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後不久，那批在北京以專才身份待業待詔的博士幫，包括顧氏自己，可能還有王寵惠、顏惠慶、施肇基等一群，日長無事，結伴行街。他們曾戲以張大元帥的生辰冒為一無名老人的八字，請當時北京知名的一位相士代為算命。這相士把八字一排說：這個命貴則貴矣，只是現在他已是黎明前的「電燈膽」，馬上就要熄滅了。「電燈膽」便是北京土話中的電燈泡。在那電力不足的北京，黎明前的電燈膽是特別明亮的。果然，不久張氏這個明亮的電燈膽便在皇姑屯熄滅了。

少帥的崛起，的確是由於傳統的宗法關係而扶搖直上的；但是專靠這點血緣關係便「負方面，獨握大權」，雄踞一方，也是做不到的。關於這一點，公正的歷史學家，尤其是本書的作者，自有清楚的交代，讀者可細玩之。

至於張學良將軍是個軍事天才，我們讀史者亦不能反證其非。

但是不論我們對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是怎麼個看法，這樁嚴重的事變和它的多彩多姿的策動者，在我們向以史學炫世的中國，不能沒有一部公正翔實的傳記。今日坊間有關張、楊之作和老帥、少帥片斷的傳記，也並不少見；可是由一個職業史學工作者窮根究底地來鑽他個牛角尖，寫篇水落石出的博士論文，則尚不多見。因此，傅虹霖博士以她十年之功，寫出了這部《張學良的政治生涯》，似乎還是這位不平凡的歷史人物張學良將軍的第一本全傳，雖然她所寫的還只是限於張氏「政治生涯」這一面，至於其他多彩多姿的眾多方面還有待來者。

須知學良於1928年底的易幟，與中國內戰史上的「勢窮來歸」或「變節起義」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國史上也鮮有先例。東北當局當年處於日俄夾攻之中，據說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張」的建議。其實反過來說，「奉張」又何嘗不可「挾寇自重」呢？在中國邊患史中，安祿山、石敬瑭、張邦昌、吳三桂和後來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嗎？學良何嘗不可依違其間、待機而動呢？但是學良不此之圖，偏要易幟歸順，促成國家統一，最後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夾攻，終使他獨力難以為繼。再者，張少帥亦未嘗不可效當年李鴻章以夷制夷之故伎，聯俄以抗日，亦聯日以抗俄，於二寇均勢中自圖生存。而學良亦舍此老例不顧，卻（如他自己所說的）「不自量力，擬收回北滿權利」，揮師「抗俄」，做了個希特勒式冒險之前例，對南北二寇兩面開弓。結果力有不敵，終於棄甲曳兵而走。或問學良當年何以見不及此？答曰無他，一股青年熱血沸騰而已。那時少帥還不過二十九歲，滿腔熱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謀深算爐火純青的老官僚李鴻章看齊呢？

張大元帥由於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漢奸，因此不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容，終於在兵敗之後，為日人所暗算而以身殉國。這一段簡略的老帥傳記，本身便已是夠戲劇化了。那時曾有意侍候九九藏書老帥、終於變成少帥顧問的顧維鈞博士就曾經告訴我一個真實而富有戲劇性的故事：作霖於1926年6月18日就職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時，曾舉行一次歷代帝王和歷屆民國總統都循例舉行的祭天大典。當張氏正在天壇之中捧爵而祭並喃喃祝禱之時，孰知一不小心竟把這金爵摔落地上，爵扁酒流，使大元帥驚慌失措，與祭者也都認為是不祥之兆。

學良才二十齣頭，便指揮數萬大軍，南征西討。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將軍，與吳佩孚等老帥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握大權」。

本書作者傅虹霖博士攻讀的是私立紐約大學，我轉業任教的是紐約市立大學，兩校皆無漢籍收藏，研究漢學的師生都倚靠哥大的中文館。我既離哥大，則各校研究生來尋求指導者，我都以資料檢閱不便而謝卻。在這種情況之下，傅女士做了我的研究生也就變成了例外。因為她和她的丈夫祖炳民博士和我夫婦早有通家之好，平時論學衡文都如兄若弟，大家治學亦各有高低。如今老友夫人為進修學位，尋師適及下走，我雖自知不學，于情于理，均不得不勉力承乏。今喜見大著問世，我附驥為文，真不勝其慚汗也。

不過話說回來，西安事變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乃至蔣氏本人也未嘗不無實惠。蓋西安無變，則蔣氏之剿共戰爭，以蔣之個性，勢必堅持到底。然證諸世界各國近代史之各種實例，這一剿共戰爭，將伊于胡底，實無人可以臆測。「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古人說：「揚湯止沸，莫如去薪。」共產黨有群眾、有理論，不謀釜底抽薪，專求揚湯止沸，是消滅不了的。而專靠槍桿來剿共，就是揚湯止沸；何況外患緊迫，大敵當前，有誰能保證一把野火就可把共產黨燒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變未始不是國共之爭的光榮收場。

張學良本來就出生於一個富於傳奇性和戲劇化的家庭里。他父親「老帥」張作霖便已很夠傳奇了。他原是一個比小說書上「梁山英雄」更富戲劇性的真實的草莽英雄，在清代由落草剪徑，到抗俄抗日，招安立功，升官發財，而出掌方面。他所掌的「方面」竟比西歐英、法、德、奧諸列強的聯合版圖還要大得很多。

張學良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情場、戰場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節操與風範和青年愛國者的熱血。他在二十來歲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現代化的政治觀念，已非老帥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負方面，獨握大權」之時，竟能在日俄兩大帝國主義環伺之中、守舊派元老將領壓力之下，義無反顧，歸順南京，幡然「易幟」。

蔣氏和國民黨，當時有此聲望、有此契機，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賜良緣，來複興民族、重建國家。誰又想到八年苦戰之後竟落了個派系傾軋、五子登科、關門自殺的局面，這又九_九_藏_書是誰之過歟？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西安事變提早全民抗戰是真，使反對派的中共因此壯大也不假，但是說它毀滅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那就過甚其辭了。

第二，西安事變之發生，建議為楊，主動為張。迨至騎虎難下之時，學良問計無人，致使精明而識大體的周恩來變成「謀主」。這點也是不爭之論。

關於這一點，我們讀歷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當事人的動機而作其「誅心之論」了。學良當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實在是一位少年氣盛、忠肝義膽的民族英雄之所為，當時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敵之名行投機之實的軍閥、官僚、文人，實無法相比。古人說，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此蓋人之異於禽獸者。便是不同的禽獸，也各有其獨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殘暴、烏鴉之反哺、鴛鴦之愛情，等等。這種不同的靈性，人類卻兼而有之，只是人類各個體偏向發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罷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愛情|色|欲之別、貪婪廉潔之分……也就在此。吳三桂說：「父不能為忠臣，兒安能為孝子？」事實上，一個人在天賦性靈上，不能做情種，又安能做烈士——於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張學良青少年時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則我們對趙四為愛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覺得沒什麼費解了。

本書作者傅虹霖博士，于漢譯本完篇之後，不棄淺薄，曾一再要我為她這本中文版寫篇序文，她的厚意不是因為我對少帥張學良有多少深入的研究；相反，正是因為我所知道的張學良的政治生涯多半得自本書——我是這本傳記英文原稿的第一個忠實讀者。在作者撰寫過程中，從導言到結論，我不但逐字逐句地細讀，有時還簽注意見、參酌大綱、詳訂細節。何以如此呢？因為本書英文原稿原是作者在紐約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時的博士論文。在她撰寫期間，不才適受聘為該校史學系博士班的客座導師，她適是我這位不學導師的博士研究生。這就使我對她這部大作的英文原稿非逐字逐句地細細閱讀和慢慢推敲不可了。

當然，學良的大官大位是與他有個好爸爸分不開的。但是，我們細閱本書便知他那個好爸爸也幸好有這麼個好兒子。學良是他的「先大元帥」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揮。他們的父子檔，正如京戲舞台上所創造的楊家將。沒有這個兒子，則張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遜色多了；沒有這個兒子，老令公于「碰碑」之後，餘眾也就統率無人了。

顯然，張學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願做帝國主義傀儡的骨氣，也是引起「九一八事變」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證實，「九一八事變」是當年日本朝野蓄謀已久的行動。老實說，那也是北伐以後，蔣、李、馮、閻三年內戰的必然後果。事變既發，張學良之抵抗與不抵抗，是不會改變事變之結果的；而況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這「不抵抗」九*九*藏*書三字的黑鍋，在當時真是「國人皆曰可殺」。而張氏為此三字之冤不辯一詞，並從而戒煙去毒，浪子回頭，洗心革面，知恥近乎勇，卻是很難能可貴的。

傅虹霖博士是東北的媳婦。她丈夫祖炳民博士原是吉林人氏，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精通日文，曾主持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亞洲研究院有年，知名漢學界。他屬東北世族，與原東北軍將領和老、少帥本家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本書由祖夫人來寫，真是得心應手；再加上他二人的才華和博士學位的科班訓練，我想這部傑作也能夠傳世了吧。我是精讀過她的英文原著的，持論公允，文筆流暢，頗得我心。中文譯作我雖尚未寓目，錦上添花自可預卜。不過博士論文畢竟是篇學術著作，自與通俗讀物各異其趣，我想有心讀者自能得其三昧。然書非自譯，偶難達意，也是意料中事。原文撰述本以西文讀者為對象，譯漢以後，以中國文談中國事，讓中國讀者讀之，自更有分外親切之感。如今發行在即，謹遵作者之囑，匆草蕪篇為序，尚乞海內賢明不吝教之，為幸。

張學良自己在其所撰寫的所謂《懺悔錄》中，也曾說明他昔日從政的缺失是在識蔣之前一輩子未做過「任何人的部下，未有過任何長官」。他只跟他的「先大元帥」做了多少年的少帥，而這少帥卻是從一個公子哥兒開始的。

還有，在「方法學」上的選擇也是極其嚴格的。我國寫舊式傳記的程序，也被「社會科學處理」的方式所替代，立言持論都要以社會科學各部門的法則為依歸，不可信口開河。這樣一來，不但難為了學生，也難為了導師，前者的訓練便是後者的責任。這種訓練，在中國舊戲劇界里叫作坐科，經過這種嚴格地坐科訓練的演員，便叫作科班出身，否則便是票友。但這不是說票友一定不如科班。可是坐科畢竟是一種對基本功的訓練，他的底子究非玩票者所可比。本書作者傅虹霖女士便是史學界有才華而又有科班訓練的專才。筆者不學，竟曾一度做過這樣有成就的高材生的論文導師。但我對這樣不平凡的博士研究生卻殊感內疚，因為我雖忝居教席，我對有關張學良的政治生涯的知識，大體依賴著傅女士的研究。如果說她是青出於藍，那簡直是我自抬身價了。

在美國的名牌大學中，博士論文的撰寫是十分嚴肅的。簡言之，那就是胡適所說的「拿繡花針的功夫」，一幅百尺錦繡，是用小小的繡花針，一絲不苟、一針針地綉出來的。不但要「大胆假設」，更要「小心求證」，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夸夸其談、望文生義等新聞報道式的撰述，是一句不許的。

漢卿、漢卿，我國近百年來的鳳子龍孫、達官顯貴子弟，生活放蕩的，也是成隊成群了。若論吃喝玩樂的紀錄，真正有錢有勢有貌有才的鄧通、潘岳也不難做到，而難的卻是大廈既傾、樹倒猢猻散之後，仍有紅顏知己九_九_藏_書捨命相從，坐通牢底，生死不渝——這一點縱是《紅樓夢》里情魔情聖的賈二公子也無此福分，而漢卿你卻生受之，豈不難能可貴？我們寫歷史的、看小說的閱人多矣，書本上有幾個真假情郎比得上你？

前不久我曾看過一部叫作《少帥傳奇》的電影。那顯然是由於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使這部電影里的傳奇故事比起少帥傳記里的真實故事來，恐怕還要遜色呢。少帥實際生活的傳奇性，似乎要比傳奇電影里的傳奇更富於傳奇性！

張學良可能是中華民國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兒了。但是，治民國史者也不能否認他是一位統兵治政的幹才。把個花|花|公|子和政治家、軍事家分開來做，則民國史上實是車載斗量，沒啥稀奇；可是把這三種不同的身份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體，如魚得水，則學良之外，也就真的別無分店了。少帥張學良之所以成為歷史性的傳奇人物，其難就難在這個三位一體了。

趙一荻，我們歷史學家也替你喝彩！

既有方面之權，作霖乃起而逐鹿中原，終成短期的中華之主，當上了北京政府的「大元帥」——當時中國正統的國家元首。學良便是這樣一位不平凡的草莽英雄的兒子。他也是在草莽中誕生的，嗣後跟隨其父，水漲船高，竟然做了軍閥時代的中國「末代皇帝」的太子。

我說這種話並非謙虛，而是事實。她這位傑出的研究生也是我所指導過的博士研究生中唯一的例外。筆者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任教十余年，老實說，那時在我輔導之下的研究生都可以說獲益匪淺。理由是那時我兼掌哥大中文圖書館，並且教授一門「中國目錄學」。坐擁書城，二十四小時浸在其中，所以任何艱澀題目和稀奇史料，都可一索即得，迎刃而解，因此諸生問學，往往半日之談，便可省卻他們數周、數月甚至數年之功。這不是誇大，實在是漢家典籍浩如煙海，若無師承，則異族學生摸索終生，有時還是足未入戶。今日有些所謂漢學家，難免還是如此。可是我對本書的作者就感到十分歉疚了——我對她沒有盡到一位論文導師所應盡的責任，反而是在批閱她的論文時向她學習。原因是當她開始撰寫時，我正自哥大轉業至紐約市立大學，而且轉過來擔任的且是一項綜合多種學科的行政工作。我把哥大中文圖書館的鑰匙交還原主之後，對圖書資料的掌握便沒有以前隨時出入那樣方便了。

一荻、一荻，你這個「趙四」之名也將永垂千古，在人類可貴的性靈生活史上長留典範，為後世痴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痴情，羡漢卿之艷福，讀史者便知，若漢卿只是個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這個美麗的下場——公子哥兒不難做，但是古今中外的公子哥兒，有幾個不落個醜惡的、難堪的結局？漫說是像張學良這樣的大人物了，讀者閉目試九-九-藏-書思，在你所親見親聞的酒色之徒中，有幾個不凄然而逝？紅顏知己、學生戰友云乎哉？

這一故事是顧氏在海牙做國際法庭法官返紐約向我口述其《顧維鈞回憶錄》時親口告訴我的。這位國際法庭大法官，那時沒有向我捏造這一故事的必要。我之所以提出這些小故事，也只是幫助說明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一生是多麼富於傳奇性罷了。

最後，我們就要談到那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了。西安事變這件歷史事實，今後恐怕要被史家爭辯一千年而終無定論。但是，事變中的若干史實也是無人能夠否認的。

在五光十色的中國近代史中，在百余年當國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敗的紀錄上，最多彩多姿的領袖人物，少帥張學良將軍應該是獨佔鰲頭了。他那帶有濃厚傳奇性和高度戲劇化的一生，在民國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領袖中，真沒有第二人可與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後一記殺手鐧的西安事變，簡直扭轉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只此一項，已足千古，其他各項就不必多提了。

總之，抗戰八年，實是我國家、民族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兄弟鬩於牆而外御其侮」這句古訓，在抗戰初期真表現得刻骨銘心，為後世子孫永留典範。筆者和一些老輩讀者都是有親身體驗的過來人，我們那時親眼見到蔣氏和國民黨的聲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這點史實，任何公正的歷史學家都不會否認。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沒有全國的大統一，沒有慘烈的武裝抗戰，則人事全非，一個獨裁專政的領袖和一個忍辱含羞的政黨，在歷史舞台上以何種臉譜出現，我們寫歷史的人就很難妄測了。

再者，西安事變之圓滿解決，對當時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國統一，一致對外」的抗日戰爭的必要條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戰。根據當時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政策，沒有西安事變，則國府對日還得繼續「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以當年日本侵華的氣焰來推測，南京之抉擇在「抗戰」、在「忍辱」，其結果並無軒輊；所不同的只是：抗戰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沒有個西安事變，而國民黨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結果，則蔣氏與國民黨在中國歷史上將奚止「身敗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變對蔣氏、對國民黨，也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第一，事變之發動是激於張學良對國難家仇的義憤。他反對內戰，主張槍口向外，是絕少甚至完全沒有考慮到私人利害的。在學良看來，北伐之後，他為謀求國家統一，不惜自棄歷史，毅然易幟，歸順中樞。如今外患急於燃眉，蔣公必欲置中共全軍于死地，不滅不休，毋乃太過。學良口勸不動，乃貿然實行兵諫，希望蔣公不為已甚，張氏這種心理基礎，蓋亦為史家所不容否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