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中國有朋友嗎？」

給我羅織的罪名何其多也，我這個人沒心沒肺，這等至關重要的大事，卻記不周全了。只撿得其中幾條，如：反對「四個堅持」；聲稱馬列主義過時；不和中央保持一致；製造涉外事件等等等等。條條都是欲加之罪。

「沒有。不過我說過，這種會見，只能使我們彼此的了解，停留在一個非常表淺的層次上，倒不如有機會，多做個人接觸，也許還能就我們的創作，進行深入一些的討論。」我又反問：「難道你們背地議論過我們？」

「米歇爾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我說。

「你用什麼筆寫？」

「我們一定要改正我們的錯誤。」他誠心誠意地說。

除了由於會議主持人沒有經驗，在不來梅作品朗讀會後的答讀者問由三十至四十分鐘的時間延長為一小時半之外，再沒有發生過意外的事。其實按照我們的習慣，這叫超額完成生產計劃，是應該受到嘉獎的。可他卻一再道歉，因為那天晚上，十一點半我才吃上晚飯。

當然也有人問我的寫作習慣，以及用什麼紙寫等等。

後來還是美麗的小田實夫人出來解圍：「其實我丈夫從來反對非正義戰爭，這在他的很多小說里都有所反映。」

漢堡海涅書店的老闆對我說：「這是一部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寫的書。」

我掛在門后的裙子，已經平整如新，準是我在答對那位女記者時，馬乃莉替我熨燙的。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女為悅己者容」，我看也不盡然，漂亮的服飾對自己也是一種愉悅，它還會帶給自己一個好心情。我毫不隱諱這方面的愛好，反正我也成不了令人景仰的楷模，更當不了「馬列主義老太太」，何不自得其樂？

小旅館的老闆睡沉了。我想，我只得在走廊的樓梯上坐一夜，等奧斯特先生的太太，明早七點半來接我。

沒有人說話，只聽見夜走近的聲音。

過境手續很簡單，邊檢人員上車看看護照，蓋個印章就算完事。

找個整治你的理由，實在太容易了，容易得就像吐口唾沫。

除了我們本人，他還拍攝了我們在傳送帶上的人造革手提箱。

從來喜歡曳地長裙，可哪有機會穿它？所以在慕尼黑、維也納聽歌劇時，我從不放過穿長裙的機會。

到了現在，只有「在一棵樹上弔死」了，於是跟著小夥計又鑽進了地下室。

他能這樣想，看來是個善良的人。

四張，黑白，八個馬克。我們想儘快付錢，小夥計說：「別急，再等兩分鐘，看看顯像後效果如何。如果效果不好，現在收了錢，入了賬就不好退款了。」

「故作傲慢，恰恰是缺乏自信的表現。」我說。

我在風中冷得瑟瑟發抖，采爾科先生脫下他的西服外套給我。那天我的衣服穿得真是不倫不類，長袖襯衣外是件短袖毛衣，毛衣外是借來的灰絨夾克，夾克外是采爾科先生的西服，下面是一條藍布裙。長長短短，一截又一截，還要做湖邊觀景、林間漫步的風雅狀。

「有嚮導，他們知道。」

丈夫是位劇作家。太太定時為他供應冷熱飲料，以及高熱量的食物，此外，她或是躺在樹下的躺椅上，或是躺在湖心的橡皮筏子上看書。

「我不夠冷靜。」我不過是開玩笑，他卻那麼認真，「但是我在那篇文章里，說了你和北島的好話。你的書在德國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我真高興，你們中國女作家太了不起了。」

消息上說，中國人星期四（即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筆者）從美國卡迪拉克汽車公司得到二十輛卡迪拉克牌高級轎車，其中十五輛做了特殊的改裝，車上隨時可觀電視、錄像以及供應冷熱飲料。汽車公司的發言人說，不知誰人可以享用這十五輛汽車。

工作結束時，呂德斯先生迷惑不解地對我說：「你在回答我的問題時，那麼友好、溫和地微笑著，可是你的回答，沒有一句是同意我的。」

寫吧，寫吧！

我回答說：「噢，我還是喜歡讓『漢瑟』出。」漢瑟出版社的布赫瓦爾特聽到后，神采飛揚地說：「好極了。」

對於女人，聽歌劇不僅是藝術上的享受，還是一次難得的、展示自己的機會。聽歌劇比聽音樂會的服飾還要講究，而聽哪一部歌劇就更有講究。像《茶花女》這樣的劇目，以及多明戈這樣的歌唱家領銜主演，可謂歌劇演出中的盛典，幕間休息時，休息廳里如萬國博覽會上的服裝大賽，令我眼花繚亂，讚嘆不已。

總而言之，購買這種汽車的中國人，讓卡迪拉克汽車公司給賣啦。

到達西柏林第二天早上，我還沒下餐桌，他就來了。瘦高的個子，一副近視眼鏡架在同樣瘦長的鼻子上。藍色毛衣外，套著灰褐二色交織的西服上衣。

烏赫斯·米勒先生和我需要馬乃莉的幫助才能對話。事先說好，採訪時間為一個小時，但米勒先生常常跑題，我鬧不明白他是採訪我，還是想和我聊天。

時過境遷，歷史已經為我做了最好的辯護。

除了從慕尼黑到漢堡，以及後來回國乘的是飛機外，一律乘火車。

有了，有了。

這事對他可能很新鮮，對我一點也不新鮮，《參考消息》上經常刊登老外這方面的反映，相信在今後不短的時間內，還會不斷地刊登下去。

中午到達慕尼黑，看見布赫瓦爾特的身影時，我高興得大叫。布赫瓦爾特給人安全感，不論什麼事，只要說一次，就不必擔心不落實。

「反正我們不是在拍攝時裝廣告。」采爾科先生安慰我。

「不，都夾在岩石里，要小心敲開外面的岩層才能得到。」說著她又拿出一塊三角形水晶石，「這塊是我自己在河裡找到的，送給你吧。」

昨天，他突然從慕尼黑來，在院子里轉了幾圈，又在房間里晃了幾圈。問我：「你獨自住在這裏，有什麼困難嗎？」

我們坐在路易莎的廊子里聊天，喝她用四種草或樹葉自製的香茶，那是她在巴伐利亞森林里採摘的，有薄荷的清香。

而今，面對如此旖旎的萊茵河，實在想象不出，它如何發出「浩蕩」之聲。也許一七七〇年貝多芬降生時，它曾經「浩蕩」過。知道嗎？滄海還能變桑田呢！

湖邊，苦栗樹下，青草地上的白色長椅，誘惑著我進入一幅風景畫——如果長椅上再添一個穿著睡袍，披一條小毛毯，睡意矇矓，線條模糊的女人——一幅任哪個不出名的畫家，都能畫出來的通俗風景畫。

他信口抨擊我們提到的每一個人，或每一樁事，當然都與中國無關。我不知他如何進行採訪，倒好像他時時在接受他人的採訪，非常樂意地、滔滔不絕地表示著自己的意見。

不久，就從法國使館傳出有關我的流言，說我傲慢、刁鑽、對人戒備、難以對付、不好接近，並且在中國文化界中廣為流傳。但是我覺得我不傲慢，不刁鑽，不難對付，對人不夠戒備……我還沒說別的呢，如果再多說些什麼，後果恐怕更不堪設想。

而後我們又翻看家庭相冊。小時的米歇爾，總是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

然後他說：「可不可以問你的經濟收入？」

我不能回答克里斯蒂娜「這是什麼意思」。

「好記。」我想到了作曲家瓦格納。

我一向怕聽朗讀，只要一看朗讀者的臉，一聽那凡人嗓子眼兒里絕對發不出來的腔調，我就害臊、臉紅，立馬一身雞皮疙瘩。

「日本人很有禮貌，可是很難和他們交朋友。在中國卻可以交到朋友。」

便又禁不住掀起窗帘向外望去，那是一個沒有眼睛的夜，只有風在吹。

幾分鐘后他就轉來，告訴我，他已與警察局聯繫好，飯後我將乘警察的摩托艇游蘇黎世湖。

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人比東方人單純、輕信。相比之下，我顯得虛偽、圓滑，這使我在心理上得到一定的平衡，多少補償了我在某些方面的自卑。要是什麼時候有人提起我來，能夠這樣說——「張潔這個人太圓滑，太工於心計」，我準會高興得跳起來，因為那意味著我進步了，也就不再受苦了。

我說：「這種事如果不去多想，好像便沒有什麼可想，也沒什麼可奇怪的，要是越想便越覺得奇怪。」

「順手抓到什麼筆，就用什麼筆寫。」

我坐上窗檯，期待著牛鈴的聲響，滯悶的、憂傷的、無可訴說的，一聲又一聲，領著我走向夜的深處。

可惜以後再也沒有見過他，他當夜就趕回漢堡製片去了。後來我進出漢堡多次，他或是另有任務外出，或是到愛爾蘭附近那個小島上休假去了。

從西柏林回來后，我又見到了瓦格納，但是他沒有和我談文學，而是大談外交公寓的耗子。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眼看十點鐘了。突然發現一家賣照相器材的小店，他們一定知道哪裡有快照。進門一問，該店就經營這個項目。我們喜出望外，大鬆一口氣，而且小店距領事館很近。

「當然，我在北京大學念書的時候，同宿舍的『楊』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常常批評我。」這時，他揮了揮粗大的拳頭，做了一個出擊狀，「……還這樣。他是一個非常幽默的人，我正在找他。」停了一會兒，他又說，「等你從德國回來了，咱們談談文學好嗎？」

通向陽台的門窗全都關著，冷氣也沒開，客廳成了一個悶罐車廂，四十多個人，就是四十多個散發著熱量的小火爐。

我不記得那一夜我是否睡過。

我對他說：「因為你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愛好，我帶了一盤中國古典音樂的磁帶給你。」

「那好，我希望永遠不要和你吵架。」

人生有多少時候能不被人打擾？我願那列火車，一生一世也不到站才好。

不知從哪裡鑽出一隻小狗，左右巡視一番后，忽然跳進玫瑰花圃，我正在猜想它去這美麗的地方有何勾當，便嗅到大煞風景的狗屎味兒。但無論如何，你不能不說它是一隻文明的、有教養的狗，用不著「禁止隨地大小便」或罰款五毛的條令規範。

不知怎麼提起我喜歡船。市長秘書問道：「你想乘船嗎？」

兩位採訪者，一位是《波爾尼報》和《祖國報》的記者烏赫斯·米勒，一位是婦女雜誌的記者。

為促進中國和聯邦德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聯邦德國設立了「理查德·威廉漢德翻譯獎」，首次發獎儀式作為「地平線藝術節」的序幕，先一天于西柏林藝術學院舉行。我的《沉重的翅膀》一書的譯者，米歇爾·阿克曼獲得了一等獎。

付款時，小夥計只收了四馬克，來了個「殘次商品，減價處理」。難怪他不急於收費，堪稱遵守職業道德的模範。

阿克曼開車，如理髮師剃頭用了一把不太好使的推子，理出來的頭髮就像狗啃的一樣。他的剎車頻繁而突然，每次剎車，眾人都得猛然往前一栽。對此他解釋道，他在上海工作兩年，很久沒開車了。

最後是蘇黎世市政廳的宴請。

我愣住了，並不記得自己成心和他搗亂，這，算不算他的工作能力差，會不會影響他的「飯碗」？

她很不高興，也似乎毫無準備，隨便提了幾個所謂文學問題，便草草結束。爾後，這個讓我付出近三個小時的採訪，居然沒有見報。顯然是大腕發威了。

六月十七日是藝術節的開幕式。東南亞各國代表和文學愛好者聚首一堂，聯邦德國研究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中國古典及現代文學的學者，作了學術發言。

飯後，當我們坐在院子里談話時，我看見兩隻牛犢般大小的黑狗，急得在陽台上轉磨，並從欄柵的縫隙中，探出它們潮濕的鼻子，恨不能從那裡鑽出來參加我們的談話。

「你能為我預言什麼呢？」

在人群中遇到一位紳士，西格榮先生介紹說，他是法蘭克福一家大出版社的小老闆。這位先生說：「本來我們想出版你的書，可是漢瑟出版社搶了先。」

（阿克曼後來說：「沒有的事，這不過是現成的客氣話。」）

蘭德特先生提起我的行李就走，他這是把我帶到哪裡去呢？

問過我的姓名后，他用中文說：「噢九*九*藏*書，我知道。」

真是出師不利，以後的旅途，還會遇到什麼意外？不管遇到什麼，都得我一個人應對了。

這裏的地皮很貴，我問史賓格朗：「你是資產階級嗎？」因為我在這裏住的房子，是他名下的產業。

戴維斯用生命換來的那些資料，隨著時間的推移，時局的變幻，很快就會失去它的價值。新聞，新聞，新的時候方才可聞，時過境遷便成了老聞，誰還稀罕呢？但是戴維斯的職業獻身精神，不僅會為他的同行追憶，也會讓嚴肅的人，沉思默想許久。

同年八月，法國對外關係部部長羅朗·迪馬來北京訪問期間，曾在北海「仿膳」設宴，我的座位正好在他們亞洲司司長一旁，沒話找話，順便提起辦理法國簽證手續的不易。「這是真的嗎？」他不安地問。

「瓦格納。」

夏季，歐洲的太陽是辛勞的。晚上九點，夕陽還鋪滿在街道上，早上四點多鍾，它又得抖擻精神上班了，所以老是下雨，不然它怎麼受得了呢？

我至今仍感遺憾，給我和諾瓦克、施奈德、阿諾爾德、庫賓接觸的機會太少了。

歐燕還是學生，學生辦起事來尤其認真，對於老師吩咐下來的事情，幾乎奉若聖旨。

終於忍不住跳上獨人橡皮筏，划至湖心，仰面朝天一躺，任筏子隨波逐流。

什麼都看不見了，只有湖對岸碼頭上的紅色信號燈在明明滅滅，丈量著我心裏的空闊。

胡蘇姆是個小城，很少這樣的聚會，更不要說還有十幾位來自中國的作家和一名中國鋼琴家出席，他將演奏中國音樂。

休息后的節目，是無調、無旋律、不諧和的現代交響樂，古老的對位、和聲，被肢解得體無完膚，但演奏及演唱的方法，卻遵循了學院派的嚴格。

「事業。」

他極不情願地轉過身去，「砰」，大門發出自視甚高的一響。

我的後背和后腰，不時被他人的胳膊肘或服務員手上的托盤，杵上一傢伙。

「首先，我要感謝阿克曼把我的小說翻譯成德語，使德國讀者認識了我。阿克曼可能是第一個把一部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翻譯成德文的人，我們知道，第一、第一個，總會讓人長久地想著、記著。

紳士們則黑色禮服，連領帶都換成了領結，這是幾百年沿襲下來的禮儀，並沒有什麼成文的規定，但人人遵守，還沒見有誰敢驚世駭俗地穿條牛仔褲和一件T恤出場。

從血統上說，他是恩格斯的侄孫，真正的革命後代，在北德電視台做著一份一般的工作，想必收入也不屬於高薪階層。後來我在他家留宿一夜，對他的生活水準稍有了解，這是后話。

我好累啊，巴不得跪下來向四方磕頭，求求您哪，行行好吧，饒了我吧。

「貴姓？」我問。

「謝謝！」

授獎儀式之後，由波鴻大學教授馬丁、漢瑟出版社編輯布赫瓦爾特、譯者阿克曼、Passau大學教師馬乃莉，還有我，上台介紹《沉重的翅膀》一書的出版發行情況。

「有什麼不可以？」

攝影師要求我配合他的工作，仍舊坐在呂德斯先生的對面，這可以使呂德斯先生更容易進入角色。

「比如？」

不要低估兩個警察和這艘摩托艇的威懾力，當我們向一處碼頭靠近，準備登陸時，裸泳的姑娘紛紛穿上了泳衣，她們可能把克里斯蒂娜、馬乃莉和我，當成了維持社會治安的女探警，而這裏不是裸泳區。可我不願意扮演這種煞風景的角色，我寧肯欣賞她們的胴體。

臨別時，小田實先生還向每人贈書一冊，他特地選了一本描寫戰爭的書給我。說：「因為你那麼喜歡討論戰爭。」——反倒變成我喜歡了，我才不過說了那麼一句。

客廳不大，來賓約有四十餘人。人多，每個人又都在說話，聽得就很吃力。還有人揚聲大笑，其聲嘹亮如母雞下蛋后的歡唱。於是人們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大，以致把耳朵塞到說話人的嘴巴底下，也難以聽清楚對方的談話。

采爾科先生的「別墅」，在愛爾蘭附近的一個小島上，島上包括采爾科先生共有兩戶人家，八個人。逢到漲潮的時候，海水就將他們與陸地隔絕，「但是保證有土豆吃。」他說，「平時我們就捉魚，或是海蟹、龍蝦吃。如果你有機會訪問愛爾蘭，一定告訴我，我請你到我的別墅去寫作，絕對安靜。」

有了前面的對話，便知他這樣說，並不是因為面前坐了一個中國人。

好像我是有權決定文化交流項目的文化部長。

他大笑，卻有歉意：「你看到那篇文章了？」

「如果方便的話，當然很好。」

寫吧，寫吧……

我可謂遭到過多國聯軍的封殺。

根據我的經驗，一個人只有在成為至聖賢哲后，他用過的一個勺子或坐過的一張椅子等，才會花那麼多膠片拍攝下來，供後人膜拜和追念。如此這般，只能說明聯邦德國的大眾傳播媒介對中國作家前來參加西柏林「地平線藝術節」的重視。

早晨的腳步，越來越快地走過阿爾卑斯山腳那舒展的漫坡。

「我原想再帶兩把牙刷給你。」

爆發了不可遏止的大笑。

我的盤子里，放著一個用紅絲絨帶扎著的紙盒，這是給我的禮物——一套木製的、穿巴伐利亞民族服裝的小樂隊在演奏：一個黑管，一個小號，一個長號，一個手風琴手。不過他們面前的小桌上，只擺了三杯啤酒。

「你想問什麼？」

老人家問我：「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

「不過，我和那個瓦格納沒什麼關係。」他的腦子轉得很快，一下就跟上了我的思路。

汽車倒頭，向郊區駛去。

我喜歡在蘇黎世的小衚衕里穿行，衚衕之窄，甚至可以讓對面陽台上的兩個人握手言歡。我仔細辨認每棟小樓興建的日子：一四某某年、一三某某年……好像在尋找一個失落多年的朋友，他就住在這鐫有一四某某年，或一三某某年的房子里。

湖畔的「沼澤」飯店，是仿巴伐利亞風格的建築。木頂白牆，窗前、陽台排滿了紅色的小繡球花，房椽的一頭，裝飾著一隻鹿頭。一劈兩半的木樁子挖空后，架在房前空地上，裏面栽滿各色艷麗的花朵。

我深知，不明就裡，萬萬不可隨意表態，忙說：「沒有。」

他的採訪，更像拍攝一部「小電影」，我得在鏡頭前重新表現日常生活的許多場景，包括在電腦上的寫作「表演」，本來還要拍攝我畫畫的場面，被我婉拒……

房前的空地上，有一塊不大的玫瑰花圃，一色的血紅，在夕陽的輝照下，紅得更加熱烈。馬乃莉、克里斯蒂娜和我，在花圃旁的長椅上坐下，靜享這熱情的、革命的黃昏。

太陽跑得那麼快，已經轉到湖對岸去了，湖這邊的景色，此時正如交響樂中「如歌的行板」。

她轉過臉去，對著窗子，把那塊水晶石看了很久，然後把她看到的一切告訴我。我不知應該相信還是不相信，但那以後我不由得去留心在某月出生的人，路易莎說，這樣的人將對我發生莫大的影響。

米歇爾的姐姐、妹妹，以及他本人，都出生在這棟建於一九二〇年的房子里。

「不，不能，這是歷史。」

聯邦德國著名評論家阿諾爾德、作家施奈德，以及阿克曼請我等人在飯店共進晚餐，剛剛談到大家有興趣的問題，如稿費、讀者來信（其中有無求愛者）、性文學（他們也認為沒什麼意思）、作家當官后的苦惱等等，我卻在席間睡著了。這顯然敗了大家的興，阿諾爾德見我困得實在可憐，便建議聚會到此結束。迷迷瞪瞪回到旅館，被旅館旋轉門狠狠夾了一下還不覺。第二天早上才發現，腳背上一大塊青斑。

遊船在晚上九點多鍾靠岸，眾人在湖畔的一棟老房子里吃冷餐。這時，才見到漢斯·布赫，他仍然一副匆匆忙忙，好像丟了什麼貴重東西的樣子。

「可以嗎？」

有了獨往瑞士的經驗，我要求退掉返回慕尼黑的機票，改乘火車。

他一生不得志，愛上巴伐利亞州一位貴族的女兒伊麗莎白——人們都叫她茜茜，據說她的頭髮很多、很美，但茜茜嫁給了奧地利國王弗蘭西斯·約瑟夫一世。

汽車在公用電話間外停下，他打了一個電話，不知是打給誰，但肯定是為了安排我。於是我把錢包里所有的硬幣掏給他，我已經給他添了不少麻煩，更不應該再讓他搭錢。不少硬幣，掉在電話間的地板上，我聽見它們滾動的聲音，但沒有情緒去找。

無論如何，這個夜晚，是我在西柏林度過的唯一閑散的夜晚。

「沒有，好極了。」我說。

他的提問也有一定深度，所以我很認真地回答了他的提問，此外我還同意他拍攝了我所有的繪畫。因為在此之前，他聽瑞士一位出版人說，我的繪畫很不錯。

「我感到非常抱歉。」

朗讀後，由我回答聽眾的提問。而後，是長長的、等候我在《沉重的翅膀》和《方舟》上簽名的隊伍。

我自小愛惜紙張，也許那時家裡窮，不得不如此。直到現在，白光光的稿紙仍然使我感到拘束，沒考慮成熟的句子，不敢輕易落筆。最初的草稿，常常寫在宣傳材料、會議通知、文件、廢舊信封的背面，然後謄寫到稿紙上去。所以我的稿紙用得很省，看到別人嘩嘩地撕稿紙，總覺得心疼，好不小家子氣！

「當然有。」

晚上十點半左右，告別了眾人，我搭乘蘭德特先生的汽車，向漢堡出發，從此開始了我一個人的旅行。

因為忙，我卻錯過了播放的時間。

就是在不多的幾次相聚中，也因白天過度疲勞，或東西方習慣的不同，未能暢談。

我還沒看清楚怎麼來怎麼去，他脖子上的領帶，瞬間就沒了影兒。

他還總是帶姜給我，一大塊一大塊的。聯邦德國不生產姜，他肯定是在中國商店裡買的。

「他小的時候，很愛坐在門外的台階上哭，還不時停下來看看是否有人經過，如果有人經過，接著再哭。」米歇爾的母親說。

該報的一位女大腕可就不善了。

他們也住在斯坦貝克，何況他們邀請我吃晚飯。

我想這沒有什麼微妙，德國是馬克思的故鄉，對卡爾·馬克思，以及對他理論的理解，資本主義德國並不比社會主義中國遜色。

西格榮先生找到了我，說是西柏林一位文化部長想要認識我。

「你怎麼知道哪裡有水晶石呢？」我問。

後院有個烤燒餅似的大鐵爐，上面架著油鍋，不停地炸著拳頭般大小的肉丸子，加上草莓、飲料，便是客人們的晚餐了。西格爾里特·倫茨夫婦舉著油炸丸子和我邊吃邊聊。

小艇在湖面上瀟洒地畫著圈，低眉垂目的蘇黎世湖，終於被挑動起來，緊隨在船尾，瘋瘋癲癲地跳躍著、奔跑著。

我漸漸為米歇爾母親的照片所吸引，她年輕的時候真漂亮，像四十年代好萊塢明星，即使做了三個孩子的母親，身段還是那麼窈窕。相冊里，還有米歇爾的妹妹在母親節寫給媽媽的祝詞。「媽媽，你對我真好……」如今已年近三十的妹妹，繼續念著，「我以後一定聽你的話，希望你快樂。」

後來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我的作品朗讀會時，也是由奧地利一位著名的女演員朗讀，基本上也是這個陣勢。那位演員極其認真，就在朗讀會前的深夜，還打電話再次核對，書中人名的正確發音。

「是的，」他不停地講著類似兩國公報上的那些話……我瞥見已有幾位女士、先生，列隊等著覲見部長，其中包括在開幕式上作「印尼文學研究報告」的老夫人，便急忙告退。

從他的提問可以看出，他為這次採訪做了很好的準備，不像有些記者，根本就是「趕時髦」。

果然在一棟淺灰色的新樓里找到了瑞士領事館。沒有門衛，自由進出。兩張表格很快填寫完畢，只是要我交一張照片，我立時傻眼。

「你何不取下它呢？」

我認識他兩年多，頭一次看見他穿上西裝，還打了領帶。據我所知，這條領帶占他領帶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他對待領帶的態度，和《法蘭克福彙報》記者瓦格納一樣：「這個東西，沒什麼意思。」他們這代人，對繁文縟節相當不屑九-九-藏-書，布赫瓦爾特好像連一條領帶也沒有。

「他們為什麼不讓你進門呢？」

高大的橡樹，巨人般地環抱著萬塞湖，壯美的樹冠，在風中搖曳出渾厚而低沉的吟唱。德國人常以橡樹作為德國民族的象徵，正是因為它的身軀，經得起狂風暴雨的襲擊。

我理解。天底下的文人，大多如此。

西格榮先生領著我繼續前行，我們似乎來到一間內室，這從房間里的人物便可推斷出來。然後，西格榮先生把文化部長從一堆有身份的人物中掏了出來。

斯坦貝克湖也在睡。

灰色的古堡依然像幾百年前那樣，掩映在森林后的山岡上，只露出它圓錐形的尖頂。號聲也許會即刻響起，林蔭道上將駛過一輛馬車，車上坐著一位公主；或是白馬上騎著一個穿白色獵裝的王子，前後簇擁著打獵的侍從和獵狗……凡是一個智能低下的腦袋所擁有的想象，一個我都沒落下。

路易莎喜歡爬山，桌上堆滿各種形狀、顏色的石頭。我拿起一塊渾圓透明的石頭細瞧，她說：「這是水晶石，巴伐利亞人多用它來占卜。這塊水晶石是一位女巫送給我的，從前沒有這麼圓潤，是她長年摩挲的結果。」隨後她拿出幾塊水晶石，都是她在阿爾卑斯山上找到的。

記者的工作和現實生活貼得太近，職業要求他們比作家具有更直接的獻身精神，不論他們的肉體，抑或是他們的人格。

很快到了旅館。大廳及酒吧都很富麗，住房卻比不上北京的建國飯店，價錢可不含糊。所以阿克曼說，他只能在這個旅館住兩個晚上，房租太貴，明天就搬到朋友家去。阿克曼一點也不小氣，可以說比我見到的好些洋人，都大方慷慨。

這位先生、布赫瓦爾特、西格榮先生一齊大叫：「不，不，你還是要當作家！」

拍完四合院內的鏡頭，又拍在小衚衕里溜達的鏡頭，加上天氣太熱，非常辛苦。可是維特曼先生比我更辛苦，因為他還要安撫我、請求我做好節目……過後想想，我的不夠配合，真有點難為他，對不起他。

歐洲是懷舊的，很多城市還保留著有軌電車。在蘇黎世，十七、十八世紀，甚至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隨處可尋。老行會附近的小廣場，就像芭蕾舞劇《唐·吉訶德》中的布景。

唉，寫吧，寫吧！

飯後，由海斯先生陪同我們游湖。開摩托艇的警察，是兩個十分英俊的小伙，他們拘謹地把我們扶上搖擺不定的摩托艇，小艇好像受了他們的感染，拘謹地開動起來，摩托艇的那股帥勁兒，不知哪裡去了。

採訪結束后，請他們吃烤鴨。

太陽時隱時現，捉弄著我們的攝影師，他較真兒得厲害，所以時時停機，我們不得不一次次重來。采爾科先生怕我厭煩，便介紹起當地的風土人情。「從前，凡是懸有鹿頭的地方，就是獵人聚會的場所，現在鹿頭已經成為純粹的裝飾，還有人開玩笑說，這是戴了綠帽子的丈夫們聚會的場所。」

路燈昏暗，只能照見馬路及兩側沿街而立的景物。縱深地帶的情況，則隱蔽在夜和雨幕之後。豪雨在擋風玻璃外又加了一道水屏，馬路及路旁的房舍、林木、電線杆在雨刷賣力的刷動下，來回直扭。我們像是在一個環形布景中兜圈子，總也走不到了。我開玩笑說：「我們在回胡蘇姆去。」

路易莎那棟樓的住戶，大多是影業人士，演員、導演、攝影師……路易莎就是導演，希望有朝一日，與中國合拍一部影片。

六月三十日上午，是我的作品朗讀會，由蘇黎世大學東亞研究所麥恩貝克教授主持，還從聯邦德國請來一位著名女演員，朗讀《沉重的翅膀》。

他們笑了。「還有呢？」

「一九三七年。」

…………

牙科醫生家的聚會熱鬧非凡。

宴會非常講究，侍者送菜前必請客人過目，進餐過程也非常安靜，因而華語女士的高談闊論，如不太鋒利的銼刀，銼動著人們的神經，又因為急於取得進展，銼動的頻率極高。

「我不喜歡這種招待會，站著，吃一點兒吃一點兒，沒什麼意思。我喜歡消消停停地坐著，正正規規地吃。」他停了一下，又補充說，「我的中文不行了，我剛從日本回來，在那裡待了十年，只說日本話。」

…………

「我剛搬來的第一天，房間里除了一部電話機，什麼傢具也沒有。那天晚上，我正在打電話，房間里也沒開燈，只見一團黑東西，極快地向我躥來，我猛地一跳，讓過了它，它鑽進牆角就不見了。」上面的每句話，都像演活報劇那樣，用形體動作表現出來。「後來才知道，那是一隻老鼠。每天晚上，它都在我的書房裡，啃我的稿子。」他側過頭，用右側的虎牙做啃噬狀，併發出「咔哧、咔哧」的聲音。

多明戈的歌劇要不要聽？誰讓我恰巧趕上慕尼黑的歌劇節。巴伐利亞州歌劇院請來了世界著名歌唱家，如多明戈和當今演唱《茶花女》的第一把交椅，捷克女高音歌唱家Ediea Gruberova。

當地知名人士可以說是傾城出動，如聯邦德國著名作家西格爾里特·倫茨，詩人烏威，安娜·王等等，老老少少，將近一百口子。

等我們打探到新址，剛才的計程車正巧兜了回來，我們原班人馬又向新址出發。

我說：「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不敢當，但可以說是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

馬乃莉已先我而到。她與蘇黎世市政廳秘書海斯先生，以及蘇黎世大學漢語系學生克里斯蒂娜小姐，在機場接我。

火車每從一站發出，列車員便來檢票，他們記得很准，決不會讓你第二次掏出車票，你盡可以安心睡去，或任意遐想，再不會有人打擾。

露水沾濕了我的腳掌，苜蓿草、車前草的細莖，輕輕地刺著我的腳心，紫色的苜蓿草亭亭玉立，我垂下頭，在它面前佇立。「你好嗎？」我說，「我終於可以在這裏暫時停息，和你做個伴。」

開幕式后，全體代表在萬塞湖上遊船，「我們要穿過西柏林的肚子。」藝術節總監西格榮先生說。即便工作再忙、再累，西格榮先生還是彬彬有禮，說話嚴謹，衣冠楚楚。藝術家們個個都是個性、隨意性極強的人，這樣一個藝術節能夠不出岔子地開下來，西格榮先生肯定付出了極大的心力，也可以想見西格榮先生出色的組織能力。

對我當然也是一次難得「臭美」的機會。年輕時那麼喜歡漂亮的衣服，可是買不起，即使買得起也不敢穿，一件衣服惹來的麻煩，遠在人們的想象之外。

「做母親的聽到這種話，都是高興的，不過米歇爾確實很善良。」

小田實夫人一定非常崇敬自己的丈夫，小田實先生每說一句話，美麗的夫人都頷首贊同，每一句都如此。而那次會見，從午宴一直談到下午四點多鍾，這期間，又是小田實先生說得最多。

瑞士人克里斯蒂娜，一半德國、一半中國血統的馬乃莉，和一個中國人張潔，開懷地笑著。哦，我從不曾有過這樣快樂的遊戲，我的童年、我的青年、我的大半輩子！

將近二十個小時的飛行，使我精疲力竭，可我們還是談到午夜一點。和外國朋友相識，能有再次見面的機會，似乎就有老朋友的意思了。

在一條小衚衕里，我們找到了列寧曾居住過的地方。簡樸的灰白小樓，矮窗上裝置著淺藍的百葉拉簾，樓下是一家小書店。一層與二層之間的牆壁上，嵌著一塊石板，上面刻著幾行簡單的文字：俄國革命的領導人列寧，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曾在此居住。

「萬塞湖附近發生過一件可怕的事。」我以為他要講一個神怪故事給我解悶。「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們在這裏召開過一個會議，就在那次會議上，他們決定消滅猶太人。」

在聯邦德國期間，至少有十次被問到這個問題。用什麼筆寫，難道與小說的成敗很有關係嗎？竟然有那麼多人問到。

從不來梅返慕尼黑的時候，我沒有在漢諾威換車，而是在波恩做了幾個小時的停留，因為波恩是貝多芬的出生地。

作品朗讀會後，再沒有任何公幹，便一身輕鬆地旅遊：皮拉杜斯山區，盧采恩小城……

施奈德對我說：「不過我和你吵過一架。」

在這樣一個美麗的地方，要想把自己按在桌子前寫字，實在太難了。

他嘟嘟囔囔地審查我們填寫的表格，不時在表格上作些小修改，諸如畫個叉或是打個鉤，最後說：「好吧，明天上午九點來拿護照吧。」

我說：「嗯，是這樣的。」

不行，記不全了，時間隔得太久，雖然旋律不曾忘記。

海迪不僅漂亮，還有大家風範，在送我去機場的路上，我們多次被紅燈攔截。斑馬線內側，一字排列著等待綠燈的各色車輛，我不止一次看到，從鄰車駕駛座上，投向海迪的傾慕。而海迪只是至尊至貴地轉過她飄著金色長發的頭顱，既不顯出鄙夷，也不故作姿態。

「請開得快些好嗎？」我們要求。

記者們會不會知道，當我成為他們筆下人物的同時，他們也將成為我筆下的人物？

在中央電視台國際新聞節目中，我看見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顯然已是躺倒在血泊中拍下的、泰國未遂政變的一些鏡頭：許多模糊的、搖晃的，卻又在狂奔的腿和腳……戴維斯不但給這個動亂的世界又留下一份難得的實地資料，同時也留下了自己。

也有和我同在後室躲清靜的人，也就免不了開「小會」。

「來得及。」歐燕的笑靨讓我安心。雖然剛剛接觸一天，我便感到她是個辦事認真的姑娘。一般來說，德國人辦事都比較認真，計劃性也很強，哪怕我在某地停留一兩天，也會預先給我一個活動日程。實行下來，凡日程表上列出的事項、時間、地點、會見的人物，包括飛機火車幾時起飛、開動，幾時到達，幾乎分毫不差。

「你牙縫裡的沙塵是否洗乾淨了？」（他在記述北京之行的文章中，對北京的風沙表示了深刻的印象。）

雨中，我送她們上了回城的汽車。然後回到自己的住處，關了燈在窗前坐下。這是我在斯坦貝克的最後一夜，明天又要重新開始那穿梭似的旅行。

二樓的夫婦游泳回來了，他們每天起床便去游泳。

我說：「恐怕不那麼正式，座位前並無各人名卡，前廳里也沒有放著客人的座位表。再說馬乃莉女士不是普通的翻譯，我作為這個宴會的主要客人，願意請誰坐在我身邊，就請誰坐在我身邊。」

老人們一直把我們送出院子，送上汽車。此時，只聽見汽車發出一片令人惜別的啟動聲。孩子們也各自回自己的家了，這樣整齊的聚會並不多。

「是嗎？我沒有這樣的印象。」或許他把辯論當做了吵架，總之我一點不記得有過這樣的事情。

克里斯蒂娜是個快言快語的姑娘。她拿了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蘇黎世《瑞士報》給我看，指著上面的一條消息問我：「這是什麼意思？」

「在這裏你一定不要客氣，有什麼要求儘管說，我們將儘力而為。請你等一等，我去聯繫一下。」

陪同的奧斯特先生說：「我看你這張照片拍得不錯，你還沒見過我拍的快照呢，活像一個縱火犯。」說著，他從皮夾中抽出那張快照，確實可怖。「送給你吧。」他說。

「當然。」

呂德斯先生果然笑了起來，我們不得不停下來，讓「笑場」的情緒過去。

我的情緒不那麼好了。

攝像機沙沙地響了起來，呂德斯先生由於過分緊張，嚴峻得像要和誰決一死戰。我覺得十分滑稽，忍不住笑了起來，這在舞台上叫做「笑場」，它有奇異的感染力，最終會導致全台演員的大笑。

我還找到列寧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天天早上喝咖啡、看報紙的咖啡店，並在店前留影。這個咖啡店同時又是達達主義者的聚會場所，蘇黎世是達達主義的發源地，奧地利最後一位皇帝弗蘭西斯·約瑟夫一世的皇后，美麗的伊麗莎白（又稱「茜茜」），便是在蘇黎世湖畔被達達主義者暗殺的。

過了一會兒，他又開門出來，說是有那麼回事，一向仕女風度的read.99csw.com燕珊女士，對他把我們堵在門外的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抗議，他只好讓我們進入領事館。

…………

米歇爾姐姐的那個出版社，特地為我組織了一次遊船活動，去不去呢？他們出版了我的小說《方舟》，出版社工作人員為清一色婦女，前些年是激進的女權主義者，聽說最近觀念上有了分歧，而且她們當中，有人不同意我對女權運動的看法，希望有機會與我辯論。

「『盧溝橋事變』那一年。」老人沉思了一會兒，然後又握住我的手，鄭重其事地對我說，「好，你為『盧溝橋事變』爭氣了。」

一九八五年夏天，漢瑟出版社的塔吉雅娜幫我在聯邦德國申請赴法簽證，她說，法國領事館強調，即便公務簽證也需九天才能辦妥，而且把她堵在門外，連門也不讓進。

談話之間，進來一位姓阿赫特布希的先生。「聽說你來了，特地來看望。」他有點兒羞澀地靠門站著，右手不知為什麼一直夾在左胳肢窩裡。

有時我並不在乎自己的著裝，只是攝像機鏡頭使我拘謹尷尬，如果世界上有最差演員獎，我肯定是頭一名。

我們沿著AVOS高速公路，去萬塞湖畔「拍戲」。二三十年代，這條公路是賽車用的跑道，現在卻是一片被廢黜的荒涼。我們的後面，還跟著一輛麵包車，載著他的助手和攝像器材。

那天奧中友好協會的燕珊女士，陪我前往法國駐維也納領事館，我們按了門鈴，倒是有人出來應對，卻把我們堵在門外。我對他提到法國外交部的電話，他看看我身上那件藍布裙和腳上的藍布鞋，說：「外交部？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想他更可能是只聽了一半，那一半恰巧是「姜」；也或許因為那種果醬是英國貨，不太容易找到？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應從漢堡乘車前往律貝克，在德語中，律貝克意為「可愛的」。

該不該去看望米歇爾·阿克曼的父母？

「你覺得德國人和中國人有沒有相同的地方？」

席間，天花板上不時響起滯重的腳步聲，從這腳步聲判斷，此人定有二百公斤的塊頭。

她就用常人的嗓音讀著，兩隻手一動不動、交叉地放在桌子上，而聽眾居然聽得那麼入迷。

太陽好像是按鐘點租來的，剛拍完萬塞湖畔的「戲」，它就走了，大雨又開始嘩嘩落下。

小夥計的服務態度特好，還要重拍一次，我謝過他，時間來不及了。雖說這照片更適用於公安局的通緝令，但你總不能說它不是我，這就行了。

「最後，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國小說翻譯成德文，也有更多的德國小說翻譯成中文，那樣，我們彼此就會更加了解，更加相愛，這將會比任何一種武器都強大。

我的草稿也是隨謄隨撕，那些不規整的紙張，是無法保存的，所以稿子一旦寄出就擔心丟失，要是丟了，我可再也恢復不了原狀啦。

「它們就這樣亮晶晶地躺在山上嗎？」

本以為在西柏林期間，可以和在北京相聚過的德國朋友多一些接觸。但是第二天一睜開眼，我便身不由己，被各式各樣的記者「切」成碎塊了。

記得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沉重的翅膀》發表的當年年底，便對它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報導，該文的正標題是：「一部政治小說在中國出現」，副標題是：「新作家寫務實的鄧小平與老一套極左分子之間的較量」。我照片下的提示是：「作家張潔，她為祖國而獻身」。

安頓好之後，和諾瓦克、施奈德、阿克曼、史賓格朗，在旅館的酒吧聊天。

如果在倡導自由、平等、博愛的西方國家，都能如此這般對待不同意見者（還不是不同「政見」者），那麼，我在社會主義祖國遭遇的封殺，更是沒什麼可奇怪的了。

她繼續向我追問：「你看過某某寫的小說嗎？」

我乘施奈德的汽車前往下榻的旅館。汽車由阿克曼駕駛，施奈德因酒後駕車，剛剛被吊銷駕駛執照。

我向斯坦貝克看了最後一眼。不，我不說再見，雖然我知道，今生今世再也不會重來斯坦貝克。

貝蒂娜大笑，說：「是我告訴他，你喜歡吃薑和橘子製作的果醬，他大概聽錯了。」

還有一次，施耐德在家中舉辦晚宴招待中國作家代表團，同時還請了不少西柏林文藝界的名人。剛剛吃完甜點，中國人就起身告辭了，而有些客人則剛剛來到，他們是為了飯後的交流而來。雖然施奈德極力挽留，大多數人還是離去了。事後施奈德以為這煞費苦心張羅的晚宴，有什麼不妥之處，我解釋道，在中國，宴會到了上甜點的時候，就表示到此結束了。

遊船上，巧逢日本作家小田實，大家熱情握手，竟有故友重逢之感，忘記了前年在北京的爭議。那次會見，從頭到尾，他不停地宣講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大受害者，因為落在廣島上的那顆原子彈。最後我實在忍不住說：「我反對原子戰爭，也同情受原子彈之害的日本人民，可是中國人在抗戰八年中的損失更為慘重，日本軍隊的『三光政策』不比原子彈的危害小……要是日本軍隊老老實實待在自己的島子上，不侵略中國，不偷襲珍珠港、重創美國的太平洋艦隊，恐怕廣島也不會挨那顆原子彈。」

可是我們依舊時拍時停，或是因為風太大，橡樹不肯安靜，從低吟變成激越高昂的喧嘩。錄音師說，如此這般，錄音效果就會很差；或是因為攝影師要等待湖面上有帆船駛過，使我們的錄像背景，更漂亮一些。難怪他們這樣認真，後來看到這個節目的人對我說，景色和效果都好極了。

兩分鐘過去，相紙上只顯出極黑的八個黑點，其餘部分則灰茫茫的一片，隱約可以辨出一個腦袋的輪廓，是真正的雲山霧罩。那八個黑點，想來便是我的眼珠了，作為簽證肯定是不行的，作為攝影藝術，倒也不失為一種新的嘗試——順便說一下，我從不知道我的眼珠，黑得如此漂亮。

「記者。我是《法蘭克福彙報》的記者。」

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第一部的第一句是：「江聲浩蕩……」

我去結賬時，維特曼先生對隨他而來的翻譯說，她一個月的工資，還不如你一天的翻譯掙得多，這一頓飯，會花去她多少錢呢？

音樂會後，又去了一個地下室聽搖滾樂。收過入場券后，收票人便會在入場者的手臂上，蓋一枚藍色印章。就像美國西部農場主，在新買來的牛身上，用烙鐵烙個號碼。

部長先生開門見山：「我知道你的書在德國出版的情況，第一版三天之內就賣完了，這是了不起的成功。你不要拿我們的數字和你們的數字相比，六千冊在我們這裏，已經是很了不起的數字。希望以後多做這方面的交流，而不僅僅是經濟、政治、技術方面的合作交流。」

「不，我想這是因為它喝了我的一瓶香水，它把香水瓶也打碎了。」瓦格納太太說。

在歡送中國作家代表團的宴會上，他困得幾乎說不出話，我們恰巧同桌，生怕我有所誤會，他一再向我解釋。

很早，我就聽見海迪輕手輕腳地起床了，我也趕忙爬了起來。她年輕的臉，在柔和的晨光下，發著細瓷般的光澤，眼睛、眉毛、額頭、嘴巴、鼻子、面龐……你只能說你喜歡或是不喜歡這種類型，卻挑不出一處缺陷。她可以說是我在聯邦德國期間，接觸過的女人中最漂亮的一位。我真為那位恩格斯的後代高興。

呂德斯先生是學德國文學的，學人文科學的人，在聯邦德國很難找到工作。他是在失業兩年後，才找到現在這個位子，我想他一定須做各方面的努力，來保住現在這個工作。

克里斯蒂娜一口流利的漢語，曾在北京大學就讀。北京大學真是「桃李滿天下」了。我在歐洲碰到許多漢學家，如聯邦德國的米歇爾·阿克曼，馬乃莉，瓦格納（《法蘭克福彙報》駐北京記者），巴黎《解放報》記者曼麗，法中友好協會主席米歇爾·尕赫介，奧中友好協會副主席燕珊，瑞士蘇黎世大學講師科拉……無一不是北京大學的高足。

九點，歐燕準時帶我出發。

過了關檢，在十數個快速滾動的字盤上，找到了我的登機口，無意間朝漢堡作最後一瞥，海迪竟還站在玻璃門外。那寶藍色毛衣和深藍牛仔褲的身影，在機場一片橘黃色調中，非常醒目。那時，我還不知我將第三次返回漢堡，並與海迪、奧斯特先生再次相見。只覺得像是坐在疾駛的列車上，一瞥車窗外，令人動情的一叢野花、一泓池塘、一棵老樹或一架水車……那是我們一生中多次體會過的，轉瞬即逝、一去不再的遺憾。

正好，我樂得安安靜靜享受那頓美餐。

半夜兩點，我們終於到了奧斯特先生的家，奧斯特先生的太太海迪，已經為我準備好了房間和乾淨的被褥，洗完澡躺下睡的時候，都快三點了。但我睡不著，想著這位素不相識，又極盡責任的蘭德特先生。

我常常停下筆來，什麼也不想地瞧著水光瀲灧的湖面，或是湖上的彩帆發獃。那是帆嗎，分明是一隻只色彩斑斕的大蝴蝶，正在吮吸如露水般甘甜的湖水。

在王室的指定下，他娶了一個自己不愛的皇族女人，一生真是事事不順。巴伐利亞的老百姓卻很愛他，叫他「童話國王」，這個小教堂即老百姓為他而建，並在他溺水之處豎立起一個巨大的十字架。十字架遠離湖岸，突兀在湖水中，孤零零地站了一百年……但這也許正是他生前無法得到的、最好的去處。

世界總不太平，每天都可以在中央電視台國際新聞節目中，聽到槍炮的轟鳴，看到流血和死人。這些實況誰人拍攝？還不是各地的記者。

或是坐在院子里的遮陽傘下。周遭的氣氛如剛熬出來的果醬，又暖又甜，我不由得閉上懶惰的眼睛，似睡非睡，任蠅子在我的耳邊哼哼。

領事館的工作人員說，附近就有拍快照的，幾分鐘即可拿到。

除「藝術節」的工作人員外，三月份在北京會見過的諾瓦克、彼得·施奈德，以及我的小說《沉重的翅膀》的譯者阿克曼，也來機場迎接。

「我喜歡中國，不喜歡日本。」

「我們離開北京后，你們在背地議論過我們吧？」施奈德問。他有一張農民般結實的臉。

我不能客氣，因為否定了我自己，便等於否定了馬乃莉，無論在《方舟》德譯本的再創作中，或是在瑞士、聯邦德國的出訪工作中，她都是我的一半。

我把目光的焦點，對準車窗外遠處的山岡。

拍過「內景」之後第二天又去一個四合院拍「外景」。

作為一個從未到過中國，可以說對當今中國社會所知不多的外國人，能對《沉重的翅膀》做如此中肯的理解和概括，算是一位很有眼力的編輯。

馬乃莉走了，我知道。但我仍然到她房間里轉了一圈，然後將門鎖上。

正當我這樣想的時候，他的右手從左胳肢窩裡抽了出來，我看到，那隻手裡握著一隻用木頭削制的小黃鳥。「這是我祖父做的，現在我把它送給你。」小黃鳥做工雖然粗糙，卻是我應該仔細保存的。隨後他又拿出一張海報，上面是五個中國孩子的背影，還有豎寫的四個中國字：「藍色之花」。他說，這是他拍攝的一部關於中國的電影，而後就羞澀地告辭了。

半夜過後，我們到達漢堡，蘭德特先生將我的行李和我送至三樓。我們按了許久的門鈴，卻無人接應。

可它們終於到站，一站又一站，我不得不背起自己的行囊，匯入人流。

下午四點左右上岸時，碼頭上的紅色信號燈急迫地明滅著，警告風雨將至。霎時間，湖上的船隻和游泳的人便消失得無影無蹤，繼而湖水也從碧藍變為灰黃，並不甘落後地喧鬧起來。我們到離碼頭最近的路易莎家避雨。剛進門，大雨便九九藏書潑了下來。

我怎能經得住這樣的誘惑？不但看了，還連看了兩場。

他們猶豫了一會兒，然後警告我們：「小心，我們加速了。」

回到聯邦德國后，在慕尼黑，《星》雜誌的記者，也問起這個問題：「誰能享用這十五輛汽車？」

這回怎麼樣，我們緊盯著小夥計手裡甩來甩去的相紙，跟等待公布中彩號碼差不多。

頭天，歐燕對我說，上午九點，陪我去瑞士駐漢堡領事館辦理瑞士簽證。

二〇〇三年九月，我在柏林參加第三屆世界文學節。這位大腕採訪我兩個多小時后，我問她，你一定知道我的身份是作家，但你提的這些問題，似乎屬於採訪胡錦濤或是溫家寶的範疇，我們能不能談談文學呢？

馬乃莉提醒我，該我發言了。

一個人，多好啊。沒有人和我講話，沒人挑我的不是，像個不好伺候的婆婆。

「還有？我發現你們的官員在發表演說時，也是又長又沒有內容……」

「有一天，我看見它跑進了廁所，立刻把廁所的門鎖了起來。我在門外，一會兒開燈、一會兒關燈；又拿了一個鬧鐘放在門外，讓鬧鐘時時大響；過一段時間，便用力敲一會兒門……」這些，無一不用形體動作加以說明。「三天以後，它死了。」瓦格納勝利地大笑。

紅燈，我們大家又往前一栽。在等待綠燈的時間里，我瀏覽街景。西柏林夜生活的時間，可能比聯邦德國任何一個城市都長，大約持續到午夜后的一兩點。此時只有十一點多，街上自然燈火通明，人們遊興正濃。

儘管幾十名合唱隊員、二重唱的男女演員，以及幾十種樂器的龐大樂隊「各唱各的調、各吹各的號」，效果卻奇妙無比，讓聽眾的心激烈搏動——而不是顫動，這和音樂廳的結構極為協調。

阿克曼前我們一天，乘其他航班到達西柏林，他不敢與我們同乘CAAC航班，據說這次發給他的翻譯獎，獎金只有五百馬克，而CAAC航班的往返機票，不但比其他航空公司貴出許多，還很難買到。

我們乘市政廳專車前往下榻的住所，這部車子在我停留蘇黎世期間，供我們盡情使用。

「在某些情況下，作家的作用，可能比政治家還大……」

相紙上的人物，和公安局通緝令上的在逃犯或不良青年難分上下，令我樂不可支。

散會後，有人把文化部長、阿克曼、馬丁和我拉到一起拍照，以及不斷在讀者購買的書上簽名。

「你們還照嗎？」

然而，我捨不得放棄光著腳板，走在清晨草地上的快意。

「他們小時睡過的床都在，蘇珊娜回來時，還睡那張床。」米歇爾的母親說。不過我想，米歇爾無論如何是睡不進他小時睡過的那張床了。

奧斯特先生已經為我做了安排，六月二十八號晚上，在胡蘇姆一位牙科醫生家的聚會後，可搭乘他朋友的汽車返回漢堡，還在我前天住過的旅館過夜。二十九日早上七點半，奧斯特先生的太太海迪，將我送到飛機場，從漢堡飛蘇黎世。

「總得說個方向。」

…………

「不定時，要看有沒有時間和靈感。我太忙了。」

大客廳里的討論很是熱烈，關於文學、關於友誼、關於外面正落著的雨……我縮在樓梯下的一張床，或是沙發上喝熱茶。天冷、草莓冷、飲料冷，炸出來的肉丸子也很快變冷，我餓極了，但是沒有胃口，只好一杯接一杯地喝熱茶，紅茶。看著幾位婦女在那邊忙活，不停地清洗杯盞、備好糧、茶、咖啡、草莓等等。

「來得及嗎？」我很懷疑。

尼爾·戴維斯讓我想起在聯邦德國採訪過我的北德電視台記者采爾科先生。不過他還好好地活著，我回國時，他已去他的「別墅」休假。

我怎麼知道。對於中國發生的事，有時候外國人比中國人知道得還清楚。

「比如剛才主人向公眾介紹我們的時候，德國作家和中國作家都很拘謹，連倫茨也不例外。我們不像演員那樣習慣於眾人的眼睛。」

到奧地利後繼續申請法國簽證，也是很費周折，即便有法國外交部夢龍飛先生的電話通知也不行。

打完電話，他告訴我，他將把我送到奧斯特太太那裡過夜。

太陽終於出來了。采爾科先生高興地說：「我們這裏一直下雨，是你帶來了太陽。」

傳說至今還保存著一個盒子，裏面裝有一張紙，上面寫有路德維希真正的死因。按照當時的規定，盒子在他死後一百年，也就是明年才可以開啟。人們寄希望于這個盒子，認為它可以解開這個死亡之謎。而我想，更大的可能是盒子里什麼也沒有，因此我也在等待明年，以證實我的推斷。

「太感謝你了。」他說。

鄰居們很快就從報紙上看到了有關《沉重的翅膀》《方舟》以及我的評介，他們興奮地把報紙拿給我看，可惜我一句德文也不懂。慢慢地，斯坦貝克人知道，我就住在當地，便來造訪。他們用驚詫的眼睛看著我，好像怎麼也不相信，此人就是張潔。

「這是我們的兩隻狗，我把它們關在屋頂的陽台上了，否則它們會打擾我們的談話。它們小的時候，常常坐在人的懷裡，現在它們長大了，還想坐在人的懷裡，它們不懂，這是不可能的事了。」米歇爾的父親說。

斯坦貝克的居民，有不少文化界名流。

他的「別墅」來之不易。全部經費來自他的一筆稿費。這筆稿費，是他在阿富汗拍攝「重大題材」——蘇軍入侵阿富汗——的報酬。算他走運，沒有遇到戴維斯那樣的不幸。

阿克曼則說：「你是巫婆，把太陽叫來了。」

反正我已經打定主意，頂多不去巴黎。

漫撒在坡地上的牛群還沒睡嗎？牛鈴時斷時續，想必它們也會不時歇下腳來，傾聽一會兒天籟的神韻。

我回頭望去，老房子的燈溫暖地亮著，依稀辨得出院子里晾著的衣服；佇立在大門外，不知是寂寞還是不寂寞的兩位老人；還有陽台上的兩隻狗，一隻六歲，一隻四歲，衛士樣地守在那裡，一動不動，也許動著它們的耳朵、尾巴……不過我看不見了。

他沒有按照約定時間結束，而下一位記者已經來到，打亂了我想在馬乃莉離開前，與她單獨待一會兒的安排，只好和婦女雜誌社的記者談下去。一面心不在焉地回答她的問題，一面側著耳朵辨聽馬乃莉的動靜。終於到她啟程的時候了，我甚至不能送她。

美聯社曼谷九月九日電，美國記者尼爾·戴維斯在泰國政變激戰中被打死。雖然電文進一步解釋了戴維斯被打死的原因和過程，但對於這樣一個差不多可以說是悲壯的事件，美聯社卻用了「被打死」這樣一個口語化的詞語。如果使用我們的新聞語言，我們至少會說「他犧牲在自己的崗位上」。

橡樹林在雲的暗影下依然安詳地搖曳著，連它的綠色，也顯出難以看透的幽深，我無法把這樣一件可怕的事，和這樣一個美麗的地方聯繫起來。

史賓格朗身兼數職：電視台記者，著名評論家，某雜誌社主編，還寫小說。總之，他是一個忙得誰也找不著的人，一個少見的、忙到不守時的德國人。

五馬克硬幣塞進投幣孔后，嘩啦啦一聲響，馬上漏了下來。再塞，再漏。我們反覆研究使用說明，認為我們在程序上並無差錯，但收款機無論如何不肯吃進那五個馬克。最後終於明白，自動收款機壞了。

馬乃莉雖有一半德國血統，卻是地地道道的東方女性，在家是好兒女、好妻子、好母親，在外是好朋友、好乾部，永遠不好意思對人說「不」，帶著典型的、書香門第溫良恭儉讓的印記。我在瑞士、聯邦德國得以愉快的旅行、訪問，和她無微不至的關照，竭盡全力的幫助分不開。尤其在應對數十名記者的採訪中，我們配合默契，幾乎到了渾然一體的地步，有時我只要說了上半句，下面要說的意思，她早已心領神會。

比如《念故鄉》那首歌，填著這樣的歌詞：

文化部長？在昨天頒發翻譯獎的大會上，不是已經見過一位？在我後來的旅行中，又見過幾位，聯邦德國的文化部長似乎很多，我都鬧懵了，分不清誰是誰，因此就一個沒記住。

七月以後，我便開始了從薩爾茨堡到巴黎，從巴黎到慕尼黑，從慕尼黑到不來梅，又從不來梅返回慕尼黑，從慕尼黑三進漢堡的頻繁旅行。

他說：「總之，全書貫徹了這種概念，但卻在這裏獲得成功，這是很微妙的。」

我還是個旅遊者嗎？

「對，在回胡蘇姆。」蘭德特先生說。

「在中國旅行時，我的相機丟了，就買了一個海鷗牌的中國照相機。在新疆天池拍照時，很多中國人說，『奇怪，一個外國人，為什麼要用中國的海鷗牌相機？』而我認為，海鷗牌相機很好。」

怎麼可能！他們把我當成什麼人了。

然後就從德國某些媒體，傳出了有關我的負面新聞。諸如：不好對付，刁鑽古怪等等。

西裝的料子為帶有黑色麻點的灰色布料，上海私人小裁縫的手藝，但看上去很唬人。我聽見好幾個德國人讚美他的西裝。米歇爾·阿克曼比我這個中國人還行，我都不知道上哪兒去找個手藝好，工錢又不嚇人的私人裁縫。

我的閱讀，是從格林童話、克雷洛夫寓言、安徒生童話開始的，就連我的戀愛觀，也是從《白雪公主》之類的文字里得來的，說實話，我上了《白雪公主》的當。

「絕對如此，請你去查一查。」

「為什麼？」

盤子旁邊，特意為我放了一雙筷子，日本筷子。「我可以用刀叉。」我說。

可以想見，那是一隻對新聞業充滿興趣的耗子。

列車即將到達奧地利邊境時，列車員走來告別，他要換班了。

我就讀的那所小學，雖然深窩在關中平原的一個峁子里，執教的先生，可都是從淪陷區跑出來的有才之士。學校的圖書館里，少不了這樣的讀物。破風琴上演奏的，免不了這樣的曲子，填著不知是先生創作的，還是翻譯過來的歌詞。歌詞文白夾雜，十歲左右的孩子，既不知這歌詞是哪幾個字，更不知歌詞的含義，只是覺得中聽，便照葫蘆畫瓢地跟著亂吼。長大以後，才知道先生教的，都是西洋音樂中的名曲，這才一字字地「對號入座」。

「你喜歡日本還是中國？」

瓦格納說話時，表情、手勢、動作都很豐富，嗓門兒也很大，我覺得他更像一個美國人，而不像德國人。

他回答說：「我考慮好了，我要採訪張潔，我喜歡她的書。」

幸好，下午全德第一電視台呂德斯先生的採訪，是在室內進行。

有位德國朋友對我說：「人們在電視上看到你們二人答記者問，都說這是兩個多麼聰明而漂亮的婦女。」

七月二日，馬乃莉先我返回慕尼黑，因為她在大學還有課。十一點她必須趕到飛機場，而我上午還有兩個採訪。

女房東沙洛特是英德語翻譯家，喜歡奧茨的小說，也極其喜歡我寫的《山楂樹下》（這篇小說已由馬乃莉譯為德文），說它具有契訶夫的風格。

他們還是笑個不停，我想他們未必能從更深刻的層次，理解我這句話，一定把它當成了繞口令。

宗英大姐介紹一位上了年紀、雍容大方的夫人與我相識，看得出是炎黃子孫。

但她也會很快地從一個含情少女變成潑辣的婦人。我想等，等到她的離去，那時我才會坐在苦栗樹下冥想，一直想到天也黑了，湖也黑了。

採訪期間，我曾對維特曼先生說：「你這個節目只有五分鐘的時間，關於文學我就不必說得那麼深入了，因為文學是個太大的話題。」

「一般記者在採訪時，總要做出一副傲慢的樣子，哪怕他採訪的對象是某國總統，不過我不打算這麼做。」攝像機開動之前，他這樣對我說。這大概是西方記者普遍的創作心態，就連《明鏡》周刊的大記者也不例外。呂德斯先生作為一個不甚著名，而又必須努力站住腳的記者，能做出這樣的決定，足見他對職業的誠實態度。

我幹嗎要像契訶夫啊，我就是我。

早上八點多，我從窗口看見布赫瓦爾特把汽車開進院子，他來接我回慕尼黑。九點，我將在漢瑟出版社ｒeａd.９9ｃsw•com與各地來的書店老闆會面。

「在日本有何公幹？」

我們趕緊跑出地鐵，打聽附近哪裡還有快照，人們都回答不出。這時歐燕有些緊張，面呈愧色，連連「對不起」。我說：「這不是你的問題，而是我沒有把應該準備的東西準備好。」

維特曼先生在決定採訪我之前，有人出於關心，提醒他說：「你好好想想，你真的要採訪張潔嗎？這個人……」

計程車把我們帶到一家小飯館前。「樓上就是了。」她說。

在慕尼黑的日子，是少有的愜意的日子，在其中而又沒有滲入其中的生活，是最松心的生活。更多的時候是，不管你願意還是不願意，都得被糾纏到某個旋渦里去。

……既然我把你帶走了，我又何須憂傷呢？

他夫人會不會很辛苦呢？

在我回答別人一句問話的當兒，他像他的領帶那樣，迅速地消失了。

從慕尼黑到斯坦貝克湖，雖有高速公路，往返也需一個半小時。

「祝你成功。」我相信了他的誠意，真心地相信了。

斯坦貝克在睡。

六月十二號晚上，聯邦德國駐華文化參贊海頓先生，為中國作家代表團赴西柏林之行，舉行了招待會。

「不能改變了嗎？」

我注意到，他領帶上的那個結子，已經不在喉結下老老實實待著，而如項鏈墜般，懸在胸口。他用食指挑了挑胸前的「墜兒」，說：「這個東西，沒什麼意思。」

這時，有個男青年探頭弓身，往我們車裡左右張望，我以為他認識我們車中的某人，誰知他張望后便轉身離去，在一棵樹下，以一瀉千里之勢，撒了一泡尿。我記得在美國隨地大小便是要罰款的，西柏林不么？既然他能如此痛快淋漓，又何必往汽車裡張望？噢，也許他在瞧車裡有沒有警察。車上的人，個個安之若素，我也噤聲不語，否則是我的教養不夠。

我請馬乃莉在我身旁就座。這時突然殺出一位不明國籍、黃皮膚、操華語的女士，糾正我在等級界限上的模糊觀念：「這是正式宴會，不能隨便亂坐。」

我趕緊避開這個話題，與麥恩貝克教授談話，操華語的女士，一旦弄清與我對話者的身份，立刻英勇地撲了上來，連珠炮似的、一發又一發介紹著自己。

「隨便。」

在北京上飛機的時候，地面溫度為攝氏三十四度，因此攜帶的都是單薄的夏裝，西柏林終日風風雨雨，溫度經常在攝氏十六度左右，凍得我從來沒有挺直過腰板。

布赫瓦爾特介紹說，第一版印了六千冊，三天之內賣得精光，他們不得不趕快再印第二版。他們還收到不少讀者來信，這在德國出版界是很少有的事情。最後他說：「《沉重的翅膀》在對社會缺陷進行批評的同時，也表現了作者對祖國強烈的愛，這種奇妙的統一，正是此書的魅力所在。」

…………

有例為證：二〇〇九年七月，德國記者托馬斯·維特曼先生代表瑞士、德國、奧地利三國電視台3Sat對我進行採訪。

馬克思的著作，隨時可在德國的書店買到。我不知這個現象，是否會讓我們某些「私塾先生」感到意外，以致無法解釋。因為馬克思沒有說過，公元一九八五年，他的著作也可以在聯邦德國的書店買到。

我走出機艙，迎面碰到的是史賓格朗架在肩上的攝影機，一挺重機槍似的瞄著我。在他身旁，還有一位助手，舉著中國作家代表團一行人的照片，以「驗明正身」。

「你是否遊覽了西柏林？希望你對它有所印象。」

我在犄角找了張椅子坐下，不一會兒，那個濕後背，也滿臉是汗地在我身旁坐下。

在蘇黎世訪問期間，正值世界著名鋼琴家，十六歲的希臘神童演出，蘇黎世市政廳招待我和馬乃莉出席音樂會，沒想到多出一張票，我們請陪同克里斯蒂娜小姐一同前往。起初她堅持不肯，因為沒有準備，一身短打如何進劇場？我們說反正誰也不認識誰，再說這麼好的機會，放棄實在可惜，她才在我們兩人的挾持下進了場，但是「沒有教養」的不安，始終沒有離開過她。

這位女演員真是儀態萬方，舉止端莊，一套線條簡潔的灰黃色麻質連衣裙，套在她修長的身上。

見他面露尷尬之色，不忍再說什麼，趕緊寬慰他說：「對一個作家來說，這樣的經歷很有意思，作家應該經歷各種生活，接觸各樣的人。再說我又不是法國的客人，不過是個旅遊者，當然不能和在聯邦德國以及奧地利的待遇相提並論。」

聽音樂會的那個晚上，卻是少有的好天氣。音樂廳的建築很有特色，休息廳內的裝飾、樓梯、圓柱，無一對稱，一塊塊池座或廂座，錯落地伸縮于舞台四周，通向各層廂座的小樓梯，可以說是神出鬼沒。

因為只有一台攝像機，拍攝時只能始終對著我，等採訪結束，再補拍呂德斯先生的鏡頭。他有些緊張，就著鏡頭上的玻璃片，攏了攏頭髮，照了照面容。

要是在中國，他還不定享有怎樣的榮華富貴！

說到底，簽證之難，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難，成則行，不成則不行。意想不到的是這次聊天的後續。

直到告辭的時候，米歇爾的母親也沒能明白，我們怎麼一會兒在上海見面，一會兒又在南巴伐利亞州的一個鎮上見面。

客廳中間，一塊被汗水濡濕、又高又大、藍白條相間的後背很是醒目。

我說：「當然可以。我每月工資四千多人民幣，加上稿費，不多，夠用了。沒有人不喜歡錢，但錢對我不是最重要的，對我最重要的是文學的品位和對文學的追求。」

「別笑，別笑。他們的內容，正在於這個沒有內容。」

我把兩張快照給了他，他說要三張才行。我說：「我辦理奧地利、瑞士簽證，只需一張照片，我已經給了你兩張，如果你們還有特殊用途，盡可自己複印，願意複印多少就複印多少。」

「也許因為我是黃皮膚吧，我已經把這段經歷，寫進我的《旅歐散記》。」

馬乃莉笑曰：「他是資產階級左派。」

我很不自在，差點用手把面孔遮起來。因為那場景很像克格勃被驅逐出境，或一大宗海洛因走私案破獲，或策動某起政變的嫌疑犯被法院提審……

說來慚愧，我在文學上的啟蒙讀物，竟不是《千家詩》，更不是四書五經。

怎麼會呢，樸實而誠摯的施奈德！

我跟著拍快照的小夥計來到地下室，很窄，兩米見方的一塊地方即為攝影室。

摘引以上洋人對《沉重的翅膀》的評價，是因為我對這一現象始終不解：為什麼有時老外，比自己的某些同胞更公正、更客觀？

我始終尊敬記者這一職業。

我的神經從裡到外讓搖滾樂敲打了一遍，當我如同洗了桑拿浴似的走出地下室時，那灑著細雨的夜晚，顯得格外溫柔動人。

我的思緒，已經遠遠飛離西柏林藝術學院，飛向我處於逆境時，給我以保護、支持、鼓勵的許許多多的人，沒有他們，但憑我一個人，再有天大的本事，也闖不過這一關。

眼淚一下湧上了我的眼睛，哪怕只為這一句話，不論遭受什麼磨難，都值了。

瓦格納真是個非常有趣的記者。

中途我們下船，參觀為路德維希二世而建的小教堂，一八八六年，路德維希二世在此溺水而亡，更多的說法是宮廷權力鬥爭而致的謀殺。他生性浪漫，喜歡幻想，只想做一個童話式的國王，也修建了一所童話式的宮殿——水仙宮，還沒來得及入住，便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一旁有人說，路易莎還會用水晶石占卜。

我一直以為海斯先生是市政廳出席宴會的代表，後來才知道，我右手那位市長秘書，是代表市政廳的東道主，便舉杯向他致謝。此時，他才算是暴露了身份，於是華語女士立刻又把市長秘書包了圓。

采爾科先生一再為耗時之久，以及來回折騰而抱歉、而不安。我說：「別這樣不安，這是我們共同的事情，你是為了兩國的文化交流，我也有同樣的責任，不是嗎？」

只見諾瓦克和施奈德激烈地交談了幾句。阿克曼說：「倒是他們之間，背地裡互相議論很多。」

還有《故家歸人》那首歌：

後來我問貝蒂娜，史賓格朗為什麼總是給我姜。「是不是他以為我每天都要炒一盤姜吃？」

「你什麼時候寫作？」

「然後，我要向阿克曼表示衷心的祝賀。這個一等獎，阿克曼是當之無愧的。他對中國語言的結構，有著比較準確、深刻的理解，對中國文字的魅力，有著奇妙的感應，雖然他說的中國話，帶有很重的山東口音，（阿克曼插話：山東口音有什麼不好？）但是他在翻譯中國文學方面所表現的才華，幾乎可以和德國人把麥芽變成啤酒這件事相媲美。（長時間的、熱烈的掌聲和笑聲。）

於是，她開始猛烈攻擊那位遠在千里之外的某某，情緒激烈、揮手頓足地強調某某為人、為文之惡劣，以致她的假髮套子歪斜，露出了疏朗的白髮，眼膏也洇了開來，剛才還好端端的眼睛，突然間就像得了一種莫名的眼疾。

他說，「除了這個電視節目，我還要撰寫關於你的文章，所以我特別珍惜這次採訪你的機會，也想盡量使用這次來之不易的機會。」

「我到中國後學會的第一句話是『沒有』。在飯店吃飯點菜、點飲料，服務員常說的是『沒有』；在商店購物，經常得到的回答是『沒有』。」

找遍那個小飯館的外牆，也沒有看到瑞士領事館的標記。到附近一家藥店打聽，說瑞士領事館確實在這棟樓上，不過最近剛剛搬遷。

記得在西柏林接待兩位從奧地利電台趕來的記者時，我稍稍透露了這樣的意思。他們惶然問道：「你會把我們寫得很壞嗎？」

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變成的一道滋味難辨的雜和菜：柏林，確切地說，是西柏林到了。

回到房間，放下窗帘。強迫自己趴向桌子，可是，聽，牛鈴在響。

沒有人和我辯論女權問題，斯坦貝克湖亘古不變的魅力，顯然比那些沒有結果的爭論更有意思。

我從來也沒享受過這麼多獨來獨往的快樂，總是人、人、人，不能一刻放鬆自己的神經。比方說，那會兒你的親人生命垂危，正在醫院搶救，忽然有個人闖上門來，東拉西扯，說點兒著三不著兩的閑話；或是有個說是認識你的人，帶上一大幫你不認識的人，在你那擁擠而寒磣的小屋裡高視闊步，恨不得拉開你的每一個抽屜，看看裏面是否有香艷的日記或情書；或者某人介紹一位目的不明的男士來訪，我甚至懷疑自己是否在哪家報刊上登過徵婚啟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你都得掩蓋起自己的焦慮、煩躁，耐著性兒、賠著笑臉小心應酬。但是，因為你沒有那麼多閑話可說，你沒有打開每個抽屜任人參觀，更沒有香艷的日記或情書供人飛短流長，你讓那位目的不明的男士大失所望……得，轉眼之間，你就會變成混蛋，你驕傲，你臭不要臉，你傷風敗俗，你寫的東西是狗屁，你倒賣過黃金，你勞改過三年，你爹是瘋子，你媽長了條尾巴……等著吧，他會開動所有的機器，把你擠壓得出不來氣。凡是這樣的人，都是一副鐵石心腸，全然不念舊情，你伺候過他一百次，第一百零一次沒伺候到，那就前功盡棄。總之，不管在哪兒，只要有上三個中國人，事情就會變得非常複雜。

…………

「中國的男作家也很了不起，比如詩人北島，還有阿城，他的小說使我傾倒，如果問中國文壇去年發生了什麼大事，那就是升起了阿城這顆星。我已經把他的作品和他本人介紹給了阿克曼，他們二人一見傾心，阿克曼準備翻譯他的小說。」

然後他就開車走了。等他走後我才明白，他是為了看看，我在沒有翻譯的情況下，生活有沒有困難。真是難為他了，因為他完完全全沒有一點點可以稱得上是「細緻」的優點。

自動快照就在附近的地鐵站，五個馬克兩張，而且是彩色的。

「沒有，我還沒有機會參觀西柏林，這幾天我從作家變成了『演員』，一天到晚生活在電視台的照明燈下，眼睛發紅，還很疼，我懷疑這是照明燈刺|激的結果。而且我考慮，回國后是否改行當演員？」

陽光越來越明亮了，漸漸地，卻又異常迅速地從嬰兒變為成熟的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