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學生的家長們都有個錯誤的觀念，認為嚴師出高徒。先生愈嚴，學生的進步愈快，因而做先生的也以作嚴師自豪。於是學生對老師，怕和恨之外，簡直無情感之可言。這種教法，自今日眼光看來，不特不能啟發學生的智能，適足以得相反的結果。卒至一般學生都視書房為畏途，提起老師，都是談「虎」色變的。我們的私塾也不能例外，我父親尤其是秉性剛直，責功心切。同學中被斥責、被罰跪，事極尋常。我那時寧願上山打柴，也不願在書房內受苦。

我鄉還有許多其他迷信，也很可笑。如祈雨遊行時，不許人戴草帽或持洋傘。「洋傘」為東洋舶來品，因「洋」「陽」同音，故被認為有觸禁忌。過路行人，如有犯的，常被群眾追逐、毆打。必至將傘帽撕毀才罷手。所以每當祈雨行列經過時，行人都要在驕陽下把草帽洋傘收藏起來，而觀者更四處尋覓追逐戴草帽、持洋傘的人以為笑樂。然戴斗笠、持紙雨傘的則不在此例，因斗笠和雨傘都是下雨的象徵。

我們鄰近各村，每年秋收以後，或逢農曆新年，農民們都要演戲酬神。若不演真人戲，便演木偶戲，也十分熱鬧，但是我父從不參加，他對迷信總歸是深惡痛絕的。他這種態度的養成，可能是受小甫先生和當時維新風氣的影響。不過他對於求雨一道似不如對他項迷信反對得激烈。求雨時，各村每家至少出一人參加遊行，我有時要求前去參与熱鬧，我父並不加以阻止。

先母也信鬼神。某次我父病勢危急時，她也請了道士來家「驅鬼」，但不讓父親知道。當父親在病榻上聽到外面的嘈雜聲，問是什麼事，我們都設題騙他。若他知道了，是要大發雷霆的。

當我七歲時，我家便已析產分居。而我房人口逐漸增多，食之者眾，生之者寡，家庭經濟總是入不敷出。每年都要借債，甚或賣去一兩畝田地。那時我們唯一可以借貸的地方，便是我外祖父劉家。

小甫先生不但無心功名，其思想也極為新穎。在家鄉竭力破除迷信，主張興學堂，辦實業，為地方興利除弊。他因深知科舉制度當廢，乃親自將其四子中行二、行三的送往上海進教會學堂。其後行三的德晉考取官費留學美國，學習土木工程，和中國最早的著名鐵路工程師詹天佑先後同學。這位早期留美的李老師的兒子，有件趣事值得一提：李君赴美以後，受到西洋文化的洗禮，對中國盲婚的習俗起了反抗的心理。他寫信回家，要求和他才三四歲時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訂下的未婚妻解約。女家父母卻認為無故退婚，有辱門楣，乃嚴詞拒絕。這事鬧得滿城風雨，遠近皆知，鄉民不知真相，傳說紛紜。有的甚至說李君在美國已被彼邦巫醫，為取睾丸配製藥丸，將其閹割，致失去性機能，不得已而要求退親云云。輾轉相傳，似乎煞有介事，由此可見當時新舊習俗是如何地格格不入，以及民眾排外情緒的熾烈了。李舉人既是位名儒，先父又極勤勉好學，所以先父在當時科第中，很有前途。然他老人家原不以功名為意。一試未酬之後，又值先祖母和先祖父去世，前後丁憂六年，因守制下場，遂未再試。從此也就無心仕途，以其餘生在家設館授徒。

培英公在鄉間，因為思想較新，加以為人正直，所以常受到地方上惡勢力的攻擊，而先父對他們亦不稍讓。我鄉當時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和散兵游勇魚肉人民的情形，隨時都有，而先父和他們衝突的情形，我今日回憶起來，猶歷歷如見。這對我童年心理的影響，決定了我後來統兵治政的整個作風。我本人是曾經身受其中痛苦的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我後來約束官兵、告誡部曲的一句重要格言。同時希望使我幼年間耳聞目睹的事，永不復現於中國。

當時我們的家庭經濟雖全靠母親一人操心維持，但她總能辛辛苦苦地使我們兄弟姐妹有衣有食，不虞凍餒。母親雖未受過什麼教育，但是寬厚仁慈，能忍能讓。當我家析產時，祖父母所給資財，由我父和春華叔兩房平分。祖父母因體念我房小孩眾多，故特地多分給九-九-藏-書木凳數條，給我們孩子們使用，但母親竟婉辭不收。因她知道春華嬸嘴尖心狹，看到我房多得幾條板凳，心頭將有不快，所以母親不願收這幾件額外的傢具，以安春華嬸的心。

但是我家既然歷代不曾廢讀，祖父和父親對我們兄弟的教育當然也不會忽視。因此在我六歲那年父親就讓我「開蒙」了。所謂「開蒙」，就是舉行一個小小的祭孔儀式，讓孩子們正式開始上學讀書。在清朝，開蒙是一個家庭內的大事，儀式甚為隆重。我記得在我開蒙那一天，家中備了三牲——豬、雞、鴨——和一些水果，為我祭告孔子。我那時什麼都不懂，只覺得很好玩，向那個紅紙做的「先師」牌位叩頭，卻不知是什麼東西。

這時候，各省正在試辦「新政」，廣西省新設獎勵工商業的「勸業道」，並在桂林城內設立「省立公費紡織習藝廠」，招收二百學徒，學習紡織。此時父親方自南洋回來，也覺得這項新興的行業很有前途，因此送我進習藝廠做學徒，希望我在半年肄業期滿后，回家改良我鄉的織布手工業。這習藝廠是由桂林城內原有的「考棚」改建的。建廠的目的是訓練一班學徒用新式方法來改良舊式的木機織布。這在當時算是新式的工廠，規模很大，廠長似由勸業道道台自兼，訓練也還認真。我們的廠長既是一位大官兼的，廠內自然也有些官場應酬。我記得廠中當局有時在廠內請客，規模極大。我們學徒只可從遠處看去，那一派燈光人影、呼奴喚婢的場面，真是十分烜赫。

還有一事也可表現母親的為人。有一年秋收時，母親帶了我們在田內割禾，我們已將穀子打好裝入籮筐。時已黃昏，遂逐筐向家中搬運，這塊田離我家約半里路，往返需時。當我們搬了一轉回來時，發現留在田中尚未運走的籮筐，每筐穀子都淺了數寸。顯然是鄰近同在收禾的人，趁我們離開時，將每筐偷了些去。我們兄妹們發現穀子被竊，自然大嚷起來。母親立刻制止我們，並說：「算了，算了，值不了多少。」她的意思是嚷也無益，使人聽了，徒增鄰人的難堪而招致怨恨。以後我們對那家偷竊的鄰人仍談笑如恆，相處怡然。諸如此類，母親對人處世的賢良寬厚，我想都是生性使然，後天的教育和環境似居其次。

在先父壯年時期的中國，已與祖父當年迥然不同。清廷腐敗日甚，外患有增無已，瓜分大禍迫在眉睫。這時革命熱流已極澎湃，戊戌前後的維新思潮尤風靡一時。在這種風氣激蕩之下，培英公也成為我鄉革命派激烈分子領袖之一。尤其是他的破除迷信、毀廟宇、興學堂的主張，引起了當地守舊派的劇烈反對。那種主張在當時是件很不平凡的事。舊時代的農村社會原極迷信，更加以統治者的提倡，欲使人民易於就範。於是人民不但認為富貴榮華是由神鬼在冥冥中作主；而疾病荒歉，也由於魑魅從中作祟。平時求神拜佛，燒香還願，都習以為常。若逢祈雨驅鬼等大事，且由專業此道的道士主持。這種道士，有事相召時即來設壇作求神、驅鬼等各種法事，無事時彼等也另有職業。為首的雖或以道士為專業，但其門徒卻都系普通農民。

記得有一年糧食歉收，新谷登場尚需月余，而家裡穀倉顆粒無存，米罐子又已見底，情形嚴重極了。於是母親要我也挑了籮筐和她同去外婆家借谷。去后，外公外婆留我們午餐，卻故意裝作不知來意的樣子。飯後，我們應該回家了，母親才不得已說出想借糧食的事。外婆臉上頓時就有不愉快的表情，並埋怨我們不該常來借貸。她說現在市上利息很高，借給我們的當然不好意思要息，不過損失未免太大了。母親卻說，每年不夠吃，實因食口太多，非好吃懶做所致。外婆和母親因為是親生母女，說話當然不太避忌，互不相讓，遂吵起嘴來。母親一氣之下，便流著眼淚，索性不借了。我們母子兩人挑著空擔子回家，當時母親心頭的辛酸，實無法形容。在路上，她勉勵我長大后必須努力做事，不可依賴別人。她說自己親生爹娘尚且不能借貸濟急，何況他人。言下實有無限的感慨。這年，我們終於典掉兩畝田，才把難關渡過。計當時一擔（一百二十斤）穀子，價值不過兩塊毫洋，而且有借有還，竟弄得母女反目，真可一嘆。九*九*藏*書

我離開了臨桂縣立兩等小學，父母無力使我繼續升學，家中可以耕種的田地又不多，我這個壯健的孩子，也到了覓取一項正當謀生職業的時候了。讀書上進，就我們那時家中的環境說來，可說已經絕望。

學生們被關在書房裡念書，每日多至十余小時。唯一可以溜出書房、閑散片刻的機會，便是借口小便或出恭。這是先生無法管束的。因而書房內，出去「小便」與「出恭」的學生總是川流不息的，造成公開欺騙的習慣，影響兒童心理很大。今日回想當年的情形，實屬幼稚可笑之極。

先生的桌上必備有一塊長方形木板，叫作「戒方」。學生如不守規矩，或背書不出，先生就用戒方打頭或手心，打破打腫，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有時，先生的桌子旁邊甚至放著一根丈把長的竹竿。如果學生妄言妄動，先生不需離開座位，就可拿起竹竿，當頭打去。屋子小而竹竿長，所以書房內每個學生的頭，他都鞭長可及。

我在這廠內一共學了半年關於紡織的初步技術——從下水漿紗，到上機織布，我都學到了。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春初，我十六歲時，學習告一段落，我便回家了。政府設廠的初意，原為改良農村手工業，增加農民副業生產，我回家之後，大家都歡喜，就買了一部新式木機，從事織布。才過半年，由於家人對織布一事，無太大興趣，也就算了。這時父親又已應聘到姑丈家教館，我便又跟著父親到姑丈家讀書，而姑丈對織布倒頗有興趣，他在桂林買了一部木機，要我教表姐們織布。誰知我在習藝廠所學的，僅是一些皮毛，故漿紗時，把紗漿焦了，一旦上機，隨織隨斷，弄得十分尷尬。後來我又曾應聘到別村李姓家裡教織布，可是均告失敗。深嘆任何行業從業的不易。我在姑丈家這次認真地讀了一年多的書，便得了機會考入陸軍小學，從此遂成了一名職業軍人。

我在父親的私塾內讀了約三年的書，父親便不教了。我乃轉入另一私塾，隨塾師龍均時先生又讀了兩年。嗣後，父親受外婆的聘，到她家古定村設館，我才又回到父親的私塾內在外婆家繼續讀書。那時我鄉私塾設立的慣例，是由一位比較富有的人家出面請師設塾，課其子弟。左右鄰舍的學童也來入塾讀書。這位塾師的薪金（其時尊稱曰「束脩」）都是由學生的家長分別以米或銀錢付給的。而敦請塾師的「東家」，在束脩外，並供給書房、塾師的住房以及日常所用的油鹽和柴炭。這次外婆既是我父親的「東家」，她循例要供給這些日用品，我也常奉父命往外婆處領取。外婆生性勤儉吝嗇，平時與鄉人買賣東西，總是錙銖必較，從不稍讓。我那時雖才十一二歲，卻已深知外婆的個性，所以我每次向外婆領取油鹽時，總是躊躇不敢放膽前去。有一天放學之後，父親在廚房內預備炒菜吃晚餐，鍋子已燒著火，才發覺沒有半滴油，父親便急忙叫我到下屋外婆處索取。我執著油壺三躍兩跳已看見外婆坐在廚房那一副冷酷的面孔，便有點膽怯，停止在廚房外的牆邊，徘徊不敢進去。這時父親因為燒紅了鍋子也不見我回來，就走來找我。他看我不聲不響地靠在外婆廚房門口——父親是個急性人，又因等了許久——不由得火上心頭，一把將油壺從我手中奪去，狠命地打了我兩巴掌。外婆見了，才對父親說她看見我拿著油壺站在外邊，不知是來做什麼的。父親取了油就回頭走，我在後面跟著，想哭也不敢哭。那時我雖然年紀小，但是知道外婆分明曉得我來取油的，只是父親不明白我站著不進去的原因，冤枉地打了我一頓，使我感到有冤無處申訴，又不read.99csw.com便說破外婆吝嗇的情形。這也是我在外婆家讀書時的一件趣事。

我外祖父家亦系克勤克儉以興家的。每年都有餘糧，以高利貸出營利（這時鄉村貸款的利率，有時高至百分之百）。因而每年青黃不接時，母親便去外公家借貸，我外公和兩位舅舅為人甚為寬厚，外公尤其是忠厚長者，對我們極願幫助。無奈我外婆，雖然聰明幹練，但生性極為吝嗇，自不願常把糧食無利貸與我們。我幼時常跟隨母親挑了擔子去外婆家借貸，有時借得少許，有時甚至紅著眼睛，空擔而回。

培英公是一位能力甚強、富於冒險精神的人，不甘以一位三家村的塾師終其生，因而他時時想遠走高飛，創立一番事業。光緒三十年（1904年）時，他忽然聽說洋人在香港招募華工出洋工作，認為這是一個機會，可以到海外遊歷，闖闖世界。於是他就結束了教館生涯，不顧家人的勸阻，毅然去香港應募，當了華工，隨即出洋到了馬來西亞。培英公想出洋的目的，多少受了些海客談瀛的影響，以為海外浪闊天高，大可振翮翱翔，一展平生抱負。誰知一到馬來西亞，始發現為洋人所騙。華工的生活慘于牛馬，而洋人的虐待工人，更是怵目驚心。不久便發生了當地華工團結抗暴的運動。先父因為是個讀書人，所以被推舉為華工代表，與資方的英國人實行鬥爭。經過年余的奮鬥和交涉，被資方解僱，遣回香港，乃結束了他的一場海外歷險記。因此他後來一提到英國資本家便咬牙切齒，痛恨入骨。

先父的老師李小甫先生，與我們同姓不同宗，也是當時的奇士。他是我鄉的一位名舉人，然自中舉后，即無意科場，隱居故鄉，終身不仕。他的同寅中有官至高位的，曾保薦他做知縣，而小甫先生力拒不受。或問其故，他說他不願為腐敗無能的清廷作鷹犬，更不願與捐班出身的貪婪官吏為伍，其友人也不能相強。小甫先生因此以高風亮節聞名鄉里。先父慕其名而義其行，遂拜小甫先生為師，就讀門下。其一生為人行事，都以小甫先生作模範；淡泊名利，無心仕途，都是受小甫先生的影響。

先父體格素健，但他畢竟是個書生，體力勞動非其所長。他在馬來西亞做工時，多半時間也是以他的文墨工作——如替人寫家信，或其他筆札方面的事——和他人交換體力勞動。在家鄉時，他也因為終日教館，無暇下田工作。

這種道士有時亦確有些巫術。我鄉的道士有時為病人驅鬼時所表演的巫術亦頗足驚人。有些道士在地下挖一長坑，在坑內燒炭，當炭火熊熊時，渠即喃喃念咒語，然後將農家所畜的鴨一隻，驅其踏火而過，而羽毛足爪毫無損傷。他更能策病人全家踏火而過不被灼傷。這或系一種魔術，然而鄉村愚夫愚婦便以為道士確是法力無邊了。故在專制時代，朝廷嚴禁和尚、道士入場考試，以示其人格在社會上低人一等。為的是怕他們憑藉邪術，煽惑民心，與統治者爭奪天下。

我們因是農家子弟，長輩雖也要我們「開蒙」讀書，但是他們的意思無非要我們稍知詩書，明白事理，將來能承繼且耕且讀的家風，做一個誠樸純良的農民而已，絕無意要我們以詩書作晉身之階。母親偶然也喜歡念幾句《幼學詩》上的話給我們聽，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丹桂有根，獨長詩書門第；黃金無種，偏生勤儉人家」一類的話。但她的意思亦只是勉勵我們而已，並非真希望我們能折丹桂，積黃金。

開蒙后，我就正式入塾讀書了。我的塾師，就是我的父親。我最初的學業是認方塊字，並學習寫字。寫字的最初步驟是「描紅」。即先生寫了紅字，我們用墨筆跟著在上面「描」，這就叫作「描紅」。在我識了一千多個字以後，我就正式開始讀書了。我最早的課本是《三字經》、《百家姓》和《幼學詩》；接著便開始讀「四書」和「五經」。那時我國的教育方法，不知由淺入深，一開始便是很艱深的課業。經書不必說了，即使《三字經https://read.99csw.com》也不是啟蒙年齡的兒童所能了解的。我讀書的天資本是平平，沒有太高的悟性，故讀起來就頗覺吃力。

先父培英公生我兄弟姊妹共十一人。早夭的三人，成長的有五男三女。我家祖產本甚有限，祖父晚年析產時共有田地六十多畝。祖父母保留十余畝為養老之資，我父與春華叔各得二十余畝。我們這一房十口之家的生活費便全靠這二十余畝的田地，家用自感十分拮据。幸賴我母克勤克儉，撫養我兄妹八人至於成立，劬勞之情，有筆難宣。

我家既是歷代務農，所以我兄弟們都是地道的農家子弟。我學步未久，就跟著母親下田去玩。經常與日光和新鮮空氣接觸。雖然曬得皮膚黝黑，但是身體卻十分健壯。我們因為經常要下田工作，所以除在書房和過年外，我們都喜歡赤足。縱在碎石鋒利的山路上，因習慣成自然，亦如履平地，不覺刺痛。

那時的私塾，今日想起來也是十分奇特的。每一私塾約有二十來個學童。大家擠在一間斗室里，每兩個共享一張長方書桌，先生卻獨用一張方桌，放在最易監視全體學生動靜的位置。塾師多半戴著深度的近視眼鏡，樣子十分嚴肅。他們大多數絲毫不懂兒童的心理，對學生管理的嚴格實非現在的人所能想象。教授法也極笨拙，往往不替學生講解書義，只叫學生死命地念，以能背得滾瓜爛熟為度。先生規定某部書從第幾章起逐日背誦，自一本積至十余本，都要從頭背誦下去。學生如背誦欠熟，先生就將整沓的書甩到地上，待讀熟后再一一從頭背起。至於書中的意義，學生是不甚了解的。

我是我父母的第三子。然因長兄早夭，所以我實行二。唯據族譜凡屬本房男性，我又列行九。至村上鄰里的人多喊我為老九，而不稱呼名號，驟聽雖不大順耳，但「老」字的含義已屬尊稱，例如：老夫子、老先生、老兄等。今年逾七十，家中侄輩尚喊九叔，倒覺親切，不以為忤。哥哥德明長我兩歲，我之下還有三個弟弟——文卿、德輝、松齡——和三個妹妹。在我七歲以前，我們過的是大家庭生活，和祖父母及春華叔嬸都住在一起。祖父十分好客，所以我家那時常常賓客滿堂。祖父尤喜堪輿之學，朋友中很多是看風水的專家。我們弟兄幼時即常在祖父煙榻旁聽他們講故事。

我家所有的田地，都由我們自己耕種。我父既少下田，一切勞動遂由我母擔任，我們弟兄不過從旁協助而已。農忙時我們偶爾也雇請短工，但那是極少的例外。提起我鄉婦女的勤勞，舉世實罕有其匹。廣西婦女多不纏足。舉凡男人能做的勞動，如上山采樵、下田割禾等，婦女都和男子一樣地操作，從無稍異。然男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工作有定時。婦女則不然，白天她們和丈夫、兒子一同下田耕作；入晚回家，她們還要煮飯、洗滌、紡織、縫紉和哺乳幼兒，工作倍于男子。生活的痛苦勞瘁，實非常人所能想象。我的母親劉太夫人就是這樣一位勤勞的婦女，更因父親教館，不能操作，母親難免分外辛勞。

父親私塾內的學生，都是農家子弟，所以都是半耕半讀的。農忙時節私塾便放假，讓學生們回家幫父母操作。記得有一次我跟隨村上幾個成年人上遠處的山中打柴，那時我大概十三四歲的光景，當夕陽西下準備回家時，看他們都裝滿一大擔，我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心情非常好勝，覺得一擔柴百把斤重，他們既然做得到，我又怕什麼？所以我也裝上一大擔，和成年人幾乎一樣多。最初挑來似乎不甚重，誰知「長路無輕擔」，愈挑愈重，漸漸我就落伍了。最後竟至五步一停，十步一歇，實在挑不動了。而這時和眾人相去已遠，且時近黃昏，四顧茫茫，我不禁嚎啕大哭起來。但是我一面哭，一面仍勉強挑著柴擔蹣跚前走。幸而母親預料我挑不動，遠道來接，才結束了我這場悲壯的場面。

嗣後我們兄弟都長大了，我供職軍旅，有薪餉可以接濟家庭，母親才稍釋重負。她晚年鄉居，附近老幼殘疾都絡繹于門乞求救濟，凡真正是鰥寡孤獨、殘廢無依的，母親總是經常幫助他們。若是少壯貧九九藏書困的，母親濟其急外，並勉勵他們努力工作，以圖溫飽。凡有向母親借貸的，她總說：「你將來如有了便還我，如還不出，就算了吧……我知道窮人借貸的日子是不好過的。」母親直至晚年，生活仍極勤儉。在我後來統一廣西，完成北伐，參加抗日戰爭，率數十萬眾，身經百戰，而全國知名時，鄉里鄰人對我家自亦難免另眼相看，而母親居處簡樸，謙誠和藹，與往日初無稍異。我弟兄幼時，母親只勉勵我們勤耕苦讀，做個誠實忠厚、自食其力的人，絕無心要我們為將為相。後來她老人家年老了，亦絕不因為有兒子為將為相而稍易她簡樸忠厚的家風。某次，我回家省親，我的三個胞妹向我說：「哥哥，你做了這樣大的官，而我們仍舊耕田種地，你不怕鄰里恥笑你嗎？」我回答說：「在勞工神聖的今日，耕田種地是可驕傲的。」母親也很以為然。

母親問我，我說我要做個「養鴨的」。我鄉養鴨的人，的確對我們孩子們的引誘很大。養鴨也在農忙之後，那時各處田內收穫后所掉下的穀子，正是飼鴨的最好食料。一個養鴨的可養兩三百隻鴨子。鴨子在四處田塘河溝內覓食，故不需太大的本錢。在我們小孩子想來，鴨生蛋，蛋變鴨，十分可羡。所以我說我長大了做個養鴨的漢子罷了。當時母親很滿意我們的志向和想法，可見我們自幼就只希望將來做個誠樸的農夫，胼手胝足，以求溫飽。及后稍長，我們就幫助母親做一切田間工作和家裡雜務。諸凡插秧、割稻、打柴、餵豬、切豬菜、舂米、織草席等無所不做。孔子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大概孔子少時，也能做這類粗重的事。

培英公承先祖家教，也是一位個性倔強、任俠好義的人。先父不但豪爽，同時也極端勤勉好學。他生在文風極盛的臨桂西鄉，耳濡目染已足勝人一籌，而他又投拜于名師門下，進步自更不待言。

其後，我因職務關係長住通都大邑，每思迎養，而母親總不肯離開鄉間，情願過其極簡樸的農村生活。而我鄉的老弱殘疾則因之得其周濟。所以母親暮年時，善名播於四方。到她老人家於1942年壽終時，遠近鄉人多有泣不成聲的。我今日回想我家從前衣食的艱難，以及母親撫育我兄弟姐妹的辛勞，真是「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我在父親的私塾內又讀了兩年，四書五經，粗可理解，父親便應募往南洋去了。母親不願我輟學，乃讓我跟一位名叫李慶廷的先生讀書。這位李先生是一位廩生，和父親為莫逆之交。後來他要到桂林進新辦的法政學堂。我得了母親的同意，也跟李先生上省城，進了新創立的臨桂縣立兩等小學，日里上課，夜間溫習功課，受李先生的指導。那時正值庚子八國聯軍之後，清廷正在廢科舉、興學堂、辦新政，我們的臨桂縣當時就辦了這所小學。所教的除了國文之外，還有許多新式的學科，如數學、博物、英文等。我是私塾出來的，從未學過這些，而又插入高年級，當然對這些學科一無所知。因而在學期終了時，我在榜上「坐了紅椅子」。那時出榜的通例，榜末要用紅筆一勾。因為那一勾正在最末一名的下面，所以考最後一名的叫作「坐紅椅子」。而這次校里的一年兩學期期終考試，「坐紅椅子」的就是我。加以我又是鄉下初來，體質尚稱結實，而衣著不甚入時，舉止言行，都帶幾分鄉土氣，因此城裡的同學們都譏笑我是「鄉下的傻瓜」。現在考試又坐兩次「紅椅子」，使我分外覺得難為情，所以我在這小學里讀了兩個學期，就輟學不去了。這便結束了我在文科學堂的教育。

記得我幼時，有一次在田裡幫助拔黃豆，母親問我和德明二哥將來長大了希望做什麼。二哥說他要做個米販子。我們農村裡唯一大宗出產的便是穀子。有些農人利用農暇，買了穀子回家，碾成白米，挑到市場上去賣。這樣可以賺得些微利息，碾米而得的米糠又可飼養家畜，這種人叫作米販子。二哥羡慕他們長年有豬宰殺，所以他長大了也要做個米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