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答道：「幾乎是零，目前仍未發現指紋完全相同的兩個人。」

接著查理士兇器刀柄取得的指紋照片，與羅納的指紋照片並列。他問道：「李博士，你能否向陪審員解釋一下這兩個指紋的對比結果？」

許多學員都有家人，周末和假期都回家與家人團聚，我的兄弟姐妹都各自忙於自己的學業或事業，母親又在國外；周末或假日時，我就和許多沒有成家的同學在一起，一起讀書，一起出外郊遊，現任台北市警察局副局長王長修，前台中市警察局長孟宜蓀，警政署署長丁原進，副署長黃丁璨，于玉堂等都是經常聚會的同期同學，在二十四期畢業的四十九人中，目前還有十五人在警界服務，其中多位現在已成為警界的棟樑支柱，分別擔任了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等市警局局長的職位。此外一些離開警界的同學在其他領域也成就卓著，例如警大校長暨國大代表謝瑞智，澳洲僑務委員程宗熙，民進黨的活躍人士魏瑞明等都是我們同期的同窗好友。三年警校訓練，為我的人生奠定根基，尤其是校訓——誠，更成為我的座右銘。

等我覺醒到籃球這條路走不通時，我的學業成績以受到影響，學科成績一律平平。只有加倍努力，一九五七年參加升學考試時，表現還不錯，海洋學院(即國立海洋大學的前身)，與淡江英專(淡江大學的前身)兩所學院都錄取了我。我權衡了一下，決定去海洋學院報到。

我回答說：「是的。」

我便向當地一家叫華聯日報的報社申請工作，結果被聘任為記者，在惡補廣東話后就到社區採訪，報導僑社相關的新聞，同時我還寫一些短評等，不到三個月，升為助理編輯，五個月後，我被任命為總編輯。真沒想到過去我只是業餘的撰稿人，而在台北培養出的寫作技能，竟讓我成為專業的編輯……

在缺乏目擊證人的情況下，大陪審團是否接受檢方的起訴將完全依靠現場勘查檢查結果而定。出庭作證的前一天晚上，我再次將所有的證據鉅細靡遺地審閱一遍，覺得所有化驗方法及結果都符合科學根據，並且完全可靠。

這次實習的經歷讓我受益良多，我對警察工作更加崇敬，他們在隨時可能爆炸的現場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去搶救他人的性命，同時還要保持現場，維持秩序，置個人生死於度外，此外還要替世人除暴安良，替社會大眾打抱不平。經過這次實習，我發現自己漸漸愛上這個工作。一向教育與人為善的母親觀察我在警校的表現后，也逐漸改變當初反對我進入警界的立場。

查理士問道：「指紋相同的比例是多少？」

「與現場所收集證據一致，血型是B型，PGM酵素是2-1型。」

接著他又拿出另一個透明的塑膠袋，問道：「袋子里裝的是什麼東西？」

雖然我是連隊的政工官，但是我都和戰友們打成一片。不過，也常碰到一些頭痛瑣碎的事情，例如，連隊過節時殺豬加菜，一頭豬只有四條腿，但是連隊里有五個排，怎麼分才公平？每個人都想要豬肝和豬腰，連長吩咐要將豬肝和豬腰留給幹部，我轉將這些豬肝豬腰分給沒有分到豬腿的那一排吃，才平息分豬肉的風波。從這些細微的事情，我就意識到要做一個公正的人往往吃力不討好，但是一定要有公正心，久而久之，士兵和下屬才會信服你。

進入了警校，我覺得自己的人生進入了新的階段。我完全捨棄了不切實際的夢想，立志充份利用警校的學習環境，為自己成為一位好警察打好基礎。校方的伙食對外這個在家裡只能免強填飽肚子的年輕人來說的確很豐富，隨著營養的增加，我的身體也越來越強壯。

「是的。」

在情況穩定后，我才了解到，雖然這是總統軍用專機，但當天總統並不在機上。咬我一口的傷者是一位少將的兒子，由於我們及時搶救，居民與機員全部生還。

我曾一度渴望成為籃球隊員，得知妙娟是一名籃球健將時，我和她的話題自然多起來，我們交換了電話號碼。以前我都沒有交過異性朋友，剛好高中同學吳東明也從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有空常和我見面，我便常找他當電燈泡，請他出主意，幫我追求妙娟。

他罵警察，罵我本人，我都可以忍受，但是聽到他罵起我們中國人及我的國家，我再也忍耐不住，雙手握成拳頭，氣憤地指著他說：「住口否則我就讓你嘗嘗我拳頭」他瞟了我一眼，用挑釁的語調說：「我就是要罵你們這些中國人，怎麼樣？想打我？你敢！」

我盡量不讓妙娟知道，但是她仍然發現了我的傷口。她對我說：「我願意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但是不願意與一具屍體在一起，你答應我以後不要再被人刺傷或受傷了，好嗎？」她深知我對警察工作的喜愛，但從她的關懷，讓我心裏很溫暖。如果要我選擇，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妙娟。

她搬出一大堆理由，最後我發現難以拒絕她的採訪，便和她走到法院外的椅子旁，向她介紹我在美國的經歷。

他接著展示另一張放大照片：「這又是什麼？」

父親很疼愛小孩，除了整天在外面忙碌生意家計外，一有空就回家和小孩玩，父親和母親李王岸佛原已生了時個子女，一九三八年我呱呱落地時已是第十一個。很多人都擔心孩子過多家計負擔過重，不過雙親都覺得他們已經習慣帶大了這麼多個孩子，再多一個也不會太累。

我心裏想，他們一定理解了我所解釋的這些科學證據。

「PGM酵素為2-1型的比例如何？」

完成這些手續后，他開門見山地向我說：「李博士，我們聽取了前面幾位刑警的調查，但是聽起九九藏書來很可能是巧合，難以斷定羅納是殺害喬安娜的兇手，我們想看一看你究竟有什麼證據能確定羅納的殺人罪嫌。」

我將自己的想法與家人商量時，他們都全力反對。我十分理解他們的顧慮，一來他們關心我的個人安全，二來以前舊社會的警察形像很差，貪污，欺壓百姓的事情司空見慣。

一九六O年我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績畢業，分發到台北警察局服務。記得我負責的第一宗兇案是殺人碎屍案，被害者的屍體被剁成無數碎塊，分別裝在六個大瓦缸內，當我走近時已聞到一陣臭味，看到缸內發黑的屍塊，目睹兇手留下來的現場，真可謂慘不忍堵，我開始感到胸口好像被什麼東西壓得緊緊的，一股噁心的衝動升起，我強忍著嘔吐，快步走出房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再回到現場繼續偵查。

庭警將我帶入一個安靜的房間等候傳喚房間很安靜，我順手桌上的一份地方報紙一看，頭版上赫然有益則新聞，標題為《李博士將在喬安娜焚屍案為檢方作證》，文章並不長，上面說，「中國出生，台灣長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灣擔任警官。後來赴美深造，隨即于紐海文大學擔任刑事科學。數月前赴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將擔任檢方證人向大陪審團提供該案的重要證據…這將是本州首宗科學破案的重大凶殺案。」

記得在我九歲的時候，全家人正喜氣洋洋地備辦著除夕大年夜飯，準備在父親回家后大家一起開心地吃一頓團圓飯。就在這個時候，消息傳來父親搭乘的太平輪出事沉沒，船上及百名乘客全部罹難。剛開始我們都不相信，但是，報紙，電台都陸續報導這一消息，稱這艏運載幾百名乘客及大批黃金的輪船的確在海上出事無人生還。

機身仍冒著濃煙，房子的大部份都被石頭壓著，我們用雙手拚命往裡面挖，拚命地將大塊大塊的石頭搬開，汽油味塑膠燒焦的臭味刺鼻，我知道一定要爭取時間，如果汽油遇上火花，不僅救不了機內與屋內的人，連我自己的性命都會送上。我用盡全力拚命搬，其他救援人員，消防人員均先後趕到，大家同心協力搶救受傷的居民及機員。

剛進入海洋學院就讀一個星期，就得知中央警官學校招生，這所培養警官人才的學院首度公開對外招考。這個消息十分吸引我，因為學員除不需要繳交學費外，還可以獲得生活津貼。儘管海洋學院環境不錯，但是我覺得自己的學費及生活開銷給家人帶來太大的壓力，又不能一輩子靠兄姐的幫忙，因此躍躍欲試。

有一天深夜，我和幾位警員臨時漏夜出勤，一起去逮捕嫌犯。當我們撞門時，嫌犯正準備逃走，幸好我們及時將他團團圍住，他在黑暗中揮著一把利刃，當他的背朝向我時，我猛地衝上去，將他的雙手和身體緊緊抱住，其他幾位警員趁機將他制伏。一位警員用手電筒在現場查看時，發現地上有許多血跡，他高聲問道：「有誰受傷了？」

為了養活這麼多小孩，母親起早摸黑，四處奔波，忙裡忙外填飽我們的肚子，替我們安排學校，有時看到別人都有父親而自己卻沒有，我們心裏都很難過。母親卻將自己的痛苦掩飾起來，開導我們要好好讀書，不要辜負她對我們的期待，也才能安慰父親在天之靈。我們兄弟姐妹也理解到家中的困境，都會設法幫助家務，或到外面打工以補貼家用。

「上面紅色的東西又是什麼？」

「這是綁著喬安娜手腳的鞋帶。」

查理士發現陪審員對檢方的證詞越來越感興趣，趕緊趁熱打鐵地展示一張放大的照片，問道：「李博士，這是何物？」

父親就此與我們永別了，他為我們編織好的在台灣發展的美夢也破滅了，原來投靠我們家的親友同鄉紛紛離開，剩下的是一位從未外出工作過，年過半百的母親，帶著失去丈夫之創痛，在家用所剩不多的情況下，于異鄉陌地里擔負起把十多個未成年子女撫育長大的重擔。

「隨後你從被告身上取得的血型是什麼？」

學校每到暑假都安排學員到派出所或警察局和警員一起執勤巡邏。第一年的暑假我被派到台北的松山機場派出所實習，這個派出所負責機場的治安，責任非常重大。

母親是一位性格堅強能吃苦耐勞的女子，在父親罹難后，她擦乾眼淚，承擔起我們這個有十幾張口的大家庭重擔。家裡只有兩個哥哥及兩個姐姐工作，儲蓄又少得可憐。

當時越戰剛剛開始，台灣成為美軍過境及後勤補給的基地，警察局要處理的涉外案件越來越多。一些過境的美軍經常在台灣鬧事，曾因多位美軍涉嫌強|暴並殺害中國女子而爆發「劉自然案件」，民眾包圍美國領事館，一時反美情緒高昂。

「它們的的化學成份都是一樣的嗎？」

「李博士，李博士，輪到你出庭作證了。」法警推門而入，將我從回憶中帶回現實來。

雖然家裡經濟環境很不好，但母親嚴格要求我們一定要讀書，大姊李昌雲，三姊李小楓，四姊李昌婉，六姊李昌萍相繼到大學讀書或持家相夫教子。我母親後來隨同三姊搬到美國，我就留在台北跟四姊李昌婉和姊夫林伯安住。因為我在家中年紀最小，學校成績平平，母親在出國前一再叮囑我要好好讀書，希望我能拿到博士學位，為了不讓她擔心，我就答應她一定會念到博士學位。在我求學的生涯中，我的兄姊均花了很多心血照顧我。四哥李昌鑫，五姊李昌霞，六姊李昌萍及兩個妹妹李昌如與李昌芷，還有兩個侄兒因為年齡相近，所以最談得來。我們都是一同在貧困中ｒｅaｄ.9９ｃsｗ•ｃoｍ長大的兄弟姊妹。

在我決定出國留學的同時，我與妙絹也論及婚嫁。當妙娟將我們的結婚計劃跟父母商量時，她父親極力反對，因為他對警察根本沒有好感，覺得當時警察都是一些不學無術，仗勢欺人之輩，萬萬嫁不得。我媽媽也反對我們結婚，她責怪我當初曾答應過她，要拿到博士學位后才結婚，怎麼現在這麼年輕就談戀愛結婚？

我答道：「也是紅色的油漆。」

我馬上通知美國憲兵來領人誰知道這個見到我們警察仍破口大罵向警察的制服吐口水侮辱在場的警察，我上前勸阻他不但不領情，反過來罵我我不理會他的叫罵沒想到他得寸進尺，當著我的臉罵道：「你們中國人都是蠢豬……」

查理士展示出我事先準備好的圖表，指著圖表上的數據，繼續問道：「這麼說來，同時擁有B型血，PGM酵素2-1型的比例是在七%以下。」

我以肯定的語氣答道：「科學化驗的結果，所有物證都與羅納有關。」

在這段時間里我結識了許多知心朋友，記得當時同班同學吳東明擔任班長，他目前是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劉平衡在班上擔任文藝股長，後來成為著名的畫家。我在班上擔任風紀股長，後來就走上警政這條道路。初中時我很想當一名籃球運動員，一有空就打籃球，雖然當時營養不良，發育緩慢，身材瘦小，但仍想爭取加入籃球隊。教練不想直接拒絕我，便叫我長到一米八以上再來。我知道自己的身材無法突飛猛進，籃球夢難以實現，便漸漸打消了這個念頭，但是，在籃球場上花費的時間也不能挽回了。

除了沒有放棄籃球活動外，我還參加學校的各類活動，如柔道，摔跤比賽等，從這些課程中，我也學會了中國武術。我意識到做警察必須與社會各界打交道，口才要好才能做一位稱職的警察，於是我參加了學校的各類演講比賽，並得到許多大獎。

後來的幾個月里，我眼前總是會浮現出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屍塊，好幾個月都不敢吃肉，不過，後來想一想，被害者家屬的看到親人被害，且死無全屍，他們一定比任何人都悲慟。一想到受害者家屬的處境，我意識到自己身為探員，有替天行道，替受害者討回公道的責任，那種嘔吐的感覺就逐漸消失了。

在停留台北的兩個星期內，他對中國現代警察有了認識，便同意讓我們結婚，唯一條件是必須回到馬來西亞再舉行一次婚禮。

在上海的日子過得很快眨眼就過了三年到了一九四七年父親擔心戰亂會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長便安排母親帶著我們兄弟姊妹前往台灣，二哥李政宣早幾年已先到台灣經營農場，三哥李昌鋼也隨後在台灣找到一份工程師的工作，他們把我們兄弟姊妹安頓得很好，許多親友也到台灣投靠我們。父親定期從上海帶錢到台灣，家中十分富裕，母親和兄長們也十分慷慨地招待這些親友或同鄉，讓他們住在我們家中真可謂「食客數百」。

我的祖籍在江蘇省如皋縣，世代在當地經商，生意做得很成功，家裡相當富裕，頗受到當地鄉親的尊敬。父親李浩民繼承家業后，不再甘心自己的生意局限於如皋地區，聽人說大上海灘是一個商機遍地的好地方，他便到上海南通一帶經營石油及日常用品的貿易，生意非常興隆。

我放下手上的報紙，端正一下領帶，拿著大堆的資料走進了法庭。法庭內有十二位大陪審團團員坐在椅子上看著我。首席陪審員叫我具起右手，宣誓要如實作證。

我答道：「我並不是什麼名人，沒什麼好寫的。」

原來無精打採的大陪審員開始仔細端詳這些照片，好像小學生看著老師做實驗一樣全神貫注地聽著我的解說和示範。

就這樣不知不覺地結束了檢方的直接盤問，在座的陪審員也友善地向我點頭示意告別。

「不，」她快語地打斷我的說話，「您從台灣到美國，從學生變成教授，再從教授變成現在州政府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的主管，你本人的奮鬥經歷足以寫成一本書。」

入學第一天，教育長及教官就對新學員訓話，詢問新學員為何選擇警校而成為警察隊伍的一員。有的學員說，是因為以往被人欺侮，當了警察就沒有人敢欺負；有的學員說，是因為警察很威風，能保護社會大眾；有的學員說可以替將來做官打下基礎。當問到我時，我就照實說，我放棄了海洋學院而選擇了警校，主要是因為警校免學費，又有津貼，加上畢業后工作有保障。語音剛落馬上引來哄堂大笑，但教育長及教官都對外報以微笑，肯定了我的成績。

她倒爽快地說：「我不是問有關喬安娜這一案件的，我想寫一篇有關你個人的故事。」

作證當天我穿上筆挺的西裝，打上內人特地為我準備的領帶，提著裝滿案情資料的公事包，一大早就趕到了法庭。

我媽媽當時在美國，但是為了不讓她擔心，我寫信給她，解釋說我們結婚並不等於放棄我的承諾，我一定會完成博士學位。不久，我媽媽也答應了這門婚事。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和宋妙娟在台北辦理了結婚手續，雖然雙方家長都不在台北，但是我們的同事和同學協助我們籌辦了一場簡單但溫馨的婚禮。

同行警員和我一樣都為剛才十幾秒鐘發生的事情大吃一驚，他馬上用電話聯絡，「松山出事，松山出事，軍用機翼墜落，軍用機墜落」，我們邊跑邊向派出所報告情況，當我們接近機身時，機身上的字顯得清晰些，同伴大聲叫嚷道，「糟糕，好像是總統專機！」

在隨後兩年的警校生活中，我都十分盼望暑假的來臨。ｈtｔｐｓ://ｒｅaｄ.９９cｓw.ｃom我非常喜歡和正式警員一起執勤巡邏，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不少東西。官校三年中，我也結識了許多終身好友。我們一同生活，一起學習，從而我和師長與同學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教育長梅可望，師長李興唐，程盤銘，徐遠齡等等，他們除傳授警政專業知識外，還以身作則，教育人生哲理，影響到我的一生。

我看了看其他警員，發現他們全都安然無事，再看看自己時，我驚叫一聲：「糟糕！我受傷了」我發現手掌的刀傷仍在流血，趕緊將傷口包紮起來。

我們也顧不得倒下的電線杆及火花，拚命往機身跑去，指揮中心正發出指示，「快！快！趕緊將裏面的人救出來，快！快救人！」

她爸爸發現女兒意志堅決，便親自趕到台北。當我與她父親見面時，我坦誠地表達了我對妙娟的感情以及計劃，我們一問一答地慢慢談起來，了他對我的表現似乎滿意。

查理士看到陪審員關注的神情，更加興奮，又接著向陪審員展示裝在透明塑膠袋裡的鞋帶，問道：「李博士，袋裡裝著的是何物？」

漸漸地我和宋小姐的接觸機會就多起來，我從未曾對一位異性朋友有那麼深厚的好感，也從未發現自己與一位異性朋友有那麼多的共同興趣。我們一起看球賽，看電影，一起吃飯，度過了許多甜蜜的日子。

取得了信任，做起事情來就很容易，一旦連隊里出現一些狀況時，處理起來就比較順利，有一次，一個老班長想不開，手裡揮舞著一顆手榴彈，口裡嚷著自己有家歸不得，年紀又大，後半輩子的生活沒有指望等等，要炸死所有人，與連隊同歸於盡。連隊的長官就叫我去勸說。這位老哥平時對我的印象很好，對我很信服。我冷靜地應付，耐心地分析當時的局勢，鼓勵他重振生活下去的勇氣。聽了我的勸說，他終於放下手榴彈，大家也鬆了一口氣。

官校的紀律和訓練都非常嚴格，每天清晨六點鐘就吹起床號，五分鐘內就要漱洗完畢並整理好內務，然後馬上出操，這種訓練讓我養成了早起晚睡的生活習慣。

等到我一歲多時，我們便舉家從如皋小鎮遷到當時被稱為「花花世界」的上海。雖然上海的大都會環境對我們來自小城鎮的外來人很陌生，但是我們家人口多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大家聚在一起，有說有笑，日子過得很愉快。父親的生意越做越大，我們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適，不愁吃穿，母親忙不過來，還請了傭人幫忙。許多同鄉親友到上海投靠我父親，我父親待人很友善，熱心助人，讓他們和我們住在一起，因而進進出出的親朋好友為數眾多。

初中剛開始是住在大姐家裡就讀彰化中學，初二轉到強恕中學；畢業后考上大同高中。

台北警察局的工作雖然十分繁重，卻也十分有意義。當時警政系統雷厲風行地進行改革，許多方法都要靠自己摸索，從外國元首訪台的護衛工作到刑事偵查都需要邊做邊學再編納出自己的一套方法。

他將這兩張照片放在一起，問道：「李博士，你能否解釋一下這兩者的關係？」

剛剛走出法庭外，成群記者就圍了上來，爭先恐後地詢問我的證詞。我向這群在門外苦苦等候多時記者微笑地回答說：「很抱歉，我不想為難你們，但是我在法庭上宣誓過，不向外界透露在大陪審團的作證內容，所以不便提供任何消息。」

「這是警察在羅納家找到的另一條鞋帶。」

沒多久，我就被派往金門服官役。我被派往金門的田埔第一線，在二十九師的一個連內擔任政工官。金門的氣氛與台北的不一樣，剛到金門，我便馬上感受到前線備戰鬥緊張氣氛。那時九三炮戰剛過不久，隔日發炮，氣氛相當緊張。每天天還未亮就和幾百名軍中弟兄一起挑石塊建工事，晚上站崗放哨。夜間巡邏時，獨自一個人孤單單地在沙灘上行走，夜風習習，天高月明，注視著對岸隱約可見的灰黑色山形輪廓，波濤拍打著腳下的岩石，有時還傳來陣陣低沉的炮聲，我感慨萬千，在這個寧靜卻又緊張的環境中，我悟出了許多人生哲理。

這群記者發現我不肯透露任何消息，也漸漸散開，我正準備離開法院大樓時，一位女記者仍跟著我，她走上前來，自我介紹是康州《名人雜誌》的記者，她已在法庭外等了半天，我臉帶歉容地表示：「我真的不方便透露案件的內容。」

這一惡耗來得太突然了，我們都不願相信，我從來沒有看過母親如此悲傷，她覺得縱使輪船沉沒，父親仍有可能在輪船沉沒時死裡逃生，便華了大筆錢雇了一架飛機飛到出事的地區四處搜索，但是沒有任何結果。

我們本來計劃在馬來西亞舉行婚禮后就動身前往美國留學。不過，有關留學的手續仍未辦妥，我們便決定先留在砂嘮越等候，閑在家裡不是辦法，我便出外工作。馬來西亞的大部份華人都說廣東話或客家話不過，大家所看的報紙都是華文報。

一九六一年的一天，我正在值班，一位身材苗條，容顏清麗的女學生前來辦理簽證延期手續，我一看她的申請表，發現她是在馬來西亞出身長大的華僑子女，中文名字叫宋妙娟，正在台灣師範大學攻讀教育學位。與她交談后，發現她竟說得一口流利的國語，而且只身前來台灣求學，我對她的聰明才智及膽量十分佩服，敬慕之意也油然而生。略談一會，竟然發現她也十分喜愛打籃球，還是師大女藍隊的主力隊員。

「白種人中一百人中大概有八到九人為B型https://read.99csw.com血型。」

當完兵后，我回到原來的台北市警察局外僑組工作，負責處理外籍人士的居留手續等事務，在這工作崗位上，我結實識了我未來的妻子宋妙娟。

就這樣，在妙娟畢業后，我辭去了警官工作，告別了生活近二十年的台灣，前往馬來西亞砂嘮越。妙娟的父親宋光榮是當地僑領，頗受僑社尊敬，我們首先在砂嘮越舉辦一場婚禮，這次婚禮辦得熱鬧非凡。因為我在台灣也辦理過結婚手續，現在又在馬來西亞的婚禮上再度宣誓，有人笑我是重婚，但畢竟我兩次都是和同一位自己心愛的人結婚。

在以後的三十多年刑事偵查及鑒識生涯中，我處理了六千多宗案件，目睹了上萬具屍體，正是這種社會正義感和對受害者及其親人的責任感，給了為了巨大的勇氣，我要用科學的方法讓被害者的屍體說話，來替自己伸冤，協助刑警找出兇手。一九九五年底我應聯合國之邀，前往波士尼亞調查當地滅族屠殺的真相，埋葬無辜死者的現場到處都有地雷，不遠處游擊隊出沒無蹤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但是，我想到了當年日本軍隊在南京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我感到責任重大，我不要讓這種已經殘害過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屠殺繼續下去，就是憑著這個想法，我一頭鑽入了這些臭味刺鼻，觸目驚心的死人堆里，尋找替這些無辜者伸冤的證據。

我好像是在課堂上向學生講解指紋對比一樣，用簡明易懂的方法深入淺出地解釋兩者間的相同之處，並清楚地表示：「這兩個指紋是出自同一人的手指。」

我用布將手上的傷口包紮一下后，馬上趕回去幫忙維持事故現場。當時儘管沒有記者知道，但是附近的民眾都趕過來，有的好意想幫忙，有的好奇來看熱鬧，尤其是當大家知道墜落的飛機可能是總統專機時，圍觀的民眾越來越多。警校的教官就一直強調第一位趕到現場的警員要保持現場，我連忙加入維護現場的行列，隔離圍觀的人群，真沒有想到第一個趕到現場的警員除了要救人之外，還要維護秩序。

「比例是五八。九%。」

「這是在案發現場找到的火柴盒。」

儘管家人依然反對，但是我偷偷去申請並參加了招生考試。放榜后，我幸運上榜，成為該學院首批對外招生的二十四期學員之一，該期共招收五十名學員，警校也成為我投身警政的開始。

我答道：「這是在喬安娜屍體旁發現的火柴棒。」

與上海的日子相比，台北的生活簡直是天壤之別，家裡常常缺錢鬧窮，飯都吃不飽，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縫逢補補繼續穿。用電也十分節省，為了省電，我們小孩都圍在一張圓桌上一起看書做功課，睡覺時間一到，得馬上關燈。雖然母親沒有接受過教育，但是她知道父親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儘管忙裡忙外不可開交。但是她一有機會就查問我們的學業。家裡沒有錢，但是如果我們需要文具和學費，母親總是想盡辦法去籌來。當時我們住在桃圓郊區，但上學卻在桃園國小，要走很遠的一段路。記得我入學那一年，學校不允許學生光著腳上學，母親便用省下的錢特意替我買了雙鞋，自從父親過世后我都沒有穿過新鞋，大部份時間都是光著腳，雖然當時家裡很缺錢，但是母親還是挪出家人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替我買了雙新鞋，我知道這雙鞋得之不易，不願意將它穿壞，因此我總是在上學事時光著腳丫提著鞋子走到學校，到了校門口才將鞋子穿上，下午一走出校門又馬上脫下來，提著鞋子光腳走回家。就這樣，別的同學每年都換一雙，而我這雙鞋卻伴隨我很長的日子。

有一天，一個美國大兵酒醉后在街上調戲我國婦女，路人群起追打後來他被追進了警察局，我當時正好值班，見門外成群怒氣沖沖的民眾，我知道如果不讓這位大兵留在警察局內很可能會鬧出人命。

在出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前，我曾多次到法庭替公設辯護律師作證，不過喬安娜是我走馬上任以來首宗重大凶殺案。我們根據物證化驗結果逮捕了羅納，羅納卻堅稱自己無辜，羅納的父母也向報紙記者說，警方並沒有令人信服的人證或物證來逮捕羅納。康州法庭以前也沒有單憑化驗結果起訴嫌犯的前例，因而大陪審團開始傳喚證人時，馬上引起報紙和社會的關注。

一年多的前線從軍生涯就這樣在緊張的節奏中過去了。一年以來，我目睹了不少戰友受傷或陣亡，我常常在想，人的生死是否是命中注定，匆匆來到這個世界上到底是為了什麼？有些人為了利，整天做錢的奴隸，有些人為了名，整天奔個不停，有些人為了權勢，絞盡腦汁，有些人有了錢，有了名，有了勢，但是仍不肯鬆手，為什麼人要這樣自私？正是許多人自私自利，而帶來諸多的社會問題。假如我們每個人都能知足，都能適可而止的話，也許人生會變得更好些。

現在，我雖然入了美國國籍，但是始終沒有忘記自己身上流著的血，總是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在許多國際性會議及於其他族裔人士共事時，我都處處謹慎，替我們中國人的形像著想，每遇到有人歧視中國人或貶低中國人時，我都義不容辭地反駁，為中國人據理力爭。

婚後，我們租了一個小房子，由於要辦案，我經常起早模黑，有時颱風來時，都要加班出勤。此外，當時有許多外國元首到台灣訪問，特勤任務也特別繁多，妙娟當時仍在大學念書，功課很緊，兩個人都很忙碌，但是我們這個小家庭卻過得很愉快，許多單身的朋友常常到我們家聚會吃飯，雖然是粗茶淡飯，但是這個家天天都充滿著笑聲。

在警read.99csw.com官學校讀書時，我就喜歡寫文章，投稿刊出后，還收到一大筆稿費。當時的生活很拮据，我一直想吃上一大串香蕉。第一次收到稿費時，我就到街上買了一大串香蕉，吃得痛快極了。隨後，我投稿上癮了，從散文到評論文章，我都有興趣，漸漸地，寫作從業餘愛好變成了副業，我用稿費買了雙皮鞋，幾套衣服，在金門前線時，我將自己體悟的人生哲理寫成散文，繼續投稿。

我拿出放大的兇刀照片，刀刃上隱約可以看到一些血跡。坐在一旁的檢察官查理士開始問道：「你能否告訴我們兇器上血痕的化驗結果？」

四處都是血跡，我一把抓住一個全身都是血的人，他臉上的肌肉綳得緊緊，用力咬著牙，我估計他正強忍著傷痛，二話不說就想把他抱起來，沒想到他一把將我的手搶過去往嘴裏一咬，鋒利的牙齒緊緊地咬著我的手碗，我尖叫一聲，趕來支援的警員趕緊跑過來幫忙，才將我的手從他的口中拔|出|來，鮮血淋漓，我來不及包紮。趕快和同伴們將這位痛不欲生的傷者抬離機身。

我將現場收集到的火柴照片疊在火柴盒照片上解釋說：「從這根火柴棒末端的紙張纖維，紋路及撕痕可以看出，它與火柴盒片上的第三根火柴棒斷頭原來是連在一起的，進一步的化驗還顯示出它們的紙質及酸度都是一樣，也就是說現場的火柴棒是從這個紙板火柴盒上撕下來的。」

當時警界高層警官都有軍方轉調，警校背景的學員雖然工作很出色，但是由於背景不同，升遷困難，前途十分有限。雖然政府有意改革整頓，但是我覺得有必要對自己的人生進行再次規劃。剛好妙娟大學畢業，我覺得應趁機攻讀博士學位，展開人生新頁。

父親在我們遷往上海后工作更加繁忙，不過他總會抽空教我們識字，他的管教非常嚴格，有時我念錯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學習時都不敢有半點馬虎，在他回家考我時，我都設法背得滾瓜爛熟。

查理士停頓片刻，接著問道：「從這些證據對比來看，羅納一定是殺害喬安娜的兇手，是不是？」

「血型相同的可能性如何？」

文章十分簡短，但卻將我帶到從大陸到台灣的成長歲月。我手握著這張報紙，腦海浮現出童年成長的漫長歲月……

話音剛落，我們就聽到上空「轟」地一聲，接著就是連續性的幾聲碰撞撕扯聲，前面十幾根幾十米高的高壓電線杆摩擦者耀眼的火花應聲倒下，我來不及躲避，在我前面的一根電線杆就朝我的方向壓過來，「轟」地一聲倒在離我幾米遠的地方，電線杆仍不斷閃出火花，接著我又聽到前面不遠的地方又傳來一聲巨響，聽起來好像是地球被撞上一樣，地上都有震動的感覺。我往前一看，一架飛機頭部朝下，尾部朝上地撞在幾間房子上，機身正毛出濃煙，房子全都給壓扁了。

我了解到這個學習環境得之不易，除學習校方安排的課程外，我對外語也十分有興趣，在校期間從不放過學習英語的機會，一有空就背書溫習。一年後，官校訂體格及紀律訓練有素，加上營養變好，使我比以往強壯，此外在應變能力上的訓練，使年紀剛到二十歲的我顯得相當成熟。而且成績名列前茅，家人不再為我擔心。

「紅色的東西是一種紅色的油漆。」

「兇器上的血型是B型，PGM酵素是2-1型。」

我向家人解釋道，政府已向外招生，就顯示政府銳意改革警政之決心，而自己也可以透過報考去參与警政廳改革。

「鞋帶上紅色的東西是什麼？」查理士問道。

又有一次，連隊的一個戰友發現房間里的錢包被偷了，戰友相互猜疑。有一名戰友向長官說，李昌鈺是警官，為何不讓他來查案，弄個水落石出。長官認為不妨試一試，我馬上將被害人的房間封鎖起來，然後仔細地將存放錢包的地方周圍的指紋取下。然後我請長官要求所有可能到過房間的士兵都按指紋留下紀錄。經過仔細地比對，果然發現有一名士兵的指紋相符。嫌疑起初抵賴死不承認，但是當我拿出指紋來對照，他不得不供認是他偷的，而且還供出他將偷來的錢包藏在地雷區中。為了證實其說法，我們來到了地雷區，小心翼翼地越過地雷才找到了這個錢包。自此之後，弟兄們都知道指紋鑒定的神奇。

有一天，我和另一名警員正沿著機場旁的街道巡邏，一架飛機從我們的頭頂高速飛過，飛機離地面很近，離附近房屋的屋頂只有十幾米，看上去差一點就要接觸到附近的高壓電線杆，我便向這位經常巡邏這一帶的同伴說道，這架飛機怎麼飛得這麼低，好像要碰到電線杆一樣，他答道，這是常見的事，這裏的飛機都是飛得這麼低的。

他上前向我挑戰，我在官校學的功夫馬上就派上用場，幾招就將這個高出我辦截的美國大兵制伏。我告訴他：「你可以侮辱我個人，但是如果你侮辱我的民族和國格，我絕對不會袖手旁觀。」

從金門回台北后，我並沒有放棄寫作投稿的副業。在工作之餘，我常常閱讀海外的報紙雜誌，接觸到不少新知。當時的薪資仍很低，家裡的收入十分有限，我抽空就將這些英文文章摘錄翻譯出來，然後向警光雜誌投稿，沒想到稿件經常獲選，每千字典稿費有十五元，在當時來說是相當豐厚的。結果我越寫越上癮，除科技新知識外，我還寫評論性文章。不過，由於經常接觸到外國的各種新知，我發現自己的知識仍遠遠不足，從而產生了到美國留學深造的念頭。母親立刻舉雙手贊成，並馬上寫信給在美國留學的三姐，請她幫我辦理申請手續。要到美國留學，就意味著要放棄自己逐漸愛上的警察工作。