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們還沒有擺脫困境。正如10月15日我在記者會上所做的解釋那樣，雖然在新加坡出生的公民將自動成為聯邦公民，其餘327000名從中國、印度甚至馬來亞來的人，首先必須符合在聯邦居住的條件，並通過語文(馬來語)測驗及格，才能夠成為聯邦公民。唯一不同的是，根據我們和東姑達成的協議，所有新加坡公民將成為"聯邦國民"。我希望這種安排能使他們滿意，這是我當時所能向東始爭取到的最佳的"特別安排"。

對於合併問題，我寧可舉行全民投票而不願意通過大選來取決，因為大選的結果不能只對要不要合併的問題作決定。不過，為了爭取大多數新加坡人支持馬來西亞計劃，我必須叫那些抱著騎牆態度的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士相信，勝利的一方是我們而不是共產黨人。我們不能讓他們認為我們可能失敗，否則，將會有許多人投票反對新馬合併或者棄權，因為這些人深信那些投票贊成新馬合併的人，往後將遭到共產黨人的懲罰。同樣道理，如果我們使人民相信新馬合併勢在必行，而且共產黨人無法爭取到多數人的支持以便從中阻撓，他們就會作出另一種推論，那就是，支持共產黨的人有被聯邦政府懲罰的危險。因此，我不得不使人民產生一種感覺，認為合併這股浪潮洶湧澎湃，不論共產黨人或其他人都阻擋不了。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夠傳達這個信息，中華總商會、華族文化團體和學校里的說華語或方言的領袖就絕對不會跟著林清祥走，至少也會保持中立。好的話，他們會暗地裡支持合併。

每當我經過他們的工會或團體的會所時，那些投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說華語或方言的群體，都對我流露出異常的憤怒和憎恨。甚至站在他們一邊的華文報記者出席我所舉行的記者會時，也都繃著臉，露出慍怒的神色。他們認為我暴露共產黨人的身份、鬥爭方法和意圖，是一種背叛行為。我卻認為他們的態度證明我的揭發是有效的。

"我們越過了鴻溝，接觸到受華文教育的群眾。這是一群飽含生命力和革命氣息的青年。共產黨過去30年的工作，也主要是在他們當中進行的，而且頗有成績……我們這些受英文教育的革命工作者是後來者，想去開發同一個油田。我們被共產黨看成侵佔這塊專有領土的人了。在這個群體里，我們認識了林清祥和方水雙，他們加入了人民行動黨。1955年我們參加競選九-九-藏-書，這就開始了我們同共產黨地下工作者在職工會和文化團體里發生的錯綜複雜的關係。

這期間，有關合併的問題並非毫無進展。共和聯邦國會議員協會會議剛好在新加坡舉行，出席者有沙撈越、汶萊、北婆羅洲和馬來亞的代表。7月24日會議結束時發表聯合公報，所有與會者都強調"馬來西亞聯邦有必要成立，而且是勢在必行的"。由於這個聯邦的形式和結構需要進一步商討才能做出最後的決定，與會者同意成立馬來西亞諮詢委員會，以確保成立馬來西亞的動力能夠保持下去。10天後，馬來亞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在吉隆坡舉行會議，宣布雙方將尋求聯合國的協助，以研究如何成立共同市場的問題。吳慶瑞以新加坡財政部長的身份參加會議。

杜進才寫信給議院里的反對黨領袖，請他們就兩個基本問題表明立場。這兩個基本問題包含在雙方原則上達成的協議中，那就是防務、外交和安全操在吉隆坡聯邦政府手裡，教育和勞工政策則繼續由新加坡政府自己掌管。8月29日，也就是杜進才的信在報上刊出那天，李紹祖醫生在一份署名的聲明中宣布，13個社會主義陣線議員將接受："一、新加坡同馬來亞實行全面和徹底的合併，作為馬來亞聯邦的第12個州；或是二、新加坡先成為馬來亞邦聯里的一個自治單位，最後才併入馬來亞聯邦。如果採取合併辦法，本黨要求新加坡作為組成的一州，馬上加人聯邦，新加坡公民將自動成為馬來亞公民，新加坡在馬來亞國會應有合乎比例的代表人數。合併之前，新加坡舉行大選；合併之後，全馬來亞舉行大選。如果採取邦聯辦法，本黨要求新加坡實行內部完全自治，內部事務，包括安全，由自己掌管，外交和防務則交由聯邦政府負責。"

社陣主張新馬全面合併，他們以為東姑必定不會同意。我和吳慶瑞、拉惹勒南、杜進才、王邦文都感到高興。他們不但不反對合併，反而比我們要求在更多方面進行更加密切的合併。這是一個理想課題，全民投票可以根據它來擬定問題：人民所要的究竟是哪一種合併?

"同他們在一起工作是一種新奇的經驗。當你碰到一個工會領袖的時候，你很快就要斷定，他究竟屬於哪一邊，他是不是共產黨人。你可以從他的談話和他的行動中看出，他究竟是不是具有決定權的核心人物……我認識了許多這樣的人。他們都不是壞hｔｔｐs://ｒｅaｄ•99cｓw•cｏm人，也不是投機分子……他們當中有許多人甚至準備為共產主義事業付出個人的自由和生命。他們都知道，一旦被發現是共產黨人，他們就有被逮捕和被拘留的危險。後來，在1956年和1957年的肅清行動里，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被捕入獄。我常常到監獄去探望他們，替他們上訴。也有許多人被遣送到中國，有些還是我的朋友。他們認為我應該站到他們那一邊去。他們相信，最後我一定會被迫承認，他們稱之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是不能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的。到那時，我一定會承認他們所做的是正確的。

開燈照亮魔術舞台

我又解釋了馬來亞和新加坡不能分開的原因：

"另一方面，我也常常花許多時間跟他們辯論，設法向他們證明，不管中國或蘇聯發生什麼事情，我們畢竟是生活在馬來亞。這樣，不管你是共產主義也好，民主社會主義也好，如果你要在馬來亞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就得訂下一些基本決策，例如確立馬來亞人的身份，把華人、印度人和其他種族同馬來人團結在一起，建立國民團結和國民效忠，並通過國語來促進各族人民的團結等等。"

在不久后電台舉辦的一個座談會上，吳慶瑞和李紹祖醫生就合併問題展開唇槍舌劍的爭論，這次爭論使社陣謀求人民支持它的全面合併建議的希望破滅。李醫生聲稱在社陣的合併計劃下，由於新加坡同檳城和馬六甲(這是新加坡以外的兩個海峽殖民地)具有相同的地位，新加坡公民將自動成為聯邦公民。吳慶瑞認為這是無知的"廢話"。事實上只有在檳城和馬六甲出生的人，才會自動成為聯邦公民，其他的人都得申請聯邦公民權。

當時新加坡還沒有電視，廣大的聽眾收聽了上述廣播。廣播結束時，大多數人民相信我已經把過去黨內的鬥爭、親共分子的背叛和全權代表的事情老老實實地告訴他們了。他們也相信我對於未來是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的。我扣住他們的心弦。我所講的故事，是他們自己剛剛經歷過的，暴亂、罷工和抵制都在他們腦海里記憶猶新。過去困擾著他們的許多疑團，我都一一做了解釋。這就像一名魔術師正在表演，我突然跑上舞台，開燈照亮觀眾沒注意到的黑暗角落，使對方使用的道具和配備在觀眾面前暴露無遺。這些廣播在民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對受英文教育的人更有啟示作用。例如當時還年rｅａｄ.99csｗ.ｃｏm輕的張業成(後來成為《海峽時報》總編輯)在回憶中說：

1961年7月30日，13個脫離人民行動黨的議員宣布組成社會主義陣線。他們的宗旨跟人民行動黨完全一樣，那就是建立"一個民主、獨立、社會主義和非共的馬來亞，由聯邦和新加坡共同組成"。幾乎是同時，工會和工會之間也劃清了界線。於是林清祥召集他屬下83個工會的領導人，討論有關組織新加坡職工會聯合總會的問題。這樣，人民行動黨中非共和共產分子徹底決裂。

在最後一講的廣播中，我再度強調以下這一點："在過去三個月里，要不是柔佛一帶發生了旱災和新加坡出現水荒現象，我相信共產黨早就改變他們的路線……要求新加坡自行獨立。自然環境似乎在警告他們，他們的舉動是荒謬絕倫的。"這一年新加坡格外乾燥，6月起便很少下雨，甚至滴雨不降。到8月底，水壓突然下降，許多工廠被迫暫時停工，一般大酒店也受到嚴重的影響。我們三個主要的蓄水池幾乎乾涸了，其中實里達蓄水池池底長滿象草。我們實行制水，每天只有六個小時的水供，自來水管的水壓低得可憐。我們不必提醒人民，1942年新加坡所以被迫向日本投降，就是因為日本軍隊佔領了柔佛的蓄水池。制水措施一直實行到隔年1月底才取消。這場天災來得很巧，有助於使人民深信新馬合併是解決新加坡問題的合理辦法。

"大家都知道聯邦對新加坡的重要性。聯邦是新加坡的腹地，它生產樹膠和錫，使我們的轉口貿易經濟能夠運轉。聯邦這個腹地使新加坡成為一個大城市。沒有這個經濟腹地，新加坡就不能夠生存。如果不合併，如果我們兩個政府不能重新統一，如果我們兩地的經濟不能合而為一，那麼，我們的經濟地位就會慢慢地、逐漸地惡化，我們大家的生活就會越來越苦。原本一個單一的全馬經濟發展計劃將分裂成為兩個。聯邦本來應該跟新加坡合作的，卻變成在爭取工業化的資金和發展上互相競爭，這樣就勢必兩敗俱傷。"

為了使人民相信馬來西亞的成立必然會實現，最可靠的辦法就是要人民了解林清祥、方水雙和親共幹部本身也知道他們所打的是一場敗仗，所以最好不要加入他們的陣營。為了加深人們的印象，我認為有必要把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每一個人，那就是人民行動黨和共產黨怎樣結成統一戰線；林清祥和方水雙ｒｅａｄ•９9ｃｓｗ.cｏm為何自食其言，不贊成新加坡通過同馬來亞合併取得獨立；共產黨人為什麼註定要失敗。為了能好好地思考這個問題，我需要一個清靜的環境，這是新加坡所沒有的。於是，8月l1日晚上，我帶著芝、三個孩子和保姆乘火車到吉隆坡，然後轉乘汽車到海拔1600多米的金馬侖高原，住進新加坡政府的度假別墅"古魯尼旅舍"。我的私人助理張奕貴也同行。我準備通過新加坡廣播電台發表一系列演說，讓人民了解整個事情的真相。每次演說需要二三十分鐘，廣播稿由我口述，張突貴筆錄后整理成文。

8月，我和吳慶瑞同東姑、敦拉扎克舉行了三個小時的會議，謀求解決合併條件的問題。馬來亞外交部常任秘書加查利也出席了會議，他是負責合併細則的馬來亞主要官員。

9月我到吉隆坡三天，同東姑討論有關合併條件的其他細則。9月中旬返回新加坡時我告訴報界："合併已經離開發射台，最新的發展是它已經納入太空軌道，1963年6月是預定的著陸日期。"我應用當時流行的字眼宣布這個消息。蘇聯太空人加加林於1961年飛人太空的壯舉，以及美國為發射載人太空船進人太空軌道所做的努力，使世人著了迷。在財務方面，我解釋說，根據聯邦憲法，每一州都把徵收關稅、國內稅和所得稅的權力交給中央政府，但是由於新加坡將控制教育、勞工、衛生和社會服務等方面的事務，我們將獲得相當比例的稅款，以負起以上各方面的職責。因此，我們在聯邦國會的代表人數必須調整，"否則我們的代表人數將超出一倍"。

"這些廣播演講是史無前例的經驗之談。它並非典型的政治演說，它包含了切身的經驗。即使在它播出的時候，事情還在發生。每一講的廣播結束時，都在聽眾心中產生懸疑作用，他們恨不得早點聽到下一講，就像當時一般市民一聽到麗的呼聲以廣東話播出李大傻所講的武俠故事時莫不專心傾聽一樣。在講故事的是一位高手，但故事絕非虛構。對新加坡人而言，這是一場關乎生死存亡的鬥爭。"

最後一講在10月10日播出后，電台廣播組主任約翰·杜克洛斯為配合我所作的12講廣播，打算舉行12次廣播座談會，並邀請林清祥參加其中一次座談。凡是我在廣播中提到的人物，如林清祥、方水雙、兀哈爾、普都遮里、李紹祖醫生、盛南君醫生等都在受邀之列九九藏書。杜克洛斯寫道："總理在廣播中所說的每一句話，如果不正確或有損他人名譽，都可以加以駁斥。"第二天，林清祥和兀哈爾在報上發表聲明，要求電台給他們同樣時間進行12次的廣播，他們不希望同我對質。我使他們處於守勢。

一件勞心勞力的事

每當我經過他們的工會或團體的會所時，那些投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說華語或方言的群體，都對我流露出異常的憤怒和憎恨。甚至站在他們一邊的華文報記者出席我所舉行的記者會時，也都繃著臉，露出慍怒的神色。他們認為我暴露了共產黨人的身份、鬥爭方法和意圖，是一種背叛行為。我卻認為他們的態度證明我的揭發是有效的。

在這12講里，我概述了從1954年人民行動黨成立到我們同共產黨結成統一戰線的經過，同時概述了後來發生的事件：行動黨為什麼發生分裂，導致目前雙方為合併問題展開激斗的原因。我希望消除人們心中的猜疑，不要以為這是對共產黨人和顛覆行動的誹謗。其實我很讚賞共產黨人為了信仰所表現的力量和勇氣。我在其中一講的廣播中說：

金馬侖高原氣候涼爽，環境清幽，地方偏僻，是暫時遠離新加坡的政治溫床的好去處。當時沒有電傳機，沒有直撥電話，普通電話也不清晰，所以我動身前留言，除非有特別緊急的事情發生，否則不要打電話給我。這樣一來，我便可以安安靜靜地工作。我們逗留了將近兩個星期。我也在景緻幽雅的九洞高爾夫球場打了好多次球。我離開的時候，已經完成了八講的廣播稿。最後四講只好在新加坡撰寫。我一面撰寫，一面給前幾講的廣播稿錄音。在9月13日到10月9日的一個月里，我每星期廣播三講，每講用三種語言播出，其中兩種語言為馬來語和華語。在日常工作中我對這兩種語言的應用只限於口語水平。這的確是一件相當勞心勞力的事。有一次，新加坡廣播電台的職員從錄音室的玻璃牆望進去，發覺我不在麥克風前，不禁大吃一驚。後來一名職員看到我仰卧在地板上，以為我暈倒。事實上，在進行三種語言廣播錄音的間隙，躺下是驅除疲勞和恢復精力的最好辦法。

現在最重要的是，怎樣向人民顯示共產黨絕不會成為新加坡未來的主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把有關新馬合併的問題付諸票決。我斷定票決是絕對必要的。如果不經過票決就把新加坡強行並人馬來西亞，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那簡直是證明我們把新加坡出賣給馬來人支配的吉隆坡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