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三百篇的《詩經》——尤其是《國風》，如果起源於民謠的話，那麼每篇也一定經過一些「好事的文人」「臭糞堆」「臭」過一番的。甚至是在數千篇中「沙裡淘金」，「刪」過、「選」過的。但是這些「好事的文人」是誰呢？古書里不早有交代說他就是那個農村知識分子孔二先生嗎？頑固的胡藏暉為什麼偏說他不是呢？

我並且大胆的假設：我國古代公共集會——如婚喪祭祀宴饗等等——可能也有和基督徒一樣「唱詩」的習慣。鍾盤一九_九_藏_書響，大家就引吭高歌！仲尼弟子就說：「子聞哭，則不歌！」孔子不是殯儀館老闆，他老人家平時「聞哭」的機會也不會太多。如果子不聞哭，那他不就「大歌特歌」了嗎？孔二先生平時唱的究竟是些什麼「歌」呢？「滾石歌」？「人不風流枉少年」？我懷疑《詩經》可能也就是我國古代的「讚美詩」（hymn）。大家「哈呢呶呀」唱久了，不論識字與不識字，每個人都能背誦若干。所以春秋戰國時代，縱使一些狗屁不通的人，動不動也可引他兩句「詩曰」，而今日有許多授中國文學的教授反而不能，或許也就是這個道理！

「臭糞堆」是安徽農人把農作物廢料，和糞土堆在一起，然後加以焚化的肥料「堆」。它是經常冒煙「發熱」的。

在長期「大胆思考」之後，有一次筆者便斗膽與胡老師為著他對《詩經》的「新解釋」辯論九-九-藏-書了許久。

孔二先生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思無邪」三字實在是對「三百篇」最恰當的評話。《詩序》也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吾人如細讀《國風》、《小雅》，也覺得這兩句確是實情。本來，「哪個少年不會鍾情？哪個少女不會懷春？」年紀輕輕的，鍾一下情，懷一下春，有何不好？所以那個極近人情而毫無宋、明、民國諸儒之臭道學氣味的哲學家孔仲尼先生說是「思無邪」，這才真是聖人的偉大！

同時我還把「我們安徽」的另一首民謠《嘆五更》念給胡先生聽。幸好敝省工業落伍，如果我們也有個「好萊塢」或「邵氏」的話，那這《嘆五更》不就是最好「×級」的電影題材了嗎？怎能說品德高尚的貧下中農們所唱的情歌就一定「好色而不淫」呢？

胡先生對我反駁他的話不以為忤。但是他總是說：「你的看法有問題！有問題！」可是他又說：「有點新意思，有點新意思。」

我再舉出「我們安徽」一支秧歌為例。那歌詞是：

所以以筆者的愚見，「詩三百」不但是經過他們孔家店師徒們選過的改過的，他們選改的標準還要以他們的儒黨的「思想體系」為依歸！他們是利用民歌來替他們貴黨的「溫柔敦厚主義」來傳教！這和胡適之利用對《紅樓夢》、《水滸傳》等大眾讀物的「考證」，來傳播其「科學的治學方法」是同一個道理。這也是胡適親口告我，他「考證」《紅樓》、《水滸》的真正「動機」之所在。所以那個經孔家師徒改頭換面的《詩經》，倒正是不折不扣的「儒家經典」呢！

如果照第二種唱法，這首秧歌實在俚俗九-九-藏-書不堪；但是如照第一種唱法，則這首民謠可置諸「三百首」中，而無愧色。它以「朗朗大星」來起「興」，以「臭糞堆」自「比」，而「賦」出窮人絕不會「窮到底」的未來希望。「賦、比、興」三者都有其自然的流露，實在是一首天衣無縫的好詩！

先父是個安徽地主。當他在農村田埂上散步時聽到這秧歌，他就力勸農夫只唱前一種，因為前一種「很雅」，一定是經過什麼「好事的文人修改過的」！

這首歌的第四句，原有兩種唱法。第二種唱法則是：「哪有富人富千年？」

筆者向胡先生舉出「我們安徽」（這是胡氏的口頭禪）的「鳳陽花鼓」為例。我認為《國風》縱使是「民謠」，那這民謠也一定是經過如胡適之、齊如山等「文人雅士」「刪改」和「潤色」過的。否則它只是一本「鳳陽花鼓詞」，絕不能成為典雅的《詩經》！

讀古九九藏書書，胡先生總是鼓勵我們「大胆地思考」，不要為古人迂腐的解釋所蒙蔽！在他的鼓勵之下，我們有時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胡適論學著作里「迂腐的解釋」找出來，和他辯論一番。胡先生是不認輸的。但是他對善意的反駁亦不以為忤。他那在英美學派里所涵養出的「容忍」氣量，不但足使章炳麟、黃季剛等在陰間汗顏；就是當今在港、台、北美的尖端學人，皆不能和他相比。

我個人就認為「孔子刪詩」這句古話不全是胡說；《國風》也未必就完全是「各地散傳的歌謠」；全部《詩經》也未始就不是「儒家的經典」！

再者，宋太公的兒子也是個農村知識分子，你看他在潯陽樓上酒醉后的詠懷之作：「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是何等的「怨誹而亂」！為什麼我們這些「呦呦鹿鳴，荷葉浮萍」的作者，卻個個都能「怨誹而不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