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氏落選后，陸軍總司令張發奎等主張再提名，更有一部分立委主張電召白崇禧返粵，組織軍人內閣。此二建議皆未被我採納。第一，我不願堅持己意而貶抑立法院，致損「法治」的尊嚴。第二，我認為白崇禧在前方指揮是最適當的人選，不宜內調。最後不得已，乃改提閻錫山。閻錫山于太原即將被圍之時，隻身入京，后隨政府南遷。閻善於觀風轉舵，素以手腕圓滑著稱。以他出掌行政院，自為蔣氏所喜。所以一經提名，立刻便得到立法院的絕大多數同意而正式組閣。

閻錫山苦笑說：「總統，你和蔣先生共事多年，難道還不知道蔣先生做事向來不顧法統？他如果看重法統，也不至有今天了。現在湯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們反對也反對不了，說出去反而有損政府威信。你已經忍耐很多了，這件事我勸你還是忍耐算了。」

約在9月中旬，一天我特地打電話約他單獨談話。蔣乃約我到梅花村他的行館（前陳濟棠的公館）晤面。該私宅是一座大洋房，四周有圍牆環繞，另有數座小洋房在四周拱衛，為隨員及衛士的住宅。抵達梅花村之後，蔣引我走上二樓一間大客廳內坐下，侍役奉上茶水即退下樓去。

這時我心裏忖度，以蔣先生唯我獨尊的一生，今天受到如此嚴厲的詰責，居然能容忍，不至咆哮和反唇置辯，可能是因為我開始便聲明以國家元首身份對他說話之故。蔣先生專橫一生，目無法紀，此次或能因我一言而悟及國家尚有名器，非他一人所得而私也。

蔣先生不知底蘊，還不時在穗、台之間飛來飛去，並用盡一切威脅利誘的方法來阻止粵籍將領和我接近。一次，為廣州改省轄市問題，蔣先生在黃埔召見余漢謀、薛岳、李漢魂等粵籍將領，當面大發雷霆說：「你們以為你們可以反對我咯？誰反對我，我就叫誰死在我之前！」這種話可說充滿了流氓氣。這批將領回來之後，莫不冷笑。其實別人也未始不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事蔣先生會做，別人也會做，不過不願做罷了。

7月26日我自廣州飛往衡陽，在白崇禧指揮部里與白氏晤談兩小時。白崇禧此時方從長沙脫險歸來。他認為戰局危急萬分，程潛和陳明仁既已叛變，中央軍嫡系又不聽調度，他只有把第七軍用在衡陽正面作總預備隊，以大卡車百余輛集中待命，何處吃緊，便向何處輸送應急。因此那時湘南正面唯一可用的精銳部隊——第七軍，在卡車之上日夜奔波不息。我說：「這樣調度，官兵不是太辛苦了嗎？」白感慨地說：「現在能用的部隊實在太少了，有什麼辦法呢？」

最後蔣氏竟含笑向我道歉說：「德鄰弟，關於撤換福建省省主席朱紹良一事，是我的錯誤，請你原諒。」於是我也只好說：「事情已經過去，不必再去記憶吧！」

此次我請蔣先生吃飯，原是一番好意。無奈蔣生性多疑，更因慣於暗算他人，深恐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故授意經國嚴為防範，致造成類似「鴻門宴」的緊張場面，使我有啼笑皆非之感。

閻錫山組閣后第一項難題，便是如何解決經濟問題。財政部部長劉攻芸因擬起用存台金銀以安定金融，為蔣所呵斥，憤而辭職。閻錫山請前財長徐堪重主財政，徐氏竟欣然承諾。徐堪接事後第一項措施便是收回「金圓券」，改發「銀元券」。按政府預算，每月須支出軍費三千萬銀元，政費一千五百萬銀元，合計四千五百萬銀元。但國庫的收入，每月僅一千萬銀元，不足之數，每月達三千五百萬銀元。政府的計劃便是以台灣的庫存作「銀元券」的兌換準備金。如蔣先生能同意這個計劃，則「銀元券」未始不可維持一兩年，不致重演惡性通貨膨脹的悲劇，民心士氣亦可賴以保持，則死里或可求生。

我說：「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這位置，你也不會幹的。」

我說：「蔣先生今日在憲法之前只是一個平民，以一個平民隨便撤換封疆大吏，成何體統？況且，蔣先生如要在幕後干預行政，盡可向行政院建議。今政府事前既毫無所知，事後卻要追認此既成事實，實在太不成話。政府不應自毀法統，承認湯做主席。」

他說：「化了裝，混入大使館的專機飛回的。」

在蔣先生默坐靜聽之下，我便把他過去的過失和罪惡一件件地數給他聽。我說：「因為國事已至不可收拾地步，不得不暢所欲言。」接著我便說：「你過九*九*藏*書去每把事弄糟了，總是把責任和過失推到別人身上。例如東北『剿共』的失敗，徐蚌會戰的全軍覆沒，你說是軍隊不聽你指揮；又如發行『金圓券』，引起全國經濟恐慌，人民破產，自殺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責備人民不擁護你的經濟政策；再如你縱容特務，濫捕學生及愛國人士，引起輿論指摘，你不自疚，反說是本黨同志不聽你話所使然……幾此種種，真不勝枚舉！」

9月底，蔣先生單獨召見白崇禧于黃埔，閉門密談。略謂：1927年我們兩人精誠團結，所以能完成北伐，統一全國。嗣後不幸為奸人挑撥離間，以致同室操戈。但後來盧溝橋事起，我兩人又復衷心合作，終把倭寇打敗，收復國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形勢雖極危險，只要我兩人能一德一心，徹底合作，事尚有可為。白崇禧是個直爽而重感情的人，頗為蔣先生的甜言蜜語所感動。他回到廣州來對我說：「蔣先生這次倒很誠懇。」我知道蔣先生又抓住白崇禧重感情這一弱點而大做其功夫。

至於政治方面的情形尤其糟亂。廣州市改為省轄市，尤使蔣先生氣憤。因廣州市市長歐陽駒為吳鐵城的私人，一舉一動完全聽命于蔣；廣州公安局長宣鐵吾和廣州警備司令李及蘭又系黃埔學生，一切皆由蔣直接控制。廣州改為省轄市，對蔣說來，無異與虎謀皮。內政部部長李漢魂受薛岳的慫恿作此建議，尤成蔣的眼中釘。居正為此特地警告李漢魂說：「你如不趕快辭職，將來你生命都要發生危險。」

到了白崇禧兩翼為蔣所斷、廣東岌岌可危之時，粵籍將領已怒不可遏，張發奎再度向我建議「把蔣介石扣起來」。

8月2、3兩日，中央非常委員會連續舉行例會，通過閻錫山內閣所提如本章前述的關於政治、財政、軍事三項議案。適此時吳鐵城由蔣先生授意由行政院派往日本訪問麥克阿瑟將軍，這三條議案便由他過台向蔣請示時，呈蔣先生核閱，以便付諸施行。

在全國軍事潰敗聲中，廣州內部的政潮亦正有增無已。首先使我感到困難而疲於應付的，便是何內閣於6月間辭職以後，新內閣繼任人選的問題。

我在福州住了兩夜，曾拜訪海軍宿將薩鎮冰。此公已九十高齡，而精神矍鑠，令人生敬。后聞為中共迎養于北平，尊為上賓。與朱紹良亦數度長談，他深恐招蔣之忌，對軍國大事多不涉及，不過對時局的悲觀，則時時溢於言表。

至於政治方面，粵籍將領都主張簡化政治機構，使廣東綏靖主任余漢謀和廣東省省主席薛岳能掌握實權，實行軍政配合。粵主席薛岳尤竭力慫恿內政部部長李漢魂將廣州市府改制。因廣州為一直轄市，市府與省府平行。今因軍事的影響，致廣東全省的稅收不及廣州一市，而省府、市府同城而居，機構疊床架屋，尤無此需要。故薛岳為便於掌握戰時行政起見，主張將廣州由直轄市改為省轄市。

我更進一步解釋道，即使不談國事，專從蔣氏的自私心而言，蔣氏的寵信湯恩伯亦屬寵非其人。因湯氏曾受過我指揮，我知之甚詳。論品論才，湯氏任一師長已嫌過分，何能指揮方面大軍？湯的為人，性情暴戾，矯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軍紀蕩然。抗戰期間，河南民諺曾有「寧願敵軍來燒殺，不願湯軍來駐紮」的話。我並舉例以說明湯的暴戾。抗戰時，某次湯自河南葉縣乘汽車往界首視察，因雨，乃自洛河改乘小輪船東駛。啟碇時，船身碰及囤船，稍為震動，此亦常事。不意湯氏竟大發雷霆，飭該船公司經理前來責詢，在大罵奸商之後，竟拔出手槍將該經理當場擊斃。一時傳遍遐邇，嘆為怪事。斯時我駐防老河口，聽人言及此事，猶以為湯縱暴戾，當不致任性若此。然言者謂，彼時湯的總參議沈克在旁目擊，可為證明。後來我在北平行轅任上，某次沈克便道過訪，我偶爾想起此事，以問沈氏。沈克嘆息說，他那時以為湯總司令不過裝模作樣，持槍恐嚇而已，誰知他竟認真開槍，轟然一聲，對方已應聲倒地。沈氏想搶前勸阻，已來不及了。沈克並說在抗戰期間曾追隨湯氏數年，類此任性殺人之事已是家常便飯，不足為奇，言下不勝慨嘆之至。我就以這個小例子向蔣說：「像湯恩伯這樣的人，你也倚為心腹，能不壞事！」

蔣先生連續不斷地自私違法而拖垮保衛西南及兩粵局面的毒計，引起了志在保衛兩粵反共到底的各界人士，尤其是粵籍將領的普遍read.99csw.com憤懣。曾在何內閣末期出任陸軍總司令的張發奎便是最激烈的一個。南京失守后我留住桂林期間，張發奎特到桂林敦勸，促我早日去穗主持大政，保衛兩廣。那時他便看出蔣先生絕難坐視兩廣單獨成一局面，繼續反共。因為兩粵將領在四、七兩軍早期革命的傳統上，對蔣都曾有過不滿。如今蔣政權瓦解，兩粵如在我領導之下，支撐下去，自非蔣所能容忍。張發奎有見於此，便主張保衛兩粵，必先清除蔣在背後的掣肘。他甚至向我建議說，把蔣介石請到廣州，然後把他扣留起來。我當即反對這種魯莽滅裂的舉動。

我亦提到他在我秉政之後幕後掣肘的情形，說：「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當時曾對張治中、居正、閻錫山、吳忠信各人一再聲明，五年之內絕不過問政治。此話無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張，不受你的牽制。但事實上你所作所為卻完全相反。不僅在溪口架設七座無線電台，擅自指揮軍隊，且密令京滬衛戍司令湯恩伯親至杭州逮捕浙江省省主席陳儀，並派周碞接替。嗣到台灣之後，復命湯恩伯到福建挾持福建省省主席朱紹良離閩，擅派湯氏代理福建省省主席兼綏靖主任。凡此皆屬自毀諾言、目無政府的荒唐行為！」

朱家驊替我約好了，我便在迎賓館宴請蔣先生，並約黨政軍高級人員作陪。迎賓館在廣州城內靠西，蔣先生則住在城東的東山住宅區。到了那一天，沿途布滿便衣隊，蔣先生帶著大批衛士，穿過廣州鬧市來迎賓館吃飯。我的住宅向來只有兩個衛兵，兼司傳達。蔣來之後，他的衛士竟將迎賓館重重包圍，如臨大敵，殊使我看不慣。竊思蔣先生時時自炫是人民的領袖，到處扈從如雲，未免與「人民」相去太遠了。

朱紹良原是蔣的心腹，此次何以受到如此難堪的處置呢？最大的可能便是朱在7月26日招待我太殷勤了。蔣先生是個多疑而睚眥必報的人，心胸極狹，朱紹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轉眼之間變成仇讎了。

至於財政方面，蔣當然更不願放鬆絲毫。不肯以存台金鈔作「銀元券」的兌換準備金，只允每月自台灣庫存支取一千二百萬銀元。以故政府每月仍有赤字兩千三百萬銀元，須以不兌現的「銀元券」來彌補。故自「銀元券」於7月4日開始發行之後，中央銀行每日僅開一小門，允許市民兌現。市民擠兌的百不得一，因此，「銀元券」很快地變成「金圓券」第二，通貨膨脹一瀉千里。各地農民拒收「銀元券」，各路大軍軍糧無法補充，後方人心惶惶。通貨膨脹便做了共軍南下的開路先鋒。

陳微笑說：「蔣先生在裏面等你！」

蔣先生最後一次來穗，住了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有時中央非常會議開會，我們彼此都感覺無話可說。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驊為設法沖淡這一尷尬場面，曾向我建議，要我請蔣先生吃飯。

事後才聽到我的副官說，蔣經國率了一大群隨員一直守在廚房裡，廚師做任何菜，用任何配料，都經他們檢查過。出鍋后，又須經他們嘗過，始可捧出。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蔣經國在替我做監廚。他顯然懷疑我要毒害蔣先生，這也未免太過慮了。

朱家驊在當時黨人中算是比較識大體的一位。他有時還肯為大局著想，不囿於小圈子的單純利益。為著維持「銀元券」，他曾兩度飛台，向蔣請示，擬運一批銀元來穗。此舉可說純為大局著想，遠非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驊可能因此而觸蔣氏之忌，嗣後在台幾度遭蔣的為難。此次他勸我請客，其用意不過想彌補我和蔣之間的隔閡，也是一番好意。

張發奎還是怪我姑息。但是我的姑息總是還替我們這批失敗的國民黨人，維持了一點失敗的光榮。

孰知不久蔣先生即拍來複電，對軍事部署方面仍堅持重點作戰的守勢防禦，主張集中兵力保衛廣州等幾個據點。事實上胡璉既一去不返，劉安琪兵團亦故意延宕不來，致使大庾等天險無兵可守，廣東防禦已門戶洞開，靜候中共深入了。

當廣東全境失守已成定局之時，我檢討戰局，實憤懣不堪。深覺蔣先生如稍具良心，局面不會弄到如此之糟，潰敗不會如此之速。蔣氏見他破壞防守廣東的計劃已圓滿成功，復施展詭譎伎倆，在黃埔召見白崇禧，故弄玄虛，說那番言不由衷的鬼話，想來令人髮指。就於是時，他決定離粵回台北，我因而打算在「國府」再度搬遷之前，認真地教訓他一頓，稍抒胸中積憤。

至於防守廣東的軍事措施，國防部最初的計劃擬充分利用胡九-九-藏-書璉、劉安琪兩個兵團配合白崇禧的華中部隊，堅守湘南、粵北，當時更有人主張必要時將白部調入廣東，在廣州設立總部，居中調度。凡此均由行政院院長兼國防部部長閻錫山作縝密計劃，直接處理。我因實行責任內閣制，除按例蓋印之外，不加干預。

我第一次見蔣經國是抗戰勝利后在北平行轅主任任內。經國那時為辦理青年軍常在北平視察，特來謁見。因我與他父親曾有金蘭之盟，所以他口口聲聲尊稱我為「李叔叔」。他那時曾告訴我留蘇十四年的經過。據他說，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肄業，後轉入列寧大學深造。結業后，被派在蘇聯一所工廠內當副廠長。我乃故意問他道：「據我所知，自『九一八』瀋陽事變之後，日本侵華日亟，中蘇因而恢復了邦交，聞蔣委員長曾命駐蘇大使向蘇聯外交部口頭交涉，欲調你回國服務，你為何遲遲其行？」經國說：「李叔叔，你知道蘇聯的新聞是被政府統制的，不過日子久了，我也輾轉聽到這消息，乃決心盡一晝夜的時間駛車逃到中國大使館。蘇聯秘密警察確實非常厲害，隨即有便衣警察在大使館周圍監視，倘不慎外出，必被逮捕無疑。」

不過身居幕後的蔣先生卻要作更進一步的積極控制。7月14日他忽自台北率大批隨員專機飛穗。自7月15日至20日，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在梅花村陳濟棠舊寓召集一連串的會議。最後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名義通過議案，設立一項法外機構叫作「中央非常委員會」，由中常會選他做主席，我做副主席，張群、閻錫山、吳鐵城、吳忠信、陳立夫等為委員。洪蘭友、程思遠分任正、副秘書長。這完全是蔣先生為加強他對黨政軍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設置的疊床架屋的機構。數月以來，他在幕後的非法操縱已加速了政治、軍事、財政的崩潰，如今他再利用此一「非常委員會」加以控制，尤將使大局從速崩潰。我對蔣此舉深覺痛心，然而顧全大局，未便與蔣先生公開齟齬，隱忍了事。但是副秘書長程思遠卻萬分消極，他參加了一兩次會議之後，便去香港居住了。根據憲法，行政院按既定計劃推行政務，總統的職權只是在各種法令頒布之前蓋印副署而已。今蔣先生妄自恢復一黨專政，設置「非常委員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將憲法束諸高閣。政府一切措施必須先經「非常委員會」議決通過，方為有效。蔣先生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兼任「非常委員會」主席，無異恢復一人獨裁的把戲。如此他屢次聲言五年內不問政治，非自欺欺人而何？至是我更覺無事可辦，所以在7月底決意出巡一趟，藉以了解政府轄內軍事、民政的實際情形和民間的疾苦。

我問：「若被逮捕，結果如何？」

在台時，我曾飛基隆視察海軍基地，並曾茶會招待在台的立委、監委，報告軍政設施。30日遂原機返穗。

我所備的廣東菜，依照蔣先生的習慣是中菜西吃。在蔣先生的許多隨員中，我看到蔣經國在裏面穿穿插插忙個不停。到入席時，卻不見經國前來吃飯。我問蔣先生說：「經國為何不來吃飯？」蔣說：「不管他吧，我們吃我們的。」終席未見經國出來，我心裏頗為詫異。

福建為我國東南濱海的重要省份，海道交通便利，人民富於冒險性，故赴海外謀生者甚眾。歷代人才迭出，文物甚盛。福州古迹尤多，我嚮往已久，今日才得親臨其地。惜因政局逆轉，心情繚亂，又為時間所限，故此無心遊山玩水。

張說：「德公，你膽子太小！德公，你膽子太小！」

後來閻錫山便在行政院政務會議提名通過，做了一些追認的手續，把任命狀送至國民政府文官處來蓋印。秘書長邱昌渭向我請示，我說：「暫時把它擱下去。」所以這張任命狀留在總統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閻院長又來疏通，才蓋印發出去。這就算是我的無言的抗議。

我見其低首認錯，遂不再多言，起身告辭，他亦跟隨下樓，送我登車而別。

他解釋說，蔣先生生活太嚴肅了，平日只吃一些簡單的寧波菜，此次到廣州來，也應該嘗一下「食在廣州」的廣州菜啊。

蔣對地方政治的控制還不止此。8月中旬福建省省主席朱紹良突被蔣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職」。其事實經過尤為離奇滑稽。原來在我巡視台灣之後不久，湯恩伯忽銜蔣先生之命飛往福州，在機場上打電話給朱紹良，約其來機場相商要公。朱紹良即赴機場相見。湯恩伯遂取出蔣的手令，上稱朱已撤職，遺缺由湯接替。朱接閱手令大驚，聲稱當同回省府趕九-九-藏-書辦移交。湯說不必了，便促朱即時登機飛往台灣，簡直和綁票一般。湯便在福州發號施令，做起福建省省主席來。此事的發生，行政院與總統府毫無所知，真是荒唐絕頂。嗣後福建省政府有一職員離職來穗，閻錫山和我才知此事的始末。不久，蔣先生派一秘書來穗，要閻錫山在行政院政務會議中追認此一既成事實，任命湯恩伯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向我報告此事，並問如何處理。

白崇禧是內戰局勢逆轉以後，態度最堅決、信心最堅強的將領。南京失守后，他堅信華中可守。到華中戰局為蔣搞垮，他自信必要時退回兩廣，人熟地熟，仍然可守。健生（白崇禧）是一員戰將，他處處以軍事觀點和局部形勢為著眼點。殊不知如今時移勢異，純軍事觀點和局部安排都不能單獨存在。此次得蔣先生一番慰勉，他便頓釋前嫌，便是他感情用事和深信還有大西南和兩廣可守的信心所促成。

朱說：「蔣先生一定喜歡，一定會到的。」

接著我便解釋說，在現今局面下我們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錢。蔣先生把兵調走，把錢存在台灣。我們縱然把蔣扣起來，第一不能把兵調回，第二不能把錢取出，則扣蔣又有何用？固然，蔣的一連串拖垮兩粵局面的毒計是罪無可逭，把蔣扣起來宣其罪狀于天下，可以泄一時之憤。但我覺得處理國家大事，應以國計民生為出發點，不可徒為泄一時之憤。現在失敗的局面已定，我們既有「寧人負我，毋我負人」的雅量，就應任其全始全終。不必于敗亡前夕，做無補於大局之事，為天下笑！

其實他在蘇聯時早已加入共產黨，為稍留心時事的人們所周知。但他回國之後，並未宣布脫離共產黨，故特意對我撒謊，以掩蔽其共產黨員的身份。以經國與蔣先生的關係，斯大林如不讓他回國，而他居然能溜進中國大使館，並化裝潛上飛機，逃回中國，那麼以效率出名的蘇聯秘密警察機關也可關門大吉了。憶1940年監察院院長於右任的女婿屈武少將參謀，奉命到鄂北第五戰區視察蘇聯軍事顧問工作成績時，曾告訴我說，他與經國乘同一飛機回國，首途之前，經國曾蒙斯大林召見，並贈以手槍一支。我說：「你何以不被召見呢？」屈君笑答道，他尚未有召見的資格。足證經國是在對我撒謊。

我二人坐定后，我對蔣先生說的第一句話便是：「今天我是以國家元首的地位來對你談話。」我之所以要鄭重提出這一句，是因為蔣先生獨裁專制數十年，平日所見所聞都是一片奉承之態，阿諛之言！只有他教訓別人，斷無人敢對他作任何箴規，更談不到疾言厲色地教訓他了。這次我自思或是與蔣最後一面，然當今之世，論公論私，我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訓語氣促其反省的人。所以我首先便搬出國家的最高名器來壓抑他「捨我其誰」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靜聽我對他的指斥。

廣東保衛戰發展至10月中旬已不可收拾了。共軍自贛南分兩路入粵：一路自南雄一帶越大庾嶺，大庾守軍為沈發藻兵團，戰鬥力過於薄弱，不戰而潰。10月7日共軍跟蹤進入粵北門戶的曲江，沿北江及粵漢路南下。另一路則自大庾嶺東麓繞至東江。胡璉兵團早已遠遁廈門、金門，東江已成真空地帶，共軍第四野戰軍乃得以旅次行軍姿態，自東江向廣州進逼。余漢謀部只是一支訓練未成熟、械彈兩缺的部隊。共軍一到，即不戰而退。廣州因而危在旦夕。至此，蔣先生始循人民團體之請，敷衍面子，自海南島劉安琪第九兵團中調一師人北上援穗。該師剛在黃埔上岸，共軍已迫近廣州郊外。上岸之兵旋又下船，原船開回海南島。不久，竟索性全部調往台灣去了。

首先我想到居正。居氏是黨國元老，為人正派，敢作敢為。對蔣先生的態度一向不亢不卑，非阿諛奉承之輩所能及。撐持廣州危局，居氏實是比較理想的人選。居氏如組閣，則蔣氏不易在幕後違法操縱。此外，蔣、居之間尚有一段不愉快的歷史。據居告我，1913年「二次革命」前，中山先生派他出任山東民軍總司令，蔣先生曾活動想到居氏司令部任參謀長，為居所拒絕，不克如願。嗣後，1929、1930兩年全國反蔣運動進入高潮時，居亦嘗有反蔣論調，深為蔣先生所忌，一度被軟禁于上海。故當我提居正繼何，蔣先生即授意CC系立委設法阻撓。同時居氏本人對組閣並無興趣。他向我建議說：「現在既已行憲，何不找民、青兩黨的領袖來擔任九九藏書行政院院長？」他主張在張君勱、曾琦、李璜等人中遴選一人。我說曾、李等人資望似嫌不夠，君勱具有資望，但他未必肯干。居說：「我去找他談談。」張君勱那時住于澳門，居遂秘密去澳訪張。張君勱聞言大驚，力辭不就。居、張正商談間，李璜適來訪張，也說君勱幹不了。居正知不可相強，便回來了。我又力勸居氏勉為其難，居正也答應了。但是對立法院的同意問題，他本人則未做絲毫活動。我認為立法院對居氏組閣當無異議，亦未加註意。孰知我於5月30日向立法院提名居氏，竟以一票之差未獲通過。此時，支持居正的桂籍立委韋永成、張岳靈二人正自香港啟程來穗開會，他們以為投票時間在30日下午，不意大會在上午投票。他二人如果早幾個鐘點抵穗，居正就可以一票超過半數而組閣了。

我又問：「後來你用什麼方法回到中國呢？」

我說：「騮先兄（朱家驊），客我是可以請，蔣先生喜歡不喜歡我就不知道了。」

蔣經國在他的《負重致遠》一書中曾提到10月2日湯恩伯有電報致蔣，抱怨我反對他任閩省主席，「詞極憤懣」，蔣先生「甚表同情」云云。經國卻未曾寫出湯恩伯是怎樣地當了閩省主席，而我又為何反對。因為他如果把事實說出了，蔣先生也就見不得人了。

我說：「向華（張發奎），這是徒招惡名，無補實際的莽事。」

衡陽晤白之後，正午乃續飛福州。福建省省主席朱紹良率大批文武官員和各民眾團體代表在機場歡迎。我與朱主席同車入城，全城各機關、學校、團體以及全城民眾均佇立道左，歡迎情緒的熱烈，前所未有。晚間，朱氏並在省府設宴為我洗塵，所致歡迎詞，尤恭維備至，對我的招待亦極周到。我本人一向是輕車簡從，所到之處向例不願鋪張，朱紹良對我的歡迎實出我意料之外。尤因朱是蔣先生的心腹，我深恐他熱烈招待我而惹蔣不快。所以我領其盛情，而內心頗為他的處境不安。

接著，我又檢討他在政治上造成的過失，說：「你主政二十年，貪贓枉法之風甚於北洋政府時代。輿論曾譏評我們為『軍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實，此種評語尚是恕辭，因北洋官僚政客對輿論抨擊尚有所畏忌，而我國民政府則以革命旗幟為護符，凡譏評時政的，即誣為『反動分子』，以致人人鉗口，不敢因片言惹禍。你對此情形竟亦熟視無睹，明知故縱！」

經國說：「那就慘了，一定押解到西伯利亞做苦工，不病死也要凍死。好在使館是有治外法權的，警察不敢擅入搜查，故得幸免於難。」

「記得在南京時，魏德邁特使曾在國府餞行席上痛詆中國官員貪污無能。他作為一外國官員公開侮辱我政府，實不成體統，時與會眾人中，竟有當場掉淚者，不知你亦有所聞否？究作何感想？」

這倒使我受寵若驚。我二人走入休息室，蔣先生起立相迎，我們握手寒暄片刻。旋互相道別，蔣自回草山寓所，我則與陳誠同車駛入市區，學生與市民列隊歡迎，極一時之盛。當晚宿于台北第一賓館。默思本日的歡迎場面，必出於蔣先生的授意，以取悅於我，其實我志不在此繁縟的禮節。翌日下午我赴草山作禮貌上的拜訪，蔣先生留我晚餐，並邀我下榻于草山第二賓館。外界謠傳我台灣之行是為與蔣先生開談判而來的，第一要蔣先生在軍政大權上放手，第二要利用台灣所存的金鈔。其實這些全系無稽之談。我們根本未涉及這些問題，因為我知道談亦無益。我們只是約略分析一下中共今後的動向，又說了些無關宏旨的應酬話而已。

蔣先生默坐聽我曆數其過失時，面色極為緊張尷尬。當我有所責問時，他只是唔唔諾諾，訥訥不能出口。可是當我說完湯氏這段故事時，蔣氏面色反顯和緩。原先我曾預料，以蔣氏的個性與歷史，在我嚴厲教訓之下，必定要反唇相譏，和我大鬧一番。初不料他聽完我的責備之後，面色轉現輕鬆，並問沈克現在何處。此時我當然亦不知其下落。

7月28日我乘原機飛往台北。台灣省省主席陳誠率領文武官員和各團體代表暨儀仗隊不下千人，在機場列隊迎接。我下機后，只見金光閃耀，軍樂齊鳴，歡呼之聲響徹雲霄，場面隆重肅穆，前所少見。我和趨至機前的陳主席及高級軍政官員一一握手寒暄。檢閱儀仗隊后，陳說：「德公，可否先到機場休息室小憩？」

我說：「不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