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職前一天，我在國泰大廈乘電梯下樓時，那位自從相識後跟我很要好的電梯管理員，偷偷兒地提醒我要小心，因為我在日本憲兵隊辦事處的檔案已經被取了出來，當局對我特別注意。我不寒而慄，心想究竟是什麼事引起他們的注意呢?我只好打起精神，準備面對即將到來的盤問。但是，日本憲兵並沒有傳召我去，而是從那一刻起，我開始覺得有人在跟蹤我。不論白天晚上，總有人跟在我後頭。我始終不明白，到底是為了什麼。所有可能的原因我暗自一一研究過，唯-的結論是有人向日本憲兵密告我是親英分子，說我把對日本極為不利的戰爭消息泄漏出去，這就是我要離職的原因。每次至少有兩個人出現在維多利亞街我們新搬進來的店屋外面。我們是在遷出納福路的房子之後，搬到這座店屋來的。房東是父親的僱主，也就是亞歷山大路的油供部門。其實它是一個剛翻新的汽油站，地上堆著一桶桶的潤滑油，地下還埋著一個汽油箱。樓上是住房，還有浴室和廚房。

我們只好把霉爛、蟲蛀的陳米同馬來亞出產的白米摻在一起煮著吃，而且還得找替代品以補不足。我母親就像許多人的母親一樣，充分利用我們所能取得的一點玉蜀黍和粟米，以及我們平時連碰也不想碰的蔬菜，如番薯和木薯的嫩葉，加進椰漿煮成菜肴，吃起來倒是很可口。這些食物看起來量很多，卻沒有什麼營養，難怪我和弟弟飯後一小時，肚子又餓了。肉類簡直成了奢侈品。牛肉羊肉很少見，豬肉比較容易買到。我們可以自己養雞，可是談何容易，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吃剩的東西可以作飼料。

玉麟的製造方法是把木薯粉倒入一個橢圓形的大鍋，再把大鍋放進一個熱油滾滾的鑊里。他用的是紅棕油。當時紅棕油到處可以買到，價錢也很便宜。鑊里的油一直保持高溫，把木薯粉烘熱，同時還要不斷攪拌，使木薯粉變成深褐色的糊精，看起來很像美麗的焦糖，連味道也很相像。接著就加水，使"焦糖"溶解而變成膠水。最後在膠水裡加入石炭酸，作為防腐劑，以免黴菌在膠水裡滋長。膠水製成后，倒人司各脫鱉魚肝油的空瓶子。我發現這種瓶子很多，賣得很便宜。我以"速粘"的牌子，把膠水推人市場。我的一個富有藝術天分的朋友何國和替我們設計了美麗的商標，以白色為底，襯托出淺褐色的文字。

到了1945年3月左右，數干名身穿麻袋的爪哇勞工，像無主的孤魂，在新加坡街頭遊盪，飽受饑寒交迫流離失所之苦。日本人當初強征幾十萬爪哇人到泰國修築泰緬鐵路。到1944年末，由於英軍節節挺進，建築工事被迫放棄，他們再也沒有什麼用處了。日本人用火車把這些爪哇勞工送到新加坡。他們一到丹戎巴葛火車站，日本人便把他們放走，聽其自生自滅。日本人根本沒船把他們送回爪哇去。

為了證實我的確被跟蹤，我叫弟弟金耀和天耀從樓上窗口向下窺視，注意那兩個華人的動靜。他們坐在勿拉士巴沙路和維多利亞街角頭的一張凳子上，兩輛腳踏車就停在附近。後來，我故意騎腳踏車在這個街區繞一圈。我回來后，兩個弟弟證實我一出門，那兩個人也跟著走；我回來時，他們也跟著來。我的心不禁往下沉。我把這情形告訴母親，而且認定我還是不要離開新加坡為妙。如果我嘗試離開，日本憲兵很可能把我拉到憲兵部去，進行嚴厲的盤問。假如我留下來，大大方方的四處走動，從事黑市買賣和製造膠水，過著與世無爭的日子，read.99csw.com相信日本憲兵不會找我的麻煩。

我在檳城四處走動時，雖然很少看到軍事活動，但是我不認為那裡會平安無事。英軍在南下新加坡時，必然以檳城作為墊腳石。到時，免不了會發生巷戰，雙方的軍隊會逐房逐屋打下去。於是，我繼續前往金馬侖高原，莫里斯·貝克的家就在海拔3200英尺的冷力村。他是我就讀於萊佛士學院時的校友，正跟一些朋友靠儲蓄過活，同時種些蔬菜和塊根作物。我這次旅途的全部費用，就靠半打鋤頭賣來的錢。這半打鋤頭是我從新加坡買來的，脫手時賺了一大筆。這裏的農夫正迫切需要這種鋼製鋤頭來幹活。我乘火車回新加坡時，買了一籃漂亮新鮮的蔬菜，都是新加坡無法買到的。我花了一天半的時間，一直守著這籃菜。

市面上樣樣東西都供應不足。汽車從道路上消失了，只剩下日本軍方和平民要員的汽車還在行駛。少數本地人雖有汽車，卻買不到汽油。的士改裝後用木炭和木柴驅動。腳踏車的外胎和內胎不久也用盡，本地製造商只得生產實心的硬胎。用硬胎騎起來，車子顛得很厲害，但總比騎在鋼圈上好得多。

我繼續做黑市生意，凡是可以買賣的東西我都樂意充當經紀人。這些東西包括我上面說過的品目，如西藥、小件首飾、地皮、洋酒、密封的英國罐裝香煙。我搞得很成功，這是一種肯定不會虧本的生意。市面上每一種物品都供應不足，而且越來越少。高通脹意昧著物價永遠不會下跌。但是你必須有資本，才會富上加富。我籌到一些錢，而且很快地就累積了更多錢。我知道手上一有現款，就得把它轉換成比較具有永久價值的東西，要不然手上的錢很快就會貶值。為了急於把香蕉票換成財物，我繪自己買了一張大號的檯球桌。經過一番修補，再徐上清漆，換上綠色桌呢，墊平后安放在維多利亞街房子的樓上。1945年三四月，父母親的一個朋友遷出華廈的住房，建議我們租用。我們立刻把它租下。這一來，我便能夠把維多利亞街的房子用作搞生意和娛樂的場所了。說到搞生意，是因為這座房子隔壁，有一間用紅磚砌成的角頭店屋，專賣糕點和麵包。我們這些經紀人經常在這裏聚會，交換消息，並商定交易。說到娛樂，卻是因為那張檯球桌就在這裏。這期間，我過的簡直是存在主義者的生活，每過一天，就意味著英軍的反攻又近了一天。這對本地人來說，卻是越來越危險了。可是日子總得過下去，大家依然如往常一般地生活。

我跟任何地下組織和傳播同盟國消息的網路都沒有聯繫。我沒有必要秘密收聽任何無線電廣播，因為我的工作就是處理西方的新聞報道。我下定決心，如果不幸被捕，我會告訴他們我所害怕發生的事，就是英軍攻佔緬甸后，將會著手收復馬來亞，，從而揮軍南下攻打新加坡。屆時，日軍勢必作戰到底。因此，我曾打算離開新加坡，到金馬侖高原種木薯、番薯和蔬菜，因為金馬侖不是英軍南下時的必經之道。我將提出證據，說明曾經到過檳城和金馬侖，兩個月後母親和弟弟也跟著去，以證實我的估計，也就是金馬侖是我們舉家遷居的最好的地方。然而有一天，日本憲兵對我的監視突然停止了。前後被監視了兩個月，真叫我心力交瘁。

大多數人倒是循規蹈矩，不敢胡來。1941年跟1945年的唯一不同點是，這一次警察出現在街道上。那些涉及拷打或是同日軍密切合作的人，都設法逃走，好多逃到內地躲起來。但是，也有些人深信重返新九_九_藏_書加坡的英軍會諒解他們的處境，他們當年只是做本分的工作而已。這時候，市面上傳出一些可怕的謠言，例如：巴西班讓的馬來人準備在英軍接管新加坡之前，到中巴魯屠殺華人，據說這些馬來人曾經跟日本人勾結。幸虧什麼事也沒發生，倒是發生了不少為報復而殺人的事件。但是社會秩序還算不錯。大舉搶劫的事不曾發生，跟當年英軍投降時的情形剛好相反。

到了5月，日本軍隊嘗試從緬甸攻入印度，卻在英帕爾和科希馬兩地受挫。史林將軍麾下的英軍和印度部隊堅守陣地，頂住了日軍兩個月的圍攻，反而是日軍給養斷絕。日軍的交通線從東京伸展到泰國、緬甸和印度，英軍方面的交通線卻短得多，何況他們還有空運支援。這一次，可輪到日軍棄甲而逃了。可是，他們一面撤退，一面仍奮不顧身同英軍展開激烈的戰鬥。我記得在報上看到新聞說當英軍向曼德勒挺進，並沿著若開海岸南下時，日軍怎樣拚死進行頑強的抵抗。我敢肯定，英軍不久將會以同樣的方式，沿著馬來半島大舉推進，我擔心到時日軍會戰鬥到最後一個人。這一來，英軍要收復新加坡，必須同日軍逐街逐屋戰鬥到底，造成平民的慘重傷亡。發生這種事情只是時間問題，也許只要一兩年。

有人跟蹤我

在日本佔領時期，我母親足智多謀的天賦受到嚴峻的考驗。由於通貨膨脹，我和父親與弟弟金耀的薪水合起來還是微不足道，她便開始搞各種各樣的生意。她出身於海峽土生華人家庭，自小學會烹飪和烘烤。首先她做糕來賣。不久麵粉和牛油缺貨，她就改用木薯粉、米粉、碩莪粉、椰漿和椰糖作原料。她也用鮮奶製成煉奶。她是一個烹飪能手。後來我當總理時，她為了打發時間，便給外國人的眷屬，包括外國使節的夫人教有關海峽土生華人的烹飪法。接著她出版了《李夫人食譜》一書，這本書直到她逝世后銷路還很好。

這種捉迷藏的遊戲延續了八個星期左右。偶爾在凌晨兩三點夜深人靜時，一輛汽車突然間從維多利亞街經過，停在這條街和勿拉士巴沙路的交界處。這時候，我一想到日本憲兵可能來找我，心裡頭所產生的恐懼感是很難形容的。跟多數人一樣，我聽說過日本憲兵拷打人時手段是多麼毒辣。他們戴著白色的臂章，上面印著"憲兵"兩個紅字。他們的權力是不容置疑的，就連高級軍官也不敢過問。他們的總部設在史丹福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分部分別設在歐思禮坡、史密斯街和橋南路中央警署。住在這些憲兵部附近的人家說，他們經常聽到受害者遭拷打時的哀號聲。日本憲兵料想這些聲音會使鄰近的人家產生恐懼的心理，他們會把內心的害怕傳開去。這是日本政府故意採取的一種方法，目的在於恐嚇當地的老百姓，使他們服服帖帖，易於控制。

"戰爭結束后，免不了會經歷各種困難，但是全體人民應當同新政府合作，不許製造麻煩。我們再次感謝昭南島人民在過去四年來的真誠支持與合作。"

"我們日本人深感遺憾，沒有機會進行決戰。但是，由於新式炸彈的動用，如果戰爭繼續下去，將不符合人道精神，也意味著整個世界的毀滅和文明的終結。

製造膠水的工作維持了六七個月，到1944年末就停了。這時候，戰事對日本極為不利。商船很少到新加坡來，貿易停頓，商業更是委靡不振，一般辦公室用不著膠水了。我只好停止生產，但卻繼續到中巴魯探望芝，跟她聊天，保持我們的友誼。

九_九_藏_書同年5月，有關德國戰敗和投降的消息傳來了。如今整個戰爭目標轉向日本。每個人都知道，日本戰敗只是時間問題而已。記得我在報道部工作時，編輯過緬甸戰役的新聞電訊。我很擔心老百姓將付出慘重的代價。這又有什麼辦法呢?對我來說，只要我嘗試離開新加坡，就會被日本憲兵抓去關起來並受盤問，所以我決定留下來。

由於缺乏需求，我不再製造膠水了。後來，我跟一個名叫劉友霖的上海人合夥搞生意。他大約三十五六歲，從事建築業，是個小承包商。他沒有合伙人。我能講日語，他不能。我們能夠從日本公司和駐紮在新加坡的日本部隊那裡找到一些零星的工作。為了擴大我們同日本平民方面的接觸範圍，我們也跟一個叫做影山的合夥。他是一個日本平民，也是三十五六歲，是"組合"的僱員。由於日本船隻不斷被同盟國擊沉，商品越來越少，"組合"里沒有什麼事可做，他便決定自行創業，充當日本大公司、軍部和本地供應商的中間人。他和我相輔相成。劉友霖有建築專長，而且跟我們所需要的二手承包商、木匠、石匠和砌磚工向來有聯繫。我們三人合作，生活過得相當不錯。

到1944年初，我的腳踏車已經靠硬胎轉動了，可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由於汽車、羅厘和巴士很少，在路上騎腳踏車可以通行無阻。紡織品也很缺乏，於是我們把窗帘和桌布改製成長褲和襯衫。穿短褲也有好處，不但能節省布料，而且穿起來很涼快。當時，電力供應不足，風扇哪裡用得上?所有進口貨都變得很寶貴。酒如果保存得好，很受搞黑市買賣賺大錢的暴發戶和日本軍官的歡迎。釀酒廠在本地紛紛設立，生產本地的白蘭地、威士忌，以及用米、木薯、番薯或粟米釀製的華人愛喝的各色雜酒。有些很不錯，有些很難喝，有些喝了會中毒。

膠水一出籠，倒是相當能賣錢，我們便設立了兩個製造中心。一個在我家，有母親和妹妹做幫手；另一個在楊玉麟家裡，他的太太和妻姨柯玉芝是得力助手。柯玉芝這女孩子在萊佛士學院讀書時，成績比我好。我再次遇見她，是在騎著硬胎腳踏車第一次到中巴魯找玉麟的時候。我到了那裡，她正好坐在走廊上。我問她玉麟在哪裡，她臉露笑容，指著角落的一道樓梯。如今我們在不同的環境中會面。她在家裡閑著，由於沒有傭人，幫做一些零星家務。製造膠水是另一種零星工作，但有酬勞，只是數目很少。我常去，以了解膠水生產的情況，誰知兩人在往後幾個月中產生了友誼。

黑市經紀人的活動地點，主要集中在諧街和萊佛士坊附近的珠烈街。1944年我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學習怎樣囤積各種物品，尤其是價格低廉的小首飾。買下后，擱上幾個星期再賣出去，價格肯定會上漲。如果你有好的關係，錢是很容易賺的。一方面，你會看到過去的中產階層人士，為了活命不得不把祖傳寶物拿出來變賣。我母親認識不少過去富貴人家的太太小姐，她們在新加坡糧食日益匱缺的時候，需要變賣首飾和房地產。像我這樣的經紀人，就會把這些東西賣給另一些人。這些人希望把東西賣給急於把香蕉票轉換成較有長久價值的東西的日本平民，或是把它們送給負責發出合同的日本軍官。

繼續做黑市生意

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這期間，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到1944年年中，嚴重的程度使我不能再靠薪水過活了。解決辦法倒有一個。雖然我平時得到米、油、食物和香煙的配給，但是九九藏書到黑市去做經紀人卻能有較好的額外收入，而且賺錢也比較容易。由於市面上存積的戰前英國藥品一天天減少，這方面的黑市買賣顯得很活躍，最珍貴的藥品要算是英國梅與貝克公司製造的"磺胺氮苯693"了。其他有利可圖的東西就是尊尼沃克威士忌和軒尼詩白蘭地等名酒，還有密封的50支罐裝英國香煙、首飾、地產和海峽殖民地貨幣。

離職前一天，我在國泰大廈乘電梯下樓時，那位自從相識後跟我很要好的電梯管理員偷偷兒地提醒我要小心，因為我在日本憲兵隊辦事處的檔案已經被取了出來，當局對我特別注意。我不寒而慄，心想究竟是什麼事引起他們的注意呢?

然而在日皇廣播之後三個星期，還沒有英軍登陸的跡象。英軍原本謹慎地擬定了反攻計劃，並準備苦戰一場。現在的這種局面很不正常，跟三年零六個月前英軍投降，日軍尚未有效控制局勢時的情形不同。跟英軍相反，日軍並未被擊敗．士氣也不低落。雖然他們感到泄氣和慌亂，卻仍然控制著局勢，而且有力量可以傷害我們。當本地人控制不住內心的喜悅公然慶祝日本戰敗時，日本兵經過，往往闖入慶祝場所，把飲酒作樂的人打幾巴掌。日軍原本以為英軍會跟他們算賬，並因他們干下種種罪行而予以懲罰。他們也擔心在英軍抵達時，本地人會攻擊日本軍官。據說，有人聽到日本軍官的食堂傳來幾聲槍晌，原來有幾名軍官因不肯接受投降而切腹自殺或是較不痛苦地飲彈自盡。本地人可說很幸運。據我所知，日本人並未殺害平民，也沒有邪惡或殘暴的事件發生。他們不去理會當地的老百姓，直到英軍接管為止。

"我們希望民眾了解，如今戰爭已經結束，每個人應當保持冷靜和循規蹈矩。本政府即將移交給下屆政府。凡屬公眾或政府的財產，都應予保護，任何人都不許偷竊或搶劫。這種行為將是人民的恥辱。每個人都應當在新政府治下，遵守秩序，保持良好的行為。

這些勞工異常虛弱，而月被嚇得連向小販攤位拿點別人吃剩的東西也不敢。他們只能從垃圾桶里找點腐爛的食物來吃，夜間則睡在人行道上，每天早晨市政局的垃圾車往往要收拾幾十具屍體。這是多麼難以想象的事。本地人對他們的處境很同情，卻無法伸出援助之手，因為自己也缺乏糧食。這年頭，每個人只顧自掃門前雪了。

我覺得最好趁局勢還很平靜的時候離開新加坡。我可以向報道部辭職，沒有人會懷疑我的動機。於是，我請幾天假，北上馬來亞。我到檳城和金馬侖高原實地探查，要了解哪一個地方比較安全。我乘火車從新加坡到檳城，再轉到打巴。從打巴到金馬侖高原，我搭一輛運菜的順風車，坐在司機旁邊。在金馬侖高原度過兩晚后，我同樣搭順風車回到打巴。來回的路程很嚇人。為了節省汽油，司機在兩個半小時的行程中，大半時間把引擎熄掉，讓車子沿著陡峭婉蜒的公路滑行。

1945年8月6日，突然間一顆新奇的炸彈在廣島上空爆炸。這個消息只出現在8月l1日的《昭南新聞》上，而且是刊在報頭欄．內容是"日本抗議廣島于上星期一被一種新式炸彈攻擊"。可是，那些收聽過英國廣播公司短波廣播的人已經把消息傳開去，說日本遭到一種威力強大、具輻射性的新型武器攻擊。我們都覺得日本的末日快到了。8月15日，日皇向臣民廣播，並宣布日本投降。我們幾乎馬上聽到這個消息，因為人們變得越來越大胆，許多人收聽同盟國電台，尤其是https://read.99csw.com英國廣播公司電台的廣播。這個消息一直到8月20日才刊登在《昭南新聞》上，而且還是在刊載日皇"詔書"全文時才透露出來的。這場戰爭終於在沒有進一步廝殺的情況下結束了。我們僥倖得救，避免了一場如仰光和曼德勒所遭遇的生靈塗炭的浩劫。

8月22日((昭南新聞))刊登了昭南島厚生科長筱崎護的一篇告市民書。他說："從這個觀點看來，天皇由於對國民深切愛護，不忍看到他們遭受極度的痛苦，所以當美國、英國、蘇聯和中國政府提出和平建議時，天皇決定接受。

從1943年末開始，糧食越來越缺乏。日本海軍在中途島之役和珊瑚海之役中，損失慘重。他們已經喪失了制海權。日本的船隻屢遭同盟國的潛水艇擊沉。就連白米的傳統出口地泰國也無法把米銷到新加坡。究其原因，如果不是因為日本人不願意向泰國人買米，就是因為他們沒法子把米運到新加坡來。

同年9月，英國人重返新加坡時，發現還有80O0名骨瘦如柴的爪哇人流落在這裏。當年日本人總共從緬甸、馬來亞、爪哇和泰國強征了27萬名苦力，送到泰國修築泰緬鐵路，到1944年8月就死了15萬人，佔總數的一半以上。流落在新加坡的80O0名爪哇勞工，在絕望中掙扎，隨時會倒斃街頭。當局不得不把他們從躺著的地方帶走，送到醫院接受緊急治療，幾個月後，他們才被遣送回爪哇。

我在檳城的時候住在韓瑞生家裡。1942年，在日本佔領新加坡大約四個月之後，他把妻子和初生女兒送回檳城，然後寄宿在納福路我家，每月付點膳宿費。我們兩人共用一個房間，成為要好的朋友。但是九個月後，他認為不值得再留在新加坡，便回檳城去了。畢業那年，他是萊佛士學院成績最好的理科生，而且成為當年海峽殖民地常年徵聘的兩名公務員之一(他後來成為我們的財政部長)。但是，政府給他的薪水很少，配給品也不夠，總之他所賺的錢不夠養家，便決定回檳城，跟妻女住在一起。

生存的關鍵往往在於偶然的機遇。這期間我開始經營一種生意，它改變了我一生的歷程。我在從事黑市買賣時，遇到萊佛士學院的理科畢業生楊玉麟。戰前他在華僑保險公司任職，這家公司設在珠烈街的華廈。我和楊玉麟經常到諧街一家由客家兩兄弟經營的金店去，兩兄弟當中弟弟也是萊佛士學院的畢業生。像我這樣只作小首飾黑市買賣的經紀人，都以這家金店為聚會處。這時，珠烈街的印度文具商巴斯萊兄弟問我能否提供文房所用的膠水，當時市面上正鬧膠水荒，戰前的存貨所剩無幾。也許我自己能夠製造一些應市?我問楊玉麟能不能製造，他說能，只要用木薯粉和石炭酸作原料就行。於是我出錢資助這個試驗。

我一回到家，就跟母親商量，我們認定最好是搬到金馬侖高原去。第一步是把納福路的房屋的租用權賣給一批在"組合"工作的日本人。他們付給我們為數相當可觀的6萬元香蕉票，好讓我們遷出，把這座租金受統制的房屋移交給他們。接著，我向報道部遞交了一個月的辭職通知。

到1944年9月，我們之間的友誼發展到我可以邀請楊玉麟夫婦和柯玉芝(現在我叫她"芝")到大世界一家華人酒樓，參加我慶祝21歲生日的晚宴。這是我第一次邀請她外出。不錯，她是在姐夫陪伴下赴宴的。但是在那個年代，一個女孩子接受邀請，參加一個年輕人的21歲生日宴會，可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