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鈞升任第十八軍軍長后不久，率所部深入鄂西清鄉。斯時宜昌有一禁煙督察局，平均每月稅收逾百萬元。陶軍長即擅自委其軍需處長為該局局長，前往接收。嗣後我查悉此事，深不以為然。蓋我軍自桂北伐，向不與聞地方政事，轉戰數千里，未嘗委派或推薦地方官吏，深為黨內外人士所稱許。今陶軍長接手不久，即擅委地方稅收官吏，不特有違體制，而軍人干政之風尤不可長。我遂擬請財政部另行委員接掌該稅局。陶鈞聞風大懼，央請白崇禧向我說項。最初我堅持不可，嗣後白崇禧一再代為懇求，我恐白氏多心，遂未深究。然此一馬虎將事，其後頗有惡果。因該項特稅收入甚豐，而無規定比額，任由局長自行填報，解款多少，無法稽查，故大部分收入，除以一部分為十八、十九兩軍公積金，並貼補兩軍將士服裝及餉額外，其餘概入陶鈞私囊。斯時各軍餉糈均虞不足，而新成立的十八和十九軍的官兵生活，反優於他軍，以致七軍將士極感不平，軍心頗受影響。此風的形成，不能不怪白崇禧。白氏雖精幹，然缺乏冷靜的考察，因此其豐富的感情遂易為不肖者所利用。

1928年秋間，李四光、王世傑、彭學沛等鄂籍知名教授回到武漢，和我磋商撥款興建武漢大學于珞珈山，我亦深覺建國之道首需人才，故在軍費極其支絀之時，慨然先撥二十萬元，以資提倡。省府不甘落後，也籌撥相同之數。後來該大學的校舍竟成全國最壯麗的學府建築。

四中全會於2月7日圓滿閉幕。寧漢分裂以來，不少省份有分崩離析現象，至是總算表面重歸統一了。

鍾、李二人俱隨我甚久。1921年我軍避入六萬大山時，鍾任營長，李任連長。嗣後統一廣西及北伐，兩人亦無役不與。平時因我軍軍紀嚴肅，所至秋毫無犯，各級將士均事勞俸薄，而每臨劇戰，又均親冒矢石，首當其衝。所幸上下一心，甘苦與共，尚無怨言。鍾君為人四平八穩，臨陣勇敢，治事也從無隕越。此次求去，我未便強留，因軍中服役的辛勞，轉不若優遊泉林的自若。鍾君返籍后，曾自營一農場，度其真正解甲歸田的生活。1949年共軍入桂時，聞鍾君曾組織游擊隊與之對抗。其後果如何，無從獲悉。多年相從，今日緬念賢勞，猶不免若有所失之感。

張氏奉派主鄂之後，我們更助其遴選省府各廳人選。民政廳廳長嚴重、建設廳廳長石瑛、財政廳廳長張難先等俱負一時之名。張知本到職后，勵精圖治。嚴、張兩廳長並常微服出巡，探聽民隱，偵察縣吏。不期年而湖北省政積弊一掃而空，為全國所稱譽。

底定武漢時，我既以身作則，說服胡宗鐸不兼湖北省省主席，因此其人選頗費周章。我們既不願亂薦私人，只有在湖北本省賢能之中，擇人而薦。幾費思量，才想到湖北籍第一屆中委張知本君。張君雖因接近「西山派」，不為黨中有成見的領袖所喜，然渠究系法學界中人，久享清譽，甚為當時湖北各界人士所推重。當我提出張氏時，鄂籍人士及軍人如胡宗鐸、陶鈞等，均甚折服。眾望所歸，我遂向國府保薦張君為湖北省政府主席。時人咸知我是張主席的保薦人，但鮮有知道我與張氏固素昧平生。

當十九軍成立之初，胡宗鐸曾要求將第七軍精銳分出一部編入第十九軍。我說，此事可以考慮，待與夏軍長商量后再決定。宗鐸認為我有https://read.99csw.com意推宕，竟一怒而攜眷去上海。最後還是白崇禧親往上海把他找回來，並將第七軍中一部精銳撥歸第十九軍，宗鐸才無話。嗣第十九軍經過整訓以後，其戰鬥力實與第七軍不相上下。舉凡重要戰役，我均令該兩軍當其要衝，而以其他作戰能力較差的部隊作為輔助，故頗能收相輔相成之效。

當長沙克複，敵軍全線潰敗的捷報到達南京時，李烈鈞蹺起大拇指對我說：「德公，還是你行，還是你行！」我們相對大笑。湘局粗定之後，2月28日我仍回武漢坐鎮。兩湖因軍事行動的影響，若干邊區地帶土匪益熾，我乃計劃派軍隊清鄉，以安閭里，並積極準備北伐。

在蔣總司令復職的醞釀中，外界傳聞白崇禧和我曾有反對的表示。此種謠言，可說是毫無根據的揣度之辭。在兩廣統一、出師北伐之初，我們以一股革命熱忱，服從中樞，擁護胡、汪、蔣的領導，完成革命大業，可說是出於赤誠。到了共事日久，發現他們彼此之間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置國家利益於腦後的作為，始則憂慮，繼則惋惜，終則彷徨。試想歷年以來，數萬將士斷頭流血，肝腦塗地，所換得的徒為若輩植黨營私、攬權竊位的資本，寧不令人痛心。故對汪、蔣的作風，心至不悅則有之。至於蔣總司令復職與否，權在中央執監委員會，我等統兵將領唯當服從中樞決策。且蔣先生的復職也斷不會因我等反對而中止，我們心縱不悅，也雅不願做徒招反感而於事無補的笨事的。

蔣氏復職后，胡漢民、孫科、伍朝樞等，因不支持蔣與汪合作，先後離南京出國。寧漢兩個國民政府對峙之局，至是復定於一，黨內政潮重歸平靜。中央政治會議也恢復辦公于南京，並籌備召開四中全會。經過數星期的籌備，四中全會乃於1928年2月1日集會於南京。汪派人物何香凝、顧孟余、陳樹人等七八人，也照常出席，唯汪兆銘則避居海外。大會決定改組國民政府，及恢復軍事委員會，唯人選則大體如舊；國府仍采常務委員制。大會並通過整飭黨務，完成北伐，1928年8月1日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在廣州、武漢、開封、太原設政治分會各議案。

那些日本訪客聽了我的分析，都很動容，唯土肥原賢二少將和台灣司令官松井石根中將的態度極為倔強。他二人強辯說：「瀋陽事變時，日本關東軍司令本庄繁固處置失當，但是你們的委員長對我們日本人也太無信無義了。」我們當即追問：「我們的委員長究竟有什麼地方對日本無信無義，以致激起你們對中國動武呢？我願聞其詳！」然土肥原與松井二人堅不吐實，似頗有難言之隱。

程氏無論在軍中黨中，均屬老資格，自出任湖南主席之後，更倚老賣老，目無餘子，根本忘記武漢政治分會還是他的上級機關。按當時的制度，省政府只徵收地方稅，至於煙、酒、鹽等國家稅收，應由政治分會財政處直接徵收。然程氏主湘后，竟將所有稅收完全歸省庫，致使政治分會虛擁其名。湘省軍隊有限，稅款支用不盡，而武漢政治分會所轄部隊甚多，開支浩繁，各軍索餉，均無法發放。我一再口頭或派人向程潛疏通，他一概置之不理。因此武漢政治分會中諸委員乃一致主張對程潛採取行動。有時我將程氏蠻橫態度向中央吐露，中央方面人物，如九_九_藏_書吳忠信等，竟慫恿我將程潛撤職。

不過蔣先生於12月1日在滬與宋美齡女士結婚之前，特於報章發表聲明，其內容大略是說，他與毛氏、姚氏、陳氏的結合，並無婚約，從今起斷絕一切關係。並申述他以前的革命是假的，今與宋女士結婚後，才是真正開始革命工作云云（此談話的原來措辭可能較報紙所載為委婉）。蔣、宋結婚時，我已由武漢乘輪東下，正在赴滬途中。當時閱報及此，我心中有無限的感慨。自思我們革命軍全體將士在蔣總司令領導之下，打了一年多的仗，死傷數萬人，難道都為「假」革命而犧牲？我們此後再追隨蔣總司令，冒鋒鏑矢石，去「真」革命，也豈視一女子為轉移？內心悒悒不樂之下，我遂決定不送賀禮。殊不知黨政軍各政要均奉贈厚禮，即使與蔣先生最為格格不入的程潛，也未能免俗。唯我一人，始終未送禮物。當時年輕，閱世未深，頗易任性，今日思之，也覺毋乃過分些吧。

這故事雖系傳聞，而日本軍人卻言之鑿鑿，似確有其事。再者，蔣氏於1927年在日時，確曾與田中及南次郎等會談。會談內容如何，蔣先生諱莫如深，也是事實。再證之以北伐完成後，蔣氏不斷製造內戰，以及養癰遺患，任令贛南共產黨坐大的情形，似均在製造「中國尚未統一」的借口，以抵制日人的要挾。凡此種種跡象，對上述傳聞俱不無蛛絲馬跡可尋。

蔣、宋婚禮的次日，我偕內子到達上海。蔣先生知道我們抵滬，當晚即送來請吃飯的帖子，3日下午7時，我和內子乘汽車去謁見蔣先生夫婦于其住宅，也照例說幾句道喜吉利話。只見滿客廳都是各界贈送的豐厚禮物，琳琅燦爛，光耀照人。睹此情景，我反覺此心坦然，毫不感到難為情。蔣先生夫婦也落落大方，殷勤招待，言談甚歡。

當中央正在籌開四中全會時，唐生智的基本部隊殘部均退回湖南。當時我軍之所以未銜尾追擊，乃為顧慮地方糜爛，故派西征軍參謀長張華輔入湘，洽商收編。唯唐軍殘部不願受編，反竭力招兵買馬，與各方勾結，企圖擴大叛亂。1月初旬，國民政府乃電令白崇禧（時為第三路前敵總指揮）、程潛自武漢督師南下，繼續討伐。白、程奉命后，即分兩路入湘。程潛率第六、第四十四等軍，自武長路南下；白崇禧則指揮第七、第十九兩軍，由通城向平江會攻長沙。我軍於1月15日發動，17日佔領岳州，程潛即進駐岳州；白崇禧也親往通城指揮。1月21日我軍發起全線總攻，冀一舉而下長沙。此時敵軍也背城借一，拚死抵抗。雙方在汨羅江兩岸鏖戰正酣時，我右翼第四十四軍葉開鑫部忽然叛變，乘午夜由黃沙街向左翼第六軍和十三軍的側背猛襲。兩軍猝不及防，損失很大，正面之敵復乘機出擊。第四路的第六、第十三兩軍已潰不成軍，形勢極為危殆。此時我左翼白崇禧所指揮的第三路軍，正向平江急進中，得報知右翼我軍失利，遂不敢孤軍深入，並急電南京，建議兩策：（一）回師營救第四路軍，鞏固武漢；（二）不顧第四路軍的失利，突破正面敵軍，直搗長沙。此電報到達國民政府後，譚延闓、何應欽、李烈鈞和我當即研究戰況。他們一致主張檄調白氏所部回援，鞏固武漢，但是我的判斷與他們三人卻大異其趣，我主張一面令程總指揮收容第四路軍，逐步抵抗，遲滯敵軍北進；一九_九_藏_書面令白崇禧不顧一切，努力擊破當面之敵，迅速向長沙推進。長沙如克，武長路上的敵軍自然不戰而潰，此即古人「圍魏救趙」的戰略。李烈鈞等頗為躊躇，渠意若我軍攻長沙失利，武長路上的敵軍勢必乘虛直取武漢，則魏趙俱失，前途不堪設想了。我說，敵軍統帥唐生智早已宣告下野，所屬屢敗之餘，軍心渙散，如按我的計劃執行，白崇禧必克長沙，湘局指日可定，不出旬日當有捷報。李、何、譚三位將信將疑，蔣總司令當時因事赴上海，不及請示。最後，大家同意我的計劃，令白前敵總指揮不顧一切，急攻長沙。白氏在前線奉到電令后，乃揮軍出擊，連戰皆捷。我軍傷亡雖重，然第七、第十九兩軍卒於1月27日攻入長沙。長沙既破，武長路上敵四十四軍遂不敢戀戰，越洞庭湖向湘西逃竄。敵將李品仙、葉琪、劉興、何鍵等匆率殘部，逃往湘南寶慶一帶，我軍銜尾追擊，佔領衡州。未幾，全部敵軍便接受改編。湘省戰事不到半月，遂圓滿告一段落。李品仙的第八軍、葉琪的第十二軍、廖磊的第三十六軍被調到湖北整訓。叛變的第四十四軍軍長葉開鑫已潛逃，由副軍長鄒鵬振率領歸編，調至武昌，旋即解散。

據說，蔣先生在日住于黑龍會首領頭山滿家中，利用頭山氏在日本軍政兩界中的潛勢力，以遊說日本朝野。嗣後復因頭山滿介紹，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陸軍大臣白川義則、參謀總長金谷范三，及參謀次長南次郎，都有秘密商談。始終參与其事的日方要角，為田中義一的心腹——南次郎。商談的內容，據日本少壯軍人透露，約為：（一）蔣氏承認日本在滿洲有特殊權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對日本的諾言（據日本傳說，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滿洲特殊權利」作為日本援助中國革命的交換條件）。（二）蔣堅決反共到底。（三）日本支持蔣政權。（四）日本借予蔣氏四千萬日元，以及助蔣安定中國后，中日兩國進行經濟合作等項。密約共兩份，蔣、日雙方各持一份，以為日後交涉的張本。簽署既畢，蔣先生遂挾巨資返國，以圖東山再起。

蔣先生自日返國后，遂一意與汪言歸於好。蔣既有意負荊，汪更無心拒客，雙方都已半推半就，共產黨12月11日廣州「暴動」后，汪曾腆然公開宣言，籲請蔣同志復職，領導中樞，渠本人則從旁消極協助云云。汪氏的話一出，蔣的復職幾成定局，而攀龍附鳳之徒，乃乘機推轂，上海四中全會的預備會遂正式通過請蔣氏復總司令職的議案。蔣氏本已有「別人不請我自來」的腹稿，1月9日乃在南京正式宣言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

唯蔣氏的手腕也很靈活，渠出讓「滿洲」權益，系以「統一中國」為先決條件。嗣後直至「九一八」事變時止，中國迄未「統一」，故蔣氏有所借口，不履行其個人諾言。而日本官方也因此密約系由少數個人所簽訂，未便予以公布。蔣氏既自食其言，日本政府也「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到「九一八」前夕，日本少壯軍人積憤已深，蔣氏如再推宕，少數不更事的軍人可能公布此蔣日密件。日內閣為檢討對華全盤政策，曾召集所謂「東方會議」以脅蔣。蔣不得已，乃允日人派代表來南京秘商，唯事先聲言，渠所持的文件已在上海遺失，囑日方將所簽原件攜來。

我軍既克武漢，收編部隊很多，乃另成立第十八軍。軍長人選，白崇禧和胡宗鐸力保read.99csw.com資歷甚淺的旅長陶鈞逾格超升，資望較深的師長，如鍾祖培、李明瑞等，反而向隅。陶鈞系湖北黃岡人，保定軍校三期畢業，驍勇善戰，也是一員猛將。唯陶君治軍，失之於嚴，有時竟達殘酷程度。作戰行軍時，遇有士兵落伍，陶氏有時竟槍殺以示儆，亦殊不近人情。其用兵布陣乃至平時訓練，均善獨出心裁，標新立異，處處表現，皆似一匹不羈之馬。當時第四軍的作風便是如此，我第七軍中胡、陶二人的作風，則頗與四軍相似。此種人才，最為白崇禧所賞識。以故十八軍成立時，白氏竟力薦陶鈞為軍長。不按資歷升遷，實違體制。我第七軍自廣西北上時，共有旅長四人，夏、胡之外，李明瑞、鍾祖培亦均戰功赫赫。此番棄鍾、李二人，而逾格擢升陶鈞，不平之鳴在所難免，鍾祖培因此掛冠求去。再者，湖北久處北洋軍閥統治之下，「鄂人治鄂」的呼聲已非朝夕，今一旦如願以償，則鄂人以鄉土情誼，對具有實力的胡、陶二氏不免過分阿諛奉承，以圖一官半職。而胡、陶于得意忘形之餘，也不覺以鄂省主人翁自居，是亦人之常情。然第七軍的地位，遂無形中成為客卿了。而野心政客又從旁激蕩之，到1929年第四集團軍不戰而瓦解消滅，此實為主要原因之一，這是后話。

在各種因素累積之下，程潛與武漢政治分會的關係，逐漸發展至非決裂不可的程度。武漢政治分會為此事數度開會密議，大家一致主張將程潛扣留撤職，並敦促我從速執行。一次，在程氏來漢開會時，武漢政治分會遂將程氏扣留，並呈請中央將其撤職，改派魯滌平為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所部在湘駐防的第六軍，聞主帥在漢被拘，乃自動向江西撤退。魯滌平在中央明令發表后，率其第二軍入湘，接任主席。湘局既定，程氏即恢復自由，武漢政治分會乃撥巨額川資，送其東下，寓居上海。

湖南唐生智殘部改編后，我們也將湘省政府改組，並薦程潛兼任主席。事前，我曾派員徵詢程氏對湖南省政府改組的意見，並請其推薦一位有才氣、孚眾望的人出任主席。他力陳湖南情形複雜，不比湖北的簡單，非有權力者任主席不可。我明白他已決心當仁不讓。為避免有傷感情，發生誤會起見，我乃保薦程潛兼任湖南省省主席。由湘、鄂兩省政府改組的人選看，可知我當時對人處事的大公無私的態度。殊不知仍因此招忌，而惹出後來戰禍，實非始料所及。因此後不久，我便奉命出任武漢政治分會主席（事詳下章）。孰知在武漢政治分會治理之下，兩湖省政首先發生問題的，便是程潛。

1929年10月，日本政府乃特派駐華公使佐分利貞男為專使，來華與蔣秘商有關滿、矇事項。佐分利貞男一行於10月4日抵達上海。蔣乃令上海市市長竭力招待，網羅上海的交際名花，舉行大規模酒會。日專使一行喝得酩酊大醉，然後搭坐挂車到南京。車行至中途，所有日人均爛醉如泥，南京特務乃乘機將此密件竊去。

嗣後，我便根據此一線索，囑我方諜報人員及與日方接近的友人，多方自日本少壯軍人集團中設法探聽，才獲得如上的情報。事雖跡近荒誕，然證之以蔣先生在「九一八」前對內對外撲朔迷離的作風，實難斷言此事的必無。

胡宗鐸，湖北黃梅人，畢業於保定軍校第三期，與白崇禧、黃紹竑均有同窗之雅。嗣後隨我參加統一廣西及北伐諸役，驍勇善戰。我軍軍令雖嚴，而我們個人之間的私交則如兄如弟，彼此相處甚得，毫無官場習氣。胡君落落大方，知兵善戰，是一將才。惜一生一帆風順，未受折磨，自擊破孫傳芳軍、底定長江之後，各種惡習一時俱來，並認為武力可以決定一切，天下事也不過如是而已。我雖屢誡以「驕兵必敗」的古訓，渠不甚體會，故其個性難免粗魯而輕浮，容易衝動。我軍北伐之初，尚無「師」的編製，我任軍長，夏威、胡宗鐸則分任第一、二兩路指揮官兼旅長，肅清長江一帶之敵後，我軍為謀與友軍編製漸趨劃一，編製也略有變更。我本人事前已由江左軍總指揮改為第三路總指揮。佔領徐州后，夏威升任第七軍副軍長，我本人仍兼軍長，胡宗鐸升任第十五軍副軍長（軍長劉佐龍抱病武漢）。兩路指揮官撤銷。夏、胡併兼師長，旅制仍暫保留。棲霞之役，第七軍實際上由副軍長指揮。龍潭戰後，我遂辭去第七軍軍長一職，保薦夏威繼任。同時因胡氏所部鄂籍居多，故將胡宗鐸部隊改編為第十九軍，即以胡為軍長（時劉佐龍已病故於漢口）。九_九_藏_書

先是，當我西征軍於1927年11月14日攻克武漢時，唐生智所組的湖北省政府自然無形解體，新的省府亟待組織。第十九軍軍長胡宗鐸，因身為鄂人，每思毛遂自薦。一次，他竟笑著向我說：「德公，這一次我應該當仁不讓了。」

汪兆銘的再度下野，雖為促成蔣中正復職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蔣氏這次訪日歸來，傳聞攜有日本政府秘密借款，資本雄厚，復職實系必然趨勢，毋待汪的下野而後定的。

我也笑著回答說：「你是一位現役軍人，為什麼要分心去搞省政呢？你知道我是一向主張軍民分治的，我曾有機會一手掌握全省軍民兩政大權，而我還預先表示不幹，竭力婉辭呢！你應該向我學習……」接著，我便舉當年統一廣西之初，我邀約黃、白二人均不做省長，及北伐軍底定安徽時，我又力辭兼任安徽省省主席的前例，希望他也能學習我們，不要以現役軍官兼任省府首長。經我這一解釋，胡君認為我確是以身作則，也就不再多言了。

在「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民氣沸騰，各地學校罷課，要求中央出師抗日，是時兩廣民氣尤為激昂，廣西省府並密令民眾團體，組織糾察隊徹查日貨，雷厲風行。日政府希圖緩和兩廣民情，曾派大批文武官員及民眾代表來兩廣活動，藉資聯絡感情；並勸誘兩廣當局效法中央，阻止民眾的過激排日行動。值此時期，我在廣州私宅接見這批日籍訪客，先後不下百餘人之多。接談之下，我力斥日本侵華政策的錯誤，希其改正。

此次拘押程潛，雖系程氏咎由自取，然事後我對武漢政治分會此一孟浪行為深覺過分。頌老受一時之屈，事後對我未嘗有片言的抱怨，其胸懷的豁達，實屬可欽，而我本人則引為終身之疚，至今悔之。

翌晨，日使一行酒醉醒來，到日使館整理行裝，擬拜晤蔣氏時，才發現此密件已不翼而飛，未免大驚失色，然又不敢聲張。與蔣晤談數日，自然毫無結果。佐分利貞男於11月29日返日，自覺無面目見人，未幾，遂于箱根溫泉旅邸吞槍自裁。日本政界曾為此起一小風波，因佐分利貞男無故自殺，群疑莫釋，知其內幕的口雖不能明言，然內心的憤懣實不能自抑，而見之於言辭。這一內幕才逐漸為外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