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工業題材的作品，既沒有廢寢忘食突擊任務的渲染，更沒有生產過程的乏味描寫，而是以對工人生活的真正了解和對人們思想情緒的心靈感應，創造了許多感人至深的人物和情景，這在創作中是不多見的，可貴的。小說寫曙光廠撤了各車間專職支部書記，充實生產第一線，原支書李瑞林極不情願地被安排在傳達室。一天，生活困難的吳國棟騎了新自行車上班，並高興地告訴他是廠里為解決交通困難貸款買的，李瑞林也很高興。接著書中寫道：「吳國棟瞧見李瑞林那霜白的兩鬢，謝了的頂，心裏立刻有股酸溜溜的味兒，便一把捂住了轉動著的車鈴。」這個細節充分反映了階級兄弟之間的體貼、同情和愛心。這時好與他們作對的青工呂志民進廠違反了規定，吳國棟要罰他，李瑞林則讓他改正後走了。說明李瑞林在困厄中仍善意待人，不失老工人老黨員的本色，說明工人的心畢竟是相通的，他們的生活中充滿了許多人情、人性和美好的東西。小說成功地寫出了工人的生活和感情，成為作品又一重要收穫。

巴老在年邁之際還執筆為文，真誠地為一位作家的遭遇說話，而且把問題提到如此的高度，難道還不能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和深深的思考嗎！

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更是出色動人，充分表現了女作家張潔對女性心理獨特的體察和感受，有些章節簡直可以說是詩中之詩。例如萬群是小說中一個著墨不多的人物，但她那純情稚氣、至情至真和執著堅韌的性格，她那凄風苦雨、命途多舛的遭遇，卻是最牽動讀者心靈的章節。集中寫她的第十二章，小說幾次修改都一字未動。小說寫她原來像一隻整天咕咕叫的鴿子，有著「任性的、俏皮的、向上翹著的嘴角」，單純得「讓人享受到一種到了純潔的天國的快樂」。可是，對愛情的失望、丈夫的自殺，一連串沉重的打擊徹底改變了她。她和方文煊的感情故事，執著而無望，像是另一個版本的《愛，是不能忘記的》。他們前後兩次在潮濕陰冷廚房裡的談話，都是那麼凄涼、悲愴，壓抑得叫人透不過氣來。最後萬群死於車禍，方文煊向遺體告別，那種悔恨和悲傷，真有迴腸盪氣的力量。小說中另一位女理髮師劉玉英，「天生地具有一顆專為體會美好事物的心」。她讓即將舉行婚禮的小伙來剪下新娘的辮子，再由她來理髮美容，使這對新人很受感動。可她的家庭生活，卻像「捧著一碗又燙又滿的麵湯往前走」，是那樣緊張、操心和吃力。和丈夫吵架那天她很晚才下班，卻見他在門外站了很久，「舊棉帽上、肩膀頭上、圍巾上全都積了一層薄薄的雪花……一步步地向她走來」，活畫出貧賤夫妻苦澀彆扭而並未完全喪失溫情的生活場景。小說還描寫了「一個頂乾癟、頂枯燥的職業婦女」記者葉知秋，她的「像未經世故的兒童一樣執著、認真」的性格；描寫了「好像一道柔和的、色彩交錯的光環」般的姑娘圓圓，她敏感而執著地探索著生活的道路；描寫了熱情善良，有著「執著女學生式單純見解」的女醫生郁麗文等等。她們作為真善美的體現，構成了作品中一道明麗的風景。

另一條是小說第九章書中人物陳詠明的內心思考，被指責是「涉及到對馬列主義態度」的，其實是掐頭去尾、斷章取義的摘錄：「如果馬克思還活著，他將有責任，對忠實信仰他的學說的人們，就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制度，重新作出回答和解釋。原有的理論，已經不夠用來解釋和回答社會主義國家當前所共同面臨的新問題了。」猛一看似乎成了籠統指責馬克思，好像是說馬克思列寧主義過時了。原來小說是具體有所指的，在這段話的前面，作品援引了一大段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中的原話（為節省篇幅，這裏就不引了），大意是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工人貧困是因為他們所得到的，僅僅是「維持工人生存和延續工人後代」的「最低工資」。小說描寫陳詠明面對工人住房和生活的困難時想到，今天工人階級當了主人，為什麼還不能生活得更好？這是馬克思不曾說過的，所以才有了前面那段文字。這完全沒有什麼錯誤。

一部作品描寫的具體事件可能過時，但如果它的思想是深刻的、前衛的，它就能寫出時代的精神和魂魄，這樣的作品就不會輕易過時。《沉重的翅膀》是與生活同步的作品，它完稿於一九八一年四月，所描寫的生活則發生在一九八○年，這種近距離反映現實在長篇小說創作中是少見的。更可貴的是它對生活的預見性，是它在改革的起步階段對改革中一些問題的超前見解。例如小說寫鄭子云派陳詠明出任曙光汽車廠廠長，陳詠明就要求真正有廠長的權力。這正是後來普遍實行的廠長負責制。小說所寫曙光汽車廠許多經營管理方面的改革措施，在現實生活中都有超前性，如「五罰一元錢的暫行規定」和車間里的文明生產，在民意測驗基礎上任命處科室領導，工人直接選舉車間主任，「自由組閣」生產班組以及實行計件工資和崗位責任制等等，都是先於當時社會實踐的作品情節。小說第十章寫鄭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上的長篇講話，提出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老一套，要科學化，要切合本單位實際，主張把心理學和社會學應用到企業管理中來，從根本上強調關心人、愛護人，把工人真正作為生產的主人，發揮人在四化中的積極作用等。這在當時是一篇石破天驚思想解放的演說，自然也被某些人視為是異端邪說，但不是也很快就被大家接受了嗎？這種例子在作品中還可以舉出很多。

《沉重的翅膀》是一部積極向上、滿懷革命信念的樂觀主義的作品。小說的結尾，主人公鄭子云因身體不好、工作勞累和家庭糾紛，最後心肌梗塞進了醫院，保守派田守誠幸災樂禍。有人指責小說的結局「給人消極悲觀的感覺，似乎翅膀沉重得要斷了」，這其實是「大團圓結局」和「光明的尾巴」的傳統藝術觀念。《沉重的翅膀》的結尾，幾次修改雖有細微差異，但它的傾向性從來是積極rｅａd.99ｃsw.ｃom和鮮明的。同時由於全書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竭誠擁護和對改革開放勝利進行的堅定信念，根本不存在翅膀「要斷了」的感覺。書中有一段描寫鄭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上的雄姿：他「像一頭聳起翅膀準備騰然飛起的蒼鷹」，即使年邁力衰越不過高山大海也在所不惜。酷愛蒼天的雄鷹即使有一副「沉重的翅膀」，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它翱翔藍天直衝霄漢。這是書中改革家的形象，也是整部作品塑造的藝術形象，也可以說正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形象。

還有一段文字是小說第十章說到女青年「鄭圓圓倒也不像他們這一代人的大多數那樣偏激。一提起入黨，他們會帶著輕蔑和驚詫：『入那玩意兒？！』她不過認為，儘管很多人都想入黨，但這並不是判斷一個人好或壞的唯一標誌。」《十月》1981年第4期89頁。這裏說到有的年輕人對黨看法偏激，這是事實（當然還不是「大多數」），對他們需要加強教育提高認識。但是鄭圓圓與他們不同，作者與他們更不同，怎麼可以一鍋煮，認為是「涉及對黨的評價」呢！

缺乏優秀作品的文壇是寂寞的，有了優秀作品卻不知呵護更令人惋惜。像《沉重的翅膀》，連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都以《中國第一部政治小說——支持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路線，批判極左分子和保守派》為標題肯定和評介該書，可是在我們國內，它反而受到當時某些領導的批評，叫人難以理解。

光年同志在《序言》中點明，關於小說的爭論「還不只是在文壇上」。細心的讀者在《十月》一九八一年第五期小說末尾，還能見到「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六日脫稿于百罹之中」的落款，可以想見作者當時處境的艱難困厄。十多年後，張潔在一組散文《張潔文集（二）》，第508—550頁，作家出版社。中約略透露了當年她個人生活的遭遇，因為婚姻問題，「真是上刀山、下火海、波瀾壯闊、九死一生」，有人說她是為了「嫁個特權」，有人罵她是「傷風敗俗的壞女人」等等，各種流言蜚語沸沸揚揚。小說也在某單位引起種種議論，有人對號入座，有人指認作品主人公即生活中某某人。作者在一篇散文中說到，她創作這部作品是因為她支持、熱愛積極改革的人：

人們常說，時間是最公正最權威的評判者，它總是無情地淘盡那些污泥而留下金砂。

《沉重的翅膀》還描寫了在生產第一線為「四化」而忘我工作的人們，描寫了工廠領導和朝氣蓬勃的青年工人，大大開闊了小說描寫改革生活的社會空間。

本來對一部作品有不同意見和爭論是正常的，奇怪的是對有爭議的作品卻很少見到公開批評的文字。《沉重的翅膀》至今未見一篇批評文章，知道的只是當時個別負責人的嚴厲的口頭批評，說作品有「明顯的政治性錯誤」，是「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後的一個重要情況」，作者「太放肆了」等等。其實他們所根據的，只是一些從小說中摘錄出來的被認為「有些比較片面和偏激，有些是很錯誤的，會造成壞影響」的文字。從要求作者修改的意見中我們知道，必須修改的有七條意見。現在就來具體看看這些文字：

另一段是第十一章開頭的議論：「當文學作為文學的時候，有人很可能會把它當成擦屁股紙，也有人一輩子不會讀上一本文學書籍。當文學作為政治奉獻給人們的羔羊時，卻成為老幼咸宜的食品，人人都會爭著咬它一口。男盜女娼、物價上漲、倒賣黃金、小孩尿床、火車誤點、交通擁擠、住房困難、不長工資……無一不是文學的罪惡。文明古國里一種不可思議的怪誕！」《十月》1981年第5期39頁。這段文字是以雜文的筆法和誇張的言詞，來說明文學的社會功能這個嚴肅的問題。文學自古以來就被當做「雕蟲小技」而倍受輕視，但有時卻又作為「經國大業」承擔著許多非文學的職能。有時甚至把某些社會問題也歸罪於文學，如有的小流氓交代犯罪原因，就說是看《紅樓夢》的緣故等等。如此說來，上面被摘錄的話並沒有什麼錯誤。

當時文學創作基本上還停留在「傷痕」和「反思」的階段，反映改革題材的作品剛剛開始出現，多半只是短篇小說。例如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短篇，1979）和《開拓者》（中篇，1980），柯雲路的《三千萬》（短篇，1980），何士光的《鄉場上》（短篇，1980）等。文氣浩蕩、全面反映改革的長篇《沉重的翅膀》的出現，給文壇以極大的欣喜。它不僅是張潔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我國文學反映經濟改革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而且我認為，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部改革文學在思想深度和藝術成就上明顯地超過了它。在它以後陸續有一些改革題材的長篇小說問世，如一九八二年有張鍥的《改革者》和程樹臻的《春天的呼喚》，一九八三年有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張賢亮的《男人的風格》，焦祖堯的《跋涉者》和魯彥周的《彩虹坪》等，形成了我國改革文學的第一個高潮。

現在我們再回到小說的文本上來。《沉重的翅膀》為何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出版十多年後它的魅力依舊不衰的秘密又在哪裡？這是值得認真研究的問題。

當然，廣大讀者群眾還是熱情歡迎這部優秀作品的誕生。當年在北京為這部書召開的研討會就有好幾次。這大概是新時期最早的一批作品討論會了，而且全沒有後來那種新聞發布或商業氣息。這些研討會我全都參加了，就我的印象，絕大多數意見都是讚揚這部小說的，例如光年同志在《序言》中提到的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文藝報》的討論會上，許多評論家都十分讚賞和肯定它呼喚改革的激|情。

巴爾扎克說過：「同實在的現實毫無聯繫的作品，以及這類作品全屬虛構的情節，多半成了世界上的死物。至於根據事實，根據觀察，根據親眼看到的生活中的圖畫，根據從生活中得出來的結論寫的書，都享有永恆的光榮。」《沉重的翅膀》無疑是根據現實生活、並從中得出正確結論的優秀作品，它在我國當代文學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在這個意義上，借用巴爾扎克的話，說它會「享有永恆的光榮」，我以為也並不過分。九九藏書

一時勝負在於力，千古勝負在於理。當年責難、批判小說的某些人，有的已經引退，有的已經作古，似乎舊案可以不必再提。考慮到這畢竟涉及當年某些領導，好像有點犯忌，恐怕現在也未必就是公開談論的恰當時候。但即使現在仍然不說，日後也會引起一些讀者的猜測和考證，總會有再提起的時候。這裏就算為當代文學史提供一點資料，而且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人們應該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我不是當事人，不能說清這「惹人注目的事件」的全部。張潔有一次曾感嘆說，要詳細說它，恐怕又能寫出一部《沉重的翅膀》那樣的小說來。我只能就自己接觸到的事，提供一些當年文壇的舊事。

張潔同志的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發表已有十六七年了。作品榮獲了我國文學最高獎——茅盾文學獎，並先後被德、英、法、俄、美、巴西、西班牙和北歐的荷蘭等十多個國家翻譯出版，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值得高興的是，張潔對「左」的批評始終保持了自己的看法，她對作品雖然做了許多修改，但並沒有按照錯誤的意見在思想內容方面作傷筋動骨的修改，這在當時也是很不容易的。

先說點創作的背景資料。張潔是一九七八年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說《從森林里來的孩子》的。小說一發表，就受到大家一致的好評，她也從此開始了專業創作的道路。這篇小說與隨後發表的《誰生活得更美好》和《條件尚未成熟》，接連三次榮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開創了「三連冠」的紀錄。她那時的短篇《愛，是不能忘記的》和散文《挖薺菜》《撿麥穗》等，都是被傳誦一時的作品。有位評論家說：「她具有真正藝術家的氣質，彷彿一出世就成熟了」，我很贊成這個說法。張潔早期創作的基本主題，是對感情世界和倫理道德的探索。那種對純情的渴望和執著，對美好遭到毀滅的憤慨以及在表達時所伴隨的溫馨中的悲涼和明麗下的憂鬱，構成了她作品特有的細膩委婉、典雅精緻和出穎脫俗的藝術風采。另外，當時評論界也有對她創作提出更高要求的意見，如「深刻細緻，但也要寬闊」，希望她的作品更多反映社會矛盾和時代呼聲。似乎作為回應，張潔一九八○年創作了揭露黨內不正之風的短篇小說《場》，顯示了她創作新的開拓和轉折。接著張潔以豐富的社會經濟知識，並調動了自己長期的生活積累，滿懷激|情，用四個月時間，於一九八一年春寫出了這部挾風帶火反映改革的力作《沉重的翅膀》。

《沉重的翅膀》決非乾巴巴的「政治小說」，它在藝術上有許多成功之處。反映生活的新鮮感和真實感，就是它顯著的一個藝術特色。現實生活在作品中，猶如剛長出的瓜果和植物一般，給人以清新、鮮嫩和毛絨絨的感覺，顯示了作家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形象的能力。書中葉知秋給鄭子云打完電話后的街景描寫：時髦的鈴木50，臨時就業的青年還不太老練的叫賣，播送著的電子音樂，搶行后又停錯地方乖乖受訓的越野吉普等等，都是八十年代初期現實生活的逼真寫照。還有那位畫家居住的嘈雜小院，收音機里的《天鵝湖》和《說岳全傳》等同時震響，「什麼聲音全有，什麼味道全有」，使人一下就身臨其境，同時也更深切感受到「價廉物美」的優秀畫家和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這類例子在《沉重的翅膀》中俯拾即是，使作品充滿盎然的生活情趣和鮮活的藝術生命。

作品中的車工組長楊小東和他的夥伴們，是最富朝氣的一群。他們表面上「賊得很」，是「刺兒頭」，行動有些出格。他們騎車出去用獎金會餐，「車座拔得老高，一個個在車把上貓著腰，撅著屁股，車鈴嘩啦啦地響成一片」，有人問幹啥去，回答說「殺人放火去」！小說真實生動地給他們拍了一張集體照。實際上他們有明確的是非感和高度的自尊心，「他們身上帶著曲折的生活道路留在他們這一代人身上的明顯痕迹：不以為然，冷靜，有頭腦，實際，能幹」。他們之間的關心友愛是那麼動人，小宋的婚事和住房牽動著全組的心，大家為他撿磚頭蓋房子，呂志民病危譫語也說著這件事，表現了他們集體的團結和溫暖。為了集體的榮譽，他們相互監督，嚴格要求，生活和生產都搞得有聲有色，連續兩年被評為先進生產小組，成為建設「四化」的一支熱情和活躍的力量。

小說人物的語言需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和個性，人物的語言不等於作者的宣言，這是起碼的文學常識。小說中的汪方亮，是一個聰明人，他通達圓滑，還有點玩世不恭。他的語言幽默俏皮，有時有點出格，但卻顯得深刻。小說第十一章部黨組會為那篇寫陳詠明的報告文學爭論時，汪方亮說：「中國真是人口太多，人浮於事。一部影片可不可以上映，有時也要拿到政治局去通過；一篇文章鬧得重工業部人仰馬翻，還要我們這些黨組成員在這裏討論，我們就那麼不值錢？女人可不可以燙頭髮某個市委討論了三次……難怪我們大事抓不好，力氣全消耗在拔鴨子毛這樣的事情上了。」《十月》1981年第5期45頁。這段話的主旨是說黨委要抓大事，不應陷入影片審查或燙髮之類的是非。這意見並不錯。具有悲劇意味的是小說本身的遭遇，竟和它所描寫的這個情節一樣，也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而且就憑這段話，對小說竟上綱到「牽涉到對政治局有意見，發牢騷」的嚇人高度。

《沉重的翅膀》篇幅並不很大，字數在二十五萬字左右，但卻刻畫了好幾十位人物。小說為了表ｈｔｔpｓ://ｒｅａd•9９ｃｓw.coｍ現改革初期領導思想革新與守舊的鬥爭，著重描寫了領導幹部的思想交鋒和心理活動，描寫了一位部長、三位副部長和好幾位司局級幹部。如此集中描寫高中級幹部，在我們的創作中還不多見。副部長鄭子云是作品中最積極的改革家和實幹家。他精通業務，下廠調研時用指頭摸一下新車的座位，就知道「密封性能還不太好」。他知識淵博，在企業管理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和新穎的見解，他作報告時有著宣傳家和思想家的風貌。更可貴的是他思想解放，為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他披荊斬棘，甘冒矢石，鏖戰不休，用田守誠的話來說是「改革派的一個亡命徒」。小說描寫他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面貌時，還描寫了他的個性特徵和家庭生活，從而使這個人物性格更為豐|滿和複雜。作品寫「他太有自己的個性，自己的脾氣，常常別出心裁地幹些不合乎常規的事情」，有人憑這一點就料定他的官「充其量只能當到這個份上，弄不好早晚還會跌得很慘。」小說寫他在家庭生活中被捉弄、受冷落，而他「為了對輿論維持一個體面的家，他什麼都忍了」。小說第九章寫他和陳詠明從工廠回家的路上，仰望寒冷而寂寞的星空，他深深地體會到「人所害怕的不是受到傷害，而是受傷之後的荒涼孤寂之感」。這些描寫，並不是為人物性格的複雜而複雜，而是深刻地揭示了改革先行者常有的那種孤獨和悲壯的意味，加強了這個社會變革時期人物性格的歷史意蘊。

曙光汽車廠廠長陳詠明，完全不同於我們五十年代文學作品中的「老廠長」形象，這是一位現代知識型的幹部。書中關於他們夫妻感情的描寫，更渲染了他身上濃重的「洋氣」。他剛毅果敢，「遇見那些聰明人繞著彎子走的事，他呢，不縮脖子，不眨巴眼，對準目標，照直地走過去」。他頂住各方面的壓力，大刀闊斧厲行改革，在廠內推行現代化管理。他是最重視人、關心人的生產幹部，所以他又為工人群眾所愛戴。作品描寫分房后每戶出一個餃子請他吃，他又夾著送到老淚縱橫的工人老呂頭嘴裏。他對什麼事都全力以赴，身上總是顯露出「孩子般的真誠、執著和飽經世事的沉穩」。小說又寫：「這個人也有毛病，過於嚴格，不通人情，方法生硬，使人下不來台，民主作風差，別人有不同意見，他不能耐心地說服」。小說多側面地表現了他完整的性格，給讀者留下了鮮明的印象。

《沉重的翅膀》以重工業部和所屬工廠的整頓改革為背景，描寫了從正副部長、司局長到記者、工人和普通群眾對經濟改革的不同態度，以及他們豐富的內心世界和不同的生存狀態，展開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改革初期的生活畫卷。小說突出的特點，是它那種高昂的激|情和磅礴的氣勢，作品以熱烈的愛憎寫出了改革濫觴時新與舊、文明與愚昧、解放與僵化、改革與守舊的衝突，表現了對經濟改革強烈的緊迫感和責任心，揭露了經濟改革和社會生活中的重大問題，謳歌了振興中華的努力奮飛和遠大前程，使作品洋溢著政論和哲理的風采，藝術地表現了歷史蛻變期的時代精神。

《沉重的翅膀》屬於現實主義的藝術，但它與傳統現實主義已有很大不同。它沒有曲折的情節，甚至並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但是矛盾糾葛卻穿插交疊、一氣呵成。它刻畫人物也不注重人物的音容笑貌和外在行動，而是用日常生活中最富於典型化的細節，全力刻畫人物心靈深處的微妙活動，創造了許多富有時代內容和個性特徵的成功的典型。

小說第十五章主人公鄭子云有一段內心獨白：「三十年來經濟建設的經驗，說句官話，叫有成功，也有失敗。說句真話：基本上是失敗的教訓。」這句話是不妥當。但我們緊接著看到的話是：「幹了三十年，才敢於正視和承認這一點。正是三中全會以後，才開始著手解決，但是，困難重重，阻力很大。」把前後兩句話聯起來看，這裏的重點是對三中全會的肯定，是對經濟建設艱巨性的強調，本意還是積極的，並不就是為了否定三十年成就。而且作為文藝小說人物內心活動的思維語言，怎能要求它和政治文件公布的結論一樣呢？

此外，小說也入木三分地刻畫了一些被鏽蝕了的靈魂。小說中雍容華貴的婦人夏竹筠，是那樣虛榮，即使沒有攝影師她也要選擇「一個頂美、頂適於拍照或素描的角度」。她給別人錢時，要「用力地捻一下，好像還能捻出一張」，她接別人的錢時，儘管很臟，卻「沒有忘記清點一下應找回的數目」。她是老黨員，上過大學，卻「任什麼也不思索，在生活里變得麻木了」，成為勢利庸俗、政治退化的小市民。小說還描寫了心比天高、看到撒切爾夫人馬科斯夫人形象就撇嘴冷笑、慣於媚上壓下的女處長何婷，她肉麻地給孔祥副部長打電話，為女兒走後門安排工作，在處里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小說把人物的社會屬性和心理特質融合為一，細緻而深刻地揭示了這些改革生活進程中的沉滯力量，讓我們看到除了擊敗明明白白的反改革派以外，改變和消解這種沉滯力量又是一項沉重的負擔。

隨後，北京市文聯和《十月》雜誌也召開了讀者面相當廣泛的座談會，除文學工作者外，還有中央音樂學院和國際關係學院的幾位師生以及一些解放軍戰士參加。大家也從許多方面肯定了小說的成就，氣氛十分熱烈。可是大約一周以後，北京市文聯又通知說還要開第二次會，記得那幾天正好下雪，我們單位參加上次會的人都不再去了，我因在第一次會上發了言，就想再去聽聽。不料情況發生了變化，會議氣氛和上次完全不同，個個正襟危坐，莊嚴肅穆，發言者手拿發言稿，一邊倒的批判言詞，顯然是經過布置的，顯然與當時已經傳開的領導批評有關。上次會上有位音樂學院教師在我之後發言贊同我對小說的肯定，他自己並沒有更多發揮，這次會也未再來，可是會上還有九_九_藏_書人發言點名批評那位教師。這雖然給我留了面子，卻有點冤枉別人。會議結束時主持人完全肯定這次批判會，還說我們一些黨員評論家不從黨的原則高度幫助小說作者，這對於張潔這個預備黨員沒有什麼好處。我覺得這話已超出一般的作品評論，所以印象深刻。我也是那時才知道張潔當時是預備黨員，內心反而更欽佩她的政治熱情和社會責任感。這是我在新時期所參加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大批判性質的會議。

對待已經出版了的文藝作品的修改應持慎重態度，一般地說修改作品應該是精益求精、越改越好。但對於有爭論的作品和描寫，要仔細研究不同意見，擇善而從。如果聽從錯誤批評和「左」的干涉，結果往往適得其反。有些作品出版以後，早已是一種客觀的社會存在，再修改也未必能改變原來的影響，有時反而效果不好。《青春之歌》修改本讓林道靜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就不合當時的歷史條件。《創業史》再版時強化了兩條路線鬥爭，甚至錯誤攻擊劉少奇同志，更是深刻的教訓。此外如《紅旗譜》對高蠡暴動與王明路線關係的修改，《山鄉巨變》對農業合作化政策的強調，都多少損害了這些優秀作品的現實主義品格。這類例子在我們當代文學史上並不少見，連經典性作品如老舍的《駱駝祥子》，曹禺的《雷雨》《日出》等，也都有出於政治思想方面的考慮而拔高原著的修改，後來又陸續恢復了原貌。這種沒有必要、後果又不好的做法，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總結，否則今後仍會有這類現象發生。

到了一九八四年年中小說修改本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召開座談會，我仍然認為初版本犀利而感傷，震撼力強，修改本則有磨平了的感覺。那時風波漸平，小說得獎似乎已不成問題（順便說說，我曾參加一九八二年三月到四月舉辦的首屆茅盾文學獎讀書班，初評推薦書目中《沉重的翅膀》就名列前茅，最終未能通過；第二屆讀書班於一九八五年四月初評時又被一致推薦，后經評委投票獲獎）。上面說到北京市那次批判會的主持人，也參加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座談會，他的發言與北京市第二次座談會的結束語完全不同。他還講了市裡有關部門如何幫張潔「過五關」（入黨、出國、住房……另兩關記不清了）。我相信這是真實的，所以雖然不滿意他前後態度不一致，但內心還是體諒他的。

《沉重的翅膀》刻畫人物，除了運用富有典型意義的細節，更多是通過細密的心理剖析來揭示性格，尤其是寫人物心靈之間的交流和碰撞，更深層地反映了人物之間的社會關係。就拿那次討論關於陳詠明報告文學的黨委會來說，一般關於會議的描寫最易枯燥乏味，但小說在這裏全力刻畫了鄭子云、汪方亮和田守誠等人心靈深處的微妙活動，所以十分生動和精彩，成為兩種思想兩種力量短兵相接的一次交鋒。這三個人物，也是小說所描寫的幹部形象中最成功最重要的收穫。

小說中反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是部長田守誠，「他是個緊跟四人幫，見風使舵的風派人物」，是「一個混跡于官場的投機家」。小說拿鄭子云與他作了比較，說鄭子云是打猛攻球的，而他則「是打守球的，軟磨硬泡」。小說並沒有把他漫畫化，而是寫出了他工於心計，「待人處事，大多留有餘地」，善於把握為官之道，能「平衡好上、下、左、右的關係」。小說寫他平時每天早一刻鐘上班，給人愛崗敬業的印象。「文革」中汪方亮因「惡攻」被開除黨籍，他舉手同意，但逢年過節他仍冒著危險偷偷看望汪方亮，當時這樣做「實在是不容易」。又如「文革」中某市要批判陳詠明，他討好地安慰陳，不料某市委的書記正站在陳的身後，他絲毫不覺尷尬和語塞又反過來感謝該市如何保護了陳詠明，刻畫了他兩面三刀、見風使舵的性格。小說還寫了分管人事政工的副部長孔祥，他「比公安局還公安局」，盼望再來「反右」，把不老實的知識分子都弄去勞改。他的下屬副局長馮效先，夏天搓身上細泥卷、冬天搓腳趾縫，也是整天琢磨整人的傢伙。他們不僅是個人品質惡劣，他們的危害在於使用手中的權力阻遏改革的進程。這些形象的警策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備受尊敬的文學前輩巴金，對張潔當時的厄運深表關切，他用三十年代魯迅悼念電影演員阮玲玉相同的題目《人言可畏》寫了文章，動情地說：

大家知道，一九七八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時候，國民經濟積重難返，仍然存在著嚴重比例失調的情況。中央決定用三年時間執行以調整為中心的八字方針（「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直到一九八一年起形勢才有根本好轉，改革開放也才邁開步伐。

張潔在一篇文章中告訴我們：「在我珍藏著的那些讀者來信中，有不少同志這樣寫道：假如有一天你遭到什麼不幸就到我們這裏來吧。」張潔感嘆說：「對於一個作者，有什麼報償比讀者對他公正的理解更可寶貴呢？」張潔：《我的船》，《文藝報》1981年第15期。

評論作品要看它總的傾向，如果想從幾十萬字的小說中挑出一句半句有毛病的話來，那還不容易嗎！退而言之，就算當真有幾句錯話，又有什麼意義呢！這裏首先應該明確文藝的特徵，它不是政策條文，不是政府文件，而「革命之所以于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魯迅：《文藝與革命》，1928年。。對小說創作不應苛求，應該有寬容和豁達的胸懷。同時，評論作品要有一種歷史的眼光，不應斤斤計較於目前一時的是非。上面那些被指責的詞句，本來就沒有多大錯誤，隨著生活自由度的增加，今天再看就算不了什麼問題。《沉重的翅膀》與現在某些有問題的作品相比較，更是無可指責。而且也應該相信一般讀者的思想水平和辨別能力，他們在閱讀中對於某些不精確的語言，能夠分辨清楚。這也是對待文藝閱讀和欣賞的一個群眾觀點的問題。如果擔心小說中一ｈｔtｐs://ｒｅａｄ•99ｃsw•ｃｏｍ兩句話群眾就會中毒，那麼他們又將如何面對生活中更多的消極現象呢？

文學創作是作家具有獨特個性的審美創造活動，是一個最需要發揮個人創造性的領域。新時期以來，正是從三十年代文藝發展的歷史中，分析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擺脫各種條條框框的束縛，鄧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在四次文代會祝詞中提出：「寫什麼和怎麼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去年江澤民同志在十五大報告中再次指出：「營造良好的文化環境，是提高社會文明程度、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條件。」這是非常英明正確的方針，任何背離的做法都是不對的。

小說還有兩段關於文學的議論受到指責。一段是第十一章鄭子云的話：「社會效果好壞的標準，由誰說了算？是領導說了算，還是廣大讀者說了算？是只看近期效果，還是也要看遠期效果？」《十月》1981年第5期45頁。本來這是針對田守誠的話而說的，就是孤立來看，這話也並沒有錯。難道應是「領導說了算」和「只看近期效果」嗎？

文學創作並不一定要對社會政治經濟問題提出具體解答，但是優秀的作家由於他們對生活的熟稔和洞察，總是能在作品中提出許多新鮮的見解和本質的認識。所以恩格斯稱讚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馬恩選集》第4卷463頁。小說《沉重的翅膀》還獲得經濟界和社會科學界的重視，其原因同樣也在這裏。一部真正優秀的小說，本來就不僅僅是照相式地反映現實，它應該有熱烈的愛憎，應該有自己的思想支點，有自己對生活獨特的認識和評價。這種思想評價越接近生活的本質，它的思想價值也就越高，越不會輕易過時。這也正是文學作品高低優劣的一個標誌。被稱為「中國第一部政治小說」的《沉重的翅膀》，它的真正價值不僅在於描繪了變革初期的社會生活畫卷，更重要的是它在呼喚生活前進和抨擊阻遏社會變革時所表露的藝術家的睿智和勇氣。

小說中另一位副部長是被稱為「擁鄭派」的汪方亮，這是一個極富個性色彩的人物。作品寫他「絕頂聰明」，「論魄力，論智謀，論根子，哪一方面都是硬邦邦的」，並不在鄭子云之下。「他整天嘻嘻哈哈，什麼事都不大在乎的樣子，卻是真厲害的人……就連田部長也怕他幾分」。可他只是「周旋于各種矛盾之中」，並沒有什麼大的作為。這是由於他「經歷過許多事情」，「什麼樣的朋友全有」，見過世面也看透了世事，對許多問題也就不抱樂觀態度。小說第十五章寫田守誠扣壓上級批評他的文件，鄭子云為此大發其火，汪方亮則主張冷眼旁觀。他認為上級如果真有決心就會再查，否則鬧也無用。有的評論說他「圓滑世故」，「玩世不恭」，「曲線改革」，其實，那是我們社會不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的結果。他有權變的一面，連和他共事多年的鄭子云都覺得他「是個舉措不定，不大好捉摸的人」。但他的基本方面，依舊是他的正直無私和疾惡如仇，他多次頂撞和作弄田守誠，支持鄭子云的正確意見，表現了他對經濟改革的竭誠擁護和對黨的事業的一貫忠誠。應該說他還是值得我們信賴和尊重的領導幹部的形象。

關於這本書的評價，早已有了定論，可是今天的讀者大概很難體會光年同志《序言》開頭的喟嘆「改革難，寫改革也難」的真正含意了，更不了解他所說的，小說「發表后立即引起爭論，成為首都文壇上（還不只是文壇上）一個惹人注目的事件」究竟是怎麼回事了。

近年來由於加強了對各種文藝流派的研究，使得長篇小說的理論和實踐，要比過去更為自由和寬泛，這將有利於文體的革新和繁榮，但是有些長期積淀的審美規範依舊是必須遵循的創作原則。例如典型化，就不僅是現實主義的主要方法，同時也是各種文體和流派的共同追求。長篇小說作為宏大的敘事藝術，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的塑造，無疑是其核心問題之一。

是啊，世界上寬厚、善良的好人永遠是大多數，優秀的作家也總是會受到廣大讀者的尊敬和愛護。這也正是我們的生活的主流，是文學永遠向前的根本保證。那就讓生活少些沉重，願好人一生平安！

這段話彷彿正坐實了人們的議論。但是光憑「感情」是無論怎樣「奮力而為」也難以寫出這樣作品來的，所以我以為這是激憤之詞，是正話反說，是作者對流言的輕蔑、嘲弄和憤懣。

還有幾段文字被摘出來批判，然而問題在哪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例如小說第十二章賀家彬對他的老同學葉知秋說，他爭取入黨不是掙名譽，而是信仰馬克思主義，他要研究和實踐它，用來「改善我們這個在相當程度上它的一些成員仍然被小農意識控制，而不是被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武裝的黨」《十月》1981年第5期52頁。。被他們摘出加了引號的話，據說是「涉及對黨的評價」的。這裏說的是「一些成員」，是在「相當程度上」被小農意識控制，難道說錯了嗎？難道非得像王明那樣要求黨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