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知道，哪怕、甚至，已經穿上新娘的禮服，只要沒有得到那枚婚戒的確認，都不能說那句話——「新娘就是我」。

儘管人們為尋找「張愛玲」的傳人鬧得沸沸揚揚，我卻覺得唯李碧華女士得其神韻，文字的講究與著眼點的獨特著實耐人品味，並一直為我仰慕。也許李碧華女士不願意我將她與張愛玲相提並論，那就懇請李碧華女士的原諒。

作為一個女人，免不了愛好虛榮，免不了在那紅黃藍白黑五彩繽紛之地，進出繁華的商業區，流連、採購，兼做幾回劉姥姥。記得每進商場，後面立馬跟上一位店員。初始不以為意，有過幾次同樣的經歷后，便引起了我的好奇，再次進入購物天堂，就會留心觀測。只見那些店員以貨架為掩護緊隨在後，可又並不打算真正隱蔽，總能讓我知道有人在關注著我。

後來遭遇義大利皮鞋「真身」，與當年在香港見識過的「上好」皮鞋不分上下，於是把那雙義大利靴子在手裡搓來搓去，摁來摁去，最後還貼在鼻子上嗅了又嗅，以驗明正身。義大利鞋店的店員奇怪地看著我，攤手、蹙眉、聳肩，不知鬼迷三道的中國人又在搞什麼邪的。

去年春節，我收到的禮物中，就有兩份來自電梯工和清潔工的禮物。那些禮物不值什麼錢，但我確信，在我們那棟宿舍樓里，再也沒有人會收到這樣兩份禮物了。

最可笑是在鞋店買靴子，店員說是上等牛皮，回到北京一穿（還不是二穿、三穿），馬上穿幫，原來是人造革的。作為一個自一九四九年至彼時，再也沒見識過好「皮鞋」為何物的人，哪裡分得清上好或是不上好、牛皮或是非牛皮？更不九九藏書知道人造革竟可以用來造鞋，並以假亂真到這個地步。

於是我如實回答說：「是的，我沒什麼了不起，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接受採訪。」

回京后校友寄來剪報，才得知嚴女士投書該報，將我罵得淋漓盡致，讀後只好一笑。雖然並不知道自己何曾得罪於她，但仍然覺得她是一位漂亮的女人。而且，也許，那天我在電台的表現，確實令人生厭？

誠如斯言，我從來沒有認為自己「了不起」。

一九八六年那次過港，時運尤其不濟。

但我一直保留著他的墨跡，畢竟我也是他的「粉絲」之一。

而我又是如何回答的？

不要以為那些即興的東西，會有什麼長遠的影響，或當做既成事實而沾沾自喜，它們只是看上去像真的而已。

…………

某個人，對工作不積極算不得稀奇，如果對自己可能得到一些什麼的「機會」，也不肯花費些許力氣，就不大正常了。

又能怎樣呢？

嚴沁女士文字里的良善和純情觸動了我，便將她的書介紹給大陸讀者，併為她的書作了序，希望人們喜歡她的書、從中得到收益，而後出版社是否得以出版，我就不得而知了。

如此這般，我錯過了與格拉斯先生的連線，損失了造就自己「前程」的一個好機會。

有一個階段，我在西方「紅」得可以。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八日，在斯德哥爾摩國家劇院觀看舒伯特的歌劇《魔笛》，幕間休息時，導演克勞特上台介紹中國作家張潔在此觀劇，竟贏得全場觀眾熱烈掌聲；

但我知道，不能把好像是真的東rｅaｄ.９9csw.ｃｏm西，當做真的。

只是有點遺憾自己被男人調|教得如此刀槍不入，如果時光倒流幾十年，當夜會不會失眠？說不定啊。誰能說為這種理由失眠不是一種快樂？為這種理由，而不是為一張沒有皺紋的臉，迴光返照一次，又該是怎樣的經驗？

繼而有位女記者致電於我，要求採訪，自然敬謝不敏。

不是我為自己「老土」辯護，長期生活在社會主義計劃商業下，誰知道還有「假冒偽劣」一說？社會主義商品之單調、之匱乏，店員服務之不逮自不待言，但絕無坑蒙拐騙之虞。不像現在，大陸「假冒偽劣」的手藝，不但遠遠超過香港，也遠遠超過日本和台灣，堪稱世界之最，香港稱霸「假冒偽劣」世界的黃金時代，已如明日黃花不可追憶。

瑞典大報《每日新聞》的頭條是「中國作家張潔是某某獎最有力的競爭者」。

先是受領隊指派，與另外兩名作家應香港某電台之邀，前去接受採訪。電台的經濟狀況如何，不得而知，用來接送我們的是一輛拉貨的「小麵包」。置身其間，如同置身魚市，我覺得自己似乎也變成了一條黃魚。

后該女嫁作西人婦，恰巧該國某出版社出版過我的七八本書，於是匿名投書該出版社，曆數我為人為文之惡。致使天使般純潔的出版社，以為出版我的書簡直是為虎作倀，從此再無音信。後有了解內情的該國友人，將她的所作所為轉達於我九_九_藏_書，還是一笑了之。

換了誰，也不會不打自招地承認自己工作不積極，只能一味推託不喜好，並不斷致歉請求諒解。但她沒有聽完我的道歉，便不耐煩地摔下電話。

某些萬眾矚目的人物，不可信的標誌是那樣明火執仗——你能相信一個對酒精的信仰已經滲入骨髓的人、一個被成千上萬條「粉絲」圍得水泄不通的人的話嗎？即便是誓言。

的確，我沒有什麼了不起。

不再翻譯出版我的書，不過讓我失去一些旅行世界的可能，又能將我怎樣呢？何況中國銀行現在放寬外匯兌換金額，外出旅行已經不是很難的事了。

君特·格拉斯何方神聖？德國作家中的Number One，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

一九八五年六月在柏林「地平線藝術節」的某個晚宴上，工作人員來到我的餐桌，對我說：「君特·格拉斯先生想請您到他的餐桌上敘談敘談。」

作品被西方國家翻譯出版，最實際的好處是提供了旅行世界的可能。雖然文學作品從來不會暢銷，沒有多少版稅可得，可我並不住五星級旅館。

最後她總結說：「……你有什麼了不起！」

這才知道，我原來還有那許多自己並不知道的「隱私」。

不過定定神，他就知道如何辦理了。不論哪個地界，作家、藝術家都是神經病、怪物，和這些人長久相處，必然會訓練出超強的辦事能力。

我遺憾地想，她如何才能明白，我不接受採訪並非是對她的不敬？

平心而論，我的工作態度很不積極。比如領導布置十分鐘的工作，我就掐好十分鐘，不肯多加一點。對待該女記者的採訪也是如此，既然領導沒有交代我接受採訪的任務九*九*藏*書，我為什麼主動接受呢。

後來有機會看她的文字，才知道她是一位多產的作家，雖然與香港首席作家李碧華女士無法比肩。

第三次電話鈴又響了，我猜想還是她，果然不出所料。沒等我解釋說不接受採訪絕無不敬之意，她就開始抖摟我的「隱私」。

說起來是上個世紀的事了，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六年，因參加中美作家會議，幾次過香港轉機。

如果讓我在「逞能」和「機會」之間選擇，百分之八九十我會選擇「逞能」，它幾乎變成了我的一個嗜好。這個毛病如果在其他時刻發作也就罷了，偏偏在如此這般的一些「機會」面前發作，不是有病是什麼？

有一年與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男主角Peter O'toole在某大使館的party上相遇。他一時找不到紙張，從自己通訊本上匆匆撕下一頁，寫下他在倫敦的地址和電話，請我有機會去倫敦的時候，務必與他聯繫，情真意切得像是馬上要送我一張去倫敦的飛機票……不久果然有了去倫敦的機會，可我從來沒有給他打電話，更沒有打算去探望他。

即便十幾個西方國家翻譯出版過我的作品，我也沒有將此看作是「走向世界」的跳板。又不是我一個人有這樣的「榮幸」，業內許多作家的作品都被西方國家翻譯出版，最後又怎樣呢？

這就是我為什麼寧願與電梯工或清潔工交往，而不願與某些「人物」交往的原因。有次要去西單，恰遇電梯工人蹬著一輛三輪板車去西單運貨，他說：「張阿姨，如果你不在乎的話，我願意載你去西單。」我二話不說，「騰」的一下跳上他的三輪板車，一點不覺得乘一輛三輪板車https://read.99csw.com有什麼不妥。

如果把我在香港的「購物」經歷寫成電視連續劇，肯定讓人笑破肚皮。

先是感嘆畢竟是資本主義，比吃大鍋飯的社會主義盡職盡責，店員們隨時準備撲上來為顧客排憂解難，後來明白是防我偷竊。於是覺得香港其實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樣，與大陸毫不相干，如此警覺的店員，難保沒有受過大陸警方的訓練。

「如果格拉斯先生想要與我敘談，他應該到我的餐桌上來，不是說女士優先嗎？」同桌的德國作家、編輯還有我的譯者，煽風點火地鼓起掌來，鬧得那位工作人員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即便如此，我也沒有心生隔閡。那時，我是何等死心塌地的「香港拜物教」——何等法制、何等文明、何等民主、何等高尚……誰要是對香港稍有不敬，我肯定會與之理論理論……

從那以後，我對「上好」牛皮鞋有了誤區。

多好的機會，還不趕快接上這條線！此後或是請他來華參觀訪問，或是通過他與什麼機構結成姐妹關係……有幾年敝人還曾是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推出這樣一個文化交流項目該是順理成章……不但相干人馬可到德國公費旅行，說不定哪天格拉斯先生還能推薦我為「那個」獎的候選人呢！

臨場時電台突然改變計劃，將原來每人十分鐘的採訪改為二十分鐘。我當即表示，領導只布置了十分鐘的工作，恕我不能超額完成任務。正在研討採訪時間問題，巧遇嚴沁女士，要務在身，沒有時間深談，寒暄而已。雖然匆忙，對女人的美貌卻不會放過偷眼的機會，所以對她印象頗深。

剛放下電話，電話鈴又響了，沒想到又是那位女記者，聲嚴厲色地責問我為什麼不接受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