上對各軍兵種進行了優化組合。
林賽將軍最初的計劃及其修改後的計劃都未被採納，因為它們沒有考慮納恩-科恩立法中的要求是，建立一個類ｈｔtpｓ://ｒｅaｄ.９９cｓw•ｃｏｍ軍事組織，由一名四星上將領導——（而不是隸屬於戰備司令部或戰略司令部的三星中將司令）——但這是發人深思的……其結果也一定令他非常吃驚。
首先，必須建立一個全新的指揮機構——組織的建立和人員的配備都要從頭開始——但是在如何實施的問題上，意見紛紛，觀點各異。例如，美國戰備司令部司令（1986年下半年）詹姆斯·林賽將軍有一個想法。戰備司令部的職責是為常規部隊準備兵力，向聯合地區司令部提供支援。這一職責包括部隊的部署及應急計劃的制定、受命部隊的聯合訓練，以及對美國本土的防禦。林賽認為，新成立的特種部隊司令部的任務與戰備司令部類似，並且提出「為什麼不把這兩個司令部合而為一呢？使特種部隊成為隸屬於戰備司令部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好嗎？」他還進一步闡述其想法，提議這兩個司令部合成一個新的司令部，叫做美國攻擊司令部。
第二，設立了分管特種作戰及低強度衝突的助理國防部長一職，負責這些方面的工作，包括對政策和資源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