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軍民也憤激異常，不數日，省防軍已由十四個團擴編為四十四個團。弓上弦，刀出鞘，預備與中央軍一決雌雄。中央方面策士知廣西不可輕取，乃一面派遣高級人員如居正、朱培德、程潛等入桂遊說，一面任命黃紹竑為「廣西綏靖主任」及「廣西省政府主席」。更派無數特務人員在港、穗一帶活動，冀以高位厚祿，分化收買我軍幹部。誰知我軍意志堅定、萬眾一心，中央策反工作完全失敗，即使排長也未有被收買去的。黃紹竑也不直蔣氏所為，渠雖與我和健生（白崇禧）有舊，但迄未作片紙隻字向我輩招降，更未認真在我軍幹部之間實施離間工作。以故我軍士氣迄未動搖，都願與敵人一拼。

孰知陳銘樞、蔣光鼐等，昧於大勢，不聽我言，決定單獨行動，樹立中樞于閩垣，用資號召，並仍向我們遊說，希望福建舉起抗日大旗之後，兩廣即通電附和，以壯聲勢。我和陳濟棠竭力勸阻，也難遏止他們的行動。此外他們更竭力和「急進派」民主人士徐謙、譚平山、陳友仁、章伯鈞、沈鈞儒、黃琪翔等，合作包圍李濟深。濟深斯時剛自南京湯山恢復自由不久，避居香港，孑然一身，久靜思動，而內心對蔣氏又極端怨懟。當他被陳銘樞等包圍時，我曾向他獻議，略謂：在目前情勢之下，只以十九路軍為後盾來組織中樞，號召抗日，似嫌勢孤力單，反予蔣氏以借口。請告誡陳銘樞等慎重考慮，不要輕舉妄動，自貽伊戚。李濟深也頗以為然，主張慎重，不可孟浪從事。我乃自香港轉廣州回南寧。無奈陳、蔣、蔡和第三黨領袖們對開府閩侯一事，仍積極籌劃，勢在必行，即使兩廣反對，他們也要硬幹到底。1933年秋，陳、蔣、蔡等和第三黨分子、「急進派」民主人士接觸頻繁，並陸續齊集福州，另外更與江西瑞金的中共取得諒解，因而他們在福州組織「人民政府」的空氣已甚囂塵上。個中情節，蔣已深悉，然渠卻故作不知，只是暗中從事軍事準備。

在陳濟棠一再要求之下，我便商請白崇禧赴穗一行，勸伯南不可妄動。白氏飛穗后，不數日便回，說陳濟棠意志堅決，勢在必行，無法挽回。然兩廣原屬一體，廣東一旦發動，廣西方面不論願與不願，也必被拖下水，廣西如果毅然參加，或許對陳濟棠的行動尚能有所糾正，使其不致過分魯莽滅裂。此實我們不得已的苦衷。

我在南寧得此消息，立刻便感到事無可為了。我判斷李濟深一到福州，他們必然擁李為首，組織政府，與持不抵抗主義的南京相抗衡。但以區區十九路軍肩此重任，必然失敗無疑。

不料中央謀粵已久，反間工作做得十分有效。「六一運動」的發動，正予蔣氏以打擊陳濟棠的機會。先是，自「非常會議」之後，蔣先生即派蔣伯誠為代表，常住廣州。伯誠是個老官僚，善於應酬，與濟棠的部屬過從極密，乘機大施反間之計，第一軍軍長余漢謀、空軍司令黃光銳都和蔣伯誠有勾結。「六一」之後，蔣伯誠在反間上所用款項多至數百萬元。果然「銀彈」效力甚大，7月4日空軍司令黃光銳突率飛行員四十餘人，分駕飛機數十架，飛投中央。7月中旬第一軍軍長余漢謀通電擁護中央，師長李漢魂亦稱病離職，赴港休養。7月13日南京軍委會乃明令免除陳濟棠本兼各職，遺缺由余漢謀升任。余在粵北防地立即通電就職，並聲明率部回廣州。陳濟棠見大勢已去，乃於17日晚間11時約我到其官邸一晤。見面之後，濟棠便說如今大勢已去，他決定一去了之，並勸我回廣西緩圖善後。

香翰屏也告訴我一件故事。翰屏與濟棠可說是親如手足，陳氏任連長時，香即為該連排長，嗣後隨陳升遷，最後充第二軍軍長。翰屏為人很通達，思想也很新。他實在看不慣濟棠的開倒車作風，但是勸又無用，只好表示消極，請辭軍長職，濟棠不允，歷時很久，香才擺脫軍職。翰屏告我說，濟棠對其親信的部屬都心存疑慮，防範他們有背叛的行為，但是他防範的方式卻又愚蠢萬狀。

第二，驅逐蕭佛成等反蔣的元老離粵。

9月中旬，蔣先生飛抵廣州，電召白崇禧飛穗一晤。原先，白崇禧曾與某中央訪桂大員提及，如蔣先生認為有此必要，彼可前往謁見。至是，蔣既來電，白氏似有踐約的必要。孰知白夫人聞訊，深恐乃夫一去不返，力阻白氏赴穗，並向我哭訴。但我認為，丈夫一諾，重於千金，白氏既不能去，至少我應代其一行，雖然我本人並未作此諾言。

我們接到電令，深感詫異。因而複電，認為中央「墨瀋未乾，自毀信譽」，我們「殊難遵令」。不久，又接複電，改任白崇禧為浙江省省主席，我本人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桂局善後則由黃紹竑出任廣西綏靖主任，負責處理。白崇禧和我接電后，均覺難以從命，乃開黨政軍聯席會議，徵求大家的意見。

12月中旬，中央軍約十余萬人由蔣鼎文統率，兼程自浙、贛兩省分路南下入閩。閩方因和江西共產黨有諒解，以為共產黨可與之夾擊中央軍。孰知共軍竟自贛東讓開，中央大軍數萬乃一舉而侵入閩北。閩方總司令為蔡廷鍇，蔡氏負抗日英名，號稱能戰，原擬背城借一，與寧方一戰。孰知蔡氏幕中早伏有寧方間諜。其參謀長鄧世增雖極忠誠，但是黃埔一期畢業的參謀處長范漢傑家中則裝有秘密電台，以故閩方的軍事動態，中央了如指掌。加以名不正，言不順，軍心渙散，軍長毛維壽等都暗中向南京輸誠，蔡軍因此不戰自潰。到1934年1月中旬，福州、漳州、泉州都為寧方所攻克。福州軍政大員紛逃香港。十九路軍殘部退入廣東，為陳濟棠所收編，旋即繳械。抗日有功的十九路軍到此竟全軍解體，良堪惋惜。追溯閩變自1933年10月中旬發動以來，到1934年1月底十九路軍繳械止，前後尚不足三個月，其經過情形亦殊堪浩嘆。

此後不久，維周便銜乃弟之命，去南京與蔣委員長作促膝長談。這又給維周一個最好的機會替蔣先生「看相」。據維周回粵語人，從相上看，蔣先生斷難過1936年這一關。說也奇怪，蔣先生的相倒是給維周看中了。當年發生的「西安事變」幾乎使蔣先生喪命。不過其事的發生，是應在張學良身上，而不是陳濟棠罷了。

9月初旬，局勢逐漸和緩，中央聲明收回成命，各路大軍也同時撤圍。白崇禧和我也覺不為已甚，戰爭不可輕啟，都同意和平解決，戰爭才算是避免了。

陳銘樞、蔣光鼐等無可如何，乃積極向我們遊說，希望廣西和福建合作，逼迫陳濟棠同意開府廣州，使南京國民政府不能不負起抗日的責任。而白崇禧和我則期期以為不可，因此項措置將愈陷國家于分裂。當前問題的中心是中央對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讓，等到忍無可忍，則必然被迫抗戰。一旦抗日戰事爆發，則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對外，若再開府西南，實非國家之福。

在當時不明內幕的人看來，以為兩廣又假抗日之名，對中央用兵。其實，一看「冬」、「支」兩電的內容，就知道我們所要求的，只是由中央出面，正式領導抗日，西南當局無對中央作兵諫的行動，也無用兵的意圖，大家只是發一個抗日通電，做個樣子而已。當時中央如置若https://read.99csw.com罔聞，或與西南電戰一番，此事也便消滅于無形，而我們也算慎重地應付了陳濟棠這次的妄動。

因十九路軍原為北伐時第四軍的一部，將領官兵多為粵人。其指揮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更自視為廣東的主人翁。十九路軍於1930年蔣、閻、馮中原大戰時，奉調自粵北上，使時為廣東省省主席的陳銘樞頓失羽翼。不久，陳銘樞便為陳濟棠排擠而去，其心中對陳濟棠和蔣先生的怨恨，無時或釋。一有機緣，渠等便想在廣東捲土重來。蔣先生把握濟棠、銘樞之間的矛盾，故意將陳銘樞的第十九路軍調往福建，使其垂涎廣東，互相火併，以達一石擊二鳥的目的。十九路軍到了福建，廣東方面的陳濟棠以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頓時感到極度的不安，而蔣先生則高踞南京，玩其分化統治的手法。

此外迷信也是促使濟棠妄動的因素之一。原來濟棠兄弟行中，他最敬佩的便是大哥陳維周，濟棠對他可說是言聽計從。維周粗通翰墨，人亦精敏，唯篤信陰陽命相、堪輿卜算之術。據說，維周某次特往廣東花縣洪秀全的故鄉，察看洪氏的祖塋，發現洪秀全的祖墳正葬在「活龍口」上。據維周及其堪輿朋友們推斷，秀全的祖塋可惜葬高了一些，如下移數十尺，便正在「穴」上，秀全就是真龍天子，不會只擁半壁河山，及身而敗了。維周認定此一墓地的可貴，便要洪姓子孫賣與他。洪姓起初不允，但經不起維周的威脅利誘，就將墓地割愛了。陳氏兄弟遂將生母遺骸遷往該處安葬，深信陳府不久便要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了。但環顧陳家上下，餘子碌碌，除掉濟棠還有誰呢？因而陳濟棠就野心勃勃，予志自雄。

另一個促使濟棠發動政變的重要原因，便是濟棠獲得情報，認為中央處心積慮，要徹底解決西南。濟棠憂心如焚，乃先行發動。原來在胡漢民逝世后，濟棠為刺探中央對西南的新政策，派乃兄陳維周入南京晉謁蔣委員長。蔣先生為羈縻陳氏，曾設宴歡迎，優禮有加，並與維周詳談。據說，維周在南京時，探悉了中央徹底解決西南的三大原則：

翰屏又告我一事說，廣州市內的警察都奉有陳氏密令，隨時報告各高級軍官的行蹤。有時三數高級軍官將領暇時赴某地尋歡取樂，其地外人原不知道。孰知當他們玩興正濃，陳總司令忽然輕車簡從翩然蒞止。陳來此並無惡意，只是笑對眾人說：「你們到哪裡我都知道呀！」換句話，便是說你們要小心啊！你們有什麼不法舉動，我陳總司令都一概知道啊！諸如此類的事，廣東將領都可以說出一些來。於此可見陳氏是如何不得部曲之心。

第一，徹底解決廣西的李、白，由中央協助廣東出兵。

回到南寧，滿以為「六一運動」從此結束，陳濟棠愚不安愚，咎由自取也就罷了，因為當中央於7月13日將陳氏明令免職時，曾附發一電令，聲明廣西維持現狀，仍以我李、白二人分任廣西正副綏靖主任，我等也已專電中央表示就職。

孰知我返桂后不久，中央突然變更原意，電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我調往中樞軍委會任職。這突然的轉變，據說是由於時任湖北省省主席、政學系巨擘楊永泰的建議。蔣氏於7月18日自南京飛往廬山，曾接見楊永泰作長談，楊氏乃有「徹底解決廣西李、白，此正千載一時的機會」的建議。蔣先生深然其說，遂頓食前言。

我既知無法挽回，乃於5月底飛往廣州。濟棠給我一個盛大的歡迎，並詳述他此次發動抗日運動的原委。濟棠且強調說，山東韓復榘、河北宋哲元均派有代表在此，聲明唯西南馬首是瞻，勸我縱不願積极參加，至少也應向他的部下打打氣才對。因此，在若干重要軍事會議中，濟棠便約我向其部將講話。我當然講了一些非抗日不足以圖存，中央既不願抗日，我們領導抗日實責無旁貸的大道理。說完，只見陳氏部將面面相覷，無絲毫熱烈的反應。看這情況，我便覺得這一運動的前途，凶多吉少。

「九一八」以後，全國都在抗日九-九-藏-書氣氛籠罩之中，人心悲憤。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以前內戰中的重要領袖們，現在多少都有「先國難而後私仇」的概念，認為內戰實在不應再繼續了。孰知就在這一段時間，發生了兩件可笑的小政變。一為1933年，抗日成名的十九路軍諸將領所導演的福州「人民政府」；另一則為1936年夏，陳濟棠在廣州所號召的「反蔣抗日運動」。兩件都富有高度的戲劇性。

在分析各種因素之後，我們便深知陳濟棠所領導的這一運動必然要失敗。但是西南政務委員會中既已有此決議，蔣光鼐、蔡廷鍇、翁照垣等主張反蔣抗日人士都已聯袂來粵，勢成騎虎，欲罷不能。唯一補救之道，只有在運動發動后，加以糾正，使其不趨向于越軌，而免寧粵雙方同室操戈的一途了。

濟棠做的另外一件荒唐的事，便是在5月底突然任命陳維周為廣州衛戍司令。維周是個文人，從未涉足軍旅，何能平地風波，一躍而為衛戍司令呢？因而，命令公布之後，廣東各界都人言嘖嘖，尤其是各將領，一致認為濟棠此舉是有意侮辱其將校的人格。濟棠這一失著，也是引起其部曲離心的一個重要原因。

佛成又告訴我一些關於陳濟棠的笑話。這故事是當鄧澤如在時，某日時近午夜，濟棠忽親自訪鄧氏，約其同赴燕塘軍校。鄧問何事。陳說，他的將領今晚在軍校「宣誓」，他希望鄧先生前往「監誓」。鄧氏到了燕塘軍校禮堂，只見禮堂上方安置一個皮製假人，上書「蔣介石」三字。宣誓時，由濟棠唱名，各軍官逐一起立，宣讀「余決心效忠黨國，抗日反蔣，擁護陳總司令，以後如違誓言，必遭天譴」一類的「誓言」。讀畢，即趨至假人之前，舉起一把木劍，向「蔣介石」身上痛劈三劍，以表示仇恨與決心。蕭佛成說，陳伯南的荒唐落伍，愚不安愚，一至於此，如何能成大事。

9月17日，我乃隻身飛廣州，謁見蔣先生。大家寒暄一番，未及其他。自此大家言歸於好，共赴國難。不久，西安事變發生，接著抗戰也就爆發了。國家的命運與個人的經歷，遂又進入另一階段。

但是廣西此時已全省動員，大軍十余萬義憤填膺，皆勒韁以待號令。全省民眾，尤其是熱血青年，都激昂萬分，大家認為中央向日寇妥協投降，喪地辱國，我廣西軍民請纓抗日，反招致「圍剿」的後果，中央方面怯於禦侮而勇於內戰，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非和蔣氏中央軍一拼不可。

當時來廣西響應抗日的李濟深、蔡廷鍇、蔣光鼐、翁照垣等，更是唯恐天下無事，堅決要求以兵力威脅中央發動抗戰。先是蔡、蔣、翁等來桂后，我曾撥出一師部隊，委派曾任前十九路軍師長的翁照垣為師長，仍用抗日有名的第十九路軍的番號以為號召，進駐粵南的北海一帶。至是，我訓令翁師長將部隊撤回廣西，翁照垣竟抗不從命。9月初，並無故將一日商殺害，企圖引起國際爭端。李濟深、蔡廷鍇等也隨之鼓噪，全省軍民隨聲附和。白崇禧和我用盡九牛二虎之力，舌敝唇焦，才將此一風潮平息下去。

我們和蔣先生數度電戰之後，廣西全省人民也激昂無比，誓死為我李、白二人的後盾。蔣先生乃一不做二不休，調集各路大軍來圍困廣西。顧祝同所指揮的湯恩伯、薛岳等軍，自貴州向桂北窺伺，陳誠的第十八軍則循西江而上，余漢謀軍則自高州一帶進逼桂南，何鍵則取道湘南向桂林一帶壓迫。一時大軍雲集，自四面而來的不下四五十萬人，劍拔弩張，遙遙向廣西逼近。

陳濟棠於7月18日拂曉前，悄然離穗去香港，我也于同日中午包用一可乘四人的民航機徑飛南寧。登機之後，我才感覺到此事殊欠考慮。此時廣東局面已解體，中央特務在港、穗一帶活躍異常，萬一他們事先買通該民航機師，將飛機飛往江西，我豈不立刻成為俘虜了嗎？想到這裏，頓覺悚然。乃默察飛機的航線，如渠真圖謀劫持，我便立刻取出手槍迫其改航，嗣見渠循西江而上，才放下了心。

到10月下旬，福州已密鑼緊鼓準備成立政府。陳、蔣、黃、章、沈等人，要求李濟深立刻前往主持。濟深以為不可，然陳銘樞卻誑他說，福州方面各級軍官已準備發動，陳等無法控制，希望李濟深親往解說。李為忠厚九九藏書長者，信以為真，且經不起左右親信張文、李民欣等的慫恿，遂決定往福州一行。

地方官吏調職，原無抗命的必要。白崇禧和我也斷無割據稱雄的軍閥心理。我們所不服的，只為中央政府的無能。蔣先生大權獨攬，遇事不以國脈民命為重，只為一己私利，縱橫捭闔，予取予求。因此在中央直接管治下的省份如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河南等，都是治績最糟的幾省。中央拿省政來應付人事，在上的貪婪瀆職，在下的則民不堪命。但是廣西近數年來，在我們苦心孤詣建設之下，各項政績俱有可觀，全國譽為模範省。中央無片言隻字的褒獎、一分一厘的援助，反而要用武力脅迫我輩離境，好讓他們來糟蹋。此事不僅我李、白等人心有不服，廣西千余萬人民也深知苛政猛於虎，斷難讓蔣家勢力再入廣西。

在「閩變」期間，陳濟棠曾力斥閩方的行動為幼稚。何以在「閩變」失敗之後，又來導演這幕悲劇呢？其內幕也甚為錯綜複雜，政治的鬥爭之外，還摻雜了一些荒唐和迷信的故事，說來難以令人置信。

繼「閩變」后的另一政變，便是陳濟棠在1936年夏季所導演的「六一運動」了。

原來在「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成立后，胡漢民先生儼然是西南的物望。關於西南方面的黨務和政事的處理，我們都以胡氏馬首是瞻。因胡先生為黨國元老，德望素著，推他作西南領袖，原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當時握廣東實權的陳濟棠卻另有懷抱。在他看來，假使胡漢民掌握了西南的黨政實權，則他獨霸廣東地盤的迷夢，必被打破無疑。因此，在胡先生去世前，西南方面每以胡先生為號召而有所作為時，濟棠皆若即若離，不甚熱心。1936年5月，胡漢民忽患腦溢血逝世。原在廣東有號召力的領袖，如李濟深、陳銘樞等又以「閩變」之故，無法抬頭，濟棠在廣東的地位乃大增。西南有所行動，陳濟棠少不了都是最高的決策人。他個人的政治野心自然也隨之增長。

不過此時陳濟棠雖感恐慌，十九路軍的陳銘樞、蔣光鼐和蔡廷鍇各人，對蔣先生這一手法卻洞若觀火，不願輕易上當。故陳銘樞設法和陳濟棠取得和解，希望福建和兩廣合作，在廣州組織國民政府，號召抗日，和南京的汪、蔣相對抗。但這一計劃卻不能為陳濟棠所接受。因陳濟棠盤踞廣東，儼然是嶺南之主。如在廣州組織政府，則黨中元老以及陳、蔣等人將接踵而至，這樣則抗日反蔣未成，而濟棠先已失其在廣東唯我獨尊的局面，所以陳銘樞、蔣光鼐等人雖舌敝唇焦，陳濟棠仍不為所動。

果然不出所料，李濟深一到福建，第三黨人士即召集所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成立「人民政府」，推選李濟深為主席。同時宣言打倒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廢除青天白日旗，另行制定上紅下藍中間一顆黃色五角星的新國旗。消息傳出，全國大嘩。因一般國民和國民黨黨員雖不滿意于蔣先生，但對國民黨和青天白日旗仍有無限的依戀。

在廣州，我也見到元老蕭佛成先生。蕭佛成先生時為西南元老中的碩果僅存者。西南政務委員會中，自鄧澤如、胡展堂（漢民）相繼謝世，鄒海濱（鄒魯）借故離粵之後，已有故老凋零之態。「九一八」前後，西南冠蓋雲集，我也常住廣州，爾後不常來穗，即以此故。此次，我問蕭佛成，何以他也贊成這一運動呢？蕭微笑道：「抬轎子，抬轎子。」他的意思是說替陳濟棠捧場。陳以前不願替胡漢民「抬轎子」，現在卻發動這些元老來替他自己抬轎子。

例如，第一軍軍長余漢謀，原是陳的心腹股肱，濟棠卻疑其有貳心，密派特務暗中監視。余氏在廣州東山建有一住宅，陳便命其特務在余宅對面也築一宅。余氏每自防地返穗，陳的特務便在對面屋頂鬼頭鬼腦，日夜竊伺余宅的訪客，和其室內的行動。日久，此事為余漢謀所悉，乃漸生怨懟之心。

先是，「一·二八」淞滬之役，十九路軍一舉成名。蔣光鼐、蔡廷鍇一干人物頓時變成民族英雄，為全國人士所一致欽仰。但是中央此時卻抱退讓的態度。淞滬戰時，蔣先生曾令張治中率第五軍俞濟時等部參加作戰，表面上是協同抗日，事實上hｔtpｓ://rｅad.9９csｗ.coｍ則用來監視十九路軍，防其擴大戰爭範圍。這事使蔣、蔡等將領極感氣憤。

這一決策可能是蔣先生親自告訴陳維周的，希望因此挑起粵桂之間的摩擦。維周回粵后，即將詳情密告乃弟。濟棠得訊大恐，他深知兩廣團結的重要和蔣先生分化離間手法的毒辣。中央既可授意廣東解決廣西，又何嘗不可反其道而行之？反覆思維，為之惴惴不安，深覺今後兩廣的局面，絕難長久維持，與其坐待中央部署妥當，各個擊破，何妨搶先一步，採取主動呢？而當時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樞作兵諫的，便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領導抗日了。這一考慮可能是陳濟棠導演「六一運動」的最主要的動機！

6月1日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正式集會，決議呈請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並通電全國，籲請國民政府領導抗日。呈文的內容要義如下：

陳氏併當面書一便條，送我大洋二十萬元。是晚即由廣西駐粵辦事處主任王遜志赴廣東財政廳如數提出，交輪運往梧州。陳氏臨別贈金，其情形正與1930年閻錫山解囊相贈相似。因兩廣團結數年，共同維持西南的局面，陳氏一走，便要散夥了，陳氏所贈二十萬元，大概就算是「散夥費」吧。

胡漢民聞報，即首先通電痛斥閩方，措辭極為嚴峻。陳濟棠和西南政務委員會繼之。我原擬不作任何表示，因斷定閩方必敗，實無須多此一舉。但因外界盛傳閩桂合作，胡漢民、陳濟棠等乃勸我也發表通電，以表明心跡。我和白崇禧遂聯名通電，勸閩方人士「幡然改圖，共赴國難」！

第三，廣東仍維持原來局面。

事態發展至此，蔣先生也深知戰爭一發便不可收拾，遂漸有放棄武力解決，並收回成命的打算。適馮玉祥自南京上廬山，乃乘機向蔣先生晉言，勸毋斲喪國家元氣。在馮氏緩頰之下，蔣乃決定採取和平解決的方針。

又據說，在濟棠發動請纓北上抗日之前，維周曾約了翁半玄等術士替他卜卦。卦中有「機不可失」字樣，也使陳氏兄弟相信要「應」在蔣先生身上。孰知事變發動之後，陳濟棠的空軍——飛機數十架，在黃光銳率領之下，北飛投奔中央去了。原來「機」者「飛機」也。濟棠既「失機」便只有亡命了。也可說，他被卦仙開了一場大玩笑吧！

6月2日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乃根據這呈文的內容，通電全國，是為「冬電」。兩日後，西南將領數十人，由陳濟棠和我領銜，再度發出「支電」表示擁護，並誓率所部「為國家雪頻年屈辱之恥，為民族爭一線生存之機」！「冬」「支」兩電一出，全國震動，是為有名的「六一運動」！

淞滬戰後，中央為防止十九路軍再度抗日滋事，有礙和局，乃將蔣、蔡等部隊調防福建，並任命蔣光鼐為福建省省主席。其實，中央如真為防止十九路軍鬧事，則大可將蔣、蔡等調往河南、安徽等無日本通商口岸的省份，豈不更為保險？蔣先生不此之圖，而調之入閩，實系一陰謀。

當香港方面包圍李濟深已至成熟之時，我在南寧和白崇禧恐他們會弄假成真。但我們也深知，只要李濟深不參加，陳銘樞輩就無法另組政府。為消弭這場無謂的紛爭，我和白崇禧乃決定採用「調虎離山」的辦法，把李濟深從他們的包圍中接出來。於是，我們立即包了一架民航機，由白崇禧親飛香港，接李濟深來南寧小住。誰知在白氏飛抵香港之前數小時，李濟深已被騙往福州。

濟棠既預備發動，乃於5月間拍電至南寧給我，謂我們應在民眾抗日高潮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日，不可畏首畏尾。不久，陳濟棠又派林翼中和陳維周等先後來邕，催促我和白崇禧去穗共商大計。我說，伯南（陳濟棠）何以一時心血來潮，急於要發動抗日呢？如此魯莽從事，萬一與中央部隊發生衝突，豈不未抗日而先內戰了嗎？他們都是異口同聲地說陳總司令也無意內戰，不過據他判斷，只要西南作出抗日的姿態，登高一呼，全國必定響應，蔣先生如不順從民意，則必然垮台無疑，他們並一再強調，即使廣西不參加，陳總司令還是要發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