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34年，外祖母患上肺結核，病得厲害。這件事標志著我的童年生活時期結束了。外祖父外祖母住在我們隔壁，外祖母常常咳個不停，晚上隔著板牆也聽得到她的咳嗽聲。她越來越瘦，頭髮也灰白了。診治外祖母的西醫最後絕望了，說她已時日無多。家人討論該怎麼辦。家中受過教育的兒子，年齡最大的是慶和舅父，他同意請馬來巫醫來盡人事。據說馬來巫醫有本事治療病入膏盲的病人。

就在同一個時刻，一伙人帶著載了水果、鮮花和椰漿飯的微型馬來船，走到200米外的實乞納海灘。兩小時后，負責督促我讀書的慶喜舅父跟大伙兒一起回來了。他說小船送到海上漂流了60米左右就翻覆沉了下去，巫醫說是鬼神們不高興，外祖母很快就會咽氣。第二天，1934年10月9日，晚上9點45分，外祖母去世了。

每學年有三個學期，期末都有考試。第一學期數學考試成績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經濟成績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個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後面，分數差了一截。這使我十分震驚。我在萊佛士書院見過柯小姐。1939年由於她是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長叫她在年終頒獎日頒獎，我從她手上領過三本獎給我的書……

我向母親訴苦，她就向外祖母提意見。但母親當時只是個22歲的少婦，外祖母卻是個48歲的經驗豐富的家長，養大了兩次婚姻所生的九個子女。她決心讓我受一些華文教育，於是把我送到離家一英里，在如切台的浚源學校。我每天走路上學。這所學校像樣得多，是座兩層樓的木結構建築，大約有10間教室，水泥地面，學生每人一張書桌。每班35到40個學生，6到12歲不等。但是華文課依然叫人頭痛。我在家跟父母講英語，跟外祖父外祖母講巴巴馬來語(混雜華語詞彙和語法的馬來語)，跟漁民子弟朋友講馬來語摻點福建話。學校所教的華文對我來說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邊。老師所講的大部分我聽了摸不著頭腦。舅父也幫不上忙，因為他們受的不是華文教育。

我從一年級讀起，跳了一級就讀l號，只用六年時間讀完本來要七年才讀完的小學，5號班結業就參加全島會考，爭取進入政府中學①。1935年臨畢業那年我更加用功，考到全校第一名。萊佛士書院錄取了我，這所書院只收最優秀的學生。

學院的每個科目都由一位教授負責，有一兩位講師，大約一半是牛津或劍橋的一等榮譽學位畢業生。教文科和教數學的大多數是這兩所大學的優秀畢業生。教理科的多數來自蘇格蘭各地的大學。由於萊佛士學院不是大學，學生讀完三年的課程沒有學位，只拿到文憑，分為第一等、第二等或第三等。但是教授們採用了牛津和劍橋的講課、導師指導和每星期寫論文的制度，考試和最終的分級可能比多數英國大學還嚴格，情形跟培訓新馬兩地醫生的愛德華七世醫學院一樣。在英國殖民地，人們都了解當地大專學府的文憑和學位必須保持最高水平，這樣才可能在英國獲得承認。因此，印度和斯里蘭卡兩地大學的榮譽學位，水平至少也和倫敦大學相等；即使跟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水準相比，也不遜色。

有一回校長麥克勞德處罰我。他為人公正，嚴格執行紀律，鐵面無私。有一條校規規定，學生一學期遲到二次要打三鞭。我是夜貓子，不是什麼雲雀，早上總是睡不醒。1938年，我在一個學期里第三次遲到，級任老師叫我去見校長。頒獎日我領過多次獎品，也得過多次獎學金，校長認得我。他不是在訓斥我一番后就讓我回去，而是手下不留情。我趴在一張椅子上，隔著褲子狠狠地被打了三下。西方教育家為什麼極力反對體罰，我始終不明白。體罰並沒使我和同學們受到什麼傷害，實際上對我們也許是大有好處的。

但最重要的是，她一直被分配在爭取女皇獎學金的修讀兩年的特別班裡。我感到煩惱萬分。整個海峽殖民地(新加坡、檳城、馬六甲)一年只有兩份女皇獎學金，成績最好的兩個學生未必拿得到。我最擔心的九_九_藏_書是，當局也許不想把兩份獎學金都頒給新加坡學生，而會根據地區平均分配，讓檳城和馬六甲兩地的學生也有機會。這樣就是排名第二也選不上。

①當時英校的學制是：小一，小二；1號，2號，3號，4號，5號(相當於小學)：6號，7號，8號，9號(相當於中學)。

有一件事在我腦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學年，學生們對萊佛士學院學生會在舊海景大酒店舉辦常年晚宴的安排感到不滿。非馬來學生向學生會提出了投訴，學生會義務秘書翁姑阿茲毫不客氣地作出尖銳傲慢的反應，使他們光火。於是少數學生開始採取行動，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批評他，解除他的職務。但他是馬來人--他後來成為馬來亞大學第一個馬來人校長。隨著徵集簽名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的運動進入高潮，馬來學生團結在他周圍。他們表明，如果解除他的職務的話，他們就集體退會。這是對非馬來學生的挑戰。同學們找我，要我第一個起來發言，表明大家對翁姑阿茲的不滿。我沒參加晚宴，跟翁姑阿茲沒什麼過不去。但既然沒入願意做這樣的事，我決定接受他們的要求。大會在一個星期六下午召開，當天很多學生離開了學院，想來是不希望參与此事。留在宿舍的同學出席了，馬來學生全體到會。會場上情況很緊張，種族主義氣氛很濃。

巫醫告訴舅父，必須安撫鬼神。第二天晚上須在屋前的花園裡演馬來戲，還得供奉水果、鮮花和加入薑黃的椰漿飯。供品須放在一艘微型馬來船上面，從實乞納海邊送進大海。兩天後馬來戲上演了，馬來演員在哀怨的馬來笛聲和奇特的鼓聲伴奏下跳起祭舞，看得我目瞪口呆。為什麼要這樣做，我莫名其妙，心裏不禁恐慌起來，甚至產生不樣的預感，下意識覺得外祖母可能很快就會離開人間。

1936年，我和來自15所政府小學的大約150名高才生進人了萊佛士書院。錄取標準以成績為根據，學生是宗教信仰不同的各民族、各階層的子弟，有些來自馬來半島。早期校長是英國人，辦學方式模仿英國公學。我被分配到一座"宿舍"，就像在寄宿學校那樣。"宿舍"共有五座，全以歷屆校長命名。英國公學有真正的宿舍，學生跟舍監住在一起；萊佛士書院是日間學校，沒有宿舍。儘管如此，校方鼓勵我們建立"宿舍"精神，板球、足球、撤攬球、曲棍球和田徑等運動，都是以"宿舍"為單位進行比賽的。

外祖母是維繫大家庭的紐帶。她去世之前，兩個阿姨出嫁了，搬了出去。由於我將就讀的萊佛士書院坐落在市中心，每天從直落古樓去上學很不方便，父母親這時也決定離開這個大家庭。他們向一戶印度人家租了納福路28號的房子。那是一座新的小浮腳樓，屋腳是磚砌的，也分成前後兩部分，後半部是廚房、儲藏室、車庫和戶外廁所。我們1935年底搬進去。第二年正月書院開學時，我們已經住在市區了。

③馬來聯邦(FederatedMalayStates，1920-1941)由吡叻、雪蘭莪、彭亨和森美蘭四個馬來土邦組成，受英國保護，英國派有駐紮官駐于各邦。

兩三個月後，我再懇求母親讓我轉英校，這回外祖母答應了。1930年正月我轉到直落古樓英校。學校離我家也是一英里左右，在我家的另一邊。我仍然走路上學和回家，不只走的方向不一樣，學校也有所不同。這是一所政府小學，只用英語教學。老師說話我聽得懂，不費多大氣力便有所進步。學生多數是華人，有三幾個印度人，一些馬來學生是從直落古樓馬來學校轉來的。

1940年2月劍橋高級文憑考試成績放榜時，戰事已在歐洲全面展開。法國受到嚴重的威脅，即將淪陷。到倫敦去讀法律只能推遲。我的成績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兩地排名都是第一，獲得當時最受人重視的安德森獎學金，可以進入萊佛士學院。獎學金由約翰·安德森爵士捐贈，他是新加坡數一數二的英國大商行的首腦九*九*藏*書。獎學金得主每年可以獲得大約900元。獎學金每三年頒發一次，給考試成績最好的學生。1940年這一期歸我。跟其他政府獎學金相比，安德森獎學金多了200元，付了學費、書籍費和膳宿費還有剩餘。

接觸大馬來主義政治

因此，50年代我開始當律師時，已經有許多朋友和熟人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兩地的政府部門和專業領域里擔任要職。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哪怕彼此不認識，只要出身背景相同，對方就很容易接受你；學校聯繫起著很好的作用，馬來人也不例外。在政治活動活躍起來之前，當權力仍然完全掌握在英國人手中的時候，馬來半島內地的馬來人並沒有敵視我。我跟許多內地馬來人交上了朋友，包括兩位審理過我所辦案件的巡迴法官。

關世強在萊佛士書院比我高兩班，是個高才生，數學、英語和華語都很好，會拉小提琴，也是個藝術家。他是新加坡的"通才"，常常有一些發明取得專利。在萊佛士學院的第一年，他在C座宿舍住我隔壁，每天傍晚晚飯前都練他的小提琴。久而久之，我也習慣了這琴聲。儘管他用了弱音器，琴聲仍然越過矮牆在天花板很高的宿舍里迴響。他當上了教師，最後出任教育部常任秘書。後來我委任他為新加坡大學校長。他退休后擔任新加坡駐馬尼拉大使，60多歲死於癌症，對我們來說是個重大的損失。

當時我11歲，不大相信別人的看法。後來上中學念物理和化學，讀到西醫西藥創造的奇迹，就對自己所看到的情形產生懷疑。把從外祖母背上舔來的血吐在盤子里，是不是施魔法騙人?但在西醫束手無策之後，巫醫卻能讓外祖母多活四個月。巫醫怎麼能在一兩天前就預言她會去世呢?這個謎我始終解不開。因此，每當有人告訴我其他巫醫做了些什麼，我總得想一想。

②由英國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發行，在英國殖民統治期間，流通於馬來亞和新加坡。因新加坡當時也稱石叻坡，所以它又稱叻幣。

外祖母患上肺結核

萊佛士學院是在英國殖民部同意下，由海峽殖民地政府於1928年創設的，設有文科(英語、歷史、地理、經濟)和理科(物理、化學、理論數學和應用數學)。政府為它設計了一批漂亮的建築物，包括表面看來像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四方院子和迴廊，是用混凝土建造的，外層鑲上石塊；建築設計也考慮到熱帶的氣候。

在萊佛士學院度過的第一年，不像在萊佛士書院第一年那麼順心。當時有個傳統，就是作弄新生，整整作弄一學期。我成績最好，名聞全校。也許由於長得較高，引人注意，一些老生選中我作為戲弄的對象，尤其是一個名叫埃伯特的歐亞裔學生。埃伯特個兒小，皮膚黝黑，精瘦結實，是個令人討厭的傢伙。他是個出色的運動員，卻有強烈的自卑感。凡是他有要求我都順從，但他看得出我內心反感，因此覺得格外開心。我從不相信作弄人能加強一個班級或一連的見習軍官的團結精神。

他撥出一塊靠近海邊的土地，立即動工建校，但是到1830年校舍還沒建好，就棄置一旁。儘管開始時情況很不穩定，後來在政府支持下，它卻發展成為最傑出的學校，培養了一小批知識豐富的傑出學生，其中好些獲得"女皇獎學金"，到牛津、劍橋、倫敦、愛丁堡和其他英國學府修讀醫學、法律和工程。

過後回顧當年的情形，才發現在萊佛士學院求學的階段是我接觸大馬來主義政治的開始。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平等對待本地各民族，本地馬來人慣於接受和其他民族一樣的待遇。1940年6月，我第一次遇到好些在不同制度下生長的馬來人。在馬來聯邦③，尤其是在馬來屬邦④，馬來原住民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在社會上佔有支配地位。在馬來聯邦，萊佛士學院獎學金供非馬來人申請的總共只有五份，馬來人卻有更多份額可供選擇申請；在馬來屬邦也一樣。每年入學的100名學生當中，有20名馬來學生是來自內地各州，獎學金由州政府提供。

不管怎麼說，我在學習認真對待生活。父母ｈttpｓ://reａd•９９ｃｓw•cｏｍ親告訴我，他們的兩個朋友分別當了律師和醫生，日子過得不錯，自己開業，因此沒受到經濟大蕭條的打擊。父親對自己年輕時不努力感到後悔，極力勸我搞專業。於是我很早便一心要當律師，當專業人士，不替別人打工。

請來的巫醫年齡50歲上下，身材瘦削，留著山羊鬍子，兩眼炯炯有神，個性很強。他給外祖母作了檢查后，告訴舅父和舅母們還有辦法。他給了些草藥和符咒，為外祖母禱告。幾天後外祖母似乎好了些，也精神起來，但仍然咳嗽。病情好轉后又惡化，反覆了四個月，直到同年9月。有一天外祖母情況嚴重惡化，晚上家裡人趕緊把巫醫請來。他給外祖母治病的情形我記得很清楚。他讓外祖母俯卧著，掀起她的上衣舔她的背部，每舔一下就吐一口血樣的東西到盤子里)舅父起了疑心，拿起盤子端詳，說那東西像血。巫醫舔了10分鐘后，外祖母沉沉睡去，也許是昏迷了。

當年是競爭對抗的年代，也是建立永恆友誼的年代。進入萊佛士書院和萊佛士學院對我有利。後來，萊佛士書院最優秀的學生在政府部門和商業機構里表現良好，萊佛士學院的也一樣。

馬來人團結意識很強。我後來發現，那是由於他們覺得受威脅，怕被充滿活力、刻苦耐勞的外來民族--華族和印族壓倒。有兩個當年跟我同年的馬來同學後來成了傑出的領袖，其中一個是馬來西亞前首相敦拉扎克。敦拉扎克是我英語和經濟課的同班同學，卻跟我談不來。他是彭亨州的貴族，跟其他馬來學生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他們都尊敬他。跟我相處得來的是平民，有兩個是學院的板球代表。我童年時期在直落古樓小學和萊佛士書院交上了馬來朋友，馬來語說得流利。但是我很快發現，他們對待非馬來人，尤其是華人的態度跟新加坡馬來人完全兩樣。第二年一個來自吉打州的馬來學生跟我交上朋友，他告訴我："對我們馬來人來說，你們華人精力太充沛，也太聰明了。吉打州華人太多了，我們受不了這樣的壓力。"他所說的壓力，是爭飯碗、爭生意，在學校和大學里爭名次。馬來人是土著，新來的移民比他們聰明得多，競爭能力強得多，決心也大得多，他們怕高等職位給這些移民搶走。也許由於華人和印度人表現比較好，信心比較足，他們沒有像馬來人那樣的團結意識。他們不覺得受威脅，因此不講團結。

注：

我不得不唱歌；不得不循著一個四方格爬行，用鼻子推一粒彈子前進；不得不系一條破舊的綠色領帶，走在新生前頭，舉著一面不像話的綠色旗子。這一切毫無意義，然而我照做不誤。這是我要加入這個既不成熟而且在發展錯誤傳統的學院所應付出的部分代價。第二年輪到我有機會作弄新生，我公開反對，設法勸同學們別這樣做，但不成功。自己當新生時嘗過苦頭，卻發泄在後來人身上，這樣的做法我堅決反對。

我升上劍橋初級A班，那是成績最好的班級。級任老師英國人格里夫是個年輕的牛津大學畢業生，長一頭濃密的淺棕色頭髮，為人和藹可親，快30歲了還沒結婚，第一次到海外。他沒有種族成見，多半是因為在新加坡這個殖民地生活的時間不長，還不曉得必須跟當地人保持一定的距離。為了保持英國的支配地位，英國人認為跟當地人保持一定的距離是必要的。在格里夫教導下，我的英語進步了許多，成績不錯，在劍橋初級文憑考試里高居萊佛士書院榜首。這次考試由劍橋大學命題，也由劍橋大學改卷。參加這樣重要的考試，在我還是第一次。同年我得了兩個獎，一個是萊佛士書院獎學金，一個是陳若錦獎學金。兩筆獎學金共35O元(海峽殖民地貨幣②)。我買了一輛漂亮的禮里牌腳踏車，有三個變速齒輪，全鏈罩，風光地騎著上學，只花了70元。更妙的事還在後頭呢。我專心致志要在劍橋高級文憑考試中出類拔萃。1940年3月初放榜，我開心得不得了。我排名全校第一，也是全新加坡和馬來亞第一名。澳大利亞籍老師科茨在我最後一份成績單上寫道："以他的級別來九*九*藏*書說，李見多識廣，與眾不同，腦筋非常靈活。他充滿熱忱，精力充沛，前途無量。--C．H．科茨"

我讀第一年的時候，學生都要選修三科。英語是所有文科生的必修科。我集中力量提高自己應用英語的能力，方便日後修讀法律。其次我選數學，因為自己喜歡，能力也不差。最後選經濟，以為能學會如何在商場和股票市場賺錢--多麼天真!第一年過後要選一科主修，我選了數學。

這期間，本地人只需籌款和為飛機工業收集廢金屬，特別是鋁。直到1941年，我們亞洲人還不相信戰爭會蔓延到新加坡。我們應該從這個事件得到更好的教訓。

作為獎學金得主，我必須住進宿舍。要適應新情況不容易。為了應付新加坡又熱又濕的氣候，建築師設計了寬敞的宿舍，天花板很高。每座宿舍隔成20個房間，落地窗外面是陽台。房間由2米多高的牆隔開，稍微比人高些，好讓空氣自由流通。但這樣一來，聲音就會在2O個住著年輕學生的房間和陽台上方回蕩。寄宿的學生不只來自新加坡，也來自馬來亞各地。

當年萊佛士書院是新加坡最好的英校，現在依然如此。書院是以創辦人命名的。1823年4月，萊佛士在離開新加坡前幾天召開了一次會議。他在會上說，新加坡有好幾所教兒童讀可蘭經的馬來學校，一所教會學校和三所以不同方言教學的華族學校，由於人力物力不集中，這些學校都辦得不出色。他準備設立一所學府。關於這所學府他曾經說過："我相信上帝，設立這所書院也許是教化數百萬人，改善他們生活條件的方法。"

全校第一也是新馬第一

我在萊佛士學院結識的許多人，後來跟我一起參加政治活動。其中一個是杜進才，理科生，比我早一屆。他沉默寡言，做事堅定不移，也很勤奮和有條理。另一個是吳慶瑞，他是經濟導師，頭腦一流，不善言詞，寫作條理分明。

在劍橋初級班和劍橋高級班期間，我隱約感到世界其他地方發生了大事。1938年出現了慕尼黑危機，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1939年9月我們正在準備劍橋高級文憑考試時，報上以大字標題報道德軍侵入波蘭，英國政府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碟。緊接著是宣戰，但那是一場離我們很遠的戰爭。據我所知，在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新加坡唯一激動人心的大事是，1915年2月，駐紮在中央醫院附近四排埔由英國統率的印度軍隊嘩變；此外生活一切如常。但是，這一次，隨著事態的發展，戰爭離我們不遠了。我的劍橋初級班級任老師格里夫是飛行俱樂部的活躍會員。他回英國參加皇家空軍。後來聽說他在作戰中犧牲了，我心裏感到很悲傷。歐洲戰事最觸動我的心弦的莫過於此。這位闖勁十足的牛津大學年輕畢業生的死，正像我在電影里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無畏的戰鬥飛行員一樣。

學校的課程大綱，是為應付在英帝國各地舉行的劍橋初級文憑和劍橋高級文憑考試而制訂的。學生分別在15歲和17歲應試。採用的課本尤其是英語、英國文學、英帝國史、數學和地理，是英國殖民地通用的，相信是改編自英國學校所用的課本。所有科目都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多年後我遇見來自加勒比海或太平洋偏遠島嶼的共和聯邦領袖時，發現他們也用同一課本，接受同樣的訓練，而且能夠同樣引述莎士比亞戲劇里辭藻華麗的段落。

外祖母對我的教育有她自己的一套。1929年我還不滿6歲，她堅持要我跟其他漁民的孩子一起，到附近一所學校上課。學校設在一棟木屋裡，地面是堅實的泥地，屋頂蓋上亞答葉。教室只有一間，裏面擺了用木頭做桌面的課桌和長凳。還有個房間，那是骨瘦如柴的中年華文老師的家。學生年齡從6歲到10歲，都用同一種簡單的課本，一齊跟著老師誦讀。按說我們學的是華語，但大概是老師沒受過良好的教育，教的福建話比華語多。事實上他根本沒教，只叫我們跟著他背詞語，也不解釋詞語的意義，即使解釋我們也聽不懂。

英國殖民地教育制度培育了千分九_九_藏_書之一最優秀的受英文教育的學生，使他們成為精英分子，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校友網路。我們進過類似的學校，讀過同樣的課本，有著某些共同的處世態度和性格特點。這種鼓勵學生通過談吐、作風、衣著和辦事方式來建立聯絡網的學校制度，並不是英國公學獨有的。

萊佛士書院的歲月，使我心情歡暢。功課固然應付自如，我也積极參加童子軍活動，打板球，偶爾也打網球、游泳，還參加過好幾場辯論。但是我從沒擔任過學長，總學長更不用說。我生性調皮搗蛋，老師往往發現我心不在焉，有給同學寫字條或是模仿一些老師說話的獨特習慣。有位印度籍科學老師講課沉悶，我曾在實驗室里畫下他禿了一大片的後腦袋，給校方逮著。

那是我第一回遇到一面倒親馬來族、反對外來移民的大馬來主義。我不卑不亢地提出了看法，態度堅定。翁姑阿茲發言反駁了有關他粗暴無禮的指責。我當時能感受到，大約80名在場的學生對這次的對抗非常不安。表決時支持翁姑阿茲的馬來票占多數，學生會沒有分裂。不過，非馬來學生覺得他們已經表達了不滿。過後這件事在我腦海中淡忘了，一直到1963年至1965年我們成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遇到了類似的問題才記起來。

中學分四個等級：6號、7號，劍橋初級班和劍橋高級班。我不算太用功，但數學和科學很好，英語基礎很紮實。6號班結束時成績中上，升上7號A班。念7號期間，我不費多大力氣也能進入前三名。上課時我還是不太專註，靠偷看坐我旁邊的同學張家良的筆記趕上老師的進度。家良筆記寫得很工整，但會用雙手蓋住不讓我看。他是班上最優秀的學生。當年的級任老師是印度人坎波斯，他在我的成績單上寫下了讚揚與鼓勵的話："哈里李光耀決心出人頭地，他可能在一生中身居高位。--M．N．坎波斯"

其他地方發生了大事

④馬來屬邦(UnfederatedMalayStates)由柔佛、吉打、玻璃市、吉蘭丹和丁加奴五個馬來土邦組成。於20世紀初受英國保護，英國派有顧問官駐于各邦。

小學生活平淡無奇。我還記得開運動會時，操場上掛滿彩旗，放著欄架，用喇叭筒宣布優勝者的名字，然後頒獎。我沒得過什麼獎。最熱門的體育項目是足球，我光著腳漫不經心地參加。馬來學生是天生的足球員，踢起球來比華族學生強得多，一般體育項目他們也佔上風。華族學生學業成績卻比他們好，特別是數學。

名聞全校被戲弄

每學年有三個學期，期末都有考試。第一學期數學考試成績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經濟成績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個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後面，分數差了一截。這使我十分震驚。我在萊佛士書院見過柯小姐。1939年由於她是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長叫她在年終頒獎日頒獎，我從她手上領過三本獎給我的書。我們後來經常會面。

第二年從C座換到位置比較好的E座，房間涼快宜人。但是過去一年心裏鬧彆扭，又經常傷風咳嗽，肯定影響了學業。記得一個學期末了，我連數學也排不上榜首。儘管如此，1941年3月學年結束時，我的成績依然不錯，理論數學排名第一。但是柯玉芝英文和經濟高居榜首，第三科歷史好像也是這樣。統計是經濟試卷的一部分，我的分數比她稍高。但我很不開心，知道爭取女皇獎學金將面臨激烈的競爭。

除此以外，我們上課還得系領帶穿外套。講堂沒有冷氣，科學樓的一間西晒教室，成了名副其實的烤爐。汗流狹背坐在風口，準會傷風咳嗽。經常輪番處身於涼風習習的地點和濕熱的房間，我覺得渾身不自在。總的說來，第一年我過得很窩囊。生活在不熟悉的環境里，吃倒胃口的學院飯食，跟19個同學住同一座宿舍，這些都使我有一種失落感。

在會上，萊佛士提出了三大宗旨：教育當地高層人民的子弟；為有需要的東印度公司僱員提供學習當地語言的途徑；收集散落在各處的當地文獻和傳統的資料，以便了解當地的法律和習俗，目的在於幫助當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