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人在中國東北的擴張促使英國在西南部採取同樣的行動。1904年夏，英國向西藏派去一支遠征軍，佔領了西藏首府拉薩，並強迫達賴喇嘛與之簽訂一項非法條約，實質上是將西藏變成了英國的重要保護地。美國駐英大使約瑟夫·H.科特（Joseph H.Choate）引用「門戶開放政策照會」抗議英國的在華行動。這個抗議被英國簡單地置之不理。這也很合邏輯，如果滿洲可以不在門戶開放政策之內，西藏沒有任何道理非包括在內不可。

此後，由駕崩皇帝的弟弟恭親王帶領的大清官員很少敢對西方列強——特別是大不列顛——再說一聲「不」字了。中國現已被徹底打開了大門，已無力守衛這些開放的門戶。

作為國際角逐中的一位遲到者，美國只好垂頭喪氣、眼巴巴地看著別人瓜分中國。美國在京公使康格（E.H.Conger）拿不定主意，美國是否也該「在中國海岸上擁有和控制一個良好的加煤站」，或是作為「瓜分中國的列強之一，擁有一部分財產」。即使這樣，康格意識到，「也有些為時已晚了」。美國作為遠東新崛起的大國，其商業利益又僅次於英國，它不能夠被擠出中國的任何地方。所以，維持中國的現狀能最好地滿足美國的利益。

美國堅持門戶開放原則的確在義和拳戰爭中起了「積極的作用」。一方面，它設法將戰場縮小在中國首都附近，同時向南方的中國總督提供有力的援助，以保持一種「地區中立」；另一方面，美國還幫助清政府減少其賠償總數，使清政府得以生存。

伯駕的對華政策完全是從傳教士的利益出發，要求異教徒的天朝帝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極端支持英國在遠東的炮艦政策。對他說來，清王朝最好能四分五裂，以便在其廢墟之上建立一個「上帝王國」。

戰後，在華的美國商人甚至反對美國政府與中國簽訂商業條約的舉動，因為中國政府已經自願將英國靠戰爭手段所取得的一切貿易優惠權都給予他們。和中國簽訂這麼一個不必要的條約只能損害中美貿易的發展。因此，當泰勒總統派遣第一位美國特使凱萊布·顧聖（Caleb Cushing）來廣東洽談簽約之事時，美國商人對這一活動群起而攻之。不過傳教士們對簽約大加讚賞。

1784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不久，也許更多的是出於感情因素而不是商業原因，這個新獨立的國家向中國派出了第一艘船「中國皇后號」。美國駐華的第一位商人領事蕭三畏（Samuel Shaw）隨船來到廣東，並載回了第一批未經英國中間人之手的茶葉及其他商品。

「照會」首先發給英國，但英國政府只是有條件地採納了它，保留了香港和九龍。德國的條件是其他列強接受它就接受；法國、日本和義大利也是如此。唯一想迴避這問題的締約國是俄國。但是，光俄國一家是不能堅持其立場的，不久，它就同意與諸列強為伍了。

美元首先是經過美國鐵路大王哈里曼（E.H.Harriman）之手流入滿洲的。已經控制了美國三大鐵路系統的哈里曼——太平洋聯合線、太平洋南線和太平洋中線——現在正計劃把他的帝國擴張到全球。他在滿洲的計劃是在俄國控制的中東鐵路和日本控制的南滿鐵路之間鋪設一條新的鐵路系統。塔夫脫總統和菲蘭德·諾克斯（Philander C.Knox）國務卿密切合作，以實現這一計劃。

德國和英國在與俄國殖民地相對的渤海灣也採取了相應的行動。前者佔領了膠州灣，後者佔領了威海衛。英法為了防止其他列強侵吞自己的勢力範圍，他們分彆強迫中國答應不將沿長江及南方海岸的各省讓與任何其他大國。與此同時，俄國和英國也達成協議，約定前者不得在長江流域建立租借地，後者則不在長城以北建立租借地。

所以，只看用西方語言出版的研究中美關係的書刊，人們便會相信太平洋兩岸發生的任何壞事都要由「約翰·中國佬」負責。美國的主要學者還在頑固地捍衛這一老掉牙的結論，但有一些人卻開始懷疑他們所繼承的至理名言。對於前者來說，這結論就是和萬有引力一樣的真理，而太平洋彼岸的那些未受訓練的學者只能在一些不成熟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他們的論點，還總是伴有不必要的感情用事。實際上，雙方都難免有固執的一面，但是，虛偽的學術空氣，毫無疑問，對真理的探索則更加有害。

門戶開放政策不像終止中國移民的談判那樣只和中國政府單方面進行，它是在西方列強間進行的。他們認為沒有必要讓中國人參加。

義和拳運動，作為一個純粹自發的反基督教群眾運動，經常被西方學者用作19世紀中國毫無意義的排外主義的突出事例。最近，由主教文鮮明（Sun Myung Moon）和他的聯合教會（編按：又譯統一教）舉行的宗教競賽又一次證明傳統的反義和拳論點是一派胡言。如果年輕的聯合教會會員們的爹娘有理由「解除」他們的孩子的宗教活動的話，那麼中國方面一百年前的孔教社會則更有理由解除基督教會在華的活動。況且，事實上年輕的聯合教會給它會員的雙親們的社會帶來的混亂比之基督教傳教團給中國社會造成的混亂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第三個歷史潮流是美國的邊疆政策跨越太平洋向中國的緩慢移植。它以言過其實的傑弗遜理想主義為起點，以漢密爾頓的商業主義而告終，並決定著美國的殖民主義者、商人、傳教士以及在國內或海外的外交家和「老中國通」的含蓄和公開的行為。它也使太平洋兩岸的「約翰·中國佬」（譯者注：此系西人對華人之蔑稱）受害不淺。所有這些都植根于「締約前期」。

不幸的是，皇帝此時改變主張為時已晚，他不但喪失了首都，連自己的性命也沒有保住。1860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不久皇帝本人也在焦慮中死於靠近滿洲邊界的熱河行宮裡。其結果是中國和外國列強1860年在北京簽訂了一系列條約，進一步喪失主權。這些條約內容包括：鴉片貿易合法化；外國船隻在中國內部水域的航行權；在京設立外國使領館，以及中國割讓沿海省份給俄國，包括海參崴港，后被俄國人改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字意是「鎮東」港）。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和他的國務卿海約翰都深深地捲入到這場國際角逐中了，他們希望在亞洲的那一部分看到一種勢力均衡。美國總統為了幫助在戰前準備中較弱的日方，默許了日本吞併高麗王國，同時，除了沒和日本結成軍事同盟以外，盡了最大努力助日本一臂之力。

西班牙戰爭使美國變成一個（用康格的話說）新的遠東「財產分享者」。像其他殖民列強一樣，美國現在願意捨去它的在華利益以換取它在菲律賓殖民地的安全。這種鼓勵殖民地的做法在義和拳戰爭中得到充分表現。

為了對付美國對該條約的踐踏，通常是反應遲鈍的大清政府這次卻採取了一系列震驚世界的報復行動。1875年，總理衙門向華盛頓派出了第一個駐美特使。這位中國官員陳蘭彬是個傳統的儒家學者，可是他的助手容閎受的卻是美國教育。容閎1856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是中國第一位受過美國教育的人。因此，這位中國官員和他的助手建議國內政府堅決捍衛條約權。遺憾的是，總理衙門所能做到的只是個口頭抗議。而美國執意要破壞《蒲安臣條約》。九*九*藏*書

這種「鴉片戰爭與鴉片無關」的研究方法至今仍被一些知名學者所沿用。但中國的最新發展已使有心的讀者對傳統的專家之見產生懷疑。

1868年《中美條約》的簽訂的確使蒲安臣的「協作外交」達到頂峰，但是不久人們就大失所望了。蒲安臣死後才十八個月（他死於訪彼得格勒期間），美國就關閉對中國移民開放的大門，並完全廢棄了這一條約，兩國的關係到了破裂的邊緣。

值得回顧的是，從19世紀50年代中期的皮爾斯政府以來，美國的對華政策就以和西方列強的「和平合作」的基本原則為前提。西華德在19世紀60年代曾這樣說：「美利堅合眾國不能侵略別的國家，尤其是中國。」美國也不需要成為一個侵略國，只要最惠國待遇能保證它的那些商業特權，一個落後、安定和獨立的中國最能滿足美國的利益。然而，在中國不得安定的時候，如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戰爭及十年後的中日之戰時，美國就保持中立。如果可能，美國也願意做調解人。那時美國尚不是一個遠東大國，它的商業利益不允許它過多地捲入這些事情。

然而，美國的努力未能產生預期的結果。美國不但沒有拆散在滿洲的俄國人和日本人，反而使他們聯合起來了。這兩位舊日的敵人握手言和，簽訂了一系列的秘密協議，一致反對第三者插足滿洲。這不僅改變了遠東的勢力均衡，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造成了一種新的歐洲列強聯盟。

1911年初，朝廷宣布了一項國有化方案，並開始與英、法、德三國金融集團組織的財團進行談判，謀求貸款的可能性。現在，由強大的摩根（J.P.Morgan）率領的美國金融界覺得自己被別人小看了，經過無數艱難的討價還價，摩根集團終被納入上述國際財團。然而，一美元還沒貸出去，大清帝國政府就無法控制局面了。它那國有化方案遭到舉國上下的抗議，並導致了1911年10月在武昌的一場革命起義。這場起義結束了清王朝在中國的統治，也結束了清朝和美國佬之間長達一百三十年交往之中的最後一項商業交易。

然而，儘管似乎是取得了一致的同意，門戶開放原則的可行性卻受到了一系列世界戰爭的考驗——西班牙戰爭、義和拳起義及日俄戰爭——在此過程中，包括美國自己在內的各締約國的自私慾望把那些唱高調的原則徹底推翻了。

但是，上世紀末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由於西班牙戰爭的結束，美國控制了菲律賓，它幾乎一夜之間變成了遠東的一個大國。幾年的時間里，它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幾乎翻了一番。

列衛廉於1858年締結、一年後華若翰又為之交換批准書的《中美天津條約》只不過是形勢的必然產物。中國人不想進行認真的談判，因為他們知道英國人反正要向中國提出更多的條件，而這些條件也會自然而然地給予美國。缺乏經驗的美國外交官甚至上了英國老牌中國通的當，從新條約中刪去了舊條約（1844）中那值得稱道的鴉片條款——禁止美國捲入鴉片貿易。這樣一來，美國就把英國從一個全球性的尷尬局面中解脫了出來，後來，英國終於設法把鴉片貿易合法化了。

1894年一場對日戰爭迫在眉睫，清政府決定接受既成事實，與華盛頓再次締約，十年內終止中國移民。可是美國的排華工運動並沒有因為中國方面的妥協而有所收斂。19世紀末，美國得到了夏威夷群島和菲律賓，排斥華工的法規於是被帶過了太平洋，美國最高法院只願意把憲法留在家裡使用。

此外，隨著總統對「黃禍」的恐懼與日俱增，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在滿洲又進一步退縮了。它與正在興起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簽署了一系列補充條約，犧牲中國和朝鮮。1905年夏，總統批准了秘密簽訂的《塔夫脫——桂太郎協定》，其中美國承認日本對朝鮮的「宗主權」，以換取日本不侵略菲律賓的保證。

但是，西方關於中國外交著作的佼佼者也是不無偏見的。最為嚴重的是，他們研究特定歷史事件的一成不變的方法，長期以來一直如此。一代代的學者只是搜羅一些補充事實，或造一些新的術語以證明前幾代學者提出的觀點。譬如，從上世紀中期起，傳統學者幾乎沒人願意承認鴉片戰爭的主要起因是鴉片貿易，在他們看來，鴉片戰爭僅僅是清朝抑商主義的必然後果。不管當時進行的是什麼貿易，鴉片也罷，大米也罷，中國與西方的武裝衝突都是在所難免的。

由顧聖和清朝欽差大臣耆英簽署的《中美望廈條約》實在是一個毫無必要的條約。它只不過是再一次確認了中國已經給予美國的優惠權，如五口通商、治外法權、協議關稅等。但是，美國也同時從該條約中獲得了中國給予的最惠國待遇，這是大清帝國首次給外國這種待遇，中國政府還保證該條約可在十二年後修正，這一待遇是英國與華談判中未提出過的。

一條路線是由美第一任駐華公使義華業（Alexander Hill Everett）提出的。1846年10月他一抵達中國，就馬上意識到中國正處於即將成為「第二個印度」的危險之中。作為一名職業外交家，他向國內政府建議「為防止中華帝國被大英帝國完全吞噬」，美國應與其他西方列強，特別是俄法兩國，取得一種「全面理解」，並且「共同」採取行動，以便能夠勸說英國「重新考慮她反對天朝（指清政府）獨立的計劃」。

然而，華盛頓卻無力阻止沙俄在滿洲向中國發動的戰爭。俄國人利用義和拳起義的機會，奪取了整個滿洲地區。俄國重演了四十年前在英法聯軍對華戰爭中成功的手段，向中國奄奄一息的談判人李鴻章施加不堪忍受的壓力，以期永久佔有全部或部分滿洲。read.99csw.com

因此，對於中國清朝統治者來說，英法聯軍對華之戰是禍福各半的。由於暫時從一場危險的外國侵略中解脫出來，加之有西方鎮壓太平軍起義的強有力的幫助，清政府於1861年開始了一個內部改革的新時代，即所謂「同治中興」。在少帝同治和他的兩個寡母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的統治下，由思想解放的恭親王領導，中國組建了近代的第一個外事機構——總理衙門，開創了一個協作外交的新紀元。正是在這種協作的形式下，1861年末，林肯總統向中國派出了一個有協作精神的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而大清帝國則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它在中日戰爭中敗陣不久，在年輕的光緒皇帝支持下進行的「百日維新」就流產了。由於在慈禧太后干預下他失去了自由，這位啟蒙的年輕君主喪失了一場政治改革給這暮氣沉沉的帝國帶來的一切改變。內亂招致了更多的外國侵略。在所有外國侵略中，最兇惡的來自北面，俄國1895年將日本人逐出遼東半島后，自己便溜進了這一地區，在短短的三年裡，遼東半島連同它的兩個海港——大連和旅順就落入了俄國人手中。隨後，整個滿洲地區都淪陷為俄國人的勢力範圍。

由於美國政府正忙於和南方奴隸主打交道，蒲安臣不受其政府嚴厲制度的限制。他在北京度過了四年，不僅學會了用筷子，也精通了他的本職工作。他那外露的正義感、隨和的美國氣質、個人的魅力以及在重大問題上誠摯的建議，使這位美國全權委員成為在北京最受歡迎的外交官。作為報答，蒲安臣似乎已擺脫了白人慣有的反異教徒傾向，這在他的傳教士兄弟們及他們的後代中，整整一個世紀很少有人能做到。因此，雙方的真正了解和真誠的互相尊重，使蒲安臣能在北京開始一個中美蜜月。這要比亨利·基辛格在同一地方所做的同樣的事早了近一個世紀。

「門戶開放政策照會」於1898～1899年的西班牙戰爭中期起草，於1899～1900年的義和拳起義中期頒發，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期間以慘敗告終。

繼1844年簽訂《望廈條約》之後，中國官員和他們的美國同行在美國南北戰爭前的十六年中都經歷過一段對現代外交的不成熟期。中國的外交政策在道光和咸豐兩代皇帝期間發生了兩次相似的循環。在鴉片戰爭期間，由於道光「僵硬」政策的失敗，導致了十年的「綏靖」。而年幼無知、驕橫自大的咸豐1850年繼位后又重蹈這一悲劇循環之覆轍。

但是，美國國會不久又將新條約變成一紙空文。1882年5月6日，國會不顧阿瑟總統的否決，通過了一項決議，規定十年之內不許華工向美移民，禁止各州向華人提供公民權。這就是國會通過的一系列「反華工法案」（總稱為「排斥華工法」）的第一個；1884年7月該法案又得到進一步修正，加進了新的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領土完整」和「機會均等」這兩項原則——這仍是構成門戶開放政策的基本原則——倒酷似暹羅那對連體雙胞胎的心臟，一旦一個停止了跳動，另一個也隨之停止跳動。

因此，伯駕從一開始就反對義華業的方針。義華業1846年6月在澳門一死，伯駕就完全改變了美在華的立場。這位傳教士出身的外交官與英國人緊密合作，阻止一切在這異教帝國發展美國一個獨立對華政策的可能性。他利用全權委員德威士和麥蓮對中國情況缺乏經驗的弱點，想方設法讓他們服從他個人意志行事；全權委員馬沙利在1853年上海發生天地會起義期間與英國人意見不合，伯駕還採取行動抵制馬沙利。

但是，無論中國怎麼努力也不能減輕美國種族主義的不斷上漲。義和拳起義失敗四年以後，美國政府再度強迫中國與之簽約，永遠不許中國人向美移民。由於這一無理要求，中國激發了一場抵制美貨運動。

伯駕的這段插曲雖然很短，但卻在兩國的外交關係上造成了極大的影響。鴉片戰爭后和伯駕出現以前這段時間里，清朝曾一度認為美國佬是自己的朋友，在危急時刻可以請他們幫忙。不幸的是，伯駕把清朝人的滿心希望化作噩夢一場。沒有美國人的幫助，耆英的綏靖政策面對英國人的不斷入侵是註定要失敗的，事實上也是如此。耆英的失敗使由徐廣縉和葉名琛領導的一群頑固無知的中國漢族學者應運而生。他們那貌似成功的閉關鎖國政策使道光皇帝誤入歧途，改變了其政策方針，結果以中國在與英法聯軍的戰爭中第二次失敗而告終。

儘管衰敗的清帝國在19世紀最後的二十年中處在隨時有可能被各締約國瓜分的危險之中，朝廷又極端腐敗不堪，但總理衙門都還在頑強反擊。19世紀80年代中期在羅克斯普林、塔科馬和西雅圖等地發生排華工暴亂，數十名華工被殺，為此，總理衙門向美國政府要求賠償。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中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向一個世界頭號大國索求賠償損失。美國國會拖了很久才勉強地批准了這筆賠償。1891年，總理衙門鼓足勇氣宣布新罕布希爾州的參議員亨利·布萊爾（Henry W.Blair）為「不受歡迎的人」（他是個長期排華工的政客），並在哈里森總統任命他為美新任駐華公使后拒絕接受他來華。十一年以後，中國駐華盛頓公使伍廷芳甚至警告美國，如中國移民在美受害，他將以牙還牙。

美國的沉默卻從英國傳出了回聲。英國在華的利益大得使之不能脫離中國的任何一個角落。義和拳起義前數十年，中國百分之八十的對外貿易是和英國進行的，英國所交的關稅也佔中國所收關稅的百分之七十之多；同時，中國超過百分之八十五的進出口貨物是由英國船隻運載的。由於對英國來說，約半個世紀前美公使義華業擔心它會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印度的可能已為時過晚，所以它迫切要保持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以有利於英國的發展。這樣，光是商業利益一項就使英美在華的合作成為必然產物。ｒｅａd.９９csｗ•ｃｏm

《蒲安臣條約》簽訂不久，加州的民主黨人提出了一個種族問題，並選出了一位民主黨州長，這使排華運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隨著白人種族主義上漲，「中國佬的機會」迅速下降。1877年沙地反華工集會（譯者注：Sandlot anti-Chinese meeting，指舊金山市郊沙地上擁護反華工運動者的集會）之後，種族問題成了所有政客競選時的一個基本口號。在1880年的競選年度里，共和黨和民主黨在他們的黨綱里都寫有反對華人移民的各種口號。其結果是，《蒲安臣條約》徹底變成了一紙空文。

遺憾的是，他們在上任以前沒有一個人了解中國，上任后誰也沒在中國駐過兩年以上。最糟的是，由於工作原因，他們彼此從未見過面。所以，儘管他們的建議是一致的，但他們卻制定不出一套可行的對華政策供美國政府採用。結果，他們的建議沒有一個對華盛頓產生過明確的影響，一般是建議人一離開中國，其建議就被擱置一邊了。因此，他們這條政策路線很容易被第二條路線所取代。這第二條路線是由伯駕（Peter Parker）一個人提出的，他雖然斷斷續續地但卻是有效地指揮著美公使館，其時間之久超過他四位前任任期的總和。

第一個歷史潮流是大清皇朝的日趨衰落。像以往兩千多年中的許多朝代一樣，它也照例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繁榮昌盛、和平穩定后衰敗的。它的日趨衰退一方面充分地表現為清朝統治階級的驕狂自大、頑固不化、愚昧無知及腐敗墮落，另一方面是窮苦百姓的不斷起義暴動。為了應付西方的挑戰，清人只能是舊瓶裝新酒，進行一些浮光掠影的「改良」，幾乎產生不了什麼鼓舞人心的結果。這乃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悲劇。同時，它成為中國歷史的固定背景，一切歷史的表演都離不開它。

不過，門戶開放政策的協議直到1904年爆發日俄戰爭時，才被完全廢棄。那些好戰的國家以及支持它們的列強對這場戰爭都各懷自私的慾望。事實上已經統治了滿洲的俄國，除了軍事上的失敗是不肯讓出一寸土地的。歷史學家A.威特內·格里斯沃爾德認為：「日本對俄國的事實上統治滿洲倒希望中國至少在目前有法律上的主權。」

然而，迫於其對手美國的強大壓力，總理衙門於1880年9月同意和華盛頓簽訂另一條約，專門解決中國移民問題。在這個新條約中，中國政府承認美國政府有權「管理、限制或終止中國移民」，但不能「禁止」華工入美，尤其是對那些已在美國的或正在美國探親的華工。

「你為什麼不能做中國官方的代表呢？」在一次晚宴上文祥這破例的問題使他的美國朋友吃了一驚。蒲安臣開玩笑地回答說，如果中國皇帝能任命他為「欽差大臣」，並授予他「紅頂子」和「黃馬褂」，他便接受。

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兩國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繫，不過，美國殖民者倒是消費了大量的中國茶葉。這彷彿是與鴉片貿易相反，這種中國商品經過東印度公司進口到美國殖民地。這種無害商品的過多供應最終導致了在波士頓的一場武裝起義。儘管美國的獨立戰爭從未被稱為「茶葉戰爭」，但正像英國的鴉片在中國所引起的後果一樣，由東印度公司進口的中國茶葉導致了武裝起義，並由此產生了美洲十三個殖民地的獨立。

在結束了對清朝時期中美關係的扼要回顧之後，筆者仍然不清楚從參考大卷的專題著作中究竟得到多少真實的東西。除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年輕學者最近發表的為數不多的論文外，有幾篇用中文寫的有關這一題目的論文很值得認真研究。舊中國的感情用事和研究設施的缺乏，嚴重破壞了中國學者在外交領域的研究。所以，對職業文獻學家來說，中國早期對外關係的透徹研究似乎一直被英語作者所壟斷。僅哈佛大學出版社一家出版的諸多出版物就使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望塵莫及。

日本首先要消化掉朝鮮，然後才有能力將其統治伸延到滿洲。英國倒想袖手旁觀日俄在「極遠東」發生武裝衝突，這樣可以把北極熊從中東和印度拖開。德國和法國都想通過援助俄國這個堅決不讓滿洲和中國北方在戰爭中保持中立的國家，以從這個被瓜分了的東方帝國那裡得到各自的一份利益。

這樣，美國在應付這場新的國際危機時，被迫做出選擇。它是站在英國和日本一邊阻止俄國人在滿洲的擴張呢，還是對俄國人置之不理呢？如果美國站在英日聯盟一邊反對遙遠的俄國，最終也許會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招引到菲律賓去，促成英國人返回巴拿馬運河區以至阿拉斯加或俄勒岡。考慮到這潛在的侵略，華盛頓於是決定不管沙俄，以便創造一種可能的勢力均衡，這樣也許能保護其殖民利益。這樣做，美國實際上促使中國的大門在未敞開前就關死了。

這一秘密急件其實是最早包含「門戶開放」政策的建議，比海約翰（John Hay）的建議早了半個世紀。儘管義華業的提議沒引起注意，但五位繼任公使繼續堅持他的政策的大致路線，幾乎沒作什麼改動。德威士（J.W.Davis）、馬沙利（H.Marshall）及麥蓮（R.L.Mclane）三位這樣做是出自他們自己的推斷；而其他兩位，列衛廉（William B.Reed）和華若翰（John E.Ward）則是接受了國內政府的明確指示的。

用喬什·貝靈斯（譯者注：19世紀美著名作家，以幽默的隨筆著稱）的話說，「什麼也不學勝於學到謊話」。外交官們目前正在議論中美關係正常化，兩岸的學者何不就此良機考慮在學術界開展一個正常化運動呢？

和中國不同，美國的對華政策在內戰前的十六年中，用毛澤東的話說，是經歷了一場「兩條路線的鬥爭」。在1856年皮爾斯（Pierce）政府結束以前，美國人不知道在中國該如何行事。美國政府就簡簡單單地讓駐華的外交官們自己見機行事。這樣，美國的對華政策便在美駐廣東公使中產生了兩條路線的鬥爭。

甚至在羅勃特·李將軍（Robert E.Lee）投降后蒲安臣回國探親時，也看不出他對在舊北京的工作感到任何厭倦的跡象。但是，1867年冬天，華北徹骨的寒冷卻驅使他尋找一個中國的佛羅里達。這可驚動了他的大清主人，特別是總理衙門的文祥，他們擔心他們的這位美國顧問會一去不復返。

英法聯軍對華戰爭結束以後，正如歷史學家泰勒·丹尼特所指出的，「外國列強已從中國得到了他們想要的一切」，至少是暫時地得到了。基督教列強意識到他們從太平軍那裡是不太可能得到同樣的權益的，而他們又怕在這場持續了十年之久的太平天國革命中清政府垮了台，於是他們把十字架扔在一邊，採取有力措施，幫助異教的清政府大肆屠殺中國的基督教「叛亂」者。read.99csw.com

這位傳教士外交家不僅按照英國人的做法在炮艦上向誠惶誠恐的清人提出無理要求——即使這是一條無用的炮艦，他還認真嚴肅地向華盛頓建議佔領台灣，並與英法結成非正式聯盟以向華髮動聯合戰爭。

三年以後的1908年，在秘密簽訂《盧特——高平協定》后，美國總統又進一步退縮了。在這個新條約里，日本再次保證不侵略菲律賓。同時，美國巧妙地逃避了它在滿洲保持門戶開放政策的責任。在提到保持中國領土完整的原則時——這是門戶開放政策的基石——「領土」一詞從協定中被刪去了。

第二個歷史潮流是在亞洲不斷上漲的歐洲擴張主義洪流。無論中國人或美國人作出什麼樣的反應，這洪水一如既往向亞洲大陸深處流淌，直到各擴張主義列強精疲力竭，或是創造一種勢力均衡的形勢。來自中國的抵抗勢力，不管是啟蒙的改良主義者，還是目不識丁的義和拳，皆非重要因素。在中美關係的發展中，無論是好是壞，美國都很少與中國進行直接交往，而更多的是與其他列強進行有關中國的交涉。

隨後他與國務卿西華德（William H.Seward）於1868年7月28日簽訂了帶有他名字的《中美條約》（譯者注：該條約又稱《蒲安臣條約》或《中美續約》），但這比起欽差大臣率領著五光十色的第一個中國代表團穿行在紐約和波士頓大街上所出的風頭來確也遜色了。該條約大半是仍舊生效的前一條約的重複，但新條約的確有一些有關中國向美移民方面的重要條款。兩國同意共同阻止惡名昭彰的「苦力貿易」，允許在兩國之間不受限制地自願移居；為了監督商務和移民，美國各城市都將建立中國領事館。

「排外主義」是傳統學者造的另一個專有名詞，描述中國早期的對外關係特點。儘管這個詞還尚未被詞源學家所接受，但是，在任何一部英文的中國近代史專著中都有這個詞。然而，這些書的作者所講的事情僅僅表明中國的排外主義絕不比同一時期在中國的外國排外國的排外主義更嚴重。海約翰的門戶開放政策，事實上是反對後者而不是前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羅斯福和塔夫脫總統制定的政策其目的也在於此。中國的排外主義，包括本世紀初的抵制美貨，縱使不是純粹的無稽之談，實際上在中西方關係方面也只是起了微乎其微的作用。

年輕的咸豐皇帝與頭腦簡單的儒家學者、兩廣總督葉名琛一道，立場堅定地反對英國的入侵——正是英國的不斷入侵導致了1856年爆發的亞羅船戰爭。但是，1859年大沽戰役之後，咸豐很快就學會了如何屈從現實。儘管這場小規模的衝突以中國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勝利而告終，但咸豐意識到了他的根本弱點以及戰爭可能帶來的後果，他情願重新採用最初由耆英和他父親制定的老一套綏靖主義政策。

鴉片戰爭有可能不是為鴉片而進行的，正如美國的獨立戰爭不是為茶葉而進行的一樣。但是，很明顯，鴉片戰爭的主要原因不是道光皇帝的抑商主義，而是他無能，無法將外國艦隊從中國領海驅走，從而管理其商業。美國在早期並未捲入與清朝的衝突，這隻不過是因為美國的「擴張主義者」還不能像他們在西班牙戰爭中那樣成功地跨越太平洋。

中美貿易的發展是緩慢的，但很穩定，特別是在歐洲商人被拿破崙戰爭重創的18世紀末葉。儘管美國商人在1812年的戰爭中有過一段不景氣，但他們在幾十年裡賺了相當可觀的利潤，僅次於英國。他們甚至涉足於臭名昭著的鴉片販運走私，與英國壟斷主義者展開激烈競爭。值得慶幸的是，19世紀30年代後期鴉片貿易的不景氣，竟意外地使美國商業公司免於更深地捲入到1839～1842年那場惡名遠揚的鴉片戰爭中。

隨後，國會和各州逐漸地又通過了許多排華工法規，一套專門限制中國移民的規定就包含有九十三款之多，這實際上是剝奪了在這個國家中的中國人的一切生存機會。最壞的是，這些法規使美洲大陸上所有的中國人動彈不得，使大洋兩岸數以千計的家庭難以團圓。美國專橫地廢除了與中國簽訂的所有條約。

皮爾斯總統和國務卿馬西（William L.Marcy）對伯駕這火藥味極濃的對華政策吃驚不小，這反而倒使總統被迫親自處理這一問題。這是美國歷史上白宮第一次否決了自己駐華使節的建議，並開始制定它自己獨立的一套政策。布坎南總統（Buchanan）完全同意了他前任的意見，召回了伯駕。

鴉片戰爭前的美中商業關係是使雙方都心滿意足的。那時，廣東是唯一向西方商人開放的貿易港口，中國所有的貿易都是由為數不多的幾家壟斷商行控制。六十年來中美未簽過任何商業條約，而據記載也未發生過什麼事故。當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時，美國人對中國人是深感同情的。對許多美國人說來，鴉片戰爭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發動的最不正義的戰爭之一」。

《蒲安臣條約》中的移民條款最早是由國務卿西華德起草的，他強烈主張開發太平洋沿岸。西華德贊成不限制中國向西海岸移民，希望該地區能得到大量廉價而有效的勞動力。不幸的是，他的如意算盤與那時的反華情緒格格不入，這種情緒尤其在太平洋地區愈演愈烈。農場、工業，尤其是正處在緊張施工狀態的太平洋中心鐵路都迫切需要中國勞動力，但是民主黨的勞工組織者們被中國人在勞力市場上的競爭力搞得驚恐不安，他們強烈抵制中國勞工。九九藏書

其他歐洲列強也同樣效仿。1898年，法國攫取了廣東西部的廣州灣；義大利、葡萄牙和比利時也分別想從垂死的天朝帝國那裡瓜分一份土地。這些各種各樣的特許權包括修築鐵路、採礦和組織有影響的國際財團，更不用說中國邊界地區的西藏、雲南、新疆和蒙古了，它們在不遠的將來都有可能被外國佔領。

美利堅合眾國與大清帝國之間的外交關係持續了一百三十年之久，併為後期關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事實上，這一國際交往取決於貫穿整個19世紀在東西大陸上與之平行發展的三個歷史潮流。任何外交家及他們所代表的政府都很難改變近代歷史洪流之強大的匯合，他們也只能是順應歷史潮流、到達目的而已。

伯駕在美國公使館里遺留下的傷痕也給美國的對華外交帶來了挫折。當列衛廉和華若翰在英法聯軍與清廷作戰期間相繼被任命為美國全權委員（或公使）時，他們被授命徹底改變伯駕的政策，只保持和歐洲列強的「和平協作」。而這樣做，他們就只好從頭進行一段時期的外交實習。十四年中，美國的在華外交是極端混亂的，後來的使節們繼承的是一個大亂攤子。

「門戶開放政策照會」的起草是一項複雜的工作，時至今日，歷史學家還在為此爭執不休。總的說來，可以肯定的是，門戶開放運動是由國務卿海約翰執行的英美聯合方案。在取得英國方面的完全理解之後，海約翰從1899年9月6日至11月7日向締約各國發出了一系列官方照會，即所謂「門戶開放政策照會」。美國通過它要求各列強在中國問題上達成一致的理解。海約翰建議各列強為了他們的商業和航海，應在中華帝國內的所謂「勢力範圍和利益」方面享受完全平等的待遇，允許中國在各勢力範圍內保持其行政制度。簡而言之，領土完整和與中國有約各國的商業上的利益均沾，應該得到所有有關大國的保證。

在白人涉足菲律賓群島以前中國人就在此居住了幾百年，在夏威夷被美國吞併以前，那裡華工的數量也遠遠超過白人工人。白人工人在這些島上取代中國人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可他們卻讓原來就在這裏的中國人捲鋪蓋滾蛋。

依照中國的傳統，這並不是不可能的。照儒家大同世界的思想，使節可以在不同的宮廷之間轉讓。於是，文祥和蒲安臣成了一對完美的搭檔。手續幾天就辦完了，蒲安臣向華盛頓提交了辭職報告，並接受中國任命他為欽差大臣、特命全權公使和派往各締約國的全權公使等職務。

美國銀彈的第二個目標是計劃中的湖廣鐵路系統，它由漢口南至廣東，西至四川。19世紀90年代美國金融界首先尋求這一機會，但卻未能繼續下去。20世紀初，中國商人和紳士在國內籌集資金想恢復這一工程，由於他們缺乏早期工程的充分條件，結果招致了政府的干預。

此外，很少有西方學者把中國的排外主義與美國同時期的排華運動進行比較。正因為清朝與美國的關係是一段獨特的歷史，所以這兩個事件事實上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短命的義和拳起義比起美國的排華主義運動，似乎應同樣受到重視，但後者卻幾乎被所有著名的美國外交史學家所忽略。即使那些想把美國的排華種族主義作為一項獨立的專題進行研究的學者，他們也毫不猶豫地把傳統的「鴉片戰爭與鴉片無關」的研究方法運用到他們對「中國苦力」的研究上，正如最近一位學者提出的，排華運動的矛頭並不是指向華工的，它是由中國人不適應美國的生活方式所引起的。

伯駕是一位在華的傳教士。由於他能講一些粵語，顧聖、義華業及他們之後的官員常請他幫忙，起初做翻譯，后又任美駐華公使館秘書。在一名美駐華全權委員回國后和另一委員來華之前這段時間里，伯駕總是任美公使館的代辦。在伯駕本人於1855年8月被正式任命為第六任美駐華全權委員以前，他曾六次被任命為代辦。他任美駐華全權委員兩年。

通過在《盧特——高平協定》中向日本讓步，羅斯福給予他的前任——他自己——和海約翰十年前制定的這個短命政策以致命打擊。由於在遠東沒有一個能指導他們的可行政策，美國人的所作所為與他們的歐洲白人兄弟也無所不同了。當後者仍抱著炮艦不放時，美國佬則開始寄希望於他們的鈔票了，但鈔票的威力可就不如炮艦了。

塔夫脫總統開展的金元外交取代了他前任的門戶開放政策，這證明美國在遠東成為一個羽毛豐|滿的帝國主義強國的時機已經成熟。直到此時，其他帝國主義強國都在歐洲。美國的邊界終於跨過了太平洋。該國從政治上、軍事上，以及經濟上都已準備齊全，打算來分享中國這塊「美味的蛋糕」了。

然而，不管中國採取什麼樣的行動，美國政府一意孤行，堅持它對華的門戶關閉政策。中國駐美公使館數十年來與美國務院之間毫無聯繫，不過，美國人卻一意孤行地想讓太平洋彼岸的中國大門一直為美國公民敞開。

可是，俄國在滿洲南部剛被打退，美國總統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在朴次茅斯的會議桌上，羅斯福想方設法解救在滿洲的俄國人。結果是該地區由兩強分治，俄國佔領北部，日本佔領南部。在朴次茅斯會議上，美、日、俄三國誰也不去理會中國的反應，而戰爭是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許多無辜的中國人為此喪生。

為了完善他計劃好的週遊世界的旅行，欽差大臣蒲安臣配備了一個頗為壯觀的三十名隨行人員，包括一名清政府實習外交官志剛，及一名漢族官員孫家穀。他們都是欽差大臣，不過他們的職位是二等官職。一名英國人柏卓安（J.Mcleavy Brown，英國公使館的中文秘書），和一名法國人第商（M.Deschamps）被補充到使團里當秘書。這支19世紀清政府首次派遣的五花八門的外交使團於1867年底開始了他們的行程。蒲安臣正式的第一站是華盛頓。用他自己的話說，「七年前」，他離開華盛頓時是「美駐華官員，現在又以中國駐美官員身份回到美國」。

所以，從19世紀50年代初起，加利福尼亞的政客們便設法對中國工人徵收各種形式的捐稅，在加州的財政收入中，這些佔了很可觀的一部分。所有中國移民都不授予公民權。中國人不光受到法律的歧視，還要遭受肉體上的凌|辱。從1855年到《蒲安臣條約》的簽訂，據記載發生了兩百六十二起嚴重的排斥華工事件，包括對華工的個別或集體屠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